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鲁边河：我的1966—1974（山东Y县文革纪实）1969

tuffy05

我的一九六九（一）

苏鲁边河
一九六九年的大事就是“九大”，珍宝岛事件，打倒新沙皇，胡志明去世，中苏副外长谈判，毛主席最新指示“要准备打仗”，林彪发布一号战斗命令。
“九大”召开时我已是一个兵啦。能当上这个兵，也很意外，因为年龄己达上限，而且也没报大的希望。谁知那年雪大，县城体检的大院子里就没一块干硬能落脚的地，一片泥泞冰渣子，还有一堆堆雪。没有了转圈面试，心中一喜。视力差点，可查视力的见人多就心烦急躁，我还没看呢，她却说“好啦好啦”，一脸不耐烦。其实，农村征兵，从视力上打下来的就不多。就这样，阴差阳错，就验上了。一个大队去了七个，就验上我一个。高兴，一家子高兴。总算我又出了农业地了。高兴完了就难过：父母年迈有病，生计艰难，在家一年也像个成年男子顶门立户了，如今一去自然难舍难分。一家四口，只有妹妹一个没哭。她从心里替我高兴，出去是大好事！我见父母伤感落泪，心中凄然难耐，走的那一时竟失声痛哭，差一点就走不出村去！
到了部队就出了珍宝岛事件，紧张了一阵子。又接连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新兵训了一个月，就在连队里练，没进什么新兵营。又过了几天就是“九大”召开。特大喜讯，连夜宣传。毛主席发布“最新指示”这一说法始于何年何月，不得而知；传达庆祝不过夜，也就是六八、六九年。而“九大”结束不久，中央规定了几条，如：红海洋，塑毛主席像，佩戴毛主席像章，跳忠字舞，一天到晚的“四个首先”（早请示，晚汇报）之类，还有传达不过夜，都逐步取消了。有令就行，有禁就止。这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确实是群众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自发搞起来的。我一次也没跳过忠字舞，不会，没学过，甚至也不记得在何时何地见过。见过什么毛主席语录操，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一概不记得，只记得有几个老师几位同学在场，一位体育老师边念边做，念的是毛主席语录本的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指导我们思想的……”，做的几个动作是体现这一条语录的含义的。他说他是奉命到外地学来的，要教的。后来教没教就不知道了。当时大家也只是不以为然地笑笑，没说什么。
但到了一九六八年教小学时，与小学所在大队的团员们一块绣开了毛主席像。到处写上贴上“忠”字，每个大队都有青年妇女绣毛主席像，还要到公社展览。开大会、游也要带上绣像，举着抬着，走在前边。虽然绣的人们虔诚热情，无奈技术差，手段不行，料子也不好，绣出来的毛主席像也只能说是像与不像，别的谈不上。图案来之报纸，剪下来，放大到白布上。然后用黑白线或彩线绣，针是医院用的注射针头。够快的，也粗糙得很。天冷了，也没谁绣了。一阵风，来的快，去的疾。但以做“四个首先”为内容的“早请示，晚汇报”却持续了两年多，开始于何时并不请楚，结束确实是在“九大”闭幕之后不久。几乎成了宗教仪式，心里确实厌恶，在实际操作中又笑话百出，太不严肃。可没有谁敢公开反对。姜昆与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照像》有点夸张，却也大致反映了那个年月的一个阶段大搞形式主义的情况。下边这样搞，毛主席也知道。他以很幽默地口吻表示了不滿，如：你们睡觉，让我站岗放哨，风吹雨淋蚊子咬。毛主席对搞形式主义、说过头话更有过无数次批示批评。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一九六七—一九七0年，毛主席在对外宣传工作及交往中作出了几十次批示、指示或建议批评，表示了对溢美谀词及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的不滿。也正是由于毛主席的一再批评与坚持，这股形式主义的歪风才刹住。当然，这也是一个事关对毛主席态度的重大而又严肃的问题，也只有他老人家才能说这样做“行”或“不行”的话，下这个决心禁令，别人谁又有这么个胆呢？
九大是秘密召开的。一共公开报道了三次大会：开幕、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闭幕。每一次都庆祝。第一次是在山里，胶济线南；第二第三次就在胶济线北边。夜里宣传，翻山越岭。老兵带队，山坳里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也要走到。一个个累的气喘吁吁。一套新棉衣也被汗水溻透。老百姓就是出来看热闹，问清了又是什么事，就说“知道了”，一块喊几个口号，又在哪家屋山头上贴几张红红绿绿的标语，人多的村子还要讲几句。就大功告成，打道回府。庆祝“九大”胜利闭幕是在章丘县城——明水，那里驻军多——还有海军呢，游颇壮观。我们的装备最差，还是五三式，一夹子弹十发，不能连发。枪体已乌黑，活像烧火棍。与兄弟部队一比，简直就是土八路。两旁的百姓都看着笑。可我们的一挺带副射筒（有喇叭口的那种）的转盘机枪，走在队伍最后。支架打开，两名还是三名铁塔似的战士扛着，那个威武！一路走过去，吸引多少人追着看！可给我们挣足了面子。下半年部队就换了装备，五六式，全是半自动。
“九大”之后就是学习“政治报告”，开会，传达精神。记得是一位高级领导人的传达讲话稿，又经一遍口头传达，传达传达者的体会，传达者的讲话体会，还有毛主席本人的讲话，也分不清了。总之有一种轻松和缓的感觉。要讲政策了，也就是在秩序与框框内开展运动。各个山头要团结，老同志很重要，等等。九大的路线就是“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知道的是刚刚粉碎了刘少奇的司令部，动静不小，怎么也得缓和缓和。可谁又知道就是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也还是明争暗斗呢！“九大”以后又转入“斗、批、改”，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早就上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的。还树立了北京“六厂两校”作为“斗批改”的典型、样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那时的战略部署，新阶段的新任务。夺权了，该破的破了，该立的还要立起来，要走向正轨。



我的一九六九（二）

苏鲁边河
国庆节前后，全国上上下下紧张了一阵子。要准备打仗，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吧。林彪的指示是“用打仗的观点统率一切……”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提出就早了。那时人民生活水平多少年没有大的明显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应付恶劣的外部环境，投入国防及大三线、小三线的建设的资金比例太大了（文革前国家计委拟定的三五计划已是减少了民生消费生产的投入，增加了国防费用。）。和苏修新沙皇的冲突已发生了多次，从东北珍宝岛到中蒙边境及新疆，交火了。苏联在苏蒙边界陈兵百万，离中国也就几百公里吧。这个压力够大，新动向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警觉。五十年代，中国外交一边倒，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同苏联一起反帝反殖。五十年代中期，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中苏两党产生分歧。赫鲁晓夫自以为地位稳了，无求于中共，就以“老子党”自居，搞大国沙文主义，提出与中国建立什么“联合舰队”，在中国设长波电台，试图控制中国，干涉中国内政。这种无理霸道的“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拒绝后，又撕合同，撤专家，逼债，卡脖子，妄图逼中国就范，把意识形态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中苏关系趋问恶化。中国不能腹背受敌、四面出击。面对周边形势新变化，中国更不能不有所准备。反帝反殖还要反修。六八年八月苏联悍然入侵捷克（美侵略越南，欧洲又空虚了）让全世界大为震动，中国更为警觉。六九年中苏边界纠纷不断，“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打倒新沙皇”的口号提出来了。反修反霸从此重于反帝。全国针对苏修备战的气氛持续升温。
但中国也不可能更不应该充当反对苏联霸权的主力军。苏美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世界两大军事组织（华约、北约）的几十万大军分别占领欧洲，尖锐对峙，剑抜弩张。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想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中国人也不会上这个当。中美改善关系的大背景就是如此吧。苏联与美国争霸，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苏联也不敢真同中国闹起来。九月份，越南胡志明去世，遗嘱云“对中苏两大兄弟党至今不和深感遗憾”。中苏两党都派人去悼唁。周总理叶剑英去了，很快又回来了，中国很快又派以李先念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参加悼唁。给我们一般人的感觉就是中国不理彩苏方，回避同苏方领导人接触。为什么呢？据说在中苏边境冲突中苏方吃了亏，而且似乎苏军有多少人被我军包围，苏方有求于中方。所以我方的接电员回拒了苏方要求与总理通话的请求……苏总理柯西金才追来追去一直追到北京机场。“这种说法是十分肤浅的猜测。”（见《周恩来传》第2041页）那么，中国接连派出两个高级代表团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应该另有解释了。但中苏两国还是达成了两国总理于北京机场会谈的协议，会谈的结果是中苏两国开始副外长级会谈。首轮会谈定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
一九六九年国庆是建国二十周年，北京庆祝活动隆重热烈，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但那时的部队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从上到下都进行了防止敌人发动的突然军事袭击的教育，有许多战例，其中就有德寇侵苏，还有大军入侵常以外交人员的活动为掩护。苏方早已发出了所谓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叫嚷，而且在中蒙中苏边境作了许多针对中国的部署。中国在庆祝建国二十周年口号中也提出了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核战争这样一条。记得国庆节第二天下午，从上边传来北京来电，大意是这一天终于平安度过了。可见当时紧张并非一般。国庆节后紧张依然如故。临近十月二十一日，中央领导人，新的，还有挨批的，都统一安排，离京疏散外地了：毛主席到了武汉，林彪到了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去了河南，朱德、李富春去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去了江西，陶铸到了合肥，董必武到了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在邯郸。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和中央机关仍留在北京某地。林彪在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发出了一号战斗命令。可后来又批林彪是擅自发出，篡党夺权，但当时部队是坚决执行的。批林时才得知，林发出一号命令的确先斩后奏，瞒着毛主席。许许多多回忆文章都把六九年的大疏散归罪于林彪的“一号战斗命令”，我都接受了、认同了。只在看到《回首“文革”》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认真辨析中央决定大疏散及林彪私自发出所谓“一号战斗命令”的前前后后，指出：大疏散是中央决定，备战需要，防止苏修突然袭击，防止核打击。不是林彪、“四人帮”搞迫害，也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无关。这一桩公案才在我心里了结。是啊，林彪四人帮倒了台、臭了行市，在他们脸上多画上几道子，再描也是黑的。谁还会去区分他们究竟干没干、干了多少坏事？还历史一个真实，只有靠严肃点的历史学家秉笔直书啦。
那些日子，我们在山沟沟里施工的部队也紧张地没睡好觉。“要准备打仗”，“用打仗的观点统帅一切……”，在部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我们建筑工程兵施工不停，三班倒，没有星期天。还要搞训练，摸爬滚打。时不时地搞紧急集合。累不说了，睡眠严重不足，疲劳无神，其苦万状，真是紧张到了极点！这样紧紧张张，一直到林彪倒台。文革运动在那一段是不是也松了下来？
战备疏散绝不仅仅是中央领导人。“山、散、洞”的方针大约就是进山、分散、钻洞（山洞及地下工事）。大三线小三线建设加强，大工业企业内迁，高校分散、下放，城市人口也疏散。干部进干校、知青上山下乡开始比较早，也不能说一点不受备战、特别是防备核战争突袭的影响（7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支边的人口大迁移，就是在北方军事压力下吸取古代屯垦戍边的历史经验的结果。----《回首“文革”》第538页）。这无疑是一个很全面很具体而又费力耗时的大工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