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年文革与十年文革的区别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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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年文革与十年文革的区别及其意义

作者: 在锈弦上弹奏
日期:  2005-11-25 21:14

1978年以来，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述和资料，对“文化大革命”的诠释，大都以1966年到1976年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对象，亦即按照1981年的《决议》定义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十年内乱”。明年将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四十周年，为认识历史真相，也为了纪念，就文革的一个基本问题——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综合整理了部分历史资料，供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参考。

一、“十年文革”提法的由来

这部分主要是《人民日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等资料库中搜索的相关内容。按照它们发生的时间摘录出来，可以看到所谓“十年文革”这个说法的渊源、演变过程及作用。

（一）将针对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几次不同性质的斗争全部包括在“文化大革命”的内容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表示要继续巩固和发展这个成果。

●1976年10月8日中央领导人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讲话（文库）（摘录）：

华国锋：……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主席讲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主席的原话是现在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问题，就是解决四人帮，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总帐。

李先念：我们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也好，都作了自我批评，不能赖帐，应该进一步根据主席思想，不断地把自己估价一下，有时不那么自知之明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必须肯定，打倒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后来又搞出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这次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又搞出来了。

华国锋：要讲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要解决正确对待的问题，不要因为四人帮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搞到一起，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是篡党夺权。

●1976年10月18日 中发［1976］16号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文库）：

中共中央号召，在这场关系到我党变不变修，国家变不变色的伟大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斗争中，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保护符合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的新生力量和社会主义大新生事物。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那些态度不端正的同志，要进行教育。

●1976年10月25日新华社《首都百万军民隆重集会庆祝伟大胜利》（人民日报）：

“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些表达亿万人民共同心声的激昂口号，如滚滚春雷，震天动地。

吴德同志说，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张红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十年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十年来，毛主席的教导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们红卫兵前进的航程，一直鼓舞着我们同修正主义斗，同资产阶级斗，同党内的走资派斗。

●1976.10.25《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欢呼我们党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时候，……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976年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文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党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1977年3月25日《红旗》杂志社大批判组：《捣乱、失败、灭亡的纪录——揭批姚文元利用〈红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人民日报）：

从党的十大到“四人帮”垮台的这段期间，我们党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说来，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同刘少奇、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1977年5月9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文库）：

我们有了二十八年中建设起来的物质基础。我们有了二十八年中取得的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最重要的是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全党的团结更加坚强了，全国人民的觉悟更加提高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振奋起来，可以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了。

（二）最早提及1966年以来的“十年”是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与方毅李昌的谈话（文库）：

●要抓科学技术，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也不行，外文也不懂，中学教师我冒叫一声：各校水平也不够。

（三）明确宣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历时十一年胜利结束，确立的标志是粉碎所谓“四人帮”。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确认“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是所谓粉碎“四人帮”；二是华国锋讲的是“历时十一年”，与叶剑英在1977年10月10日 讲的“十年”存在差异。

●1977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人民日报）：

华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7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伟大的里程碑——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胜利闭幕》（人民日报）：

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77年8月23日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

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1977年8月24日叶剑英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人民日报）：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标志着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要长期继续进行下去。象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以后也还要进行多次。

●1977年8月26日驻大寨联合报道组《学好十一大文件　贯彻十一大精神 　大庆人、大寨人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大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

他们在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77年9月17日乌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人民日报）：
整整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的上层建筑对于自己的基础，是基本适应，部分不适应，或某些环节不适应。不适应的应加以改革、改进，但整个说来不是什么“彻底改善”。

●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人民日报）：
粉碎了“四人帮”，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77年10月10日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文库）：

我们党走过了五十六年的漫长道路。五十六年来，我们党经过了十一次路线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胜利，也遭受过许多挫折。……华主席、党中央这一系列措施，是总结了我们党五十多年的根本性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们党这十年来的根本性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

●1978年2月27日新华社《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华国锋总理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

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激烈的反复较量，终于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这个伟大胜利，标志着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78年3月5日徐向前《鞠躬尽瘁 砥柱中流 ——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片断》（人民日报）：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了。想起胜利来之不易，我们更加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1978年8月12日新华社《中共中央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人民日报）：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四）在宪法中予以确认。

●1978年3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通过）》（人民日报）：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宪法序言）

●1978年3月8日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日报）：

中国革命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大转折。粉碎“四人帮”是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它标志着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评：这个时期，虽然对文化大革命是肯定的，但把所谓粉碎“四人帮”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显然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这正如那些持彻底否定论的人在又过了十年后的1988年为文革究竟是十年还是十一年的争论中说“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基本形态的消亡”（阎洪贵：《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时限》1988年）一样，即是说，那些人本来就是把所谓“四人帮”与某种政治形态视为一体的。因此，这个标志的提出，一方面基于当时人民大众对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广泛认同，为了标榜所谓粉碎“四人帮”的正确性而将这一行为说成是文革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将文革与1976年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划上了等号，客观上又为下一步的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时代作了准备。

（五）从1978年12月到1982年12月，邓小平们确立了：文革对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不是两条路线（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文革是十年内乱（浩劫），必须否定、清算；“四人帮”被称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华国锋不能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邓选）：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

●1978年12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人民日报）：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1979年2月1日黎澍《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人民日报）：

现在“四人帮”垮了。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许多是非功过都因已成陈迹而渐见分明。吴晗同志……的问题是个冤案，自应彻底平反，有些事实也还有说清楚的必要。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邓选）：

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所欠下的帐和留下的毒，各地的负担很重。

●1979年9月12日邓小平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要点《邓小平同志关于修改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九月十日稿的意见》（文库）：

林彪、“四人帮”横行了十多年， 把国内的政治局面搞乱了，把我们的社会风气搞坏了。

●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中，我们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所不可比拟的，而且显然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水平。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

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场持续十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终于以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而告结束。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对胡耀邦等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库）：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文库）：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造成了十年浩劫，其罪行之严重，危害之大，是难以估计的。这次只是审判他们的直接的、确凿的罪行。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对胡耀邦等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库）：

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

●1980年11月23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文库）：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搞了十多年，“左”倾路线的影响是很深的。

●1981年7月1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一致通过）（人民日报）：

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 决议把“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即：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这里顺便说个问题，在检索文件的过程中，发现网络版的《人民日报》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的这个《决议》里，凡提到“左倾”错误都是不带引号的，反而是右派分子、大跃进等带了引号。再查书籍发现，198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决议》单行本与《人民日报》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的《决议》是一样的，看来当时公布的《决议》里确实是左倾错误，而不是“左倾”错误，是“右派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但收入1982年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发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决议》，则已将所有原没有引号的左倾变更为了“左倾”，其余则保持原样。）

●1982年11月26日彭真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订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行宪法在许多方面已经同现实的情况和国家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有必要对它进行全面的修改。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寻找这条正确道路，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犯过许多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延续，是极严重的错误。我们犯错误，当然不是由于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而是由于没有正确地执行这些原则。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那完全是打着这些原则的旗号，根本背叛这些原则。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是四项基本原则的胜利。

■ 评：上面这些资料表明的“十年文革”说法的提出和演变的过程，也正如萧喜东在《“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一文中所讲：无论是“十一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都是“由于政治上操纵和斗争的结果”。然而，这种结果却并非真实的历史。有人说，几年文革并不重要，关键是文革的目的，文革的历史意义，以及什么人害怕文革、并诋毁文革！这话自然有它的道理，但文革究竟是几年却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文革究竟是一次大革命还是一个历史时期。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十年”文革的定义缺乏内在的基础（萧喜东语），从“十年文革”说法的来源看，不过是后来的人为着某种需要而编制，与否定文革进而否定毛泽东时代有着极大的关系。走资派们在毛主席逝世后将文革定义为“十年”是一个极大的陷阱，对此不可不查。


二、三年文革的历史依据

历史资料有叙述与文献之分，而文献高于叙述。历史从未由叙述构成，而只能是由文献和按文献对待的陈述所构成。收集文献，再现历史，则曾经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在新的生活光辉照耀下，重新开口说话。这里收集的还很不全面，尤其是各阶段文件、报刊报道、当事人叙述等。但仅只这些，也很能说明些问题了。

（一）文革发起者和指挥者的毛泽东主席的话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册摘选：

★毛主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1966年给江青的信）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原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2、毛泽东传摘选：

★（1967年）毛泽东在五月间同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发展过程，也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从下文看，毛泽东这里指的是‘大批判’阶段。那两篇文章都是批判刘少奇的。——引者注)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

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已经进入“正题”，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利在望，尽管现在依然是“天下大乱”，下一步该“达到天下大治”了。但他也发现事情的发展不完全如他设想的那样。他在这次谈话中说：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的两个“本来”：一个是“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一个是“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培养一些接班人。”结果，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如他本来所想像的那样，使他深感失望。现在，他认为运动应该进入以“大批判”为主的第四阶段，着重“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圆满成功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

★在浙江，……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7年11月5日。）

★（1968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

他在这次讲话中作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姚文元问道：“要准备什么?”他回答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8月19日。）

“是时候了”，毛泽东八月十九日说的这句话，短短四个字，却很值得注意。它流露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境，认为他期待很久的那个时候终于到了。

形势确实发展得很快。八月十日、十四日、二十日、二十八日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批准云南、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一件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各地工人代表和首都五十万军民共度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巴卢库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时，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巴卢库问：“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毛泽东回答：“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

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清理阶级队伍……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

★〔另据毛泽东1969年3月15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毛泽东1969年3月22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毛泽东1968年11月4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这些谈话进一步表明，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把落实政策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一部分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得到“解放”。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但毛泽东这些话仍是在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个前提下来讲的。这个时期内，他仍然在说：“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1月4日。）这时，林彪、江青等人和他们操纵的造反派组织仍有相当大的势力。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接受“再教育”，并被要求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却不涉及他们被打倒或受到批斗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偏差。

★四月一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他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又说：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日。）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召开了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他说：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1日。）

★（1973年）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二）各阶段文件、报刊报道等

1、1966年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2、林 彪1969年4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的报告，用很大篇幅来回顾“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传语）

●开篇：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结束语：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3、周恩来1973年8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开篇：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

关于九大路线

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

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

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涉及刘少奇、林彪部分：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林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也不可能挡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奔腾前进，反而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九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勃列日涅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结束语：
同志们！党的十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将有深远的影响。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全党一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不辜负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评：这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的报告中涉及刘少奇、林彪问题上的表述是不同的，解决刘少奇集团属文革的胜利，但粉碎林彪集团则被表述为“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同时，报告还专门就九大路线指出：“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4、1975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日报）

●二十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乘胜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

●1975年1月13日张春桥在四届人大上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修改宪法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五年。这次大会将要完成这项工作，公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法。这是一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的大事。

■ 评：宪法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记载相对稳定的阶级力量对比。五年的修宪过程实际上就是巩固文革成果的过程，正式修宪可以称之为对“过去完成时”的确认。

5、报刊宣传

●196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出：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群众，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宣告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垮台。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使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发生了和发生着深刻的革命变化，社会主义的先进事物不断涌现，革命群众的创造和智慧，如烂漫的山花，开遍了祖国的各个角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革命精神，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工农业生产热气腾腾，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不断发展，我们的党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更加巩固，更加生气勃勃，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威力更加强大。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出现新的飞跃。

●196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九大召开前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各条战线上深刻地发展。

●九大召开后，1969年6月9日的两报一刊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指出：

经过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空前统一，我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个大团结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七亿人民中空前普及的基础上形成的。

●1969年的两报一刊“七·一”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指出：

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我们党又领导了亿万群众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969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口号共29条，第3条就是：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国庆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指出：

今天，在党的“九大”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全国各族人民满怀革命的胜利豪情，热烈欢庆这个伟大的光辉节日，共同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
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在斗、批、改的工作中，必须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抓紧革命大批判，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各级领导同志，要认真学习和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总结和牢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处理两类矛盾的丰富经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串于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期。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时时刻刻都在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变换各种手法，继续散布毒素，腐蚀干部，同无产阶级争夺群众。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政治上遭到失败之后，还会从经济上挖社会主义墙脚。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抓好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智慧，推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

6、毛泽东传记载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7、《新华月报》1970年7月复刊以后每月的国内外大事记

1949年11月创刊的《新华月报》，自1950年12月由新成立的人民出版社主办。1966年7月，《新华月报》因“文革”爆发休刊。1969年，文革结束，《新华月报》由新华社接编，并于1970年5月试复刊，7月正式复刊。1978年4月交还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9年起分出“文献版”和“文摘版”；1981年起，“文摘版”定名为《新华文摘》单独出版，《新华月报》就成为目前的政治文献性、综合性的刊物。

复刊后的《新华月报》自1970年7月以来所记载的这些大事中，除在表述工农业生产等各条战线大好形势时使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表明原因外，并无涉及文革这种大民主运动的内容。这 种表述与我们常用的“解放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样，当然不是指事物始终处于一种“解放”或“成立”或“文化大革命”状态，而是指自那以来的发展情况。同时，这些记载还表明自文革结束至1976年，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各个方面的发展形势都是好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外关系在此基础上更是取得了辉煌成就。即使是1981年邓小平治下的统计年鉴中也不得不记载了这些巨大的成就。例如：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显示，1967—1976年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明显的。关于年平均增长率，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比较混乱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因此，作为一次大革命运动，发端于1966年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1969年已胜利结束并非假说。

附件：《新华月报》1970年8月至1974年每月大事记。

（三）当事人叙述

这部分中“一个中学红卫兵的自述”和“一个造反派勤务组长的自述”的主人公，他们无论是文革中、文革后，还是现在，都是与千百万普通人一样生活着的普通人，也唯其这种普通，才彰显出他们的代表性。

1、一个中学红卫兵的自述

1966年我刚上初中，14岁。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后，一开始，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红卫兵，当时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是官方组织的，被人称为思想兵，又称“麻子兵”）。当时，学校组织红卫兵上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我那时也是很想去的。当时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人都是出身比较好的，根正苗红。我则因为父亲是机关干部，被人怀疑有走资派嫌疑，只能参加红卫兵的外围，因此没机会到北京。后来，红卫兵发生分裂，学校有了造反派红卫兵，就是8·15，人数相对少一些，我就到那个组织去了。这时，全国大串联也开始了，我和几个同学约上也参加了大串联，只不过因年纪小，只走到了武汉转了几天就回来了。当时一方面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另一方面也有好奇和好玩的成分。学校给我们发了点钱，那时。只要是红卫兵串联，坐火车轮船都不要钱，到了武汉还有专门的接待，也花了不了什么钱。回来时还买了支武汉产的铅笔，还有点别的什么小玩意作纪念，表示我们串联过了。回来后不久，从8·15中又分裂出反到底，那时其实也不大懂，看了些大字报，听了些辩论，感觉反到底的更有道理一些，就成了个反到底的红卫兵。因年纪小，不会写大字报、刻钢板，主要做的就是积极散发传单，热情也是很高的。当时，反到底说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和工农结合，组织学生到工厂去。我们去了一车人到112厂，快到112厂时碰上了8·15派的，差点发生冲突，还是112厂的闻讯赶来把我们接去。在112厂住在一个大通铺的房间，年纪大的白天就参加工人的劳动，搞大批判。我和另一个年纪小的女生就被安排去清理档案。所谓清理档案就是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的档案调出来，查看他们涂改的地方，方法就是：发现有涂改的，就想办法辨认没涂改前到底填的什么内容。以前涂改技术也不是很高明，有的原来填写下笔较重的，从笔划的痕迹上就可以辨认，有些是用墨水或墨汁涂改过的，我们就对着阳光辨认，一般还都能辨认出来原来的内容。至于为什么拿这些出来，这些人又是什么人，后来的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毕竟那时我才14岁呵。到1967年，武斗逐渐开始并升级，学校里8·15派的占据了主楼，反到底的只是在靠近里边的一栋。经常会有些摩擦，有次8·15在建设公寓被反到底打死了好几个，也有我认识的，觉得有些害怕。开始，我还经常到学校门口去看动静，后来就不能进去了。学校的反到底组织撤出后，我也就回家了。1968年学校复课闹革命不久就开始动员上山下乡，我在1969年2月离开重庆到了彭水，开始了新的知青生活。文革对于我来说，就算是结束了。1971年招工进了煤矿，以后又调回了现破产的重庆特殊钢厂 ××分厂，80年代中期离开了这个厂。

2、一个造反派勤务组长的自述

我是一个城镇贫民。解放后，参加过当地修建机场，是镇工会联会骨干。后来招干到了税务部门。1957年，因为爱给领导提意见，领导将我转到粮站，当时正是反右整风的时期，规定我每天要写20张大字报，上面每天指定本单位积极分子看大字报，分辨大字报中有无所谓反党内容，如认为有，则要记下内容和写大字报的人名。我当时心里想到的是“特务来了”！完成每天20张大字报任务，一般也只写些地上脏了没人扫，扫把倒了无人扶，桌子龌龊了没人抹等等这种敷衍的大字报，写了很多。反右结束后，因缺税务干部，领导又通知我归队，我不同意，认为粮站比税务好，有粮食吃。但最终我犟不过，还是回了税务系统。

文革前，四清后期，我参加了工作队，主要是查供销社的帐。不久就到了文革初期，造反开始了。这个时候，工作队迫不得已要撤消。领导要求我们半夜三更撤退，主要怕被红卫兵挡住，因为工作队是执行资反路线的。我回到原单位，在那里，我看到了造反派8·15，感觉有些道理上不通，后来，造反派分化，我就参加了反到底。

有一次，我们在县里斗税务系统的走资派。张××副局长、李××局长站在台上，台下站了一排各税务所的所长，一个个嘴里衔根稻草，意思是“捞稻草”。我们分别问这些人（我也上台问了的），某某某是不是走资派，问道张××，他只说：我开初是错了，今后不再错了。他说的开初错了是指文革之初他带官方组织的红卫兵上北京的事。而问到李××，他对所有被问道的人都说是走资派，顺着造反派说。见他这个样子，我就上去拍了他几下，说他只晓得拍马屁，不老实。后来他官复原职后就说我打了他，当然当时也没能把我怎样，但到78年还是79年加工资时，我本来属该加的范围也没给我加，也算是他报复了我。

记得斗县委书记廖××时，造反派一喊打倒廖××，他就倒下地去，动都不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你们喊打倒我，我不倒下去啷个幺台呢。后来他官复原职后跑到县食品公司去找到经理何××，说：老子官复原职了割几斤肉来吃。何当然是要给他的。当时一般人吃肉还是要肉票的。我们当时听到也只作笑话。

我参加反到底后，群众把我选为本单位造反组织的头，当时称组长，组织名称是“红税工战斗队”，袖笼都是我写了去印的，每人发一个，与8·15势不两立。没多久就成了我们那个地区造反派的头。那个时候真是大字报满天飞，8·15写一张，我就写两三张，贴在它的周围，进行大字报围攻，看谁讲得有理，看谁的道理正确。高潮的时候，我们把油印机搬到大门口当街印，对过路人是印一张发一张。我刻蜡版，他们专门负责印。有时候，事情急了，要写大字报我稿子都不打，提起笔就写。黄××曾要我打个稿子写了再贴，说不要被人抓住我们的把柄。我说，不怕，打什么稿子哟。后来，两派又约定晚上都派出代表，都用200W的电灯泡照着，进行口头辩论，一边讲20分钟。我方是我主讲。辩论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当时大字报的内容和辩论的内容主要还是涉及政治、思想、路线、某件事的对与错等等，基本没有涉及个人攻击方面的。市里反到底在大田湾组织开大会，我们这个区的战斗队也步行几十里路进城游行。扛大旗，呼口号，干劲大得很，这样的情景有很多次。

我哥是市级机关的，支持反到底，写了很多文章揭露蓝亦农、白斌，他写的文章有些给了学生造反派头头，学生看到后很高兴，到处散发。后来有人就整他，以他写标语时弄坏了毛主席像为理由，把他关进当时设在市公安局的学习班，主要是说他炮打无产阶级的军队（时间大概是在1967年上半年）。我当时也得到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还记得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就刻钢板油印散发。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说军队支持8·15的路线是错误的。他这篇文章由机关反到底组织通过市里散发到了全市的反到底的组织。因目标直指蓝白二人，指向8·15，还在反到底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广播过，影响很大。

那个时候就这样整过去整过来，我们所里的领导与其他所有的领导一样，都已经靠边站了。我们单位因为全是反到底，后来被8·15抢了两次。其实，当时我们单位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两个老式收音机，没别的财产。因为对方有蓝亦农、白斌等54军的支持，抢我们的人也都是税务系统外的，还有农民。他们来抢的时候都拿着钢钎棍棒等。我们当时坚持要文斗不搞武斗，何况搞武斗我们也搞不赢，因为他们有军队支持，所以我们就逃往成都。我们几个人，记得有黄××、陈××、曾××等，步行到几十公里外的德感场，在那里又等了两天两夜才爬上火车赶到成都，住在兵团8·26安排的地方，十天发一次饭票。我们在成都住了半个多月，听说我在的地方闹得没那么凶了，就回来了。

文革闹得凶的时候，基本就没按部就班的做工作了，我们搞税务的只是把交款书（税款单）开给各个商店企业，由他们自己交到银行去。他们那时还是在营业，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

大约在1969年上半年，一些官员官复原职了。造反派中有个叫张××的，是个好人，工作也很负责，只是没多少文化。一次，在县局会议室开批判大会，他在发言时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始终要灭亡的，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永垂不朽。这个时候，已官复原职的陈××马上站起来说：张××你敢炮打最高司令部，是反革命。我一看不妙，赶忙上去维护说，张××是用词不当，他主观上是没问题的。因我是造反派的头，当时张××就没事了。但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陈××上报县里后，还是把他开除公职了，我们也没办法。1978年后又来给他落实政策，还是我去把他通知回来的。这几个人现都已去世了。

后来，慢慢文革进入尾声，组织学习了。1971年，我们就被通知进学习班，叫“批清”学习班，我们这个地区大约三百多人，规定了五不准，一不准写信，而不准会客，三不准交头接耳，四不准超越范围（驻地），五不准串联。我们进批清学习班后 ，没多久，8·15的人就陆续放了，我们这派就被一直关着写检讨，写了一卡（指张开手掌后拇指与食指间的距离）厚，一直到9·13林彪爆炸，才把我们全部放出来，然后把我们写的都退还了。还说我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算是平反了。在学习班里，还一再追问我们究竟有那些组织，有没有三老会、5·16等反动组织。因我是那个地区的头，我说我们只有个红税工，没有别的组织。负责那个批清学习班的萧××，就是恢复工作后的区委副书记，他对我说：你成分好，交代好了可以先出去。他的目的要我乱说别的人，因有的人成分不是很好。我没乱说，出去后大家都说我不错。在批清办学习班时，虽然说了不准会客，但我还是会见了我的妻弟，原因就在于他是8·15的，被同意来会见我，主要是要他来做我的工作。当时那些人给他做了工作，要他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想整另外二人。他来了后就对我说：四哥，你参加了什么组织一五一十交代清楚就行。我一听就认为他是特务，就对他说：我只参加了这一个造反，我们也只有这一个组织，没有别的组织。所以，不准会客也会了一个，如果我妻弟是反到底的我就见不到。结果我就被关到底了。

学习班结束后，我回了原单位。在退材料时，我质问已恢复职务的领导朱××说：你们这样做，究竟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你横竖是这样两面三刀的。他当时不开腔，过后则借机对我报复。后来，我干脆申请调回老家所在地，不在他那里干了。十大召开后，在新的区，另一个造反派王××组织了一个十大宣传队，和他一起的李××介绍说我在那边都闹得凶，让我去参加。我说：我不搞你那个灯了，不干了。文革对于我来说就算完了。以后我就只管正常工作了，直到退休。

3、周荣鑫1975年7月23日在教育部普教司的讲话：

●到底应该怎样估计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进步很大，有很大变化，但我们对这变化估计不足。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没有很好做到和工农相结合，文化革命中，大多数知识分子走和工农结合道路。应肯定一条，文化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有很大变化，特别是走和工农结合道路。小平同志和美国人也谈到这一点。我到大寨，看到一些教师、技术人员，在农村十年八年，思想感情变化很大。

（四）邓小平自述

●邓小平1968年给毛主席的检查的结束语：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著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1972年给毛主席的检查的结束语：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 评：邓小平1968与1972两次给毛主席的检查在结束语中是有区别的。邓在1968年的检查最后是“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邓在1972年的检查最后是“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从这两份检查最后（当然检查的内容里更多）可以看出，1968年检查的最后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在1972年反而没有热烈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按照邓某人的一贯做法，这只能说明文革在1972年前已经结束。

●邓小平1975年5月29日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第二，必须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在这里，有一点还要讲一讲，我们现在反对的资产阶级派性，与过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自然形成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性质是不同的，那是革命群众组织，因此要大联合。现在还在那里闹派性，实际上是闹资产阶级派性。

■　评：综合上面的资料，文革自1968年开始进入它的后期，1969年“九大”召开后，全面进入“斗、批、改”阶段，宣布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逐步结束。这也是当年的报刊大张旗鼓宣传，家喻户晓的。只是，经过这场大革命的洗礼，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方式也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以来”如何如何的表达方式正是这场大革命深刻影响的反映，而不是指运动还在进行中。

因此，1976年以前，不可能也没有把1969年以后的时期定义为文革时期。文化大革命作为具有自身特点的大民主运动，有“乱”的特点，也就如毛泽东主席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那么，这个时期最烈的为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1968年即开始趋向缓和，这是从整个社会层面讲的。当然，对某些特定的人而言，这个时间延续的长度是不同的，犹如1949年宣告革命胜利，不等于960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上全部都已阳光普照一样，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至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全国大多数人已处于相对平静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与文革相联系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比如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等等，与1966年开展的大革命运动不仅内容上有了不同，形式上也已完全不同了。1969年到1976年中，这些政治运动并没有使绝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不能正常进行。这个时期的运动形式与文革前的反右、四清，以及1976年以后诸多运动（也有称活动的），比如反对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先进性教育等等，形式上都差不多，都是有组织地、从上到下进行的，当然1976年前后各种运动的内容是有差异的。但是，这些形式差不多的、有组织地进行的运动（活动），与文革这种自下而上的、“前所未有的政治操作方式”相比，“无论是由上层激进派还是务实派发难，都不同程度地回复到了自上而下……的形式”（萧喜东：《“两个文革”或是一个文革？》）。

此外，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历史在那以后的发展必然带有它的许多印记。可以说，在1966——1976年的十年历史期间，包括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但并非整个十年都在搞文化大革命。一段历史与—次革命毕竟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不可混淆起来。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认定文革是错误的（其实文革的实践中本来确实也有错误），那么，是否就因此对自那以后到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整个时期党、国家、人民的历史都划入这个范畴，从而全部加以否定呢？这才是提出“十年文革”的要害所在。把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规则、它的实践结果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那个时期党和国家历史的发展与文革中存在的错误混同起来，使人们分不清哪些属于“文革”的内容，哪些不属于“文革”的历史内容，哪些是错误，哪些是成就，只能有利于走资派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毛泽东时代和社会主义，进而复辟（官僚的）资本主义。

因此，弄清楚文革究竟是几年，一方面是为澄清历史真相，同时也是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伎俩？）以及研究社会主义革命规律所必需的。萧喜东的文章说：“把文革作为整整十年一起否定，是出于当时的各种政策和策略考虑：在各种各样的翻案、平反和昭雪风潮中，‘十年浩劫’成为承担一切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和不公正的容量巨大的控诉对象。”其实，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1976年以来，舆论把三年文革拉长到十年来批判宣传，一方面有利于混淆视听（因为真实的文革中确实存在几分错误），便于否定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和由广大工农兵群众与领袖一起完成的实践，另一方面有利于抹杀文革运动结束后在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而否定整个毛泽东时代，否定自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阻止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进一步探索，为复辟资本主义寻找突破口。比如，1969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斗批改，尤其是改，怎样改的，体现在哪些方面（笔者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2年红旗杂志关于沈阳建筑机械厂的调查报告，另一篇是1975年题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学校斗批改的一项重要任务》的文章，与通常说的什么斗批改在林彪事件后不了了之有很大的不同）？革命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在1976年后，统统被一个“十年浩劫”封杀了。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1976年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结束，而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是中国自1949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断，是人民当家做主时代的结束！

三、简说历史的比较

面对历史的复杂性，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价要更加忠实于历史的可能性境遇。历史事实是客观的，然而人们的理解和解释是不同的。“以古为鉴，昭示未来”，这就是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于是，探索历史也就成为现实的一种写照。这里讲历史的比较，主要取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即：文革既然是一场大革命，按照客观的历史规律，每次大革命后自有它相对平和发展的阶段，它们必定都有着一些相同的特征。本文仅就毛主席所说的两件大事提供一个不是很成熟的比较思路，也许有助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准确把握1966年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结束的。

（一）革命胜利时期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实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所以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革命）的斗争。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取得初步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在逐步巩固中。

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它主要是以大民主的方式清除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而执政的共产党里的走资派，人民同时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走出了与1949年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一步。毛主席说一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意义应在此。1969年九大召开，是在大民主的基础上基本完成了清除（也可以说暴露了）走资派的任务，它的标志是向走资派夺权，大联合、斗批改等等，所以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因走资派的破坏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斗争水平而使运动本身存在错误，但总体上实现了大革命预设的目标。

（二）巩固恢复时期

1950年到1956年，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没收官僚资本并把它们改造成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经工作，稳定物价，完成新区土改，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等，还和美国佬打了一仗，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69年九大召开后，各项工作开始进入正轨，即如《毛泽东传》中所写：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斗批改、整党建党等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混乱时期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在革命时期较大下滑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这样高的增长此时含有恢复的性质。一九七五年修宪。

（三）建设时期

1956年到1966年，这一期间，有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等等，但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们逐步摆脱了苏联的建设模式，开展了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工农业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69年到1976年间，发生了林彪事件，开展了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等运动，同时，在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等号召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都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重要的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官僚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克服，人民对修正主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个时期，文化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作用是值得研究的。既然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阶段，这个时期自然有它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逐步解决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它的人民面临的重要课题。

（四）复辟时期

如果复辟是在人民革命已有的强大政治、经济基础上进行，倒退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也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的。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论述，这里仅提一点，即：还可以从几个不同时期的宪法变化比较出一个结果。因为在近现代，宪法总是现实社会阶级力量变化的记载，法律的本质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不是别的。从54宪法，到75宪法，又经78宪法到82宪法（包括1982年以来的历次修正案），基本上完整地记载了共和国56年的历史发展和各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

如果我们把视野伸向历史纵深，还可以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再到“光荣革命”的成功，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波旁王朝的复辟直至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成功与失败中，我们会看到，复辟的例子随处可见，革命也在不断发生，它们既因历史阶段的不同而有不同，也因革命或反革命的性质相同而有着相同的特点。仔细分析革命与反革命的这些相同的和不相同的特点，有助于准确认识历史规律及发展趋势，建立起对未来的信心，从而解决“怎么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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