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民：1976年毛泽东的继承方案与实施情况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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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其继任问题有充分的考虑与措施，自1950年代起几乎没有间断。先后有作为毛泽东第一副手的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四人以不同方式被确定继承人身份。在1971年“913”至1973年8月十大之间以及王洪文与华国锋之间曾出现过短暂继承空白，两段时间内的第一副手周恩来、邓小平未被毛泽东列为可能继承者。反之，可能的继承者也有从未任过第一副手者如张春桥、江青、毛远新。

　　华国锋自1976年1月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天安门事件后4月7日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以毛泽东继承人形象登台。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却是以华国锋、叶剑英拘捕“四人帮”的方式完成最高权力的继承。

　　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汪东兴居内室待机，名义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王洪文、张春桥一到场即被警卫人员控制，华国锋当面宣布对王、张实行隔离审查，该决定乃由华国锋本人签署（4名常委中第一副主席、副主席决定对另一副主席、一常委施行了隔离审查，若是开会表决就会形成2比2的局面，有点微妙的事情）。不是常委的姚文元被通知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内容是商量《毛选》的文字修改，姚文元在怀仁堂东休息室被拘捕，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宣布施行隔离审查。中办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武健华带人在中南海春藕斋西侧201号楼拘捕了江青，由张耀祠宣布中央决定（据江青护士马晓先说：下午4时多警卫局长要她到江青处，警卫局长向江青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约5时她随同江青去软禁地，上车时天已黑。拘捕现场的人她只认识警卫局长，其他均为警卫局官兵）。同时又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

　　当晚10时政治局紧急会议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所召开，在京政治局成员除刘伯承外均出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后3人为候补委员）共11人，中办副主任李鑫、中办秘书局长周启才列席（参见周启才《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世纪》2006年第2期）。 会议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及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会后汪东兴向京外四位政治局成员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通报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均获赞同。

　　文革十年中以各种非常形式整肃的官员不计其数，但从未有过武力拘捕王、张、江、姚如此剧烈者，文革的谢幕竟以此为标志而极具戏剧性。

　　三十多年来有过对此事件的许多分析、研究，但一些核心内容仍不明了。机密文档的缺失，核心当事人的回避，却使得各种真假难辨的回忆录、访谈录大行其道，而形形色色的文学描述更是徒然搅局。

　　阅读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给人的启发是：研究历史的本意与依据在于实际发生了什么而并非核心档案是什么。档案固然重要，但指望所有原始档案无条件公开几乎无望，而被过滤的、有选择的、涂改过的档案甚至会将研究导向歧途。在事实基础上的严密推理分析或许能指引实际的解密之路。

　　已经大白于天下的事实是毛泽东自50年代起就对继任问题有充分的考虑与措施，但毛泽东在世时未交权，又确实没有做正式的、公开的继承安排。

　　毛泽东（事实上）决定他在世时不交权，直到离世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都具备做出重大决策的条件，因此说毛泽东没有对继任问题作最终安排、没有预测其结果都是不可思议的。关键就在于此：他一直关注他的继任，又没有什么因素妨碍他做出最后安排，那就是有安排——而没有公开的安排就可以推测毛泽东设计了不公开的继承方案！

　　毛泽东预定其身后的继任者一定不是华国锋。理由一：若是华国锋，当会在毛泽东去世前夕或去世后直接公布，以杜绝任何意外情况的发生；理由二：毛泽东从未授予华国锋军队职务（除依常例兼任地方军区政委），这是毛泽东最令人费解的举动，而后人或许会理解为毛泽东为阻止华国锋接班而作了预先安排。

　　1973年十大时华国锋进入政治局但未任军委委员，以后也未增补，而张春桥（1969年九大始任）、王洪文（新任）、汪东兴（新任）、纪登奎（新任）都是军委委员。是否有军队职务很要紧，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军区第38军报告上批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1976年4月7日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的模糊之处在于，华国锋作为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不是也领导军委？1975年2月撤销军委办公会议改设军委常委会议，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同年增加李先念、王震），以叶剑英主持，1976年1月决定叶剑英“因病休息”由陈锡联主持。这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职务相当于过去的军委秘书长，不是当年彭德怀、林彪那样的军队副统帅。军委的议事架构曾经是“主席——副统帅——办事机构”三层次，自“913”始没有了副统帅，议事架构变成“主席——办事机构”两层次，那么新设的中央第一副主席能算军队副统帅吗？这不仅不能肯定，甚至让人怀疑是一种刻意的安排。

　　如果毛泽东预定的继任者不是华国锋，那么他设计的不公开继承方案可能是这样的：他嘱咐华国锋，他去世后中央主席一职由江青过渡一下。为避嫌且发扬民主他本人在世或身后都不公开表达这个意思，而由华出面在政治局会议推举江青为主席。对于此种安排可能的解释是江青资历高出华国锋一代（两人的革命资历分别始于1931年、1938年），有利于平稳过渡；以江青的年龄（1914年出生）与身体状况也只可担任一届，之后即由华国锋接任。毛泽东的嘱咐若只对华国锋一人交代则会死无对证而没有意义，对多人讲则可能泄密，汪东兴应是最合适的在场证明者。

　　对于这一安排，华国锋的选择一是忠实执行，结果肯定是实现毛的预想，江青任主席华国锋还是第一副主席，其他各人的职务就无需揣测了。但不需多日，华国锋必被逐出权力中心。

　　第二种选择是隐瞒毛泽东的嘱咐，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解决主席人选，华国锋拿不出毛泽东明确指定他接任的依据，争论必然很激烈。华国锋欲任主席须有人助推，谁能为他出此大力？叶剑英已被安排“因病休息”，连参加会议的资格都不一定有，从利益角度考虑也无推华国锋的动力。即便助推成功，只要江青在台上，华国锋与助推者的政治前景依然暗淡。华国锋虽有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之优势，不利之处也很关键。他的资历年龄与毛泽东相隔一代，最合适被继任人应是比毛泽东低一代者。江青不仅在资历上高出华国锋一代，政治资本则更强于华国锋与其他人。反对华国锋者可以说你的第一副主席只是毛主席在世时的第一副主席，毛主席并没有明确由你接任（所谓“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之说乃拿下四人帮之后才有的），甚至没有让你担任军委委员，说明对你有相当的保留。反对者还可以说得冠冕堂皇一些：毛主席一贯主张民主，不同意由领导人自己指定接班人！

　　两种选择都走不通，真个是高处不胜寒，华国锋、汪东兴选择隐匿毛泽东的嘱咐且不通过政治局的非常途径，这就是10月6日晚实际上演的一幕。

　　实际情况如果不同于以上推理，就是说毛泽东一直关注继任问题偏偏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不管身后事了，当属毛泽东的内心活动永远无人能解。但事实仍是毛泽东在世时未交权、抬出了华国锋却又没有将其推到最高位置，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恰好都发生了。如此则华国锋所面临的选择也没有不同，因为他并不能当然地继承最高权力（他本人的内心意识、旁人可能的质疑以及从9月9日至10月6日之前的既存事实）。或由他本人提议江青任主席、自己可望续任第一副主席，或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解决主席人选，两者均前景暗淡而只有走非常途径。

　　时至1976年，历经文革各种反复后不同政治派别终于悟出毛泽东一直看好张春桥、江青（后期加上毛远新）。因此，华国锋还必须担心张春桥、江青是否知道毛泽东的继承方案，是否持有毛泽东的其它什么指示。但毛的继承方案不大可能告知江青，否则早被江青捅出，但有可能单独向张春桥交代。张春桥的难处却是他无法公布毛的交代，张春桥被拘捕后始终保持沉默也许就表明一种懊恼。

　　毛远新是否知道毛泽东的方案或持有毛泽东的不管什么内容的手谕？即使有，多半只涉及毛远新与毛泽东两人，现已死无对证，意义也就不大了。

　　以非常措施解决继承问题，这是汪东兴促成华国锋做出如此选择还是华国锋自己的决定？根据现有材料及两人亲密程度难以判断。

　　关于挑选叶剑英作为非常行动的第3名成员的必要性、可能性背景，首先是叶剑英的参与使得政治局常委形成2比2局势从而易于合理解释或延伸到政治局范围内解决问题。其次，叶剑英与毛泽东本有不错的私交，文革前夕曾辅助毛泽东拿下罗瑞卿并取代之，“913”之后替毛泽东分忧执掌军委日常事务有四年多时间，却不料在最后阶段两人反目。对于1976年1月的“因病休息”叶剑英必定骨鲠在喉，毛泽东曾与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对叶剑英有尖锐批评，华国锋甚至可以将此告知叶剑英。三是拘捕四人帮乃惊天大事，成功把握又大，对于八旬老人叶剑英来说值得一搏。

　　何以只须三人参与此事？首先合法性已基本具备——中央常委4人中第一副主席、副主席决定对另一副主席、一常委施行隔离审查；其次中南海警卫部队、机要人员在汪东兴掌控中；第三，中国军事体制及军队指挥隶属关系很复杂，军事反抗极难发起（文革时期有四年没有总参谋长、北京军区从1967年2月杨勇罢黜到1969年7月郑维山上任两年多没有司令员、1976年9月9日至10月6日没有中央军委主席，竟然都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周启才文章记述10月6日晚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都肯定地说此事是他们三人研究决定，拘捕王、张也是他们三人在现场（周启才称“叶剑英说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注意到政治局常委是2比2的局势又有汪东兴的参与，不能将拘捕说成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而应是三人的决定）。除三人之外叶剑英只提到“其他人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向他表达过这种强烈愿望”。特别提及聂帅和徐帅的用意显然是用军队力量震慑反对派，至于聂、徐究竟在何时向叶剑英表达过“这种强烈愿望”，以及“这种强烈愿望”与拘捕行动有何种程度的实际关联倒在其次。如果还有其他人参与此事，华国锋、叶剑英必然在会上提及，或者笼统提及政治局部分成员。

　　在晚10时开始的政治局会议上，八票中已有3张基本票，是否有第4票——李先念？一些资料都认为李先念参与了核心机密，这可能是对1977年8月十一届一中全会李先念、汪东兴同时晋升中央副主席的一种理解，但与“叶剑英说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之说相悖。不过根据李先念的为人态度、资历，有可能叶剑英在会前与其打招呼，但毕竟不是参与机密，只可以算作外围票。3张基本票加1张外围票，而另外四票则是松散的，形势足够明朗。但是，11个人的会议只为了解决两件事情却开了6个小时（据周启才文章），究竟是冷场还是争论激烈？有未经证实的说法：玉泉山会议上因有人迟迟不表态，叶剑英拍桌发怒，称谁搞两面派就要请他委屈一下。候补委员吴桂贤曾被称为四人帮之外的“四个半”，但“迟迟不表态”者一定不是吴桂贤，因其无表决权叶剑英不值得发怒，而且吴桂贤也容易表态——服从政治局决定就是。

　　值得一提的是，当晚中南海拘捕行动结束再将会议移到玉泉山9号楼，表明局势能够控制、安全不成问题以及叶剑英确实全力投入。还有更深的用意可见于周启才文章：“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大约持续到14日），可以理解为这是防止政治局分裂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公开反对者确实有，周启才文章记述10月8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在玉泉山5号楼同马天水谈话，马天水竟然还能几次提出对“四人帮”应作为党内问题处理。

　　关键就是如何控制王、张、江，其他人怎么解决其实都可以在此后再采取行动而不必全部在事前安排，以免泄密。如耿飚是在怀仁堂行动之后才接到通知，华国锋当面令他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耿飚到达广播局向局长邓岗出示华国锋手令时竟还问邓岗要不要给姚文元打电话核实或请示？

　　一些资料称还有多人参与联络、策划，令人难以相信，事实上有些所谓策划只是背后的牢骚怪话、说三道四、风言风语，这种情形当年在高层与民间都不少见，而真正的策划是要掉脑袋的大事，不可以不十分机密。前述耿飚接管广播局一事，华国锋在10月6日前数日即通知耿飚待命领受重要任务，直到执行拘捕四人帮后才当面令耿飚执行接管广播局。此事不能附会为耿飚参与拘捕四人帮机密，尽管耿飚对此也许有预感。

　　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称华国锋同他最后敲定行动方案，果如此吴德应为核心人物，但周启才文章完全未提及他。吴德甚至说华国锋同他商量是否要让汪东兴参与，这就太小看汪东兴了。汪东兴在中南海多年人熟地熟，显规则潜规则无一不精，最高层的事情不可能避开汪东兴，足见吴德说法之不靠谱。当然，也可能是吴德误解了华国锋的意图，事后却给以利于自己的解释。

　　吴德回忆录还说9月1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家谈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李去联系叶剑英。这好像是司马迁常用的写法：随意转述某两个人的密室晤谈内容，就算是谈话者有人透露给你那也不见得就是现场的真实。而且，9月11日毛泽东去世才两天，谈解决四人帮显然太早而不可信。《李先念文选》注释则是另一日期：“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9月24日李先念出城前往西山叶剑英住处”，不仅与吴德所说日期相悖，还可令人生疑的是，若华、李谈话内容果然是策划实质性地解决四人帮，李先念就算没有连夜联系叶剑英，也不至于拖到三天之后！

　　还有说胡乔木起了重要作用：胡乔木拿四人帮一篇什么文章去找汪东兴说“这是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他们想动手啦。应当先把张春桥搞起来！”且不论人品与胆量，胡乔木文革前数年即已赋闲，对大局早无影响。

　　10月6日行动总之是成功了。事后虽有些不同声音，但我们看看陈云所说党内今后不可再有此类举动，便可体会到欲说已无言的无奈（陈云还表态不同意判处江青死刑）。四年后，华国锋遭各方批评，他选择了和平退出。就这样，在他身上发生过一进一退的两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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