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与四川人民不得不说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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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词条
       李井泉（1909～1989），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者。江西临川人，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李井泉1924年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就读时，与舒同等组织“ 读书会”，探讨革命真谛。
　　 1927年投笔从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八一”起义军 南征。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至1933年先后担任红军独 立第3师政委，红三军团4师政治部主任，第1、第3补充师政委， 1934年参加长征，历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红4 方面军上 级政治科科长、红二方面军4师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率领属部北 出绥远，深入开展游击战争，转战于归绥、包头山区，粉碎了敌 人15次大规模的“扫荡”和围攻，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 巩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政委、第20兵团政委、入川 南下支队政委，先后领导和指挥过晋绥地区的土地革命、绥包战 役以及进军西南的战斗。此后一度与邓小平、贺龙在一起，为西 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 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期间，积极领导清匪 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设，重修都 江堰等；大力发展四川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在改变西南贫困 面貌中，政绩卓著。他是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五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1982年8月退居二线。 1989年4月24日，病逝于北京。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评价 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网友恶评：
　　 1、1960年8月23日，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理由是发现有人制造假粮票。一段时间内，所有食品店、馆子都关门。其实是大跃进中大搞浮夸，粮食减产，又外调太多。因此天府之国也大量饿死人。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受到冲击批斗，一家人遭遇很惨，但没有人同情，他作废粮票太缺德了。幸好人民银行没有学他的办法，因为有人制造假钞票，就将人民币全部作废，不予兑换。
　　2、李井泉有一句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这是他在回四川途中，田家英委婉的提醒当时是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有人反映四川已经有人饿死时候，李井泉不以为然的回答。结果是天府之国的四川饿死近800万人，占当时四川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这样的人居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的党，这样的“革命”，真使人胆寒啊！不过人作孽，天来收。李井泉在文革中受到四川人民猛烈冲击，据说他的妻子、女儿双双上吊自杀，一个儿子也自杀，一个暴死。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恶评背景：
　　1、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节选)
　　唐正芒
　　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从全国人口来看，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却是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四年下降。全国两年净减人口１３５０万，四川四年则净减人口６２２万。但在大会上，四川未被列入重灾省名单。大会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信中揭露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和压制批评等问题，受到大会的重视。中央派邓小平来四川组，又有了毛泽东的“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问题的指示，四川的同志很高兴，李井泉却有些紧张了。他明白这几年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饿死人）很多，上下怨声载道。作为第一书记，他自知责任重大。然而李井泉还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作检讨，争取过关。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了眼泪。但因种种原因，人们还是不满意，还是批评他，不肯放过他。
　　　　大概有邓小平过问的原因，会议后期还是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为大家作自我批评。说到自己的责任，想到逝去的乡亲，有的同志泣不成声。但李井泉后来并未被追究责任，未像曾希圣那样被免去职务。原因何在？还在于粮食！这主要是李井泉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方面顾全大局。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焦的日子里，他对中央派给四川的任务基本都能完成。对此，中央很是赞赏。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还表扬四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调粮食太多，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又是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换言之，李井泉对党中央作了雪中送炭的贡献，那么再追究李井泉的责任甚至给以处分，对李井泉本人来说就显得有些冤枉和委屈了。对四川给国家的粮食贡献，毛泽东也没忘记。１９６５年，当李井泉汇报四川粮食产量并谈到向中央调拨粮食时，毛泽东就善意地批评他“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意即要李井泉也要照顾好四川的粮食需要和群众生活。
　　


2、困难时期发生的四川调粮风波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国务院为了缓解当时一些省、市特别是京、津、沪几个大城市粮食供应面临脱销的严重局面，多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四川等省粮食外调，必须服从并限期完成中央下达的调粮任务。四川省委、省政府在本省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压低农村返销和城市供应，挤出粮食完成外调任务。由于口粮严重不足，四川城乡的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急剧增加。
　　　　1962年初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四川到会的有些同志，对死人多的问题反映强烈，对过头调粮也有埋怨情绪。四川省委进行过初步检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四川过头调粮的问题作了重要的说明，但仍有部分同志有意见。“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问题成为“李廖死党”特别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重大“罪行”，有的人认为是“只管讨好上级，不顾群众死活”，是“保官位”，甚至说“李井泉的政治局委员是靠外调粮食和牺牲群众生命买来的”……众说纷纭。总之，一句话：当时外调粮食过头有罪。
　　　　廖志高“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任四川省委书记，分管农村工作。20多年后，廖志高通过广泛了解和回顾反思，认为：外调粮食过头确是四川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四川历来就是外调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2亿斤，平均每年32.54亿斤，尽管数字不小，但每年外调加上内销后尚有结余，从当时四川粮食生产较好的情况看，还是可以承受的。在1958年“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四川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粮食大减产，但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递增。1959年外调49亿斤，比1958年的39.6亿斤增长23.3%；1960年外调68.4亿斤，比1959年又增长28.3%，比“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外调32.54亿斤增长一倍还多。
　　　　外调粮食过多，城乡人民口粮严重不足，导致营养严重缺乏，是四川浮肿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四川为什么要调过头粮？
　　　　廖志高回忆说：1959年完成中央外调粮食任务后，四川农村由于缺粮面大，开始出现浮肿病和死人的情况，1960年矛盾更加突出。省委分管财贸工作的阎红彦在出席全国财贸、粮食会议期间，也曾多次向中央分管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反映四川缺粮的情况，要求减少外调任务，并且按照省委的意见表明：四川的浮肿病和死人情况日益严重，多调出一亿斤粮食，就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必将导致肿病、死人大大增加的严重后果。
　　　　到1960年底，全国形势更加严峻，许多城市、厂矿和灾区不断向中央告急，要求增加调入，特别是京、津、沪几个大城市的存粮只能供应几天，已面临脱销的危险局面。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必须按期按量完成并突击运粮的死命令。省委当时收到的电话通知，主要内容是强调这是国务院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还讲到京、津、沪当时的紧急情况，并且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死人”）。当时省委正在开会，李井泉激动地说：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嘛（“文化大革命”中就把这句话当作李井泉搞“独立王国”，想当“土皇帝”的“罪证”）！实际上他是对过头调粮有意见。后来，经省委反复研究讨论，最后一致认为：我们只能坚决服从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挤出粮食，继续外调。
　　　　省委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和工作上的几点失误：
　　　　廖志高说：当时四川因过头调粮已经出现缺粮和非正常死人的情况，省委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和工作上还有哪些失误，加剧了群众困难和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程度？这是我离开四川特别是退下来后一直考虑的问题。经过长期回忆、反思和掌握的资料，并同其他一些省、市、区困难时期的情况比较，他认为主要有三条是四川特有的或比其他一些省市更严重的失误。即农村公共食堂散晚了、社员自留地恢复迟了、反瞒产私分错了，极大地影响了群众抵御饥荒的自救能力，加剧了四川群众生活困难和非正常人口死亡。
　　　　（据《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廖志高/口述曾庆祥/整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者言：
　　1、“一人封侯万民冢”　李井泉废粮票夺百姓口中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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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是一种大家习惯了的、约定俗成的说法，用以说明1959-1961三年的特殊困难时期。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每一个地方普遍同时遭灾，而且是连续三年全国性灾害；究竟是哪一些（或哪一类）自然灾害，涉及面达到了全国每一个角落、共时性如此强烈、历时性又如此持久，现在能否说得清楚明白，能否从国家的气象记录档案和灾情档案里找到相应的印证。 在199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P373写道：“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中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首先是农业生产情况很不好。当年夏季作物面积比上年减少20％（这与1958年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因而一度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有关）。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
　　在中国，要多严重的自然灾害，才会使得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20％？
　　即使1998年长江和嫩江松花江两个全流域的特大洪水，灾情之重范围之大震动了全国，就这样特大的洪灾，既没有淹及其它流域，更没有持续第二年。
　　　　当年亲身经历过那场饥荒、并能记住事件细节的百姓，好些人已经作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对于那场饥荒不准公开谈论和议论。现在作为收集和“抢救”历史资料的性质，应该从还健在的当事者那里，了解当年的情况，为后代留下客观可靠的资料。本文，是在四川省宜宾市的一段亲历，1958年秋天大炼钢铁时笔者不到13周岁，初中二年级学生。　　
　　　　①“自然”灾害的侧面
　　　　笔者记忆所及，1957-1963读中学的六年内，下乡劳动都是抢收抢种，也修过水库，没有执行过诸如抗旱保苗一类的任务。所谓宜宾“三年的自然灾害”，其实这三年里宜宾没有那种“特大的自然灾害”。记忆里1955/1956宜宾有过天旱，笔者的舅舅上中学时下乡抗过旱。
　　　　1960-05或06（？），笔者还是初三的学生，某晚半夜被老师叫醒到北门洞子口的陕西馆粮库搬运面粉装驳船。粮库接到了紧急外调面粉的命令，凌晨五点面粉驳船就必须起航，于是向学校请求劳力支援。二十几个同学忙了两个小时，粮库犒劳每个学生一大盆纯正白面的烩面块。在1960春夏时节，这有一大盆比学生平常一餐定量多一些的、难得吃上的烩面块作犒劳的公差，让装船的学生们回味无穷，也使得其他无缘支差的学生们羡慕不已。1958年起全国范围内的胡夸风是把四川和宜宾粮食大量外调的直接原因，胡夸的粮食收成数字要把宜宾城市居民的口粮都得充作余粮来外调，造成了宜宾城历史上罕见的（或许是绝无仅有的）非战争情况下的城市断粮——1960-10～11宜宾全市的居民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把榨取了淀粉的红苕渣滓当作一日三餐的饭食。
　　　　1960-09-01，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老百姓的从口里抠省出来的粮食指标积蓄，由此变成一把废纸。早在1959-08开始，宜宾市区买糕点就需要粮票；但是，宜宾本地粮票只能在公共食堂搭伙食用，买不了糕点的宜宾本地粮票被称作“搭伙单”；家有老人和幼儿的百姓，只好想方设法调换并积攒一点能买糕点的四川省粮票，却在粮票换版时被作废了。这种利用粮票换版来夺走民间积蓄的办法，只有四川一省这样干出来了。绝无仅有！
　　　　往前溯，1958年底1959年元旦前后，笔者看见过大批的农民工排列着队伍挑着铺盖卷从（当时叫）宜塘（塘坝）公路南来，在宜宾火车站乘车北上回家。他们是内江专区的农民，被征调到宜宾以南的珙县铁矿搞钢铁会战，离家三四个月了，从初秋一直干到了年底。彭德怀元帅在为民请命的《万言书》里引用了当时一首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1958-09，宜宾市的中学生也受命参加大炼钢铁，笔者所在的宜宾八初中到金沙江以南的双河场（当时归属宜宾专区的庆符县），从山里往宜塘公路边转运石灰石。此外，还有不少的农民工被调到石灰岩矿山炸石采石，以及从公路边把石灰石再远运。宜宾专区大炼钢铁指挥部给参战的学生们补助了粮食配额定量，每人每天两斤红苕，这相当于半斤粮食配额指标。负责炊事的班长对大家讲，当地社员也都参加了钢铁会战，粮站没有现成的红苕，要学生们自己到地里挖。1958-09参加钢铁会战，学生们是各人自备大米和咸菜，并各自保管。班里安排同学炊事，每人一个陶土盅作为蒸饭的食具，各人自己量米吃饭。因为学生们是义务劳动，钢铁会战指挥部补助的红苕就无偿调拨，班上挑回来后统一保管和间隔性地集体吃红苕。每逢集体吃红苕那顿饭，班主任还让每个同学出等量的米来熬大锅稀饭。由于那种特别的伙食方式，对拨下来的红苕，学生不用掏钱记得清楚。那么，在石灰石矿山的农民工们，有工资吗或记工分吗，给他们补助的红苕掏钱买吗。如果是记的工分，最后谁来兑现这些工分的收益价值。钢铁会战人员在双河场对补助粮食的消耗，系由钢铁会战指挥部调拨，由这一细节推想，如果是无偿调拨的话，在会战的高潮期兴头上可能没人理会，或来不及计较；但事后，双河场当地农民如何对待红苕被无偿挖走或以极低代价挖走的景况。
　　炸采石灰石、公路边的石灰石转运场，以及各种土高炉和临时运输道路，所占用的耕地农田，当时给了农民的损失补偿吗，笔者不清楚。
　　　　钢铁会战延长十天，是在双河场过的中秋和国庆节。双河场供应会战大军的中秋月饼，是单纯砂糖馅、掺了包谷粉的麦面做皮；商店不卖，按参战的组织系统“内部”购买，好像是一角钱一个，不限量。这种月饼在1958年初秋只能算低级粗点心，连学生们都不愿多买。四十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大炼钢铁不仅滥用了全国的民力，还在每一个搞会战的地方透支了象双河场那样普通农村乡镇的粮食副食资源。大炼钢铁，致使1958秋粮没有及时足数收回来，1959春夏粮未及时种下，而且“一平二调的共产风”（1960冬中央纠风文件里的称呼）无疑极大地打击了刚刚公社化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加上集体食堂的大锅饭，这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酿成了1959开始的全国性大饥荒。饥荒的阴影在1958年的秋天就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1959-05，初二学生的笔者到黄桷坪公社窦庄生产队农忙劳动，收油菜籽和插早稻秧，从长江边白沙湾的一个猪场往队里抬运猪粪。窦庄生产队给单独开伙的学生供应蔬菜的能力，当时就仅只有牛皮菜这一种；正逢该队的公共食堂为农忙打牙祭，但没有下乡学生的份。这次牙祭，是该队的食堂自春节后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有两个肉菜，还有几个牛皮菜之外的其它细菜，如此而已，却使得生产队的老老少少祈盼不已激动不已。牙祭餐安排在晚上，从午饭后就有不少孩子等候徘徊在食堂外面，还未收工，社员们已云集食堂门口。笔者班上一个同学叫刘运喜，家恰好就在窦庄队，告诉了同学们令人羡慕眼热的那顿牙祭内容。四十多年后把自己的经历串连起来看，1959的春季，公社化公共食堂仅半年的大锅饭把宜宾农村的集体家底已经折腾告罄。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还表现在政府把农村的土地随便划给了宜宾的中学当校办农场；但是，学生们被派去种了地，却没见拉回学校的收成；不到一年，学校又没有那块农场了（可能与中央的纠风文件有关）。土地被这样连番折腾，能有好收成吗。四川百姓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②相关资料的字里行间
　　　　由董边、镡德山、曾自编辑，1989-12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里，逄先知先生在书的36页提到，1959春，田家英作为中央调查组成员在四川了解农村情况。对于当时四川主要负责人的所谓高度密植和产量浮夸，田与四川的主政者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央调查组所在地的县、公社级干部宁愿听从电话里上级的命令高度密植，不愿与田家英一起试验合理密植。（P31～P37）
　　　　这短短的一段记述，却是解读1960四川大饥荒的钥匙。
　　　　1959庐山会议整了彭德怀元帅，田家英也因为和彭帅的观点一致而受到牵连，浮夸冒功的李井泉却成了功勋卓著的地方诸侯一霸。浮夸，导致四川的粮食超能力地外调，导致四川发行新版粮票而强行将老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作废，导致宜宾的城市断粮，导致猪饲料的红苕渣当作供应城市居民的口粮……导致李井泉成为除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之外的、唯二的不在北京任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的人为灾祸甚于全国其它省份。几千万四川百姓的口中食、上百万四川百姓的浮肿、几十万四川百姓的生命作为代价，表现为四川粮食的大量外调，转变为上面认为李井泉治川有方成绩斐然，李井泉换得了政治局委员头衔。“一人封侯万民冢”啊！
　　　　将来编修四川省地方史志1958～1962时段的人们，应该从逄先知先生文章的线索里，把田家英以中央调查组人员的身份在四川见到的实际状况，以及田家英实事求是的调查结果、田家英李井泉之间的“激烈争论”记入史籍。这实实在在是四川的大饥荒历史。地方主政官的失误，造成一方的灾祸，历史记录不应讳避，这是为了后代们的以史为鉴。祸害了人民，就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田家英先生，也会受到人民的世代追念。老百姓的口碑可以流传永久，胜过一时炫得耀眼的高官衔上的光环。林川
　　2、党史珍闻：恶有恶报的李井泉
　　李井泉同志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同志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桦：《我所见到的胡 耀 邦》）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同志是围攻彭德怀同志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同志属贺龙同志一派，贺龙同志因为与彭总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同志挑起攻彭，李井泉同志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同志治下的四川省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同志不可。
　　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省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同志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毛泽东同志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同志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同志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吴芝甫同志、安徽的曾希圣同志、甘肃的张仲良同志、山东的舒同同志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去任闲职。只有李井泉同志，不仅没调职，还被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同志欺瞒中央。同时, 李井泉同志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同志调出四川。李井泉同志在小平同志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李井泉同志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四川省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愚人：《大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
　　李井泉同志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同志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同志（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不知李井泉同志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材料。
　　李井泉同志是在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出南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后来到中央苏区的，一直做到红四军秘书长，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秘书的说法。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井泉同志派到左路军，和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后来，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又在二方面军任职，从此以后一直在贺龙同志手下。两人关系极好，据称是儿女亲家。贺龙同志与小平同志解放初期在重庆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因而小平同志对李井泉同志也十分看重。
　　李井泉同志作风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川省文革前的老干部基本上是三个部分：跟随贺龙同志和李井泉同志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入川的二野干部，以及四川省地下党干部。李井泉同志的做法是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当然如果谁要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不管是哪个山头都得打击。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冤案：
　　１９５８年１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同志，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 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1963年4月，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同志（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同志（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同志（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同志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见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李井泉同志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同志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同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同志和著名作家沙汀同志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省的“三家村”。（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此外，还有在文革中影响极大的刘结挺同志、张西挺同志夫妇的案件。其实刘、张二人亦属极左，因与李井泉同志不和，文革前刘结挺同志被撤销了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被撤销宜宾市委书记。文革中刘、张起来造反，成为闻名全国的造反派干部，九大时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见到一个公正客观的描述。
　　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彭真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对抗，一直拖到11月29日才不得不在《北京日报》转载。李井泉同志对于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也很伤脑筋。于是打电话给小平同志，恰好小平同志不在，于是又给贺龙同志打电话。贺龙同志明确回答说：不转载。这样一来《四川日报》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转载。这一点后来成为红卫兵、造反派攻击李井泉同志的口实。
　　文革中，李井泉同志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见何蜀的《“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夫人肖里同志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同志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
　　文革中，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李井泉同志, 例如 “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 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开除党，这次才翻过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
　　所以，李井泉同志不仅和各大局书记、省委书记一样受到打击，被定为“走资派”，而且还在《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式样装扮起来，称为“小天安门”。这时候也成了“搞独立王国”的罪证。实在是很冤。
　　如果我们问他一句：“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冤死！”他又怎样想呢？
　　 “林彪事件”后李井泉同志被解放出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直低调，直到198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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