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石头：三辩大跃进（转自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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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石头：三辩大跃进
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一辨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主义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一辨，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共研。
1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
大跃进一词并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没有跃进一词,这一点将随后再谈。那么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对中国的发展是如何设想的呢？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方面刮起米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显然，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预言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那么，党如何适应这个形势呢？毛泽东提出了下列主要的指导思想：
1.1中国存在两种前途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在肃反中所犯的严重扩大化错误，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　1956年6月28日　，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严重骚动。同年10月，匈牙利发生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样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潜藏着的社会矛盾一下子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底和1957年春，我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双百”方针提出后，思想界在鸣放中出现了混乱，有人要收，有人要放。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社会主义的前途如何，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面前，那么毛泽东是怎么回答的呢？
一方面，毛泽东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在1956～1957年在党内外的许多会上反复申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要求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解释太少。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他认为，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毛主席在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指出：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问题。这是主要矛盾，毫无疑问。过去是反帝反封建，已经解决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在农村中是改造小资产阶级，中心问题是以合作化解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专门讲了关于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批评了无矛盾论。他说：“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上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提议，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应对干部和群众进行辩证唯物论教育的内容：“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的回答，历史已经证明，一九五七年当时在中国所有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中，只有毛泽东清醒地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两种前途问题。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记者问：生活在此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主席：我自己也无从知道，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外一点，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从长远看来，将来的一代应该比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结果。
可以说，直至毛泽东逝世，关于中国革命存在两种前途的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2不断革命论
“不间断地进行革命”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写于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明确提出来的。马克思当时针对特定的德国及其比较落后的经济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在1848年失败了革命中，德国资产阶级表现出了它普遍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保守性，而人们又预料另一场席卷欧洲的革命动乱将迫在眉睫，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逐步形成了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无法依靠资产阶级实现其民主主义任务的国家里，当所谓的国际革命形势日益成熟时，尚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产阶级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决不能允许胆怯的资产阶级使革命进程半途而废，无产阶级将被迫取得在政治的支配地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立即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对此说道：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失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392页］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页◎第375页]
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指出：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125页◎第481页]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革命的步骤是：
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2．土地革命，一九五○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基本完成了。
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保加利亚好些，百分之三十合作化。
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
5．还有技术革命。
1—4项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法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1、2，3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一个人过一两年又会生霉了。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有初级的技术家。红安县领导干部原来是空头政治专家，后来又红又专，工业找[照]桐庐县的方向，搞试验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搞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卞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自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1958年1月29日　，毛泽东进一步陈述了他关于不断革命的看法，毛泽东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毛泽东指出：这里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个转变时期中。我们的人民公社要在若干年内，实现从基本队所有制到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而且还要进一步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实现了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
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328页）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在我国来说，大约至少要一、二亿吨钢吧。今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显然，毛泽东提出的新的任务是：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鼓一把劲，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毛泽东提出的新的任务没有要求提高各项指标。
1.3限止资产阶级法权，人民拥护，以促进生产高潮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开会那天，恰好是春节。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叫“团拜会”。他以高昂的情绪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
毛泽东着重地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配。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最后他说：“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2月18日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他说：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1.4改进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做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工作方法问题呢?这同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
毛泽东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竞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
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
正是在南宁，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毛泽东指出：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
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1.5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更多的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现在看起来，恐怕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我们的宪法上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只要不违背中央的政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而情况需要，工作需要，地方也可以订些章程，订些条例。在这方面，宪法并没有约束。
重工业要发展，轻工业要发展，就要有市场和原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巩固中央的领导，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天天给省、市的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是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些都应当改变，都要商量出调整的办法。
中央的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作主。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盲目下命令。在这方面，我们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
先同地方商量，在商量好了以后再下命令。
我们要统一，也要有特殊。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必须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为高岗那种闹独立王国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省、市对中央部门有不少意见，要提出来。地、县、区、乡对省市也会有不少意见，省市也要注意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框得太死。
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要乱来，必须谨慎。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争“地”，闹其可闹者。
中央准许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不能叫作“闹独立性”。
总之，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力，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有利，把地方的权力缩的很小，恐怕是不那么有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也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大家好好研究讨论。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　十月九日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改进商业管理体制、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这三个规定，决定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
1958年2月18日　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关于毛泽东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
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
应当指出，这里涉及了供产销平衡；全面规划，但不夠具体，对中央和地方的协调也未作规定，也许毛泽东认为这种协调是常规的工作关系，应当由一线自行决定和工作，这就让一线人物有了随心所欲的权利。
显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是1958年的一个重要工作的特点和产生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虽然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许多条涉及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各地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成绩，仍然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一点将在随后分析。
毛泽东提出的五条指导思想，一是，要把中国革命两种前途的问题始终作为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革命两种前途是:或者继续革命，向着共产主义发展。或者否定革命，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二是，新的任务是：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鼓一把劲，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三是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
四是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思想工作和政治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竞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
五是应当更多的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要乱来，必须谨慎。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力，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利。
以上毛泽东提出的五条指导思想有错吗？没有!这些是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至今仍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人们认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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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二辩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主义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二辨，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和研讨。
2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
2.1大跃进的基本思想: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到1956年底，新中国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个体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据统计，全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为11782．9万户，占总农户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为10742．1万户，占总农户数的87．8％，参加初级社的为1014．7万户，占总农数的8．5％(转引自苏星；《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农户都参加了以土地公有为特征的高级社了。但到1956年时生产力的状况变化不大，尤其是在农村，农业生产的劳动资料主要是人力、畜力，是镰刀、锄头和铁锨等手工工具；靠个体劳动；主要的生产资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十几亿亩耕地。1955年冬至1956年春，农村就出现过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至于单个的生产社、地区所出现的农田水利建设的事例就更多了。由于反冒进，农田水利建设一度消沉下来了。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将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愿望和客观要求，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在毛泽东头脑中的反映罢了!这样认识思想、政治的性质和作用，可能更切合实际一些，也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根据将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愿望和客观要求，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没有执政，大家看不起我们。现在我们执政了，水平也提高了，大家看得起我们。外国同志很尊重我们的党。过去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不会打球，不会游泳，连月亮都不好，有辫子，有小脚，鲁莽得很等等。认为一切都不行。现在我们翻身了。但单有党不行，党是核心，必须要有群众，要依靠群众。百分之九十的工作是非党员干的，譬如梅兰芳，周××都不是党员。我就不会唱戏，在座的同志也许有会唱的。因此要好好团结全党和非党员。团结工作中还有许多毛病，要搞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外要团结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全世界各国。团结全国、全党、全世界一切积极因素。为什么呢？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应该说是伟大吧？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党是伟大的，革命是伟大的，国家是伟大的，建设是伟大的。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点理由的。那时蒋介石只有几万吨钢，而我们现在就有四百多万吨钢，第二个五年计划可以达到一千万吨以上。在十一年以后可以达到一千万吨以上，变为世界上几个强国之一。世界上年产二千万吨以上的国家是不多的。不仅如此，再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可以超过美国，而且应该超过美国，否则，我们六亿人口干什么呢？美国在六十年以前也只有四百万吨钢，我们现在有四百五十万吨，比美国落后。如果我们几十年赶不上，就要杀掉一批人，要开除地球籍。否则，我们就对不起世界各国，对世界的贡献不大。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说：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国人民具有伟大的抱负，要将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毛泽东的这些活在当时说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声。获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赞同。毛泽东的这些活也与他后来对大跃进的阐释是完全一致的。
2.2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　一九五七年十　一月二日　清晨　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题目是《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中，又说：“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重看《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毛泽东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写信指出：重看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薄一波说：…周总理　1957年6月23日　在人大的那一篇报告。报告中有两段话，批评了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同时肯定了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实际上，周总理使用‘跃进’一词比《人民日报》社论早140天。　5月26日　，彭真同志又把周总理的这篇报告送给毛主席，并在上面写道：‘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周总理在当夜也给毛主席写信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645――646页）]
显然，跃进一词发明权不是毛泽东。
2.3大跃进的口号在全国叫响
那么在全国推出大跃进的是谁呢？
李银桥　韩桂馨(《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54页）认为：“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的。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颐年堂接待罗马尼亚客人。客人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颐年堂出来，向菊香书屋走去，他们边走边聊。
周恩来：‘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的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毛泽东：‘噢，大——跃——进？’
周恩来：‘是的。《人民日报》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毛泽东：‘嗯，这个题目好，拿来给我看看。’
周恩来找来报纸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这个提法很好。’随即拿起笔在上面作了批语：‘提法很好。’
周恩来回到住所，把这一情况告知了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
周恩来为了落实大跃进的具体实施方案，曾经招集谭震林、王任重等人多次座谈，拟定文件上报中央获得通过。大跃进就这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甄石：《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乌有之乡网2008—12—6）
这一说法[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的。]，似乎也欠妥。请看下列1958年的人代会——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期间的事实：
二月一日　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鼓起干劲，力争上游!》、《高产区能再跃进，低产区也能跃进》、《发动群众打破陈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等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体现出跃进的精神，也还照顾到实际可能性。计划提出：基本建设总投资一百四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六百八十八亿三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一。粮食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五百万担。工业总产值六百四十三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钢产量拟定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二。
《人民日报》1 9 5 8 /0 2 /0 2第1版报道：新华社１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副委员长，彭德怀、贺龙、陈毅、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
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今天的大会上作了关于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１９５８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二、１９５８年国家预算的安排；三、１９５８年财政制度的改进；四、反保守，反浪费，用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来保证实现１９５８年的国家预算。
李先念说，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是良好的，国家财政收支计划的超额完成，不但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建设计划的完成，而且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他说，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证明，在一切财政经济工作中，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的伟大作用，必须充分地认识劳动人民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革命积极性的伟大作用。充分地认识到这些作用，就会使我们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保持充分的信心、坚定性和革命的干劲。
李先念说，１９５８年的国家预算，是一个反对保守倾向、积极挖掘潜力、收入和支出增长比较快的预算，是一个贯彻整风精神、坚决反对浪费和坚决紧缩非生产性支出的预算，是一个积极增加生产性支出、积极发展基本建设和大力支援农业的预算。
李先念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对于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有利的。东风显著地压倒了西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日趋壮大，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日趋壮大，主张国际和平的力量日趋壮大，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则日益陷于混乱和被动。很明显，我们建成社会主义越早，我们对于世界和平也就贡献得越多。
李先念充满信心地说，估计到一切有利的形势，１９５８年的国家预算不仅有可能按计划完成，而且只要我们积极努力，还有可能超额完成。
李先念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勤俭建国的重大意义。他说，节约不仅是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而且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的意义，不但在于积累建设资金，而且在于移风易俗，养成全国人民的优良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质。
李先念最后要求全国人民继续鼓起革命干劲，反对保守思想，反对浪费现象，进一步展开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来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生产建设高潮。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社论中提出了大跃进一词。
社论指出：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波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然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０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击退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且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指示胜利地开展了生气蓬勃的全民整风运动。在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现在，继续深入的整风运动正为全国人民带来热火朝天的生产大跃进和各方面工作中空前未有的新气象。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情况相比，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里蓬勃上升的社会主义正气已经压倒了一度猖獗的资本主义邪气，全国人民都在用乘风破浪的气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兼程迈进。…在这一年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对我们极其有利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和平的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隆旺盛。（热烈鼓掌）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无限光明的前景。这正是我们奋发有为的大好时光。（热烈鼓掌）让我们继续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团结，鼓足革命干劲，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争取更伟大、更辉煌的胜利。
《人民日报》1 958 /02 /12第1版刊发报道：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胜利闭幕。11日下午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刘少奇、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同时刊登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及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社论：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社论）。
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及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指出：大会认为，全国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和各事业单位，都应当适应目前的新形势，根据本次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讨论，制定本部门、本地方、本企业和本事业单位的增产节约计划，使国家预算和国家计划同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成为群众的自觉的行动。全国各族人民应当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为争取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实现而奋斗，为争取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和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创立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奋斗。
社论指出：　苏联以不到十五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将近半个世纪的路程，苏联的工业在四十年间增长三十倍，这就是我们的榜样。我国在解放后短短的八年间，工业增长了六点七倍，农业增长了５０％以上。这已经是一种相当迅速的发展。但是这个速度对于我国人民的需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们要在今后几年内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就是说，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有的速度。我们全国人民必须鼓起干劲，用更高的速度向前跃进。
为了实现这个跃进，我们应当特别抓紧前三年。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三年，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三年看头年，我们必须千万百计地努力争取我国国民经济在今年内打一个大胜仗。
现在１９５８年才过去四十天，但是全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创造出了很多令人兴奋鼓舞的“奇迹”。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很多代表的发言就向我们报道了这些“奇迹”，这些报道虽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已经完全足以表明，我们民族的前途真正是大有希望。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走在运动前面的，不少的是困难较多、较大的地区、部门和单位。例如，安徽省和河北省所受的水灾威胁是很大的，这是当地农业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的困难。但是，这两个省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之下，变困难条件为有利条件。前者在去冬今春完成兴修十六亿多土方的农田水利工程，扩大灌溉面积将近七百万亩，改善灌溉面积和治理洼地面积各一千多万亩，最近又提出了再修八亿土方的英雄口号。河北省在去冬今春兴修农田水利建投运动中，仅仅新增加的灌溉面积，即有二干一百多万亩。在工业战线上也有很多动人的例子。北京市暖气材料厂“快马追先进”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工厂同天津钢厂比较，前者是用从国外进口的最新式的电炉炼钢，后者则用工人拿旧的钢材铆焊起来的陈旧的电炉炼钢；但是，前者生产的铸钢件的成本却比后者高３０％以上。过去，北京暖气材料厂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认力他们工厂指标落后的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可是，经过整风运动和生产高潮的推动，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学习了天津钢厂的先进经验之后，每吨铸钢件的生产成本就由七百四十元降低到五百六十元，并且大大地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这样，在铸钢件售价降低三分之一的条件下，今年全厂的利润计划还将比上一年增长７０％。这些事实使人们特别充满信心：既然条件比较困难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尚且能够如此大步地向前猛进，那么，全国范围的大跃进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障碍呢？出席这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正在陆续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希望所有的代表同志们能把充满在这次大会上的革命干劲带到全国各个角落去，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和各个单位的工作都无例外地大大向前推动一步。
大跃进的号角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而出，并公开以”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的形式在全国吹响！这说明大跃进是全国人民的心声，而决不是毛泽东心血来潮之作。
显然，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相信，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要从城市工业化开始，为建立一个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而这种物质前提是解放前失败的资本主义未能提供的。到1956年，毛泽东主义者开始认为，社会主义者为走这条工业化道路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了官僚主义的成长和官僚机构的常规化，产生了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和特权阶层，现代化中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不断退化和仪式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果似乎使中国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才能实现。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主义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这也是当时多数领导同志的共识，我们看到李１９５８年２月１日先念在其报告中曾指出：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的伟大作用，必须充分地认识劳动人民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革命积极性的伟大作用。充分地认识到这些作用，就会使我们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保持充分的信心、坚定性和革命的干劲。”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０日讲话指出：在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现在，继续深入的整风运动正为全国人民带来热火朝天的生产大跃进和各方面工作中空前未有的新气象。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情况相比，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里蓬勃上升的社会主义正气已经压倒了一度猖獗的资本主义邪气，全国人民都在用乘风破浪的气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兼程迈进。
1９５８年２月１2日”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的社论指出：现在１９５８年才过去四十天，但是全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创造出了很多令人兴奋鼓舞的“奇迹”。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很多代表的发言就向我们报道了这些“奇迹”，这些报道虽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已经完全足以表明，我们民族的前途真正是大有希望。大跃进开始在全国叫响。
2.4毛泽东顺应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对大跃进的口号加以肯定和阐述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回忆说：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才有”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的说法。显然，毛泽东只是大跃进在全国已经叫响,他顺应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而加以肯定的。
一九六○年一月九日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毛泽东总结说：
人类历史一百来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是有理由的。你没有东西，人家怎么能够相信呢？要人家糊里糊涂相信我们，这是不能设想的。经过若干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
要长期保持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这一套两条腿走路中间，工农业的比例关系是最主要的。
后来，毛泽东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阐述，他归纳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转引“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2.5大跃进的硕果
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一九五八年的决策有关。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毛泽东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他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一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我们要搞海军。萧劲光〔2〕同志，你不是要搞点海军嘛，那时就有希望了。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军委像这样的会一年要开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一年开一次。大家把道理讲通，心情愉快，有共同的方向。方向很明确，不是糊里糊涂。萧劲光同志我给你打保票，现在不行，搞海军没有钢铁，所以你还等一下子，不用那么忙，但有希望。我们总是有希望的就是了。干十五年，有很大的希望。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你就没有钢嘛。一无粮，二无钢，三无机器。有钢什么东西都可以搞，轮船可以搞，军舰也可以搞，铁路也可以搞，空军也可以搞，陆军装备也大为不同。要为此而奋斗。全党团结起来，全军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他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这些思想对我国工农业以及国防工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大跃进运动发端于农田水利建设，由于具备物质条件，因而成效也较大。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从事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从二、三千万上升到高峰时的一亿人，在我国建设史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仅北京市就建成了十三陵和怀柔两座大水库。十三陵水库工程量是180万土方，按照当时正常的施工方法要三年以上时间才能完工。由于先后集中了四十万人参加劳动，仅仅用了160天就胜利地建成了。怀柔水库控制流域面积达五百四十平方公里，蓄水一亿方，能浇地一百万亩，总工程量土、石方二百零九万立方(参看《薄一波副总理在怀柔水库落成典礼大会上的讲话》《北京日报》　1958年7月21日　)。天津市完成了‘咸淡分家、清浊分流’工程。天津的水源河道是海河，而海河又是一条潮汐河道，每天两次涨、落潮。当上游来水不足时，海水就趁潮上溯，进入市区，造成咸淡水不分；海河又是一条排水河道，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往海河里排放。由于咸淡水不分，清浊合流造成水质很差，严重时自来水供应困难，有的工厂因水质恶劣被迫停工，郊区水稻秧苗有的因咸水致死等等。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建成了海河闸，改建了污水管网，基本实现了‘咸淡分家、清浊分流’，使海河的水质得到改善。施工高峰时，在工地上义务劳动的人数曾达到10万人，工程投资8000万，为天津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市政建设总投资的1．3倍，工程规模是历史上空前的(参看《天津志》第六卷重点工程)。这一工程的胜利完成对天津市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全国各地的水利建设成就很多，有修水库的，有引水上山的，有洼地改造的，有整个流域治理的等等，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当时的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有个发言，标题就是《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是说截止到　1958年1月31日　，四个月实现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我国四千年积累的灌溉面积的一半(参看《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五号第64～65页)。人们只要深入农村调查就会知道，大跃进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和深远。我国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以五十年代为起点的农田基本建设的大跃进，六十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继续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估计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农业成就时指出：“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01——302）
原江苏省的省委书记许家屯，《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发言》说：“解放以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省农田水利常年失修，淮、沂、沭、泗等河经常泛滥成灾，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望天收’的状态--------二十八年中，我们一共投入90多亿个工日，搬动二百一十多亿土石方，开挖7万多公里河道，建成1177座水库，筑起2802座闸坝，培修17000多公里堤防，建成了124万多个涵管、田间节制闸等小型配套建筑物。”（《人民日报》　1978年7月31日　）江苏省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分不开的。山东省也是我国农业发展比较发达的省份。原省委书记白如冰说：“建国以来到1977年底，全省共开挖治理大中型河流三千多条；建成大中型水库175座，小型水库5053座，蓄水能力120亿方；共建大小排灌站22039座；建设万亩以上灌溉区692处；打机井45万眼，全省现有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达6400多万亩，占58%；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达3969万亩，占36%。”（《人民日报》　1978年8月5日　）这些数字对不熟悉农业生产的人来说，可能形成不了什么概念。仅就江苏省二十八年投入90多亿工日说，按每个劳动力每年劳动300天计算，相当于江苏省二十八年，每年投入100多万劳动力，专门从事农田基本建设，这是多么伟大功工程啊！能说这不是大跃进吗？！
认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薄一波同志也承认大跃进运动取得重大成就，他指出：“1958年由于全国人民战天斗地，大干苦干，加上年景也好，核实后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比上年增长2．5％。棉花产量为3938万担，比上年增长20．1％，钢产量(剔除土钢)800万吨左右，比上年增长49．1％。在钢铁生产的推动下，一些基础工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1957年比较，煤产量由1．31亿吨猛增加到2．7亿吨，发电量从193亿度猛增加到275亿度，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从2．8万台猛增加到8万台。”(《回顾》第709、710页)“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中，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加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纱锭占25．9％”(《晚年》第125页)等等。
在社会关系方面，大跃进运动使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亿万劳动群众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地奋发劳动。按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77、178页)。他要求干部以真正平等的态度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对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319页)。这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奴隶有根本的区别。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劳动者不过是生产要素的一种，与工具、设备、厂房同属一类。只强调劳动者要服从管理，遵守规章制度，不强调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只强调罚款、奖励，不讲调动劳动群众主人翁责任感，只讲少数人管理，不讲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等等，实际上是西方经济理论的运用。大跃进运动开创了与西方经济理论根本不同的原则。如果说过去强调了农村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那么1958年则开创了全国范围的干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的先河。上自毛主席、周总理，下至一般干部都到十三陵水库等地参加过劳动，当时北京所有高校的在校学生几乎都轮流到水库工地劳动过。大跃进所开创的原则：充分发挥劳动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自觉地为社会劳动，为集体劳动，征服、改造大自然。这种原则不仅在大跃进期间而且在以后的生产建设中，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得到了发扬、贯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原则，而是用商品买卖的原则，就不可能买来大庆油田、成昆铁路、虎头山的梯田和林县的红旗渠等等，也不可能买来两弹一星等高科技产品。
(注：若干陈述摘自《天人古今》1988年第6期（原署名田跃进）)
若干史实可参见：晒一晒大跃进的成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6/159573.html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然而，对这些历史事实，主流媒体是瞎子，他们看不见，他们大肆宣扬“大跃进”运动是极“左”路线的运动。例如百度百科称：“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更是极尽污蔑之能事。
与某些人相比，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中的评价要客观得多，他说：人们通常认为，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毛泽东晚年为了无谓地探求社会主义精神的乌托邦而忽视了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一个趋向工业化的时代。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评论家们发表的关于毛泽东时代经济遗产的著述主要谈及其“还合理”和“还平衡”性，而不是其经济特点，尽管如此，也还是提到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从1950—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从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11.3％。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从1952年（这一年工业产值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76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00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于零发展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到远洋轮船。中国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6年后，又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中国绝大多数劳动力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在70年代中期，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数从1952年的300万人增加到1800万人。此外，在农村建立小规模工业企业的政策使得2800万农民（来自农村的3亿劳动力之中）变成了公社或大队工厂工人，尽管这些工厂的生产技术还非常原始。并且，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科技知识分子。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从1949年可怜的5万人（到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到1979年又增加到500万人，其中的99％以上都是1949年后增加的。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在1952—1978年的25年时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4倍，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则达到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中，即使把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考虑在内，从1957—197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还是翻了一番多。
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多方面的弊端，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记录仍然是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的时代记录。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较晚出现在工业舞台上国家中，这三个国家是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的历史范例。在1880—1914年期间，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10年的增长33％（人均17％）。日本在1978—1929年间每10年速度为43％（人均28％）。苏联在1928—1958年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54％（人均44％）。而在毛泽东主义时代的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0％（人均34％）。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当然，若与同一时期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效益相比较，则另当别论。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除了苏联在50年代提供的有限的援助（到60年代中期中国便迅速全部偿还了这笔费用及其利息），毛泽东主义的工业化是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70年代末期前，中国一直处于一个对它怀有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在实际上的闭关自守的条件下，中国不得不奉得一度被奉为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
尽管现在来谈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已不那么时兴，但历史事实是毛泽东主义政权使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一些进步，而这些进步是在不利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下取得的，
在经济学家的计算中，有一些因素是很难用数字来衡量的，而这些因素对衡量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又至关重要。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泽东时代，教育机构和受教育机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大量的文盲转变成为有文化的人，并且建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比较普遍的医疗卫生系统。在毛泽东统治的25年时间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1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延长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这些统计材料表明，共产党革命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上和社会上的利益。
莫里斯·迈斯纳还指出：伟大的英国历史学业家E.H.卡尔在结束他宏伟的多卷本苏联历史著作时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①［注：转引自由塔里克·阿里主编：《斯大林主义遗产》，英格兰，1984年，第9页。］
卡尔的话不仅适用于苏联，也适用于中国。.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肯定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何评价）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取得了社会成就和人类成就的时期。
不管人们怎样大胆地定义“现代化”这一十分模糊的概念，在毛泽东主义时代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都不可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毕竟不是以废除私有制为标志。不过，仅仅在1949年共产党革命胜利后的几年时间里，恰恰是消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构成了中国社会重要的基本特征。到1956年，城市经济残余的私有部门实现了国有化，农业经济实行了集体化。如果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那么中国早在毛泽东时代初期就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了。
中国在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实行工业化。而工业化无疑才是现代化概念的本质。但是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发展是在国家的指导和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工业化进程在最初并没有单纯地被看作是目的本身，而是被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是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物质前提。虽然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都是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实行了工业化的政策，但是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在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方面都搞得比苏联更加有声有色。毛泽东不同于列宁、斯大林及其继承人，他不愿意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单纯寄希望于经济和技术的物质力量本身的发展。毛泽东要求经济发展应伴随着（实际上是以此为前提）对社会关系和群众思想的“不断的”和“持续的”革命改造进程。毛泽东告诫说，在建设马克思主义规定的物质前提的过程中，必须创造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毛泽东否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将会自动地保证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这种苏联的正统观点，他坚持认为，现在就必须使现代经济发展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的目的相一致。毛泽东主义的设想是，新社会以新人的出现为前提，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与建立社会主义技术经济基础同样重要。因此，毛泽东主义认为，不能单纯地用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发展，还要看它是否缩小了“三大差别”，是否朝着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目标发展，即向着最终消灭长期存在着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方向发展。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给诗刊的第二封信,毛泽东说：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
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坚定地说：“大跃进就是好，有人说大跃进不好，十三陵水库，人民大会堂就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大跃进就没有大会堂。让那些右派来看看，究竟是不是大跃进！”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中说：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洛夫，斯大林、李大剑、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年不理它了。一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効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较低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层、下层两下阶层说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阶级说的。我们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
事实上，1958年前后建了大量大工程、大工厂、大水库（包括向香港的供水），创建了许多学校，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主流。大跃进的巨大成就不容诋毁,这些巨大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巨大威力,同时也应看到,出现的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很严重的,问题主要出在农业方面,因为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和高指标的失误政策给农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一线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毛主席在二线怎么着急，他们不听呀，今推明，明推后，这是有据可查的）。当时的直接领导人就一心想着急于捞政迹,为接班做铺垫,结果搞砸了,赶紧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大跃进的主流成绩被掩盖，支流缺点被炒翻了天，党的历史被歪曲。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某些人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泽东时代，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些善良的人们以为是要总结历史经验，也为他们的宣传所蒙骗，而我们应当明白，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他们抹杀的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伎俩完全得逞之时，也就是尚存的共产党彻底跨台之时。
历史表明：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者们，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为其一劳永逸地建立他们梦想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所造的誉论。人民群众应当起来，“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为爭取自身的解放而努力奋斗！
最后，作为结尾，我建议再学一下毛泽东五十年多前写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中说：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活，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活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活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五——一九○七的俄国革命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
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这三件是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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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间的斗争及其实质——三辩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三辨，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和研讨。
1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2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82.html
3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间的斗爭及其实质
3.1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的五个标准
一九五八年八月在修改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于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时毛泽东加了一段话：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的批语中曾提到这段话中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时。批语说：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并说：“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

3.2刘的五条标准及口红式共产主义
虽然毛泽东在决议中写上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五个条件，但许多人只记得一条，物质。
一九五八年9月刘xx到河南视察，他用他的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五个条件，来代替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所规定的五个条件。　9月24日　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他提出了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xx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分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刘xx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制度，要比较稳妥的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五个条件,刘xx主要讲的是物质条件。他回避了消灭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对内无产阶级专政职能消失的任务。这样一种唯物质决定的观点后来在九评中被称为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
象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一个调子，有人也更为明显地唱起了口红式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11月4日晚　, D向遵义地委负责同志说：“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吗？不知道吧？啊呀！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将来都是两万五千人的居民点。北京、贵阳有的，你们这儿也有。什么电视机啦、冰箱啦，每家都有。至于高跟皮鞋、口红，旗袍之类的，更不在话下了。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讲到这里，环顾周围，听众仍默不作声。他把话题一转，“你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大家一时不敢回答，他就接着说：“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其次要数做饭要紧了。将来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将来高根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电视、运动场都要有。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各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的愿穿皮鞋，有的愿穿布鞋，还有愿穿草鞋的。该享受的应该享受。现在穷，问题还不大，富起来了就要求多样性。”
在当时，这种口红式共产主义在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心目中盛行。典型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谭震林更生动地表达他们的理想:
那么，共产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饭都有肉、鸡、鱼和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玖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尼绒和羊毛制服……，狐皮服也会增多，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的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住房方面，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一四，通讯方面，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往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到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总之，共产主义含义是;食物、衣服、房子、学院和体育活动，这些意味着共产主义交通、文化娱乐、科学和体育活动，这些意味着共产主义。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作者评论道，这就是典型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大跃进期间，谭确实显示出自己是一个“事业心强”的人。但在大跃进以后，毛也不得不指出:
谭老板，你那儿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镇一点。[ 1959年7月23日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3.3毛泽东对他们的批判和揭露
针对这些论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毛泽东说：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
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xx、邓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
今年到现在　十一月十七日　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北戴河会议讲…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
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
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xx“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xx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xx、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毛泽东对刘xx鼓吹“穷过渡”还批评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xx 7月14日　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按：此指刘xx、邓xx和彭真——笔者注）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xx——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11l　一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3.4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
3.4.1　马克思、列宁谈官僚机构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官僚政治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弊端，是与社会主义完全不相容的。
马克思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提出了造成官僚国家独立性历史环境的三种类型。第一种历史环境是，所有的社会阶级都非常软弱和不发达。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在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中十分普遍，前殖民地时的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印度，专制国家的官僚机构是以凝固不变、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村社为基础的。①［注：参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在较小的程度上，沙皇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的封建贵族和近代资产阶级都十分软弱无力，无能执掌国家政权，因此，专制的官僚机构便居于统治地位。第二种（十分不同的）有利于官僚机构独立的历史是两个同样强大的社会阶级维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例如在西欧的许多国家里，当趋于腐败但还十分强大的封建贵族与新产生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斗争时，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正是把世纪和18世　纪的　君主专制制度的权力及其相对独立性与其官僚机构归结为这种阶级斗争的对峙。第三种历史环境是经济上相对比较先进的社会的情况。马克思指出，在1848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个体农民这一庞大阶级的存在为拿破仑三世所统治的官僚国家的权力及其独立性提供了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法国，“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了行政力支配社会”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马克思一直确信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十分乐观的预言：“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时候，公社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诚然，马克思并不完全清楚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官僚机构存在和复活的可能性问题。在对1880年巴黎公社的分析中，他强调工人阶级应当摧毁、而不是简单地接管“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僧侣和法官”的必要性。他称赞巴黎公社采取的反官僚措施，并把这些措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为了恢复社会的政治权力，要把生产者在劳动机构而不是社会机构中组织起来，使这种机构同时兼有行政和立法的职能。行使社会所必需的行政职能的将不再是社会任命的官吏，而是纯粹的劳动者（或为他们所承认的代表），他们由群众选举产生，直接对群众负责，群众随时可以撤换他们。此外，从事公务的人只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的薪金，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或特权。②［注：以上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这就是马克思为解决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问题提出的对策。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很少谈及这个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下面这个令人鼓舞的假定之上的：社会阶级差别的废除必然伴随着国家和官僚机构的废除。
在俄国革命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和专制化。在病榻上，列宁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只不过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不久，列宁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在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全面官僚化了。
3.4.2　大跃进官僚们强有反抗
1949年的中国苦于完全不存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设想的、能够保证由劳动群众而不是新的官僚机构统治新社会的那些历史条件：成熟的工人阶级，比较发达的经济，新形式的普遍民主所赖以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以及国际革命的进程和精神。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虽然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这些限制因素本身也受到了限制，但是在1955—1960年间，这些因素又开始发挥作用。1955年，毛泽东撇开党的官僚机构的领导人，绕过了新国家的官僚机构，以战争年代的精神发动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双百运动对根深蒂固的官僚既得利益的特权和独立性构成了明显的威胁，特别是当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注：参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我们必须消灭官僚主义”时①。［注：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 7日）。］这种威胁就更加明显。大跃进运动具有深刻的反官僚主义倾向，因而遭到官僚主义的强有力的反抗。
大跃进期间这些官僚主义者信口开河的事比比皆是, 1958年8月6日　，刘xx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xx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　1958年9月1日　《人民日报》）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xx、邓xx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xx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1958年8月，刘xx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刘xx和邓xx审定的，　1958年9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虚假新闻充斥报纸，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高产卫星列表。仅　1958年8月1日　到　9月5日　止，《人民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13]：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　，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　，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　，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　，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　，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　，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　，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　，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　，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应当指出报刊直接管理者为刘邓。作为总书记，邓xx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　1958年7月30日　毛泽东推荐发表一文章向一线领导(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写信，说：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毛泽东推荐发表一文章还要写信给他们。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这些“卫星”该由谁负责呜？以下一些事实足以证明是刘xx们的功德！
1958年7月14日　—18日，刘xx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xx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　1958年8月4日　《人民日报》）
1958年8月，刘xx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8月27日　《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　至11日，刘xx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　《人民日报》）刘xx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前已述及，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刘xx来说，徐水县是他的掌上明珠。
1958年9月19日　到28日，刘xx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1958年9月30日　《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11月, D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带着蔑视的神情讽刺道，“你们这些人哪，太没上进心了。拿绥阳县的麻来说。那能每亩就产180斤？不成啊，不成！得1800斤。”县委书记们为之膛目结舌。接着，他换了一付满有信心的神气，冒充内行说道：“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你们石头缝缝里还种包谷，合不来，合不来，统统不要。你们现在有五百万亩坡地，我看，砍掉它四百万亩。咱们每亩要产它四千斤。你看看，啊哈，后年就可以不种地了。”
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那些说毛泽东鼓吹浮夸风不知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的人，应该还记得《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吧，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作了第一次修改，　1957年9月20日　—　10月9日　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　1958年5月5日　一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还指出：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
对于刘xx一些人，5月通过的《纲要》，8月当是记忆犹新吧，他们明知《纲要》要求黄河以北12年后亩产达到400斤，而他们却在两个月后　8月6日　，弄出一个典型县——黄河以北的徐水县，要求亩产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岂不太离谱了。刘xx一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做的是什么？这正好说明，这些官僚是以这种形式反对和破坏大跃进的。[注：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认为：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xx、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xx、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
3.4.3　毛泽东此时在关注重心在国际问题
1958年　7月13日伊拉克发生政变，亲西方的费萨尔国王被推翻，国际形势骤然出现危机。西方的反应是迅速向亲西方的另一些阿拉伯国家派遣部队，以防止发生类似的政变。　7月15日　，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美国军队进入黎巴嫩。　7月17日　，英国军队到达约旦。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一九五八年7月,毛泽东开始着重关注国际问题，中东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从　七月十五日　到十八日连续四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在认真分析中东事件和国际动向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
七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作出明确指示。
七月二十日　，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军准备问题。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　，他写信给彭德怀、黄克诚，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①（①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手稿，　1958年7月27日　。）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期间，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
当年受命指挥金门炮战的叶飞回忆道：
“二十一日下午三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一见到主席，我先汇报了炮击的准备情况。彭老总、林彪参加了，少奇、总理没有在，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也在。地图是摊在地毯上的。主席听我汇报时，精力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别的没有说，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啊?那个时候，国民党军中的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我说：那是打得到的。听我这样一说，主席又考虑了十多分钟没有说话。后来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说：避免不了。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给我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第二天继续开会。这个时候，主席下决心了，说：那好，照计划打。并要我在北戴河指挥。”②（②访问叶飞谈话记录，　1984年7月22日　。）
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另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九万五千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他还说：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②（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4、76、77页。）
九月四日　，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人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声明重申：“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①（①　1958年9月5日　《人民日报》。）
九月五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着重分析炮击金门以来的国际形势。在讲话里，他提出了著名的“绞索政策”，说：“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毛泽东说：“我们并不要登那个什么金门、马祖。你登它干什么?它的工事相当坚固。就是吓它一下。但是，金门、马祖并不是一定不打，一有机会，我们就机钻上去，相机而行。”
3.4.4　毛泽东调查和痛批官僚主义者
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作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克服它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始终不懈！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　，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0月，毛泽东派吴冷西、田家英，去刘xx视察过的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弄清楚刘xx是怎样做的，以便有效的纠正刘xx一些人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笔者注）。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
1958年11月22日　，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以下是吴冷西的回忆（吴冷西：《忆毛主席》）]，吴泠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沦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否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摊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页）
“第四，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xx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3.5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1962年1月,毛泽东指出党的干部缺乏对“民主集中制”的正确的理解，其表现是：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他警告说，“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但是毛泽东担心的不是这样的反动阶级或资产阶级会重新获得国家政权，他担是的是党的状况：“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③［注：毛泽东1962年1月3 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他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注：毛泽东1962年1月3 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了新形式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发展。周恩来在赞扬了过去两年的经济成就后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中，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是强大而有力量的，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他们。同时，在社会上，在党政机关、经济组织和文教部门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剥削分子，总是要从上级领导机关中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剥削分子总是结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
谁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很显然，周恩来所说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那些为所有制所划分出来的人，而是指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享有经济特权、社会声望、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他们不是凭借财产、而是凭借地位和收入而享有特权。
周恩来的报告暗示（也可以说是判断）说，这种弊端的本质就是“新的剥削分子”产生于“党政机关”。这无疑是说，党政官僚机构本身即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源和场所。
1965年，毛泽东开始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工农群众的压迫者。他提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毛泽东1965年1月29日在一份蹲点报告上的批示。］
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把官僚阶层划分为一个社会阶级，但毛泽东却不然，他认为，官僚主义者构成了新的剥削阶级（或至少他认为，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和国家工作人员正在变成这种“新阶级”的成员），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官僚主义者阶级”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义语，而官僚主义统治也即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或至少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根源。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毛泽东日益强烈地坚持说，在中国社会里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斗争，必须重视开展“阶级斗争”。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对抗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关头。毫无疑问，毛泽东主义的这些看法部分是基于当时苏联的严重倒退的现实，因而毛泽东认为实行“修正主义”政策就意味着向“资本主义”倒退。但是毛泽东当时担心的主要是中国国内的具体现实。毛泽东认为，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的，党的领导人中相当一个多数选择使用的手段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他们存在将使中国向“资本主义倒退”。
这就是从大跃进至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所观察和认识到的历史现实。历史已经证实毛泽东的认识的正确性，正如他所说的：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一月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
3.6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的爭论实质
多年后（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毛泽东还提及刘xx们口红式共产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５〕，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xx〔６〕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７〕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指出他们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从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到口红式共产主义,他们的理论手法是十分相似的。都是假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他不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以美国为蓝本的。他把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高到国策的地位。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常常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一旦实现了这种“共产主义”，“不用我来号召，你们就会走向共产主义”。
口红式共产主义则演变为农村单干论、资本家入党论、市场论等等，他们搞的难道不是口红式“美国生活方式”吗？
从口红式共产主义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以及六二年出现的单干风和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历史昭示了中国将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斗爭，到“美国生活方式”的确立，结局已为人们所见，尽管反复已经出现，但”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这就是历史给人们的教训！
列宁在嘲笑老修正主义政党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的时候说过：“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一切假招牌总有一定会被剥去，前苏联的解体已经剥去了许多人的伪装，仍然在伪装的人们有一天也必定会卸去他的外套，还其本来面目。


转自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