马雨农 读《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有感

tuffy05

亲历者的责任
——读《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有感

十年文革，被称之为当代中国的一场“内乱”，一场“浩劫”。它是共和国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它所造成的灾难，实在难以估量。文革十年，极左思潮盛行，封建主义泛滥，国家法制废置，人性道德泯灭，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文化教育备受摧残，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历数往事，不堪回首，但又不能不回首！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然过去30多年了，它留下的后遗症时至今日仍有隐现，其对中国社会文化、道德精神的伤害，是几代人都难以弥补的。研究文革的历史，记取文革的教训，清除文革的影响，这是当代国人尤其是所有亲历者的历史责任，也是真正“彻底否定文革”、保证中国不再有文革式“折腾”的一件要事。
巴 金先生劫后复出，曾痛定思痛，多次提出：“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为此，他一再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全国人民正视这段历史，永远记取惨痛教 训，防止恶梦重来。可惜，他老人家的善意良言一直未受足够重视，回首文革依然还是敏感的话题，文革研究至今仍有不少禁忌。
“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当时无奈的表白，如今成了至理名言。文革的历史，毕竟还需由人民来书写，只能由人民来写。多年来，中国民间的文革研究活动一 直没有间断过：报刊上记述、研究文革历史的文章，时有所见；一些专著出版物每年也都有问世；更有一些有心人，倾注财力，办起了私人文革博物馆。就连与文革 历史相关的一些物品，也都成了众多收藏爱好者的热门藏品、研究课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效应。
在 此潮流中，曾经在文革“风口浪尖”上经历过狂风暴雨的清华人，又重现了活跃的身影。一些校友相继出版了个人回忆录和研究论著，这些亲历者的回忆，都弥足珍 贵。而由邱心伟、原蜀育两位校友历时多年收集素材、几经整合编辑出版的这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以下简称《大事日志》），更是一部难 得的资料汇编，填补了有关清华文革史籍的空白，为深入进行清华文革史乃至整个中国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和邱心伟虽不同系，却是同届，毕业分配在一个单位，曾共事过4 年多时间。为筹划出版本书，她曾与我联系过几次，可惜我因为还有不少事务缠身，没有能帮上她的忙。但我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曾建议她分步走， 先汇集资料，出个内部征求意见稿就行了。没想到她和原蜀育两人这么快就完成了这项庞大的工程，足见他们的能量之大，劲头之足，责任心之强！这中间究竟经历 了多少辛苦，旁人并不知道。但翻看她给我传来的稿样中标着五颜六色的各种引文，就可以想见，他们从一份份史料的收集、核对，到按日期摘录、组合，汇编成 书，再从第1稿到第12稿的反复补充和修改，实在做了极为艰巨而繁琐的工作。他们默默无闻，尽心尽责，为清华的校史建设增添了砖瓦。他们乐于奉献，甘做铺 路石，为广大读者了解、研究清华的文革史，提供了便利。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对于推动文革史料的收集，促进文革历史的研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二）
我们这代人，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在清华园这个特殊的“角斗场”，亲身经历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种种磨难，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如今年逾花甲，回首往事，这段经历，也算是一笔财富。确实应该有所作为，为反思这段历史尽到一份责任。记录历史，留存于世，可作镜鉴。它们不只是个人的命运际遇，也是十年文革这段重要历史的民间记忆，有助于丰富文革的历史细节。恩格斯说：“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取得更大进步，没有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来得更快。”有感于此，我们更珍视这本《大事日志》所体现的特殊价值以及它给人留下的宝贵启示。
《大事日志》收集了清华从1966年4月到1969年1月文革初期将近3年 时间的丰富史料，汇编了从批判“三家村”，到文革运动全面爆发，校党委垮台，工作组进校而又被撤走，红卫兵“横空出世”，两大派论战，直到“百日武斗”、 工宣队进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全程记录。在学校保留的档案资料，如今尚不开放的情况下，这本民间汇编的《大事日志》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工具书，能给读者了 解、研究清华文革史提供极为珍贵的帮助。
说其珍贵，最主要的是真实，是完完全全的“史料直录”。不像有些史书，史料经过转述、过滤，甚至刻意取舍，原本的事实已走了样。这里呈现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史料，录自当年各派文革组织编印的“小报”、“动态简报”等原始材料，有的还录自个人所写的各类文字材料，包括迫于形势在强权威迫下违心写下的材料。这些史料，留有当年特定的政治痕迹和语境，是构成清华文革历史不可或缺的事证。这样客观采集，不作修饰，按时间顺序编列出来，有助于多侧面较完整地还原清华文革历史的发展过程，真实地展示这段历史的原貌。稍感缺憾的是，编者没有分别标明每段引文的出处，以使读者可以分辩某个史料的具体来源，便于研究者进一步查找第一手史料。如能这样苛求，可能会更好。
<要 做到这样还原真实，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从书中看到，涉及一些人物的姓名、称谓，包括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等，编者大多原样保留了。这是今天出版这类书籍最为棘 手的问题，很多出版物出于种种顾虑，往往都是隐去其名。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一些历史事件看起来变得模糊不清，有损于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周恩来曾说：“ 只有忠于真实，才能忠于真理”。既然作为史料汇编出版，只要确保事实没有错误，如实披露，应是最佳的选择。本书的编者是这样做的。我由衷地钦佩编者敢于说 真话、讲真实、求真理的勇气，珍视这本书不同寻常的参考价值。文革结束已30多年了，现在大多亲历者也会以平常之心来看待当年的事情；相信读者有足够的智慧和辨别能力，能明辨是非，作出正确的判断。
清 华的文革历史，确有代表性，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堪称研究文革历史的典型样本。其典型性就在于，清华文革的重大事件，都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与中 央上层的斗争有着直接关联。毛泽东与刘少奇，所谓“两个司令部”的主要领袖，都直接插手了清华的运动，精心培育了他们的“试点”。《大事日志》虽然较少收 集这方面的材料，但仍能看到相关的脉络。刘少奇委派其夫人王光美直接指导了清华的文革工作组；毛泽东则直接支持了清华附中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激励和引导青年学生举起“革命造反”的旗帜，走上文革的历史舞台，同时又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的运动（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毛泽东身边中央警卫团和中央办公厅的迟群、谢静宜直接出任了清华党委的负责人）。对照其他文革史籍、专著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探寻到上下左右的联系，从文革大政治背景下清华的特殊视角，解析清华与中央高层台前幕后的源流互动，研判文革一些重大事件的由来始末、内外成因，加深感悟与思考。
回 首清华的文革历史，犹如乱世闹剧，痛感荒唐。特别是两派势不两立的持续争斗，直至百日武斗、血腥厮杀，十多人死于非命，真是一幕悲剧。如今反思，我们无需 再纠缠于我是你非的个人恩怨。对于大多数当时的清华学子来说，都是受运动的群众，虚耗了青春。热潮退后，随着一些内幕的披露不难发现，为发动文革而高举的 “反修防修”旗帜后面，并非全然都是路线、道路的理论之争，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天真的想象。当年时兴一切都“突出政治”，但那时候我们究竟懂得多少 政治？作为身处基层的普通亲历者，今天我们需要自我反省，总结各自的教训，但更需要的是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来反思这段历史，关注和深思相对宏观层面的问 题。
二十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为什么会有狂热的造神运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知的盲从？它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些当时看来理所当 然、绝对正确的事情，现在看来何以滑稽可笑？一些当时认为极端错误、批倒批臭的东西，今天何以又发现不乏真谛？这种人为“折腾”的教训，或许更是我们值得 深刻反思的。文革中被摧毁的清华标志性建筑二校门，文革后已恢复重建，这是比较容易的；而要真正吸取文革的教训，清除文革发生的土壤，就极不容易了。
1986 年8月，杨尚昆曾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之约，专门就张闻天与毛泽东的话题，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他说：“ 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下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 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 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 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 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总之主 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引文见《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张培森整理，《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第36页）
杨 尚昆说“‘文化大革命’留下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可能是实情，也可能是碍于他的身份不便于明说。但我相信他介绍的有关毛泽东的情况是真实的。这些史 料，对于理解文革发生发展的由来、反思文革的教训是很有助益的。杨尚昆文革前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文革前夕被贬，又被打成“彭罗 陆杨”反党集团的头子，文革后复出，后来曾荣任国家主席。像他这样身居核心高位的领导人尚且对文革还有“很多问题”“想不通”，可见研究文革历史是何等艰 难！
文革留下值得思考的问题，确实太多太多。考察这段历史，有研究不尽的课题。我有时在想，一 部《红楼梦》小说，引发建立了一门“红学”，多少年来，有那么多学者在持续不断地解读、研究；对十年文革这样一段影响国家进程的刻骨铭心的历史，难道不该 多一点回忆、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研究，乃至建立一门学科吗？发此奇想，并非乐于回顾，而是希望更好地前瞻，希望不再有文革式的“折腾”，诚如巴金先生所 言，真正“做未来的主人”。而要有此作为，首先急需的是抢救史料，这是最基础的重要工作。感谢《大事日志》的两位编者，以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又以他们自身的表率行为，激发起更多亲历者的共鸣与响应。希望能见到更多《大事日志》这样的书籍问世。

2009年4月5日于杭州
原载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3-7页，据清华校友网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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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友网上关于《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评论


高子正2009-04-13 20:50:09.0
  
欣闻邱心伟出书，记录清华大学文革史实。
我想说：祝贺！“老佛爷功德无量”啊！
不知道在校庆时候，能否买到？



程惟康2009-04-16 06:00:10.0

衷心祝贺邱心伟与原蜀育收集、编辑、整理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顺利出版！的确，他们是为母校、为社会作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马雨农、陈育延、唐伟三位校友的赠言，也情真意切，提供了很有用的史料价值。陈育延如今能将得所保存完好的日记、笔记、照片和信件奉献出来，相信当初叶志江兄的《救美》也功不可没。

年轻时曾听同学说起心伟“歌美、人美、心地美”，后又听她的同学、同事赞美她是位无私的女孩。对此，我都有所体会。去年十月在北京，心伟陪我去参观电影博物馆，晚上又一起参加游泳队聚会。那天，她向我详细介绍了正在编著着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多年来，她白天需要专注工作。为了完成这件大事，她几乎牺牲了所有的业余时间，也花费了许多自己并不富裕的积蓄。她的真诚、执着、毅力、细心与耐心让我对她更加钦佩与刮目相看。感谢二位的辛勤劳动，相信你们的汗水不会白流！尽管我们都知道这本书的回报是不能以商业价值来衡量的。

近年来，海外有宋永毅、王友琴等学者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2年出版于香港），据说文字近3000万，包括文革中不少领导人讲话、红卫兵运动起源、发展、没落及全国各地的重大事件。我没看过这些光盘，但估计它们不可能复盖清华文革的细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有机会看到心伟二位的书。尽管它仍可能无法涵盖全部历史，但相信清华学子读后都会更加认清阿忆、孟固、金汕、陈义风一些无聊之辈关于清华文革的胡言乱语，还历史一个真相。

顺便提一下，那部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Mini Series（共三部，全部演出近24小时）“North and South”，是改编于John Jakes的小说，原作就是三部。电影一、二部公演于1986年，约20小时。我也觉得很好看，当时全部都录下来了。第三部是几年后公演的，写的是战后重建，两位原男主角已不再，故事就逊色许多。很可惜，那位演南方男主人公的演员Patrick Swayze（曾任Dirty Dancing, Ghost等电影主角），不幸于08年初出诊断出胰脏癌四期。前些时在ABC Barbara Walters的节目中看到他，已瘦得人影全无，据说只剩105磅。也是物是人非，人生无常，不由感慨嘘吁。




孙毓星2009-04-16 15:25:02.0

祝贺《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出版！继去年校庆前出版孙维藩日记以来，短短一年中又一部重头资料书问世，效率之高令人惊叹。可以想象，邱心伟原蜀育他们为此付出了多少汗水和辛劳。谨向邱心伟原蜀育和所有为《日志》的出版出力出钱、出谋划策的朋友致敬！

几篇“校友赠言”也很有特色，从不同角度给“日志”以解读和补充。陈育延受到“感染”，“觉得自己确实有责任将回忆录写出来”，其中志江兄当年先保护文档资料后救美的“壮举”亦功不可没。我们希望早日见到陈育延的大作。相信随着更多赠言、感言和回忆的面世，清华文革的历史必将更清晰更完整地大白于天下，也将对文革研究做出有益的贡献。

唐伟兄的“赠言”别具一格，既有所补充，又给以分析简评，读来很受启发。像“革命接班人的标准中就没有说过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对了的人”，这句名言透着唐伟式的智慧，细细品味发人深省。对于文中提到的几件事情，我所了解的情况有些出入，特罗列于次（以文中先后为序），以就教于唐伟兄和知情者。

1，红卫兵“二司”的骨干（发起者之一）是北航红旗。

2，工作组“反蒯”抓的右派学生数，一说为800多人。相信学校会存有工作组档案，应有确切数字。

3，清华“恶性事件”还应包括1970年开始，延续一两年的“清查5.16运动”。当时校内有二、三千人受牵连，四人自杀身亡，校外亦有很多毕业生被“隔离审查”，有致伤致死者，但数目不详。

4，工作组时期到新斋看过蒯大富的是关锋和王力，没有戚本禹。

5，周恩来在甲所召见蒯似乎是66年7月30日和31日。

6，关于“完蛋歌”词，谢富治的话应不足为凭，我听说问过吴法宪，吴也说：不可能说这种话。

7，不知“四个伟大”是“蒯大富拟稿”(?)，如是，老蒯可“功莫大焉”。题词确实是为那个塑像写的，但中央文革表示，林***题词给一个群众组织不合适，遂在67年五一节公开发表。

8，关于7.28召见时毛最后说的话，当初确实没有听蒯传达过，以后大家都有同样质疑。去年元月我曾就此事专门问过韩爱晶，韩斩钉截铁地予以肯定。近日再翻阅《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2005年版），有这样的描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已走出大厅的毛主席又回来了，叮嘱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第314页）如此看来确有其事。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说这个话，老蒯为什么当时不传达，今天面对询问“仍作沉思状不置可否”，必定事出有因，今天的研究者、亲历者（包括当事人）均可见仁见智了。以上是我的记忆和了解，或有失实之处，请识者予以订正。

陆小宝在《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再次发出呼吁：我们自己的历史，需要我们这些亲历者鼓起勇气，去认真地直面。…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如实回忆、认真思考，求真，求实，不媚俗，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清华文革的历史是我们大家写的，在文革中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反思的形式、内容和结论也不可能相同，但是，凑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真实而清晰的历史画面。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





最后修改于：2009-04-17 07:50:05 by lin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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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楼 Re:关于《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评论
欣闻邱心伟与原蜀育收集、编辑、整理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大功告成顺利出版，可喜可贺。书未读到，无从置评。但无论书编写得怎么样，都是清华文革的第一本全方位的史料实录，邱心伟与原蜀育无愧为“功德无量”（子正兄语）。只盼早日得见大作，一睹为快。

不过，读过唐伟兄的赠言，有点不同意见。唐伟兄把工作组大抓“蒯派”与“智擒”王光美以及王光美的批斗大会同列于清华恶性事件，貌似公正，实属不妥。


王光美主导工作组在清华学生中大抓“蒯派”，上百人自由受限甚至受到拘禁，三人被迫自杀身亡，还有一些自杀伤残者。周总理宣布撤销工作组之后，王光美不但不公开检查道歉，反而高调亮相继续挑动学生互斗。因而引起清华学生批斗王光美的强烈要求，既不可得之于正路，学生施展计谋予以“智擒”，也属情有可原。况且王被学生限制自由仅仅十几小时，学生对王也还算客气，决不能与王光美主导的工作组织恶行相比拟。


当然，“智擒”不管怎么说也是变相的绑架，是非法的，但那是“无法无天”的岁月，自从“红八月”起，绑架就成了家常便饭。更何况即便在当今所谓依法治国的中国，当权者绑架民众（诸如上访者，维权者等）不还是时有发生吗？唐伟兄总不至于对此持有双重标准吧，官家绑架民众就非恶性，而当年的“智擒”就是恶性的。


至于王光美的批斗大会，文革中当权派鲜有不受批斗者，清华校系两级领导干部受批斗的多了，尽管规模不能与王光美的批斗大会相比，性质都是一样的。总不能因为王光美贵为主席夫人，挨批斗就成了恶性的，其他干部“贱”一等，挨斗就正常吧..


总之，清华与王光美的纠葛，是王光美主导工作组压迫学生在先，清华学生响应文革大潮批判王光美在后，这样的因果关系不可忽略。如果无视这一因果关系，而将二者视为对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导致否定当年共产党领导民众反抗压迫者的革命。


其实，刘少奇．王光美在清华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实在太不光彩，不能因为他们后来受了迫害就把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笔勾销。文革灾难，他们也有一份贡献。近些年来的一些回忆录披露的事实，更加证实了当年的“扒手”说（是“向日葵”最先提出的？）。王光美带领工作组来清华，不仅是来抓学生的右派，更是针对反对过刘少奇而且反对对了的蒋南翔而来的。


最后修改于：2009-05-06 00:27:18 by shen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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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楼 Re:关于《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评论
4月27日校友网友聚会时，一见到唐伟，我俩就不约而同地说起 “大事日志”和 他的感言——“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唐兄对我就几件史实提出问题深表赞许，他说：重要的是，要引起大家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关注，因为唯如此才能澄清事实，并引发进一步的思考。说着我们即呼唤老蒯过来，要澄清几件事情。
问题一：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是否你老蒯“拟稿”？
关于“四个伟大”的出笼，较详尽的论述见于阎长贵的文章“四个伟大”是谁提出来的。阎文说，（1966年）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就写出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显然这里并没有老蒯的功劳。然而，老蒯却毫不含糊地回答：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确实是我拟稿。他随即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67年春末，位于二校门的毛主席塑像即将落成，就想请林彪题词（应当是全国第一座——老蒯当之无愧）。一次中央首长接见时，老蒯向叶群讲了这个意思，叶群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蒯就写了一个条子转呈林彪，请林彪题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加上“横写竖写都可以”的话。然而，题词发表时却“抹杀”了老蒯的功劳。阎文说：这幅题词的手迹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称：“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塑像题词已堂而皇之地改变为“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同时老蒯能捞到的政治资本也大打折扣了。
问题二：7.28召见结束后，毛主席有没有重新回来关照：不要再整蒯大富？
聂元梓和韩爱晶的回忆录里都记录了这个情节。三四年前，当大家提出同样的质疑时，老蒯也斩钉截铁地给以肯定，然而这次却含混了。他说，那天我情绪激动，脑袋里一片空白。我跟毛主席握手告别，说：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毛主席还说：谢谢你。然后我又与其它首长握手，毛主席回来说了什么都记不清了。
我相信，老蒯确实“记不清了”，我们很多人对很多事也记不清了，需要大家来帮助大家，需要更多的原始资料帮我们找回记忆，这正是“日记”和“日志”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之一吧。

离线登录IP：222.129.52.86 发表于：2009-05-04 11: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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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楼 Re:关于《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评论
李自茂2009-05-05 20:25:55.0
本网上的不少人大概都拿到了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日志》了吧？期望在这里就那书的内容、写法开展一次讨论，毕竟我们皆是亲历者，不能不发点声音吧？好话应该说，但说多了就没味，我的意见是挑刺，纠错，补正。

tuffy05

叶志江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a59a990100elky.html


关于文革日记和大事日志的思考

一
邱心伟等人组织整理编写的“清华文革亲历”系列，已有两本书问世，一本是《孙维藩日记》，另一本是《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颠沛流离，大多数人手头的资料散失殆尽的情况下，书中提供的许多历史细节是弥足珍贵的。特别是藏有丰富的文革资料的清华档案馆依旧庭院深深，平民百姓无缘也无资格问津的今天，倘若想尽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历史责任”，写一点回忆或怀旧的文字，或做一点相关的研究探讨工作，这两本书对于核实日期或厘清模糊的记忆都是很有帮助的。
然而，无论有多少重量级人物为这两本书写了或长或短的“感言”和“有感”，感叹着“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和惊叹“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那都是借题发挥而已，不会改变书的实际价值。验明正身，这两本书仅可归入清华文革资料的范畴，不应成为文革史实的某种定论。
唐少杰希望他笔下的百日武斗可以让人“一叶知秋”， “清华文革亲历”的编者们也曾希望通过书中“原汁原味”的史料，读者可以“看了它，不用任何评说，就清楚结论了。”
但这都是美好的愿望。没有去伪存真的艰苦工作，没有挖掘、提炼能引起深层次思考的史料，没有理论的思辩和文学的概括，仅仅简单地直面一个或几个人眼中的“历史”，是不可能让社会大众真正理解文革的，众多的历史真相也依旧被掩盖在杂乱的枝蔓中。

二
用某人的日记来研究历史的事例，古今中外比比皆是。
蒋介石一生戎马倥偬，却六十年不改记日记的习惯。二○○四年，美国胡佛研究所公布蒋介石日记，历史学家趋之若鹜。从蒋氏工整的手迹中，有人看到了国民党丢失大陆时“最是仓皇辞庙日”的难堪，也有人关注着他对宋美龄超乎寻常的依恋。
据说拿破仑也有日记传世，这些大人物的举手投足、喜怒哀乐都映现出大变革时代的历史脉搏，他们的日记成为史料是理所当然的。
许多名人，特别是文人的日记也被出版社不惜工本地反复印刷着，如鲁迅日记，如吴宓日记，又如周作人日记。即使日记里有很多“访某某某，未遇”（鲁迅）或“晚餐，蒸二馒”（吴宓）这样的琐事，也和平常人的柴米油盐不能同日而语。这个中道理和卓别林的皮鞋被巨额保险是一样的。
陈水扁贵为台湾第一任“民选总统”，他在台北看守所闲来无事时，每天写一点日记，记录狱中琐事和郁闷的心情，将来出狱后拿出去发表，也一定可卖文度日，不必绞尽脑汁地去捞钱的。
小人物的日记如何？
拉贝和安妮这两个一老一小的外国人在写他们的日记时都只能算是平民，是小人物，他们是以一个平民的视角来观察上个世纪那场战争的。
可见小人物的日记也有可能成为史料。
然而，如果小人物的日记里只有“晚餐，蒸二馒”这样的琐事，又如果这样的日记不具备文学的美和可读性，除非自掏腰包，是不会有出版机会的。
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细致而真实，文字优美，且局限在“南京安全区”这样一个小范围，时间跨度也只有半年，因而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即使没有遇上中国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机会，拉贝的日记也有它文学和历史的价值。
安妮是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那个藏在书架背后的避难所里观察那场战争的，她没有也不可能对阿姆斯特丹城里纳粹的暴行作全景式的记录。引起人们震撼和共鸣的是一位犹太少女在纳粹暴行下的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是她在不幸生活中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安妮是一个有才华的少女，她的日记不仅真实而且有可读性。当她收听到荷兰流亡政府成员杰瑞特•波克斯征集荷兰人民目击报导的广播后，她将日记加以改写、润饰，删去她认为不够有趣的部分，并且靠回忆增加一些内容。出版前，她的父亲又从这些日记中选材，编成篇幅较短的版本。
“原汁原味”，但又不拘泥于原汁原味，这是“平民日记”能被读者接受的一条原则。切不可像那些名人一样，将“访某某某，未遇”或“晚餐，蒸二馒”这些无趣的东西放在日记里，即使那也是“原汁原味”的。
由此可见，小人物或曰“平民”的视角虽然是反映历史的一个重要角度，但绝不是每个平民的视角都是珍贵的。历史上用“平民”视角反映社会现实的事例大多是经过文学的概括和提炼的，他们也不奢求对历史作全景式的观察而是聚焦于自身的空间。

三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从体裁上看颇有点创新的味道。严格意义上的大事记应当是一种没有好恶色彩的平铺直叙，很少有原封不动地摘自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记载，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色彩或倾向。
将史料实录和大事日志混编在一起，大量地引用当年的大字报、动态报道、日记和交待材料，作为资料的提供是可以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表明该书提供了一部真实的历史，因为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如何选取和评定大事和史实，不可避免地会带上编选者的烙印和局限性。
除了一些校友指出的和事实不符的例子外，在我们观察文革历史的主线时，某些被编者选用的真实事例也并无太多的价值，称不上是“大事”。清华两派你死我活的斗争确是当年清华园里最大的事件。但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反思文革时，两派斗争的某些史实应该退居二线。像行政处某些人的“流氓”活动这一类牵涉两派相互攻击的事情，是大可不必花费太多笔墨的。
作为编者对“史料”选用的倾向性例子，不妨看一下该书对我的几篇大字报的处理。
我在文革期间写过几篇有影响的大字报，例如《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和《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前者无疑是毒草，但影响深远。万润南说当年他把这张大字报贩卖给北大的一个小女生时，吓得她再也不敢和万来往。虽然没有揭发他，但也断了一段可能的姻缘。黄肖路也对这张大字报念念不忘，四十年后还要我回忆大字报的内容，但我除了开头几句，早已抛之脑后了。炮打康生那张大字报虽非毒草，但“祸团殃民”，曾经连累过团派和许多人。
有趣的是，这两张大字报在《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中被一笔带过，仅留了一个标题。相反，编者发掘出了我和他人合写的两篇名不见经传的大字报，一篇关于干部问题，另一篇关于文攻武卫。编者不吝篇幅，大段引用了大字报的内容。
这两张大字报的观点和内容无疑是错误和荒谬的，它们同我们在文革中所犯的许多错误一样，是值得我个人反思的。但我相信，在铺天盖地的同类大字报中，它们不仅没有留在我和其他人的记忆中，在当时也没有对清华的文革进程产生过什么影响。
倘若我像余秋雨那样出了大名，又死不承认在文革中写过大批判的文章，那倒是极好的爆料。
让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下，编者在我名字前冠于“团总部”三字无非是像沈如槐先生一样，将我抬举为团派的“理论家”，借此说明在两派斗争中，我曾为团派贡献过如何荒谬的理论。
然而，这是真实的历史吗？
老团的“派头头”都还健在，能否回忆起这两张大字报是如何影响过他们的决策呢？
在厘清文革期间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消除“妖魔化”后果的同时，我们需要从更高更广的角度来记叙我们这一代学子的思考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