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禹为什么下台

tuffy05

文革中第一个下台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山东的王效禹.本文试图分析他下台的原因,也谈谈文革中的其他问题.。

王效禹，山东青州人，1938年入党。1942年曾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解放战争中，康生在山东工作，王效禹任清河地委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同康生也就熟悉了。1954年王任山东检察院副检察长，在反右时，王的手下有几人被打成右派，王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1965年到青岛市任挂名副市长。

王出名主要是在文革时期。文革动乱后，青岛在1966年8月25日发生“825”事件，职工和红卫兵发生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在青岛的市级领导中，只有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这是王接受了反右时的教训，变成左派人物。

王在表态支持红卫兵后，经谭启龙同意，青岛市委对他采取了一些措施，王对谭记恨在心。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支持青岛红卫兵，毛泽东在指示中直接点明：那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位副市长就是王效禹。从此王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造反派。

当时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青岛教育局局长，王效禹在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关系，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毛泽东又于9月7日表扬了王，王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

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关锋通过张子石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夺青岛市的权，王于1月22日在青岛夺权，得到中央承认。1月30日《人民日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这是全国第三个得到中央承认的夺权，又是全国唯一得到中央承的市级夺权。康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夺山东省的权，王带领青岛的一些造反派到济南后，受到省城一些造反派的抵制，省城的造反派认为：青岛的人有什么理由到省城来领导夺权。但有中央的支持，王还带着康生的儿子张子石，2月3日在山东夺权成功。

文革初期青岛有两大驻军，北海舰队和67军，北海舰队是正兵团，比67军级别高。当时舰队的领导比较谨慎，同青岛市的负责人关系很好，市领导被造反派批斗时，海军想法保护过被斗的领导，在王效禹夺权时，海军不了解情况，没有马上给予支持。但67军在1月23日接到中央要支持左派的指示后，立即组织部队，武装上街游行，支持夺权，王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67军成为全国支左的模范标兵。

王效禹在青岛支持陆军，反对海军。支左标兵军沾沾自喜，有些飘飘然，北海舰队级别高还不服67军，两军有了矛盾。后来北海舰队领导换了人，仍旧受王的压制，可新任舰队领导是林彪、李作鹏线上的人，得罪了舰队新领导也就得罪了李作鹏，以后连带着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包括林彪，都对王没了好印象，这些人那时在军内和政界是位高权重。王效禹和他的继任者，青岛的一把手杨葆华自认为有后台，就没理海军这个茬，就此王埋下了倒台的第一步。

全国第一批夺权的省市共五个，夺权后上海市的一把手张春桥原任上海市委书记；西的刘格平在党内是个老资格，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宁夏政府主席，夺权前是山西副省长；黑龙江的潘复生曾任河南省委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的李再含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只有山东的王是个副市级。以后建立的省级革委会配备的一把手都是原来的省军级以上的领导。在那个年代，反右派还是正确的，王不仅原来职务最低，还曾经是个右倾人物，这又是他的劣势。

1967年5月，上述五人在大军区都有了职务，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效禹)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刘(格平)和潘(复生)分别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李(再含)是昆明军区副政委.。五人中有四人在所在的大军区发挥不出大作用，南京军区许世友是太上皇，张(春桥)想管事可没人理他。

刘、潘、李不是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说了不算。军区所属的野战军对这些人的话基本不听。就是王所在的济南军区，杨得志算个老实人，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心计，又没有许司令那样的霸气，王是第一政委,还是山东省的一把手，他起的作用可就大了。

当时大军区的划分，在那个动乱年代暴露出一些问题。江苏的徐州，连云港一线行政上属江苏省，成立革委会应该江苏批准。在军事上却是济南军区的防区，支左部队由济南军区的68军负责，革委会也需要由济南军区管辖的支左部队同意和具体组织实施。所以徐州，连云港等地市成立革委会，不仅报到了当时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的案头，在当地支左的济南军区的部队按管辖程序逐级上报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也就是山东省负责人王效禹那里。

还有铁路，当时徐州铁路分局属济南铁路局领导，干部都是由济南铁路局任命的。文革前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各地诸侯不能乱插手。但文革中打乱了这一切，各个铁路局都受到当地的干涉。王效禹对上认为济南铁路局是山东省的下属单位，对下他又认为徐州铁路分局既然是济南铁路局的下属，也就当然成为山东省的下属。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王效禹初期通过济南军区驻江苏的部队和济南铁路局两条线，直接左右徐州等地的文革形势。因为王反复无常，搞的68军无所适从，干部战士很有意见，对王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后期王效禹干脆调动上万山东枣庄、临沂等地方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在徐州就出现了一些支持山东王效禹的武斗组织。这些组织在山东武装人员的支持下，曾一度打跑了支持许世友的组织，占领了徐州，把个许司令鼻子都气歪了。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王效禹还缺德不占理，能有好结果吗？这是他倒台的两条主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1967年1月11日批准发出支持上海夺权的贺电以后，全国各地的各个造反组织，争先恐后进入了乱中夺权的时期。由于权利分配不公，既得利益不均，私心杂念太多，加上观点不同，各地在夺权中就产生了两派或多派对立的组织。先是辩论，进而相互攻击，再发展成打架，跟着是有组织的武斗。

全国省级以下各级党委政府已经基本垮台，公安法院瘫痪，军队不能大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各地的行政治安权利成为真空状态。各个独立的造反组织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服气，没了法律没了秩序，没了制约，造反派禁不住权利的诱惑力，都想掌权，那就开打吧。

开始用的是冷兵器，因为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进一步用上了抢来的步枪手榴弹，最后是大规模的武斗。有些地区从兵工厂开出了坦克，拖来了大炮，将运货船只改装成军舰，抢了多个武器仓库，劫了向越南运送枪支弹药的专列。

四川、广西、浙江、陕西、山西、贵州、云南等地更是打的血肉横飞，一塌糊涂。山西的一派武斗造反组织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武斗战略方针。当时全国无数的造反组织基本是自行成立的，独立行事，占山为王，都说听毛泽东，党中央的指挥，实际上谁也管不了。
  面对全国乱轰轰的局面，毛泽东已经察觉。这时在全国唯一有组织，他还能有效指挥的只剩军队了，只有依靠军队才能收拾如此局面。毛泽东当年就是组建了一支军队，利用军队来宣传他的方针政策，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支持，打下了天下。现在如果军队再垮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当“武汉720事件”后，江青等人把矛头对准了军队，于1967年8月1日在《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加上“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有了可以抓住的把柄，经周恩来的提醒，为了保住军队，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拿下了王关戚，杀鸡给猴看，警告了“大三”们。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再继续成立的革委会，毛泽东就不让这些素质不高的造反派当一、二把手了，除了少部分原来地方领导干部外，大部分起用军队的负责人，山东省也是如此。山东各级基层革委会负责人中的原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大多数对造反派没有好感，造反派普遍有受压的感觉。靠造反起家的王效禹对此相当反感，认为对他是一种威胁。1968年他在山东发起“反复旧”运动，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山东又陷入混乱之中。湖北、陕西、浙江等地的造反派从山东学会了“反复旧”的一套，在不少省市中引起了连锁反应。

1969年5月7日，湖北的造反派胡厚民，朱鸿霞等人就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号，冲击湖北省革委，要打倒张体学。一些省市社会秩序出现反复，直接影响生产运输。在对待谭启龙的问题上，王拒绝解放谭，长期拖着不办。周恩来，李先念等人对王效禹极度不满。这是王效禹倒台的另一条主要原因。

  在济南王效禹自以为是，根本不听杨得志和袁升平的。支左标兵67军军长李水清1968年1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后，察觉了王的问题，67军与王和造反派拉开了距离，王又整67军，对有抵制情绪的68军他竟发动当地造反组织进行冲击，济南军区大部分领导愤愤不平。

  王效禹倒霉的导火索是在“九大”上。在“九大”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不自量力的王麻子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老许当时就火冒三丈，揪住王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王麻子吓的再也不敢吱声。面对许和王，毛泽东倾向谁那是一清二楚的，对于王效禹，林彪，周恩来都没有好话。

“九大”一结束，山东和济南的27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196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王虽然还挂着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

1969年11月，山东正式公开批判王效禹。


http://rl68.blog.163.com/blog/static/33583524200811246105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