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堤：关于“老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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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大学里青年学生因为反工作组受到打击、压制的时候，北京的一些中学里诞生了“红卫兵”组织。（注：最早的红卫兵组织诞生于清华大学附中。）

  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在天安门城搂上，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并戴上了红卫兵袖标。

  但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的这些红卫兵大都是高干子女，以中学生为主，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他们以“唯成份论”为宗旨，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到处造反、“破四旧”、搞“打砸抢”；老红卫兵们把“唯成分论”发展到了令人发指和可笑的程度。对于出身不好的人，不管是他们的老师、老干部还是老百姓，一律打成“黑帮”、“黑五类”、“牛鬼蛇神”，进行抄家、批斗、毒打、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当时，有许多出身不好的所谓“黑五类”惨死在老红卫兵的皮带和棍棒下。

  对于出身好的人，老红卫兵们还是非常客气的。原北京市委有一个丁国钰，是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曾是朝鲜战争时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后任驻巴基斯坦首任大使。有一次，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批斗他，一个红卫兵头头用皮带抽了他一顿之后，问丁国钰是什么出身？丁说自己是放牛娃出身，从小参加了红军。这个红卫兵头头立即向丁国钰赔礼道歉，并把他放了。

  老红卫兵们的所谓“破四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文物、寺院、和尚、修女都是他们打、砸、枪的对象。当时，这些中学红卫兵们站在马路上，看到某个女同志的服装稍微时髦一点，上来二话不说，立即用剪刀把女同志的衣服剪破；看到某个男子头发稍微长一点，立即按倒在地，剃成光头或阴阳头，若稍有反抗，一顿皮带抽之，再不老实，打死活该，任何人敢怒不敢言。这些中学生“老红卫兵”把许多老师们都打成“黑帮”，整天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北京某中学的一位老师因出身不好，被许多学生们批斗后又"态度不好"，学生们便抓着他的两只脚，从五层楼上扔了下去……

  这就是中国文革初期的第一批老红卫兵。当时，这些中学老红卫兵们其实比我们大学的红卫兵小不了几岁，他们的造反不客气地说就是真正的打、砸、抢、抄、斗。不知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十分拥护和狂热，并把这场革命理解成了对出身不好的人的大规模专政。他们胆子忒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加上以“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作为精神支持，可说是有恃无恐。北到“苏修”，南到香港、缅甸，他们都去造过反，有的甚至越过了边境去当了异国的游击队员。应当说，是他们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行动推向了全中国，他们才是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打、砸、抢、抄、斗”的始作俑者。（例如，北京市第一个把彭真等人拉出来批斗的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帅府千金”。）我这样评论当年的老红卫兵，丝毫没有要把他们打成“三种人”的意思，我也没有这个权力。相反，我认为他们都是可以原谅的。他们当时年幼无知，心底无私，只不过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才起来造“旧世界”的反，干出了许多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

  后来，因为他们许多人的父母皆受到冲击和迫害，有的人洗手不干了，当起了逍遥派，全国到处串联；有的人怀着报复心理，成立了东城、西城“纠察队”和“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他们和大学里的高干子弟联合起来，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和打击造反派。有人甚至公开写出“炮轰……”的大字报，“攻击”毛泽东。为此，他们许多人被谢富治的公安部抓了起来，受到了打击、迫害。后来毛泽东说不该抓他们，让周恩来、江青、谢富治把他们放了。文革之后许多文革题材的文艺作品中，那些穿着军装，扎着皮带专门用鞭子打人的红卫兵形象，大都出自这些“老红卫兵”。

  我本人当时对这些“老红卫兵”的态度十分复杂，对于他们一夜之间从高干子弟变成了“黑帮子女”，我十分同情，但认为他们应当正确对待，同“老子”划清界限，听毛主席的话，继续革命，而不应当反对中央文革和毛主席。我当时思想极左，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深信不疑。假如当时我老子活着也查出了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问题成了“黑帮”的话，我会同老子划清界限，造他的反。如果最后没有问题的话，老子还是老子。这点，我实话实说。事实上，文革中这种情况很多，许多高干子弟迫于形势，都批判、揭发过自己的老子，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子女。

  关于老红卫兵们发明的那个唯出身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刚开始尽管认为不无偏激，但从感情上是持赞同观点的，我当时的思想水平就是如此。作为共产党人、革命先烈的后代，从感情上讲，由于老子们打下了江山，自来红的思想较重，总认为自己这种人最革命，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能挺身而出，而出身不好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是不久，我就发现，这幅“唯出身论”的对联不能支持。某些高干子女鼓吹这幅对联是为了抵制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允许出身不好的人革命。

  不久，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高干子弟谭立夫站了出来，发表了文革中著名的“谭立夫讲话”。谭在讲话中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吹上了天。谭立夫的讲话很偏激且极具煽动性，当时许多人都为之叫好。“谭立夫讲话”事实上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但当时，他的大方向错了，后来受到了造反派们的批判和中央文革的打击迫害。谭立夫很有才华，如今据说当了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对自己当年的著名讲话，据说他至今没有全部认错。

  当时，某些老红卫兵和高干子弟曾多次拉我参加他们的行列。他们说，你家那么多烈士，我们是一伙的，不能造工作组的反，工作组的领导都是老革命碰上了点新问题，不要计较，更不能抓住他们不放。我们的老子都是革命者，都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造共产党的反呢？他们说的似乎有理，我也不想造共产党的反。但我总感到，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的老子九死一生都活着，身居高位，他们从小不知道什么叫苦，起码解放后他们没受过苦，更没有饿过肚子。而我，始终把自己看成农民的儿子，沂蒙山的子孙。我知道什么叫苦，也知道什么叫忘本。

  共产党的干部进城后，当了官不忘本、不忘老百姓的当然是大多数。我父辈的许多老战友大都如此。但是，某些干部进城当了“大官”后，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把老百姓忘了的也不是没有人在。建国多年了，许多老解放区老根据地的老百姓仍穷的叮当响，有人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湖北某县出了一百多位将军，但该县一直是贫困县，还有我的老家沂蒙山区……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没有象彭德怀那样“为民请命”的博大胸怀，但作为一个小人物，一个沂蒙山下贫苦农民和共产党烈士的后代，我认为某些共产党的干部当了大官后确实忘了本，有的人开始贪图享受，开始脱化变质，把老百姓忘了。文革初期揭露出来的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和官僚作风令人吃惊，而这些情况绝对不是无中生有（例如某些林彪死党的所作所为）。因此，我对毛泽东说的党内产生了走资派的话十分赞同，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深信不移。这是我文革之初奋起造反的主要原因，尽管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中，许多人，包括我的亲友们对我当造反派十分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只有出身不好的人和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才造反，象我这样的人不应该造反。但是，造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和支持的，不听毛主席的话听谁的？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继续革命，要搞阶级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党内有走资派，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造他们的反就要亡党亡国。对伟大领袖的这些观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因为象我这样的人，是最怕共产党亡党亡国的。为了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不变颜色，我们必须听伟大领袖的话，造走资派的反，造旧世界的反。

  历史不能假设，事后诸葛亮人人都会。如今看来，如果本人文革中不造反，如果当逍遥派，甚至参加老红卫兵的“联动”，如今日子恐怕要好过的多。但是，文革中当造反派身不由已，没有办法。对于自己走过的路，不管是荆棘丛林，还是峡谷深渊，都应当无怨无悔。

  历史又往往离不开“事后诸葛亮”。文革中，假如没有林彪、“四人帮”之流捣乱，假如毛泽东更早地纠正自己的极左做法，以正常的整风方式把共产党内的某些不正之风纠正纠正；把某些干部的缺点错误批评批评；把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批判批判；对事不对人，不准侵犯人权，批判老干部时让人家坐在那里，可以冲上一壶“龙井”喝着，允许人家讲话和解释。这大概就叫文斗吧？我看这样搞搞也好，皆大欢喜。既不会出那么多“黑帮”，后来也不会出那么多“三种人”。不过，那种搞法恐怕老百姓不答应。

  当年的老红卫兵朋友们有一句名言，叫作“20年后再见”。历史应验了他们的话。其实没用20年，十年之后，“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毛泽东的错误受到了清算，“文革”被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支持者几乎全部下了“地狱”，许多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成了“5。16”分子和“三种人”。而与此相反的是，当年“老红卫兵”中的精英们由于反对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错误路线有功，在20年后大部分担任了党、政、军各方要职，挑起了“革命”的重担，真正应验了那句“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名言。

  笔者认为，不管是大学里的造反派红卫兵，还是中学“老红卫兵”甚至“联动分子”，当年都是十几岁、20岁左右的热血青少年，他们本质上都不是坏人。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好事、坏事谁都干过，对于他们做的错事、坏事，犯的错误，都应当一视同仁，历史地对待，以批评教育、吸取教训为处理原则，而不能把一些人一棒子打死，让人家下地狱，而把一些人捧到了天上。这个道理似乎不太难理解，不过做起来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