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龙嘉 山东省夺权的“三结合”及其潜伏下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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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夺权的“三结合”及其潜伏下的危机

丁龙嘉

文革进行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济南的造反组织开始聚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山大主义兵）为首的山东省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简称山红联）、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山工联）、红卫兵文艺界革命造反野战兵团；一派是以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联红卫兵（简称山师串联兵）为首的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简称红山指）、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山工指）、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两大派相比较，前者，因为山东大学是1901年建立的直属国家教育部、享誉国内外的大学，所以影响力较强，不仅影响遍及全省，而且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其扶持的山工联，是由大中型工矿企业的造反组织构成的，以产业工人大军自居。后者，因为山东师范学院是1950年建立的省属大学，所以影响力较弱，影响主要在济南市，其扶持的山工指，是由中小工矿企业甚至街道办企业的造反组织构成的。

1967年初掀起“一月革命”风暴时，山东两大派造反组织尚未形成对立，但随着夺权的进展，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省直部门最早起来夺权的是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社。1967年1月10日，报社的革命造反联络部在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示范下，夺了报社的权，当时得到了两大派造反组织的支持。夺权后的报社造反派，为了寻求靠山，立即去青岛与毛泽东支持的造反干部王效禹取得联系。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祝贺上海32个造反组织发出反击“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13日，山大主义兵联合162个造反组织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全面总攻击大会”，并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两天后的15日，山师串联兵联合近12万人的造反派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亦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

两个大会，表明两大派造反组织都要以自己为核心，对上争取毛泽东和中央的支持，对下纠集更大的势力。造反派分裂为两股势力的对立开始了。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中央的推动下，24日上午，两大派造反组织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夺权问题，结果没有达成协议。当天，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等17个造反组织决定：以自己一派为主夺权，并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大众日报》造反派同这一派结合在一起，发表社论表示支持。当天下午，山工指、山师串联兵和山工联、山大主义兵两派分别行动起来，到山东省委、省人委和济南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机关单位进行夺权。一时间出现了抢权的局面，在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突。济南市支持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的9个造反派组织宣告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组成了“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委员会”。当天晚上，山工指出动了1万人袭击了山工联总部，砸毁了办公机关，绑架了主要负责人等。接着，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纠集部分造反组织成立了大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委筹委会），加紧了夺权的步伐。戴着红领巾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大学生，没有受到民主理念的薰陶，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妥协原则，懂得的是“有了权就有一切”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实行联合。工人则尤甚。

为了保证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中传达了毛泽东的“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的指示。驻济南解放军部队于28日举行了全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誓师大会。大会在给毛泽东的致敬电中表示：“对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生死大搏斗，绝不能中立，绝不能折中，绝不能调和，绝不能和稀泥，绝不能不介入。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要介入！介入！！介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我们硬是要支持！支持！！支持！！！”致敬电鲜明地表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紧跟毛泽东指示，要全力以赴地介入地方夺权斗争。这是第三股势力，一支强大的力量。

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在中央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后，又遵照中央的指示组成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准备到济南。1月29日，大联委筹委会在得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要赴省夺权，立即致电表示欢迎，要求他们“带着夺权斗争的丰富经验前来参加夺权的筹备工作，共同并肩作战”，把联合之手伸向了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30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发出《最紧急呼吁》，号召“全山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以谭启龙为首的省委、省人委的权夺过来”！表现出一付十足的救世主的姿态。这是第四股势力，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当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代表团于1月31日到达济南时，济南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这一天，山工联、山大主义兵在集会庆祝青岛市夺权胜利之后，来到省公安厅，要求释放被山工指绑架、拘押的负责人，与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形成了对峙。在对峙中，部分人员连续两次冲进公安厅办公大楼，砸烂了部分扩音器，割断了部分电话线，并与前去包围现场的解放军指战员发生冲突。傍晚，与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同属一派的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的大批人员赶到公安厅进行声援，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晚，解放军济南卫戍区负责人宣布：“这次袭击公安厅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立即取缔”，并当场逮捕了200多人。紧接着，山工指、红山指、山师串联兵等与解放军一起砸毁了山工联济南各分会、红卫兵山东造反联络总站。2月1日，济南卫戍区向全省城乡发布《通告》，宣布“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这次事件是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斗争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的极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三一”事件，使山师串连兵、山工指这一派造反组织与解放军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山大主义兵、山工联等另一派造反组织。力量对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王效禹在青岛造反时，得到了山大主义兵的大力支持。他所率领的赴济代表团中，约有1/3的人是山大主义兵的成员。他原来打算依靠山大主义兵一派夺权，并准备驻在山东大学或《大众日报》社。是周恩来安排他们一行住济南军区的招待所。王效禹面对着济南两大派造反组织的斗争和部队的倾向性态度，权衡利弊，决定与山师串联兵、山工指一派结成同盟。在2月1日山师串联兵、山工指召开的声讨山工联总部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上，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赴济代表团的代表声明“坚决支持济南驻军镇压反革命”。至此，局势迅速演变为：山师串联兵、山工指一派造反组织，济南驻军，王效禹奉中央指示率领的青岛赴济代表团三股势力合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准备夺权；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一派造反组织在骤然而至的打压之下，开始分崩离析。

然而，理念各异、利益不同的三股势力，果真能够实现真正的联合吗？

“一•三一”事件的第二天——2月1日，王效禹即同山工指的负责人韩金海，既是山师串联兵又是红山指的负责人王竹泉，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的负责人花光隆紧急策划夺权。王效禹向他们三人传授了青岛夺权的经验之一——闪电战术，要求抓住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一派成为惊弓之鸟、一时无法聚集力量之机，仿效青岛夺权，一举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力。

2月2日，山工指等25个造反组织的2000多名代表举行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省大联委）成立誓师大会，声称夺省委、省人委的一切大权。为了打压山大主义兵、山工总一派，《大众日报》发表社论，指责他们是“老子天下第一”、“实行霸权主义”、“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2月3日，省大联委召开了有近十万人的大会，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大权，以谭启龙、白如冰为首的省委、省人委黑司令部彻底垮台。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发表讲话，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的反扑，这显然指的是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王效禹也发表讲话，指出“夺权斗争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最新特点和中心内容”，表示要“彻底粉碎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这显然指的也是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军队代表童国贵、造反派代表王效禹同时向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发出了警告。

大会阐明了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权力的三条理由：第一，1960年前后，大搞“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第二，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第三，在文革中，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培植和操纵御用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今天看来，第一条，是使农民在灾荒中少挨饿少死人的正确之举；第二条，是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而为；第三条，是青岛市委而不是山东省委制造了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但是，欲夺其权，何患无辞。

果然不出童国贵、王效禹所料，一度被打懵了的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很快清醒过来，开始反击。他们集会、游行，反对“二三”夺权，还假造了《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图谋用上压下反的方法聚集力量，进行“反夺权”。

但是，他们此时面对的不只是一派造反组织，还有新生的政权和支持这个政权的军队。“二三”夺权的第二天——2月4日，王效禹按照青岛夺权的手法，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发去了加紧电报，称“可能出现一场反夺权的大反扑”。2月6日，王效禹又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交由王竹泉送往北京。王效禹同时发表声明，谴责山大主义兵、山工联，号召“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此时，军队响应毛泽东“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的号召，坚决支持“二三”夺权。2月4日，济南部队领导机关暨全体指战员发表声明，支持“二三”夺权，谴责山工联，赞扬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挥师来济、夺权有功。2月5日，解放军指战员和10万造反派在济南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表示“打垮阶级敌人新反扑，誓死捍卫红色新政权”。

2月上旬，省大联委和军队展开了全方位的声势浩大的反“反夺权”行动。山工指发表公开信，指出“必须摧垮反革命组织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山师串联兵发表文章，声称“拉紧包围圈，展开更大攻势”。山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和山东公安检察法院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发表文章，赞扬“以闪电般攻击”的夺权，辩解“这个权岂有不夺之理？夺权岂有不争朝夕之理”？鼓吹“镇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同时，济南驻军举行武装示威游行；驻山东空军表示“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红色新政权”；北海舰队表示“决心粉碎阶级敌人的新反扑”；空军战斗英雄舒积成发表文章，称“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夺权，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新反扑”。此时，成为省大联委喉舍的《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军民团结战斗无敌于天下》、《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致敬》，鼓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在排山倒海的声浪中，济南卫戍区于2月19日发布了《第二号通告》，声称要严厉惩处山工联。就在《通告》发布的前后，军队和公安机关拘捕了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部分负责人。此前的16日，省大联委以反动组织的罪名通令取缔了8个造反组织。

省大联委和军队的上述行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王效禹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保住“二三”夺权，电话指使捉捕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负责人。（王效禹1967年8月17日讲话）他在又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山东夺权前后正在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有指示，表示了态度，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王效禹1967年10月26日讲话）
在镇压与围剿中，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反夺权”（又被称为“二月黑风”）很快被平息下去了。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

自开始夺权后，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毛泽东，知道只有造反派和军队是不可能有效执政的，就关注干部问题，并提出了“三结合”的政权模式。但是，自文革开始后的8个月中，广大领导干部在打倒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浪潮中，几乎无一漏网。在夺权中如何对待干部？成为自上到下都关心的重大问题。1967年1月16日发表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首次提出，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夺权。1月17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二期社论要求领导干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1月22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起当家作主，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1月2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号召：“革命的造反者们，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干部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1月31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鲜明地提出，“经验证明，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2月2日，《人民日报》为庆祝黑龙江省夺权成功而发表的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指出，黑龙江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中央第一次使用“三结合”的概念。2月23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集中阐述了干部政策，提出了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革命领导干部进入“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求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造反派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各级干部在文革的洪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

中央关于干部政策的阐述和对干部的要求，使素来“执行正确路线坚决，执行错误路线也坚决”（《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64页）的山东党员干部，特别是省、市机关的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在“二三”夺权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仅省级机关处以上干部就有近300人站出来支持夺权。他们发表声明，“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闹革命”，“热烈欢呼革命左派夺权的伟大胜利”，“誓死捍卫我们的红色新政权”。这其中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山东省人委副省长陈雷、杨介人，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王历波，1959年之前曾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后被打成右派又获平反的王路宾，济南市长杨毅。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示山东省大联委要重视干部问题。在1月3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发表的当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就电告王效禹：领导班子的组成，要按社论的精神办；社论的重要一点是正确对待干部；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心中有数的省大联委，开始有选择地吸收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进入“二三”政权。

夺取省委、省人委权力的省大联委，急切地盼望得到中央的承认。中央早一天承认，他们就早一天获得合法地位。2月18日至22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取了山东省大联委代表团的汇报。这是第二次赴京汇报。第一次赴京汇报，因准备不足，被中央要求回山东再准备。

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听取了夺权情况的汇报。20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接见了红山指代表，要求他们“主要关心学校的问题，又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问题”；指示他们“山东大学不是出了问题嘛，你们要考虑怎样去团结、教育、帮助大多数同学”。22日1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代表团，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代表周恩来和文革小组讲话。他首先说：根据文革以来的经验，请大家考虑，可否建立一个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我们看，王效禹同志是可以依赖的。全省集中在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核心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夺权的成果，让文革更顺利地进行。接着作了五点指示：（一）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二）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三）建议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四）要慎重处理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基层组织问题，相信你们会处理好的；（五）请发一套新闻报道资料来，经中央审查批准后发布。周恩来最后讲话，他要求：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人员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一倍；做产业工人的工作，把大厂子的工人争取过来；农忙季节到了，一定要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要配合一起开；不能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也不能搞超单位的组织。他的结束语是：现在宣布各省夺权斗争胜利的消息，都由毛主席审定，今天不可能多谈。（参阅《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7页）看来，以王效禹为首的省大联委还得焦急地等待数日。
2月23日，山东省大联委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有委员60多人，其中常委19人。

由于陈伯达要求山东省大联委送去一套关于夺权的新闻报道资料，而山东送去的又不符合要求，结果返工重写了数次，最后形成了三件：《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第一号通告》、胜利夺权消息报道。关于夺权的经验，实际上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的主要内容，山东反复多次也没写成功，最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撰稿、陈伯达定稿。上述4个文件，于2月27日9时40分送达毛泽东处，由毛泽东亲自审定。

同一天，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出席了周恩来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会。周恩来要求省、地、县各级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1至132页）

2月25日至3月1日，山东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联合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干部、造反派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各占35%、27%、38%。杨得志到会讲话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指示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组成领导核心”；“周恩来总理指示，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的领导拿总，吸收省里的干部参加，……也要吸收农林部门的同志参加。已经夺了权，造反派能够讲话的地方，也要派人参加省、地、县会议，联合起来搞”；“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同志参加领导”。会议批判了山东夺权中的“反夺权”观点，意在打压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王效禹作了会议总结。

就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山东胜利夺权的消息。第二天——3月2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并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二三”政权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这篇社论说：“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所谓革命的“三结合”，即“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革命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从此，“三结合”成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一条基本经验。社论有一点十分引人注意，即给谭启龙、白如冰和山大主义兵、山工联捏造了一项罪名：“他们进行秘密交易，搞什么‘君子协定’、‘和平让权’，以达到幕后操纵，保护自己，继续把持权力的目的”，“演出了假夺权的丑剧”。（《人民日报》1967年3月2日社论）之所以说是捏造，是因为当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后来也没有发现有关的切实证据。省委书记谭启龙，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王效禹等造反派扣留在青岛，直到青岛“一•二二”夺权之后，才被放回济南，关在省委第一宿舍的一座空房里。2月20日，杨得志遵照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指示，将谭启龙送到北京保护起来。省长白如冰，1966年12月17日接受红山指的批判，25日接受山东工学院造反派的批判，1967年1月9日至23日被山大主义兵扣留在山东大学进行检讨。而山大主义兵在1月24日之前尚未夺权。况且当时并未揭露出“君子协定”与“和平让权”的人证物证。到文革晚期，谭、白二人均担任过省委第一书记。如果他们在夺权中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还会信任他们吗？还会任命他们担任握有实权的重要职务吗？社论捏造了假夺权的罪名之后，就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给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戴上了“被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利用”、“充当了敌人的工具”的反动帽子，图谋置之于死地。专制制度之下的权力争夺是不择手段、无理可讲的。

3月4日，山东省革委常委会决定成立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由杨国夫、童国贵、穆林、陈雷等9人组成，杨国夫任组长，后三人任副组长。四位领导人中，前两位是军人，后两位是领导干部，没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这表明，山东虽然夺了权，但全省经济工作的领导权还掌握在军队和领导干部手中。3月5日，省革委常委会又决定成立文革小组，由王效禹、何志远、赵修德等9人组成，王效禹任组长，后两位任副组长。三位领导人中，后两位都是军人，也没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这表明，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尚未染指文革的主要领导权。

山东的“二三”夺权，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两级军区强力介入、全力支持夺权，在全国是较突出的。王效禹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在整个夺权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夺权斗争中，没有解放军，我们很难得到山东这样一个夺权的胜利”，“就是把权夺过来，恐怕也巩固不住”。他具体说，我们认为“解放军宣布‘工人联合会总部’是反革命组织，镇压了反革命，对打击反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好得很。如果没有这一着，那个反扑不会被打下去得那么快，功劳也应该是归于解放军”。此时，王效禹与军队的关系还处于蜜月期，他说的是实话。

（二）以王效禹为代表的一派造反组织同军队携手镇压了另一派造反组织、进行夺权，在全国开创了先河。镇压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都是济南卫戍区发布的公告。军队与山工指、山师串联兵共同摧毁了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

（三）镇压与被镇压、夺权与“反夺权”的双方，都以污蔑不实之词欲置对方于死地。镇压、夺权一方，诬称对方与谭启龙、白如冰签定“君子协定”，进行假夺权；山工联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山大主义兵的“反夺权”是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被镇压的、“反夺权”一方，假造《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图谋“反夺权”。

（四）众多的山东省领导干部快速地挺身而出、支持夺权，对夺权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以一个省辖市的副市长、从体制内造反出来的王效禹担任山东这个大省的一把手，在文革中，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这五个显著的特点，对“二三”政权的稳定潜伏下了危机。

《记忆》２０１０年６月６日第50期

hachen

这篇文章在《炎黄春秋》２０１０年第６期同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