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册子《刘格平政委同刘邓黑司令部的斗争》

tuffy05

转自  文革研究网



最新最高指示

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刘格平政委同刘邓黑司令部的斗争

目录

最高指示
中央首长谈刘格平同志
英勇奋战的刘格平同志——刘格平同志革命斗争史简述
揭穿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黑幕
触目惊心的政治迫害案一十几年来刘邓黑司令部迫害刘格平同志的部分史实
刘格平同志对北平反省院的回忆（片断）
刘格平同志谈韩培义
——京西宾馆访刘格平同志谈话纪要
一访韩培义同志
和刘格平同志共同战斗的日子里
刘格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北航红旗播火兵团等革命组织关于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的评论
附：刘格平同志解放前斗争筒历

山西东风红色造反兵团
太原市饮食公司1.19无产阶级革命派
山西东风兵团太饮分团

1967年9月


　　（资料选辑，注意保存）

　　山西东风红色造反兵团、太原市饮食公司1.19无产阶级革命派、山西东风兵团太饮分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太饮1.19分团、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新总部13军团太饮分团。山西农民红卫兵总司令部、山西东风红卫兵团、东风红色造反兵团太郊分团、东风红色造反兵团江阳分团、东风红色造反兵团太棉分团、东风红色造反兵团红村分团、东风制鞋一厂永红战斗队、东风太原无线电一厂红总部、东风红色造反兵团棉二社红色纵队、圪帛厂红色尖刀战斗队、丝织社红卫兵；杏花岭红色造反纵队、美术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制鞋三厂山鹰战斗队、牌照社燎原战斗队、省粮校8 .18战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刀剪营、省林校7．19战团、东风太原井冈山纵队、太郊水工红卫野战纵队、东风财院怒吼战斗队、东风十一中学红旗战斗队、东凤菜站红色造反战斗队、兵团太饮一、一九战团、兵团红色摄影纵队、太饮红旗战斗兵团、太饮东方红战斗兵团、东风南城区红卫军兵团、东风财贸兵团。

(联系电话：3882、4011)

1967年9月联合编印


最高指示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中央首长谈刘格平同志

周总理：我同意关锋、康老和中央文革几个同志的讲话，还是刘格平同志的水平高。

　　周总理：在许多地方我们已经发现这样的现象，譬如，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革命领导干部是很能领导的，象山西的刘格平同志，山东的王效禹同志……，但是居然有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他们，这是绝对不许可的。

　　（摘自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对广州市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康生：你（指张日清）反对的是好人：陈永贵、刘格平；你联合的是坏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王承琚。

　　康生：刘格平有两点好处：第一、抵制了刘少奇叛党变节；第二、刘格平在华东是不满饶漱石的。

　　康生：你们（指张日清、刘贯一）把刘格平的好处说成缺点了，不能象你们这样胡说八道。

　　王力：刘贯一还要估计一下，刘格平马列主义水平现在是比较高的。

　　王力：刘格平同志是一个很老的同志，好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二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了。

　　过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是坚定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尤其是坚定的。在一九三四年他和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徐子荣、杨献珍……同在北平坐牢。在三六年刘少奇假借党中央决定搞一个“履行出狱手续”（即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十二人的反共宣言），当时刘格平同志不接受，这样他就多坐了八年牢，一直到四四年才出来。这一点我们一直是很尊重他的。他对共产党是忠贞的。抗日战争后，解放战争初期，我在山东认识了刘格平同志，那时候他的劲头很大，反对金桥春。

　　后来他到渤海区和我一块工作，由于刘格平同志的阶级观点明确，所以一到渤海就发现了这个区的问题，面对那些问题他顽强地斗争着。这一段的工作我个人认为是很好的。刘格平同志拥护毛主席，深入群众，阶级观点明确。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在北京偶尔地碰到了他，我们认为他谈到山西情况是正确的，他反映卫恒、王谦、王大任……的问题是真实的。我们认为刘格平同志长期受压制能把山西问题看到这种地步，很不简单。

　　（摘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王力、关锋同志接见山西在京部份代表的讲话。）

　　关锋：格平同志旗帜鲜明，好的很。他没告状，告也是对的。格平同志那里艰苦到那里去，到晋中去和同志们生活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死在一起，要有这个气魄。

　　（摘自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接见山西军区、驻晋部队负责同志时的讲话。）

　　关锋：刘格平、袁振、陈永贵、还有几位同志，他们坚决支持“四·一四”，支持炮轰刘、陈、刘，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杨成武：这还不是要反对刘格平，实际上是反中央文革，反主席，反中央。刘格平是中央支持的，是北京军区为首的。

　　（摘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接见山西红总司代表的讲话）

　　吴法宪：格平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张日清有错误，空军站在刘格平方面。

　　吴法宪：我们坚决支持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刘格平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再次证明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解放军要尊重、拥护、支持刘格平同志。刘格平同志是军区政委，要服从他的领导。解放军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和刘格平一边，坚决执行刘格平同志的指示，同山西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把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除注明者之外，其它均摘自六七年四、七月中央文革两次主持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记录。转自《东风特刊》）


　　最高指示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英勇奋战的刘格平同志——刘格平同志革命斗争史简述

　　刘格平同志，现在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军区政委兼山西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委员。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为革命英勇奋战，紧跟毛主席，百折不回，真可谓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革命英雄。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干部。

　　一、闹革命不幸身陷囹图，为共产誓把牢底坐穿

　　刘格平同志，早在我党成立的第二年就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他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怀着革命大志，活学活用马列主义著作，不畏艰险，投身于革命的熔炉，不久便加入了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对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更加刻苦钴研，对革命工作更加努力，他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迎接着狂风暴雨，为把蒋家王朝彻底推翻而不懈的苦战着。

1934年，全国的革命形势正汹涌澎湃的向前发展着。全国各地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纷纷举行起义，武装暴动此起彼伏。蒋介石惊慌万状，疯狂的镇压革命运动，对革命者大肆捕杀。刘格平同志就在这一年的一次暴动中不幸被捕，身陷囹圄。格平同志被捕之后，蒋匪感到“案情”十分重大，先后转移了好几个监狱。34年6—7月份他还被关在张学良那里，在被判为无期徒刑之后，35年就急忙转到了陆军监狱，36年1月又被送到北平军人反省院，企图迫使刘格平同志背叛革命。在反省院期间，敌人为了使刘格平同志“反省”，采取了种种可耻手段。他们首先把他单独监禁起来，不断严刑逼供，幻想得点儿什么，结果得到的只是刘格平同志严正痛斥和厉声责骂。硬的不行，敌人便采用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等软办法来企图屈服我们的革命英雄。结果得到的还是痛骂。刘格平同志和敌人在监狱中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为了更好的组织领导狱中斗争，我们强大的共产党组织已深入牢监。当时北平反省院分为南、北两监，北监支部书记是刘格平同志，南监支部书记就是薄一波这个老贼。

36年秋，刘少奇这个老混旦，为了迎合蒋匪的需要，竟然下达黑指示，令狱中所有的人全部自首变节，还美其名曰“为了更好的为党工作”。薄一波、安子文之流接到黑指示后，正中下怀，立即照办，一个个都投降了敌人，作了不齿于人类的可耻叛徒。当时刘格平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的抵制了这一黑指示。这一下可激怒了这群疯狗，他们立即对刘格平同志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一方面他们用中央的名义和组织纪律来压刘格平同志；一方面配合反省院的敌人来瓦解北监的党组织，以逼迫刘格平同志投降。面对这股妖风，刘格平同志牢记毛主席教导，不怕牺牲，坚决和蒋匪、刘贼、薄、安之流作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当那些叛徒们一个个的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将出去之后，我们的刘格平同志则被转移到了第一监狱。

　　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刘格平同志，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誓把这牢底坐穿。

　　直到1944年，刘格平同志才在党的坚决斗争和营救下，获得了自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来，和日寇、蒋顽以及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刘少奇、饶漱石之流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二、刮妖风叛徒逞凶狂，顶恶浪格平受迫害1960年，刘少奇之流为了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华反共高潮。一次又一次的向党和毛主席展开了猖狂进攻。他们为了掩盖其叛徒咀脸和窃取我国一切大权之目的，对在宁夏工作的刘格平同志下了毒手。他们耍阴谋，造谣言，围攻斗争，恨不能把刘格平同志置之死地而后快。

　　早在1958年，薄一波、安子文、李维汉、汪锋之流，就在其黑干爸刘、邓的授意下开始了对刘格平同志的陷害。当这群混旦得知刘格平同志在民族统战工作上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原则分歧之后，就企图召开一次什么“伊斯兰教问题的座谈会”，以期在会上引起争论，好借故给刘格平同志加上反党、反中央的罪名把他打下去。结果被刘格平同志识破了，拒绝出席会议。其阴谋才未得逞。然而这群混蛋贼心不死，又多次设计陷害格平同志。均被格卒同志识破，阴谋始终未遂。

1959年，正值我国十年大庆之时，薄、安、李、汪之流，认为时机已到再次设计陷害格平同志。他们说什么，今年是十年大庆，国家民族干部少（刘格平同志是回民），是否制作民族服装呀！刘格平同志一时未识破奸计，同意了这条意见，结果马上遭到了一场灾祸。这伙魔鬼在刘、邓的指示下，对刘格平同志展开了残酷的政治迫害。

　　薄、安、李、汪之流在北京，从小会到中会，对刘格平同志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他们一方面假惶惺的说什么：“格平同志有没有民族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同党的关系怎样？总想谈一下，帮一下，对党对格平都有益处。”什么：“我们是难友，一块坐过狱。十多年来在工作上没有直接联系，但也碰到一些问题。”等。另一方面，却极力要刘格平同志承认他是反党、反中央的地方民族主义者。但是刘格平同志没有被这股妖风吓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领导干部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难道还怕这几个跳梁小丑吗？不论在小会上，中会上，刘格平同志都据理力争，把这些家伙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但是敌人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看看在北京攻不下，便拉回宁夏继续斗争。扬言：“那个会还没有结束，中央决定回宁夏党委扩大会揭发、批判、斗争。”经过所谓“百天大战”之后，终于背着刘格平同志，把刘格平同志打成所谓“地方民族主义集团”的首犯，而横加迫害。发配到刘、邓、彭、薄、安之流的黑根据地——山西省，长期的软禁起来。

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的刘格平同志屈服。他懂得，从这件事说明阶级敌人还很猖狂，斗争还很尖锐、复杂，革命任务还是很大的，现在不仅不能消沉下去，而更应坚决的战斗下去。他更高的举起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心为革命，为捍卫毛主席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三、昂首阔步挑起革命重担，革命到底不减当年之勇

　　霹雷一声震天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亲自点燃了震撼宇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发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全国上下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来，滚滚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着一切阶级敌人。彭、薄、安叛徒集团揪出来了。刘、邓老贼揪出来了…¨。。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刘格平同志，他不能坐视卫、王、王之流镇压革命运动，不能袖手不顾卫、王、王之流迫害革命小将。他要革命，要战斗，要斗争。他不愿一切艰险，要到革命群众中来。他牢牢地记着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卫、王、王的软禁，隔离，封锁都不在话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终于，刘格平同志又冲破重重障碍，杀出来了。

　　他找到革命小将，主动的找他们谈话，揭发卫、王、王的罪恶。他还让小将们搬到他住的院子里，和他们共同战斗，写大字报揭发卫、王、王之流的反革命事实，向彭、薄、安叛徒集团开火，向刘、邓开火……。他日以继夜的工作着，苦战着。他急革命造反派所急，想革命造反派所想。他和革命小将一同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革命小将一同学习最高指示，一起斗争卫、王、王之流。他离不开群众，离不开小将，他的感情已经完全和革命造反派溶化在一起了。

　　一月风暴从上海刮起，立即席卷全国，刘格平同志紧跟毛主席，闻风而动，坚决地支持和参加了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亲自调集各路大军，于光辉的67年1月12日，连夜夺了卫、王、王把持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平地又是一声春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又一次高高的飘扬在黄土高原的上空！

　　夺权以后，刘格平同志的任务更加繁重，责任更加重大。他不怕那些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小丑的狂吠乱叫，什么“野心家”，“下山摘桃”，什么“别有用心”，“政治投机”，什么“学袁世凯的榜样”，“唐太宗式的，人物”，“老右派”等等满天飞午的大帽统统都滚到一边去吧！这些不仅没有吓倒我们的刘格平同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鼓起了他的干劲，不管风吹浪打，坚决的和革命小将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死亡。他利用埋伏在年轻的红色政权的定时炸弹——刘、陈、刘反党集团以及支持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客张日清，操纵他们的御用保皇势力，再次掀起了大反刘格平同志的黑妖风，妄图再次把刘格平同志打下去，扼杀山西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小将识破了阶级敌人的阴谋，掀起四一四红色风暴，把刘、陈、刘反党集团和张日清之流揪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同时我们伟大的领袖发出伟大的指示：“…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阶级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在这中间，刘格平同志坚定不移的支持了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和红总站、兵团、太司等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站在一起，共同战斗到胜利。

　　现在我们夺权胜利，但夺权以后的任务更加艰巨，工作更加伟大。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说今后就不会有反复，不会有复辟的危险了。斗争将会更加尖锐复杂，更加艰苦曲折。刘格平同志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他早已下了决心，不论将来的风浪有多高，困难有多大，他都要坚决的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直到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球。

　　刘格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真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转自1967年9月12日《浪滔天》第二号）







　　刘格平、袁振同志同革命小将们在一起


　　最高指示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揭穿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黑幕

　　一九六o年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和指使下，经过其党羽安子文、李维汉、汪锋、刘春、杨静仁、马玉槐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密谋策划下，在宁夏地区进行了一场触目惊心的所谓“反对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这个彻头彻尾政治陷害案的黑幕，现在终于完全揭穿了。

　　一九六o年在宁夏省自治区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开展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进行了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斗争中，集中地打击了刘格平同志及其所谓“地方民族主义集团”，牵连打击迫害了大批革命同志。其根源现在非常清楚。

　　①彭真、安子文、薄一波等叛徒集团在叛党宣言签字的时候，也曾呼刘格平同志签字，被刘拒绝了。并且刘格平同志是唯一的知道这个案件最详细的人。

　　②李维汉、汪锋、杨静仁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统战、民族工作上，修正主义的主张，经常遭到刘格平同志的抵制。

　　这两批隐藏在党内的坏人，都对刘格平同志恨之入骨，必欲置刘格平同志于死地而后快。“反地方民族主义”，就是他们陷害刘格平同志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就对刘格平同志开始了排挤、迫害

　　刘格平同志是回族中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成立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当时一般地想象这个工委应该是刘格平同志为首。但由于彭真、安子文、李维汉、汪锋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掩盖他们叛党、反党罪行，不惜捏造事实欺骗中央，胡说刘格平同志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降低刘格平同志的威信。并把汪锋这个坏蛋安排为宁夏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一九六o年十一月汪锋实现了陷害刘格平同志的阴谋以后，立即把杨静仁（甘肃人，是同海涛<牙鸿>镇压共产党人的帮凶）巧装打扮一番，又推上了宁夏党委第一书记的宝座。叛徒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当时把刘格平放到宁夏工作，采用了“欲擒先纵”的策略，他们希望刘格平同志“犯错误”，然后打倒。“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坏人坏事”，就是汪锋为杨静仁上台扫清道路所修建的两个台阶。

　　一九五八年三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开始工作之初，李维汉、汪锋、杨静仁四月就去了银川。他们表面上是研究宁夏自治区有关问题和宗教问题，但暗地是企图在刘格平同志身上打主意。有个中学发生过回汉学生婚姻问题，他们对此很感兴趣，大作文章，造谣诬蔑刘格平同志，阴谋把破坏民族融合的罪名加之于刘格平同志头上。因为刘格平同志对他们早存戒心，对此事根本没插过手，使他们阴谋没有得逞。但从这件事开端，已逐步拉开陷害刘格平同志的序幕。

　　（二）青岛座谈会与斗争马震武

　　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间，中央民委、中央统战部在青岛召开回族依斯兰教问题座谈会。这次会是一次地地道道的黑会。李维汉、汪锋、刘春、杨静仁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阴谋让刘格平同志参加这次会议，意思刘去后若不同意他们的宗教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货色，就把刘作为对立面进行斗争。后刘格平同志预见到他们的诡计，改派一些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利瓦伊汗大捧杨静仁，对格平同志所派人员进行监视和摆布圈套。汪锋几次“号召”要“旗帜鲜明”企图引出不同观点，进而“追出后台”，但由于派去人员提高了警惕，打击刘格平同志计划，未得实现。

　　一九五八年七月间，工委决定了在银川召开回民座谈会斗争马震武，大会召开前夕，汪锋无视工委集体领导，不理采刘格平同志的意见，完全否认宗教和阶级斗争的联系，不同意刘格平同志等通过揭露宗教的阶级本质，以提高群众的觉悟，而是主张直接了当向宗教进行肉搏，用“左”的词句，掩盖他们修正主义投降的本质。斗争马震武时，刘格平同志在银川并分工管统战工作，但汪锋要按他的框框写出总结。他的意见中，有一些是格平同志不能同意的。汪锋的阴谋是：如果克格平不同意他的意见，就可以给刘格平横加他们予谋已久的“保护宗教”、“保护马震武”等莫须有的罪名。这些坏人其用心险恶，手腕毒辣已至极点。但是，这次阴谋策划又以失败而告终。

　　（三）新闻风波与修建“皇宫”

　　叛徒集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陷害刘格平同志，造谣、诬害其是无孔不入。举两例来说：

　　一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宁夏地区航空站正式开航那天，刘格平同志参加了群众庆祝会，并主持剪彩。恰巧汪锋就坐第一班飞机来银川。飞机降落时，格平同志正在剪彩，未及前往欢迎，汪锋大为不满。区党委第七次扩大会上，汪锋竟把这事当作“刘格平反对第一书记”的“罪状”。并说：“我下飞机刘格平连手都不和我握”。还造谣说：“当天银川报纸登了一条消息：从北京到银川的第一班飞机载来了两名客人”（意即连第一书记来也不报道）。汪的爪牙也随声附和说，他在北京就见到这条新闻。后来有关把银川报纸送他们全部翻阅实在找不出这条新闻，这场新闻风波才算平息。

　　二是一九五九年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小口子修建一疗养所。一九六o年初钻探完毕，并绘出示意图。春节时，自治区书记、主席均前往听取汇报，参观现场。这本来是集体决定，众所周知的。然而区党委第七次扩大会议时，汪、杨、叛徒修正主义集团，竟给刘格平同志加了个莫须有的罪名，硬说刘格平同志要在贺兰山小口子，修建“皇宫”，企图分裂民族大家庭，把宁夏回族自治区搞成独立王国。他们党羽也跟上大喊大叫，好象他们从没有作这决议，集体听这汇报一样，真不知人间尚有真理，尚有羞耻。

　　（四）民族文化宫展览和民族服装问题

　　一九五九年八月区党委派人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筹备宁夏馆国庆十周年展出。宁夏馆有一个“马震武专栏”，展品有一、二件破武器、驴毛、指甲、“皮拉汗”等物。承办人分别征求了汪锋与刘格平同志的意见。刘的意见是：建国十年，宁夏可展成绩很多，落后肮脏东西展出，不能代表回族面貌，外宾参观，会产生不良影响。而汪锋为了打击刘格平，气势汹汹坚持已见。汪说：“马震武的专栏非有不可，展品不能减少，谁不同意，便是保护落后”。这非常明显，是汪锋对刘格平同志的挑衅，打击。

　　民族服装问题，也是汪、杨、马集团陷害刘格平同志的一大罪状。事实经过是汪、杨亲信金浪白率民族参观团参加国庆十周年后又到东北参观。返京后，他提出回族服装特点还不够突出，向在京的刘格平同志建议搞能表现民族特色的民族服装。刘格平同志返银川后，把这个问题在区党委，人委会上提出，经过四次会议讨论通过（第二书记李景林参加决定）。刘格平同志还就制作民族服装问题与汪锋谈过，汪亦未表示任何异议。马玉槐也表示“赞成、赞成”、还特意带上回民帽跳舞，以示其同意搞民族服装。但到区党委七次扩大会议时，他们把责任全推给刘格平。诬格平同志“制作民族服装是反对党的民族融合政策。”倡议人金浪白和主持决定人李景林都倒打一耙，溜之大吉。实在无赖之极。

　　（五）从北京会议到宁夏会议，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以后，在汪、杨、马等人的密划下，他们共同向他们的黑主子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后心怀叵测地说：“刘格平的问题到了彻底解决的时候了。”又给安子文、汪锋布置说：“先小会搞，不行再扩大”。

　　主子命下，奴才照办。六O年3月下旬，在北京先李维汉、安子文、汪锋、刘春与刘格平同志开了个所谓的“座谈会”，首先扯开了“反地方民族主义”的黑幕。大叛徒安子文是组织部长本来与此会无关，但也挤进来，大放厥词，攻击刘格平同志。他还明刀暗枪地说：“我们是难友，一块坐过监。”在这个会上，这伙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挖空心思，无中生有，拼命上纲，给刘格平同志制造了一大堆所谓“地方民族主义”的罪状。为进一步迫害刘格平同志，他们订好了反革命提纲。并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把会议扩大到司、局长以上，宁夏书记处的李景林、马玉槐、甘春雷、以及吴生秀等也参加了会议，继续斗争了一个多月。但刘格平同志坚持原则进行斗争，始终没有屈服。他们经过一番密谋，使出最后伎俩，把会议搬到宁夏去开。

　　（六）银川的黑风一九五九年五月，汪锋、马玉槐等，先后回到银川，对陷害刘格平同志做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接着，区党委七次扩大会议开幕了，一件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案，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示下开始了。与此同时，杨静仁以“中央工作组组长”头衔，带领人马，赶到银川，参加围攻。利时，银川上空乌云密布，会议内外杀气腾腾。他们布置得力干将、打手，担任组长，采用了大会斗，小会压，背靠背揭发问题，个别启发等手段，明岗暗哨，刘格平同志被一个庞大的特务网控制起来，失去了自由。

　　会议期间，汪锋、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大打出手。他们为了增加刘格平同志的罪状，划了一个庞大的“反党集团”，又独出心裁地创造了五个圈，名曰：“回回干部圈”，“渤海干部圈”，“气味相投圈”，“亲戚圈”，“民族宗教上层圈”。把大批的干部，划入了“反党集团。”为了沉重打击刘格平同志，他们又端出了早已制造好的三大陷害案：一曰刘格平指示丁毅民、威逼边秀兰制造假信，陷害马玉槐案；二曰刘格平指示韩玲打击刘继曾、陷害汪锋案；三曰刘格平指示高池龙打击李X春，陷害李景林案。汪、杨在这些问题上，对一些干部威逼利诱，最后屈打成招，整个会议，形成了人人过关，人人自首的局面。五月卅一日汪锋请示彭真逮捕丁毅民，汪随身携带手枪，气焰嚣张之极。会议期间，汪锋多次向彭真、安子文、李维汉汇报，活动十分频繁。

　　（七）捏造的主要罪状

　　区党委扩大会议从五月初开到七月，共开了三个多月。会议结束后，他们还抽调人马，对刘格平同志和有关同志继续进行斗争。同时由杨静仁起草，泡制了一个所谓“关于刘格平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斗争情况和处理意见请示报告”。刘少奇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打着中央的旗号，给以“此件很好”的赞语，并批转全国。刘格平等同志的处理，则交给了大叛徒安子文。

　　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给刘格平同志定为“彻头彻尾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捏造的主要罪状有：

　　①“反对党的民族区域政策，一心一意要搞联邦主义”；

　　②“一贯强调民族特殊，主张民族分歧，反对民族亲近和民族融合”；

　　③“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思想革命”；

　　④“反对宗教制度改革，反对在回族党员和干部中进行无神论教育，反对在少数民族中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

　　⑤“对三大万岁，刘格平也是反对的”。

　　⑥“组织上一直大搞宗派主义”；

　　⑦“最严重的错误，竟敢针锋相对的反对中央主席和其它中央负责同志的重要指示”；

　　他们为了给刘格平同志加多罪状，甚至恬不知耻地把“人家都签字出狱，他偏不出狱”的坚贞革命节操，也诬为“反党”的“罪状”了。

　　最后，他们给刘格平同志的处分是：撤销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和自治区主席等职。

　　这真是欲加以罪，何患无词！现在经调查，其中大部分是捏造的，有的则是他们自己的，硬加到刘格平同志身上；有的则纯属造谣；有的则是被汪、杨、马集团任意夸大、无限上纲的东西。这样，毛主席的好干部刘格平同志，就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集团打了下去。刘格平同志被贬，反革命分子杨静仁飞黄腾达，一跃而为宁夏党委第一书记、宁夏自治区主席、宁夏军区第一政委。杨静仁在升官后，踌躇满志的说：“我和刘格平斗了十年，总算胜利了。”这句话道出了整个“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真情，从此，杨、马王朝统治了宁夏，秉承刘、邓意旨，实行了血腥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为了肃清所谓“地方民族主义的遗毒和毛根”，他们紧接着又搞了惨绝人寰的“双反运动”，上万的人被逮捕，许多人惨遭死亡，汪、杨、马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犯下了滔天罪行。1962年，曾经进行甄别工作，工作一开始，立刻发现好多人都是被错打的或处分过重的。杨静仁等恐露了马脚，立令停止甄别，并令受迫害同志大学“修养”，企图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反动“驯服工具论”，毒害麻醉他们，用他们的法西斯的“组织服从”，代替共产党的“原则斗争”，其用心何其毒也！

　　（八）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进行迫害

　　七年来，汪、杨、马集团，为了把刘格平等同志永远置于死地，把“反地方民族主义”一案，定为鈇案，企图使这些同志永不能翻身。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对这些干部的迫害，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许多所谓已经“甄别”的干部，又重新被他们打入“刘格平反党集团”，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遭到批判、斗争、围攻。西北局兰州会议，就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继续搞“反地方民族主义”。杨静仁在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所谓的“三股逆流”中，有一股就是．“地方民族主义要翻案”。裼静仁甚至公开给统战部的文化大革命划框框，就是要搞“反地方民族主义”，他们不仅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进行迫害，而且对他们的子女进行迫害，把他们子女列入“黑七类”，不准参加红卫兵，不准外出串连，甚至进出校门都要登记。杨静仁还叫嚣：“谁要对60年反地方民族主义表现不同意见，就应给他们带上替刘格平反党集团翻案的帽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借此把许多人打为“黑帮”，把许多人定为“漏网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自治区文化局的有个一般干部，仅仅因为写了一个“关于整理伊斯兰教文化的意见书”，而且是当时汪、杨、马集团特别提倡的，也被说成是“刘格平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提纲”，“为刘格平制造理论根据”，也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与“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而被打了下去，受到迫害。甚至到六七年三月，当宁夏那些长期受压制受打击的革命领导干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勇敢地和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控诉、揭发“反地方民族主义”这块黑幕之时，他们的走卒们仍狂吠什么“痛打落水狗”，“不许为地方民族主义翻案”，令人万分愤慨！

　　（九）千秋功罪，人民与之评说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在连月烽火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顾实力、高压，不怕虚声恫吓，冲破了汪、杨、马反动集团及其代理人的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和广大革命领导干部，紧紧结合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揭开了宁夏地区1960年开展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黑幕，解放了一大批受迫害的革命干部，有力地打击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已揭发的大量的铁的事实说明：

　　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一案，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陷害案！

　　“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一案，是刘、邓在干部问题上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最集中、最典型的大暴露！

　　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一案，是刘、邓打击、陷害刘格平同志妄图杀人灭口，保护刘记叛徒集团的一个大阴谋！

　　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一案，是刘、邓在全国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刘、邓有组织、有计划指使其死党杨静仁篡夺宁夏党、政、军大权的一场资本主义复辟阴谋活动！

　　这是一场何等怵目惊心的阶级大搏斗啊！

　　今天我们已非常清楚：

　　到底谁是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呢？

　　不是刘格平同志，也不是同刘格平同志战斗在一起的那些同志，而正是汪、杨、马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正是他们，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宁夏变成了独立王国，变成了刘、邓实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基地。

　　正是他们，忠实地推行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维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一套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

　　千秋功罪，人民与之评说！

　　在宁夏长期受迫害的刘格平同志以及其它受迫害的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下，真象终于大白了，黑幕终于揭开了，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终于原形毕露了，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让我们共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深入地揭发、批判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案，进一步彻底揭发、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纷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保证我们伟大祖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

　　打倒汪、杨、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西东风红色造反兵团、山西东风兵团太饮分团）

1967年9月1日


最高指示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民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触目惊心的政治迫害案——十几年来刘、邓黑司令部迫害刘格平同志的部分史实


　　“我们要争取无条件释放，否则，宁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写任何叛党启事。”刘格平同志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贞。却引起了刘、邓黑司令部及其爪牙的深恶痛绝，他们深知刘格平同志了解他们的底细，害怕揭露了他们的叛徒咀脸，所以，一直把他视为心腹大患。十几年来，他们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制造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事件，处心积虑地要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九六o年，在刘、邓、彭、安的直接指使下，终于把他打成“地方民族主义者”和“反党分子”。发配到山西，禁锢起来。刘少奇在北京恶狠狠地宣布：“谁都能平反，就是刘格平不能平反”。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这个触目惊心的政治大冤案翻了过来，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一九四九年五月，刘格平同志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时，同饶漱石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由于受到他们的排挤，生活特别艰难，今天吃了就不知明天的在哪儿，连喝水抽烟都很困难。

　　一九四九年八月，他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受到大叛徒乌兰夫、李维汉的直接迫害。有职无权，事无巨细，都要请示远在内蒙的乌兰夫，而出了问题，却把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后来又以深入基层为名，把他打到了二郎山。

　　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时，把他召回北京，残酷斗争。他将自己的二百斤小米，在开会时，拿出来让大家吃了，结果反被他们诬为多吃多占。由李维汉亲自主持斗争，派专人监视他的行动自由，一个月不让下楼，妄图把他置于死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给主席写了信，主席告诉他以后有事，可直接给主席写信。这些家伙的阴谋才遭到了失败。

　　一九五四年，第一届人代大会后，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除了黑贼彭真的直接打击外，又给他派了两个大叛徒，刘XX，夏xx作办公室主任，采用了上压下挤的办法迫害他。但他没有屈服于彭真、李维汉的淫威。坚决反对他们篡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取消阶级斗争，实行保护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的修正主义投降路线。他们却反诬他“反对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民主改革、主张改良；对民族、宗教上层、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反对宁夏回族地区镇反”等等。但又拿不出事实，故谋害的诡计未能得逞。

　　在政治上对他迫害的同时，在工作上也是百般刁难。他工作时很注意深入群众，他们却说他无聊、串小胡同。在生活上也是横加迫害，从四九年到五四年，身为中央委员和担任要职的刘格平同志，竟连一个宿舍也没有，只有一间小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全家就在这个办公室的地下睡觉。由于他们的打击，他长期被排挤在京外，转辗于新疆、广西、西藏、云南等各少数民族地区。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了许多复杂的事件，平息了将要发生的叛乱，与习仲勋等进行了坚决斗争，进一步激起了刘、邓黑司令部的憎恨。

　　一九五七年春，从云南返回北京筹备成立回族自治区。李维汉、汪锋又在划分甘肃和宁夏自治区的分界线问题上，拨弄是非，陷害他，妄图给他扣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大帽子。

　　一九五八年春，他到了宁夏，大叛徒安子文也派他的打手汪锋、马玉槐、xxX跟着到了宁夏，会同杨静仁、李景林等忠实爪牙，在安子文、薄一波、李维汉直接领导下，对刘格平同志形成了包围圈，展开了疯狂的政治迫害。

　　一九五八年六月，李维汉等人在青岛召开了“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宁夏工委决定让李X同志参加，而汪锋等却威逼刘格平同志参加，遭到他坚决抵制后，又强迫王XX同志参加了这次黑会。

　　在黑会上，他们大力制造“自由讨论”的烟幕。李维汉说：“我们的会是研究性质的交换一下意见，结论由中央作。”汪锋说：“自由讨论，自由发表意见。……首先要思想解放，打消顾虑，敢想敢说。”会议还规定：“不报导，不发消息，也不登内部参考。”千方百计地引王XX、李X同志按他们的意图发言，以便从中捞取稻草，把王、李作为对立面进行斗争，最后把刘格平同志作为后台打击迫害。但由于王，李政治警惕性较强，才幸免上他们的圈套。

　　一九五八年秋天。全民大炼钢铁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为了改变宁夏荒凉面貌，经区党委书记处和常委研究计划，在吴忠、固源修条鈇路，并决定，把一部分工业项目，安排在吴忠、固源两县。一年后，汪、李、马突然改变了态度，极力反对这个规划。生拉硬扯地说什么：“吴忠、固源不通铁路，又是回民集中区，刘格平的规划就是搞地方民族主义”。这种别有用心的出尔反尔的说法，受到了刘格平同志的严词回击。在罗成德等革命同志，一致反对下，汪、马黑帮的罪恶企图又遭到可耻失败。

　　一九六o年，在邓小平、李维汉、汪锋的精心策划下，汪、马黑帮一手制造了“民族服装”事件，硬给他扣上“地方民族主义”的罪名。

　　关于民族服装问题：中央民委早有通知，要求汇集民族服装的样品。在宁夏，具体方案由黑干将金浪白提出，李景林赞许，并在一九五九年年底经过汪、马、甘等人多次研究，最后由区党委常委会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讨论通过。特别是马玉槐对搞民族服装最感兴趣，他很早就声张缝制回民服装，并大肆宣扬：“领导干部首先穿戴，是为了其它回民都穿民族服装。”一九六O年二月底，民族服装在区内穿了出来，马玉槐、甘X X也都戴上了毡帽头，而且决定在“三八”节去拍电影。“三八”节那天，大家都穿上了民族服装，准备去拍电影，他们却改变了态度，马、甘退出了，汪锋也不去了，他们只让刘格平同志带了一些人去。电影拍好后，汪锋突然扣住不放，宣布有问题。

　　三月中旬，汪锋、李景林亲自带着影片，上京告状。二十三日，又假借开会名义，将刘格平同志骗到北京。一群黑鬼，由大叛徒安子文率领，在民族宫对他进行围攻、审讯、斗争，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头上。在一次斗争会上，汪锋竟然指着他的鼻子怒气冲冲地问：“三六年，人家都听中央指示出狱，你为什么不出来？”刘格平严词对答：“这个问题，安子文你知道嘛！你还给我写信呢！我给你回信了嘛！”奴才这笨拙一招，使主人难堪，安子文急得脸都发紫，忙说：“别说了，别说了……。”在北京斗争他的同时，宁夏也紧张地进行着更加残酷的斗争准备工作。五月十二日晚，宁夏突然来电要他务必于十四日返回银川。

五月十四日，他一下飞机还没吃饭，就接到马上开会的命令。在区、县级党员、干部会议上，汪锋宣布：“刘格平是‘反党集团’的首领”，“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彻底解决他的问题”。并且举了他们捏造的“一百六十条罪状”，不择手段地搞了一个“渤海区回民圈”为基础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疯狂迫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人民。如书记处书记罗成德同志，常委委员、自治区付主席王XX同志，自治区统战部付部长李X同志，被他们一个个打成“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

　　刘格平同志的爱人丁磊同志，也被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的“干将”、“右派分子”。他们耍种种卑鄙手段；一会儿威胁、利诱、挑拨离间。对丁磊同志说：“刘格平已经承认了X X问题，你还不揭发”，反过来对刘格平同志说：“丁磊已经揭发了XX问题，你还不承认”；一会儿分割审讯，把他们俩人分在两处进行逼供；一会儿又把他们拉到二块进行对质；一会儿利诱说：“丁磊你如果揭发了刘格平的问题，就可以保留你的党籍和公职”：一会儿又威胁丁磊同志“顽固下去，将自取灭亡”。真是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从五月到九月对他整整斗争了四个月，每天的斗争时间都在十二小时以上，围攻、谩骂、审讯、拍电影，长时间的站立，真是残忍至极。

　　为了迫害刘格平同志，他们提了所谓“马震武问题”，妄图把“保护落后”的帽子扣在他头上。马震武是个反动大教主，在民族文化宫宁夏展览馆里，有马的一、两件破武器，驴毛，指甲和皮拉罕。这是李景林一手办的。李曾征求过刘格平同志，汪锋的意见，刘格平同志说：“关于马震武专栏中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能多放，最好不要放”。但汪锋却说：“马震武的专栏非有不可，展览品不能减少，谁不同意就是保护落后。”

　　究竟谁在保护落后，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看他们颠倒黑白到何种程度。为了迫害刘格平，他们竟造出了刘格平要在贺兰山建造皇宫的弥天大谎。原来，一九五九年自治区党委计划在贺兰山小口子将马步芳的旧别墅改建一个疗养所。六O年春节，区党委书记处都去小口子现场听取了水电局负责人关于筹建疗养所的汇报。这就是被汪锋诬为刘格平同志搞独立王国，建立皇宫的奥妙。为了迫害刘格平同志，汪锋竟说：“我下了飞机，走到刘格平跟前，刘格平手都不和我握。”这也被说成是刘格平瞧不起书记，搞地方民族主义的一大罪状。他们捏造的所谓“一百六十条罪状”就是这样的货色。

　　经过了一系列的迫害、围攻，打击之后、汪锋授意杨静仁在北京背着区党委搞了一个《关于对刘格平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使下终于将他打成了“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撤消了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常委，自治区主席的职务。

　　但是，凶恶的敌人仍不罢休。

　　邓小平亲自指示汪锋说：“宁夏的镇反、土改不彻底，地方民族主义还没有肃清，民族叛乱很有可能，包括你在内，要注意。”邓小平黑指示，意味宁夏革命人民遭殃的日子到了。

　　九月以来，贺兰山下杀气腾腾，黄河两岸，阴霾四起，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宁夏全区。汪、马黑帮在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之后，为了“拔除刘格平反党集团的根子”，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反坏人坏事运动”。他们公然践踏党纪国法，叫嚷什么“坚决把坏分子清除干净，有多少，算多少，绝不姑息养奸，绝不留有尾巴。”将捕人权下放，层层分配捕人指标。汪锋恶毒地说：“死几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准备死一批”。马玉槐还提出三快、四随、即“快捕、快判、快送、劳改”；“随斗、随捕、随判、随关”。全区展开了捕人竞赛，严重地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从九月七日到九月三十日的短短二十三天时间内，全区共捕人19OOO多名，平均每天捕人800多名，每天每个县捕人40多名，共死亡3500乡名，他们对广大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的迫害和疯狂镇压，达到了惨绝人寰的程度。

　　但是刘格平同志并没有被吓倒，罗成德、丁磊等同志也没有被吓倒，宁夏的革命人民更没有被吓倒。会几何时，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黑帮，威风一扫而光，统统被革命人民打翻在地，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长期以来，刘格平同志坚决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不屈服于刘邓黑司令部的迫害，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证明他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转自《四野》战报）


刘格平同志对北平反省院的回忆（片段）

　　刘格平同志当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北平军人反省分院”里，面对敌人的铁窗缭铐，不怕牺牲，坚持斗争，决不屈膝于敌人。他坚决地抵制大叛徒头目刘少奇所下的投降变节的黑指示，断然拒绝在薄一波、杨献珍等叛徒精心策划的“反共启事”上签字画押。他宁愿把牢底坐穿，决不向敌人投降，在敌人的监狱里坐了十年零三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间，我们会先后几次来山西省人委访问了刘格平同志。十二月二十二日，刘格平同志再次和我们进行了座谈。刘格平同志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也是对敌人的强烈的谴责和控诉，对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无情揭露和致命打击！现在，我们把刘格平同志的谈话加以整理，作了摘录，并加了小标题，供革命同志批判刘少奇大叛徒集团时参考。以下系刘格平同志回忆谈话：

　　一九三六年一月，我被送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当时里面有六、七十人，分为南监、北监。前面有办公楼，后面可以放风散步。南北监之间有岗楼，不叫两面的人见面。每边最多装五十人，房子面积很小，人挤得都不能翻身，平时每五、六个人一问房。

　　和我一起去的共三十人，大部分在北监，也有几个在南监。那时国民党军法处经常给工作。方法很多，有的用钱收买，有的封官，有的把母亲、老婆、儿子等亲人叫去，，设法叫你叛变，开始只有少数人叛变。

　　（一）写“反共启事”：是经过酝酿的 “反省政策”是从三二年、三三年开始的。以前采用抓住就杀，后来采用了“反省”政策，登报反共。我原在外工作时，凡是登报的都是叛变，就不是党员了。在狱中有的想要出去，我们就不和他接触。......




刘格平同志第一次出狱时留影


　　一九三六年秋天，南监有人（可能是殷鉴）要登报出去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出去”。他说：“可以不写反共启事。”开始他就对我说了声明前几句“因年幼无知交际不慎……。”看来他们早就有酝酿。那时狱中争论也很厉害，他们找我联系说外面组织批准。开始大多数的人是抵抗的，他们把我当作顽固的钉子，尤其是北监的人大部分和我站在一起。第一批出去以后，他们就来信号召，说什么外面很需要人，这样出去的人就多了，原来抵抗的就不抵抗了，大部分就出去了。到“七七事变”时差不多就都出去了，留下的也不过三十来人，留下的情况也不同。那时也有规定坐狱半年以后，才能写启事出去，我反正不写启事。那时在狱中不反共是时刻有被处死的可能，他们出去后，闹得很厉害，写信动员。我还得革命，一坐到底，不能怕死。

　　（二）叛徒苟活一时，革命者惨遭迫害

　　在狱中，开始坚持斗争我们是一致的，但在出狱这个问题上不一致。开始多数人不同意出去，后由于出去人的来信动员，多数人就动摇了出去了，我们从多数变成了少数。他们把我看作顽固分子。

　　“七七事变”后，我们要求按释放政治犯的条件释放。他们说对我保护，实际又把我送到第一监狱重新坐牢，1949年期满出狱。实际坐狱十年零三天。

　　（三）叛徒们隐瞒了自己的历史

　　我出来以后，到解放区，知道凡写“反共启事”的大部分都改名了。

　　我出来以后，他们（薄一波、安子文等）都没事儿，有的还担任重要工作。我以为他们是什么特殊情况，组织批准了，又经过了整风、审干等运动，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反共启事”，更不想他们把这个事竟隐瞒起来了。

　　（四）他们这种写“反共启事”的行为是恶劣的

　　我最近看了几个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都有问题，如吴云夫的是：

　　“经组织活动出狱——安子文”。根本不提登报，更不说反共的内容。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安子文在组织部已二十多年了，以后又是组织部长，这些问题都是要经过他的，还能弄好了？

　　（五）中央对此问题很重视

　　南开同学来我这儿，让我看了高仰云的“反共启事”以后，我才重视了这件事情，我就到中央反映了这个问题，中央同志接见了我。……中央对此问题很重视。中央说同学们作得很好。我完全支持你们，有问题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转自1967年6月3日南开大学8 .18红色造反团《新南开》山西一号）


刘格平同志谈韩培义——京西宾馆访刘格平同志谈话记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许至十一时四十五分，我们在北京京西宾馆访问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同志，就有关韩培义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座谈。

　　问：韩培义同志在狱中表现如何？

　　刘：他是一九三七年进“反省院”的，去了跟我在一起。他对反省院的情况不清楚，我给他介绍了一下。当时，薄一波他们搞的，都纷纷登报出狱，于是分成两派：一派要登报出去，一派不登报。他不同意他们的办法。我对他说：“你不要听他们那一套，他们是叛变”。他一直很坚决，没有任何犹豫，坚决站在我们反对登报的这一边，一直很坚决。这个问题很清楚。七七事变后，他、张良云、陈世珺三人期满了，我替他们写了个呈子，送上去。放了他们三个。我们也写了，但刑期未满，他们不放。他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现在活着的就他没登报，还有我。他们一起出狱的另外两个，一个牺牲了，一个叛变了。

　　问：他的结论（按：指“抢救运动”时的结论）上写着“模棱两可”是怎么回事？

　　刘：他进去后，两方面都跟他谈过话。这不算什么。可以了解了解嘛。他不同意他们（按：指主张登报出狱的一派）的意见。我说：“你别听他们的，那是叛变”。他马上就同意我的意见了。根据这说他动摇，哪有那回事？那是不对的。他并没有同意他们，这个问题是很明确的。

　　那时薄一波、安子文掌权，是想弄他一下，也弄我，想把我们跟他们弄成一个样子，不好都不好嘛。问题是整老韩，他是想拉上一个，故意整人。

　　他们三人出去后，我们二十几个被送到别的监狱，后来就没联系了。

　　我是一九三六年一月进反省院的，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减成十年。坐了十年零三天。

　　问：请你讲一下所谓南监、北监是怎么回事？

　　刘：我们都在北监。所谓南监、北监，当间有一个小通道。两边不许说话，但他去时已灵活，不那么严格了，两边可以活动了。

　　北监有些动摇的。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你同意登报不同意登报。（按：当时南监住着不主张反省的，北监住着主张反省的，但这不是绝对的。坚定还是动摇，主要看你是否登报出狱。而不是看你住那个监。故刘格平同志这样说。）他们硬拉模棱两可，故意地整人，把他整成这个样子，头发都白了。

　　他进去时还有登报出狱的，科学院那个贺致平就是。他就没登报嘛。问：你看到过刘少奇的关于允许登报

　　出狱的指示吗？

　　刘：我看见过一封。他们事先就联系好了，后来才告诉我。有一次吃饭时，安子文对我、说：“我们要出去了。”我说：“那好啊！”他说：“要登个报，不是反共启事”。我没说话。后来他又问：“你怎么办？”我说：“我不出去”。

　　后来有人劝我说：“你不出去就要犯错误”。还说：“再不出去就要开除党籍”。

　　赵冰谷最坏，他说：“你不出去，蠢。”刘少奇专门收纳叛徒。他们这些人互相保，很保密，上不传父，下不传妻。

（转自1967年6月5日第八机械工业部机关《革联》《换新天》专号）[font=]


　　访韩培义同志

时间：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地点；韩培义同志家

访问者：太工红心战士、首都红代会市委党校抗大兵团战士

　　韩培义同志满面春光，精神奕奕，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当我们给韩培义同志汇报了山西文化大革命情况之后，又告诉他最近在北京要召开一个“愤怒声讨刘邓黑司令部迫害刘格平等同志的滔天罪行大会。”韩培义同志表示坚决支持，他说：“小将为刘格平同志平反，开平反大会，很好，我将到会祝贺。”

　　接着，韩培义同志很激动地给我们讲述了刘格平同志在敌人狱中斗争的简单情况。他说：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就是这一年，而且都是在北平狱中，都是共产党员，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一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畏生死，与敌人作坚强斗争，遭到血腥镇压，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而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之流在刘少奇的黑指示下，登报自首，写了“反共启事”，爬出狗洞，可耻地背叛了革命，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我是因为卧轨向敌人抗暴，三七年被敌人关进“北平反省院”中，这时，薄一波、安子文已经叛变，敌人在狱中大量宣传，号召政治犯要向他们（薄、安之流）学习，我十分气愤。刘格平同志给我介绍了反省院中的情况，谈了两派之间的斗争，一派是要坚持斗争，一派还准备自首。刘格平对我讲了他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并坚决与刘格平同志战斗在一起，他还经常给我革命书籍和小册子看，对我帮助很大。

　　刘格平在敌人狱中坚决反对薄一波、安子文等可耻的叛变行为，这些叛徒便对刘格平同志软硬兼施，他们找刘格平谈话，说什么“出去可多给党工作……”，刘格平同志坚决拒绝。接着，他们又来硬的，说什么“刘格平不听党的话，不听组织的话，是反党行为，将来要开除党籍。”并疯狂骂我们是“顽固派”。但这些都没有动摇我们的坚强意志。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热爱毛主席，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宁愿把敌人牢底坐穿，我们也心甘情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随时保持革命气节，绝不应拿原则作交易。在刘格平同志领导下，狱中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芦沟桥事变后，我们强烈要求上前线打仗，放我们出去，这样才放出了些。后来国民党撤退，反省院撤消，刘格平同志给我写了个呈子，我方被放了出来。而刘格平等二十多个政治犯又被押解到河北第一监狱（北平宣武门外），他整整坐了十年零三天，四四年才出来。

　　刘格平同志是一九三四年领导农民暴动时被捕的。被捕后判成无期徒刑。在生死关头最严重的时刻，刘格平同志坚持了党的原则，保持了革命的气节，是最大的功劳。

　　由于时间关系，座谈就结束了。临别时，我们赠给韩培义同志“红心”袖章，韩培义同志非常高兴，并送给我们很多材料。

（转自67.9.20．《红心战报》）


首都、宁夏、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京集会声讨刘邓黑司令部迫害刘格平等同志的滔天罪行


（北京讯）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中央统战民委系统联委会、山西红总站、首都红代会、工代会及全国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千余单位共同发起，于九月一日在中央民族学院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愤怒声讨、揭发、控诉刘邓黑司令部迫害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革命领导干部的滔天罪行大会”。宁夏军区付司令员张怀礼及王志强、李健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揭发控诉。刘格平同志的战友韩培义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首都、山西、宁夏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红总站代表和首都红代会北京地院东方红代表，均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详尽地揭发了刘、邓亲自导演，安子文、李维汉、汪锋、杨静仁、马玉槐精心策划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的黑幕，并愤怒指出“刘邓黑司令部迫害刘格平同志是蓄谋已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择手段，真是反动透顶”！大会还发了声讨刘邓黑司令部的通电。

和刘格平同志共同战斗的日子里　　


战斗回忆


　　去年十二月初，我们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始走出学校，深入工厂、机关，参加了社会上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省委，省人委等领导机关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严密控制下，运动搞的冷冷清清。这时，我们和其它兄弟战斗队协同配合，由我们部分队员杀进省人委，去煽风点火。

　　进驻省人委以后，我们和省人委内革命造反派紧密配合，向卫恒、王谦、王大任及其控制下的旧文革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亮明观点，发动群众，鼓午斗志，从此，这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地方，重新燃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就在进驻省委不久，刘格平同志通过他的爱人丁磊同志经常来我们队部取得联系。即在反动势力比较嚣张的时候，丁磊同志换了头巾、服装也照样要来。她每次来总要和我们交换观点，给我们介绍卫、王、王、武光汤、刘开基、卫逢琪的情况，提供省人委黑五楼按装保密电话；在地下室转移和销毁黑材料的种种迹象；当省委出现党氏兄弟的反动传单的时候，她又及时提供线索。我们根据丁磊同志的反映，直插办公厅五楼，粉碎了这个黑省委的地下黑司令部；并且通过这个渠道，深入到下层企业、事业单位，从而几次从太原饭店、晋祠招待所揪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恒之流进行审间。由于丁磊同志极其强烈的革命造反精神，共同的斗争目标，以及她那坚定坦率的性格，使得我们之间迅速地建立起草命的战斗友谊和深厚的阶级感情。一月六日，丁磊同志又欢迎我们住到她家里去，协助刘格平等同志抄写、张贴揭发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从此，我们和刘格平同志便开始了共同战斗的生活。

　　政治挂帅，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毛主席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刘格平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无产阶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党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这样，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深远意义有了较深刻的理解。逐步地掌握和认清了卫、王、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于是刘格平同志自觉地站了出来，坚定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搏斗。

　　刘格平同志过去一直受大叛徒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的迫害，被送到他们的山西这个保险柜来以后，就连一个省委委员都不是（刘格平同志很早就是一个中央委员），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加上人生地不熟，斗争处境是很不利的。但是，他经常用毛主席的教导来激励和鞭策自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还不断对周围的同志侧说：“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关键在于去掉一切私心杂念，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是要注意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在战略上藐砚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刘格平同志常常引导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超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他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忠诫的心情对我们说：“毛主席家里有六位亲人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生命，我扪现在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熬上几夜、吃不上一两顿饭，算得了什么呢！”事实也是这样，刘格平同志每天总是从早上到深夜一直以高昂和饱满的革命激情在工作着。1.12夺权以后，刘格平同志更是彻夜不眠，在他的办公桌旁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夜晚，迎来了红彤彤的朝阳。我们的战士也就从他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诫，从他革命的精神面貌，从他冲天的革命干劲方面去认识他，同他战斗在一起的。

　　刘格平同志在和革命群众接触中，总是积极地宣传十六条，并通过自己的领会，深入浅出地宣传、解释毛主席和党中央历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帮助大家运用到斗争当中去。当他对当时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负责同志提出自己的建议的时候，总是说：“我提的意见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佣就一定要顶回来！”凡是和刘格平同志接触过的同志都感到，他是把毛主席著作作为最高指示，努力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在一月九日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个重要文件以后，刘格平同志于12日晚上组织正在他家里串联的革命组织代表学习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并提出了我们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学习外地经验，配合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军区XXX同志在分析了山西省问题的严重性以后，对革命造反派要求联合起来，向山西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夺权的坚定决心，表示全力支持。当晚立即成立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在刘格平等同志的带颌下，把各路文化革命大军，调遣到各个战埸上，连夜一举夺了山西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和公安厅局等党政大权，并且逮捕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抄了一些坏蛋们的家，搜出了大量私藏的枪枝、弹药、反动传单和黑材料，取得了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推动了我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是我省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军区和驻晋部队实行三结合，坚决响应毛主席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伟大的战略号召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和群众战斗在一起

　　十六条指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刘格平同志正是这样做了。他在和革命造反派的接触中，总是诚恳地，推心置腹地亮明自己的观点，把革命群众当成自己的亲密战友。

　　他对他的秘书和家里人说：“凡是有工人、农民、革命师生群众来见我，无论我在休息、吃饭，都要通知我，都要接见他们。我们革命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同志、战友的关系。革命群众亲自来访，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事实证明，刘格平同志确实是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员。一月九日，他的第一份大字报贴出来以后，革命群众热情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革命的同志们每天在他家里挤得满满的。刘格平同志总是不辞劳累，从早上直至深夜，满腔热情地接待大家，有时甚至连饭也顾不上吃。

一月十日，山西省小学教师革命造反派在省体育场召开向以卫恒为首的山西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的誓师大会，要求刘格平同志参加时，刘格平同志满口答应了。并在会上主动要求发言，和革命群众一起揭发和批判卫恒、王谦、王大任这些混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一月十一日有四十多名盲人医务工作者来见刘格平同志，当他们谈到省卫生厅不给他们安排工作，不发《毛主席语录》，剥夺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权利时，刘格平同志随着他们的控诉，也非常激动，对卫生厅这种犯罪行为极为愤慨，表示坚决支持他们。当时，四十多位盲人医务工作者深深感到，刘格平同志完全站在他们这一边，是真正站在毛主席路线上的，他们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刘格平等同志揭发省委中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散发出来以后，在整个山西省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分恐慌，他们暗中挑动一批保守势力，极力诬蔑，攻击刘格平同志。当时，我们有的同志想劝刘格平同志暂时转移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去，这个意见却被刘格平同志拒绝了。他认为：在保守势力控制的群众面前，他们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只是暂时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欺骗和蒙蔽；只有充分相信群众大多数，挺身．而出，向群众作解释，亮明自己的观点，才能揭露和打击躲在受蒙蔽群众背后的一小撮混蛋！刘格平同志要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和群众在一起，和革命群众心连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刘格平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正确地对待了人民群众。

　　就在我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向卫、王、王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夺权的紧急关头，有些群众组织犯了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给运动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和困难。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大地关怀和支持了我们的三结合夺权斗争，一月二十四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人民日报高度评价了山西革命人民夺权斗争和伟大胜利。就在这种情况下，刘格平等同志给了这些犯了错误组织的负责人以最诚恳的批评和帮助。一月三十日，总指挥部就吸收了XXX参加了总指挥部，并且放手让这些组织的代表参加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让这些组织的广大革命同学到五专三市去参加夺权斗争。刘格平同志还专门派车把他们的负责人接去，帮助他们弄清思想，争取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亲。这是刘格平同志对人民负责，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最生动体现。

　　由于刘格平同志和革命群众一起斗争，虚心向群众学习，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替他们说话，鼓舞他们的斗志，帮助他们明确斗争的方向和策略，使广大革命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而他自己却又以一个普通战士的面貌出现在群众中，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才使得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革命造反派组织之间紧密地团结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促使运动迅猛地向前发展。

　　参加夺权参加掌权

　　刘格平等同志不怕戴上“野心家”、“别有用心”、“摘桃子”、“学袁世凯的榜样”等大帽子，和其它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同志们，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进行革命造反，他们写出了《看看以卫恒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是干了一些什么事情》，《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以及《打倒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这些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大字报，比较深入地揭发了山西省委的问题，及时地指出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完全转入地下，一面保存实力伺机反扑过来，东山再起，一面大搞地下特务活动，准备对我们搞突然袭击的形势，促使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实现大联合，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夺了卫、王、王等混蛋们的种种大权，专了他们的政！在这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生死搏斗中，刘格平等革命领导干部发扬了他们所具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气概和科学的战斗精神，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了新的功勋。

　　接着，他又参加了总指挥部的核心领导和其它领导组成员一起整顿了总指挥部的整个机构。主动地和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等革命组织密切联系，实现了更大规模的联合；对于原来的保皇组织，进行了坚决的清洗。

当总指挥部取得夺权胜利以后，有些同志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泛滥起来，产生了骄傲松懈情绪。针对这些思想苗头，刘格平等领导同志号召总指挥部所属组织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老三篇》等光辉著作进行整风，要求把各革命派组织真正办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同时，总指挥部召开了全省电话会议，组织动员了数万名革命造反派，深入到全省五专三市去发动参加全省全面的夺权斗争。在动员会上，刘格平等同志指出，山西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我省已经十七年了，他们的黑根伸得很长、很深，夺权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夺了权还会有反夺权，我们必须把这场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进行到底，保卫年轻的红色政权。

　　刘格平同志对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无比憎恨，对毛泽东思想无比热爱，无比信仰；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最坚定地支持了革命左派，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转自《永红》1967年7月5日第二期、系永红原驻省人委支队写）


　　刘格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刘格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干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数十年来，他一直紧跟毛主席，长期以来，他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大叛徒头子刘少奇以及它的黑爪牙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李维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历史证明刘格平同志是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的好同志。

　　在国民党反动派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里，面对着敌人的铁窗镣铐，面对着敌人的刑具刺刀，面对着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对着大叛徒头子刘少奇的“叛变指示”，何去何从？是屈膝投降，叛卖革命！还是宁死不屈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是出卖同志，自己苟活偷生?还是保全组织，忠于党，忠于革命？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这如何生？如何死的关键时刻，刘格平同志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在敌人的监牢里，抱着坐穿牢底的精神，整整坐了十年零三天之久，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气概。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叛徒集团，多少年来由于害怕暴露了他们一伙的丑恶叛徒咀脸，千方百计地打击刘格平同志。先把他从中央打到宁夏，又从宁夏打入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山西，使他长期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独有英雄骄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熙”。解放十七年来，刘格平同志一直同大叛徒头子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利瓦伊汗、汪锋、杨静仁等坏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复慨而慷。”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决战的关键时刻，刘格平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对卫、王、王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坚决的斗争。他遵照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导，勇敢地到群众里面去，和革命造反派一道，夺取了黑省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并组织了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和教导的结果，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在四一四红色风暴中，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中，刘格平同志又都坚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在本年七月中央主持召开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以后，刘格平同志与核心小组袁振、陈永贵等其它革命领导干部，进一步以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在处理山西各项问题时，都始络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得到群众的拥护。太原九·五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后，刘格平同志挺身而出，亲临现场，和红总站等广大革命造反派及解放军战土并肩战斗。刘格平同志再三指示，对广大受蒙蔽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坚持文攻武卫的革命原则，使反革命暴乱得以迅速平息。目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和坏人操纵下的一些组织，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决战中，他们充当了卫、王、王，刘、陈、刘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耻工具。它们别有用心地把矛头指向了刘格平同志。九·五反革命暴乱事件，不就是从他们企图包围、绑架刘格平同志、砸毁刘格平同志汽车，抢夺刘格平同志机要文件，射击刘格平同志住宅而开始的吗？长时间以来，他们到处整理刘格平同志的黑材料，到处贴诬蔑刘格平同志的标语口号，他们污骂刘格平同志是“袁世凯”，“是唐太宗”；他们污骂革命左派组织如太工永红、东风兵团是“刘格平的御林军”。他们甚至连刘格平同志的爱人丁磊同志也不放过，污辱为“珍妃”等等，真是无赖之极。特别他们为了篡权和反夺权，他们放出“山西是中间势力夺权”的谬论，并把山西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说成是“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真是贼心不死，嚣张万分！目前，这伙坏蛋，已被广大革命群众，识破其丑恶咀脸，已成过街之鼠，人人喊打，他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了。我们必须警告这一撮人：你们反夺权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恶意攻击刘格平同志决没有好下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六四二部队关于太原“九·五”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后所发表的严正声明说得好：

　　“刘格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是山西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我们一定百分之百地执行，百分之百地捍卫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最高指示。坚决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坚决拥护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谁胆敢反对刘格平同志和以他为首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我们坚决不答应！”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兵团太原六中32111公社、山西东风兵团、永红总司令部、第四野战军司命部、太重红旗等革命组织所发表的严正声明也说得好：

　　“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省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绝对不容许阶级敌人颠复和捣乱。谁胆敢动山西省红色政权一丝一毫，我们坚决与他们血战到底！……我们坚决以实际行动支持刘格平同志，誓与刘格平同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

　　我东风红色造反兵团及全兵团战士，坚决与全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紧紧站在一起，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坚决支持毛主席的好学生刘格平同志，为巩固山西年轻的红色政权，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北航红旗播火兵团等革命组织关于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的评论


《全无敌》战报评论员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冲破了重重障碍，与革命领导干部一起，终于卫、王、王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所把持的山西省党政财文大权夺了过来，创立了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辉煌胜利。

　　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是山西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领导核心，山西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胜利进行。她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代表了山西革命人民的利益。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捍卫自己浴血奋战来的政权。然而阶级敌人则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是要以十倍的疯狂，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网罗社会上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勾结美蒋特务，从“左”和右的方面，千方百计地来搞垮我们的政权。刘陈刘反党集团不正是钻入我们年轻的红色政权了吗？张日清这个野心家不正是在所谓“一、一二夺权是中间势力夺权”的幌子下，组织了反革命的联合指挥部，企图反夺权吗?一个右、一个“左”，两家是配合得多么密切，多么巧妙，其实目的是一个，篡权！夺无产阶级的权！

　　“四、一四”红色风暴，揭穿了刘陈刘，张日清的阴谋，揭开了革命委员会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捍卫了山西年轻的红色政权，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兵团、红总站、太司的革命战友们，又在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史上增加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刘格平同志是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考骏锻炼出来的好干部。他在外部和内部的阶级敌人面前，都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革命英雄气概。他的一生是一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历史，是一部与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斗争的历史。这样的领导干部，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谁反对刘格平同志，谁就是替刘少奇翻案，谁反对刘格平同志，就决没有好下场！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不仅要防止坏人钻入我们的政权，也要防止有人打着“刘格平有错误有什么批评不得”的这种极左招牌的人，造谣言，放暗箭，来损害刘格平的威信，以达到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权威的目的。

　　刘格平、袁振、陈永贵等革命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与革命派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结咸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与革命派心连心。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她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绉，她是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对这样的政权，我们一千个支持，一万个拥护！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掌了权，就要巩固好权，这就是要紧紧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以实际行动维护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省革委会的无产阶级权威。维护这个革命权威，就必须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按照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七月会议的纪要精神，立即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并在革命大批判中巩固革命的“三结合”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革命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维护这个革命权威，就必须在革命大批判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这个权威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同心同德搞好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一定要在革命大联合中立新功。

　　维护这个革命权威，就必须高举“拥军爱民”的大旗，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允许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维护这个革命权威，就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粉碎阶级敌人蓄意挑起武斗，破坏生产的阴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维护这个革命权威，就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大反小资产阶级派性，大树无产阶级党性，促进革命队伍的革命化。只有这样，才能坚决执行最高指示，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省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决定，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积极行动起来，以“四一四”的革命精神，坚决维护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省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在文化革命夺取胜利的前进过程中，建新功、立新劳。坚决地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转自1967．9．13北航红旗《播火》兵团、北农机东方红《全无敌》纵队合编的《全无敌》战报）wengewang. org

在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受迫害的丁磊同志


　　丁磊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在同刘、邓对刘格平同志的政治迫害中，曾作过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一九六〇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七次扩大会议所进行的“反地方民族主义”是一件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政治迫害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安子文等叛徒集团、为了掩盖其叛徒咀脸，打击陷害刘格平同志，企图把知道他们叛徒底细的刘格平同志置于死地，于是他们纠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等精心策划，并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锋、杨静仁、李景林、马玉槐、甘春雷、吴生秀等，上下串通，左右配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无中生有、捏造了大量惊人事件，制造了所谓“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政治迫害案件。他们的总指挥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不仅对刘格平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达到了极点，而且对于敢于坚持真理的丁磊同志也采用了威胁、利诱、挤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软硬兼施等等卑劣手段，他们私设公堂，运用了公、检、法、监四位一体进行非法审讯，并说什么：“刘格平是反对党中央的，他的案子是翻不了的，如果你能给刘格平作证、证明他是反党的，可以宽大处理，保你还当干部，还拿原薪，保留原级，还可以保证你老人和几个孩子的生活，不然就判你的刑，送你进监狱，给你戴一个反党骨干的帽子，到那时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刘格平是彻底垮了，他是反党分子，这是‘中央点了头的’，你应和他彻底划清界限，应该和他离婚”。

　　当他们的种种手段达不到目的时，于是兽性大发作，就给丁磊同志硬戴上所谓“刘格平忠实的反党骨干”的罪名，加重了批判斗争，每日罚站达十四小时之久，并实行软禁，隔绝同外界亲人的联系，经济封锁，拍照丑化，展览等等，这样的斗争达六个月之久。但是丁磊同志在那种“人人自危”，“谈虎色变”的严重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白色恐怖下拒不投降，并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他们非法给丁磊同志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什么“坏分子”，“包庇反党头子刘格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党中央分子，是刘格平忠实的反党骨干”，“右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并开除党籍，撤销秘书职务，降二级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一九六五年丁磊同志调来山西后，在黑省委信访处工作，发现了黑省委许多严重问题，便和黑省委以卫恒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于是黑省委便把丁磊同志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帕特务赵雨亭的老婆赫素苹跟踪盯哨丁磊同志，并排挤打击、横加迫害，但是丁磊同志一道坚贞不屈和刘格平同志一起，同黑省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作了极其艰苦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丁磊同志主动接近革命群众组织，发现左派队伍，并将自己的住房让给革命小将，同时积极揭发黑省委的罪行，尤其是在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逢祺的斗争中，在抵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坚定不移，英勇顽强，为推翻卫家王朝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12夺权前，黑省委派特务跟踪、叮哨刘格平、丁磊同志，于是他们常常化装进行工作，与群众组织取得联系。

　　在1.12夺权的关键时刻，丁磊同志发扬了无所畏惧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毅然决然地和广大革命派一道与刘格平、袁振、陈永贵等革命领导干部战斗在一起，作出了一定成绩。

1．I2夺权以后，丁磊同志在揭露黑省委的特务活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同当前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为捍卫年宵的红色政权，她与广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多年以来，在同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丁磊同志是刘格平同志的亲密战友，得力的助手。

　　文化大革命中，经中央批准，丁磊同志和刘格平同志已一起得到平反。丁磊同志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干部，是革命群众一致赞扬的。

（东风红色造反兵团摘自1967年6月太原街头大字报）



“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简介

　　“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设在西安门内草岚子胡同，原叫“自新院”，1932年-1933年匪首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主任时，改设反省院，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是敌匪镇压革命，瓦解共产党的重要据点。1933年蒋贼的侄子，蒋孝先的宪兵三团接管。1935年“何梅协定”后，北平由原冯玉群旧部宋哲元部队接管，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就在宋哲元管辖之下了。国民党反动派采用反省政策是从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开始的，以前抓住就杀，后来则软硬兼施，采用了反省政策，千方百计使“政治犯”登报反共。

　　反省分院分为南监、北监。前面有办公楼，后面可以放风散步。南北楼之间有岗楼，不叫两面犯人”见面。每边最多住五十多人，房子面积很小，人挤的都不能翻身，一般每五、六个人一间房，很“调皮”的人住独间。“政治犯”的言行被敌人严格监视。连学习也没有自由。

　　国民党反动派对反省院的“政治犯”，软硬兼施，有的用钱收买，有的封官，有的把母亲、老婆、儿子等亲人叫去，以软化斗志。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仅在敌人的刀枪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就是在敌人欺骗利诱面前，也同样坚定不屈，他们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如刘格平、韩培义等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之流，却经不起这种考验，他们在这里对敌人屈膝投降，成了可耻的叛徒。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陷落前夕，宋哲元部队撤退，伪“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撒消。

　　（河北大学毛泽东思想八、一八红卫兵海燕战斗队、八机部“革联”，《北京公社》山鹰战斗队）[font=]

　　刘格平同志解放前的斗争简历


　　刘格平同志，河北省孟封自治县堤东庄人。一九零三年生。

　　一九一七年冬，因不满家庭封建空气逃出家庭，参加南京北洋军阀李纯部当学兵。受到“五四”运动影响，并读了一些进步报纸和刊物。一九二一年毕业后分到连队当兵。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两次到天津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对他影响很大。

　　一九二五年四、五月到河南，找到党的同志张隐韬等，以后经介绍到国民二军四旅史可轩部当副官。不久张隐韬等同志也被派到那里搞部队俱乐部，刘格平同志参与了一部份工作。

　　一九二五年秋，国民一、二、三军共同打奉军。经与张隐韬同志研究后决定，他打入天津，与我党顺直省委取得联系作内应，张隐韬组织一部份队伍插进天津南部。当国民军快打到天津时，他们即在租界打出来，里应外合把奉军打得落花流水，缴获了大批枪、炮、马匹。以后国民党右派韩复渠进天津，篡夺了这个胜利果实。

　　刘格平同志即离天津，到庆云找张隐韬，张已组织了五、六百农民自卫队，并和史可轩交涉好，把这支武装队伍归史可轩部编制。当时刘格平同志很不同意，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出路。以后，把一个连带到南皮，准备到泊镇上火车，结果被国民二军六旅反动军官弓富魁派部队截击。他当时打了出来。

　　一九二六年春，回到国民二军。国民二军春天在河南失败后，到天津找到顺直省委，于方舟同志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四月，省委拟派他经过苏联到新疆活动，到了上海，又要他到福建璋州他的亲戚张仲刚所在的北洋军阀部队中活动。秋天，又回到天津。省委以顺直国民党省特派员名义派他到天津南部活动。

　　一九二六年冬天，经于方舟、李季达（当时省委书记）介绍入党，没有候补期。顺直省委和北方局派他到武汉政府交涉，在直隶省军事响应。到武汉后，因为武汉政府怀疑他是共产党，所以没有交涉成功。

　　一九二七年春，回到天津，省委以我党特派员名义，派他去津南工作。秋后，又在省委下成立了一个军事机构。冬天，省委派他担任副军委，仍担任津南工作，以后担任省军委。

　　一九二八年春，在河间南大县，乘当地闹灾荒，发动了三千贫农向周庄大地主借粮吃大户。

　　夏天，省委通知他组织津南暴动。在庆云县利用民团暴动，占领县城三天，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叛徒的出卖，斗争失败了。

　　庆云暴动失败后，他接着到铁路西河间县、献县组织暴动。先到沧县第二中学发动学生，因被学生叛徒告密被捕，他利用国共合作时的名义冒充国民党特派员，国民党省党部不承认，但又没有证据说他是共产党，于是判了三年徒刑。

　　一九三一年夏天出狱，到北平找到河北省委。当时省委对他不大相信。后经省委同意到山西冯玉祥旧部刘汝明部和陕西杨虎城部队工作，以后和省委联系不上。他在刘汝明那里有个亲戚叫李振义，是秘书长，劝他改用第三党名义，被刘格平同志坚决拒绝。一九三二年初，到陕西，在长安组织“读书会”，组织“四·二一”运动，在民乐园打戴季陶，烧汽车。当时，未和陕西省委发生组织关系。他搞得很红，开始韩光琦每月还供给他二、三十元（韩和他在史可轩部时都是副官，那时是杨虎城的军需处长）。以后即不供给，八月便离开陕西。

　　当时，因和河北省委早已联系不上，就想到苏区去。到了汉口，因红四军撤走，无法到苏区，遂回到津南，和党特委发生关系，任特委组织部长兼军委，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被捕。

　　一九三四年组织了庆云县罢工暴动。当时，在庆云有四百多党员，与广大群众有较密切的联系。四月，正是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反动统治者要群众在庆云南部挖马甲河，令每家去一人，不去的每亩地收一块钱，并要挖毁很多麦苗。他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第二天散发传单，开大会。清早，敌人把中心县委书记胡恒熙（兼庆云县委书记）和城南区书记张度赛捕去。开大会时，敌人派了一百多保卫团，刘格平同志他们组织了五、六百人，几个人包围一个团兵，完全控制了讲台。会上发动了群众到城里请愿，并到各村动员，组织了两万多人，一百多敢死队揭开城门，包围了县政府，将胡、张二人要出，提出八个条件，县长签了字，开了庆祝会。

　　第二天又到了马甲河上，组织了四万多人，砸了区公安局，全部胜利。

　　于是，他以组织部长兼军委名义通知津南各县委发动暴动。准备第三天武装暴动。当时敌人已调来军队，许多党员积极分子劝他不要出面，他没有听，即到阎家坞开大会。敌人派来大批马队镇压，斗争失败了，他和两个同志受伤被捕。

　　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播下的斗争火种没有熄灭，津南群众更加认清了敌人的残酷面目。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个地区的广大群众积极起来参加抗日战争，成了斗争最激烈的冀鲁边区。

　　刘格平同志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被捕，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狱，在狱中经历了整十年另三天的艰苦斗争岁月。

　　他和另两同志被打伤押到县公安局后，立即商议了对策，所以，当晚在酷刑之下，谁也没有屈服。但当时也在此狱的胡恒熙等人，却在酷刑之下，供出了刘格平同志是共产党员。第二天晚上，伪县长和保卫团大队长、叛徒胡振国就亲．自审问刘格平同志，但敌人的威胁、利诱都宣告失败，只得把他送回监狱。在狱中，有些同志思想混乱，经过他的动员教育，团结了十七个人。当时，国民党庆云县党部是一伙叛徒，非常害怕，打电话给国民党省政府，要求立即枪毙刘格平同志，但未获准。

　　过了十几天，他们被送到北平宪兵二团，敌人把叛徒贾XX(原津南团特委书记)调来整他。刘格平同志非但没有动摇、屈服，而且机智地避开了津南活动情况，编了一套假口供，说自己在陕西是银行行员，后往北平，这次回家才三天，去赶集被捕。因敌人无法对质，扣押了一个多月后，就把他们送到北平军分会。

　　到了军分会，押了将近一年。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后，国民党军队撤走，军分会急忙将他判了无期徒刑，把他们送到北平陆军监狱。进狱不久，即和胡云先、刘子余、刘有山组织临时支部，团结了三十多个政治犯，并团结了一千多普通犯人，进行改善伙食斗争，一千多人全体绝食。监狱当局就将他们三十多个政治犯集到一起，与普通犯人隔离，但他们继续坚持斗争。敌人就摆出了要枪毙他们的阵式，威胁恫吓，也不能使他们屈服。一九三六年一月，把他们送到了反省院。

　　到反省院后，他担任北监支部书记。秋天某一日在饭厅里，安子文告诉他，外面党同意他们只要不反共，可登启事出去，遭到刘格平同志的坚决抵制。大叛徒安子文、黄锦纯出狱后，并不死心，软拉硬压地要把他活动出去，他都没有答理。以后，相继有些人登启事出去了，刘格平同志仍然毫不动摇，宁把牢底坐穿，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

　　在大批叛徒爬出反省院后，刘格平同志团结了狱中的革命同志坚持斗争，发动人多次绝食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芦沟桥事变后，他们全体为了出去抗日，又绝食两天半。

　　后来，他们从反省院被送到看守所，从看守所又被送到第一监狱，被改为军事犯，执刑一半，就可释放。但因为反对监狱虐待，刘格平同志七次绝食，因此虽已到期，还是不放他出去。结果坐了十年加三天才被释放。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狱后，先到了天津，做了一些学运工作。不久便回到渤海区党委，恢复了党籍，被派到天津担任地下工委书记。此间，他介绍了大批的革命青年到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春，到山东分局入党校，参加整风运动。八月，日本投降，他任山东回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一九四六年秋，任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

　　一九四七年冬，参加渤海区三查、三整后，留任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

　　一九四九年春，带一个区党委干部班子，南下任政委。

（转自《四野》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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