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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缨  暴力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是天然合理的(驳斥所谓“不正常死亡几千万”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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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 12:02: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0.11.21



本文讲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公开宣告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创的暴力社会主义,而不是今天中国共产党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民主派宣称的民主社会主义。

一、民主派攻击暴力社会主义的重磅炸弹

众所周知,在国内外民主派攻击暴力社会主义的重磅炸弹是:控诉斯大林、毛泽东领导的暴力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冤屈死亡和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几千万!由此出发,民主派认定马克思主义的暴力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不存在历史的合理性,因此理应评判它们为人类历史之浩劫,从而列入人类社会的最大教训载入人类社会的史册。
关于民主派上述控诉暴力社会主义上述所谓造成不正常死亡几千万的罪名,左派的反驳办法是不承认民主派有关控诉事实的正确性和科学性,甚至断言民主派是在伪造或者唯意志地雕刻历史,或者干脆回避这个煽动性极强和人命关天的血淋淋的议题。
我们反驳民主派对暴力社会主义的上述控诉的办法,是民主派和左派都始料不及的办法,而且让是让民主派根本不可能再有反驳余地的办法。

二、关于评判“死人事件”的标准问题

一提到死了几千万人,再加上前一阶段人们无原则地宣传西方民主思想所谓超历史、超阶级的以人为本的人性原则,使得这个问题似乎成为评判暴力社会主义过程中是可以压倒一切的问题了。实际上,有关的历史评判大有值得推敲之处,因为在此存在一个如何把握评判“死人事件”的历史标准问题。
例如,在和平年代,一个公民没有通过法律容许杀了一个人,原则上他应该判死刑;但是在战争年代,一个国民党军人,即便曾经杀了无数个解放军,一旦他成为俘虏,他根本不可能有死罪。同样道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保守派群众在武斗中打死一个左派群众,就可能保不住自己这一条命;相反蒯大富下命令开枪打死打伤众多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员,毛泽东主席讲,这不能怪蒯大富,而应该怪他老人家自己没有就派遣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清华大学一事,提前向红卫兵领袖蒯大富打招呼。
由此可见,在评判历史事件的时候,关于“死人事件”存在一个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评判标准问题。而这个标准,不决定于评判历史的人们的立场和情感,而决定于有关的“死人事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作用到底是什么。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讲清楚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过程。

三、人类历史是有序发展的试错历史

经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按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整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原始氏族社会所在的时代。这是石器和陶器为生产工具的时代;也是一个不存在阶级或不分阶级的时代;从社会的基础性的经济制度而言,原始氏族社会所在的时代,是没有私人财产的无产制时代。
第二个时代,是财产私有的时代,这是一个阶级与阶级之间相互搏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按照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又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青铜器生产工具为标志的奴隶社会阶段,其经济制度是奴隶私有制,其主导阶级的奴隶主阶级;第二个阶段,是以铁器生产工具为标志的封建社会阶段,其经济制度是土地私有制,其主导阶级是地主阶级;第三个阶段,是以电力和动力机械为生产力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其经济制度是商品私有制,其主导阶级是资本家阶级。
第三个时代,是现代福利社会时代,这个时代实际上在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成功构建福利社会之后已经开始了。这个时代的生产力标志是核动力和互联网,这个时代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相互制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典型的经济制度是社会剩余价值共有的共产制,其主导阶级是主要依靠知识和处理信息服务于社会的知识阶级(注:关于美国罗斯福新政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成功构建的福利社会的知识阶级属性和共产制经济制度,请参阅我的有关理论著作:《和谐世界理论》,《国家兴亡之道》,《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等)。
综合上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时代的变化过程,不难发现,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实际上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而与时俱进或有序发展的试错历史。
关于“试错”,是我从科学哲学领域里引进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概念。“试错”的意思,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原则上必然是不断探索和不断创新的有序发展过程,其本质可以用“试错”两个字来描述:
第一,人类“试错”实践的开始必然会犯探索性错误的实践,因此对于人类社会而言,错误是正确的必然的先导。例如,一个孩子要学会走路,必须首先学会如何摔跤,因此世界上没有一个孩子不是通过摔跤学会走路的。
第二,即便通过人类通过“试错”实践,排除了种种可能的错误,找到了正确的东西,这种正确的东西的正确性也必然是暂时的,或者说正确的东西从长远的意义上讲,必然也的错误的。例如,在物理学领域,人们过去通过“试错”发现牛顿理论是正确的,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通过新的“试错”实践又发现牛顿理论是错误的,因此用新发现的正确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替代牛顿理论,到了现代,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正确性现在又开始被更新的“试错”实践挑战了,因为相对论的大前题——光速不变原理实际上只是一种假设,比如一束光线打在钢板上被钢板吸收,你能说在此过程中这束光线的运动速度没有变化吗?只不过现在人类的科技水平还无法把握这一束光线打在钢板上被钢板吸收过程中其速度变化的具体形态而已。由此可见,由于世界上所有的真理迟早都会过时而转化为错误,因此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是用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新的错误,替代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旧的错误的“试错”历史,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是试错历史。
所以,按照上述展示的“试错”的概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尺度上讲:人类社会的财产私有时代,是对人类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的试错,其中封建社会是对奴隶社会的试错;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封建社会的试错;现代福利社会时代,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试错,而且也是对人类社会的整个财产私有时代的试错。按照上述道理,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暴力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失败的试错,而美国罗斯福新政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成功构建的福利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的成功的试错。

四、暴力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
与资本主义一样是天然合理性的

在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成功构建福利社会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现和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存在西方民主思想夸耀的天然的合理性,而且存在其不可克服的天然的劣根性;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万恶之源。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开创了试图依托暴力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伟大历史试错。
由此可见,如果资本主义如同西方民主思想鼓吹的那样,只存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以人为本的人性等的天然的合理性,当然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暴力社会主义,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暴力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实际上资本主义必然是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劣根性的对立统一体,其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等天然的弊病,所以也就必然生产试图消灭资本主义上述劣根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暴力社会主义,从而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暴力社会主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其中,中国的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和暴力社会主义,当然在现代中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则是马克思主义和暴力社会主义试图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影响的试错创新,更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的合理性。
总而言之,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暴力社会主义,作为遏制资本主义天然的劣根性的对立面,与资本主义一样,也是天然合理的。换言之,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暴力社会主义,是试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劣根性,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历史的试错。

五、暴力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
失败的原因

经过研究发现,暴力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说明:
【1】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天生地养的一对,同时市场经济私有制是人类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的产物,因此资产阶级和市场经济私有制是不可能人为地消灭的,相反它们的影响通过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领域,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地存在,包括在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成员的大脑里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和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影响。所以,暴力社会主义,尤其是将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的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到底的文化大革命,最终必然成为社会内部自相残杀的绞肉机,从而不断地扩大社会的打击面,不断地绞杀社会的有生力量,从而严重地破坏社会的生产力。这就是暴力社会主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内在原因。
【2】由于暴力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暴露和遏制资本主义天然的劣根性,因此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暴力社会主义必然与资本主义同在,这就好比无产阶级必然与资产阶级必然同在一样。然而,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暴力社会主义原则上已经在人类历史上戛然而止,那么为什么西方民主思想指导下的资本主义仍然健在呢?经过研究我发现,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骨干力量,实际上在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成功构建福利社会时,已经开始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后来在二次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推广了罗斯福新政和瑞典社会民主党创生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因此世界资本主义的主体力量实际上早已经在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剩下的不发达国家中的资本主义,也已经非正统的资本主义,而是或多或少正在接受各自的“国家控制”和福利社会化的“后资本主义”。所以,历史证明,事实上暴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天然的一对,确实是同归于尽和同时退出历史舞台的。正因为如此,过去的两极冷战,实际上已经不是暴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极冷战,而是暴力社会主义与已经基本上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西方福利社会的两极冷战。这也就是暴力社会主义最后不放一枪一炮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外在环境方面的根本原因。
【3】为什么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创生的福利社会,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呢?因为,罗斯福新政为了克服美国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际上依托“国家控制”的权威,控制了资本主义神经中枢金融业,控制了市场经济的投资方向,控制了市场经济剩余价值的最终分配,构建了社会福利制度……,从而事实上将资产阶级对美国社会经济的领导权,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实际上控制国家机器的知识阶级手中。正因为如此,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不是美国社会的主导阶级,而是美国社会不自觉的“打工仔”。
【4】为什么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们现在仍然以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为,美国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传统的经济制度产生过程一样,本质上是人类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过程。“社会顿悟”过程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不知鬼不觉地更新社会基本的经济制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包括美国人在内全世界的人类,过去都以为罗斯福新政只是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循环和升级的政策措施而已,而没有发觉美国社会通过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实际上已经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演变为知识阶级主导的现代福利社会。
【5】为什么罗斯福新政实际上已经导致美国社会和平演变的历史事实,直到我1997年通过顿悟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才被人类所发现呢?其中的原因也直接涉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合理性问题。由于罗斯福新政更新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类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过程,因此它实际上完全决定于人类社会整体与自然大环境的相互作用,即决定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人类作为社会零散的成员,是无法直接体会和把握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全局性的变化的,社会零散的成员只能通过自己切身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才能体会和把握社会生产力的全局性的变化,所以在罗斯福新政更新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以后,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必然按照其自在的惯性继续发展下去,直到通过文化大革命将马克思主义和暴力社会主义自己的劣根性也充分暴露出来为止,即直到资本主义和暴力社会主义双方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劣根性都暴露无遗的时候,有关的阶级斗争信息必然会全部集中到某些知识分子头脑里面去,从而经过有关知识分子的苦苦的研究与综合,最后按照黑格尔发现的否定之否定的思维规律,突然顿悟和发现罗斯福新政更新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实质。在此,所谓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是指既要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劣根性,又要否定暴力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劣根性,其结果是产生既非资本主义、又非暴力社会主义的现代福利社会的历史合理性思维结果。由此可见,正因为西方知识分子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试错经历,因此一般地说,他们原则上是不可能率先顿悟“统一论哲学思想”,从而率先成功破解罗斯福新政更新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实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关于这一点,我相信历史将会越来越明确地展示出来。

六、驳斥民主派攻击暴力社会主义
“不正常死亡几千万”之罪名

最后,让我们回过头来驳斥民主派攻击暴力社会主义的“不正常死亡几千万”的重磅炸弹。
实际上民主派攻击暴力社会主义的上述重磅炸弹,是我们清华大学学子发明创造的,其首创者是清华文革中唐伟所在战斗组的丁正明同学,其集大成者是文革中我所在的 “云水怒” 战斗组的杨继绳同学。因此,左派断言他们的有关著作是伪造历史或者唯意志地雕刻历史的著作,我是不能认同的。因为,据我所知,在清华大学像罗征启、万润南那样伪造历史或者唯意志地雕刻历史的人实际上是很少的。至于在文革中我熟悉的丁正明和杨继绳同学的有关著作,是否是真实的历史著作,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真实的历史著作只能是神的著作,而不是人的著作。正因为如此,即便我自己评判自己的文革著作时,也永远不敢说自己的文革著作是真实的文革著作或者实事求是的文革著作,因为我的文革著作中描述的文革,只能是依托我的世界观雕刻的我心中的文革。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原则上相信丁正明和杨继绳两位的有关著作中描述的关于暴力社会主义导致“不正常死亡几千万”的事实,决非空穴来风,而是合理的或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并不在乎承认暴力社会主义导致“不正常死亡几千万”的事实,相反我只是请求丁正明和杨继绳两位按照他们有关著作中的逻辑和方法,再撰写一批著作,全面统计一下资本主义作为否定封建主义的历史试错,在其占领整个人类世界的过程中所造成的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其中包括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侵略欧洲、英国创造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次民族革命战争……等等过程中造成的不正常死亡的人数。我相信这样一来,丁正明和杨继绳两位肯定能够为我制造出一大批核武器来。到那时候,如果民主派还胆敢用“不正常死亡几千万”的重磅炸弹攻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开创和领导的暴力社会主义的话,我就用丁正明和杨继绳两位为我制造的上述核武器对付他们,从而逼迫他们像当年日本鬼子那样,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乖乖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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