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汝岭 “文革”中济南两次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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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68年底，我以青岛市革命委员会、解放军青岛卫戍区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身份，在青岛市革委会机关门前，参加了欢送青岛市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知青上山下乡开始，市革委抽调一些军代表、工人、红卫兵和干部组成了主管下乡安置工作的安置办公室，简称市安办。

本文摘自《济南时报》2010年4月8日B04版本，作者：许汝岭



图一：茌平县武赵大队民办教师刘秀琴给学生讲雷锋的故事(1973年）【照片由许汝岭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全国性的运动历时十年之久，是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在我的个人经历中，也是值得回忆的一段重要经历。因为，我几乎参与了它的全过程。

上山下乡没有政策和舆论的压力和强制

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早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革”前全国各地都有一些知青到农村到边疆安家落户。像全国有名的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就是他们当中的先进典型。据我所知，济南市以政府名义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64年。当年济南市动员了541名高初中毕业生到历城县药山公社集体插队落户，那时我还在济南市的一所中学工作，就参与了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他们下乡后不久，我就被调到中共济南市委工作。我还经常在周日休息时，到农村看望他们。那次下乡的我的不少学生，至今我还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1965年，除继续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外，还动员和组织了2165名知青支援边疆生产建设。从1964年-1966年，全市共动员和组织539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支援边疆建设。其中集体插队2360人，回原籍183人，去甘肃、青海生产建设兵团2847人。那时的上山下乡，是为了建设新农村和支援边疆建设的需要而提出的，工作有组织，每年都有计划、安排，都有物资、经费的保障，组织比较严密，强调自愿原则。像著名豫剧电影《朝阳沟》反映的历史背景一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是农村建设的需求，城市青年的一种责任，没有政策和舆论的压力和强制。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有两个高潮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共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端于1968年12月22日。是日，《人民日报》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一篇文章按语中，传达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当时还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几乎人人皆知，那就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在于是否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加之那时，正在“文化大革命”的派性大发作的时期，中学里积压了三届高初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只能留在学校里打派仗，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毛主席的这一号召，成了缓解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年代里，很快，一个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几乎在一夜之间波及全国。
1968年底，我以青岛市革命委员会、解放军青岛卫戍区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身份，在青岛市革委会机关门前，参加了欢送青岛市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1969年1月底，我完成工作任务，从青岛回到了济南，当时济南的知青正在一批一批地到农村去。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效禹提出要各地抽调一批干部作为联络员随知青一起下乡。我是原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回机关后，除了搞斗批改，无事可做，有幸被选中，被派往济宁地区当联络员。从此我便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十多年，成为“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全程见证者。据悉，当时的济南二中，两派斗争很激烈，市革委的一名造反派代表，到二中处理两派矛盾，提出革命不革命用上山下乡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于是两派红卫兵纷纷报名上山下乡，一派去了曲阜，一派去了邹县。这批知青满怀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激情，如潮流般地奔赴农村，有的甚至打起背包步行数百里，到农村插队落户，其情景十分感人。与其说他们是“动员”下去的，不如说是他们的自觉行动。
当时把知青上山下乡宣传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至于这些青年下去以后，将来怎么办，可以说从上到下都很茫然。这批济南知青主要安置在省级机关“五七”干校所在地济宁、惠民(即现在的滨州)和革命老区临沂三个地区。1969年，济南市还将5000多名下乡知青安置到位于黄河孤岛原属省劳改系统的黄河农场，实行军事化管理。为了方便工作，省里还将黄河农场划归济南市直接管理。济南市从市直机关抽调了约150名干部，包括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周星夫、原副市长刘献林等到黄河农场总场、营、连、排任职。后该农场划归山东生产建设兵团领导，济南市的干部陆续撤回。1970年，除继续动员知青下乡插队外，还动员了大批知青去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图二：在肥城县王瓜店插队的济南下乡知青在测量土地(1971年)【照片由许汝岭摄】

下乡的阻力越来越大

在第一个高潮中，“老三届”(1966年、1967年、1968年的高初中毕业生)是主要动员对象。1969年和1970年，随着知青下乡之后碰到的实际问题越来越多，动员工作的阻力也越来越大。至1970年底，这一高潮基本过去。1971年、1972年，知青上山下乡几乎陷入完全停顿状态。各个学校的毕业生越积越多，使学校不胜负担。为了应对这一矛盾，市里决定把未下乡的高初中毕业生的管理和动员工作，放在街道上。为此，市里从各单位抽调了大批干部，派往各街道办事处专门协助这项工作，但收效甚微。在第一个高潮中，全市共计下乡32186人，而1968年-1969年就占21719人，1970年-1973年下去不到1万人，至1973年，知青上山下乡则完全处于停顿状态。
第一个高潮以后，由于各地对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缺乏经验，都遇到了难以为继的问题。济南市遇到的问题是，除了一部分知青下乡后安置不落实外，主要是出现了招工、征兵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矛盾。“文革”虽然使国家的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但工业生产也在缓慢发展，需要补充劳动力，服兵役更是青年义不容辞的义务。下乡的走了，未下乡的当兵入伍和招工了，引起了已下乡青年及其家长的强烈不满。于是下乡的阻力越来越大，以致处于完全停滞状态。
知青上山下乡开始，市革委抽调一些军代表、工人、红卫兵和干部组成了主管下乡安置工作的安置办公室，简称市安办。1969年10月设立劳动局革命领导小组，知青工作成为劳动局的工作范围。同时，我这个知青联络员，也在原机关干部的分配中，明确为该机构专职从事知青工作的人员。1970年3月，应加强战备疏散城市人口的要求，市革命委员会设立上山下乡办公室，不久，知青上山下乡也划归该办管理。
1971年冬，济南市革委的主要负责人许洪云(军代表)，针对知青上山下乡阻力越来越大的问题，指示市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人员到江西学习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经验，拟将知青上山下乡改为让知青上“共大”，并顺便到上海、江苏、河南等地学习经验。手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时任下乡办主任岳文斗带队，原宣传部副部长毕可欣、原教育局局长庄子正和我参加赴外地学习。各地采取的措施不同，但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即知青动员不下去，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学习的结论是同那些省市相比，济南市的情况算是好的。记得当时上海的同志讲，你们济南市，没有下乡的进了工厂、当了兵，下乡不好动员，但社会压力小；我们上海不下乡的，或办了下乡手续不走的，都成了“袋袋”户口，吃饭都成了严重问题，形成社会混乱。江西并没有把办“共大”当做知青下乡的路子，而是采取和疏散城市人口相结合的办法，在动员知青下乡的同时，把城市中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和闲散人员一鞭子赶下乡，后遗症相当严重，正在采取补救措施。回来后，我们向市委作了汇报，当时我参与起草了一个文件，提出了济南市的应对办法，一些集体企业搬迁到外地，并有一些干部下去锻炼，知青也动员下去一些，但下乡的阻力依然很大，并没有唤起新的上山下乡高潮。在下乡的低潮期，全国各地都进行了一些探索，最终湖南株洲“厂社挂钩”，派带队干部的做法，在全国推广，知青上山下乡的新高潮，在全国酝酿。



图三：参加泰安地区知青代表会议的济南下乡知青代表(1975年)【照片由许汝岭摄】

沉默了几年的上山下乡的火焰重新燃起

济南的第二个下乡高潮，出现在1974年冬季。1973年起，为了重新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全省加大了宣传力度，并组织各地采访知青先进典型，准备举办全省知青上山下乡先进事迹展览。我和吴泽浩(后来成为著名画家、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宋振亮(济南日报著名摄影记者)等参与了济南市下乡知青先进典型的采访和展览的筹备工作。1974年上半年，“山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事迹展览”在山东省美术馆成功举办。同时济南市组织各系统的人员，一起到湖南学习株洲经验，最后市革委出台了“厂社挂钩”，并由带队干部带领集体插队的有关文件，规定了知青上山下乡由知青家长单位负责(家长没有单位的由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负责)动员，由市里统一指定的安置地区负责安置，动员安置双方共同对知青负责，建立亲戚关系，同时要做到城市支援农村，工业支援农业。还相继建立了下乡知青审批制度，建立下乡知青档案；出台了身边留一个子女，“老大”带头下乡的政策；动员城市到安置地区招工的政策；在农村入伍的知青复员后可以回城市安排工作的政策；知青有病可以办理病退回城市的政策等。安置地区是聊城、济宁、泰安、德州和本市的历城县。知青上山下乡的制度化、规范化，使已经沉默了几年的知青上山下乡的火焰重新燃起。
在第二次高潮中，我又作为带队干部，带领市果品公司和物资回收公司的职工子女下乡到肥城县孙伯公社，亲历了这段生活。1975年11月，带队结束后，我回到机关任宣传科副科长(主持工作)，专门从事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宣传工作。1974年底，全市共下乡20189人，1975年下乡24604人，以后每年的中学毕业生基本都能按规定动员下去，直至1978年，每年下乡1万多人。
当然，新的措施也会有新的矛盾出现，比如，城市支援能力和农村需求的矛盾，单位之间支农能力的差别等。几年之后，济南市除了和聊城地区关系比较好以外，都出现了一些矛盾。1977年，市委分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陈明达，带领知青部门的同志到历城县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为了避免和各安置地区的矛盾，更好地统筹全市知青的下乡和招工问题，要把全市知青的下乡安置，全部收缩到历城县，得到了全市城乡的支持。经过各方积极筹备，1978年，应该下乡的知青全部被安置在历城县。主管知青工作的机构更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被中央批转。这次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会议提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根据会议精神，1979年，济南市没有再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已经下乡的知青陆续通过招工收回济南。到1981年底，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济南市人民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同市劳动局合署办公，处理知青上山下乡的有关事宜，归属劳动局办理。我也于1981年初，又重新调回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工作。自1968年以来，历时1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作者：许汝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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