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文化大革命（1966.6—1968.4大学）【太原机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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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文化大革命（1966.6—1968.4大学）Ⅰ

     七月份就要过去了，毕业的消息一点也没有，看起来，真的要在学校闹革命了,文化大革命也不知啥时结束,真急人哪!
    不上课了，开始也弄不清楚怎么参加文化大革命，每天只是看看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老一点的老师就把反右的一些旧事重提，年轻的老师弄一些生活锁事来写，其中一张大字报很有意思，题头画了一串大红灯，大字报搞的喜气洋洋、挺吸引人的。内容却原来讲的是在困难时期的事：那时候买布要布票，北方冷一些，布票给得多一些；南方给的少一点；为了照顾结婚时用布多一些，补助一定量的布票。我们理力辅导老师赵云隔的爱人在云南，结婚时两人商量：为了多补一些布票，决定在太原登记；男方家在云南，婚礼定在云南举行；登记时男方有事，不能到太原来；他俩思来想去，决定让赵老师在太原请同一教研组另一位男老师代他登记，当时大家都知道，很同情他们也都很支持。结果，大字报却被说这是欺骗国家；是个人主义作怪；是修正主义的温床。赵老师看到大字报感到无地自容。以前见着自己的学生，都是好远就打招呼；现在却把头低下，不敢看我们；很上火，满嘴起的都是大泡。其实，我能理解她，当时这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样比较沉闷的革命，持续不太长的时间。毛主席认为这样搞下去，不会把他身边的定时炸弹揪出来，就开始发动学生起来带头闹革命。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象北京师大的宋斌斌他们开始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各大学开始大串联连。八月五日，毛主席接见了宋斌斌，第一次给红卫兵这个新的称呼予以承认，于是乎红卫兵在各大中学如雨后春笋般自发的成立了。我们班也不甘落后，十几个出身好的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我们买来红布，剪成袖标，我模仿报纸照片中主席戴的红卫兵袖章的字体，写了红卫兵三个字，女同学用黄布剪成字，再到服装店让他们给缝上，袖章做成了。刚开始，我带着感到不太得劲；王慧珍给我整了整了袖标，说：好好带，应该感到荣幸。是呀，四清时，她家被重新划定为资本家，此时此刻心里一定很羡慕我们，也一定很难受。我就想到了她，她的出身也不好，不知现在怎样了，能当上红卫兵嘛？
   文革逐渐深入，广播、报纸天天都是破四旧、斗黑五类的文章，院里的大字报也都是北京来电，社会上开始刮起了破四旧的凤，先是北京高干子弟的红卫兵，步入社会名曰破四旧，其实在大肆破坏文物。我院高干子弟们也不甘示弱，带着低年级的红卫兵拿着大锤，气势汹汹的要砸学校附近、烈石山下的窦大夫祠；我们一系的部分红卫兵听说后，就赶到现场，劝他们、跟他们讲道理—它是纪念春秋大夫窦犨（字鸣犊）的祭祀庙宇，因为祠堂建在烈石山下，又称为烈石神祠。窦大夫祠创建年代不详，宋元丰年间重建，元明清均做过修建。祠坐北朝南，中轴线建筑格局，主要建筑有山门、献亭、大殿、钟鼓楼等。建筑布局巧妙，结构简练严谨，是元代建筑的精品。也是历朝历代的祭雨场所，大殿木雕很有特色，殿中有窦大夫像一尊，右侧有神龛梧桐木一颗，传说摸之百病皆除。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砸了容易，再建可就难了。大概是文革刚开始吧；也许是十几年的教育还起了点作用，他们还有点惧我们，还是提着大锤回去了；他们没创造出业绩，不甘心，又要去砸露天剧场舞台顶上的一对石狮子，当时大家都在吃午饭，看他们要砸石狮子，就一起起哄，也许是良知发现，也未砸成。最后他们还是把党委大院里的一个墓给砸了。原来，党委大院在解放前是明代的保宁寺和近代的赵戴文公馆，公馆内建有花园，园中有赵戴文墓。赵戴文，生于1867年，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曾担任国民党政府山西省主席，是追随阎锡山三十余年的忠臣和功臣。赵戴文在抗日战争时期病逝于吉县克难坡，抗战胜利后迁葬于此。解放后，他的儿子是我党的一位高级领导，时任太原工学院院长。
  太原天主教堂被五中红卫兵砸了，办了个展览，这样我才开始关注这个教堂，它位于解放路 ，是一座古罗马风格的高大建筑，通体铁红色，间以白线装饰。天主堂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庚子年（1900）被毁，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建，占地约13.3万平方米，现存4300平方米。主建筑为礼拜堂，旁有两座西式尖顶钟楼。天主教堂是太原市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友活动场所，也是省市天主教爱委会的所在地。我们班全体去看了，街上乱七八糟的堆放着被抄出来的东西，原来两个尖顶钟楼被砸掉，里面的教堂创始人、第一任大主教的墓被砸，大主教的棺木被砸、尸体被焚毁，神父、修女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挂个大牌子被批斗，大字报像招魂幡一样随风摇摆着。当时我的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学校为了让文化大革命搞的激烈些，就要求各基层单位的头头做工作，让大家给老师写大字报。一次班干部找我说：你一直都是科代表，经常和老师接触，尤其是谢庚教授；应该揭发他们的反动言论、反动的学术思想；同时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提高，也为我们班争光。原来每天各班要统计贴大字报的份数，并评出名次。当然也就代表了他们的业绩。可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些教授有那句话是反动的，在我的记忆里都是金玉良言，是在给我们传授知识，真是没什么可写的。可能是他们工作做得好，院里第一次贴出矛头直接指向副院长—高庆春的大字报，揭发了他解放前曾任某兵工厂副厂长的事，还要打倒他。高副院长是留日的兵工专家，国民党时期，曾任炮兵学校的教务长、某兵工厂副厂长之职，被授于少将军衔；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炮兵学校校长李探深逃往台湾，他却留下来并参加了兵工的建设工作。抗美援朝时，他设计了一门新型火炮，解决了前线缺弹少炮的问题，立下了赫赫战功；炮轰金门时，当时的火炮射程不够，他又设计了远程火炮，再立新功。曾先后任北京工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副院长，在这期间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兵工工程技术人员，在兵工界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他是个务实的人，不太善言表，每次开完人大代表会回来，院里安排他作报告，他只讲十几分钟就没词了；可和他一起参加会议的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性农民代表，却滔滔不绝的能讲上两个多小时；但在课堂上他却能够不拿讲稿，一口气讲上几个小时。要打倒他的事，院里报告了国务院。国务院立即下文：高庆春为国家保护对象，不得批判。此后，他就是我院最幸福的一个人了，不管斗争有多激烈，他总是一个人默默的看大字报、看批斗或者闲逛。如果他仍留在北京可能后果就不一样了，这也是一个人的造化吧。
    全国运动还是比较平稳的，用造反派的话说：死水一潭。为了要打破这一局面，要进一步把红卫兵发动起来，毛主席又开始要接见红卫兵了。我们班的陈叶兴同学提前得知了这一消息，消息是从他的现父亲得到的。他的父亲是位烈士，曾是叶挺的部下，在西安事变时牺牲了，他的名字就是根据叶挺为纪念西安事变的题字—“江南一叶”而起的，他的母亲后来同他父亲的秘书结婚，在总参工作。当我们知道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我们班的同学於八月三十日连夜乘坐开往北京的火车，赶去参加接见。车上我们看到好多被押送的剃阴阳头、挂了牌子的男、女‘牛、鬼、蛇、神’，心里感到阴森森的，有一种很可怕的感觉。下了车我们才知道，现在毛主席正在接见呢，已来不及了。就找到北京机械学院接待站，住了下来，第二天，我院全体学生都到北京了，为了和他们到一起，吃住都方便，我们当天就搬了过去。原来，梁乃强副院长考虑学生自己去北京吃、住、行动不方便，便包了一列火车直达北京，在北京我们等了半个月。为了听毛主席的话—搞革命大串联联，我们每天都到北京各大院校去”学习”。我们先到北京工学院，首先看到北工院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内容大都是本校老师的一些事，其中有一张是批判艾思怪的，给我留下了一些印象，心想，不是有个叫艾思奇吗？他叫艾思怪，这个名起的好，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到清华，大字报我倒没什么印象，可他们古香古色的校舍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北大—他们的斗争搞得真激烈，翦伯赞被斗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住在一间小房里，白天劳动，屋里全是大字报，一股凄凉的景象；中央民族学院—看到学生批斗班禅，还有他的父亲、母亲、弟弟和弟媳，班禅穿一套灰中山装，高高的，很有派，批他参与叛乱；还有他每天的大、小便都说成是圣水、灵药，都要收集起来，做成药丸，发给求药人，得一丸药的人如获珍宝。学生们便拿他的灵药，问他：是药吗？他答：是。问：用什么做的，是你的大、小便吗？。他答：是。问：能治病吗？他答；不能。问：那你为什么让农奴当药吃？不语。学生们拿一把药给他吃，他不吃，学生们气愤的塞进他的嘴里，硬让他咽下去。晚上在院礼堂上映了内部片：西藏自治区平息叛乱纪实，在影片中，会议开始，班禅还坐在主席台中间位置上，随着时间的发展，他的座位移到旁边，最后挪到台下。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我们每天都去各院校串联，看大字报、看批斗。一天，听说，毛主席要在工人体育场接见红卫兵，很高兴，我同李太龙、王恒杰一起赶到体育场，里面坐满了人，我们找个地方坐下，人们呼口号，唱革命歌曲，等待接见。这时来了几个操着京味穿着绿军装的中学红卫兵，按个询问没戴红卫兵袖标的人；他们来到李太龙、王恒杰面前气势汹汹的叫：不是红卫兵的出去，出去！他们看我们也不理睬他们，上去就动手拉他俩，我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看我带着红卫兵袖标，就说：他们什么出身？我想：这是些什么人，太野蛮了，这就是首都红卫兵吗？！（真没想到，这么野蛮，这只是开始，他们可是主师爷，不论文革时期，还是现在，他们的恶劣的思想要遗传到多久！），太不讲道理了，我告诉他们说：都是中农，我作证。他们瞅瞅我，又找别人茬去了，我一直看着他们，没有人作证的，尽真的被撵走，撵走别人他们却坐在那个位置上。他们的”革命”成功了，原来他们革命就是为自己，打着革命的的幌子，为自己谋利。我又先到了她，她能受到这些不公正的待遇嘛，这么多天，我留心周围的人，有没有我的高中同学，有没有她。可是到现在一个人也没遇到。
   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接见的消息，大家鼓掌要求接见（太幼稚了），后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出来说：今天毛主席不接见，接见这是谣传。大家才悻悻的离去。
   我们三人中就我到过北京，我便成了向导，因破四旧，故宫、北海、颐和园都关门了。我们到景山玩了玩，崇祯皇帝上吊的树木虽已枯死，但仍站在山头上，向人们在述说：要记住历史的教训啊！那些红卫兵穿着绿军装、拿着语录、躲在假山石后，拥抱着谈恋爱。真是发人深省啊!。

9月中旬，发生了一个歹徒劫车,撞死了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并抢走手枪的事件。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破案后再接见。案件于14日很快侦破；15日就安排接见。
   九月十五日，我们得到了接见的消息，让大家列队步行一个小时，来到****大街，17时15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可能首长太累，休息一会，可是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只是傻等；忽然，广播响起“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会，又恢复了平静，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看报纸才知道：原来是陈毅老总出来，大家以为是毛主席来了，听到喊毛主席万岁，陈老总马上挥了挥语录，大家认出是陈毅，就静了下来。天渐渐黑了，也没有什么时侯接见的消息，我上了趟厕所，回来找不到队伍的位置了。我想：根据上次工人体育场的经验，也许不接见了，以后看电影看得更清楚，不去挤了。到饭店吃了点饭，就回到了住处。后来听他们讲：在我走后又等了好长时间，毛主席才开始接见，红卫兵通过天安门看到了毛主席。同学们告诉我，他们好不容易挤到天安门广场，人潮如海，挤得透不过气来，不小心被挤倒就有被踩死的危险，有的同学，张瑶就是其中之一，把鞋都挤掉了，袜子也磨破了。第二天，我陪他到街上买鞋，看到街道两旁一筐筐的各式各样的鞋。我暗自庆幸，就我这个小体格不被挤坏了才怪。毛主席已接见完了，九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多，全院学生坐上了梁院长给包的直达太原的专列，离开了北京，列车是走北线，饱览了沿途风景，第一次看到八达岭长城；詹天佑修的铁路；深深地感到中华民族太伟大了，这样的民族是多么的聪明啊！也看到塞北的风光，荒凉的很。与北京、太原等城市简直不能比。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全校的同学集体乘火车来到太原五一广场，举行了国防科委、山西省委发放毛泽东东选集大会，由省委书记卫恒、省长王谦、副书记王大任亲自给我们发放了毛选。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省领导在沿途接见了大家。
后来我们学院的大字报开始升级了，矛头开始指向党委；各系领导带头批判书记、院长，三系书记席德珍是工农干部，曾是山西决死纵队的团长。一次在批判大会上发言，引用了一段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偶公移山------，大家听得一愣，书记怎么能把寓公念成偶公呢？惹得众人大笑不止，他尽不知错再那，继续念下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读错毛主席语录可是个大问题，只因他出身好才没事，要换了别人还不知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后来报纸、广播又号召大学生到农村去串联，搅乱那里一团死水，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院里立即组织全体学生到介休县某公社某大队（时间久，忘了）去煽风、点火。我听说要去农村，很高兴，老早就想到山西农村看看，看看这里农民的生活习惯。同时我也不愿意看到学校那种气氛，昔日给我们传授知识的老师今天无缘无故却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被斗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到农村去放松一下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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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文化大革命Ⅱ（1966.6—1968.4大学）


我们背上行李乘火车奔赴串连的大队，到介休县下了火车。目的地距县城挺远，要走一个多小时才到，我们一路欣赏着介休县的风光，谈论着这个古城的来历。介休县得名于介子推。公元前636年，介之推是当年晋国的贤臣，侍奉公子重耳（后为晋文公）。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介之推不畏艰难困苦跟随重耳流亡；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了一些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带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佑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
这事传出来，人人尊敬和怀念介之推。以后便在他被烧死的这天纪念他，这天就在每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因为介之推是被火烧死的，大家在这天都不忍心举火，宁愿吞吃冷食，所以，这天叫"寒食节"。
介休历史悠久，国内史籍最早记载介休历史为周代鲁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因介休出了春秋时期割股奉君的介子推，有东汉时期博通典籍的郭林宗和北宋时期出将入相五十载的文彦博三位贤士名达，还素有“三贤故里”之称。
我们去时介县的城墙完好，入城的城门好气派，街内还保留着老式建筑，街道两侧店铺还是只有在连环画中才能看到的古时店铺的模样。到了目的地，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分在一位姓邓的单身青年人家，他的家是窑洞式的建筑，都是用砖砌筑的，里面有三间窑洞，窑洞顶为平顶，可以在上面晒粮、打场。
吃饭到老乡家吃派饭，晚上，躺在炕上，讲起了吃晚饭的趣事：我们办的一位同学王纠正说：吃饭时，先端出一大碗特稀的米汤来，我想：贫下中农，真苦哇！就喝这么稀的饭呀！又不好意思说，就端起大腕喝了起来，喝到一半就饱了，再也喝不下去了，碗也太大了。刚想说吃饱了，可又给我端上来主食，埃！一口没动已经喝饱了。我还是山西人，这些都不懂，可见山西这里的风俗习惯差别这麽多呀！刚说完，就赶忙上厕所；第二天早五点起来搬石头筑拦河坝，哪有劲了。
我去吃饭的那家四口人，知道我们是大学生，很谈得来，原来他高中毕业，三十来岁，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已经十几岁了，已是家里的主劳力了。家里收拾得很整洁，吃得也很好，荞面饺子、面条，小米稀饭等，我和他们全家人一块吃，挺好的；可是过了两天，不知什么原因，让我换了一家。也许回来，大家讲吃什么，我说吃得好，有人告密？后来书记和我说：因为他家是富农子弟，四清时表现较好，被划为革命子弟，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还是把人家当黑五类，怕把我给腐蚀了，就给我换了个地方。真是笑谈，吃顿饭就被腐蚀啦？
后来是到贺氏父子两家轮流吃饭，在老贺家，他们把我当作晚辈，吃饭的习惯还没什么太大区别，和我一起在屋里吃；可在小贺家就不一样了，小贺出民工去了，他的媳妇只有十七岁，但小孩都两岁了，屋里收拾得很洁净。因烧的是无烟煤，所以做饭的炉灶也在屋里，炉眼不大，锅小点，碗大点，一锅煮的东西只能装一碗，我去了以后，先做一大碗稀稀的稀米汤，让我先吃，我也就能喝小半碗，接着他拿起块玉米面，放在锅上的一个带有小孔的工具上压，就有约50左右长的圆条落到锅里，几分钟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面条又放在我的面前，调料放在一个有四个格子的木制盒里，装有：辣椒面、醋、咸盐面。女主人告诉我：查圪喇自己放调料。我放了些调料，还挺好吃的。我理解查疙喇就是东北的馇条子。边吃边聊，我问她：这个苞米面里放什么能做成查格拉？她讲：放榆树皮面。他问我：有几个娃了？我说：还没结婚呢。他奇怪的问：那么大了，还没结婚？是呀，我都二十四了，如果在这里，孩子起码两三个了。过几天她的男人回来了，我想和他一起吃，他非得让我先吃，第二锅做完后，他端着碗到外面吃去啦。他们的习惯是男人都端这个大碗、手夹个小菜碟，到饭场蹲着吃，边吃边聊，小队有什么事，饭场就布置了。他们认为男人在家里吃没出息，只有女人才在家里吃
我没干几天活，就到大队帮忙办展览，我负责画连环画、写美术字。展览办完了，回来没干几天活，就班师回营了。
十月初，随着革命的深入，派系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后来班里派李太龙，潘玉田和我三人拿着院里介绍信，去调查三系书记席德珍叛变一事。我虽然对这些不感兴趣，但可以借机出去看看。我们第一站到西安，那时黄河大桥还没修，我们在风陵渡下车，走一段路，就到码头，实际根本就没有码头，只是个名，要脱鞋，趟水，才能上船，女孩子自己不愿趟水，有同伴的同伴背，没有的得花钱雇专人背。我们只好自己淌水上船。过河的人很多，都着急上船，但船是有定员的，还好，当时的人，尤其是串连的大学生，都还是很有礼貌的，按顺序上了船，船挺大，我们都坐下了，刚离开岸边时船还挺平稳的，渐渐远离岸边，黄河水气势汹汹的拍打着船舷，掀起的浪花溅到人们的脸上，好像要将船掀翻似的，真有点害怕，真体会到黄河在怒吼，黄河在咆啸。已是十月份，艄公只穿着短裤，撑着桀骜不驯的航船，在急浪中艰难的行进，约半个多小时，到达对岸—陕西潼关，天也暗了下来，我们匆匆赶到潼关火车站，也没来得及看潼关这一古老的战场是个什么样子，就乘上火车离开了。
十月初，随着革命的深入，派系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后来班里派李太龙，潘玉田和我三人拿着院里介绍信，去调查三系书记席德珍叛变一事。我虽然对这些不感兴趣，但可以借机出去看看。我们第一站到西安，那时黄河大桥还没修，我们在风陵渡下车，走一段路，就到码头，实际根本就没有码头，只是个名，要脱鞋，趟水，才能上船，女孩子自己不愿趟水，有同伴的同伴背，没有的得花钱雇专人背。我们只好自己淌水上船。过河的人很多，都着急上船，但船是有定员的，还好，当时的人，尤其是串连的大学生，都还是很有礼貌的，按顺序上了船，船挺大，我们都坐下了，刚离开岸边时船还挺平稳的，渐渐远离岸边，黄河水气势汹汹的拍打着船舷，掀起的浪花溅到人们的脸上，好像要将船掀翻似的，真有点害怕，真体会到黄河在怒吼，黄河在咆啸。已是十月份，艄公只穿着短裤，撑着桀骜不驯的航船，在急浪中艰难的行进，约半个多小时，到达对岸—陕西潼关，天也暗了下来，我们匆匆赶到潼关火车站，也没来得及看潼关这一古老的战场是个什么样子，就乘上火车离开了。
到西安大约晚上八点多钟，找了一家旅店住下，旅店里挺干净，被褥的单子都给换成新洗的，睡了个舒服觉。第二天去外调，可要找的人已被打成黑帮关进了牛棚，等了好长时间才来。他讲：席德珍打仗很勇敢，曾被俘过，经过党的营救很快就出狱，并回到了革命队伍。写好笔录，我们拿到调查材料完成了任务。到西安交通大学看看他们的革命形势，西交大正在斗一些教授、牛鬼蛇神，也不太激烈，学生们都出为串联去了。我们就到兴庆公园玩了一会，当年，为了加强国防力量，决定上海交通大学西迁到西安，但遭到一些人的阻挠，据说周总理为满足他们的要求，专为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授们修建了兴庆公园。
这里是苍松翠柏，画粱雕栋，溪水潺潺，绿树阴阴，非常美丽，就留了个影。走不远，便是大雁塔。看说明得知：大雁塔，全称“慈恩寺大雁塔”，位于距西安市区4公里的慈恩寺内，始建于公元652年，相传是慈恩寺的第一任主持方丈玄奘法师（唐三藏）自印度归来后，为了供奉和储藏梵文经典和佛像舍利等物，而亲自设计并督造建成的。唐高宗和唐太宗曾御笔亲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述三藏圣教序记碑》。塔基四周有褚遂良等人亲笔书写的文章。
大雁塔是一座楼阁式砖塔，塔高60余米，塔基边长25米，共有七层，塔身呈方形锥体。全塔采用磨砖对缝，砖墙上显示出棱柱，可以明显分出墙壁开间，具有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风格。
塔内设有木梯，沿梯而上，梯子一走吱吱作响，蹬到每节平台四处远望，可以俯视西安全景，还可以看到一个酷似大雁塔的形状，而个头要小得多的小雁塔，只可惜墙面上被刻满了乱七八糟的字，登高远望了一会，想象唐僧回国后亲自设计并督造建成这个宝塔时的那个景象。唉！一晃，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如烟尘般的过去。从大雁塔回来又到西安工业大学转了转，在大字报上看到：总理在一次讲话里讲：大串联的同时可以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嘛。真的，开始，觉得出来外调，不能瞎逛，看看周围都是串连的学生，都住在接待站，啊！可以边搞外调边串联嘛！串连的同时可以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们有了理论根据，要好好游一下西安。本来决定翌日去成都，改为去华清池，华清池位于临潼，在骊山北麓，紧倚临潼城区，其历史悠久，堪称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园林。相传在三千年前，周幽王就曾在这里修建过骊宫；秦始皇时以石筑，曰“骊山汤”；汉武帝时扩建为离宫；到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和唐玄宗天宝六年（公元747年）两次大肆扩建，治汤井为池，环山列宫室，宫周筑罗城，改名“华清池”。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留有“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名句。东南部是环园故址及“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下榻的五间厅。玻璃上还保留着西安事变时留下的抢眼，蒋介石逃跑路途上有捉蒋亭，蒋介石藏身的夹板石，我们三人也爬了爬夹板石，体验了一下当年蒋介石是多么不容易，那么大的个子，藏在不到八寸的石缝里，关键是心里的压力，被吓的嘚嘚乱颤，被人民追逃的滋味。
西安的景点看的差不多了，我们就登上了去成都的列车，人还不多，列车爬秦岭时，用两个火车头，一个牵引、一个后推。还是在中学地理课本上学的呢，可见上四川的蜀道之难哪！到成都，住在四川体育学院，距离武侯祠不远，世界真小，碰到几个低年级同学，家是上海和江苏的；这几个小同学社会经验比我们强，当时，吃饭记账，不要钱，我们几个考虑是出差的，就买了饭票，他们便要用饭票换钱，当然我们回绝了他们。并讲清了道理，这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我们组成了串联小分队。
外调还是首要任务，我们三人先到西南局了解希德珍的情况，可惜，外调对象已调到遵义。还得再到遵义跑一趟了。
回到接待站，接待站组织参观刘文彩的收租院。刘文彩地主庄园在大邑县安仁镇，进到安仁镇首先见到的是刘文彩庄园，远处是他的弟弟刘文辉的庄园。其弟刘文辉任川军第24军军长，刘文彩曾任该军中将师长主管财政，退役后仍管该军征税，年征税额近1000万元，用以维持军费开支。刘文彩庄园那精致古老的黑漆大门，令人立即感到十分神秘，走进黑漆大门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古朴豪华，森严壁垒，是刘文彩的管家、打手，结交官、军、匪、霸的主要场所。庄园内到处是金光闪闪的匾额和对联。走近室内，各式各样描金嵌玉的家具让我们师生大开眼界，同时又仇恨从心生；讲解员告诉我们，刘文彩有一个高级大床蚊帐，收拢来能把它捏在一只手里，他还有一个神奇的美人杯，不用时白白净净的，只要把酒倒进去杯里就会出现美人，（可惜我们都没有看到，好像说是拿到中央去了），这些都是他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从外国买来的，他每天喝的是人奶，还不准挤出来，隔着一块带孔的门板，直接吸吮女人的奶头，他的老婆坐马车嫌咯屁股，就坐在胖女人的怀里，庄园的后院是“收租院”，是展示刘文彩如何欺凌压榨农民的地方,“收祖院”的背后有一个水牢，那是当年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一间房里挖了一个很大、很深的池子，池岸周围是铁栅栏，池的中央有一个仅能站一人的铁笼，池里水深过膝，刘文彩把交不上租的贫苦农民就关在那铁笼里，人只能站着，而且脚还不能动，因为脚周围栽了很多铁钉。有一个叫冷月英的妇女就曾经坐过水牢，水牢挂个广播喇叭，她说，因为交不起地租，她刚生下孩子三天就被刘文彩关进水牢……一个月后出来人瘦得皮包骨头，回到家后，两条小腿上凝聚的血垢要用刀刮……听得不少人泪流满面，个别人还洇喑哭泣。那一场生动的阶级教育至今还历历在目。
但现在，却说这些都是历史的谎言：庄园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水牢”，说刘文彩把贫下中农关进水牢，水牢里还有铁笼，究竟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其实“水牢”根本不存在，改革开放后经过调查，作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所谓水牢，是个润烟池。刘文彩当年除了当盐官和税官捞取大量钱财；在本地收取地租外，还大肆贩卖烟土(鸦片)。大烟怕干燥，每当大批烟货运进后，需要放在水池上滋润着，以确保质量和分量。也没有关过什么人，冷妈妈坐水牢的故事纯属子虚乌有。行刑室和地牢，也是加在刘文彩头上的罪名。刘文彩没有吊打过农民，所谓行刑室和地牢，实际上是瓷器室和年货室。
刘文彩是大地主，当然有收租院。但1965年泥塑《收租院》114个人物雕塑组成的几个故事，完全是凭想象编造的。作为雕塑作品，还算可以，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刘文辉通电全国反蒋，刘文彩支持。蒋介石费尽心机，始终未能瓦解刘氏兄弟，是和他们的精诚团结分不开的。1942年2月，刘文辉在重庆与周恩来秘密会谈，跨出了与中共合作的第一步。19428月，中共中央在刘文辉部设立电台，台长王少春，由周恩来直接指派并与之联系。1948年，刘文辉酝酿起义，并向中共中央报告。周恩来指示起义不宜过早。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战争重心转向西南。蒋介石亲临成都，部署死守川康。刘文辉部成了从内部瓦解“西南反共堡垒”的关键力量，起义时机成熟。蒋召刘至成都，刘临危不惧，赴成都应付。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在四川彭县起义，朱德总司令复电支持（当时毛主席去了苏联）。蒋介石见形势危急，即刻从成都飞往台湾。刘文辉起义的过程，刘文彩是知晓并支持的。
刘文辉起义后，率第24军配合解放军阻击从陕西省南逃的胡宗南部，歼灭其残部，立下大功。后奉命在川西剿匪，接着第24军奉命赴朝参战。刘文辉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1976年去世，终年82岁。刘文彩于1949年10月17日去世，终年62岁。
刘文彩投资3亿5千多万元法币（合当时美元200多万元）在其家乡大邑县安仁镇兴办了一所完全中学——文彩中学。从1941年——1944年，整整3年时间，刘文彩几乎天天在工地奔忙。校舍高标准，严要求，其礼堂取样于四川华西大学礼堂，气势恢宏。刘文彩从成都及四川全省广聘名师，该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师工资是其他中学教师工资的双倍，所有教师均住独门小院，院内有花台、鱼池、书房、客厅、宿舍、厨房，一应俱全，幽静别致。刘文彩还投资修建水电站解决学校和安仁镇居民的照明问题。
刘文彩办学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不以盈利为目的。1945年春，文彩中学招收第一期学生300多人，全部免费入学。以后各期学生，每期学费也不过6 刘文彩还在校园内刻石立碑，昭示文彩中学校产，为社会公有，子女不得继承。四川省300多知名人士集资立碑，褒扬刘文彩兴学有功。当时的国民政府和教育部，颁发奖状嘉奖。
文革中有人对刘文彩晚年兴学极尽谩骂之能事，说他办学是为了培养剥削阶级子弟，而实际上文彩中学的学生很多是贫苦农民子弟。指责他建校时霸占农民土地，而实际上刘文彩征地，是用自己的两亩地换农民的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屋换农民的一间屋。其中有一农民叫陈启贤，刘文彩用自己的40亩地换了他的10亩地。始料不及的是，陈启贤就因这40亩地，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挨批斗。
本文资料来源：《工人日报》——《刘文彩庄园的虚实》；《青年世界》——《刘文彩“水牢”原来是鸦片烟库》；笑蜀专著《刘文彩真相》及文章《刘文彩庄园：历史的谎言》等。
在成都没呆几天，走了几条街道，成都的街道不是太宽，店铺没有门和窗户之分，白天，柜台、货物直接对外，因为正面没墙，晚上上一面闸板。给我的任象，不象省会；这是管中窥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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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文化大革命（1966.6—1968.4大学）Ⅲ

离体育学院约一里余，是杜甫草堂，大约步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都是乡间小道，田园风光。 据记载，时值安史之乱尚未平定之际。上元元年（760）春，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杜甫得亲友资肋，于成都西郭外，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盖一草堂，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在这里，诗人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以安顿其家。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倾毁不存。边参观边想；三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毛，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是翌年八月，草堂为秋风所破，杜甫百感交集，作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记之。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拗。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倚仗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 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至宋代又重建，并绘杜甫像于壁间，始成祠宇。此后草堂屡兴屡废，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规模和布局。1952年，杜甫草堂又经全面整修后，正式对外开放。1955年成立杜甫纪念馆，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草堂总面积有240多亩，其建筑为清代风格，园林是非常独特的“混合式”中国古典园林。草堂旧址内，照壁、正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两旁配以对称的回廊与其它附属建筑，其间有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竹树掩映，显得既庄严肃穆、古朴典雅而又幽深静谧、秀丽清朗。说到「浣花溪」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相传唐时溪边住着一位姓任的姑娘，貌美而心善。一天，她正在溪畔洗衣，走来一位浑身疮疥的和尚，行人都躲得远远的，唯有这位任姑娘不避让。于是那和尚脱下沾满脓血的架裟求她浣洗，任姑娘欣然接受。哪知架裟一入水，霎时满溪泛起莲花朵朵，再看那和尚，却早已不知去向。人们十分惊异，就把这条河命名为浣花溪了。其实，浣花溪的得名与任氏无关。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因为当时沿溪居住者多以造纸为业，他们取溪水来制十色彩笺，「其色如花」，溪因此而得名。浣花溪在唐代江阔水深，能行大舟，溪畔风光秀丽，杜甫的一首《绝句》作了生动的描绘：「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成都西面为岷山山脉，古代空气澄净，能远眺雪山），门泊东吴万里船」（浣花溪属长江水系，由此乘船出府河可直下东吴）。正门匾额「草堂」二字，是清代康熙皇帝的第十七子、雍正皇帝的弟弟果亲王所书。「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这副对联，是杜甫《怀锦水居止》诗中的句子，它点明了草堂的地理方位：「万里桥」就在现在的南门大桥，史载三国时蜀相诸葛亮送费袆出使东吴，在此设宴饯别，诸葛亮深感费袆此行路途遥远，联吴抗魏任务艰巨，故说道：「万里之行始于此。」诗史堂是杜甫草堂纪念性祠宇的中心建筑。诗史堂里面有朱德、叶剑英、郭沫若 等人的题词。1958年毛泽东同志游览草堂时在这里仔细观赏，久久沉思。郭沫若称赞它是「句丽词清，格高调永」。叶剑英元帅撰书的对联「杜陵落笔伤豺虎，爱国孤宗薄斗牛。」意思是说：杜甫写诗，笔锋直指社会弊端与逆臣贼子，他的爱国忧民情怀与日月同辉而长存天地间（斗牛指天上的星宿）。这正是对杜甫的思想及其诗歌创作的极高评价。朱德同志撰写的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这副对联道出了杜甫和他的故居草堂在人们心目中崇高而不朽的地位。诗史堂内还悬挂有现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及书法家郭沫若撰写的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工部祠东侧是“少陵草堂”碑亭，这座草堂象征着杜甫的茅屋。
在成都逗留了三天，在体育学院接待站用学生证办好去重庆的火车票，登上直达重庆的列车，在车上我感冒了而且很重，下了火车已是晚间八、九点钟了，车站接待站还有接站的人员，我们被分到江北区政府接待站，要坐卡车到江边，可是我两腿发软，站都站不住，两膀无力，连个旅行袋都提不动，根本抬不动腿，试了几次都没上去车，最后是被同学拽上车的。下了车，还得坐下坡缆车，换乘缆船过嘉陵江，再坐上坡缆车，好不容易到了江北区政府接待站。他们很热情，我也没心思吃饭，吃了两片药，可能是太累了，再加上有病，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也不知什么时候，听有人叫我，睁开眼睛，是一位不相识的大姐，端着水和药，她说：快把药吃了，一会吃点饭，快点好。我赶忙起来，觉的好多了，这个时候有人这么关心我，我特感动，吃了药，她又给我做了碗面条，吃了以后，感到舒服多了，那位大姐问我是哪里人。我答：辽宁抚顺。她说：老乡，我是辽阳的，五一年跟随部队打到这里，就留下了，一直到现在也没回家，每次见到老乡，都感到特别亲。后来知道，她是区委妇女主任。同学们去西南局搞外调去了，我洗洗衣服，休息休息。第二天，我们到重庆大学去串联，重大都快没人了，都出去串联了，晚上，我们住在他们同学的宿舍里，和他们交流了学校的情况。第二天，我们又一起去参观了红岩村、渣宰洞白公馆；白公馆监狱旧址是原川军白驹的香山别墅，故而得名。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将此处改为监狱。1943年，这里被中美合作所辟为第一看守所。大门终日关闭，从侧面一小门进出，是把储藏室改成的地牢，防空洞改成的刑讯洞。在院内墙上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标语。狱内有男牢房20间，其中一间终年不见阳光。小小的院内墙角处，生长着一棵碗口粗的大石榴树，样子显得苍老而疲惫，这就是韩子栋（华子良）当年亲手栽的。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叶挺、罗世文、共产党员许建业、许晓轩、陈然等烈士，等都曾关押在这里。还有重庆行辕二处第二看守所寄押的刘国志、周从化、周均时、张泽后等三十人。黄显声将军，是东北军张学良的部下，是位军长，因支持西安事变而被捕。黄显声在牢中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待遇，一人一屋，还给定了一份香港的报纸。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写在纸条上，通过秘密传递孔送至隔壁牢房。很快，这一消息传遍了整个牢狱。难友们拥滚在地，激动得热泪盈眶，直到深夜，拿出一床红绸被面，悄悄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这就是狱中制红旗的情况。渣滓洞：监狱旧址原为一个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国民党改为监狱，1943年中美合作所作为第二看守所。内有男牢16间，女牢2间。共产党员罗世文、江竹筠等先后囚禁于此。解放前夕，牢内200多人遭到集体屠杀，男牢房被烧，仅15人脱险。解放后为了教育后人，按原样重修了男牢房。在渣滓洞楼下第二号牢房墙壁上，写着叶挺将军著名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陈然的"自白"书
　　红岩中成岗的原型陈然（1923－1949）：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特别支部书记，1948年4月被捕，1949年10月28日被杀害。特务逼迫他写"自白书"，他严词拒绝，并在激怒中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
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把牢底坐穿
难友何敬平（1918－1949）1948年夏于渣滓洞写了这首诗：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希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江姐的原型蓝蒂裕于1949年10月就义前夜，写给儿子彭云的遗书：至今读起来，仍是那样的荡气回肠；
示 儿 ：
你--耕荒，
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
到荒沙中去。
今夜，
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
遍地荆棘，
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
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渣滓洞难友蔡梦慰于25岁生日时给母亲写了一首诗：
献给母亲
妈呀，你在哪里？
我听得见你在悲叹，
你在呼唤我的乳名：
千遍，万遍……
不管隔了多少重山，
多少年代…...
也不管是什么力量，
长远地使我们分开，
而把暮年的寂寞留作你唯一的陪伴。

像幼鸟翱翔天际，飞向太阳……
象雨点滴入江河，奔向大海……
你的孩子呀，
属于了他的伙伴，
属于一个众人的理想。
每一粒种子，都孕育着一个独立的生命。
从剪断脐带的那一刻起，
地下的婴儿，
便已属于他自己。
老一代的爱，
老一代的希望，
被年轻人当作羁绊来丢开。
一个时代的毁灭，
一个时代的诞生，
要付出多少母亲的眼泪，
要经过多少母亲的煎熬。
妈，你从泪光中可曾看见：
新的人群呀，
已从桎梏中解放出来，
用劳力耕耘自己的世界，
那里面有你的孩子，
也有你自己。
牢门要被打开的，
镣铐一定要被砸碎，
囚徒们将奔涌出来，
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气，
重新享受和煦的日光。
他们将张开还未瘫痪的双臂，
热情地拥抱世界，
热情地拥抱他的母亲！
春风里摇摆的新枝，
阳光中闪耀的绿叶，
她们与泥里的老根一同枯荣。
妈呀，我们两个生命，
原本是紧紧地相依，相依……
连系在两颗心间的纽带呀，
牢牢地谁能割断！渣滓洞难友蔡梦慰在走向刑场的途中，手里紧紧攥着"黑牢诗篇"纸稿，把纸稿悄悄丢在路旁的草丛中，解放后被找到，成为非常珍贵的诗篇。共有5章，下面是第一章：
第一章
禁锢的世界，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
箩筛般大的一块天；
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
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
一把将军锁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空气呵，
日光呵，
水呵……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被当作牲畜，
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长着脚呀，
眼前却没有路。

在风门边，
送走了迷惘的黄昏，
又守候着金色的黎明。
墙外的山顶黄了，又绿了，
多少岁月呵！
在盼望中一刻一刻的挨过。

墙，这么样高！
枪和刺刀构成密密的网。
可以把天上的飞鸟捉光么？
即使剪了翅膀，
鹰，曾在哪一瞬忘记过飞翔？
连一只麻雀的影子
从牛肋巴窗前掠过，
都禁不住要激起一阵心的跳跃。
生活被嵌在框子里，
今天便是无数个昨天的翻版。
灾难的预感呀，
像一朵乌云时刻的罩在头顶。
夜深了，
人已打着鼾声，
神经的末梢却在尖着耳朵放哨；
被呓语惊醒的眼前，
还留着一连串恶梦的幻影。
从什么年代起，
监牢呵，便成了反抗者的栈房！
在风雨的黑夜里，
旅客被逼宿在这一家黑店。
当昏黄的灯光
从帘子门缝中投射进来，
映成光和影相间的图案；
英雄的故事呵，
人与兽争的故事呵……
便在脸的圆圈里传叙。

每一个人，
每一段事迹，
都如神话里的一般美丽，
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音节。
--自由呵，
--苦难呵……
是谁在用生命的指尖
弹奏着这两组颤音的琴弦？
鸡鸣早看天呀！
一曲终了，该是天晓的时光。
　　新四军新闻干部文泽，被关押在白公馆，于屠杀之夜写下了"告别"诗篇：
   告      别
黑夜是一张丑恶的脸孔，
惨白的电灯光笑的像死一样冷酷。
突然，一只粗笨的魔手，
把他从恶梦中提出。
瞪着两只大眼，定一定神，
他向前凝望：
一张卑鄙得意的笑脸，
遮断了思路。
立刻，他明白了，
是轮次了，兄弟，不要颤抖，
大踏步跨出号门--
他的嘴裂开，轻蔑地笑笑：
"呵，多么拙笨的蠢事，
在革命者的面前，
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
记着，这笔血债，
兄弟们一定要清算：记着，血仇。
呵，兄弟，我们走吧，
狗们的死就在明朝！
渣滓洞难友张学云用十几分钟写给妻子的诗：
等待吧，我要回来的，
等待吧，我要回来的，
在那风雪交骤的时候，
在那深夜沉沉的当儿，
等待吧，耐心地等待我呀！
当旁人已等待怨倦了，
当一切人已不愿再等待了，
当人们都熟睡而你独坐灯前的时候，
我便悄悄地来到你的面前，
扶起你低垂的头，
细致地吻你，
让你在惊疑中把我俩的欢愉拥入梦乡，
等待吧，
你的所有都寄予唯一的等待！
    松林坡：位于白公馆背后，山上建有戴公祠。杨虎城将军和秘书共产党员宋倚云一家先后关押在此并遇害。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这里；又来到红岩村。红岩村原叫红岸嘴，因其山石多为红色页岩而得名。
    红岩村原叫红岸嘴，因其山石多为红色页岩而得名。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亲任南方局书记，全面领导共产党员在国统区的工作。因原办事处被日机炸毁，在重庆地下党的帮助下，选中了远离市区、环境幽僻的红岸嘴，饶国模的“大有农场”。饶国模是一位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女农场主。她毫不犹豫地让出了自家的农场，供八路军设立办事处。1939年5月，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率南方局和办事处同志迁往红岩村，并自行设计建造了办公、住宿大楼。从此，在这里开展了长达6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红岩村办公楼是一幢3层木质结构楼房，底层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二楼是南方局机关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王若飞等领导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三楼是机要科、电台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间兼宿舍。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居住在这里，不仅通过电台运筹帷幄，指挥了上党战役，而且写下了名传千古的绝唱《沁园春"雪》。
   曾家岩50号是红岩村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冬，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将这里租下来，对外称“周公馆”，实则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城内办公地。它是一幢3层的楼房，整幢楼房内，中共代表团也只租赁了一、三层和二层的一部分。其中，二楼有两个房间分别为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而底层和三楼给南方局其他同志使用。除此之外其他房间均为国民党人居住，加上右侧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当时的国民党的警察局，真有左右夹击之势。
但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同志克服白色恐怖，机智勇敢地对敌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同志经常在底楼会议室会见各界人土和中外记者。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期间，也曾在这里接见过中外人士。
相距周公馆不远的桂园被称为红岩村革命纪念馆桂园分馆。桂园系原国民党上将张治中先生的公馆。当年毛泽东同志飞抵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将军特地为毛泽东腾出此楼作为办公、会客之用。
在这里看到革命老前辈们为革命英勇机智与敌斗争；为取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后人一定要牢记要珍惜。
    重庆有个南温泉，北温泉，先去南泉看看吧。 它位于重庆市东南郊，处于巴县山脉和涂山山脉的交汇处。群山婉蜒，峰峦叠翠。南塘温泳，即南温泉的浴室和泳池。最初发现于明代，原是一露天热水泥塘。现建为园林式建筑群。
   从南泉公园后门出来，沿一条山坡小路约走15分钟即可到达“仙女幽岩”，又名古仙女洞。相传，明代建文帝避难于建文峰修道时，每天发现有一盘鲜桃，随行太监非常惊奇。建文帝说：“桃是住在山下岩洞里的仙女所送。”那时确有一村姑在山下的洞里修道。因得到建文帝亲口封为仙女，果然得道成仙。所以该洞取名为“仙女洞”。
    沿花溪河游览可观赏到五湖占雨、峭壁飞泉、三峡奔雷、滟预归舟等景。所谓“五湖占雨”，即在花溪河畔有一清泉喷涌，把喷涌的清泉用石砌成半圆形围墙，蓄水成潭，潭水为花溪河中第五涌泉，状似小湖，故冠名“五湖”。观“五湖”水色的清、浊能预测天气，是雨还是晴天。太美了，就在此留个影吧！
    远观建文峰，建文峰海拔504米，原名为建禹山，因相传明朝建文帝为避其第四皇叔朱棣起兵发难，削发为僧，流落于建禹山修行避难。故后人改称为建文峰。我们同来的潘玉田同学讲：郭沫若书里说：他每次回重庆，都要去吃重庆火锅。我们去吃一次吧，也不妄来重庆一趟。我们也很想去，可是兜里没钱呐。他特意去吃了一次火锅，我俩只能到饭店去看看什么是重庆火锅和它的吃法；原来，几个人围坐在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口锅，里面用木板做的木格子，把锅一隔一隔的隔开，里面是汤被木炭烧的冒着腾腾热气的锅，人们想吃什么，就到窗口去买，什么青菜、鱼、牛羊肉等，然后就做到锅里涮。这就是我眼里的重庆火锅，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火锅。以后到重庆，都去吃火锅，但火锅改成了北方火锅的形式，只不过内容仍是重庆火锅的风味下一个行程是到遵义，这时，革命大串联已正式开始了，坐火车已不要票，也没人售票，车站随便出入，我们一行人打听好到遵义的车次，来到了车站，车一进站，我们几个男同学顺利地进入了车厢，做好了座位，可女同学没挤进来，开开车窗，把她拉了进来，坏了，人们便纷纷效仿，都破窗而入，还好，人基本都上车了，终于车启动了。我们一共六个人，都有座。这趟车是开到上海的，第一次经由昆明这条线行走，车上没座的不太多，可是随着站停，人也陆续多起来，到了遵义，已是人满为患，车门已开不开了，因车里到处都是人，连厕所都已被占领，我们一看，不让下车了。外面的学生急着上车，就撬窗户，里面不让撬，有的尽拿着扁担砸窗户玻璃，乱成一团，车终于开动了，混乱局面结束了。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面都睡满了人，开始，车上还能供应盒饭，而且还特意给新疆同学做了清真盒饭。可是人太多了，车也不敢开得快，物资供应不上，多亏带了一些面包、榨菜。水还能供应上，可就是上厕所的问题解决不了，当时刚使用塑料袋，实在不行，只能用塑料袋解决了。列车再也不敢停在车站上，直达上海，遵义去不成了。为了错车，车停在一个小站，这里没有串联的学生，大家纷纷下车放风、因不知何时开车，也顾不得男、女，找个地方就方便，这时列车员吹哨挥旗，大家纷纷爬上车，车又开动了。就这样，车开开停停，用了五天时间终于爬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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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文化大革命（1966.6—1968.4大学）Ⅳ

    新四军新闻干部文泽，被关押在白公馆，于屠杀之夜写下了"告别"诗篇：
      告 别
黑夜是一张丑恶的脸孔，
惨白的电灯光笑的像死一样冷酷。
突然，一只粗笨的魔手，
把他从恶梦中提出。
瞪着两只大眼，定一定神，
他向前凝望：
一张卑鄙得意的笑脸，
遮断了思路。
立刻，他明白了，
是轮次了，兄弟，不要颤抖，
大踏步跨出号门--
他的嘴裂开，轻蔑地笑笑：
"呵，多么拙笨的蠢事，
在革命者的面前，
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
记着，这笔血债，
兄弟们一定要清算：记着，血仇。
呵，兄弟，我们走吧，
狗们的死就在明朝！
渣滓洞难友张学云用十几分钟写给妻子的诗：
等待吧，我要回来的，
等待吧，我要回来的，
在那风雪交骤的时候，
在那深夜沉沉的当儿，
等待吧，耐心地等待我呀！
当旁人已等待怨倦了，
当一切人已不愿再等待了，
当人们都熟睡而你独坐灯前的时候，
我便悄悄地来到你的面前，
扶起你低垂的头，
细致地吻你，
让你在惊疑中把我俩的欢愉拥入梦乡，
等待吧，
你的所有都寄予唯一的等待！
    松林坡：位于白公馆背后，山上建有戴公祠。杨虎城将军和秘书共产党员宋倚云一家先后关押在此并遇害。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这里；又来到红岩村。红岩村原叫红岸嘴，因其山石多为红色页岩而得名。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亲任南方局书记，全面领导共产党员在国统区的工作。因原办事处被日机炸毁，在重庆地下党的帮助下，选中了远离市区、环境幽僻的红岸嘴，饶国模的“大有农场”。饶国模是一位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女农场主。她毫不犹豫地让出了自家的农场，供八路军设立办事处。1939年5月，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率南方局和办事处同志迁往红岩村，并自行设计建造了办公、住宿大楼。从此，在这里开展了长达6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红岩村办公楼是一幢3层木质结构楼房，底层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二楼是南方局机关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王若飞等领导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三楼是机要科、电台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间兼宿舍。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居住在这里，不仅通过电台运筹帷幄，指挥了上党战役，而且写下了名传千古的绝唱《沁园春"雪》。　
    曾家岩50号是红岩村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冬，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将这里租下来，对外称“周公馆”，实则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城内办公地。它是一幢3层的楼房，整幢楼房内，中共代表团也只租赁了一、三层和二层的一部分。其中，二楼有两个房间分别为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而底层和三楼给南方局其他同志使用。除此之外其他房间均为国民党人居住，加上右侧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当时的国民党的警察局，真有左右夹击之势。但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同志克服白色恐怖，机智勇敢地对敌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同志经常在底楼会议室会见各界人土和中外记者。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期间，也曾在这里接见过中外人士。
    相距周公馆不远的桂园被称为红岩村革命纪念馆桂园分馆。桂园系原国民党上将张治中先生的公馆。当年毛泽东同志飞抵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将军特地为毛泽东腾出此楼作为办公、会客之用。在这里看到革命老前辈们为革命英勇机智与敌斗争；为取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后人一定要牢记要珍惜. 重庆有个南温泉，北温泉，先去南泉看看吧。
     新它位于重庆市东南郊，处于巴县山脉和涂山山脉的交汇处。群山婉蜒，峰峦叠翠。南塘温泳，即南温泉的浴室和泳池。最初发现于明代，原是一露天热水泥塘。现建为园林式建筑群，
   从南泉公园后门出来，沿一条山坡小路约走15分钟即可到达“仙女幽岩”，又名古仙女洞。相传，明代建文帝避难于建文峰修道时，每天发现有一盘鲜桃，随行太监非常惊奇。建文帝说：“桃是住在山下岩洞里的仙女所送。”那时确有一村姑在山下的洞里修道。因得到建文帝亲口封为仙女，果然得道成仙。所以该洞取名为“仙女洞”。
   沿花溪河游览可观赏到五湖占雨、峭壁飞泉、三峡奔雷、滟预归舟等景。所谓“五湖占雨”，即在花溪河畔有一清泉喷涌，把喷涌的清泉用石砌成半圆形围墙，蓄水成潭，潭水为花溪河中第五涌泉，状似小湖，故冠名“五湖”。观“五湖”水色的清、浊能预测天气，是雨还是晴天。太美了，就在此留个影吧！远观建文峰，建文峰海拔504米，原名为建禹山，因相传明朝建文帝为避其第四皇叔朱棣起兵发难，削发为僧，流落于建禹山修行避难。故后人改称为建文峰。我们同来的潘玉田同学讲：郭沫若书里说：他每次回重庆，都要去吃重庆火锅。我们去吃一次吧，也不妄来重庆一趟。我们也很想去，可是兜里没钱呐。他特意去吃了一次火锅，我俩只能到饭店去看看什么是重庆火锅和它的吃法；原来，几个人围坐在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口锅，里面用木板做的木格子，把锅一隔一隔的隔开，里面是汤被木炭烧的冒着腾腾热气的锅，人们想吃什么，就到窗口去买，什么青菜、鱼、牛羊肉等，然后就做到锅里涮。这就是我眼里的重庆火锅，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火锅。以后到重庆，都去吃火锅，但火锅改成了北方火锅的形式，只不过内容仍是重庆火锅的风味。下一个行程是到遵义，这时，革命大串联已正式开始了，坐火车已不要票，也没人售票，车站随便出入，我们一行人打听好到遵义的车次，来到了车站，车一进站，我们几个男同学顺利地进入了车厢，做好了座位，可女同学没挤进来，开开车窗，把她拉了进来，坏了，人们便纷纷效仿，都破窗而入，还好，人基本都上车了，终于车启动了。我们一共六个人，都有座。这趟车是开到上海的，第一次经由昆明这条线行走，车上没座的不太多，可是随着站停，人也陆续多起来，到了遵义，已是人满为患，车门已开不开了，因车里到处都是人，连厕所都已被占领，我们一看，不让下车了。外面的学生急着上车，就撬窗户，里面不让撬，有的尽拿着扁担砸窗户玻璃，乱成一团，车终于开动了，混乱局面结束了。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面都睡满了人，开始，车上还能供应盒饭，而且还特意给新疆同学做了清真盒饭。可是人太多了，车也不敢开得快，物资供应不上，多亏带了一些面包、榨菜。水还能供应上，可就是上厕所的问题解决不了，当时刚使用塑料袋，实在不行，只能用塑料袋解决了。列车再也不敢停在车站上，直达上海，遵义去不成了。为了错车，车停在一个小站，这里没有串联的学生，大家纷纷下车放风、因不知何时开车，也顾不得男、女，找个地方就方便，这时列车员吹哨挥旗，大家纷纷爬上车，车又开动了。就这样，车开开停停，用了五天时间终于爬到了上海。
    我们被安排到一个出版社接待站，条件挺好，但是服务远远不如重庆，不好，我们按着接待站的安排，去参观一个资本家的住宅，正在排队等候时，只听得对面的一个三层楼上扑通一声，一个中年女人跳楼自杀，满面满地鲜血，已经不可救了，但是还用救护车拉走抢救。估计，这个女人是一位中层领导。这起事件刚看完，就排到了。这是个洋房，院里树木参天，虽已是十一月份了，满园的花草有的还在开放，围墙都是使用多块玻璃镶制的，在灯光的照耀下，反射出五光十色，亮闪闪的，好像进了水晶宫。讲解员给大家讲道：解放时，这个资本家还是挺进步的，他的十位夫人谁也不愿走，就都留下来，白天工作十分积极，一化三改也走在前面，但是他的真实本性难移，为了过着其豪华生活，而又不被发现，便在家里想起了办法，他雇用农民晚上干活，人不知鬼觉的修起了豪华别墅，白天是积极工作的革命干部，晚上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进入正厅，一层右面的是佛堂，供奉着观音菩萨，左侧是西洋天主堂，供奉着是耶稣，室内墙壁上贴满了玻璃砖，二楼是他的十位夫人衣服、鞋子储藏室，各式各样的鞋子、衣服堆的满地都是，三楼为十位夫人和他的居室，他的居室特宽敞，墙上挂的是外国的名画，可能是女人的吧，都用黑布盖着，中间是一张豪华大床，据说是进口的、可以自动调温、自动调节震动频率的震动床，现在是很平常的，但当时确实很豪华。每次他想和哪位夫人睡觉，只需手指移动，按一按电钮，对方电铃就响，夫人应声而到。我们也没钱，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觉得南京街也没什么好看的，既没有书上描写的豪华的舞厅、也没有妖艳的女人阔气的男人、当时在南京街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队巡逻的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男女的服装比我们要合体的多、一看就很洋气。
   呆了两天，就到邻近城市—杭州市看看，我们住在杭州大学，这里的接待工作挺好。杭州，还没上学就听爸爸讲白蛇传时说过：西湖、白缇、断桥。吃过早饭，我们就来到西湖，那天是个阴天，虽是十一月份，还下着毛毛雨，不仅又使人想到许仙借伞，不也是个雨天，不过是白娘子做法下的雨，由于有雾，也看不清湖面有多大，但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苏缇、白缇、三潭印月、啊！那就是断桥，又远望雷锋塔遗址，一对有情人就这样被法海这个无情之人给断送了，世上为什么有好人，必有个坏人做对呢？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一分为二吧？一行三人又爬了玉皇山，玉皇山并不高，只有二百多米，淫雨霏霏，玉皇山的山林景色十分优美，石径始终盘绕在绿树翠竹之中。山间岚气成云,幽深静谧，有石阶1300多级直达山顶，沿着滑滑的台阶一步步登山，走在寂静的山道上，四周古木参天，而放眼四顾，可以看到挺拔向上，郁郁葱葱的松柏；可以听到悠扬悦耳的鸟鸣声；微风吹过，可以听到哗哗的松涛之声；再仔细倾听，还可以听到自己沙沙的脚步之声。又有“涉岙”、“挹江”、“涵碧”等路亭可供歇息。半天才能遇到行人，也是三三两两串连的学生，来到山顶又看到了一石洞，洞口内宽如敞厅，想询问一下这里的典故、是什么地方。可周围都是串连的学生，这时看到一位打扫卫生的尼姑，便去请教，她开始还不愿讲，后经再三请求，才告诉我们，可惜他说的是杭州方言，只能听懂百分之八十。他说：这个洞叫紫来洞，深邃幽奇,湿润凉爽,内有水池，旁设石桌石凳，洞内幽深，不易行走，内有石钟乳景观，八卦田,紫来洞天,皆神工奇构；斜壁上还写有"紫气东来"四个大字，他也没说清这四个大字的含义就走了。
    游览了西湖后，又去游览钱塘江边六和塔和钱江大桥：六和塔位于杭州西湖的西南面，钱塘江畔的月轮山上。塔建于北宋开宝三年，为镇江潮而创建，原建塔身九级，顶上装灯，为江船导航。现在的六和塔八面十三层，内分七级，塔外木结构，高约六十米，宏伟壮观，堪称中华名塔。乾隆皇帝游此，为塔每层依次题字立匾，名曰：初地坚固，二谛俱融、三明净域、四天宝纲、五云覆盖、六鳖负载、七宝庄严。
     封建帝王为一塔逐层题字实属罕见，塔内有楼梯盘旋，壁上绘有人物花卉、鸟兽图案等雕刻非常精致。拾级而上，面面壶门通外廊，各层均可依栏远眺，那壮观的大桥，飞驶的风帆，苍郁的群山，赏心悦目。宋郑清之有诗句云：“ 径行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明代张仲举有《登塔》诗：“江上浮屠一快登，望中烟火是西兴。日生沧海横流外，人立青冥最上层。”白居易《忆江南》一词所描写的：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此情此景更是美不胜收。也看到现代人的乱涂乱画，把好端端古代建筑高的乌七八糟，可惜！可叹！可悲！站在月轮山上，就可望见横贯钱塘江南北的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建造主持者是当代桥梁专家茅以升博士。他首次采用气压沉箱法掘泥打桩获得成功，打破了外国人认为“钱塘江水深流急，不可能建桥”的预言。由他主持制订的建桥方案不但切实可行，而且比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提出的方案减少投资约二百万元，而铭刻其中的“殚精竭智千日功，通车之日却炸桥”的扼腕痛心却使国人永世难忘。大桥于1934年8月8日开始动工兴建，1937年9月26日建成，历时三年零一个月时间。钱塘江大桥的建成不但极大地方便了钱塘江南北的交通，而且与六和塔一起构成了西湖风景名胜区南线宏伟壮丽的景观。大桥全长1453米，分引桥和正桥两个部分。正桥十六孔，桥墩十五座。下层铁路桥长1322.1米，单线行车；上层公路桥长1453米、宽6.1米，两侧人行道各一点五米，雄伟壮观。大桥如虹飞架南北，铮铮铁骨肩负重任。 1934年11月11日，钱塘江大桥开工兴建。39岁的茅以升受命担任钱塘江大桥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茅以升有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正视的预感，作出了惊醒世人的重大决定—他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的大洞。对于这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茅以升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原因。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终于爆发，整个9月、10月，淞沪抗战异常激烈。战争的硝烟已经弥漫到杭州上空，钱塘江大桥的施工也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的下层单线铁路桥率先通车。茅以升期盼着上海能够阻挡住日军进攻的脚步，然而，持续了3个月的淞沪会战终以上海陷落结束，杭州也危在旦夕。筋疲力尽的茅以升已经明显地感到他已无力把握这座大桥的命运。11月16日茅以升接到南京政府命令：如果杭州不保，就炸毁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在南2号桥墩留下的长方型大洞，其实就是预防这一时刻的来临。当晚，茅以升以一个桥梁工程学家严谨、精准的态度，将钱塘江大桥所有的致命点一一标示出来。整个通宵，100多根引线，从各个引爆点全部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怀着亲手掐死亲生婴儿一样的痛楚，茅以升一直陪伴着历经艰险建造起来的大桥。这是茅以升一生中最难忘、最难受、最难捱的一天， 11月17日，是茅以升多么渴望却又没敢指望的大桥全面通车的第一天，当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两岸数十万群众使劲鼓掌，掌声经久不息。茅以升后来回忆说：“所有这天过桥的十多万人，以及此后每天过桥的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掣而过。开桥的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要算是空前的了！”1937年12月23日下午1点，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下午5点，日军的先头部队已隐约可见，人群被强行拦阻，所有的引线都点燃了。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两座桥墩被毁坏，五孔钢梁折断落入江中。总长1453米、历经925个日日夜夜、耗资160万美元的钱塘江大桥，最终在通车的第89天瘫痪在日寇侵略的烽火中。日军士兵友永河夫在硝烟弥漫中，拍下了炸毁后的钱塘江大桥。几十年后，友永河夫来到北京，带着对战争的忏悔，将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亲手交到了茅以升的手中。大桥炸毁的这一天晚上，透过苍茫暮色，茅以升先生凝视着由他一手炸毁的大桥残影，看着江北岸愈来愈亮的火光，茅以升满腔悲愤地在书桌前写下8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抗战胜利后，重新修复。临解放杭州时，蒋军妄图也炸毁大桥，拖延人民解放军南下时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挫败了敌人炸桥阴谋，大桥终于完壁回到人民的手中。
    他的愿望直到全国解放之后的1953年才得以实现。一个月前，也就是1966年10月10日守桥部队战士蔡永祥为抢救红卫兵专列、保卫钱江大桥而英勇献身。凌晨2点43分，天下着蒙蒙细雨，由南昌开往北京的764次旅客列车风驰电掣向钱塘江大桥驶来。在大桥南岸执勤的蔡永祥借着列车灯光，突然发现距桥头40多米的铁轨道上，横放着一根大木头！20米、10米、5米……在危及旅客生命和大桥安全的千钧一发之际，蔡永祥置生死于度外，迎着列车飞奔而上，奋力抱起大木……列车脱险了，旅客的生命安全了，年仅18岁的蔡永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蔡永祥牺牲后，被南京军区荣记一等功，并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天渐渐冷了，该回学校了，玩了三天，乘上去北京的列车，在德州转车，德州太小了，也没有串连的，更无接待站，找个旅店住了一个晚上，这个晚上也没睡好，卫生条件太差，虱子太多，弄得满身都是，第二天早早起来，爬上开往太原的火车，这是趟带箱的货车改的临时列车，里面有一个用席子围起来的厕所，整个车厢只有我们三人，车一开起来，冷风嗖嗖，夹带着土厕所散发出来的臭气，我们三人只得跑到车门边呆着，多亏忠国借给我的大衣，大约五个小时到了太原，晚上到家了。学校的同学少得可怜，回家的回家，串连的串联，我们宿舍是一把锁头看家，一进屋，床上放着一封信，一看这熟悉的字体，是她的，赶忙打开，知道她一切都挺好的，在毛主席第六次接见时去的北京，也注意看是否能见到高中同学，可是同班同学谁也没见到，只看到了东北林学院原三班的李福来，讲了她的近几年的情况，现在没有人管了，就写了这封信。我去洗洗澡，简单整理一下内务，开始给她写信，快四年没见面了，三年没通信，确实挺想念的，千言万语有说不尽的话，写完了三年的思念之情，又写了自己的近况，封好，明天邮吧。院里冷冷清清的，大字报被风雨打的斑驳淋漓，离市里有五十几里，来串联的学生很少，记得最清的是新疆大学的几个同学来到我院，因为是少数民族，受到大家的欢迎，晚上特意举行了晚会，请他们为大家演出了精彩节目。宿舍没人，我便拿出了俄语课本，每天背几篇课文，又取出毛选，每天看一篇，优哉游哉的过了十多天，同学们陆续的回来了。我与她七八天一封信，引起了同学们的怀疑，我告诉他们：是男同学，不信，你看。大大方方的把信封给他们看，看了半天，字体像是男同学写的，不行，把信拿出来，检查检查。我把信的签名给他们看了，啊！是男的。一直到毕业后我去看望他们，或在电话中谈起此事，他们方才恍然大悟。
    大家出去留了一次学，长了见识，再加上北京来电，大、小道消息得知：由于红卫兵的打、砸、抢干了很多坏事，制止不了，红卫兵就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这样各地的红卫兵便纷纷改头换面，我们学校里的红卫兵拉起了东方红兵团、红旗兵团二个山头。东方红兵团大多数是一、二系的高年级同学，他们骨子里是“保皇”的，其实就是保院长历瑞康，保“反动”的学术权威；红旗是三系的同学居多、还有其她系的激进派——造反派，保的是党委书记冯东，后来分析，其实他俩早有矛盾，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矛盾的继续罢了。内幕也搞不清，只有造反派头子们知道。开始只有东方红兵团接管了院广播站，保卫了档案室，夺了院的大印。红旗兵团其肯善罢甘休，开始冲击档案室、抢占广播站，东方红兵团大多数人都是温良恭俭让型的，一冲即垮，东方红兵团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是第四野战军、革命造反团、华北野战军等等组织又纷纷崛起。第四野战军的核心是四系和一系的低年级同学、高干子弟也就是昔日的红卫兵，他们基本不参于院里的运动。他们打入社会时间早，同北京及上层联系密切，多在社会上闹革命，但在院里观点同东方红兵团一致，故东方红兵团解散后，大多数人又都加入了这个组织。革命造反团是谁硬就靠谁，华北野战军是一系的人成立的一个小组织，是四野的外围组织。
     学校也不知谁组织到刘胡兰的家乡文水县云周西村参观，文水是女皇故里，是有着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唐代女皇武则天当政时，于天授元年（ 690）将其故里文水县改为武兴县，意为武氏勃兴之地。神龙元年（ 705），复为文水县。以后历代县名不改，相沿至今。我们乘坐院的大巴，大约两个多小时到了文水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在1957年刘胡兰烈士牺牲10周年之际，当地兴建了刘胡兰烈士陵园。在烈士墓前，有一尊汉白玉雕成的、昂首挺胸的刘胡兰全身雕像。当时生活在农村的刘胡兰从没拍过照片，塑造这个形象，是靠继母胡文秀口述介绍刘胡兰的外形特征，由著名雕塑家王朝闻创作出的原件放大、加工而来。刘胡兰烈士的英雄事迹在小学看电影就知道，俄语课中大段的课文刘胡兰，至今仍琅琅上口，今天来到她的家乡，来到她的墓前，我深鞠三躬，在这里留下了纪念照。我们都到过她的家里，她家只有一间不大的屋子，由于刘父不擅言词，躺在炕上，她的继母胡文秀坐在炕沿上，给我们讲了她的事迹；他的妹妹带领我们参观了她慷慨就义的地方，它的弟弟那时还是个带着红领巾的不太懂事的孩子。
    刘胡兰（１９３２—１９４７）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8岁上村小学，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 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为刘胡兰亲笔题词：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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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文化大革命（1966.6—1968.4大学）Ⅴ

   有一段时间，刘胡兰的继母胡文秀遇到严重的政治麻烦。究竟是谁出卖了刘胡兰，这个疑团长期未能查清，胡文秀曾一度受到怀疑，为此还遭到过批斗。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敦厚老实，对此却无法沉默。他和女儿刘芳兰一同赶到北京，找党和国家领导人明断是非。问题最后反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过问，才使胡文秀解了不白之冤！
   事实真相直到1963年才查清：叛徒是云周西村农会秘书石五则，他曾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过刘胡兰的批评，后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故怀恨在心。一俟阎军到来，便将刘胡兰等7人全部出卖。石五则于1963年2月14日被政府枪决，受到应有的惩罚。
   回来路过晋祠，又到晋祠看了看，晋祠始建于北魏，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这里殿宇、亭台、楼阁、桥\树互相映衬，山环水绕，文物荟萃，古木参天，是一处风景十分优美的古建园林，被誉为山西的小江南，是一处国家少有的大型祠堂式古典园林。进入祠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鱼沼飞梁。
   在晋祠圣母殿前，北宋时与圣母殿同建。其结构为水中立小八角石柱三十四根，柱础为宝装莲花，石柱之上置斗拱，梁枋，豕托桥面，东西向连接圣母殿与献殿，南北两乙翼下斜至岸边。平面呈十字型，四周有勾栏围护可凭依。桥东月台上有铁狮一对，神态勇猛，造型逼真，铸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
    晋水源流—难老泉：在晋祠西部，俗称南海眼，是晋水的主要源泉。泉水从悬瓮山下5米深的岩层中涌出，流量达每秒1.8 吨。水清如主，常年不息，水温通常在18 ℃左右。泉名取自（诗经）中“永锡难老”之句。泉上有八角攒尖亭，称为难老亭，是北齐天保年间（公元550—559年）创建，亭中“难老”竖匾是傅山所书，笔力刚毅挺拔。泉源西侧，建有水母楼，俗称梳妆楼，楼内水神柳氏坐像，装饰简单，发髻未束，是根据“柳氏坐瓮、饮马抽鞭”的故事而塑。左侧真趣亭跨于水上，亭下踏石级可到水边，有洗耳洞景点；水中设一石雕小舟，称为不系舟。
    还到一个叫不出名的回廊，有好多名人题字：郭沫若、康生等人题字，康生是用篆书题的晋祠，不知现存否。因文革期间，景点介绍不全，一间祠内的持女门已被红卫彬肩头不拿掉，只剩下身子仍不屈的站立着。
   尤其是圣母殿最为雄伟壮观：据说创于北宋天圣年间。殿前廊柱上有木雕盘龙八条，传说为宋代遗物。四周围廊，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之一。殿内有宋代彩塑四十三尊，主像为圣母端坐木制神龛内，凤冠蟒袍，神态端庄。侍从手中各有所奉，为宫廷生活写照。但可惜得势大门紧闭，只能从门缝里看了看。是国内规模较大的一座宋代建筑。
   有几个溜光钲亮、造型独特，威武雄壮的站在西南隅、东北隅的四个铁人被称为金人台也叫莲花台，四个铁人中以西南隅的铁人为最，是北宋绍圣四年（1097）所铸，被称为宋朝的“不锈钢”。东北隅的铁人为民国2年（1913年）补铸。“护祠金人”，或称祠庙守护神，“献上昭济圣母，永充供养。”宋绍圣五年题记载：“倚灵感于永老，获恩德于长年”，乃侍卫圣母并祈求保佑之意。（西北隅铁人胸前铭）传说金人台是金兵占领太原并虏去宋朝二帝时筑此台歌舞庆贺胜利，于是得名“金人台”。唐柏晋祠始建于北魏，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这里殿宇、亭台、楼阁、桥树互相映衬，山环晋祠水绕，文物荟萃，古木参天，是一处风景十分优美的古建园林，被誉为山西的“小江南”，是一处国家少有的大型祠堂式古典园林,驰名中外。尤其是圣母殿、侍女像、鱼沼飞梁、难老泉等景点是晋祠周柏风景区的精华。祠内的周柏、难老泉、宋塑侍女像被誉为“晋祠三绝”，可惜得是，一是时间短、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人管理，了解得甚少，走马观花，这是我去的地方中最好的了。
   饿了，到饭店吃了点饭，这里的大米是很有名的，老泉水世代浇灌晋祠附近的千顷良田，造就了“千家灌禾稻，满目江南田”的丰饶景象。因泉水含有多种矿物质，水温恒定，水质优良，所以晋水培育出的晋祠大米，米质晶莹透亮，颗粒饱满，吃起来口感香醇，味道纯香、回味无穷而饮誉天下，是与天津小站大米齐名的米中极晶。据说：一般人是吃不到的，每年要进贡中央。今天我也享受到中央级别的待遇了。
   一九六七年元月份，在一片片“夺权”的呼声中，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潜袭全国各地。一时间，“夺权”风潮达到了如火如荼，如疯似癫的境地。1月12日，山西省城23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在一起策划密谋，准备夺取省委、省人委的权。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他们分头出动，抄了省委领导们的家。合谋决定组织所谓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推举造反起家的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一个油工出身的杨承效为总指挥，在省人委会议厅召开了夺权动员会，查封了山西省和太原市党政机关的所有办公室，宣布接收、夺取省、市机关大权。这就是曾经显赫一时的一一二夺权。1月14日，山西省夺权。后来听说：这里面有江青的一大“功劳”。1966 年底，江青发现1936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只有刘格平一人未执行中央关于履行手续出狱的指示，觉得此人不错，就将他找来谈话，要他回山西去进行夺权。刘格平心领神会，回山西后立即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并煽动各造反派联合起来，“向以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他们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 1 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令》，宣布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3月1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主任。刘格平是三级干部，曾是人大副委员长，不知犯什么错误，发配到山西任副省长。
   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迫害而于1月29日晚自杀身亡。
   接着，我校四野的头头同其他山头联合，夺了院党委的权，成立了太原机械学院革命委员会，推出副院长白子英为革委会主任，白子英是位老红军，陕北绥德人，经常穿着他的将校服；是作家知侠的老朋友，《铁道游击队》出版后，之下送给他好多本书，他将书送给他的老乡、朋友们。挺好的老头；就是水平低一点，而被四野所利用。
    成立革委会那天，天挺冷，还飘着雪花，省革委会的主任刘格平、副主任刘志兰、均出席了大会，白子英主任发言，一开头，引用毛主席一段诗词，用浓重的陕北口音高声念道：梅花喜欢下大雪，冻死苍蝇好几个；顿时引来哄堂大笑。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可也没做什么事，对于我来说，唯一用到引章的地方是毕业证书，仍然盖的是原来的公章，但院长盖章处却空着没盖。
   寒假到了，一年没回家了，和党忠国同路，登上回家的列车，并约好，过了年，到他在重庆实习时认识的师傅的工厂—吉林白山机械厂去玩。吉林市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乱七八糟，二哥所在的单位—吉林化建公司也停工了，但是各部门还运转正常。派性还没最后形成，全国劳动模范李国才开着工程车到处检讨，吉林市革委会尚未成立，同父兄过了各个春节，忠国应约来到吉林，一打听：白山那里冷得很，我俩也没有好的御寒装备，恐怕受不了。二哥说：最好不去。听人劝，吃饱饭。不去啦！二哥给我俩开了张串联介绍信，乘免费列车回到学校。
    我对什么组织都不感兴趣，一直是个自由兵，看大字报、各地的小报，盼她的来信，给她回信，他给我寄来纪念章、毛主席诗词，我特别喜欢这本诗词，一天也没什么事，就拿起那本诗词，一边想念着她、一边读着诗词。一个宿舍的同学李安兴跟我说：没有组织，毕业不给分配，到我们《红联站》吧，正缺你这样写写画画的人才，战报都出不来，。李安兴同学由于性格、处事不太一样，交往不多，尤其是王会改溺水时，大家—也包括不会水的同学；比如我，都下水抢救，唯独他不下。理由是他不会水。大家都对他冷眼相看，为此，毕业了，他也没入上团。我想：在那不都是干，去帮帮忙，都是同学。结果去干了两天，总感到气氛不对，和他观点不一样，说不到一起，第三天就不去了，还是自由的好。可没想到他尽贴了一张开除我的大字报。我原本没想贴什么造反、退出的大字报，我觉得：一是他好心好意的劝我；二是也没有什么加入的仪式，谈不上什么造反、什么退出。结果，他这样对我，逼上梁山，我加入了《四野》。
    《四野》占了基础大楼，基础大楼是个工字楼，前楼《四野》用，后楼《华野》用。我们班几个同学成立了《险峰》战斗队，白天画画，有大幅的宣传画、也画一些漫画。自己练习练习书法，画画速描、水粉画，有时到市里刷写大型标语，也挺有意思的。随着武斗的升级，打破了平静的生活，《险峰》其他的几个同学都离开了，去搞其他的活动了，外系的同学又充实了《险峰》，为了将来适应社会，多同其他系同学交流，从宿舍搬到《四野》楼里住。有一次要批斗省长王谦，我抱着看看省长是什么样子的想法也去参加啦，批斗会是在会议室开的，没有讲台，和省长面对面地进行对话，也没有大标语、挂牌子、喊口号，只是同学们提了提问题，都是他们事前准备好的；我记得最请的是：王谦省长一米七的个，穿一身灰色毛料服，方面大眼，灰白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回答问题不卑不亢；他说的一句话我当时就相信，以至现在也忘不了，他说：同学们，你们要相信我，我是跟着党、跟着毛主席的，你们现在的做法，你们以后会后悔的。他是很真诚的，我当时想，我不能参加这样的政治斗争，没有斗争的经验，我看不出他有另一面。院长厉瑞康被红旗斗的脸、腿肿得不像样子，被四野接到了四野楼里，我们去看望他时，脸色发青、膀的都认不出来了，和个普通人一样，没有了昔日的光彩，我们安慰了他，他特高兴、特感谢。出来我就想：人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可以风光，但不知何时、何原因就猪狗不如，谁主沉浮。人什么时候最需要帮助，困难的时候，平时，你走个对面，他都会视而不见，如果和你点点头，你会说他平易近人，今天遇难了，你看看他、安慰安慰他，就那么几句话，他会感激你一辈子。
    社会上传刘格平、陈永贵一派是周总理、康生、江清、邱会作、吴法宪支持，张日清、谢振华、刘支兰、李顺达是林彪、郑维山、陈伯达等人支持，经常是这个讲话，那个指示，部队也分成两派，六十九军、军区一派，空军、总后、海军是一派，也不知哪个可靠，人们也搞不清那个是真那个是假，更不知谁对谁错，只是见到武斗不断升级。我校的一些人把用来建体育馆的砖、瓦、沙、石都搬到楼里，筑成攻势，一楼变成兵工厂，我们房间的下面是火药库，这也太危险了，四系的同学说：没事，火药用火点都点不着。四系的女同学做起了手榴弹，把自动武器教室能武装一个师的武器搬到楼内，说是为了保护红色政权，怕别人抢。里里外外的一切一切，让人越来越迷蒙，觉得不对劲、也感到这样太没意思。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本来和《华野》处的好好的，忽然，翻脸了，他们天天用大弹弓将石头、砖头射到我们的画室，险些将附中的小同学打伤，后来用铁皮将窗户钉上，他们还是不甘心，尽时不时放冷枪。一天，刘格平的老婆丁磊来看看，不知何原因，《四野》和《华野》闹起了冲突，《四野》的头头便要把《华野》撵出去，大概是十点多钟，我们仍在画画，就听外面弹弓射砖、石头的声音，间或还有枪声，跑到外面一看，《四野》的人披着用水浇湿的棉被，向《华野》楼内冲锋，《华野》的人正用砖头，石头、硫酸向下砸、泼。《险峰》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由我护送附中的几个小同学回家，免得发生危险，在路上，红旗的人不让走，我义正言辞的把他们顶了回去，顺利地把他们送到了家，交给了他们的父母。回到了宿舍，再也没有回去。经过几个小时，传来消息称：在《四野》攻到楼内时，一个《华野》附中的男同学在二楼楼梯处往人身上泼硫酸，被《四野》的一个同学开枪打死。这个小孩的父亲原是哈军工的教师，其母精神不太好，长时间两地生活解决不了，半年前，为了解决两地生活来到我院，其母也安排到食堂工作，一家人可下团聚了，母亲的病也有好转，孩子的学习也很好，一家其乐融融，此时噩耗传来，如晴天霹雳，其母顿时旧病复发。
   夜幕降临，各派的喇叭都停了，停止了相互攻击，静极了，同学也夹起了家当回家了，就剩下几个远道的同学没动，其中有我还有党忠国等人。又传说，有人要来攻打学校，我们喘喘不安的过了一夜，第二天，又走了好几个，就剩下我同忠国了，整个宿舍楼都基本空了，我俩商量了一下，走吧。
    到了沈阳，分手了，车站里，派性搞得人与人同敌人一样，几个人撵一个人在跑，捉到狠狠打，我想她在学校怎么样了，也是这样打吗，回家啦么，家也不知搬到何处啦。先到抚顺大哥家看看，可在车上听说抚顺交通瘫痪，没办法不能在抚顺站下车了，只得到章党站下车，因无车，得走二十余里路，大哥的单位也停产了，抚顺平常副食供应就不行，现在就更别提了，到市里的电汽车全停，只是看到车门站着两个头戴钢盔、手拿着枪的人员、拉着满满武斗人员的车没命的风驰电闪而过，时不时地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特别是晚上，更增加了几分恐怖感。住了三天，大哥送我从前甸上车去吉林，车站等车时，一伙伙武斗人员在站内串来串去，听说是抓人，看你不顺眼就问，有东西就翻，他们的一举一动太象国民党兵了，半夜，没人了，静的怕人。好不容易盼到车来，上了车，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车走走停停，到了晚上八点多才爬到吉林站，下车后，也是没有车，到家有二十多里路，只得开起“11号汽车”用步量了，快半夜了，才到家。敲门，父兄见是我，奇怪，怎么年不年节不节的回家。我将太原、学校的形式讲了一下，也讲了一路的所见所闻，在家呆了十几天，和邻居的大嫂们，小朋友们讲故事、猜谜，隔壁邻居是委主任，抄家收上来不少的“禁书“，正好我就拿过来看看。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同学来信让我马上回校复课闹革命。
   当时全国正提倡复工、复课，学校也平静了许多，我们课程以基本讲完，就剩自动机还有一部分，可该科的马老师还不是我们一派的，就由张老师给我们讲，课本是他主编，所以讲得挺好，能有这个机会补上这一课，能听到这样的好老师讲课，我们都很珍惜这个机会，认真地听，虚心的学，可好景不长，那些不愿过太平日子、怀着个人鬼胎的人，想方设法弄事，复课没一个礼拜就不得不停下了。
   又开始自由了，没事，就同同学们爬崛围红叶”著称的崛围山。去崛围山途经土堂村，土堂村有个远近闻名的胜景—净因寺，净因寺东带汾川，西依高山，大佛雄宏，建筑古雅，寺里有一尊大佛，因无人看管，大殿上停着一口棺材，挺森人的，被称为为“太原八景”之一的“土堂怪柏”树干上拴着老牛，周围都是牛粪，牛粪上面一堆堆苍蝇飞来舞去，老远就闻到牛粪的臭味。多福寺东南方，建有一座六角七层的舍利风水宝塔，离土堂村不远，建有净因寺，主殿内大佛高达九米，列太原诸寺之冠。寺内还有三株虬枝乱舞长势奇特的古柏，“土堂怪柏”，也是太原古八景之一，傅山先生曾有画作表现此景。
   我们也没停留，竟直登山，我的体力不行，当时我只有九十六斤，累得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爬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远远就看到崛围山巅古刹多福寺红墙，据说它始建于唐贞元二年，宋末毁于兵火，明代洪武年间重建，唐末枭雄李克用及其龙子后唐庄宗李存勖曾多次来多福寺焚香题名。塔西的松林中，有傅山先生当年隐居的七松庵”。多福寺为三进院落，寺内已空无一人，殿内大门紧锁，也看不到什么，多福寺二进院藏经楼下，有思想家傅山先生读书处，虽然只是一眼砖石窑洞，却有一个极富诗意名字：霜红龛。最为另人惊讶的是那两株娇贵的明代牡丹，尽在这高山之巅经历了千年的风霜雨雪，生长得这样枝繁叶茂，真让人对这位老祖宗肃然起敬；对不知多少位护花使者的辛勤劳动致敬，可惜来得不是时候，花已凋谢，也不知以后没人浇水、除草、持弄他老人家，老祖宗可真么过呀。后来，我又作为向导，先后和张尧、孙光、党忠国、王宝玉等人来了三次，一时当向导、二是同朋友玩耍、三是锻炼。真的，越爬越省劲。每次都带着敬佩的性情去看看那两株明代牡丹，在默默地和他道一声再见。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这些有趣的事没能用照片记录下来。
    这时，传来了好消息：从一九六七年九月份给我们发工资，真不容易呀，都毕业一年多了，也没人提及，戚本禹之流的说：现在大学毕业生拿钱太多了，给三十几块钱就行了。但还是给我们订了46元/月；十二月份给补发了四个月的工资4*46=184元，那时的食堂工人也造反了，学生食堂吃的大不如从前，我们有钱了，就到教工食堂吃，几个同学时不时到上兰饭店吃一顿。武斗仍在升级，大约六八年一月份，也搞不清什么原因，《四野》同他的的同盟军山西决死纵队闹翻了，传说山西决死纵队要来攻打《四野》，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同学们都带着自己的金银细软走得走、逃的逃；我本来想熬到毕业分配，全走廊又只剩下我同党忠国两人，真要打过来，后果不堪设想，两人一商量，走罢。唯一的交通工具—火车也不通啦，我们俩背上箱子，踏上回家的征程，步行了有二十余里地才到了向阳店，乘车又回家了。过春节了，我开资了，有钱了，想给家里买一台缝纫机，但是根本买不到，只好买台二手的，还要一百二、三十，不过还挺好用，也算是我对家人的报答吧。
    这一段，同她的书信不断，五年没见面了，我们相约在沈阳见面。我时时都在想着她，毕业时有同系的、也有外系的女同学、有别人给介绍的姑娘，我都一一回绝了，我的心里只有她。
   刚过了年，李太龙就来信讲要分配了，让赶快返校，我匆匆赶到沈阳，给她打电话，接电话的同学非得问我是谁，我说是她的弟弟，他才给找。在电话里听到啦她久违的声音，约好车站见面，不知学校离车站多远，我到外面等候，等了好久，终于看到她的背影，急忙跑上去，叫住了她，她还是那样的漂亮，梳两条辫子，笑的还是那么动人，上身穿蓝色便服，下身穿一条蓝色裤子，脚穿一双翻毛皮鞋。五年没什么大的变化，我们紧紧地握住双手，相互讲了各自的情况，她本来请好假准备一同回抚顺的，我讲了马上要回学校分配，短短的三十分钟，有好多话要讲，我挑主要的说了说：原来的分配方案是北京工学院，这次还不知什么情况等，本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这么多年，不知她是怎么想的。时间真快，已经到点，我们依依不舍的分手了。
    同学们先后都来到了学校，听同学讲：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山西决死纵队的亡命徒乘着几辆大卡车，风驰电掣的在公路上狂奔着，妄图夜袭我院，车开到距我院正门不到半里地的拐弯处，因夜间视线不好，路线不熟，加之匪徒没命的把车开的飞快，尽一直向前开，像箭一样，一头扎到鱼池里，后面的汽车听到动静赶忙刹车，下车一看，连车带人均已没入水中，也顾不上打砸抢了，赶忙救人，附近的8731部队也赶来救人，无奈天黑地寒、车上十七个人均已沉入湖底，只有等天亮时，吊车来到，将汽车吊起，”战友”喝酒取暖,忍着“悲痛“和“愤恨”，用了三天时间，方才将尸体捞出，可是，这个“悲”、这个“恨”应记到谁的帐上呢，他们的死是多么的不值，如果不出这个事故，我校将被打砸抢，后果不堪设想。
    终于盼到了分配的这一天，大伙都露出欣喜地笑荣，有女朋友的同学，都成双成对的到汾河边、寒泉旁、冽石山上谈情说爱，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借了个照相机，来到曾经学习过的教学楼前、校门前留影，因没使用过像机，照的效果不好，可现在看起来，太珍贵了，照片里的同学，有的自毕业就没见到过，有的已经不在人世。
    分配方案已透漏出来，我可以在三个地方挑选;—北京工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4497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8***部队，同学劝我到北京工学院，认为我当教师挺适合，指导员和我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4497部队搞研究适合我，王军同学拉我和他一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8***部队，我马上给她写信，征求她的意见，一个礼拜，时间足够了，可等啦十几天也没信，真急坏了，如果她同意就到北京工学院，我这次要是能到北京工学院，她将来就能到北京工学院，将来就省了很多事情，这也许是天意吧，我们的爱情得经过一番磨难。这是最佳选责，她不来信，怎么办，马上就分配了，我原来是愿意到北京工学院的，愿意作教师这一工作，但文化大革命以来，看到教师受的待遇，心有余悸，如果不来信，就到中国人民解放军4497部队吧，也没有等到她的信，只有自己决定了。   分配的原则是：远是对、近是坠，不远不近是光棍，再加上政治条件，我哪，属于第三种，我是第一个顺利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4497部队考核的，大多数同学也都挺顺利，只有几个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再分配上出现了困难；王会贞就是其中之一，首先让她介绍了家里的情况:：他的爷爷有几只船，爸爸念书，当技术员，后来入了党，当了副厂长，四清时被划成资本家；文化大革命时其父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结果不能分配；还有景五三不能分配。我真替他们难过，昔日，一个是省五好学生，一个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可今天，且走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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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文化大革命（1966.6—1968.4大学）Ⅵ
   分配陆续结束，一天谢教授来看我，真的，我非常震惊！他刚刚解放不久，我没能去看他，他却来看我，太让我感动了，可见师生之情有多深。他问我分到哪里了？我告诉他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4497部队，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工作；他告诉我:：那是个研究单位，海军基地，很好；并鼓励我说：好好干，我听你的好消息。我问他身体怎样？他说还可以。我安慰了他几句，说：事情会弄清楚的，让他放宽心。聊了一会儿，他就走了，我一直送他到路上才分手，望着他的背影渐渐的离去。让我想起他给我们上课时的情景，他教我们内弹道，我是他的科代表，他是留法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知识渊博，传授知识一丝不苟，真是一位好老师，文革期间却遭到如此待遇，真不公平。记得文革刚开始，班里组织抄谢老师的家，我心里真不愿意去，我就拖在最后，等我到时，他们已经开始翻东西了。他的夫人是院幼儿园园长，以前不认识，我进去后便同谢老师夫妻打了招呼。这时同学们抱出一堆像册，我顺手拿出一本翻着看，是谢老师穿着八路军服装时的集体照；谢老师告诉我说：这是在一个研究单位时照的；还有他解放前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父亲的照片，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位教授，同鲁迅的朋友许寿裳是好朋友，还告诉我：他的大儿子在台大是位体育教授。突然看到一位同学拿出一沓钱，交给他的夫人，原来是他们放到褥子底下而忘了的钱，他忙说：送你们作班费吧，我也用不着，我们坚持还给她了。过不久班里又去炒他的家，我实在不忍心看，要求在外面站岗，就没进去。开始让他劳动改造，每天让他打扫卫生，扫院子；在我们毕业分配时听说他给抓起来，关进了牛棚，他感到没活路了，趁上厕所之际，用刀片割腕自杀，长时间没出来，看守觉得不好，急忙进去一看，鲜血流了满地，幸亏发现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据讲文革结束后就调走了，也不知调何处。学校的这些斗争，给我心中留下的伤痕太深了，这也是我不愿到学校任教重要的原因。
    毕业了，同窗五年的同学们就要各奔前程了，依依不舍送走同窗五年的同学们，人家说：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们前世也是好朋友，今世才修得同窗读哇。虽然，可能因为误会、观点有不一致的地方，有一些小矛盾，但，那都是过眼烟云，谁也记不得了。天天盼的毕业分配已经结束了，又去了自己想去的单位，本来是件高兴的事，但是没接到她的来信，很惦记她，就是高兴不起来。本不想回家了，可是想回去看看她，是怎么了？身体不好还是武斗有事了？我就同党中国、詹启华约好在海城汇面。离开培养我五年的学校，就要走上新的岗位，心里又高兴，又有点伤感，再见了！母校。
    第二天到海城同党忠国会合，见到启华，我们一起送忠国踏上去哈尔滨的火车，开始他新的征程。我们就奔赴葫芦岛到4497部队报道，我俩乘上去北京的火车，要在锦西下车，再换乘到葫芦岛的小火车。一会就到了，那是个三月末的早晨，天还有些冷，一下车就看到部队的一位首长，带着一辆北京吉普来接我们，这位首长很热情，首先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候我们，自我介绍说他姓李，是代表首长来欢迎我们的。我们非常感动，表示非常感谢。李参谋让我们上了车，说到吃早的时间了，我们先去吃饭，车直开到食堂，李参谋领我们吃早饭，早饭是炸黄花鱼，大米饭，我俩正吃香的时候，李参谋传达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说：你们分配方案变了，你们被调走了，调到总字412部队去了。我们听了后，挺吃惊，这么倒霉，还没报到，就改派了，忙问：是什么单位？什么地方？他说：我也不清楚。还说：先到的同学已经下连队了。我俩真后悔从学校直接来报到就好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们饭也没吃好就出来了。他又领我们到舰艇看了看，讲了一些这个部队的情况，我们哪有心思参观。回来李参谋派了个车把我们连东西一起送到部队招待所，招待所的大嫂听我们的遭遇就安慰我们说：走了更好，锦西不好，风可大了。我问：风多不多？她们讲：不多，就两次每次刮半年。逗得我俩哈哈大笑。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得走啊，买好了票，给李参谋打电话要车送站；拿起电话听筒，拨了号，就听一个女人的声音：为人民服务。啊！串线。又拨一次，还是那女人的声音：为人民服务。我想，是号拨错了？可我仔细的又看了一遍，对呀，又拨了一遍，还是那女人的声音：为人民服务。是告诉我错了？还是我记错了？再拨一次吧，还是那女人的声音：为人民服务。拨了四遍我有点急了，那边一说话我急忙问：是龙湾司令部吗？还是那女人的声音：为人民服务。我又大声问：是龙湾司令部吗？还是那女人的声音：为人民服务。你道说呀是不是，都把我急死了。我忽然想起是要我回答毛主席语录吧，我忙说：斗私批修。终于接通了。我赶紧给她写信,讲了这几天的经过几感受。翌日，踏上去太原的火车，回学校接受重新分配。
   到学校进门时，就听枪声不断，过一会，就见几辆汽车载着头戴钢盔的人举着冲锋枪朝天放枪，我们跑到宿舍，都空无一人，刚好，12班的于云飞还没有走，见面亲热得不行。我问他些小为什么有枪声？他告诉我们说：原来是在太钢武斗后，太机四野和太钢子弟中学兵团押送俘虏在回来的路上，一个中学生一边走，一边把手榴弹拉线环挂在手指上、用手榴弹敲着俘虏的脑袋说：看你老实不老实。没想到一不小心，手榴弹滑落，引起爆炸，当时炸死太钢工人一名、中学生两名、太机学生一名，今天已过了一周，放抢以示纪念。这名同学再有六个月就毕业了，可以为国家效力、可以为人民服务了，可以享受人生了，却死了，父、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家失去了经济支柱，他们有的是二杆子、别有用心的打砸抢分子、有的是实心实意的为了“革命”，唉！谁之过呀。于云飞同学曾是1112班的班干部，他的父亲是太钢的技术人员，爱好写写画画，在一次出版报时，将 “兴无灭资”误写反为“兴资灭无”，而成为反革命，他因此到现在没有给分配。他求我到新的地方帮他找个单位，后来我帮他找了几个单位，都未成，后来不知分到哪了。第二天，我们去办理分配手续才知道:，由于文革时期，分配方案没人上报计委，计委不知已分配完，故更改分配地点。中国人民解放军412部队地址在陕西省咸阳市，详情也没有人说得清。拿上分配通知书，利用空余时间去看望我班王金贵同学，他是六四年被勒令退学的，因他嫌老家陕北绥德太穷，落户上兰村；他住在个能有五平米的土房，一块门板当床，屋里有一个炉灶，靠床放着一把镐头，他穿着一件破棉袄，除了一副眼镜，已看不出是一位曾经念过书的人，已成为一个典型的山西农民，抽着自卷的纸烟，挣的工分刚够糊口，看他得样儿子还很满足，知足者常乐。闲聊了一会我们就走了，我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庆幸，也很自豪自己没有白努力，而更加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哥嫂们给了我这样的学习机会，我满足了，心情也好了很多。第二天彻底告别了学校，登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去咸阳，前往新单位报到，开始我生命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