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王力与“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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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与“文化大革命”

丁凯文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中，除了有人们熟知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外，还有一个王力，他在“文革”初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个被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奉为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出自王力的手笔。王力是当时中共中央的重要笔杆子之一，他不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文件，还撰写了许多《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及评论员文章，这些文章指导着“文革”的斗争方向、引导着舆论走向。１９６７年１月，王力被毛泽东指定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于是其个人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１９６７年７月，在武汉爆发的“７２０事件”中，王力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时间跃升为“文革”中红得发紫的“英雄”人物。然而，旋踵之间王力却被毛泽东的一句话所打倒，在没有任何审查、审判及正式罪名的情况下，身陷囹圄长达１４年之久。到了邓小平时代，王力虽免遭起诉，但依然被中共中央当成坏人开除了党籍。王力在“文革”期间集“英雄”与囚徒于一身，其真实际遇却少为后人所知。当我们回首“文革”之际，应该如何评价王力其人呢？

　　一、王力与中共极左思潮的滥觞

　　若想研究“文革”之中的王力，就有必要追溯他在“文革”之前的重要活动。非如此便无法说清王力与毛泽东及中共极左思潮泛滥的关系，无法说明王力为何在“文革”初期成为“中央文革”的笔杆子、得以大红大紫的真正原因。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之后，极左思潮开始在中共党内泛滥成灾。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和苏共在５０年代后期及６０年代前期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王力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共与苏共最初的主要分歧是如何评价斯大林。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清算，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苏共这一非比寻常的举措，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作用。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公开了中苏两党的政治分歧。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

　　王力从１９６０年起进入中共中央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设立的“秀才班子”写作组，自此参与了中苏两党论战的工作。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５日到１９６３年３月８日，王力参与起草了多篇论战文章，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在此期间，中共曾多次派代表团赴苏联与苏共中央谈判，王力自始至终全程参与，代表团团长有时是周恩来、邓小平，有时是彭真或康生，代表团成员亦常有变动，只有王力一直“岿然不动”，乃至郭沫若戏言王力：“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钓鱼台”的这个“秀才班子”直属毛泽东管辖。王力等人撰写文章初稿，再交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传阅，邓小平初步定稿，毛泽东最后定稿。〔１〕

　　１９６３年中苏两党的论战进入白热化阶段，３月３０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并于７月１４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为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９篇文章，这就是著名的“九评”。这９篇文章中，有８篇王力参与了写作，其中５篇由王力一人执笔，它们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２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９　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１９６４年２月４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１日）。“九评”　中的另外三篇，即“苏共领导与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６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王力也是执笔者之一。〔２〕

　　在这场论战中，中苏两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如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否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至和平过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完全公开化了。王力直接参与写作的“九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极左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仍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因此，到底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所谓“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在“苏共领导与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文中中共断言：“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中共还断言：“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远远没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都还存在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存在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将毛泽东的这套极左思想形成文字的，就是王力。中苏之间的这场“论战”，将毛泽东的极左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也坚定了毛要在中国防止出现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观点和认识。

　　显而易见，王力参与的“九评”，实际上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极左思潮的一次大泛滥，对日后毛泽东发动“文革”、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起了重要作用。王力在这场论战中，将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王力的左派形象与地位也因此而确立。与此同时，王力在１９６３年被提升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并从１９６４年开始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开始有了极为密切的接触。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文革”初期王力有幸跻身“中央文革小组”，乃至后来被毛泽东钦点为“中央宣传组组长”，这并非偶然，恰恰是王力作为极左派理论家深得毛泽东青睐的必然结果。

　　二、最快最准确地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启了“文革”狂潮，身为毛氏极左派干将的王力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尽管从参与“文革”到倒台，王力在“文革”中的“辉煌岁月”仅有１年零１０个月，但这２２个月正是“文革”的高潮阶段，王力趁此一展身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文革”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最快最准确地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传达出去。〔３〕

　　“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后，毛泽东撤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新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在这份名单中，陈伯达实际上是个傀儡，有组长之名却无组长之实；副组长里的王任重、刘志坚后来很快倒台，真正起实际作用的是副组长江青。组员里的排名之所以是王力居首，既缘于王力的党内地位原本就高于其他诸人，也因为王力在“文革”之前就是坚定的左派和中共中央重要的笔杆子。

　　在“文革小组”中，王力很善于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并及时地将毛的极左思想转化为中共的理论性表述。例如，王力在整理毛泽东的讲话时，将毛泽东的思维加工成“党的基本路线”，即人们耳熟能详的毛氏警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据王力自己回忆，这段“最高指示”用的是两段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讲的原话，王力将其拼接起来，只是把原话中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改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４〕这段“最高指示”被王力写进１９６７年第１０期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可以说，为了将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想法理论化，使之成为贯彻“文革”始终的指导思想，王力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王力还进一步拔高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将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誉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王力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８日发表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里写道：“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王力获邀参与了毛泽东７３岁生日的祝贺活动。席间毛泽东说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要在党内开展全面夺权的信号。有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陈伯达、王力等立即着手起草了一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整篇社论贯彻始终的便是毛泽东的“夺权”思想。社论说：“１９６７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１９６７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１９６７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１９６７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由此引发了上海的“一月夺权”风暴，毛泽东随即向上海的“造反派”发出贺电，祝贺上海地区“夺权”成功。毛泽东在１月８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５〕上海的“夺权”风暴很快就席卷到了全国各地。王力躬逢其盛，对毛泽东的极左思想亦步亦趋，充当了毛泽东在“文革”运动中的传声筒，并以“文革小组”成员的身分，不断接见各地“造反派”组织，发表了大量讲话，俨然一副正统左派革命家的面貌。

　　１９６７年１月，中共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陶铸倒台。陶铸原兼任中宣部部长，此时毛泽东提议成立“中央宣传组”，取代中宣部的职责，同时任命王力为该“宣传组”组长。〔６〕由此可见，王力这个“文革”笔杆子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重要。

　　作为“中央文革”最主要的笔杆子，王力在这段时间内写了不少《红旗》杂志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其荦荦大者试列于下：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发表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该文声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该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文章全面响应了“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暴，吹响了在全国范围内向所谓“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的号角。王力自己认为，“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公开号召夺权的正式文件”。〔７〕毛泽东在这篇文稿上批示说“写得很好。”〔８〕

　　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的《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表示：“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该篇社论由《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１日提前转载。毛泽东在１月３０日批示：“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修改。”毛泽东在“很好”两字下面还加了着重点，以示支持。〔９〕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声称：“对于当权派，当然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革命群众对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而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则应当坚决支持。”“犯错误的干部，应该提高警惕，彻底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广大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此批示“照发”，〔１０〕以示同意和支持。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红旗》杂志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指责刘少奇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现为“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利用干部整革命群众”，“以反工作组对干部‘右倾’为名，继续散布‘打倒一切’的舆论”。这篇社论实际上是对所谓的刘邓“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路线”的一次清算。毛泽东在３月２９日批示：“王力、关锋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１１〕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的《红旗》杂志还发表了王力起草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文章的矛头直指刘少奇：“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煞费苦心地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他们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指使工作组，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击广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该文虽未点刘少奇的名，但最后一段却画龙点睛地说：“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１９６７年５月８日王力等起草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评论文章批评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期在理论上打倒刘少奇，并指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文章说：“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老叛徒伯恩斯坦一样，有其阴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企图瓦解无产阶级队伍，使人们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在全国胜利以前，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全国胜利以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个反动公式的目的。”

　　在武汉“７·２０事件”之前的半年多时间内，王力参与写作的《红旗》杂志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充分贯彻了毛泽东的在“文革”中“夺权”、“打倒走资派”，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意图，将毛泽东的一些指示、批示、谈话等，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起到了指导各地“文革”运动的作用。从这些社论发表的脉络来看，王力等人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战略，对刘少奇的批判逐步升温，“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到“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再从批判所谓“黑《修养》”到“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文革”理论、部署和极左思想通过王力的“生花妙笔”，变为指导全国人民的精神武器，流毒全国，为害至深。

　　中共在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清算“文革”罪责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曾给王力按上了一条“煽动夺权”的罪名。然而，这一罪名却掩盖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煽动夺权的罪魁正是被中共依然尊奉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王力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其职责就是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大力宣传、响应、执行毛泽东的决策，将毛泽东的意图不断转化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以指导全国的运动。王力本人随周恩来、江青、陈伯达这些高层领导人物，频繁接见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发表讲话。这一切都是王力的职责所在。脱离了这一背景而单独指责王力“煽动夺权”，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王力是武汉“７·２０事件”的罪魁祸首吗？

　　“７·２０事件”是“文革”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王力先因这一事件而名声大噪，其个人声势达到了顶峰；后又因此事件而迅速倒台，身陷囹圄。现今国内不少书刊文章都将王力在“７·２０事件”中的表现归结为王力的个人行为，有意忽略了造成此一事件的真正原因。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的《党史博览》发表了一篇署名霞飞的“王力沉浮录”。文章说：“王力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大局的思想”；所以，“这个事件纯粹是王力捅的‘大娄子’。”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毛泽东一行于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晚抵达武汉。１７日毛泽东对武汉情况还颇为乐观。王力回忆说：“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总理的部署，是毛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总理讲的这三条方针，主席一条也没改变。”王力还回忆说：“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面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１２〕周恩来在７月１８日武汉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以上会议上提了８点意见，这８点意见事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即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周恩来８点意见的核心内容是：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二，肯定“工人总部”等“造反派”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参加武斗。七，军区在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１３〕周恩来宣布的武汉问题解决方针，一开始就遭到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的公开抵制。陈再道“情绪极端激动，拍了桌子，不满周恩来讲话，言语直接冲撞周。”陈再道甚至扬言：“周胡子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还不知道？”“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恩来也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１４〕周恩来在当晚即离汉返京。

　　王力根据毛泽东与周恩来对武汉地区“文革”运动所定的调子，在７月１９日凌晨到武汉水利学院发表了一番讲话。现在国内党史界讨论武汉“７·２０事件”的文章大都强调，王力在这次讲话中就武汉问题作了４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钢工总”平反；“钢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而王力这４点指示便是引发这一事件的根源。这种流行的看法是不准确的。

　　通观王力这次的讲话，其说辞大都是套话，主要内容是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强调“造反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对待解放军等等。当时王力并未对外公开周恩来提出的４条或８条意见。该日下午３点至当晚，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谢富治传达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精神，王力着重讲有关“文革”的理论问题。此时武汉独立师的师长、政委都相继愤而退出会场，回到师部后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１５〕其实无论是“４点”还是“８点”，其核心内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毛泽东心目中解决武汉问题的底牌。王力谈话的精神就是来自毛泽东、周恩来解决武汉地区“文革”问题的方针。

　　周恩来在７月１８日的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以上会议上曾明确宣布会议纪律，８条意见不作传达。但是，在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的怂恿下，武汉军区独立师负责人在７月１８日不仅违反纪律擅自向下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内容，使部队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１９日晚和２０日还纵容军队参与了冲击军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及揪斗王力的行动，扩大了整个事态。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也抵制中央的谈话精神，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争浪潮，其矛头直指中共最高领导层。毛泽东、周恩来试图支持所谓“造反派”而压制“保守派”的方针政策，遭到武汉军方和部分民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击。王力不仅被揪斗、批判，甚至还在逃亡途中受伤，成了武汉军人发泄怒气的直接对象。周恩来不得不紧急赶回武汉，安排毛泽东脱离“险境”。此时，毛泽东也不得不灰头土脸地紧急飞往上海，逃离这块是非之地。毛、周二人解决武汉“文革”问题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破了产。

　　现在官方的说辞总是强调王力在事件当中的责任，夸大了王力个人的因素和作用。“７·２０事件”的实质就是，武汉的军人发泄对中央处理武汉“文革”事宜的不满，以实际行动抵制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只不过他们未必很清楚，那几点指示实际就是来自最高领袖毛泽东，只好拿王力当出气筒，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王力后来说：“其实，这４点根本不是王力的指示，而是中央在北京确定的方针。王力既未参加制定，又未传达，而是总理代表中央讲的。”〔１６〕周恩来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也印证了这一点：“我在武汉讲了４点，又讲了８点。４点、８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１７〕由此可见，王力个人在事件中成为毛泽东、周恩来错误方针的替罪羊。武汉“７·２０事件”并非王力“捅的大娄子”，而恰恰是毛泽东自己的极左路线“捅的大娄子”。

　　“７·２０事件”使毛泽东认识到，他的那套支持左派“造反夺权”的“圣旨”并非永远畅通无阻，过分压迫军人有可能真的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毛泽东不得不设法在日后缓和“文革”运动对军队的冲击，对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们采取安抚、怀柔政策，陈再道、许世友、韩先楚等一班军队高级将领后来的境遇得以好转。事实证明，王力这位熟悉马列词句的中共中央的理论能手，并无对付地方上复杂多变状况的经验。日后中共将武汉“７·２０事件”的原因归结到王力个人身上，实乃避重就轻，为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责任作开脱，使王力承担了原本不属于他的罪责。

　　这里顺带一提的是所谓“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这个问题何蜀有过论述〔１８〕。笔者想强调的是，《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１２期发表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一文。该文提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但该文的写作与王力无涉。据叶永烈对王力与林杰的采访，该文乃《红旗》杂志编委林杰起草，关锋修改后由陈伯达签字发表。〔１９〕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秉承毛泽东、江青等人的旨意，在１９６７年上半年不断以《红旗》杂志社论和《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其要点确实都离不开中共中央宣传的精神，特别是响应毛泽东的“夺权”号召，而“７·２０事件”后批判武汉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等等，这些并非“中央文革小组”里几个“秀才”的发明创造。另据王力回忆：“关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问题，这是中央常委和文革小组讨论的（我因病没有参加），康生打电话到上海，经过汪东兴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同意后采用的。”〔２０〕但是毛泽东看到“７·２０事件”后军队内普遍存在不满情绪，军人不同于各级政府的文官，对军人的过分压迫将会适得其反，弄不好就会自食其果，武汉发生的这起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因此，毛泽东在此时希望对“文革”运动作出某种程度的调整，适当地“刹车”、“降温”，以平息军中将领们的不满之情。于是毛泽东借题发挥，翻脸不认人，将几个执行他的“文革”政策、为其“文革”大业摇旗呐喊之文人抛出来加以打倒。这也是毛氏典型的行事作风：毛泽东一贯正确，坏事都是别人干的。

　　四、王力为何倒台？

　　王力在“７·２０事件”中意外地成为了“英雄”，从武汉回到北京时在首都机场受到盛大的热烈欢迎，全国各报刊愤怒声讨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慰问胜利归来的王力、谢富治。王力因此名声大噪，成为“文革”当中的英雄人物。然而，物极必反，福兮祸依，王力很快就跌落谷底，犹如彗星在天际中一闪而过。声名刚刚如日中天的王力为何会倒台？是王力自己所说，乃江青、康生陷害？还是毛泽东“文革”之中又一项战略部署呢？

　　１９６７年８月７日，王力在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接见了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的代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认为，外交部长陈毅是外交部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外交部“造反派”要“造”陈毅的“反”。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们汇报时，王力插了一些话。这些话后来被姚登山等人整理成“王力八七讲话”。８月１１日，外事口激进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陈毅大会。远在上海的毛泽东则在８月１７日表示，“外交部问题，对陈毅我也不那么高兴……他一月检讨，二月翻案，才搞起一个反陈高潮，谁叫他推翻？……对陈毅这样的人，我、林总、总理有什么办法，还是要靠红卫兵。要保他，使他能当外交部长，也得靠红卫兵，靠红卫兵教育他。”姚文元当天即用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了传达，电话记录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传阅，以致江青、陈伯达都认为陈毅是可以打倒的。〔２１〕８月１９日，外交部的“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了所谓的“业务监督组”，接管了外交部的一切工作。８月２２日，北京多家“造反派”组织在周恩来发出对英最后通谍到期而未得到英方答复时，愤而纵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恶劣的违法涉外案件，引起英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各国媒体也都予以关注，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细观这一时期外交部的夺权斗争，王力的“八七讲话”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讲话，而毛泽东对陈毅的所谓“先打再保”的态度，才是事情演变的关键因素。周恩来更是先批准“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所谓的“业务监督组”，又发出对英国政府的最后通谍，导致了事态的扩大和失控。因此，这起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毛泽东、周恩来，而非王力。

　　王力自己说：“毛主席早已知道，也早已看到过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没有说什么，因为讲话中那些过分的话，就是他的原话。”〔２２〕但是没过多久，毛泽东就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了一句：“大、大、大毒草”。８月２５日，周恩来请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王力的“八七讲话”转交给毛泽东。８月２６日上午，毛泽东口授：“王、关、戚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２３〕这是毛泽东作的一项重大决策。杨成武回京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在当晚的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向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传达了毛泽东的“圣旨”。８月３０日，陈伯达主持《红旗》杂志编辑部会议，王力与关锋同时“停职检查”，王力由此开始了他的被关押生活。

　　王力在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出狱后，曾反复解释自己被打倒是江青和康生下的毒手，是江、康二人逼迫周恩来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再次送交毛泽东，要将王力抛出作为替罪羊。至于江青与康生二人为何仇恨王力，王力自己解释说，是因为王力不盲从，有自己的见解，并不事事紧跟江青，有时还对毛泽东为邓小平说好话，这些都引起江青的不满，为了处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江康二人正好将王力抛出来予以打倒。〔２４〕王力自己的这番解释也许有些道理，但他却回避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王力这个层级的高干（王力的职务已相当于中宣部部长），没有毛泽东的许可，任何人都是无法打倒的。王力倒台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周恩来告状，抑或是江青、康生告状，而是毛泽东欲采取措施以迅速、顺利地解决“文革”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矛盾。

　　王力为自己的辩解有些并不错，王力的那些讲话实际上就代表了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本意，只有“天下大乱”了，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当初上海的“一月风暴”夺权运动也是毛泽东事后追认，王洪文所代表的这些“造反派”才更加有恃无恐。毕竟“夺权”斗争根本就是毛泽东的初衷，“夺权”的方式可能会有不同，但殊途同归，就是要从“走资派”手中夺取权力，换上“造反派”的人马。“火烧陈毅”也不是王力的发明，江青就曾指使人插手外交部，煽动“造反派”对付陈毅，此外，陈毅有“二月逆流”的“老底”，更何况还有毛泽东对陈毅“先打再保”的谈话精神。因此，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未超出毛泽东号召“夺权”的范畴。中共原本就是要输出革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全世界的“帝修反”作斗争，要让革命的红旗插遍五大洲。只是这次“红卫兵小将”们头脑发热，不计后果地给毛泽东捅了大娄子，使整体时局失控，影响了毛泽东“文革”大业的全局。于是，毛泽东恼羞成怒，不得不对此有所表示，抛出一个王力又有何不可呢？将王力、关锋迅速逮捕关押，快刀斩乱麻地清除他们“造成的”恶劣影响，对“文革”全局而言是利大于弊。这才是毛泽东的真正考虑所在。

　　还有一种说法，王力要夺外交部的权，目的是打倒周恩来。这种说法缺乏真凭实据。周恩来对王力一直保护有加，特别是在“７·２０事件”中，周恩来更是想方设法保护王力个人的安全。７月２２日上午，周恩来先返回北京，当天下午谢富治、王力等人乘机回京，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等人到机场亲自欢迎王力等人的“胜利归来”。王力对周恩来感激不尽，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想到通过打倒陈毅以达到打倒周恩来的目的？这个说法不过是当局事后给王力强加的一项莫须有罪名而已。

　　通观这段历史，王力的真正不幸就在于，他自以为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坚定不移地紧跟毛泽东干革命，为毛泽东鞍前马后卖力效劳，是毛泽东的心头爱将，“中央文革”须臾离不开的理论笔杆子。可一夕之间，王力成了毛泽东“文革”的替罪羊。毛泽东翻云覆雨，将政治斗争玩得炉火纯青，对王力则弃之如敝履，毫不顾念这些年来王力对毛和中共的理论贡献。王力个人的历史悲剧就根源于此。可惜的是，王力本人却始终不愿正视这一点，只一味将自己的倒台归结于江青和康生的作用，实乃舍本而逐末也。试问，王力不倒台对谁更有利？显然，倘如此，“中央文革”不会失去一个强有力的笔杆子，王力还可以继续担任中央“宣传组”组长，卖力地为毛泽东的“文革”大业充当吹鼓手，继续发表各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将毛泽东的指示及时迅速地理论化，用以指导“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继续为毛泽东的“文革”大业发挥重要作用。相反，王力的倒台则大大削弱了“中央文革”的权势，打击了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嚣张气焰，安抚了军队将领们的不满情绪，起到了稳定军队和全国局势的作用。再试问，王力到底作了哪些具体的反对江青、康生和“中央文革”的事情，以至于江青等人非要置王力于死地而后快呢？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王力没有作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说明。江青在王力倒台后说了一些骂王力的话，那不过就是中共的故伎，凡被打倒的人都要被安上一些罪名，江青同样也要对王力倒台表态，给王力戴上一些帽子，否则何以向世人解释这位“文革”英雄被打倒的原因呢？显而易见，王力的倒台正是毛泽东“文革”策略中的一环，也是毛泽东本人亲自作出的决定。王力在自己的回忆中有意回避了这一最关键的问题，此乃王力刻意区分毛泽东与江青、康生之间之关系和作用，也反映出王力在反思“文革”时所表现出的局限性。

　　五、莫名其妙的罪行

　　王力到底犯了什么罪行要被打倒而关进秦城监狱？中共自始至终也没有给过任何明确的说法。王力的罪名从未上过中共正式文件，更不见于任何中共的决议、报告。不仅“文革”中如此，“文革”后王力被释放出狱后还是如此。王力被关押监禁１４年半，中共竟然连一个正式的说法、解释都没有，最后只以“免予起诉”了事。王力虽然未被正式定过罪名，但中共最高层领导人还是在不同场合指责、批判过王力。中共领导人口中的这些指责和批判究竟是实事求是还是欲加之罪，我们不妨作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毛泽东给王力钦定的罪名。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但是，王力有何具体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毛泽东并未明示，只是简单一句话“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如此“圣旨”一下，王力也就在劫难逃了。

　　江青在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５日接见军队干部时说：“象王、关、戚，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他们原来就是中央文革当时起草小组的时候，是刘、邓他们安插进来的，他们就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黑秀才，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封锁，并且把我们架空、架空，使我们和同志们隔离，和小将们隔离，干了许多坏事。他们的罪恶就是我去年９月５号讲的，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想妄图打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妄图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２５〕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北京召开了１０万人大会，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人到会讲话。康生在谈及王力时说：“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１９６２年在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２６〕

　　江青、康生等人给王力戴的帽子根本都是无稽之谈。王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邓小平无关，“文革小组”的名单由陈伯达拟定，再交由毛泽东批准，其中江青起了很大作用。王力作为中共中央的笔杆子，一直惟毛泽东马首是瞻，他当年参与撰写“九评”也都是在毛泽东与中央常委领导下工作，各类文章均由毛泽东最后定稿。王力这个“红得发紫”的“秀才”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黑秀才”？王力在“文革”当中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亦步亦趋，既无可能“封锁、架空”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更无可能“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且王力在历史上从未加入过国民党，在与赫鲁晓夫的论战中亦无可能得到什么“金质奖章”。由此观之，江青等人在毛泽东决定打倒王力之后，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只好信口开河，胡乱入人以罪。

　　周恩来又是如何给王力定罪的呢？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中，给王力定了几条罪状。周恩来说：“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６·１６在一起。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１９６２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２７〕周恩来给王力总结的这几条罪状，现在来看无一不是欲加之罪，基本是随声附和江青、康生。如上所述，王力本人从未加入过国民党，他的夫人也未当过叛徒。周恩来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罪名，甚至连王力小姨子家里的琐碎事都被周恩来拿来说事，可见周恩来也是胡说八道入人以罪。至于王力与王稼祥的关系更非康生、周恩来所说那样。王力是中联部里最早给王稼祥贴大字报的人，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王力贴出大字报“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他在大字报中写道：“反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的斗争，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同王稼祥的斗争，是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防止和反对政变的斗争。”〔２８〕王力如此坚定的左派怎么会与王稼祥“暗中有联系”？由此可见，周恩来在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故意入人以罪方面，丝毫不逊于江青、康生这些“文革”恶霸。

　　邓小平上台之后，王力得以出狱，虽然重见天日免予起诉，但依然背负“文革坏人”的十字架。若确如毛泽东、江青所言，王力是破坏“文革”的人，那么在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之时，王力应属有功之臣，更何况王力是在“文革”最轰轰烈烈的１９６７年之时就开始“破坏文革”，那就更难能可贵了。中共难道不应对王力予以褒奖吗？然而，“文革”结束后，王力却有了新的罪名：“王力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力宣扬‘不要怕武斗，不要怕乱’”、“王力煽动‘全面夺权’”、“王力陷害王稼祥和伍修权”、“王力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王力‘给四川刘结挺、张西挺翻案，搞乱四川’”等等。王力虽然没有指明这些罪名实际上来自中纪委，但字里行间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并为自己作了辩护。〔２９〕

　　实事求是地研究王力的这段历史，他并非“文革”运动的决策者，而仅仅是毛泽东“文革”的忠实执行者，且主要在宣传领域，“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策实际上来自“伟大领袖”毛泽东。将这个罪责加到王力头上，显然是不公正的，至于“不要怕乱”和“全面夺权”，就更是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没有毛泽东的“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指示，何来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何来全国上下大动乱？所谓“揪军内一小撮”基本上也与王力无关，在“批判王稼祥、伍修权”等老干部一事上，王力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当时王力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中联部内揭发、批判王稼祥等人的“错误路线”，这固然是王力的一个污点，但事件的根源还在毛泽东。此外，王力从未参加过中央专案组，那些迫害老干部的罪责无论如何也不能安放在王力的头上。

　　综上所述，无论是“文革”之中还是“文革”之后，中共对王力的结论都是不能成立的。“文革”之中，毛泽东随便一句话就将王力打倒且长期关押，视党纪国法如无物，实属滥用权力罗织罪名。而江青、周恩来等人给王力定的罪名，更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皆属无稽之谈。“文革”之后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既没有撤销当初给王力定的莫须有罪名，更没有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王力在“文革”中的作用，反而将王力作为毛泽东“文革”罪责的替罪羊，将毛氏罪恶转嫁到王力身上，人为地夸大了王力的责任，事实上歪曲了“文革”的这段历史。

　　六、谁应该为王力的受迫害负责？

　　现今中共的御用文人们谈及王力的倒台时，无不拍手称快，宣称此乃毛泽东认清王力是个“坏人”所致，却从不解释，为什么仅凭毛泽东一句话，就可以将王力送进囹圄，毛泽东的行为是对还是错？王力的言行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文革”指示，还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王力难道不是毛泽东政治迫害的牺牲者吗？那么，谁应该为王力的受迫害负责呢？

　　１９６７年８月，王力被宣布“请假检讨”，其实就是“关押审查”的代名词，只不过略为好听一点而已。关押审查之初，王力还住在钓鱼台的２号楼，生活待遇并不差，每天的伙食标准也与以前相同，每天还能看报、听收音机，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并有专人打扫卫生，也有医生定期来作体检，他此时的唯一任务就是写检讨。这段时间里，王力感到的难受之处就是无法与外界联系。当年１０月１６日，王力被送到北京西山的一处别墅，由北京卫戍区看管。他在西山的生活待遇仍然未变，还可以带一些书在那里读，每天生活很有规律，看书、看报、听广播、写检讨，晚饭后还可散步。〔３０〕据王力自己说，“毛主席不许专案组审讯王力。”〔３１〕

　　确实，王力有什么问题值得审查呢？他的所有言行都是不遗余力地宣传、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用王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王力的工作就是最快最准确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审查王力的言行，实际上就是审查毛泽东本人，毛心里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王力“消音”，把他养起来、挂起来，王力的问题留待以后再慢慢处理。其实，这也是毛泽东的故伎，对许多中共高干都曾反复使用过。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６日，王力被送进著名的政治犯监狱－－秦城监狱。从卫戍区的关押到秦城监狱的囚禁，说明中共处理王力问题上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虽然我们不清楚中共此时为何要从严处理王力，但显然王力已经不是一般的“人民内部矛盾”，而变成了所谓的“敌我矛盾”了。王力在秦城监狱遭到了非人的待遇。据他自己回忆，进入秦城监狱后一直是单独关押，无人审问。前５年里不给放风，不给任何有字的东西看，包括世上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本。每天２４小时都有人通过门上的小监视孔加以监视，睡觉甚至不许翻身，必须面对着那个小监视孔。睡觉的床是两条凳子支起来的破木板，一床破褥子，一床破被子。白天不许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还要坐在指定的位置上，监视者可以通过监视孔予以监视。饭不给吃饱，更受不了的是只给极少的水喝。〔３２〕１９７２年１２月，王力入狱５年后才得以看书，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马恩全集》、《列宁全集》等。１９７８年，王力的女儿第一次探监时，王力因要刮胡子才被第一次被允许照镜子，镜中的王力让他自己都大吃一惊：镜中之人秃顶，鬓眉皆白，面上皱纹深陷！王力当即吟诗一首《临镜速写》：“电顶霜眉鱼尾纹，不知银镜映何人。照皮难以照清骨，何况丹心驻在魂。”由于多年单独囚禁，无人说话，王力女儿见到王力时，王力的舌头僵硬，发音都不清楚了。〔３３〕

　　王力自己认为，他之所以被关进秦城监狱受到非人虐待，是江青、康生使坏，江康想要杀人灭口；那些迫害是监狱方面秉承江康二人的旨意故意折磨王力，搞坏王的脑子。〔３４〕然而，据各方面披露的资料看，秦城监狱虐囚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饮食、衣着上的虐待实乃家常便饭，很多走出秦城监狱的人无不切齿痛恨，很多中共高干在秦城被折磨疯了，甚至折磨死了。这样的监狱比国民党当年的白公馆、渣滓洞要恶劣得多！例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平时每天就是在床上干坐着，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规定‘四不靠’，就是人的四周都不能挨着东西。”至于吃的饭，“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或小米稀饭加白菜、萝卜。可气的是给的饭菜没谱，有时很少，吃不饱；有时又特多，吃不完还不行。”〔３５〕吴法宪回忆说：秦城的伙食极差，管理更是不把人当人，多是训斥叫骂，犯人提的意见几乎从无回音；犯人稍有流露出不满，就会立刻遭到报复，将犯人关进狱中最小的牢房，只有大约３平方米大小，夏天牢房里蚊子苍蝇满屋飞，咬得人皮肤溃烂，冬天则是缺少暖气，冻得让人浑身发抖；犯人之间绝对见不到面，放风更是少得可怜。〔３６〕显而易见，秦城监狱虐囚并非仅仅针对王力一人。

　　王力将自己的不幸简单地归结为江青、康生二人的迫害，实乃见木不见林。江青和康生的确要为众多的“文革”受害者负责，王力的被打倒他们也要负相当的责任。然而，在王力这个案子上，即便是王力本人，也从未提出任何可靠的证据，证实他的秦城遭遇的确是在江、康二人指使下直接造成的。相反，王力提供的信息却是毛泽东的指示：不许提审王力。王力还记得：“有一次喇叭里，是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声说：‘这次运动，除王力一人外，一个不杀，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现行反革命！’”〔３７〕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掌握王力命运的最终决定人，毛才是折磨、迫害王力的元凶，而周恩来这个中央专案总负责更要对包括王力在内所有的秦城政治犯的非人待遇负责。秦城的悲剧实乃中共这种政治制度的问题，可仅凭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将某人逮捕监禁，且不用任何罪名就长期关押。这种毫无法制观念的政治制度，可以瞬间将人变成鬼，而且将人异化为政治迫害的工具，不仅自身泯灭了人性，而且肆无忌惮地摧残了人性，王力就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上世纪８０年代一些学者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时，还受到中共高层的限制和打击，可见中共这一体制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为害既深且烈，贻害至今！

　　七、王力晚年际遇和对“文革”的反思

　　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着手以法律手段处理“文革”时期的案件，并组成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集团案件，王力的案子也得以重新审理。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５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检察长宣布对王力免予起诉。１月２８日，王力被释放出狱，住进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众所周知，中共的“两案”审理实乃一场政治审判，并非中共自己宣称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拍板定案。至于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判处何种徒刑，检察官与法官皆由上级领导机关——中央“两案”指导委员会——监督指导。关于王力的免予起诉，有关部门并非认定王力无罪，而是说你王力本来有罪，其罪足可判刑，只不过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慈悲为怀，法外开恩，不判你刑就是了。当然，王力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翻身的，更不会被重新起用。

　　但王力本人并不甘心寂寞，１９８１年春，他出狱之前就多次给邓小平、彭真、胡耀邦、黄克诚等人写信，表示衷心拥护党中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并向中央提出很多政策性建议，同时希望还能再出来为党工作。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６日，邓力群曾代表邓小平与王力谈话一次，传达了邓小平对王力的几句评价：“王力在三中全会以后写的东西我全都看了，我认为：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３８〕此后王力不断致信中央，达几十份之多。然而，王力想出来工作的愿望却一直未能实现。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中直指是陈云从中作梗，陈云曾恶狠狠地说：“告诉王力，他是戴帽子的，是宽大处理的，你要是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我就把你再关起来。”〔３９〕连邓小平对此都无能为力。谁让王力当年在“文革”初期那么红得发紫呢？王力在众多人心目中的恶劣印象，大概仅次于江青、张春桥等人，再让王力出来工作，难道不会让人们再次感受回到了“文革”的年代，当权者们就不怕受到人民的谴责？

　　王力虽然无法东山再起，但他的脑子并未休息。王力开始整理自己的“文革”回忆，并于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３日首次接受上海作家叶永烈的采访。叶永烈根据采访写成“王力病中答客问”，１２月２３日发表在《联合时报》上。该“答问录”简单记录了王力的身世，他如何成为“中央文革”的“秀才”，又如何倒台入狱，以及出狱后的大致情况。这是“文革”结束后王力作为“文革”名人第一次在报上出现。由此还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时间报刊上讨论的热门话题。当然，从社会舆论来看，负面的批判远多于客观公正的评价，王力在人们心目中还是“文革”当中的“坏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也在所难免。面对庞大的舆论压力，王力并不气馁，不仅致信报刊，指出它们对王力的批判中的某些不实之词，而且直接致信邓小平作申诉，尽管邓小平从未答复。

　　据邓力群透露，邓小平在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就王力问题有过两个批示：“请力群同志与他一谈，告他什么话都可以谈”和“请耀邦同志看看”。邓力群回忆说：“我当时给王力建议的是：杜绝人间往来，闭门读书，甘于寂寞，但是要研究一点问题，其中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是一个重大题目；还有农村情况，也算一个题目。”〔４０〕显然，邓力群在此间接地否定了王力自己所说的邓小平对王力的评价。从邓力群的这段话来看，邓小平的中央是要求王力永远闭上嘴巴，不要对外公开谈论什么“文革”的详细情况，以免破坏了邓小平对“文革”“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政策。事实上，１９９２年中宣部曾专门发过一次文件，规定不准采访王力，不准发表有关王力的报道，甚至连王力写的诗词也不准公开发表。〔４１〕显然，中央的政策就是全面封杀王力。邓力群在回忆录中还把王力和关锋加以对比，最后指出，“关锋后来确实是闭门读书、写作，成绩不小。王力也写了不少东西，现在留下的一些东西，也有价值。但是，据反映，其中不实、不妥之处也不少。”〔４２〕看来，中共高层并不糊涂，对于王力出狱后的言行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对王力的表现并不满意。如果王力还想继续为党发挥余热，那么最好就是研究一下“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尽管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邓氏路线根本是对毛氏路线的彻底否定，何来“继承和发展”，但这并不妨碍党的御用学者们为其涂脂抹粉。

　　王力去世后，香港北星出版社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出版了《王力反思录》，上下册共８０万字，包括王力的诗词、“文革”回忆、给中共中央的建议、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及毛泽东研究等等。此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回忆录。笔者试就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个人看法。

　　其一，王力是中共党内颇有才华的理论家，也是个少有的虔诚的中共党员，坚定的马列主义信徒。王力为中共和毛泽东写了大量的文章、社论，把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化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基础。可以说，王力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有着“杰出”的贡献。王力将自己的思想和命运紧密地与中共联系在一起了。即使被中共关进监狱惨遭迫害达１４年之久，他依然不改其信仰。王力之子王鲁军在１９８０年初第一次探监时，其父讲的第一句竟然是：“你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三代共产党人。你姥爷王翔千是山东第一个马列小组成员。党的一大后，他和王尽美、邓恩铭建立了山东第一个党支部，所以姥爷是第一代共产党人。我和你母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是第二代共产党人；你是６０年代入党的，是第三代共产党人。你要教育下一代，努力成为第四代共产党人。我们这个家庭要世世代代跟随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４３〕王力的确做到了为这个党贡献自己的一生，从少年到青年，从壮年又到老年。王力为它奔走，为它呐喊，为它工作，为它奉献，最后还要为它坐牢，为它承担历史的罪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王力仍然念念不忘“要留清白在人间”，希望这个自己报效一生的党还给自己一个公道，给自己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王力这个最后的愿望能实现吗？中共如果不能重新评价毛泽东与“文革”史，王力恐怕就要永远为毛泽东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事实上，当初紧跟毛泽东的文人集团－－“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们，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不是“文革”之中被打倒，就是“文革”后被彻底清算，只有极少数人幸免于难。这正是这些紧跟毛泽东的文人们的悲哀。

　　其二，王力既是“文革”的受益者，但更是一个受害者，其受益时间不到两年，而受害时间却长达１４年之久。其实，王力出狱后何尝不是生活在“文革”的阴影之中？可以说，王力的后半辈子深受“文革”之害。他个人在“文革”中的悲剧，不仅仅在于盲从紧跟毛泽东，还在于中共这一专制体制。青年的王力满腔热血，加入中共是为了报国报民，希望中国走向强大与光明。其实，早期中共的理想也是十分美好动听的，不乏民主、自由的口号，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相比似乎也多了一分耀眼的光环。王力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肇因于对中共这个体制深信不疑，犹如身在庐山云雾之中，不识庐山之真实面目。然而，建国之后的中共逐渐暴露出真实面目，当年国民党的专制制度被中共发扬光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钳制言论、压制民主、打击异己、政治迫害的程度连希特勒都望尘莫及。王力为这个政权效力，难免会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然而，王力对“文革”的反思，并未认识到这是中共体制的根本弊端。所以，王力的反思还停留在肤浅层次，诸如不能再搞“文革”了。他未从制度层面上予以剖析，没有跳出共产党的老框框，依然停留在邓小平钦定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水平上。王力直到临终之时，仍然以身为“坚定的共产党人”而自豪。王力甚至说：“我这一生做过不少错事。但是有两条是至死不悔的：第一是选择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并为之奋斗终生；第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推进全面的改革而奋斗，力求尽一点微薄的力量。”〔４４〕连邓力群都承认，“从总的方面来评价王力这个人，他对党是坚定的，对毛泽东思想是相信的。”〔４５〕正因为王力始终没有认识到中共体制存在的根本问题，所以他也不可能认识到中国的前途在于彻底废除一党专政，使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化、法制化，如此中国才能真正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

　　其三，王力本人自始至终都以左派革命家自居，对毛泽东与中共的形象、地位不遗余力地维护。如在王力被打倒一事上，他宁肯将其推到江青、康生头上，也不愿直指毛泽东就是罪魁元凶；秦城监狱所受的非人虐待，王力也将其归结到江、康二人身上。王力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维护，有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１９９５年９月，王力到上海一行，提出了他对政治时局的看法：“第一，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第二，邓小平这面旗帜不能倒；第三，对‘江核心’　要拥护、要保护。”〔４６〕王力甚至将李志绥医生所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也斥为“貌似真实的谎言”，〔４７〕全然不顾该书披露的大量珍贵史实。这说明，王力骨子里还是一个“毛派”。王力甚至肉麻地说：“我深知党不要我，照样鹏程万里；我离开党，寸步难行。”他还表示：“毛主席信用我时说是‘顶多听三分’，超过三分，我就会连累他也犯错误了。”〔４８〕明明是王力对毛泽东亦步亦趋，唯恐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可晚年的王力却说什么“连累毛泽东犯错误”，真是不知此话从何说起。这恐怕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王力本人的局限性了。事实上，王力既有“左派”的特质，但更多的还是刻意向邓小平的中央输诚、表忠，无非还是希望邓小平对他“网开一面”，使其在政治上有机会“东山再起”。

　　其四，虽然王力的反思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比起中共其他大员们的“文革”回忆，王力的反思还是有其可贵的一面。王力走出秦城监狱后，能对毛泽东和“文革”有所反省。他认为，自己的错误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紧密相联。王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认识到：“毛主席常常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后，并不检查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这样，臆造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以致无处不是敌人了，敌人不但跑到党内来，而且跑到最高的领导核心中来了。于是，就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就要‘不断革命’，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了。这个深刻的痛苦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４９〕王力自己也不断表示，对于“文革”的错误要永远检讨，终身检讨。这说明，王力对“文革”给中国社会与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还是有较为深刻的反省和自责，不讳言自己的责任。仅此一点，王力就比那些只诉苦、表功而不知检讨自己“文革”过失的中共老干部们诚实一些。此外，王力对中央专案组这种专政形式有很深刻的反思。他在回忆中说：“专案组这种组织形式祸害无穷。……专案组有无限权力，没有人监督它……专案组可以任意整人，把党内问题同关人的权力结合在一起，判多少年都是它决定，这是非常坏的一种形式。专案组应该永远被埋葬，它后患无穷。它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个人决断。有了它我们国家就不能成为民主法制的国家。中纪委弄得不好也就是扩大的专案组。……我对专案组这种形式深恶痛绝。”〔５０〕正因为王力亲身体验了专案组的残酷迫害，所以才能深有体会，才能大声疾呼应该永远废止专案组这种专政形式，因为它与法制国家的理念背道而驰。可惜，王力的呼吁不会起任何作用。“文革”中的专案组在“文革”之后改头换面，以中纪委的面目重新出现，这一违反法制的机构在中国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８０、９０年代大行其道，这说明中国离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还相当遥远。

　　其五，王力出狱前后向中共中央和邓小平提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其中一些观点、看法值得称道，应予肯定。比如，王力在１９８１年７月５日致信中共中央，呼吁假释陈伯达。他在信中指出，陈伯达在“文革”中虽然犯有错误，但与江青等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王力在信中举了一些例子，并建议对陈伯达予以假释。〔５１〕虽然王力的呼吁未起什么作用，但在当时却难能可贵，也使日后的研究者对陈伯达在“文革”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王力在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８日致信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应该给原山东省委书记、农机部常务副部长黎玉平反。〔５２〕王力在山东工作过，了解那里的情况，深知４０年代中共对黎玉的批判都是不实之词，３８年过去了竟然还未平反。由于王力的呼吁，黎玉的冤案得以平反。王力于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５日致信邓小平，建议对原四野和其他老干部从宽处理。众所周知，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军内实行了残酷的大清洗，一大批中共高干受到牵连而倒台。然而，粉碎“四人帮”后，这批人不仅政治上未得到平反，反而被林彪一案压得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原林彪部下四野的老干部依然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待遇。这种局面是邓小平有意造成的。王力建议邓小平对受林案牵连的人要从宽处理，“文革”只是他们漫长革命生涯极短暂的一段，最好不要再详究了。〔５３〕可惜的是，邓小平不会听王力的这些苦口良言，致使这一冤案至今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其六，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出版的《王力反思录》极具史料和研究价值。很多中共大员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但它们最大的通病就是为尊者讳，在“文革”问题上更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严格遵循中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划下的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片面曲解“文革”史，将毛泽东的责任缩小、淡化，把一切罪责归结到林彪和“四人帮”身上。因此，这类回忆录一般而言价值有限。王力虽然只是在“文革”初期参与了一年多的“文革”运动，但他却将这一时期的“文革”史详细道来，讲清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王力谈到了毛泽东怎样发动“文革”，从批“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从“五·一六通知”到“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在“文革”初期的主要活动，中央专案组的成立，陶铸的倒台，毛泽东７３岁生日的讲话和“文革”战略部署等。此外，王力还澄清了所谓“二月逆流”的一些问题，武汉“７·２０事件”问题等。王力对毛泽东的研究也有其独到之处，很多见解都是来自王力的贴近观察，有些看法虽有局限性，但是发人深省，值得人们细细研究。可以说，王力的反思录是现代史学家研究中共“文革”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其价值远远超过那些正统中共老干部的回忆录。王力晚年执笔留下的这份回忆，也远比王力当年撰写的《红旗》杂志社论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更有生命力。

　　其七，王力晚年对邓小平过分褒扬，有曲意巴结讨好之嫌。王力在自己的回忆中反复提及毛泽东如何表扬邓小平，而王力自己又如何向毛进言为邓说好话。我不否认毛泽东的确有意区别对待刘少奇和邓小平，也不否认王力曾对毛说过邓的好话。但是毛泽东对待手下干部，并不因有人讲他们的好话就改变自己的心意。毛泽东历来以人划线，以“文革”划线；刘少奇是他要坚决打倒的对象，而邓小平却曾是毛泽东很喜爱的部下，是毛泽东的“自己人”，毛还是很欣赏邓的个人才干，只是因为后来邓小平与刘少奇走到一起，引发了毛的不快，要适当地整一整；但毛对邓一直手下留情，邓在“文革”中不仅未受皮肉之苦，还全家住在江西南昌近郊的一所将军小楼内，有秘书、厨师等伺候，只是没有外出自由罢了。邓小平后来复出的前提是“永不翻案”，然而，毛一旦发现邓对“文革”不满，要算“文革”的帐，便将邓再次打倒，毫不留情。王力对邓小平的过分赞誉，令人感到王力还是有其“功利”的一面，即希望邓小平对自己开恩，在“免予起诉”之外，允许自己出来工作，顺带着也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当初邓力群传达的邓小平对王力的口头评价，既未落实在中央文件上，也不见于邓小平的公开讲话和批示中。这种口头传达只能算是对王力的一种心理安慰。为了毛泽东和中共政权，王力只能继续背起“文革”的罪责。邓小平本人也不是那种知恩施惠的良善之辈，从邓后来对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的心狠手辣，即可知道邓绝不会对王力“高抬贵手”，王力只能是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邓，但是王的愿望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注释：
〔１〕叶永烈，《王力风波始末》，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版，第８５－８７页。
〔２〕出处同上。
〔３〕《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版，第９１１页。
〔４〕出处同注〔１〕第９９页；还见《王力反思录》下册，第９９９页。
〔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月版，第１８５页。
〔６〕出处同注〔３〕第７８０页。
〔７〕出处同注〔３〕第７９８页。
〔８〕出处同注〔５〕第１９３页。
〔９〕出处同注〔５〕第２１０页。
〔１０〕出处同注〔５〕第２３３页。
〔１１〕出处同注〔５〕第２９８页。
〔１２〕出处同注〔３〕第１００６－１００７页。
〔１３〕徐海亮，《东湖风云录》，香港银河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版，第１９８页。
〔１４〕出处同注〔１３〕第１９９页。
〔１５〕出处同注〔１３〕第２１３－２１５页；又见《王力反思录》下册，第１００７－１００８页。
〔１６〕《王力反思录》上册，第２４９页。
〔１７〕《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２００２年版。
〔１８〕何蜀，“‘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１９〕出处同注〔１〕第１４２－１４４页。
〔２０〕出处同注〔１〕第２３９页；又见《王力反思录》上册，第２９１页。
〔２１〕出处同注〔１６〕第２８１页；又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９月版，第２１４页。
〔２２〕出处同注〔１６〕第２８０页。
〔２３〕《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７年５月版，第１８３页。
〔２４〕出处同注〔１６〕第２０７－２２０页。
〔２５〕出处同注〔１７〕
〔２６〕出处同注〔１７〕
〔２７〕出处同注〔１７〕
〔２８〕出处同注〔１７〕
〔２９〕出处同注〔１６〕第２８２－２９６页。
〔３０〕霞飞，《王力沉浮录》，《党史博览》，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３１〕出处同注〔１６〕第２２１页。
〔３２〕出处同上
〔３３〕出处同注〔１〕第１５３页。
〔３４〕出处同注〔１６〕第２２２页。
〔３５〕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版，第４３０页。
〔３６〕《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版，第９１０－９１７页。
〔３７〕出处同注〔１６〕第２２２页。
〔３８〕出处同注〔１６〕第２２４页，第３８４－３８５页。
〔３９〕出处同注〔３〕第７３２页。
〔４０〕《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香港大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月版，第４９６－４９７页。
〔４１〕出处同注〔１〕第２３７、２７４页。
〔４２〕出处同注〔４０〕第４９７页。
〔４３〕出处同注〔３〕第１２８４页。
〔４４〕出处同注〔１６〕第２０５页。
〔４５〕出处同注〔４０〕第４９７页。
〔４６〕出处同注〔１〕第２９４页。
〔４７〕出处同注〔３〕第１０７４－１０７５页。
〔４８〕出处同注〔１６〕第３７１页。
〔４９〕出处同注〔１６〕第３３０页。
〔５０〕出处同注〔３〕第７３０－７３１页。
〔５１〕出处同注〔３〕第３７５－３７８页。
〔５２〕出处同注〔３〕第４４８－４５０页。
〔５３〕出处同注〔３〕第４２５－４２８页。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