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鲁边河：我的1966—1974（山东Y县文革纪实）1967

tuffy05

我的一九六七（一）

苏鲁边河
徒步串联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凌晨，叽叽喳喳、打打闹闹、折腾了一夜的学生才睡下不一会儿，叫夜的人就又把我们叫醒了。一个个扑扑腾腾爬起来，手忙脚乱穿衣服，打背包。你找不着这，我丢了那，你压了我的袜子，他穿了什么人的祆，叫成一片，乱成一团。我急了，点上灯。说：你们家长都在屋外听着呢，乱成这样，你们家长能放心让你们出远门吗？别再闹了！都安静一些，就不出乱子了。这样忙乎了一阵，总算有了点眉目，我给大家分了组，我让大家互相检查，组长抽查。我又重点查了几个能闹的同学。总算归顺归齐了，可以出发了。
我们背着背包，来到大街上，站齐了队，一个个小脸都一下子严肃起来了。我大声喊了几句，提提精神，又集体背诵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呼喊了口号。一声“开步走！”就真的出发了。队列里、送行的都传来了抽泣声。一队衣着不整的农村苦孩子，背着简单的行囊，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在一个严寒的日子，在寒风刺骨的清晨，披着星光，踏着冰雪，满怀着新奇，向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进发了，开始他们一生的可以说空前绝后的长征。
走出村庄不远，队伍就乱了。不仅我指定的先遣小组走的没了影，排头也跑的离开了队伍。只有远处传来几声吆喝，才知道他们已窜出去里把路了。只有旗手和我身边的十几个孩子，一个个大口吐着白白的热气，在雪地上跌跌撞撞的走。而旗手居然哭了，说旗太沉了，风又冷，冻的受不了。我说，轮着打吧。第一天就卷起来扛着，“红旗半卷上征途”，太丧气了。于是大家就轮着举在手里。红旗猎猎，在皑皑白雪映衬下，分外耀眼、美丽，长了我们的精神。
这真是一面大红旗。买了九尺大红布，做的长六尺宽三尺六，上书毛主席题的大气磅礴、遒劲有力的“长征队”三个字，特有力，更有神。上方一行小字，指示着我们此一行的目的地：韶山---井冈山---延安---北京。底下有落款：山东Y县共产主义红卫兵。为了把这面旗制好、熨平，我的同学S帮了大忙。进进出出，不言不语，一丝不苟，粘啊熨啊，忙乎了一两天。我很感动。但在那时，恐怕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说。我与我的同学S是资深而标准的老同学了。初中三年，高中又三年，还同桌几年。我们同学同歌同舞（初中时，课间十分钟的活动：拉着手转圈，唱起来，跳起来，学习完了多愉快。大家唱呀跳呀……），挨饿也饿在一起，欢乐也欢乐在一起。从十二三岁，到十八九岁，一块儿长大。是不是和兄弟姐妹一样？是不是也叫一种缘分？是不是值得倍加珍惜、永久怀念？
太阳升起的时候，到了某县县城，走了十八里路。我到这个县城是第二次吧。第一次是六岁时由父亲领着去探望当兵的大哥路过这里，那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进了接待站（东关，某个机关，党校？）受到夹道欢迎，首先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登记、住宿。此后一路经过了上百个接待站，程序大同小异。这次就住在东关粮食局一个大房子里，睡地铺，稻草还是麦楷，上面是苇席。好像是旧房子，屋里有几根柱子。决定在这里住几天，看看形势，加深感性认识，也熟悉外部环境。
在街上转了转。街面上已是一片红海洋，红海洋人工造，各级当权派有功劳。群众组织无论造反还是保守都没这个能力。他们还没有权。房子不新门面新，到处红彤彤。“个人祟拜的浪潮正在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43页〕实情如此。但仍是各级党委及政府所为。他们搞形式主义的劲头大的很，借此表明他们对文革、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也不会触及他们的痛处和利益。但这个县里已是打着造反旗号的各类组织、战斗队林立了，阵线也渐趋分明，气氛也紧张、杀气腾腾了。连下边有的公社也动了手。两县相距几十里，差别竟有这么大。真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呀。Y县地处三省四县交界处，太偏僻闭塞了。Y县的公社还没一点动静呢。这个县里刚发生一次大辩论，说是还动了手。一方攻之说有，一名女青年被打伤流血姓甚名谁，另一方辩之者说无，那是女的来了月经云云。也亲见一个剃小平头的家伙蛮横无礼，见一青年在街面哭诉着什么，上来就推推搡搡、连拉带扯。我和周围的人打抱不平，上前质问，回答居然说“他是老保……”，众人七嘴八舌：“老保也不能打呀！”“有理讲理呀，不是说辩论吗，动口不动手呀，动手算什么呀？”“毛主席不是教导要文斗不要武斗么，红卫兵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他不敢冒犯众怒，瞪着眼悻悻离去。后来听人介绍，他就是这个县一中赫赫有名的老造反，也是六六届高三学生，据说也有思想的，想的深、高，也偏颇。青年人嘛，容易走极端，更容易从一端走向另一端。进入七十年代就入了狱，而且是三进四进宫了。
买了一份《人民日报》，上有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领着大家学习。一进了县城，学生就坐不住了。一出门，不到吃饭睡觉时间，不愿回来。可一个县城一条街，也没多少逛头。几十个学生一回到窝，又叽叽呱呱争吵没个完，新鲜着呢。一天，我带学生去了王杰的家乡——王杰村，离县城不到十里路。英雄王杰生前所在部队就在江苏某地，离这里只有一二百里。王杰的父母一家早迁居到内蒙了，家里有王杰的伯父招待。一个有点秃顶的五六十岁的老人，老实和气，忙的一会儿不得闲。一队一队南来北往来串联的红卫兵，慕名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舍身救人的英雄王杰烈士的家乡，参观学习。要讲话，要介绍英雄事迹，要参观故居、展览，还要合影留念……那里已有了专门接待的机构和人员，还有食堂、有照相的……不大的个小村子进进出出全是人，赶集似的。
在县城呆了两天，我们就急着上路了，而且是入夜之后动身的。县城一条东西狭长的街，我们从东关走，街上灯火通明，街上满是人，本来正常生活里一下子增添了太多太新鲜更富刺激的内容。仨一伙、俩一堆儿，指指划划、高声大气、脸红脖子粗、唾沫四溅，那是辩论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揪出来挖出来炮轰火烧油炸打倒，一个比一个口气大；大喇叭响彻天空，口号声声嘶力竭、震耳欲聋、连成一片，还有时而激昂振奋、时而紧凑欢快的一首接一首的革命歌曲；偶尔还有游街的，更是围的风雨不透。大家都出来看大字报，看热闹，也看稀罕。我们一队人就从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穿过去。
人越来越少，灯越来越暗。己经到了西关，拐向南，进入大马路。对面还有开来的货车，车灯明晃晃的刺的眼睁不开。一开始大家有一股新鲜劲儿，还跳还叫，又跑又闹，不大一会儿就不出声了。走了有两个多钟头吧，走不动了。见一处有灯光，就说，住下吧。我们原准备走一夜的，下一站就是另一个县城。其实六七十里路，走不下来，又是初次行军，毫无准备。不是没经历过吗，稀罕吗。还有一大半路程呢，已经又累又乏又困了，怎么再往前走呀。先问问吧，住就住吧。下了大道走小路，是一个公社。夜里十点了，又是隆冬，哪里还有人接待。就大声喊叫。还真来了人，还挺热情，说：你们带了被窝，就好办了。领我们进了院，找了两间空房，说，就先住这里吧。抱些麦秸，铺上。又来了几个人，忙着抱麦秸，一趟一趟跑。我们的人蔫了，背包一扔，坐下就不想起来了。我吆喝几声，有几个才爬起来，一块抱稻草。屋里还有炉子，也点着了。又送来了一桶热水。可人们横七竖八地早躺下啦，我叫起几个来，洗洗脚，也睡了。醒来已是大天亮，吃点饭，站队，唱歌，背语录，又上路了。
这天好天气，暖暖的明亮的太阳，没一丝儿风。刚上路有点冷呵呵的，走不一会儿就热气腾腾的。路上行人也有了。我们第一次在明媚的阳光抚煦下、在宽宽的大马路上排着队走，高举着红旗，特别有精神。迈着整齐有力的步子，呼喊口号非外响亮，隔不一会儿还唱支歌子。带出来的传单，原是准备一路子宣传用的，一上午就抛撒完了。青年人、小孩子还追着要呢。到中午就到了县城，先吃饭，后住下。这个县曾是湖西革命根据地，也设过专员公署，县城比较大，街多，老建筑多，地面广，比我们那两个县也繁华的多，还有两路环城公共汽车呢。我们没见到那两个同学，就不敢往前赶了。刚出门，我的思想还比较稳，小心。再住一两天，再熟悉熟悉离开家的日子，看还能出什么事。从这里离开，此后就走三五天、七八天再休息一天。在大城市多住些日子（武汉住了七天，长沙住了九天。在长沙等了两天返回的车）。县城南关有烈士陵园，纪念碑上是刘伯承还是叶剑英题的字。那里是刘邓大军打了几个大仗的地方，威名远扬。千里挺进大别山，就从此地出发。看了县城一景：牌坊街，可惜破“四旧”，砸的只留了一个牌坊。还洗了澡。一天的下午，我们人齐了，就出发了。走出县城，向西南走去。每天走路，吃饭，睡觉，一天又一天。累了歇，黑了睡。也就这么走下去啦。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韶山，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到了我们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


我的一九六七（二）

苏鲁边河
徒步串联之走
以下就概括一点吧。只写写值得一写的。天天走路，又是徒步串联，就先说说走。
红卫兵是文革中产生的，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叫红卫兵，是因为一开始批的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分子，后来又批他们反毛泽东思想，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红色江山万万年，红卫兵就产生了。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给他们回了信。（那些日子，给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写信的学生、革命师生及工农兵群众很多，呼吁支持这个，表态建议那个，报纸上也登出来。开头上来都是“最最敬爱的……”，后来就有了“最最最最敬爱的……”）八月十八日北京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革命群众革命师生，红卫兵就亮了相，“红卫兵”袖章也戴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手臂上。红卫兵一下子走向全中国，后来甚至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但那时红卫兵革与保的阵线还不是分明的，给一般人的印像好像红卫兵是一个整体。不是的。实际上，它的初期、鼎盛期、后期的组成、任务、立场是很不不相同，而且也是复杂的。
串联是红卫兵在校与校、学校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中央国务院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下令停课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一开始不允许，下了禁令，受限制，后来毛主席支持，才串联开了。一早是外地革命师生到京上访，后来又有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大城市煽风点火。再后来就到全国各地去。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向全中国，以至于有的走向了缅甸、越南。这是大串联。一个大字报（最早运用是一九五八年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时候吧。文革之初是北大首发的，毛主席下令向全国播发后，大字报也走向全国。个人或团体，谁也可以写，文责自负吧。公家出纸墨笔、浆糊，写完往人多显眼的墙上一贴就成），一个红卫兵，还有大串联，都不是文革发动者的设计，而是运动发展中的应运而生，而毛主席历来尊重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所谓“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就认可了这些新生的对开展文化大革命有益的事物。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一下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串联就需坐车，坐车不花钱了。
徒步串联是大连工学院的大学生们带的头吧。登了《人民日报》，又有了社论：徒步串联好。于是神州大地就兴起了徒步串联热。大串联伊始，交通铁路拥挤不堪，中央急的正没招儿呢。有人一带头，毛主席一号召，这个问题就结了。要不，毛主席为什么老说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呢。徒步串联经风雨见世面，与工农相结合，也符合毛泽东思想。
有徒步，也有坐车的。我的一个同学L带了一批学生步行去了北京，才走了十三四天。另一个同学T带了一批学生北到北京、南到上海都是坐车。他的学生在上海街头遭遇车祸，上海有关方面积极抢救医治，将红卫兵的家长接到上海陪床，让我的同学、也是那一队红卫兵的带队老师放心去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的任务---继续串联，他也就放心地走了！坐车就是坐火车。一开始到哪儿去都行，提倡徒步串联后就凭介绍信办免费返程火车票。第一，介绍信好办；第二，异地的红卫兵可以私下交换。因此坐车并不难。而且大的潮流如此，有一些红卫兵取巧老坐车，玩遍了大城市，但似乎也没人认真追究。
也有也走也坐车的，边走边游山玩水的也有。那都是大学生居多，大人了嘛，男男女女，嘻嘻哈哈，没个正经。我们乡下学生见了气不忿。步行累了，拦车也易，司机都好，摆手就停。如见你没病没灾、偷懒耍赖，司机也不高兴拉。一天，我们在湖北地界汉口以南走。一个小个子学生，平时挺鬼的。这天上午，他说肚子疼。我和几个大一点的同学就替他背着背包。走不多远，他又拉在后面，休息时也没跟上来。中午吃饭时没见人。我急了，问谁见他了？几个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吭声。我知道这里面有名堂，莫非他在后边找个地方住下了？因为我们出发前讲的清：谁坐车，谁就回家！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徒步串联的，又领了补助钱粮。我们不能欺骗毛主席！因此一路走来就没有敢开这个头的。我一再追问之下，几个同学才说了实话：刚才休息时，过去一辆小卧车（北京吉普），有个人朝我们摆摆手，看着像他，也许是早过去了。我说：是吗？再等他一会儿。再不来，我们就走。他要真坐了车，轻饶不了他！两天之后，我们在湖北南部的崇阳还是通城才见到他。他一见我们，就像见了亲娘似的，直哭。问了半天，才说是一个大官见他走不动了，叫他坐的，又是送到医院里看病。我想你们，怕你们丢下我，我就从医院里跑出来，各处打听。两天啦，我都急坏了，哭了几回了。你们咋才来呀？咦？他还怪上我们了！我说：你再坐两个钟头，我们就回去见啦。他不哭了。我也没再说他。
还有一次，一天的下午，快到平江县城的时候。下起了雨，一开始还滴滴答答，后来就下急了。也没处遮风避雨。一辆一辆客车从我们身边慢慢开过，司机还喊我们，维护公路的也劝我们。我就说：特殊情况，同学们就坐一次车吧。三十多个人呢，一辆车拉一些，最后还剩下五六个。维修公路的还站在路当中拦车。我说，还有七八里，我们走吧，就让我们几个保持个不坐车的记录吧！
我们一天一般走七八十里，上午下午各走三四十里。如早晨起来就走，一天能走八九十里。但这样走了几次，吃饭不好办。早晨走了十几、二十几里路，饥肠辘辘，到哪里吃饭也不能及时。刚进入河南地界，就碰上这么一回。一大早爬起来就走，到八九点钟，要吃饭啦，一个公社接待站，忽喇喇进来三十多口子，公社食堂才十几个人吃饭，只好分下去。什么学校、邮电、银行、工商管理……一个地方五六个，结果一顿饭吃到十点多。有的食堂行，有的还不行。我去的小学，那个做饭的大概是个对红卫兵不满的人吧，脸上没有笑，也不说话，慢条斯理。和面，切面条，我以为喝面条呢，谁知他又切了两棵大白菜，都倒进锅里。一人一碗端起来吃的时候，只见白菜不见面条，热的烫嘴，扒不到嘴里去。我们一个个急出汗，也没吃到嘴里什么东西！他却蹲在一边抽他的旱烟袋。临走一人收半斤粮票一角钱！气的我心里直骂：什么态度！我们可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是急着赶路，真想跟他理论理论！
一开头走了三五天，连路也不好好走，也不会走远路，紧一阵慢一阵，蹦蹦跳跳，东倒西歪，脚都打泡了。于是烫脚、洗脚，接待站一般都准备热水。站里的工作人员教给我们如何挑泡。从此大家才懂得了走路，路长着呢，得有耐心，匀速前进。还有，就是再累再乏也要用热水洗脚、泡脚，可解乏啦。过了这一关，走路就不常打泡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热情与单纯，真的感人。你说谢谢，可人家乐呵呵地说“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到我们这里来串联，我们好好为你们服务，是应该的”。当时大都如此，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一张张真诚的笑脸，感受到父母亲人一般的热情与关心。


我的一九六七（三）

苏鲁边河
徒步串联之住
再说住。因为我们带着被子，住就比较简单，百分之八十以上打地铺，铺草，草上面是席子。武汉、长沙这样的大城市也如此。我们自带被子，很好安排，不带被子的难安排。我们一路人多，就拣大的接待站住。这得提前一天问好了，不然就麻烦。住处由接待站定，往下分，一般住单位：机关、学校；也有零星安排，住到住户家里。进入大别山，湖北湖南山区，也是如此。地广人稀，找个住处不容易。
住宿最难最挤的是韶山。我们去韶山就难，住更难。从长沙出发，说是走小路、走快点，一天能到。我们信了。一出门就下大雪，那一会儿雪真大，白茫茫，阴沉沉。在湘江过轮渡时下得最紧。我把手中的一把刚买的雨伞主动借给了一个山西的红卫兵，说是也去韶山，我说那就韶山再见吧。出了长沙，成千上万的人慢慢拉开了矩离，人如长蛇阵，婉延曲折，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奔向韶山。近中午，羊肠小路上又添了一队，从韶山返回的，一个个疲惫不堪的。问还有多远，都是说“快了”，笑一笑就走了。走到傍晚，是一个大一点的接待站，是道林吧，问一问还有多远，说还有四十里。我的天！这走不成了。住下吧。一问，没门。接待站门里门外站了一片，都是想住的，早没地方了，人还不断往这里集中。住不下，只好走。不就四十里吗？半夜也就到了。有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老师模样的人，喊了一声：走吧！一挥手，一二十个人就走了。据说是北京来的。我们一伙子在快到长沙时分成了两队，因为见到了中央停止串联的通知，我怕生变，急着往前赶，一些学生泄了气，就想：反正不让串联了，不必急着走。我先走了，说，你们慢慢跟上吧。我这一队八个人。我们犹豫了一会儿，也跟着走了。还有一伙子其它地方的，很无奈，随大流吧，也走了。
可是太盲目啦！漆黑一团，往哪儿走？往回返的人也没了。走着走着迷了路，就往有灯光、有狗叫的地方找人打听。大冬天呀，叫半天叫不出人，好不容易有个人，说话又听不懂。夜深天寒，又饥又累，几个人去问路，剩下的就东倒西歪、躺下来啦。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呀，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不知是哪一位懂行，就急了：不能睡！也别停下！跺跺脚！不然一下子就感冒啦。大家都互相关心，注意前后的人，别掉队！太冷了，半夜三更丢下一个，山沟沟里，就活不了啦！又走又迷路。这次下了决心，要找一个带路的。巧啦，找了一个新婚青年。他听懂我们的问话，大吃一惊：你们去韶山，怎么跑这里来了？这里是去湘潭呀。这里离韶山还有四五十里呢。走了二三十里，还有四五十里。大家一听都泄了气。可没地方住呀，又不敢停下。只得走。好在那青年真好，答应给我们带队，送我们到公路上，说这里离湘潭到韶山的公路还有十几里。一说快到公路，我们又看到希望，来了精神，加快了脚步，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踉踉跄跄，跟着向导走。一会儿，向导说：看见前面的亮光吗，那就是公路。到了公路，就好说了。我们一帮人直谢他，弄的他怪不好意思。告别了向导，我们就向灯光跑去。看见了大公路，又见到了在大公路上的一帮一伙的怀着和我们一样的心情昼夜兼程到韶山朝圣的人们，我们一个个也活过来了，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又唱又叫，撒着欢向前跑！
又走了好一会儿，见有一片灯光，以为韶山到了呢。一问不是，是一个接待站。进去一打听，韶山还有八九里，但晚上不接待。只好往这里。可一个值班的女的说没地方住了，很无奈，可也没赶我们。屋里暖烘烘的，鞋上的冻泥也化了。我们也觉出来乏了，就往地下一坐，靠墙躺下啦，一会儿就睡着了。朦胧中听一个男人和那女的说话：怎么这里还这么多人？没地方？想办法呀。叫他们起来。走一夜路，在水泥地上躺着，到天亮还有几个钟头呢，不出毛病才怪呢。起来！快起来！我们就起来，见一穿军大衣的魁梧男子正站在灯下：跟我走，找地方睡去。真是没地方啦。都是很宽敞的单间房，一间四张床，一床睡两个。两张床中间再打地铺，一个地铺一床大被，能盖住四个人。他的办法就是掀开大被子，不满四个的就再往里塞。这样挨个房间查找，最后剩下我一个。他领我到一个房间，说，你等等，我抱床被子去。你就到床下面睡一会吧。我就这样裹在一个大被子里，睡了。天明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又塞进来一个。
在韶山，登记后分配住在一个老百姓家。八个人两床被，里外三新全是白。韶山一周都是接待站，全是这样的大被子。唐玄宗李隆基为体现手足情、兄弟同床大被，“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意今日竟在韶山变成现实！一个中年妇女领着我们，她很高兴。我问：五九年毛主席回来，你见着了么？她点点头，还伸出手比划了个握手的姿势。我说：还握手啦！她笑了。


我的一九六七（四）

苏鲁边河
徒步串联之吃
再说吃。吃也简单，吃饱就行。每天跑路，吃不饱也跑不动。可出来没几天，就吃不饱。定量。农村没吃的时候，吃野菜、喝稀粥或是清淡寡味的菜汤，也是喝饱管够，干的不够稀的凑，干稀搭配，就是常说的吃个水饱，一走路肚里稀里晃荡。可出外了，稀饭也不够，学生自己带点粮票，就再买点。买也得大休息、在一个大点的有饭店的地方住下，才能买。接待站里一份就是一份。一开始我还管着，路远着呢，日子长着呢，吃光喝净，怎么往前走？后来见学生就是饿，也不忍心再管啦，我又不是不知道挨饿的滋味。可也怪了：不管了，学生私下买吃的也少了。原来也有个饮食习惯，也就是少几口。在家吃好吃歹吃得肚皮鼓才叫吃饱，出外一天一斤半细粮，也差不多少，而且一天两顿有熟菜，油水也比家里大。但几个身材高一些的同学确也吃不饱。山东河南地界里都吃面食，进入湖北就以米饭为主了。北方人又吃不惯，吃的慢，吃不饱。过了一些日子也就罢了。大都是细粮，粗粮少。
到了河南新蔡县，靠近湖北吧，也种水稻。那年也许是歉收，米饭里掺一块一块的地瓜干。饭是足着吃，可有的就公然把地瓜干从碗里扒拉到地上。这也太可恶了！这一下闯了祸了，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山东临沂的。一听是临沂的，忽啦啦围上来十几个。你是临沂哪里的，他又说不出。那些真的来自临沂的火了：你这个东西，刚出家门就敢丢临沂的人！别说临沂，山东也没你这号孬种！工作人员怕打起来，就把那个家伙拉走了。
在武汉，我们住在汉口市粮食局的楼上，吃饭在隔一条街的食堂。食堂很大，吃饭的也多。发餐证，早餐有馒头，又大又白，可是太暄了，一抓到手里就没了。中餐晚餐就是一碗米饭、一盘青菜，有时也有点肉。那时传的周总理与学生一起吃饭，还把剩菜用开水冲冲喝，还自己刷碗。我们每到一处，也抢着自己洗刷碗筷。可这一回居然从热水池里捞出半碗、半大碗的白米饭！有的整整一碗米饭没动一筷子，就扔进了洗碗池！原来有的人嘴头子馋，想多吃菜、少吃饭，就买两份，吃一碗饭、半碗饭、两盘菜，另一碗或半碗饭用盘子在盛米饭的碗上面一扣，就往洗碗池的热水里一摁，扭头就走了。红卫兵怎么能干这么伤天害理的事？可天南海北的都有，大都不认识，抓谁去？于是就贴大字报：“正告一小撮……”此后，浪费粮食的就少多了。
过了武汉再往南走，吃饭就一个模式：就是一人一个钵或叫盆，圆筒形，敞口，下面是半斤米饭，上面舀上一勺菜。吃饭很省事，再拿一双筷子，站着坐着或者蹲着，一会儿就扒拉完了。去韶山的路上，路两旁有人家就有招徕吃饭的。有大人也有孩子，叫“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
只是那一年的春节过得惨，除夕住在离长沙三四十里的黄花镇（现在建了机场了）。我们农村来的，又都没出过远门，更没在外边过过年，又一个多月没见家里人了，都想家，心里难受，一个个拉长了脸。我心里也不好受。居然一点年夜的景像也没感觉出来。实在没招。又听说步行串联也停了，井岗山人多的挤不动，出事了（有流感？），派去了解放军，云云。这又添了心事。没情绪，没意思，更没盼头，就睡了。住处，有几队串联的开了个联欢会，唱歌跳舞，闹了半夜。第二天连水饺也没吃上，就去长沙了。谁知又下起了雨，挨了淋。到郊区接待站，已淋的水淋淋的了。



我的一九六七（五）

苏鲁边河
徒步串联之所见所闻
再写一点见闻吧。一路所见，自然无奇不有。连县城也没到过的乡下孩子，走了几千里、二十几个县、还有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坐了汽车坐火车，真是见了世面、长了见识，看啥啥新鲜。光说说话吧，一进入河南地界，口音就变了，而且百十里就有很大区别，但还听得懂；一进大别山，就听不懂别人说的啥，问路用手比划，他们倒是听懂了北方话。风俗人情，因为一直走，仅就耳目所及，也差异很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此言不虚也。
而且一路同行的红卫兵就来自全国各地，说话行事也有不同。记得进入河南没几天，一天晚上往宿，一问，居然是安徽的地盘桐城（现在地图上标的是另一个字）！一群学生正围着接待人员吵闹。我们想办登记也办不成。问了问，原来还是河南的，刚出家门就借吃的！所谓借吃的，就是吃饭不交钱，吃完打借条。不光借吃的，还有借穿的，南方人去了北京，可不得借棉衣服？还有借钱的。理由嘛，真情况、造情况的都有。那时人善良宽厚，出门在外，穷家富路，谁还不兴遇到个难处？帮！何况还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远离家人走四方见世面，更要帮！帮是帮，帐要记。那时的人特认真。一针一线不乱动，一钱一物有去处。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份，中央下令停止了大串联，要帐的帐单就来了。不少红卫兵傻了眼：怎么？不是吃了白吃、拿了白拿、借了白借吗？这伙人一出门就借，一定有诈！我们也气不过，出来干什么来啦！白吃白喝看风景呀！可也没插嘴，不愿惹事。
山东人在外边名声极佳，仗义，打抱不平。这好声誉有时也会闹出笑话。一次，在长沙公园，几个瘦伶仃的南方学生，瞪着眼，小心翼翼地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粗门大嗓地答道：山东人！他们像似倒抽一口冷气，又问：“听说你们那里出响马，是吗？”我们就绷着脸，骗他：“可不是。”他们又说：“那你们教我们打拳吧？”我们说没功夫。我们的一个班长忽然蹲了个马步，大叫一声：“嗨！”那几个人退了几步，一脸疑惑地走了。这伙子一定是看武侠小说看迷糊了。
农村形势，还没有好过山东的。河南与山东交界处是黄河故道，著名黄泛区，又值冬日，荒凉，沙地，碱地，白花花的；也穷。商丘往南，也好不到哪里去。进入大别山区，崇山峻岭，深山老林，人似乎又有点野，感觉如此。参观了鄂豫皖根据地，还有董必武题字的当年苏维埃办的“列宁小学”。还翻山越岭爬了几个小时，到一个深山里参观了中共地下县委办公室，就是三块巨石支撑着的只有十几个平方的连风雨也难遮挡的山洞。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大失所望，听了当地人一讲当年环境恶劣艰苦，才又肃然起敬。革命就是不容易呀！
湖北湖南山多。山上松树多，湖南（当然是北部了，再往南往西肯定更好）好一点，山上有竹子。深冬时节，仍是绿满山。走上去，阴森森的，凉丝丝的。有砍伐竹子的，竹子倒下，又砸在别的竹子上，竹枝被一个个压断的声音，真叫清脆，好听。还有水牛脖子上的铃当，从竹林深处幽幽地传出，挺神秘，也悦耳。偶尔见几个人把捆住的三五棵竹子拖出去，拖到公路边。山多高水多高。山涧流水来无影去无踪，只闻流水淙淙响声，更增加了山高竹密的寂静。毕竟是山里人，砍柴、担柴的不甚稀罕。到湖南，快到春节啦，担一担柴赶集的也多有。山村里树枝上还挂上了一块块的猪肉。是风干，还是做的腊肉？
城里与农村就是两重天啦：城里人精神，匆匆忙忙，城里人让我们从山东乡村走出去的孩子看来，都很羡慕了。至少通电，有汽车、商店多、又有电影院，人来车往，花花绿绿。人家过的啥日子、啥社会？这些，当时的公社所在地也没法相比，更不必说一个普通乡村。武汉长沙更繁华，楼房成了片，马路织成网，街上哪天不是熙来攘往？公共汽车总是挤的满满的。
记得到武汉那一天，在市东北郊区的接待站登记，分到汉口市粮食局，又发一张纸条告诉坐几路车、如何换车。清楚周到，关心备至。我把学生一批一批送上车，也拖着一根三四米长的竹竿裹着一面大红旗上了车。可该下车了，下不来，上车的多，司机又不敢多停。我只好坐到终点站才下来。下来了，又上不去车，干脆就扛着红旗在大街上走。正是下午五六点钟，下班人多，我还成了他们眼中的一景。一个人过来问我，我说了到那里去。他说：远着哪，天明能走到就不错。他说：一根竹竿哪里买不到？我想：到了南方了，一只竹竿应该不难买，就扔了。又坐车，下了车，见我那可怜的学生都还在街面上蹲着呢。一问，还哭了：不敢动，说，几个同学找你去了，还没回来。
因坐公共汽车，与市民发生矛盾，农村人不知道啥叫乘车高峰，越是上下班、越人多越挤，越是争着上车。好玩呗，热闹呗。市民发急，报纸也呼吁。到长江大桥，来回走过好几趟。宽阔的江面，滚滚东流水，一桥飞架南北，壮观，雄伟。一时胸中激荡，顿生感慨无限。见了长江，以后再看了黄河，也不虚此生了！花五分还是一角，乘了桥头上的电梯，有十一二层吧？真是开了眼见了世面啦，连电梯都坐上了呀！上上下下，坐了好几趟。还有汉口到武昌的轮渡，也有事没事一趟一趟坐。长江那水叫清，连水里的鱼也看得见。不到二十年，一九八五年盛夏，我在南京中转车，天刚亮，我就乘车去看南京市长江大桥。这是我第一次见南京长江大桥，桥己不象样，栏竿上刻满了字，桥头有电梯，还没人开。那浩浩荡荡的一江黄水，更叫人失望。怪不得《人民日报》都登了漫画：长江与黄河的对话：黄河呼叫长江：长江，长江，我是黄河！长江回应：黄河！黄河！我也是黄河！世人趋利，岁月无情，长江无奈，为之变色！长江也变成了泥沙俱下的黄河。（枯水季节好一些？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初游三峡，还能见到清澈的江水）到了武汉，学生的兴趣就是坐车、逛马路、进商店、看动物……有几个好迷路的，竟然连大门也不出，怕回不来，怕撞车，怕……
我就想往武昌跑，大学都在那里。看大字报、看人家批什么，看北京来电，看中央首长讲话，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有一次记得正在汉口某条街上走，忽听大喇叭震耳欲聋：夏菊花呀，夏菊花！一朵红花变黑花！原来是游斗夏菊花！三四辆大卡车，一辆开道，装着多少扩音器！第二辆就站着夏菊花，穿着黑衣服，一边一个人抓着她。后面还有两辆车。夏菊花是武汉杂技团名演员，顶碗是一绝，六五年吧，宣传她，《人民日报》上登了文章，题目就是“一朵红花”，大概是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写的吧。全国闻名。夏是名人，大约武汉人也难得一见，一时人如潮涌，争睹夏菊花的芳容！那一段游斗正盛，把各类“……分子”们集中起来，挂牌游街。有几个监督的。可一开始还当回事，被游了街的，头也不敢抬，威风扫地。一个牌子挂在脖子上，什么样有权威有派头的人也塌了架。比《水浒》里狱卒对付新来犯人的杀威棒厉害百倍。后来游斗的人多了，次数也多了，主持其事的人也懈怠了。没人管，他们倒成了逛大街的，东瞧瞧，西望望，有说有笑，还敢与熟人打招呼。两手托着黑牌子，脖子不受罪了。摘下来挟在胳子窝里的也有。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刚从哪里开会领了些奖牌牌回来呢。谁游斗了谁？后来游斗就少了。
还参加了一次夺权大会，也是在武昌，人很少，稀稀啦啦，松松答答，不像那么回事。“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体学押上来！”两个人拧着张的胳膊，又薅着头发，推推搡操拥上台。王任重上调北京后，曾任省长的张体学就是一把手了吧？批，念宣言、致敬电，散会。第二天也没见报。传说是假夺权。保省委的一派演假夺权的双簧戏呢！上海刚夺了权，还成了上海人民公社。我买了不少报，也各处要了不少传单，都让我寄回家去了。因那几天天热，大家把棉裤也寄走了。
在长沙，“湘江风雷”正受难，说是被镇压了，云云。一会儿一个中央来电，一会儿一个中央首长指示。大街上辩论的，开着车，用高音喇叭打“语录”仗的：“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出不要脸的话来，某某派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在长沙，还逛了橘子洲。我自己去的。冬日的湘江也清澈见底，橘子洲上就冷落的多了。有纪念的诗词碑？有语录牌？有几个石凳？仅此而已？完全没有《沁园春?长沙》写的美，意境也难体察。来的一拨一拨的都是红卫兵，转一转也就走了。参观了第一师范，也就是一所规范的学校。三十年后重游故地，这两处都旧貌变新颜，很有看头了。应该说，被指为搞个人崇拜的昨天，远没有今天怀念毛泽东热潮之中纪念毛主席的规模大。还去了清水塘自修大学旧址，抄来一些别处见不到的说明文字。
还在武汉，在武昌桥头下面见了毛主席像章市场。当然，先是从报上见到的，说是不严肃，要取缔。那时佩戴毛主席像章正热，一直热到“九大”闭幕，上边有精神说不提倡戴，就不戴了。但周总理一直戴着，直到他去世。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即便是在这些小事上也见得真诚与执着，不跟风，不摇摆。最热的时候也是交易最火的时候。交换互通有无，也可出钱买。我的一个同学T就搞到一大批像章，回到学校还吹，可就是不让看。我后来也搜集了一些，别了整整一大块毛巾，送人了，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当时最珍贵的是韶山纪念章，长方形的。除非亲去韶山，凭介绍信按人头购买，别无门路得到。韶山就买纪念章的地方（和登记同时进行吧。）人多，成千上万。好像是在空地上临时搭建的大棚子。地下一片泥泞。有好几个窗口。排队。一条条长蛇阵，费时很多。参观故居，还有纪念馆，花的时间就少了。排了二三个小时，才到得窗口，又说没有了，以后寄去。寄就寄呗。还真寄去了，一只牛皮纸信封，装30多枚纪念章，汽车拉、火车装、自行车送，二三千里路，一个不少！连一卷一筒的传单也如数寄到，而且一律免费。如此诚信，如此热情，如此有责任，你不能不感动，更不能不怀念。
说说返程。到了长沙，见了中央的布告，说时疫流行，说几个主要纪念地人满为患，说暂时停止串联，说春暖花开时再串联。串联看来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也想不开，也挺失望，又虑着学校里的几亩实验田没人收拾、早已萌生异心、现在让返乡正中下怀、归心一下子变成了弦上的箭！不管怎样，你得服从，听中央安排。原先还说停课半年闹革命呢，半年早过了。中央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再说下一步。到了三四月份，又提复课闹革命啦。反正是中央叫怎么办就怎么办、中央叫干啥就干啥，你不能按你的想法想干啥就干啥。叫你串联你就串联。出门串联，天大的好事，你不出来、你亏了不说、你还落了个不响应号召的名；如今中央又不让串联了，免费让你返乡回校，你愣不听还到处跑、你就顶了干扰中央的统一部署的大罪名了。走吧。回家吧。回家过十五去！
返回就得坐车，坐火车。先持介绍信办车票，排了两天队，才给签上字，多少人，限几日，乘某某次，到达某地。印章是长沙铁路分局。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到郑州下车，倒到徐州，再倒到地区所在地，就算到家了。车上人挤，没座位，地上，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里，见缝插针，有个立足之地还算幸运，想挪动挪动就难啦。车走的也慢，老停，一停下就没个准儿。车上好家也没有列车员。上车下车就从窗户爬进爬出。
在郑州中转车待了大半夜，就在候车室游逛。烧着个大炉子，一周围了一些人。一个中年军人正训斥身边的几个人：农民就要好好种地，跑出来干什么？跑出来地不荒啦！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要饭？新社会还逃荒要饭，不光荣，丢共产党的人！受灾了不是有救济吗？在家也要生产自救吗？到处跑，给社会主义抹黑！别跑了。回去吧。回去安心生产，有难处找当地政府……几个农民很是不好意思，一直蹲着的双脚还直挪动，红着脸搭讪着，嘴里答应着“是是是”。我听着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好像挨训的就是我。军人在我心里是高大可亲可敬的，可那个披着大衣坐在连椅上的军人，我再也不愿看他一眼。某些人怎么在任何场合下如此放肆地居高临下教训人呢？怎么一换了装、变了身份就不打算同农民们平等了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我的一九六七（六)

苏鲁边河
到终点站是清晨，坐车二三天，累了，又住进了接待站。还下了一阵急雨。这一天大概就是十五吧。睡了足足有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早已按捺不住的学生就撒了欢地往家奔，这里到家还有五六十里吧，这地面他们很熟了。本来大家要我坐车回家的，我想，我把他们带出来的，我还是把他们送回家才好。我同他们一块回了学校所在地。
当晚，我住进了中心小学，一位上一届的学长、也是我哥哥的同班同学L正在那里教书，我就睡在他床上。一夜香甜沉酣的觉！醒来，同学S正站在床前。L也在，L说：S已来叫了一次了。见你还睡着，就走了。我就赶忙起来了。盛情难却啊，只好跟着S同学到了她家。在这里教了二三个月的课，连同学家的门也没进。这一次不仅衣着不整，而且大年节下连斤点心也没带。我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愧疚难耐。那时就怎么这么不懂事啊！那时手里还真不缺钱！我后来就想：同学都回校了，S为什么那时还没回校呢？她的爸爸S老师及她的弟弟不也是在学校了么？我真是辜负了老同学的一片深心厚意啊！
当天有人传话，说县里财政局这几天就打听你们回来了没有，一会可能来人。不一会儿，还真来了人，说结账。他们可能早算好了。就按他们写的，领了多少，应支出多少，归还多少，签了字，就如数将剩余的钱粮交出去了。谁知这下子背了黑锅！这里边的账不是这么算的！我一时让他们弄懵了。一些宣传、杂费及医疗，开头就花了，以后就少花或不花了，如制作大旗、印发传单、买常用药品等等。生活补助一开始也用的超标，更应考虑周全。他们按日子计算应该剩余的补贴，就不合理了。一些同学在我这里存着的钱就一下子搭进去了！这是半个月后才发觉的，学生从农中捎信问剩的钱，我才知道坏了醋！问县里，县里己入了账。而且又大张旗鼓地追讨外出学生在各地的借款借物，甚是急迫，气氛也不对。我没任何收入，一共二三十块钱，我也垫不上。我也说不清了。一下子背了包袱。有人替我解释，多数学生也就释然了（最多也就二三元钱），只有一个学生，是那时的典型的自私自利的“够头干”，不依不饶，一年后见了我还要算账！唉，这么大好的徒步串联，终生难忘，因一时粗心，竟留下了这么个不痛快的记忆，真是太不应该了！
先回了家，见了父母。老人见我回来了，也胖了，很高兴。母亲说：你哥过了年回的家，一直等你；后来学校来电报催他，他又等了一天，昨儿刚走了。你说巧不巧？同三哥两年没见了，确实想念。文革一起，脑子里装了太多的问题，也想一吐为快！没见到很是遗憾，可也没办法。学校里啥情形，离开了两个月，也断了音信。还是快到学校里看看吧。
学校里的人都在。外出串联的也大都回来了，我算是回来比较晚的。学校里山头林立，教室成了红卫兵组织的办公室兼宿舍。我们班分成两个组织，一个多数，班干部、团员、积极分子、老实人多；一个少数，学习好的多、刺头多，出身不好、家庭有点复杂、本人有点毛病的，也都在。这种多数、少数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六七年下半年，少数变成了多数，原来多数中的老实人先投奔过来，后来班干部也有靠过来的，但心还不是一条心，少数还是原来的少数，多数还是原来的多数。两个组织当时也没闹什么纠纷，还没打派仗。我从感情上比较接近少数，同学三年，能在一起说个知心话、接触比较多的，也就这些。到了他们的办公室，他们不拿我当外人，大概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也说了说学校的现状。至于班内怎么分成两个组织，他们说，你置身事外，最好别介入，先听一听看一看再说。你最好住到那一边去。我一想，也有道理：我不知内情，又何必一头扎到一边呢。于是就住到另一个组织，也是热热乎乎、问寒问暖，可什么事总又回避你、疏远你，咬耳朵说话，我就烦了。这样过了几天，我两边走走、坐坐，没表态。他们就有点沉不住气啦，大概是人多势众，有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说话就带刺，也就是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吧。把我当成了暗探、卧底，“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也敏感，也纳闷：文革至今，同学之间并没什么言语冲突，我又有两个多月在外串联，是不是自己人，也该考察考察，也得有些时日。为什么这么急不可待、就一下子认定不是你们的人了呢？但他们就认定了。就下了决心啦。一天，贴出了一张公告，说把某某从某红卫兵开除。特此公告。笑话！我又没加入你的组织，你开除什么！不过，他一纸公告，就等于不再让我进他们的办公室，当然，住在那里更不行。有什么办法呢？相煎忒急！你就快卷铺盖走人吧。
到校不久，在学校开了一个大会，全体革命师生参加，是武装部的一位部长讲话。更多的内容不记得，只记得讲了红卫兵到外边串联借钱借衣物，还买尼龙袜子穿，不象话！讲的很严厉，训人的。二月逆流么，流到我们那里，我以为就是召开了这么一个会。县里抓人了吗？强迫解散哪个群众组织了吗？不知道，好像没有。从全国范围讲，抓人，解散组织，不少。青海的军区司令赵永夫还下令开了枪呢！
说起这位部长，还有一个笑话。一九六六年底红卫兵开进招待所，不久又搬到了县委、人委办公大院。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武装部派了一位干事和其他几个人也驻进招待所。这位干事正与招待所的一位漂亮的服务员热恋，两个人在大门口传达室的套间里谈（是谈。还是别用幽会这个字眼吧）。外边一位中年妇女是红娘吧，反正知情。我们的几个学生看出了端倪，到传达室起哄。中年妇女一开始笑，与之周旋；后来就恼，往外赶这些浑小子。这些好奇心特强的哥们就变换了战术，几个人在传达室胡聊，转移“望风”妇女的注意力，另一些人就从套间外门的上边的窗子往里看，居然一点动静没闹出来。里边，一男一女放心大胆地卿卿我我，那一幕幕尽收几个哥们的眼底，今天的话就是大饱艳福。一伙子轮着来，看个够。他们真也***挺得住！几个哥们回去就在宿舍“回放”：如何拥抱，如何亲吻，如何抚摸，如何激动，如何泪流满面……一连看了几天！白天他们见了女服务员，一个个眼神都怪怪的，女的心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头一低就走了；那当兵的见几个痞孩子鬼鬼祟祟，却一脸茫然。一天，部长来到招待所传达室，见有人耍贫，就训斥几个学生，别流里流气的，也是接近爱护红卫兵呗，那时也没分这一派那一派，还没什么成见。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就半真不假地告了一状：还说我们呢，你的部下……这种近似恶作剧的告状很快奏效，后来那位干事就没再来招待所。但他俩的美好姻缘是否因此中断不得而知。不至于吧？


我的一九六七（七）

苏鲁边河
二月逆流了。在长沙就有人吆喝中央出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怎么产生的？大闹怀仁堂是果不是因。大城市早就分两派了，两派对立严重，冲突不断。于是军队奉由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军委八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介入支左，但奉命支左（也就是支持造反派）的几乎无一例外的支持了保守派或曰保皇派，压制或镇压了造反派，这大概是当时江青讲的话。短短一个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变，革命造反派被抓被压，严重受挫，革命转入低潮。四月份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中央文革给军以上领导上课，就是讲什么新形势新任务要立新功，要他们转弯子么。造反派的某些头头“二进宫”就是这时候。这是为什么？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文革动因，依靠谁，这样的向题；还有利益集团，社会基础，这些问题。解放后也有依靠谁的问题，也是明确的。但被依靠的阶级、力量，也有左中右；党员团员也有先进落后之分。再具体一点，还有核心层、骨干、积极分子。从上到下，上到中央省地县，下到最基层的一个党委、一个党支部、团支部、一个学生班级、部队的营连排班，都有信任谁依靠谁的问题，都有自己的骨干积极分子依靠对象。排队摸底找骨干，大白菜去帮才见心。刘震云的小说《新兵连》，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就是当骨干。当了骨干，这次当，下次当，老当，就能入党。当骨干不能自己说了算，一个班的骨干班长说了算。当了党员，党员还分出好歹呢。好了提干。当了干部还得提升，也得先进入后备军，第几第几梯队。你是工人，你以为你就是领导阶级、依靠对象啦？别做梦啦！工人还有落后分子！叫你监督着右派劳动，你就是骨干被依靠了？还有背后监督你的呢！好发牢骚，提个意见什么的，都记着你的账呢。有人惦记着你哪！你以为你有一招，离不开你，我还偏不用你！“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里三层，外三层。你就是那最外边一层的外皮！骨干是什么标准？谁来定？公开的或不太公开的标准，五条六条，八条十条，都有；德才兼备不是更常听到？一到实际执行中，简单地说，直接领导、顶头上司认为老实听话的就行。积极肯干，共产党的活，谁不积极肯干？关键是会干，出力讨好，干了活还不得罪人。只要你想明白了，你千万别标榜什么事业心、大局、献身、为人民服务，你就是给头头干的，就是给头头打短工、扛长活咧，头头就熨贴、就高兴了。头头一高兴，啥就有了，啥就好办啦。你也就一通百通，干到点子上了。等因奉此，按部就班，有权有理，领导高明。老成持重，逢人只说三分话（多半还是假的），未可全抛一片心，坚决实行林彪副帅的“三不”：不批评、不建言、不报坏消息（报喜不报忧）。刺头，好发杈，顶顶撞撞，锋芒毕露，想远的、出新的、脱颖而出，必定付出代价，那就没个人的好果子吃，北京俗语叫“不得烟儿抽”。妙极。儒家讲孝道，“孝顺”二字据说更要落实到“顺”字上。尽孝重要，顺从更重要。这些都载入了无字官书，一条一条写得清。没得悟性、不入官场混个油尽灯灭、棱角磨光，你是不得其门而入、学不来的。
有人分析文革与五七年反右之异同，认为五七年的右派相当一部分与文革之初的造反派一脉相承，我部分认同这个观点。五七年挺身而出给党（具体的说就是自己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某某某，真正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共的是少数）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这里边有几个一贯是单位的顺民、良民、骨干、依靠对象、惯于拿着鸡毛当令箭、领导鞍前马后屁颠屁颠、笑逐颜开的那种？还不是有才干敢说敢为又敢当的刺头多。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多数如此，是不差的。事到临头，关键时刻，领导认定的骨干、依靠力量、积极分子怎么就不积极响应号召了呢？其实，他们早就认定了一条理，坚决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和一把手、顶头上司保持一致。文革声势这么大，毛主席亲自发动，炮轰火烧来势汹汹，他们又一次装聋作哑。斗老师，干，批学术权威，干，整地富反坏右，也干，破“四旧”抄家，先下手为强，一马当先。但矛头一指向单位的当权派，脸就拉长了。文革之初，北京“西纠”，后来又有“联动”，他们闹的动静大，那路子还不是一条路子？只是他们斗校长也干，斗区委、市委书记也干，矛头再往上，动了他的老子，反对他的台柱子，就不干了。老子今天不跟你干了！凡是读过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谭力夫讲演稿的，都明白反动的血统论是谁人鼓吹的、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到自已爹老子娘老子身上有多疼！历年训练有的骨干积极分子，一开始保当权派保的多么坚决，而后大势所趋之下宁可当变色龙，也不改保当权派的本色，苦肉计、双簧戏、孙悟空往牛魔王肚子里钻，演得多么逼真！
当时中央宣布：一级党组织及一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无权代表党、反他们并不是反党。这是党中央的声音啊！他们仍然是一保到底。他们火眼金睛已将文革看穿看透，还是当时的当权派从上到小大大小小都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廉洁公道、都美得不得了了？都不是。受冲击的人，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的各级党委及其负责人也不会全正确，百分之一二三以至百分之十的有这样那样比较严重的问题（贪图享乐革命意志衰退、官僚主义严重脱离人民、作风专制搞独立王国、没有继续革命的思想准备、对党的阶级路线不满阶级立场不稳，等等）总不为过吧？但当时没有一个党组织受冲击时没有人来保的，都有人、都有积极分子骨干来救驾保驾。这又是为什么？你可以找出一千条一万条理由（诸如党的威信、党支部支部书记就是党、五七年的教训、当权派的煽动、对运动不理解、对日常状态下的非骨干非积极分子在非常时期的积极表现产生逆反心理，你造我保、你革我反，等等，等等）。但中共成了执政党、而执政党既有为人民服务的职责与光荣，又有特权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好处、这好处不管你要不要、捞不捞、讨厌还是喜欢，总是个客观存在，这“好处”对相当多的人的吸引力、凝聚力、无形的号召力，逐渐超过以至压倒信仰理想的号召力。有的人讲理想有信仰，但也有个人想法，懂官场规矩、投领导所好，不想当官也是当官的料，想当官就察颜观色、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顺着竿子上去了。有的人认死理，不买账，光知道干活，不会见人下菜碟儿，上下左右就缺上头无人待见，无人提携。要命的是，时不时穿个玻璃小鞋、弄一身半湿不干的布衫子，叫你难受说不出。人之常情。中国人都明戏。正邪两股气，黑白两条道。历来就有。共产党亦难免俗。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是真的，但并不是他认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错的，如同后来中央否定文革时下的判断那样，而是革命触及了他赞同他受益的体制，他是正滋润着的既得利益者。这样一个原因是很重要的、主要的、以至最重要的，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
著名学者、毕业于北大的周国平在他的新著《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提到：北京学生的分派相当复杂，受各种势力和因素的影响。越到后来就越是如此。就早期而言，一个重要因素是与现行教育体制的关系。大致说来，保守派的中坚是这一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造反派的头目和骨干则往往是一些被称作痞子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是另类。他们有较多的独立思考精神，对于旧教育体制相当抵触，往往被党团组织排除在外，处在比较受压抑的地位。因此，他们的造反包含了某种反传统的成分。
举几个小小的例。一九六三年夏，初中毕业，L同学报了高中，分数不够，但却上了她根本没报的一个比较好的中专，她的哥哥据说与校长素有交情。而另一位C同学报了别处的高中，却被母校录取，意思是好生源不能外流。一九六五年前一年的秋天上高二，班上两个同学说走就走了，上了省城干校，什么农转非，提干，一次解决了。据传两人都有家庭背景，家长至少与校长私下有交情。这类事体，今天已不算什么，人们也早已见怪不怪了。但它的性质仍说明特权一直存在。原则之上有例外。你拥有一定的权力，私事，原则政策以外，想办就可能办到。这种做法那时是很少，一般老百姓难得闻知。但他们的顶头上司有时也会大吃大喝以至贪占，他们也是知道的。老百姓认命，老百姓宽容的很。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也是。远没坏到今天这种程度，更不是冬天的西北风铺天盖地。但特权有。“走后门”成了不正之风，那已是文革后期的事。文革前及文革中的一段时光，尤其是五七年以前，这些年代的党风够理想化了，但也有阴影污点，不然，发动文革就没必要了。毛主席是折苗头、反倾向的大师，慧眼独具，早知“风起于青苹之末”。毛主席对特权是警惕的。从他提出“六不怕”，做现代的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敢于造反”，“造反有理”，“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服从，而应当坚决抵制”，“要敢于反潮流”“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愿意革命，而一部分共产党员不愿意革命了”等一系列号召主张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党内弥漫的奴性盲从、明哲保身、确保既得利益、不愿继续革命、脱离人民的短视行为、庸俗做法，心知肚明，是特别不屑的。有人说，毛主席是反世俗的大师。诚哉斯言！发动文革，批判走资派、消除特权、清理内部、重组队伍、保持革命的纯洁性和连续性、反修防修，巩固革命政权，砸烂一个旧世界，创建一个新世界，是重要的动因。文革中传出的毛主席讲话，对“老实听话”、“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唯唯诺诺”表示“讨人嫌”。毛主席十分注重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及合乎当时颁布的五条标准（在九评之九《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接班人，就是明证。这样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不是己经培养出来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毛主席的决策、采取的一系到措施己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世界孕育新人，新人创造新世界。我们所在的世界与社会之所以日新月异向前发展，有赖于此。
支左部队，也就是当地驻军，与驻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还是当权派，及其一层又一层保护圈中的骨干积极分子。一脚踏进他们圈里，一屁股坐在他们一边，往耳朵里灌些什么、就听什么信什么，还不坐歪了屁股、站错了队？


我的一九六七（八）

苏鲁边河
四月初，学校也来了军训团，因为中央关于对学生军训的指示更早（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还对天津一个中学以班级为基础实现大联合作了批示，详尽的很，是指示军队应该如何去做的。学生返校，越快越好；搞以班为单位的大联合，共同斗批改，越早越好。同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又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现在可以看出，毛主席党中央急于收束的想法是多么强烈与急切，真是命令一个接着一个。但这个想法也与实际相距太远太远。只要想一想直到一九六八年中北京各大中学仍武斗不断、毛主席不得不出面干预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亲自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训话，派工宣队进驻学校，大学生分配，上山下乡等），就明白联合有多么难，该是多么多么遥远的事情。也有人说军队是支左的来了。都盼着可敬可爱可亲的解放军叔叔站在自己一边呢，"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学校里来了解放军，学生们一个个两眼放光，各个组织都高兴。解放军首长一登台讲话，都拍巴掌。先放林彪讲话（一九六七年三月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听不清，但也知道了"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再就是首长讲话。这是当地驻军某团的政治处主任，很能讲，脱稿。亲切的很，是亲人，是长者，是保护小将的长城！开口就是"红卫兵小将们！你们是天兵天将！这是林副主席讲的！......大快人心！人心大快！"你听那掌声，波涛汹涌一般，一浪高过一浪，淹没一切。后来又一个参谋长，长长的脸，没点笑颜色，又讲，没几句，很镇人。"我们W主任是我们首长。他的话要好好听。"同学一惊，啊？"不听首长的话，我们不答应。坚决不答应！"又是一惊！怎么？主任的话是最高指示？不听还要抓起来？后来明白，他俩演戏呢，一个唱红脸，另一个唱白脸。参谋长又参加了一次有各个学生组织的头头参加的小型会议，脸色更严肃，讲话语气更重，施压，认为几个中学生，还怕你造反。这就是解放军支左的一大悲剧，把红卫兵当成毛孩子，用军队的一套强硬办法施压，泰山压顶，快刀斩乱麻。听了是好同志，不听是另类，抓、关、镇压。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很少不碰钉子的。他们进校，目的明确，实现大联合，复课闹革命。
全国除上海在所谓"一月风暴"里夺了权外，山西（一月十四日）、贵州（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一月三十一日）先后夺权，中央承认。山东省也于二月三日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央也承认。《人民日报》都先后配发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新曙光》、《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胜利的保证》。在三月十日发表的《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又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此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六八年九月），各省市自治区逐步走向联合夺权的道路。
但山东省大联合的基础也不好，造反的群众组织并未联合起来，以山东最有影响的一所大学山大为代表的一派被排除在外。系统性的全省性的造反组织（如后来的模式：工人，农民，红卫兵，文艺界，等。）更未形成。这同样可以看得出中央盼望新局面快快形成的急切心态。县里成立了筹委会，主任是文革前的二把手，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学校呢，近二十个班级，低年级中造反派占的比重较大，领头军是高二的学生。保守一点的、最积极最活跃成了气候的，是高一与初三的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分化？是不是与学生在校时间长短有关系？与学生头头的家庭及社会关系肯定有联系。全校联合比较快，但也草率勉强。比如有一条承认县里筹委会，就难了，县里的原班人马还没怎么批斗，表态亮相都没走走过场，就又一个个官复原职了。谁愿接受这样的事实？没有多少承认的。于是军训团就施压。老路子，老办法，北京的新精神还没传到，第一拨支左的犯的坐歪了屁股的错误又让他们赶上了末班车。军训团就坐镇在高二，啃骨头先啃硬的，解放军惯于打攻坚战么。攻造反派的头头，向头头施压。轮番进攻，地毯式轰炸，急风暴雨、和雨细雨都有，要啥来啥，刚柔兼济，软硬兼施，两手抓两手一样硬，不信你还是炸不开的碉堡！有的头头终于坚持不住，接受了条件，发表声明：承认错误，支持驻军，支持县筹备委员会，响应号召大联合。记得这个头头是一个干部子弟，素质好，有教养，可惜心太软，全无乃父之风。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八路吧，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学校当了个总务主任，当然，他还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看着有点蔫，平素少言寡语，也少见笑脸。可仔细观察，他又有军人的坚毅利索。他做过革命传统报告，相当生动精彩！口语化，全凭记忆，想到那讲到那，讲到那也是感人生动。讲到开心处，放声大笑，全场亦哄笑。说到伤心处，也是泣不成声、老泪纵横！他好像对小说《苦菜花》的原型人物很熟。此前此后听了多少人的报告，这种没稿子的报告常常最能打动人。一些人别看没多少文化知识，可有真情实感，实话实说，没套话废话。而且讲话这可是天赋，你可别不服！曾有多少知识分子拜倒在一些个大老粗脚下，佩服得五体投地，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之外，这口若悬河、雄辩滔滔、东拉西扯又头头是道，大白话里道理深、感情多具有无穷的魅力。真是感染力强，魅力四射，征服人心，摄人魂魄。但文革中他很少出面。
攻下高二，然后就转向高三。我们班让他们费了点劲。办法也是施压。W主任亲自出马，一遍一遍讲，一个一个做工作。说句心里话，真也有耐心，见功夫。一个团政治处主任，官虽不大，可与一班子高中生纠缠，如果不是上级下命令，还真不一定干。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子弟兵，又训练有素，才能做出来。教育方法无非是忆苦思甜，提高觉悟，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培养队伍。对立面人多势众，又有解放军支持，气焰未免太高，盛气总想凌人。对立面非常麻利、非常慷慨地给我们扣了几顶大帽子：毛主席、解放军让大联合，为什么不响应号召呢？无非是"走白专道路"、"有野心"、"想上大学"、"打着红旗反红旗"。后来得知，这几顶大帽子，是"二月逆流"中送给革命造反派专用的，可不是我们班对立面的发明。他们中的几个，我还真看他们不起。一个个少年老成、未老先衰、萎萎缩缩、唯唯诺诺。一年到头，连个响屁也没得一个。我们十几个人心中不服，也委屈，又摸不透大趋势，还以为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闹这一阵、是我们做错了呢。于是就认错呗，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呗。有一回全班开会，军训团来了好几个，W主任也在。我检查没几句，就哭起来。当然不是扮"哀兵"，希图打动什么人，软化对立面。不是。心里太压抑，更委屈。声泪俱下，哭诉抗辩。军训团始料不及，一个个紧张起来，交换眼色，还一个劲儿记。我的战友们事后一再警告我：他们都记下来啦！你说什么，他们就记什么，记得飞快。我开了头，我们的战友你哭我也哭，我们这一派十几个人大放悲声，一个腔调：一下子都成了"走白专道路""野心家""打着红旗反红旗"。自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我们就是响应号召出去串联了几天，别的什么还未来得及干呢，怎么就犯下天大的错误了？分了两派，也没打没闹么？另一派和我们一样，为什么就成了"一贯正确"，就可以以势压人、盛气凌人？他们凭什么？这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须有么！对立面几个心太软的，也哭起来。哭声一片，W主任傻了眼，没招，散会。又把两边的骨干找去开会做工作，不许扣帽子，不能以个人主义干扰大方向，云云。W也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高手，谈自己如何着急、如何听不得你们哭天抹泪。对立面一个头头说：对不起解放军。于是又是哭。W说：这一回眼泪是真的。
慢折腾、紧撮合，不到半个月，一个学校总算联合了。W就得胜回朝、回了县里。一天，我与C同学还去县里找他。他很高兴，热情，谈笑风生，又是招待吃饭。他那厚厚的暖烘烘的手紧紧地握住我们俩的手，一句句"小杨子"、"小曾子"叫得亲切。可又过了一个月，学校大联合散了架，我和C又去见他，想问个究竟，他就冷淡多了，不耐烦，不直接下逐客令，却顾左右而言他。此后就再没见他。八月驻军表态，承认三四月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压制革命小将，大会上也没见他露面。年底，军训团又进校，还是那个团的人，来了十几个人，行事低调。讲话手舞足蹈、神采飞扬的W主任再也没露面。打听呢，他们的部下笑一笑，也没说什么。


我的一九六七（九）

苏鲁边河
联合起来干什么？又不上课。学毛选、学语录，学报纸。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写了“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是倡导红卫兵整风、通过整风加强联合的，上了《人民日报》，也学。又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还格格不入呢，能有多少真诚。实现了所谓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校园里大字报少了，可教室后墙上的小字报多了，而前面大黑板上也有人时不时写上几句足以“诛心”的毛主席语录（故意高声大气念上一段以奉送给对手就更平常了。常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来犯者，只有好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把问题摆到桌面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非常可笑的。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中国人民用来形容某些蠢人的一句话。
这些语录使用频率最高。你有初一，我有十五，刀来枪挡，水来土挡，或者指桑骂槐的话，舌战更是随时随地拉开。总之，谁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谁看谁也不顺眼。把国共停战谈判与中苏论战的招数都用上了：究竟谁放的第一枪？挑起这场争论的是谁？争论一旦开始，争论的范围与时间就由不得你了。战端即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反击侵略就没有什么界限了！誓将争论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奉陪到底！这些话既是从毛选从文件从历史上学来的战略战术，更是反击对手时脱口而出的最为理直气壮不容置辩干脆利索掷地有声让对手脸红筋胀张口结舌哑口无言立马呆若木鸡目瞪口呆尴尬万分的常用语！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身在曹营，心猿意马！挑起一场争论，那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易如反掌！大哄大嗡三六九，小吵小闹天天有！可是大家又都压抑着强忍着，装着笑脸向对手伸出自己的手！
可以想见毛主席对大联合、三结合多么着急，可下面的斗争才刚刚展开，分化仍在进行，真正联合的日子远着呢。以“全国山河一片红”（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为期限的话，毛主席的指示是一年半后才勉勉强强见了效。我们更是一片迷茫，以为文革就这样扫尾了呢。我后来常想：研究评价文革的人们一定要看重这一重要事实，因为以此可以分析出许多关于文革的所谓神秘：文革是有预期的，时间也决不是后来的十年，煞尾就在六七年上半年。毛主席确也说过二三月份见眉目的话。文革到六六年八月份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仅已完全纳入毛主席预定的轨道，而且也实现了文革的部分目标——中央的班子成功调整，接班人也已选定，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主题很鲜明很突出么，就是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革没有结束，但也是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么。冲击省市一级，毛主席似乎也不着急，冲一冲就冲一冲么，毛主席还给当权派打气么。支左出了岔子，老同志反应强烈，当时的说法是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说结束文革结束不了，刹车不灵光了。毛主席的意图到此为止是清清楚楚：结束文革，斗批改，立规矩，上轨道，召开九大与四届人大，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没全面开始或曰掀起高潮。可事实上这些当时并没有发生，而发生的我们经历的几乎都不在预期。林彪出逃，评法反儒，批林批孔，评水浒……有点杂乱无章！毛主席受到了挑战，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就叫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毛主席的注意力一次又一次地被转移。这是不是更多无奈与不得已？
联合起来干了什么？还有就是下乡了一个星期。《人民日报》发社论，动员学生下乡支农，帮助春耕。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查过，记得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文章里有），开首一句就是：“目前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很有感染力。不违农时么！毛主席党中央一直是重视生产的。关于农业，每当农忙季节，《人民日报》就要发社论，动员城里人、学生、部队支援农业，帮助春耕夏收与“三秋”，场面都是轰轰烈烈。那时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军民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何况“十六条”也专门有一条讲了“抓革命，促生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理论如此，指导思想如此，理也很顺了，“思想通，一通百通，干劲倍增”。但是，能不能在实线中达到预期的效果那就另有说法了。
那几天，我被当成了骨干分子，受到重用。有十个同学吧，男男女女，还有一位老师，分到学校附近一个管区，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我带队？种地的事，农民都知道，春耕大忙，他们感受最深。那时他们还没搞文革呢，该干啥还干啥，还用得着我们宣传？种地吃饭，纳粮完税，农民的老章程还用我们教？但还是照要求办。找大队小队干部，十一个人分到几个村子，了解情况、春耕进度，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还有关怀，宣传上级精神任务。一天晚上，还演了节目，班主任W老师带着学校的宣传队去了。周围三里五乡的百姓来了，黑压压一大片。灯火通明之下，我宣讲当前形势与任务，然后看节目。高潮已过，任务完成，胜利返校。


我的一九六七（十）

苏鲁边河
从三月起，四月底五月初，形势在变，由上而下，波及全国。说是批了二月逆流，军队也掉转方向，抓错的放，勒令解散的群众组织又恢复起来。反正热闹激烈起来了。不少学校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宣告破裂，所谓的复课成了泡影。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一发表，什么“最大的走资派”、“老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都出来了，等于宣判了刘少奇政治上的死刑！这是大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进展！但当时心里也迷惑：刘少奇有这么多问题，中央不开会，让戚本禹写文章点名批判，合适吗？在《人民日报》上登这么大块的文章，毛主席总该知道么。后来得知，毛主席岂止是知道，连文章也过目修改过。此前此后，毛主席主动召见刘并谈了话，刘对家人说感觉良好。但刘当面对毛主席的表态（错误是我一个人的，由我承担。赶快停止批判老干部，老干部是全党财富。我辞去国家主席、毛选编委会主任职务，我和家下乡当农民种地，等等。）表明他已从十一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往后退。他的检查必定让毛认为已不可救药。就是我们一个普通人也不会得出刘的表态会让毛放心滿意罢手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刘到此时仍是一头雾水？文化大革命只是针对刘一个人？至少在公开场合毛从不这样认为，而今研究者也大都否认这种夺权就是目的的说法。当然，刘并没有违心，更没养晦。但刘如能像多数干部那样“三个正确对待”，捡讨过关，毛似乎也未必穷追到底，将刘降职、任虚职以至养起来的结局恐怕也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刘的表态内容及刘对家人说的话给人的感觉是相矛盾的。事实上，此后批刘很快升级，毛下决心彻底清除刘。刘的问题从党内推到党外。毛主席那一时已是撇开了正常解决党内法律范围内的问题的办法了，群众运动、群众冲击的矛头指向党内最高层。
当然，戚文发表也许走了那时必走的程序。《人民日报》不是小字报，也不是大字报，而是党报。同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公开批判了刘少奇的有影响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批判这本书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的。戚文发表不可能不引起人们思想的震动，但学校没一点动静，没反应。我和C同学读了报，以为是头等大事，就抄了戚本禹文章的一部分，贴在校内大礼堂的东山墙上，冠以“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标题，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但也没人看，更没人附和。这也说明许多地方的人们的注意力仍集中于当地的斗批改，人们更关心身边的文化革命的进展，并没有跟着戚文转移。毛主席党中央指引造反大军通过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大联合后开展斗批改的设想部署又一次超了前、落了空！这也再一次表明毛主席急于收束文革的心态。
校园内太不正常的一潭死水般的沉默令人窒息。一切都在静悄悄地进行、在酝酿。鲁迅有名言：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沉寂的校园终究又沸腾起来了！先是一些人声明退出学校的红卫兵，又有头头退出学校红卫兵领导机构——红卫兵总部和学校革委会筹备组。那真是平地里一声惊雷！时兴的说法是“从……杀出来了！”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左冲右突，哪怕你围困万千重！校园一时舆论大哗，攻击冲出来的同学是什么“破坏大好形势”、“反对解放军”、“转移斗争大方向”，大字报铺天盖地，帽子满天飞。五月四日，我们红卫兵经过数日的串联策划，终于从全校所谓的大联合红卫兵中冲杀出来、宣告成立了！细雨蒙蒙中，召开了成立大会，群情激奋，斗志昂扬，振臂高呼，震动校园！c同学几乎是叫喊着宣读了由我和另几位同学起草的成立宣言、致敬电。大会之后是在校园内游行，是揪斗学校临时负责人。其他仍呆在原组织的人在蔽雨的走廓、门口、树下起哄，看热闹，可并没有一个人走出来阻止、干扰！一共一百多个同学，各个年级都有。情绪激昂，歌声嘹亮，脸红筋胀，声嘶力竭！没有了压抑、解放了的感觉真好！大家一下子成了老熟人，亲如兄弟姐妹。
此后有一个多月，作为少数派，我们也曾共患难。低年级的小战友们晚上被赶出宿舍，白天走出校门常常挨打，在校园里被对立面围攻、纠缠。仇人相见，分外眼明。“这不是有理兵么，来辩论辩论，看是你们有理还是我们有理。”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校园的角角落落，见了我们的人，就围上来一堆，说不上几句，就口出狂言、粗话连篇、拉拉扯扯、推推搡搡。你被围在一圈子人里面，谁动手动脚也看不清，想脱身也走不出去。没人搭救，那就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少数派的处境好凄惨呀！好在食堂的大师傅都和我们一气，还没有吃不上饭的时候。
辩论很激烈。学校到处是一堆一伙辩论的。辩论也要能说会道。我们班对立面一位同学有点木讷，一次辩论时，对方说他：“你看你狼狈不堪的样子！”他回击够快，只是急不择言，惶急之中脱口而出：“你狼狈堪！”弄了个一片哄笑！从此他就多了一个外号“狼狈堪”。有点狡黠、拐弯骂人的也有。也是辩论。我们这一观点的一群低年级的学生跟我们班的一位对立面的女同学辩论，提到学校一个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就说：“你们同他穿一条裤子！”女同学不假思索，说：“你们同他穿一条裤子！”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女同学见对方笑的不对劲，也明白了，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骂了起来，接着又哭了。这使我想起文革中的一个经典笑话。一个城市里，一辆公交车上，一男一女发生争吵。下车了，女的就骂了一句：“你看你个刘少奇样！”男的立马回骂道：“你才是王光美呢！”也下了车。骂的无意，听的有趣，四周围的人都笑了。那一男一女也想明白了，脸一红，头一低，挤出人群，一个朝东，一个朝西，走了。大热天在街上辩论，一头一脸的汗，唇干舌燥，嗓子冒烟！一个观点的就买了黄瓜、菜瓜来吃，对方见状只好休战撤军。
一天，正在屋里写什么，有人喊：你家来人了！出门一看，原来是妹妹来了，还有东邻大婶子家的三妮，也是妹妹。问有什么事，只说让回家。只好回家。到家才知道，村里有人赶集，看见我同人家辩论，高声大气，一头大汗，回家告诉了父母。父母不放心，就把我叫回去问一向。我说，没什么。都这样，天天这样。讲道理，又不打人。父母说：不念书就回家呗。回家干点活。在外边闹啥，乱的叫人不放心。正好那天村里有人杀猪，父亲去称了一斤多肉，炖炖吃了。傍晚我又匆匆回了学校。
一次，我们这一派的高二一个女同学W被围在小礼堂的主席台上，她就站到桌子上高声申辩自己的观点，可谓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那一幕，至今难忘！更难忘的时候是被围攻、被围困，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日子，造反派的男男女女围坐在一起，眼含热泪，一遍又一遍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似歌似吟，如泣如诉。大放悲声，哭成一片！悲伤，渴盼，欣喜，欢呼。同志心，战友情，患难与共，生死相依。难忘的一幕又一幕织成了那难忘的岁月和时光！


我的一九六七（十一）

苏鲁边河
记得开展辩论，低年级的同学对当时省里县里学校的形势、为什么从大联合中杀出来，说不清楚，有理讲不出。又是少数，一下子围上来五六十几个，七嘴八舌，我们的战友就被动受窘啦。我是奉了头头之命呢，还是义不容辞，就编写了学习材料。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的部署要求、我们的观点、面临的任务、与对立面的主要分歧，等等，分若干专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任务，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什么，关于革命的大联合，什么是革命委员会的革命的三结合，怎样实现大联合，何谓革命的领导干部……），从中央领导人讲话、中央文件、各大报的社论上摘录汇编，然后给大家讲，还印了问题解答，发下去，人手一份。主旨是：我们没有破坏大联合，也没有反对革命的三结合，他们才是无原则的“大杂烩”、“瞎凑和”。他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原则要求。真正革命造反的、斗争大方向一致的，才能联合。斗走资派的革命造反派，和保走资派的、当走资派帮凶镇压学生的保守派，势不两立，怎能联合？我们没有反对解放军。解放军受了你们的蒙蔽，他们一旦了解真相，他们就会支持我们，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没有犯方向性的错误，我们的行动代表了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将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方向。我们终于冲杀出来了！我们的行动好得很！革命永远无罪，造反就是有理！对立面说一千道一万，浑身是口，唾沫四溅，对我们的攻击就是这些，我们就顶着如许罪名。说透了，心里亮堂了。我们并不理亏。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这下子救了急，大家胸有成竹，理直气壮，会讲理，敢辩论了。
真理愈辩愈明，形势越来越明朗。学校的大联合（实则“大杂烩”）、筹委会（我们讥之为“凑委会”、“臭味会”）也支持不下去了。一夜之间，学校一下子成立了几十个红卫兵组织，教工也一分为二。虚应故事的大联合顷刻瓦解、作鸟兽散。形势一边倒，可并没有倒向我们这一边，而是另立门户、改换门庭、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继续对抗。对抗的理由，却变成了争“谁革谁保”，争正宗嫡传，争谁代表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斗争白热化。原有的斗争目标学校革委会筹备组及红卫兵总部不复存在，没有了，没有一个红卫兵还声言要支持要保卫他们的了。只有另寻目标，向上找。我们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县革委会筹委会，公开批评驻军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们的鲜明态度一下子将了对立面的军。他们的立场还游移不定呢。大势所趋，学校里当权派、既定之局保不住，就明弃暗保、丢车保帅吧。可县里的帅椅也摇摇欲坠、很是不稳呀。学校是县里的最高学府，带头羊的作用不可忽视，现在已是杀声四起了，看来县里当权派也是朝不保夕。他们保还是要保。但也不能撞南墙、一条道走到黑呀。他们不甘心，他们有决心，他们也还有力量。他们不能轻易放弃学校这块阵地。他们还要施压，将我们压垮碾碎。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还一再告讲诫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的对手、攻击目标正是这么干的。
他们暗中勾结县筹委会，蒙蔽煽动还不明真相的农村基层干部来围攻我们。我们的学校驻地远离县城，他们居然在这里召开“三干”会，全县几百个公社大队干部云集学校附近。他们也是一箭双雕：县革委会筹委会正日子不好过，自身难保，在县城开“三干会”目标明显动静太大，弄不好被冲垮了；到二中驻地去开，避了风头，也借机向二中的造反派示威加压。他们也用心良苦。那时公社大队一级干部基本没受冲击，当然他们也没冲击别人，对风传中的造反的学生正一腔子火呢。我们的对立面搬来了救兵，于是一大批农村干部进了学校，很快就与对立面组织打得火热，围攻我们，而且比对立面的学生组织更蛮不讲理。可我们作为学生又不能也不敢与这么多的农村基层干部作对。我的一个亲戚是大队书记，见了我，悄悄问：“你们到底谁对？大会上讲你们这一派红卫兵是坏人操纵，让我们不要支持你们。”我给他介绍了实情，他信了。他说，我们也是听吆喝，谁还愿意跟学生作对？哪个大队没几个上学的。我们就反守为攻，主动出击，向与会干部讲上上下下的形势，讲我们的立场、态度。干部们见我们又不与他们作对，学生反县里的当官的，他们愿反就反呗，毛主席号召造反，我们拦他们干啥？“三干会”许多大队干部就泄了气，不愿与学生为难。不几天，“三干”会也不欢而散了。在这几天里，对立面组织可狂了，以为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下子疯狂起来，见了我们恨不能掐死我们！我们也度过了最遭罪的几天漫长的日子。
这样不断交锋，一个又一个回合，对立面人数锐减。一些小的组织就垮了，有的声明观点，改弦易辙：“退出……”或“……自即日起自行解散。”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还有“横扫千军如卷席”，势如破竹……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从学校“大杂烩”红卫兵一夜崩溃，到这一次对立面的小组织纷纷倒戈，我们再次见证了这一点。对立面最顽固的一股势力，独标一帜，曰“赤色旋风”，一直对抗到底。到五月底六月初，麦收时节，我们这一派已站稳脚根。队伍也发展壮大，成了多数派。
收麦时，一些逍遥派、消极观望派就回家“抓生产”去了，对立面的人也走的差不多了。他们一时间成了丧家犬、孤家寡人，布不成阵，没了战斗力。一九六七年六月还是七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晚　学校一份贵重财产——一架小型收音机正传到我的手里。听了一个晚上，拨来拨去，睡意朦胧中一下子听到了一阵激越高昂的声音：“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某时某分，在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把音量调大，同学们都惊醒了，飞快爬起来，跳跃、欢呼，高喊口号。我们的对立面还不知道发什么事呢，等明白了，一声也不吭，就写大标语。我们又写标语又召集人。很快带人出去游行庆祝，一条街、一个镇子上的百姓都叫我们吆喝起来了。我们游行回去了，那一派的队伍才走出门。门卫是我们这一派的工人，他说：你们刚出去，他们又叫门。我说不是刚出去吗，怎么又叫门？我不开，他们急得跳脚！一大早，我们在校园开庆祝会，到开饭时间啦，炊事员就不给他们开饭，说：等等开会的，没开完会不开饭！学校的工人都讨厌当权派，同情造反派，给老保们吃了不少苦头。
一天晚上，他们的几个头目被我们逮往了，那个打呀。我不是理智派吗？就和几个同学钻到人堆里喊、拦、拉，也挨了一些拳脚棍棒。不知谁用电棒子一照：人趴在砖地上，不动了，头发都红了。我们高年级的几个同学就没命的喊：“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这才住了手。于是抬到宿舍，其中一个就藏在我的床底下。这也是个不要命的顽固派，不认错不服输。保护当权派最卖力的，后来的日子都尝到了甜头，也可以说沾了反文革的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谁敢公开反对？可死死地保一级当权派而且不惜变色变脸，实际上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与对抗了。不久之后，形势逆转，革与保大翻盘，他们还不是押对了宝？十几年后，中央出面否定文革，他们就更有理了。论功行赏，该当该分。不忿不行，也甭不好意思么。文革真的成了正果，我们这些冲冲杀杀的不也可能弄点事干干？你想不想、愿不愿、干不干是一回事，恐怕也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学校，他们那一派，光在附近几个县市任职的处级干部就几十个，科局级干部他们大都沾点边。当然，现在也到点下课了，可是一种权势、一种关系网络仍可能一脉相传。我们这一派，一直挨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才算熬出了头，大都考了师专，教师都让我们当了，连个当校长的也少有。该。这才是文革。自古以来造反就没有好下场。“造反是杀头的罪啊。嚓！”阿Q都明白。没“嚓”了你算便宜，还想官运亨通？
什么叫革命失败？这回总算尝到滋味了！立马兑现！历史不是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吗？激烈热闹冲冲杀杀没两年，风光没几天，换来的是一辈子的命运。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说一个人无论如何不能“狂”，发狂一时，代价终身。很有感触。可毕竟是年轻啊！哪儿有那么多的利害攸关的思考与顾虑？毛主席一号召，信仰，理想的驱使，革命大潮的诱惑，当然也多有成年人的劝阻，不也是挡不住吗？此后的年轻人没准儿还这么干！


我的一九六七（十二）

苏鲁边河
一位政治老师，中等个儿，白白胖胖，文质彬彬，脸上常挂着笑。夫人也教课？大高个儿？洋气？穿的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入夏一袭连衣裙，也风度翩翩。一子一女也洋娃娃一般。高中教了我们三年，哲学一类，深入浅出，杂以趣闻轶事，倒也风趣。文革不是一个观点的，见我还讲理，就好同我辩论。我也是好辩，得理不让人，似乎当仁不让于师。但有一次惶急之下，说他诡辩，他的脸色为之一变。但很快又接上茬，辩起来。过后仍常过招。他们那时正不占理呢，一次又一次，我们的弟兄们不耐烦了，训我，不让我和他辩论。“和他们有什么好辩的？”一次，大概我们俩正辩论着，围上来一帮子人，先是刺刺达达，拉拉扯扯，过后又打。我有些难堪，觉得他怎么也是老师，这样怕是不好。有人把我拨拉到一边，气狠狠地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和他粘起来没个完！他跑了，十几个人就追。追到食堂，炊事员把他藏到面柜里，又被找着，拉出来。打，跑，追。一头一脸的面粉，很不是回事。我们班的几个大个子赶快跑过去救驾，把他架到我们宿舍里。后来才知道：他也许是很顽固？很没人缘的？也许因为孩子得罪了一些人？是这样？不是因我而起？若干年后，当我们突然面对时，彼此一笑，但很快又陷入不尴不尬的境地，讪讪地，相对无言，居然没有说上几句话，就各自走开了！如果真有什么往事如烟如雾，这件事也就让大风吹走吧。
我们还响应号召，组织起来帮助夏收。这时我们在班里已成了多数了，有几个平素就老实的人站到了我们这一边。但也是无情无绪的，不自然，话不投机，也无话可说。一天下午，正在地里干活。忽然来了阵雨，都往学校跑，跑回教室。男男女女就一件布衫子，湿透了，贴在身上。几个人在走廊上避雨喘息。一扭头，一眼瞥见一位女同学胸脯那么高，两只乳房那么清晰地紧帖在透明的布衫上。一下子呆住了。那女同学似乎感觉到了异样目光的扫描，抻了抻衣襟，忽闪忽闪两只大眼睛，一扭头到教室里去了。我似乎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一时回不过神，心里不是味。羞辱？失礼？失落？因为她是与我有点特殊关系的同学，自然是我以为。虽则事过近四十年，人已是皤然老翁老妪，这声明仍是万不可少的。别占别人的便宜。更别玷污了她。
我是班里文娱委员，她个头不高，圆脸，胖胖的，也算漂亮。一双大眼睛真如秋水一般明净澄澈。嗓子尤其好。学习不够好。我是班里文娱委员，她是班主任为我特聘的干事，教歌唱歌的。曾同桌一年，也是老师的安排，“一帮一”。高二帮了一个，和她很要好的一个女同学。高三就和她同桌了。这几年“同桌”成了时髦题材，相声小品流行歌曲都盯上了。很腻就是了。我们真也说了许多话，但她学功课信心不足，帮不了什么。因此还说了许多各自家里的话。她是农家女，家境一般。有个弟弟，常挂在嘴上，几次央我给她弟弟起个名字，起了没有，也不记得了。话说到掏心窝子的分上，也是无话不谈了。老实本分，并无城府，我们也差不多的单纯吧。临近毕业，她也希望我报考文科，继续帮她。我没报文科，从此就分手了。她也想报音乐学院，可面试要去天津，经济上也不允许。她说了，我只有表一点同情。原来似乎都有点亲近依恋之心---这当然更是我的感觉，因我的无知笨拙，没心没肺，更有共同的单纯，不太可能再往更复杂更深的方面想，也许还有她对我的误会，关系没再发展下去。文革一起，再也没私下说过话；现在越发变得隔膜生疏，如同陌路人！这真是让人可悲伤感的事。搞的什么文化的大革命呀，误了多少真情美事！真是的。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对自己熟悉的女同学的敏感部位过敏过电。以前至多看看漂亮脸蛋，笑一笑，自自然然，大大方方。脖子以下是万万不敢瞄一眼的。
那个年代，穷字当头，穿衣戴帽，男女无别。冬深夏浅，肥肥大大。哪里见什么线、条、块？高二的一个初春，风已是吹面不寒了。同学们都还是一身棉袄棉裤，不是黑的就是蓝的。一次体育课，到校外操场上，同学们被体育委员从教室里轰赶出来。一通疯跑。见一个同学弯腰系鞋带，体育委员赶上来，喊了一句：“快点！”就用膝盖对着蹶起的屁股一顶。并没有顶倒那同学，但那位同学一回头，体育委员才知道糟了个糕：原来是女同学Z！Z同学早已羞红了脸，露出嗔怪的眼神。他窘急无状，一时无语。过后大家仍照旧上课。没有什么邪念，没有产生邪念的土壤及环境。不是装正经、假正经，而是满眼满世界只有正经！至多朦胧一阵，徘徊徘徊，就暂且按下不表了。班里也有几个勇敢分子，想再往感情方面走走的，也是没有章法，不是昏了头、中了邪，就是仅朝雷池靠半步就又缩回去了。成了一对。打埋伏有三四年，才敢见天日。我们当然都很高兴，都当成了自己家里的大哥娶亲、大姐嫁人那样快乐。
那时我们都年轻，却与讲究穿戴无缘。当然是穷，再就是革命的俭朴的时尚。有人有好衣服，当然不是不让穿，不是不能穿，不是没谁穿。文革前提倡节俭朴素，文革一起才霸道起来。不让穿奇装异服，烧！如果以前啥都没有，烧什么？穷人自然过的是穷日子，普通人过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多数人过的是差不多的日子，而有钱人过的仍是有钱人的日子。
有钱人也多的是。电影《千万不要忘记》里，一个工人家庭的儿子买一套西服要花148块（那儿子给未婚妻写信，说什么“无限的空虚”，一时成了同学之间互相打趣的口头语）！我的天！俺们高一的语文老师的爱人从上海来探亲，穿着花花绿绿的连衣裙，还烫了发！同学们追着看稀罕，女同学最为踊跃。俺那小市民的小心眼的老师还真着了恼，急赤白脸，指斥我们“不懂礼貌”！他们还不算真的有钱人。看看文革初期公布的一份高收入的材料，我的天！比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月400块多一点的收入多得多的，多得多了！三高呀，私方厂长、工程师，拿定息的……看人家过的那叫啥日子！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看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里的叙述，历经几朝几代的世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且不倒架。那贵族气派！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贵们，那个暴发户丑态，一看就是***没还吃几天饱的，捧着一缸醋，一边惭愧去吧。我们一听老师一个月拿五六十块，都替他们发愁：这么多钱，咋花呀？这才哪是哪呀！高高在上者大有人在，差别与不公正一直存在。在一个笃信平等公正的社会里，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意味着对立与仇视。现在的更与时俱进的最新说法就是：不和谐。要不，文革一上来破“四旧”、抄家那么凶，一些权威挨斗，也是事出有因，不全是革命激情吧？


我的一九六七（十三）

苏鲁边河
我们这一派最旺盛、最是炙手可热，而对立面没戏、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这一派都讨厌的班干部好像也前来归顺靠拢，但一见便知，全无诚意，我们更没一句好话，没说几句话就被嘘走了。非常奇怪，这些见风使舵的人没有一个认错的。只说你们做的对，大方向正确，不说他们错，绝不说。若干年后，看《王明传》，在延安整风时，王明就是这么个态度。毛主席说：王明同志，你不要说我们今天对不对、好不好，你只说一说你以前错在哪里就行了。王明就是一个字的错也不认。我想：还是心不服啊！形势所迫，跟着走啊。但错不能认，认了，以后翻盘就难啦！唉，那时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恨不共戴天，谁有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们的愿望？谁又有和解宽容、“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度量？常念一条毛主席的语录“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可哪里有什么精诚啊！此后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你上我下、你方唱罢我登场；此后的更加激烈冲突，几近于你死我活；还有最终的更为惊心动魄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时机不到，不能太天真，讲温情。许多事情不是凭想象、凭美好愿望、凭个人情感能决定了的。那时我就成了“讲策略、懂政策、顾大局”的温情理智派，并因此常常受到来自内部的批评、讽刺打击。俗话说，“不到火候不揭锅”。揭锅之后才真正能看出谁性急天真，谁持重老辣。太理智就是太天真，也必定心慈手软。
Y县大局已定。以高二学生L某为核心的领导层开始向县城转移。还向各公社派出代表，争夺战在各公社激烈进行。积极同省地一级同类组织挂钩，争取支持，更要争取承认、接纳为下属组织。成立宣传队，准备一台节目，随时开往各地庆祝、慰问、宣传、造声势、扩大影响。学校已不再是中心，不再是大本营。整个夏天和秋天，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开到县城。是谁的指派呢，整整一个夏天，我留守学校，一时好像成了留守负责人。那时已办了一张小报，有我班同学L及高二的一个学生负责编排。我也参与了一些工作。小报迁往县城，我就投稿，也兼分发。留守处的宣传、印刷传单就由我操办。还有一些杂务，抓住了就干。一次，临县的工人造反团成立，学校的一个工人得到消息，说该去祝贺，借机扩大影响，就找大红纸写贺信，由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了会场。到了，会也散了，我们留下贺信，就走了。又一次，宣传队在邻县演出，对方接待热情，演出也成功，临走告别，该有人出面答谢一下。宣传队认为该头头出面，不知是那位头头的主意，就让我代理了。不知道坐车，不会骑车，就找C老师用自行车带去。晚上演出、讲话，第二天宣传队步行返校（四十多里吧），我又坐二车子回来了。还在大部分学生都在校的时候，我出面主持了几个批判大会。当然是大批判。分几个专题，找一些同学老师写出稿子，过过目，就大会发言。当然也联系实际，批驳学校对立面的一些谬论。一连开了几次，一次几个小时。我作为主持人之一还即席演讲、评点。当时影响不错，很成功。也就是“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在当时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语句。
应该说，我对文革的理解到六七年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才更清晰一点。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目标，一时看不清，难达到。夺取权力就明摆着了。戚文一出，打倒刘少奇已成定局，指日可待。中央打倒刘少奇，省地县有没有小刘少奇或曰刘少奇的代理人、同刘少奇一条线上的？文革到了六七年，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大联合、大批判、夺权。把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揪出来，还有刘少奇的“黑六论”，批臭了、斗倒了，夺权顺理成章。破旧立新，也使全国人民受到教育。以前还真看不出这一点。
文革之兴起，一波三折。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是第一个回合吧。斗争在下层上层都有，主要在上层。“五一六”通知下发到县团级（六七年一周年时公开发表）、五月二十五日北大第一张大字报问世、六月一日向全国广播，到七月中旬毛主席从外地返回北京，五十多天，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派出工作组，走五七年反右的老路，把矛头指向了一批老造反学生：一些地方党委在揭批“三家村”及邓拓在各地的代理人时“顺理成章”地把一些本地的文艺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学术权威揪了出来，搞什么“丢车保帅”。出现了所谓“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的倾向，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被毛主席发现，及时制止。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又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因此才有八月十八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召开。那时很迷惑：才开始呢，怎么就庆祝胜利了？我们的行动晚了何止一拍、两拍。第二回合斗争在全国逐步展开。学生打先锋，很快冲垮了校当局，接着杀向社会，工人靠后才起来。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一波接一波，革与保阵线比较分明。保守势力一时强大，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还有农民进城，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造反派处于困难阶段。解放军介入，雪上加霜，造反派被打压，逮捕的不少，还有遭遇开枪镇压的。毛主席党中央二三月份宣传大联合、三结合，正是造反派倒霉、我心中也最为迷惑的时候：套用一句当今流行语：一时“找不着北”，文革就这样见了眉目、结束了？后来中央干预，造反派势力抬头、扩充。中央上层在二月怀仁堂风波之后平稳了一阵。四月戚文发表，等于点了刘少奇的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进入比较明朗的时期。机关干部工人中的造反派成了主力军，造反的红卫兵扇风点火、当先锋的作用降低。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一个单位的问题还要靠这个单位的人起来揭发、批判、斗争。毛主席批评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时就讲了这样意思的话，不能包办，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一些走资派、权威的问题，只有他单位的人才了解，才能解决。这一二回合，我们几乎走了过场。
第二回合中后期才渐渐明白点大势所趋，知道要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全面夺权了。谁来夺、桃子该由谁摘、胜利果实属于谁、群雄并立，中原逐鹿，究竟鹿死谁手？群众组织就来一场实力大拼杀，分化、联合、重组，大打出手。该谁出面夺权要争，以谁为主要争，有资格分一杯羹的分多分少要争，解放干部孰优孰劣、解放谁不解放谁、结合谁不结合谁要争，于是群众性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斗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候。天下大乱，形势一度失控：武汉“七二0”、北京围攻中南海、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七八九三个月后，局势也日趋明朗，从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上海夺权，到年底，有九个省市自治区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六八年是六七年的继续和发展，也很激烈，但也稍稍和缓一点。一九六八年二三月右倾翻案成风，失去权力的人还在，心不死；面临被夺权的呈现最后的挣扎与末日的疯狂。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大局已定，造反必胜。下半年（九月五日新疆西藏自治区革命委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十一月底又召开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从中央到省一级来看，文革的一个大目标也算实现了。六九年“九大”一开，人心思定。乱子仍不断，就是按下葫芦起来瓢，都是局部性、地域性的，全国性的少了。
群众组织锁定在学校、单位，又有上山下乡、干部进“五?七”干校的大规模的运动，城市人口中文革中的主力军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流向乡村及偏远地区。造反也好，保守也好，群众组织冲冲杀杀的使命宣告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还在进行，则已是一级又一级的政权运作，革命已完成从无序即无法无天向秩序即有法有天的过渡。何况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有的已“三进宫”（“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必然触及他们，因为“造反派里无好人”的说法早就是舆论满天飞了，而如前面议及的，造反派就是受压派、牢骚派、对现状不满派，根正苗红、工作先进者固有之，本人及家庭社会背景相对复杂一点的不少，也是实情），有的被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成了权力中心的一员，他也就不可能再在权力圈外别树一帜。在重大活动、纪念日、节日，也许还要露露面，平时则无声无息、无所事事。直到毛主席去世，守灵的还有红卫兵代表。一九七六年的国庆节之夜，在***城楼上举行的座谈会，首都红卫兵代表还发言呢。他们可能已是类似文革前后的学生会、团委一样的组织，有好学生充当了吧？以政权为中心，为动力开展的“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虽然更激烈更残酷更无可逃避，但涉及的人群大大缩小，针对性强，出面的是专案审查小组。


我的一九六七（十四）

苏鲁边河
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在Y县表现突出的是一直滞后，到六七年下半年，总算跟上了形势，与全国的进程大致同步。县里也有了全省统一的四大组织，上行下效，亦步亦趋，比着葫芦画瓢。八月中旬（八月十三日？）发生了几场武斗。一天晚上，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撤到一片树林子里过夜。终于打起来了，有点紧张，有点兴奋。有时也因为太平静、太平和、太文明、没有见血、也没死人而失望不满。这还算场革命吗？杀他个人仰马翻、人头落地才痛快解气呢！
那一次造反派有几个受了伤、吃了亏。于是就有去省城告急之说，各大组织派代表。我出于渴望了解外地真实情况的心情，坚决要求随行，也去了。本来住校，闻讯急匆匆赶往县城，赶往医院看望受伤的同学，然后就随团出发，坐汽车、坐火车。火车上又碰到县筹委会组织的学大寨代表团，其中一名公社书记被认为态度恶劣、没资格去大寨。到济南站我们下车时，也将其拉下。出了站，我们煞有介事地拉开了白底红字的横幅，上书“Y县告急”几个大字。大家呼着口号，到了省革委，在大门口静坐。已是午夜，天仍热，路上还有闲人。见有人示威，上前问：“哪里的？哪里的？死了几个？”一听没死一个，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围观的人们从我们手里取了一份告急传单，也散去了。原以为天大的事呢！原以为轰动省城呢！原以为人山人海等着我们演说事件真相呢！原以为某个领导出面接见、听取控诉、发表讲活、印成“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某某在接见……的讲话（未经本人审阅）”（那时候，这一类传单----从中央到省市地要人的讲话，也太多了，大都是一个模式），有了尚方宝剑、打道回府、一举将对立面吓趴下、压垮碾碎、“一朝夺到权、便把令来行”呢！竟无人理睬！头头说，把横幅收起来吧。留几份材料散发。一会儿，里边出来一人告诉我们：先找个地方往下吧。有问题明天去接待站反映，不要再来这里了。我们也就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到接待站，一大院子人，哭的叫的，排不上号。有人说：有熟人的，就找门路吧。这里也解决不了问题。告急团的核心走了。没正经责任的也散去。我也乐得自便。在接待站转一转，见一个女青年哭诉着什么。围着一些人听，一会儿，一个人听出点名堂，高声问到：“这么说你是‘百万雄师的？’”女的不解的应了一声。这一下子了得，七八个人一齐喊：“这里有个百万雄师的！”武汉“七二0事件”刚过，“百万雄师”是中央点名取缔的保守组织（反革命组织？），连中央代表王力谢富治都打了，百万雄师就成了钦犯，后台说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也抓了起来。激于革命义愤，“百万雄师”那时真是人人得而诛之。那女的如梦初醒，才知大祸临头。幸好有个仗义的，关键时刻吆喝一声：“头头坏，一般群众不坏！她要是坏头头，在武汉还不抓起来了？她也跑不到山东来。”人多抬不过一个“理”字，这“百万雄师”的女兵才算解了围、躲过了一劫。
在济南待了一星期，在大街上常见辩论的。已是不耐烦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剑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上来就撕掳、就打，已不稀罕。穿着军装的男女（后来听说是济军卫校的）也敢在大街上动手。武斗也有。一次，还到医院看望一个伤号，打的不轻，救护车还在一趟一趟地拉。是济南上大学的学长，还是表姐单位的同事？表姐家住在大明湖，表姐、姐夫两人都上班，都参加了群众组织，先保后退又造反。党支部、头头叫保卫党，那得保。有我们工人在，谁反党咱也不答应！可后来毛主席说学生造反不是反党，把头头们冲冲烧烧也是经风雨见世面去去骄气，咱更得听毛主席的。不去保党支部了，还是支持学生，也参加造反，保卫红色江山、保卫毛主席吧！两个人都不识几个字，写大报也找人。也见到了正在济南学习的三哥，他带我逛了山大、山师几所大学，见了他的同学。观点一致，就热乎，无话不谈；观点不一致，就话不投机，相对无言。
省城最热闹的是山大，中心话题也是山大。山东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夺权，因意见不一致，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批老造反就抵制夺权，因而落在新生政权权力中心之外，被压被抓被强行解散。于是成了新生政权的对立面。以山师为中心的红卫兵和以济南一街道办的小厂为头头的工人造反派就同山大为代表的造反势力（红卫兵有，工人及其它行业也有）较上了劲儿，而真正的保守势力却作壁上观，坐山观虎斗。山东造反派的分裂不仅是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及其旁支下属一大势力的不幸，也是全体山东造反派的不幸。山东造反派在全国垮得早，这也该是原因之一吧。当时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的大本营在山师，山师政治系的一个学生是头，已进省革委当副主任。山大的人上不了街，一露头就抓，撕袖章、胸章。八月十八日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山大做了充分准备。一个又一个方队，统一着装，天天操练。大喇叭里播的是林副主席语录歌：“今天老子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就死在战场上了！”很是悲壮。可真到了八月十八日就惨啦。队伍被冲得稀里哗啦，人被打得东倒西歪。别说重整军威啦，既定的游行路线就没走下来。济南人那个同情，可没办法呀。一个省好不容易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中央护着呢。那有功夫理你。
山东造反派的分裂很有代表性，很典型，在全国很普遍。这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极其重要的曲折，也可以说是教训，也是挫折。损兵折将，内耗不止，严重地削弱了新生的力量。说明短时间内兴起的新生力量确实也先天不足，后天无成。人才，接班人，新生力量，需要大风大浪考验，更是要期以时日，让时间来检验。
在济南呆了几天，该玩的也玩过了。大明湖游了，“三面荷花一面柳”，只见了一片片绿的荷叶和垂柳。趵突泉看啦，泉水上喷，水势够大。还去了北郊动物园、几个公园——人民公园、青年公园。爬了千佛山、英雄山。几处热闹的所在，泉城路、二大马路、纬二路、火车站、大观园、八一礼堂都逛了不止一次，文化西路大众日报社也去。年轻精力旺盛，好奇心强。就是没钱，胡乱转悠。城市里的人仍上班的上班，逛商店的逛商店。一大早也还惺忪着双眼，穿着背心大裤衩子，买豆汁油条。比乡下人舒服多了。告急没多大结果，说是见了一位副秘书长啥的，表示支持，也只有如此了。不几天就回了。


我的一九六七（十五）

苏鲁边河
县城里仍是斗，可形势总算跟上了全省全国。驻军终于在八月里大转向，正式开大会表态，改为支持我们这一派了。这也是全省至少是一个地区的统一行动吧。他们表态的原话却是“坚决支持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及其下属组织，坚决支持……”三个“坚决支持”，有一个是属于我们的，也就行了（另一个就是贫下中农造反指挥部，省地有了，Y县还没成立分支机构）。九月十几号开了万人“拥军爱民”大会，一个小县竟有几支驻军，都参加，武装部长代表讲话。表示曾经不相能的两方现在己经是“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了！形式而已。军队是服从命令，革命造反群众组织也要靠山。以前想靠不让靠么，现在解放军同志主动伸过手来啦，你还不赶快跑过去抱个结实？后来的发展证明：面和人不和。一旦翻脸，下手也够狠的！对立面再一次捣乱，那天也开个什么会，也没搅了局。在县城必难有立足之地，他们仍不死心，头头和骨干仍然上窜下跳。他们先是走上层路线，你挂靠四大组织，我也挂靠。亲不亲，路线上分。话不投机，几句话就露了馅，是革是保分的清。不让挂靠，还不让支持吗？于是到省城、到他区发表声明，支持省、地四大组织。但一说到本单位，那就坚决不改变立场、不放弃观点。那有什么诚心啊！保守组织的喽罗很快作鸟兽散，跑到乡下“避暑”去了。
县城也成了我们的天下，无所不为。什么叫“横行天下”，就是此一时了。好歹都有住处，大小机关全占完。一个也是我们观点的低年级同学，个子矮矮的，黑黑的面孔，眼睛贼亮，牙也白。有点狡猾的样子。管着没收来的红卫兵旗帜，不少。他的办公室兼宿舍就是原县委一个机关干部的宿舍。睡的就是棕床，真宽，那么有弹性，够气派。还盖上了绸子旗，滑溜留的，真舒服。我说，小心变修，再斗就斗你了。他笑了笑。一天，听得他那里沸盈反天的，走去一看，原来四五个人围着他、指画他、训他。我义不容辞，插进去为他辩护：“干什么？几个人围攻一个人干什么？”那些人说：“让他说说他干什么了？”还是我顶着：“他能干什么？干什么也不能这样待他！”几个人见我凶，就朝我来了：“他是不是你们一伙的？你们造反还兴撬门别锁钻窗子？”我一听傻了眼，问他，还是不吭声，我心里就明白了。我不能就此服软呀，谁知那一伙子是何党何派持何政治立场，一家人关起门来啥话都好说，只是家丑不能外扬，在对立面前丢人现眼可不行。一问，才知那几个是共青团县委机关的干部，也是支持我们的。缓和一点了，他们又说了几句，就交给我了。我瞪了他两眼，没说什么，走了。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他偷偷摸摸不是一回了，往家倒腾了不少东西。唉，长江大河东流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呀。
我们班十几个人住在一个什么局，两排房子、一个院、一个大门，向北开着。我们住里边的一排，两间还是四间，东头一间是局长卧室。局长四十来岁，中等个子，胖，一身好肉。正挨斗，难得消停一日。那时兴游街，天热，陪着押着头头游街真不是好差使。不知谁出一毒招：自己游！几十个大小当权派，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牌子，手里拿一张白纸，几十上百个造反组织，一个一个要走到。到一个地方，自报家门，自诉罪行，然后签字放行。一天一遭。没有五六个小时，走也走不下来。走路不怕，就怕碰上找茬子的。挨一顿臭骂，吐一身唾沫，涂一身浆糊、墨汁，塞一脖子稻草。临走再挨上几拳几脚，非让你栽几个跟头，叫滚出去。唉，真难为他们啦。这位局长是个军转干。原来是团级，现在是科局级，降了？据说一个月工资百十块呢。也一肚子牢骚呢。每天喝啤酒，那时就是青岛啤酒，一床底酒瓶子。我们只管住，不管他们局里事。他有时也和我们搭讪，说几句话。他是南方人，听着好笑，听不懂。一天，一个大老爷们吃着喝着，竟“哞哞”地哭了起来。这一时，挨斗的都是次一等的当权派，县里的几个头子倒清闲了。县里书记县长两个“一把手”，给他们一人一把砍刀，修理树枝，也没人看着。一天，从他们身边走过。两个人举起刀，一个作出砍向另一个的姿势，还念叨着：“好好干！不老实，砸你的狗头！”另一个也不示弱，举起斧子：“我也砸砸你的狗头！”这可是判了“死刑”、等待处理的Y县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呀！悠闲自在，自在悠闲呀。看来，走资派也还是当得的。
在县城，还办了一件为牛鬼蛇神翻案的事。说来新奇大胆。他们上街游行的一天，可热闹可轰动啦！这是个什么队伍啊！老弱病残不说，穿的长短不齐，又不洁净，头发胡子都特长。好像刚从地狱里走到阳光下面，蒙了蔫了，精神垮了，魂没了。身子站不直了，手举不起来了，眼睛睁不开、不敢直视了，笑也不自然、笑不来了！我们这一派的头L某走在最前边，高呼口号。我说：你成了为牛鬼蛇神鸣锣开道的喽！谁的创意、谁的策划呢？事关重大，无人敢于过问的事，居然就一举成功了呢？他们正是“四清”收尾结合文化大革命搞出来的，戴了帽子，开除回家。回家更不得安宁。他们回来了，住在一个招待所，全是分子。也叫人以群分吧。有我初中的语文老师，还有年龄并不老的老校长。就去看了一次。见了老师，拉着手问了几句话，就没什么说的啦。一个那么高大慈祥体面的老师，弄成了什么样子呀。委委琐琐，支吾木讷，在自已的学生面前一下子矮了半截，似有所求。百感交集呀！敬爱的老师，你的学生又能干什么呀？一时间，几疑一切如梦。一切都发生过，又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眼前又明摆着。时光能够倒流、梦魇也能消失？这一次翻案平反成功，并没有持续多久。是接了上级的指令，还是又出现了反复，反正他们又被撵回老家。这一去就是十几年，到七十年代末才平反。据说，我的语文老师又回了学校，过了几天安定日子。我的老师之中，他是最让我怀念而愧疚的。
在县城搞了一阵革命大批判，中央有号召，这是大方向。上海一月夺权后，中央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与革命的三结合，找不到共同点，怎么联合？解放军来了也不行，联合不成就压，就撮合，结果只能是凑合。于是又开展革命大批判，以革命大批判开道，促进革命大联合。从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为开端，从中央到省市的各大报纸，一连几个月，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大批判文章，包括重量级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批刘少奇的修养，批刘少奇的“黑六论”，反击刘少奇的什么新反扑，姚文元九月初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可谓连篇累牍，铺天盖地。批判矛头直指刘少奇的“黑六论”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大概是给大家做出样子吧。一开始不知如何下手，后来见人家都抄报，也学样，抄！开大批判大会，谁发言谁抄;墙上贴的一片一片的大字报，抄。文革后流传的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两校（指北大、清华两所学校的大批判组，得风气之先，级别高、分量重，署名是“梁效”。但两校行时较晚，登台亮相已是七三年评儒反法的时候），由此而来。还有大批判专栏，插图、花边、饰物、编辑，颇费功夫。建在大街两旁、机关门前，大小高低不一，鳞次栉比，又成了两面墙，密如今日广告牌，而公司之类多如牛毛也像极了那时的红卫兵、造反队。也是铺天盖地。但是，理论的东西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材料又没什么太多的新鲜东西，热闹没几天，就没人看了。当然，批判对象的“罪行”云云，大约也记得一点，谓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也不为过。挨批的反正都是大人物，太岁头上动上，听点稀罕也记住啦。记住多少、记得准确不准确，就因人而异了。


我的一九六七（十六）

苏鲁边河
没有了对手的日子是寂莫的无聊的，感到了胜利的悲哀。革命大批判成了空对空，本地的走资派也过了几次堂，揭发、交待、批判，就这么些东西了。上纲都上到执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可也就是执行呗，硬往上挂呗，他也没有什么发明创造、自己另搞一套。你批了一遍又一遍，一开始以为你们啥都掌握了、知道得倍儿清呢，有了天大的罪过呢，万万不能承认，也是硬顶。受了折腾，还不是大势所趋、见一个认了都认了？认了也就认了，不是也没有杀头吗？饭让吃，觉让睡，听不见了火烧打倒的口号，被弃置一边等待处理。建国十几年啦，哪有今天悠哉游哉一身轻。连江青同志也看下下去了，说：小将们！不能大意！别让他们一个个养的胖胖的，在一边享清福。要斗他们！批他们……除了造反派头头，正筹划着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其余的众喽罗谁还操他们的心？死老虎么！同刘少奇有私人来往的、有历史问题、出身问题、作风问题、对群众态度不好的，多受点冲击、多遭点子罪，后来也是不了了之，当成臭狗屎，不管不问了。忙的忙，闲的闲。造反派最忙，走资派消停。当然对立面头头也没闲着，走资派也并不都是等待处理、静观其变，心里也舒坦不到那里去。
造反派头头忙，小兵们消停。最消停的日子里，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在一个大广场，整整一天，我的song同学就扶着后座，让我学。他本来就胖，累得他一身汗。我几次说不学啦，他都不吭声。折腾到下午，他终于撒手了。他又让我骑了一圈又一圈，就上路啦。在路上骑没问题了，就是不知道躲人。两眼看把、看脚踏、不敢向前看，能下不能上。我可高兴坏了！我会骑车了！我的song同学，谢谢你！刚学会，光想骑。有一天就骑着车回了家，四五十里，楞是没敢下车子！后座上捆着被子什物，掏腿又不会，下来就上不去呀！
还是闲，无所事事，无事则生非。干什么的也有，干什么也没人管。赖在县城里有，东游西逛；回家的不少，干活。逍遥派也早就逍遥复逍遥了。还有散兵游勇、独立大队，跑单帮去了。我们学校有一个出身不大好的，平日里也是独来独往，一搞文革就不见了人影了。多少年后，才得知他先是回家代课教几个学生，说是糟蹋了一个女学生后逃亡到东北，过起了隐名埋姓的日子。改革开放已到了九十年代，他突然西装革履出现在学校。请客。请了同学请老师。高谈阔论、意气洋洋，俨然一个衣锦还乡的大款。说什么多年没见、想的难受、无奈创业难呀，穷忙。有了点名堂，成了远近闻名的什么企业家、公众人物，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忙，分身乏术！一曲“常回家看看”把我唱回来了。不是还有爹娘、还有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吗？不是还有师生如父子、同窗如手足么！听说校办厂有点困难？听说还是老班主任负着责、作着难？我怎能袖手旁观！我那里有设备、有技术、有出口许可，你们就搞来料加工、也算入个股吧。不用多，先期投入二三十万就够了。当年收回投资、还能赢利！我看你们还是派几个人先考察考察，了解了解业务行情。这是帐号……这是名片……老师同学皆大欢喜，天上掉下个大财神！天大地大……爹亲娘亲……还考察什么？那不是见外了不是？有名片、有帐号、还有一家老小在乡梓。你那能诳……是不是？赶快凑款吧。酒还要喝，一直喝到钱汇走，他也走了。从此又没了人影！班主任可一命呜乎送了小命！
学校还有一个女的，家就在学校附近，也是跑的没人影。一九六九年二月底，我穿上了军装，就要坐火车走。一位穿着出众的女郎走下火车，对着我笑。我有点纳闷：这里能有谁认得我呀？可巧，一块入伍的一个同学就在一旁，他也见着了，拍了拍我的肩，说：不认识啦？这不是某某么。一想，噢，是她！亲爱的同学，久违了！原来您进了城了！“她怎么在这里？这几年咋就没见着她？”“她是只鸡！你怎么见着她。”见我仍不解，又说：“打野食吃的。连这都不懂。都出来游逛几年了。”我似乎明白了点。他们是一个班里的，怪不得知根知底。
那年代，基本上风清弊绝，可社会污浊也没绝迹。县里召开了一次公审大会，一下子判了一二十个，无非是偷盗之类。有个女的，十八岁，已跑遍了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就是偷。判了七年。同学C告诉我：公审的那天，两个人押一个。主席台上站了一长溜。宣读到谁的判决书，就让抬起头来。那女的一抬头露脸，全场一下子“啊”了一声，真漂亮。判七年，出来才二十五岁。C言语之间有几分惋惜。我虽未亲睹芳容，可也有几丝儿遗憾。
文化革命革到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真正无序，天下大乱。一些混水摸鱼的人也有了可乘之机。这恐怕也不是Y县一地如此。记得一九七二年春，我到省城火车站接人，在出站口附近蹲着.一个漂亮的女青年出现在我跟前，也蹲下，问这问那，没话找话。不好意思，可也没马上离开。那女的自然也不走。我已感到了她还有话说，而且未必是我能够接受的，就找个由头走了。谁知第二天在大街上看到一辆游街的卡车，有一个挂着女流氓牌子的竟是她!有什么办法，这也是断不了种、绝不了根的。不买不卖就干净了？偷的摸的也挡不住。
某年月日，我的文件夹里多了一份外调材料，领导说放着，别让别人看。我看了，就是一对狗男女的花花事么。女的主角，部队一个医助的妻子，在公社医院干护士；又是烈属，双方老人撮合。女的就是放荡，丈夫也不是东西，谁先谁后也说不明白。女的耍赖，什么打我呀，我没办法云云，一共写了几行字。与她偷情的男人似乎也不是一个，但比起女的就老实多了。一个男人有交待：一次次，一处处，说的分明。什么车站旅馆，公路下面的涵洞，村头卖茶的老太太的一间又矮又黑的茅草房里……都成了他们兴风作浪的温柔富贵乡。


我的一九六七（十七）

苏鲁边河
此前此后，中央下了两个通知，一曰停止串联，各地在京、京在外地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联络站撤回原单位。另一个通知是复课闹革命。停课先是半年，又延续半年，现在总算到头了。中央的决定形成的背景和动因也是出于对乱相的忧虑与干预吧。我们是毕业班，无课要上。我们回校干什么？也是着急关心，也是百无聊赖，就大着胆子给中央文革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电话局给打，而且熬到十点钟以后还打通了！七八个人围着一部摇把子电话机，拼命的吵、喊叫，以为声音越大对方听得越清呢。后来平静下来啦，声音也小了，也听到了。是北京的，讲普通话呢。问有什么事，就问我们六六级怎么办，国家还招生吗。当然没有给什么答复。能给什么答复呢。说是正研究，有了结果再答复。泄气，失望，无奈。于是撤回校园。
三哥早已来了信，并寄来了学生证，要我去他那里。现在无所事事，就去吧。于是去了济南，因票上注明三日内到达有效，就在山师玩了一天。他们有外事任务，迎接还是欢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谢胡来了。他们又送我到火车站。到那里刚天亮，满耳朵听的是人力三轮车与自行车的特殊的铃当声，像鸟叫？步行去师专。师专在市南，有十几里呢。到了，三哥不在，下乡帮助秋收了。我就睡了。下午三哥回来了，自然亲热无比，说是说话有哑嗓音了，粗重了。校园傍山而建，由低到高。出了校外，进市里又是由高到低，急拐弯，大陡坡，说是险峻亦不为过。第二天流览市容，去海港，见了正冰冻的一箱又一箱的大对虾，说是出口的。还去了海边，坐在乱石头上，一边看着海，一边吃苹果。三哥说这是最浪漫的。第一次见大海，很高兴，又有点无端的恐怖。这样的广阔，这有的深邃，这样的总不肯平静，周而复始，时空无限，何时是个了，何处是尽头，就有点茫然。洗了澡，照了像。又专门去苹果园，看了那挂满枝头、压弯了枝条的、长了薄薄一层白膜的苹果。硕果累累，硕果累累呀！清香浓郁扑鼻。漫山遍野，无边无际。真喜人呀。在这里劳作，喜的合不拢嘴，还有个累么。住了几天就回去了。又坐火车。火车还松快，都有座。临上车三哥给买了两个馒头、几块炸鱼，用纸一包，塞给我。特别交待，鱼骨是能吃的，不要扔了。车是开往青岛的，我到城阳站下车，拐到即墨大哥家去看看。车票是津埔方向的通票，到蓝村该补票。我没补，心里发虚，本来学生证就不是我的，坐着不自在。就让查票的叫走了。下了车，补了票，几角钱，又有二角的补票费，只觉得花的冤枉。
大哥有了五个孩子，两男三女。女孩先到，最大的才八岁。两个男孩，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多一点，刚会走路。五个孩子又是农业户口，一个月五六十元的收入，生活不宽裕，也就是能吃饱就是了。我喜欢小孩子，可没有钱，带着一小排孩子上街，只能买一点糖块。孩子们急着伸手要。就这，大哥还说我，别乱花钱，不要惯他们吃零食。我心里好一阵酸楚。这已经是我们家的第三代了，他（她）们一落地就是新中国未来的小公民了。难道他们的童年不应该比我们好一点吗？是好一点了，不挨饿了。可这就是他们的童年了吗？不能更好一点、有零食吃、有花衣服穿、还有几个玩具吗？住的倒是独门独院，只是租赁的屋子太矮太暗太旧。大哥说，给批了地了，很快就盖了。大哥是苦水里泡大、苦日子过惯的，知足。但说起文革，也有不平之气。说自己单位的头头不象话，揭出来一些不干不净的事，以前谁知道？就知道干活，一夏天穿烂三个新背心子。当劳模，当先进。毛主席共产党号召造反，我也造反了。造的什么反呀，不就是写了张大字报，批评头头官僚、贪图享受、搞女人啥的。别人早批了一百遍了。这下子捅了蚂蜂窝了！“让你当劳模还造反，好！查你的三代！”以前给领导和同事们说过，老人不会持家过日子，吸过大烟。他们又想起来了这档子事，就派了人去老家调查，说是旧社会能吸大烟一定是地主富农。老家的老人们一听乐了：种大烟是日本鬼子让种的，家家种。男爷们有几个不吸的？八路来了不让种不让吸，就不吸不种了。这算个啥。一个村子里还有他家再穷的？这才没让他们抓住把柄。没抓住把柄就没法子收拾你啦？报复的手段多啦。反正大权还在他们手里。这一会儿他们正挨斗，他们顾不过来。将来翻过来，看他们怎么厉害吧。住了一天，我走了。送行的饺子洗尘的面，都吃了。哥用自行车把我送到火车站，又从布袋里抓出几个零钱。我不要，见哥只呶嘴，就接过来了。


我的一九六七（十八）

苏鲁边河
回去没多少日子，又和C同学去了济南，算出差。本不该我去，耍赖才去的。那时只有向外跑还有点兴趣，别的什么也干不下去，坐不往。但是上济南也办不成什么事。文革快两年了，我们毕业班的学生怎么打发？没有文革已是大二的学生啦，考不上大学回家干活不也娶妻生子成了家了？现在是个什么了局？我想，如此这般考虑个人出路的，不在少数。大学里、大中专里窝着两届毕业生，都到了挣钱养家糊口的年龄，各奔前程不是更现实更需要更迫切吗？我们下边的六七届习惯上仍叫高二，不是连高三也过杠、正常情况下也进了大学门吗？我们上济南是上访。那一时上访的非常多。省市一级新政权才成立七八个，一级又一级的革委会正在筹备之中。有的两派或几派仍在打、斗，闹派性，争高低。正常的渠道没开通，有事要反映、要呼吁、要下情上达、要解决，只有受组织之托或者干脆就是为一个人的问题上访。我们俩在济南转了几天，可以说不得其门而入，找不到一个部门或是一个人能够负责地回答你的问题。不是没有同道，刚才说了，许许多多人的一大现实问题么，而是上层没有考虑到这些。他们面对的是更大量的、也更急迫的其它问题，是武斗、是大联合、是新生的政权的撮合与催生、还有更具体更大量人群提出的问题。
我几乎没抱什么希望，有点玩世不恭。这个问题太大，我俩个想问个究竟，连门也没有。没办法，也不值得认真。我就想逛一逛、看一看，累了乏了就回去了。C很是认真，两个人也得有个负责的，他就是负责的。今天去哪里、找哪个部门，都有个计划。花多少钱也得记在小本本上。认真得有点琐碎。他是非农业人口，父母从教。他初中起就住校，独立生活，免不了生活上的小算计。这也是习惯了。但这似乎与我对他的整体印象有点不吻合。他也是激情浪漫、视野开阔、敢说敢干、风风火火，有时亦不免咋咋呼呼，也没什么大的城府心计、狡猾算计之类，也没有傲视一切、故作高深的拿捏作态吧。
同学之中，如果有几个是我极想见到、又怕见到，见到有一肚子话要说、有一大堆问题想问、真见到了可能不知从何说起、相对无语的，他就是其中一个。同学六七年，离别快四十年了，至今仍没见面！经常问、打听，他的现在与行踪是我常挂念在心的。因为走了异乡，远离同学，一切都中断了！保留在我内心的一切印象，都冻结了，静止了，化为一座雕塑、一张油画、一帧照片（我们这一班同学是不是连张合影也没有？），一串串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有人头像的底片……一切似曾淡去，一切正在变得清晰，似乎又活转在眼前。那时我们正年轻。我们拥有我们的再贫穷不过也再富有不过、再简单不过也再复杂不过、最具活力与激情而又是难以承载这激情的羸弱的躯体与空旷的大地、当时没拥有的一切会拥有、而已拥有的一切后人却再也不会拥有的青春。读了王蒙的《青春万岁》，尤其是开篇诗，我曾为我已逝的青春追悔不已、涌出了泪水，我也为我的与我当年一般大的学生们的青春年少祝福。而今，行文至此，我要为我们的青春骄傲。美好的一切属于青春，属于永恒。而一切曾经的不愉快、不和谐、小报告、假积极、妒忌、较劲儿、急赤白脸、隔膜、不理不睬不正眼看、大言不惭、也许还有什么摆不上台面的不三不四，都早已成为过去，化为风，化为烟，化为子虚乌有。它们大都属于幼维，也属于贫穷，属于历史。历史留在我们身上的陈迹，时代抚摸我们的印记。只有脑袋里有些进水、有点贵恙的人才会将这些事体记在心里，挂在嘴上。时代无负于我们，我们在那个时代长大成人；我们无愧于时代，我们从那个时代走来，并不无依恋与怀念地告别了那个时代。我们走过来了。我们生活过、依然生活着。我们过着的本该也许是另外一种生活吧？谁知道呢。
至今仍然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有福啦。我听说，自己的终身大事，生儿育女及儿女的谈婚论嫁、还有第三代的出生，双亲的寿诞生老病死，也许还有三亲六故的头疼脑热，你们都往来、存慰、庆贺。一辈子同学岂止三辈子亲？我如侧身其中，一定会感受来自同学的关爱与友情，也会见证忠诚、善良、勤奋与融洽，更多的欢声笑语，连绵多年的奔波与清苦，无穷的琐屑与无奈，白发与皱纹，喜怒哀乐，人情之常。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不也是大同小异？一切可以想见，一切可以推知，一切又是那么急不可耐地愿闻其详。亲爱的同学们，你们过得可还好吗？



我的一九六七（十九）

苏鲁边河
济南上访无功而返。在十月份，毛主席两次发出“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号召，十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再次发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最新指示。学校里人是多了，热闹了。但除了惹事生非，还能干什么呢！归顺的人越来越多，不愿声明归顺的也来了。对立面的头头及中坚借口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仍然不进校门。复课闹革命是毛主席的号召，毕竟也是他们的权力。只要进了校门，不惹事，谁又能把谁怎么样呢。到了校外就不行了。对立面垮是垮了，可不认错，更不服输，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充分理由断定这还远不是结局。谁笑到最后，谁笑的最好，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们人还在，他们仍在笑。他们的据点在乡下，居无定所。台上的啥时候也忘不了台下的。有通风报信的，弄准了，也抓。冤有头、债有主。交战这么多回合了么。逮住了就收拾不轻。他们也没闲着，常住在城西关回民区，也不断兴风作浪，就是劫道逮人呗。更是往死里整。
一次，我们的L头被堵往、抓去打了。正吃午饭呢，有人报了信，都扔下饭碗去救人、追凶手。L头被送往医院。其余的就没命的追。我那天正在家呢，同学L提了两只鞋，气喘吁吁到了我家，喊了一声：“某某，快去追人！他们把头打了！”我还待要问打人的人呢，L已经跑出去了。我也跑出去了。街上热闹了，一街筒子都是奔跑的同学。几十个同学都跑的脸变了色。一问才知道，凶手从城西关一直往西南跑，已从我们村子里穿过去了。这已是十里路了，他们还能跑多远呢。又追了四五里，他们进了一个村子，再没出来。这里是江苏地界，又是他们的一员的亲戚，不好办了。在村子一周圈转来转去，村里的人也往外打量我们。没敢进，一直等了小半夜，也是担心受袭击，就撤了。你有初一，我有十五。他们的头也让我们逮着打成了烂头羊。谁也别客气。我呢，一次与任作战部长的L同学结伴回校，也叨光受了次失算的袭击。
在这些焦躁无望的日子里，县革命委员成立了。我们的L头是常委。全校哗然。我们校是县里唯一一所完中。我们的组织是县里造反最早、人数最多、发挥作用最大、影响最广、远近闻名、响当当硬梆梆的革命造反组织。革委会设好几位副主任，作为四大系统群众组织（工人、农民、红卫兵、其它各界）的头，各有一位。这红卫兵的一位非我们的L头莫属。可却让设在县城的一个中学（初中）的初中的学生占了去！说什么我们学校远离中心不便工作，可当初造反冲杀，我们学校的学生动不动三十六华里往县里跑，你们一个个求之不得、若大旱之望云霓，怎么就没什么人说什么不方便了呢！分明是权欲熏心，初中学生的头头年少好控制，完中势力大、尾大不掉、难以制衡。一把交椅刚夺过来，还没坐热乎呢，就动起了争你大我小的念头了。昔日推心置腹、联手对敌的战友，今日成了勾心斗角、一决高低的对头了！虽说“一阔脸就变”，可这也太快了点。闹内讧也太早了！学校里到处一片愤慨！连“杀到县城”、“退出革委会”的话都喊出来了。可大势所趋，又有什么办法呢。L头只有劝慰安抚：顾全大局、维护得来不易的大好形势之类。大家就骂他“草包”、“装熊”，他也就笑笑。
军训团又来了。己是冬天了吧，穿着棉衣，还有大衣。最高领导是谁不记得，只有一位连长老在我们班，其他的军人常来请示他。他就是最高领导？中等个儿，块头大，黑黑的，威严也不刻板，不多说话，见面也主动笑一笑，算是打招呼。是老兵。打过老蒋没有？入朝作战确去了。还有一位指导员，年轻，学生兵，小白脸。有话说，也愿意说。这一次不比上一次，少了点剑拔弩张、敬而远之，多了些融洽、亲近与随和。同第一次的级别高、风风火风、高傲高调相比，这一次确是低调行事了。反正他们在变，我们也在变。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就是军训，做思想工作，硬性的指标及期限都没有。而且从后来的发展看，他们也就是扎下了根，“常驻沙家浜”了。直到一九七二年，城市中学既有军训队，又有工宣队。而一九七三年企业还向自己的学校、附近的大学派工宣队。没有当务之急，也就少了些权宜之计。没有了紧紧张张，没有压力，平平和和。但对形势现状的不满与无奈，却也是掩饰不住。我们的一统天下，我们是主人，我们不用怕谁。于是就自觉放松、主动亲热、不把解放军叔叔当外人。有时还敢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套套近乎，放肆放肆。怎么训的？每天操练？向左向右看齐开步走？也许是吧，也许有吧。但我记得更多的是在教室的活动，就是读报讨论。一讨论就离题千里万里，没点儿正经。指导员不打断、不插话，只是笑着。有时听着还行，跑题不远，话题也说不上多么俗，就也插进去，扯几句。当然是想扭转我们东拉西扯的大方向。指导员是上高中时入的伍，文化水平在部队是最高的啦。入党提干进步都快。有几天，他提出和我们一块学习毛主席诗词，我们就安静了好几天。学，背，讨论，津津有味。那时发表的是三十七首吧，抄，背，都记住了。一天，我们请指导员讲讲部队的事，他就岔开了。问他的首长，他说：我一个小兵怎么能知道他们的事。难道他知道我们不怀好意、要借机报春天的一箭之仇？后来我也当了兵，才知道一个基层干部，“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哪有机会与团一级领导打交道。建筑工程兵（打坑道的）连排班各自为战，当兵一二年，见过营长就稀罕。当官的也不过是开会才能见个面，认识认识罢了。请他讲个战斗故事，他害羞似的笑了：我还真没见过战场硝烟是什么样呢。好吧，我就讲讲张连长的事吧。先讲了在朝鲜打仗艰苦呀，受冻挨饿……我们说：快别讲了。受冻挨饿，我们都经历过，啥滋味永远也都忘不了。他笑了。“哪讲啥？”于是讲了“学生兵、文艺兵刚上朝鲜战场、怎么不听招呼送了命，志愿军战俘……”“战俘？不是宁死不当俘虏吗？”他说：看什么情况。战争是残酷的。战场情况又瞬息万变……不讲这个了。又讲张连长的家庭，老人妻子儿女。当兵快二十年了吧？家也顾不上，一年一次探亲假……心中有些凄然。那么威武，那么可爱，却原来……还是来点高兴的吧。“指导员，你媳妇呢？你和你媳妇也一年见一次面吗？”这就是闹，就是庸俗无聊，就是寻开心，玩笑玩笑。指导员也笑一笑，也接了话茬：“她也上班，就在某市……”见指导员没心思说，我们也别纠缠了。做思想工作就难啦。这些个冲冲杀杀、无法无天、楞头楞脑、宁折不弯的学生，一个个都是强种、倔驴！你让他坐下来都难，别说促膝谈心交心了。一个大思想工作就是说服我们在校的一派让全体学生返校，不同观点的也让来。来了要热情、要团结、要有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胸怀，都是阶级兄弟、一根藤上的苦瓜、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就这样过了一二个月。没发生什么矛盾，没出什么难题，没有什么不愉快，可也没建立什么深厚友谊。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春天支左时留下的阴影下进行的。那时红卫兵对解放军太崇拜太尊敬、期望太殷太高了，而解放军又自以为是、操之过急、对学生的伤害太多太深了，此后又从没有真诚地道过歉。毛主席不是说老干部和军队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么，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革命群众。标准明确具体，真正做到也难。他们也没真正转过弯来。现在造反派得势，他们是如此谦和，一旦造反派与保守派大翻盘，他们的表情该又如何呢？我以为，让军队支持造反派是很滑稽的事。军队是政权的象征，秩序的维护者。让军队同无法无天反传统反秩序反对现政权的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是很不自然、很尴尬的一件事。


我的一九六七（二十）

苏鲁边河
后来是征兵。带兵的是新疆的，也是我们一再追问之下指导员才讲出来的。先是体检。第一关，在操场上溜一圈，报了名的几十上百个排成一行、围成一个大圈迈开大步走，大夫在中间盯着。他用手一指，指着谁谁出圈，也就是淘汰出局了。我也报了名，只转了一圈，就被喝斥出来了。因为指我几次，我装没事人。可怜煞也。没办法，就去纠缠指导员：不是体检吗，我就体检一回吧。反正高考体检已经快两年了，就让我查查吧。指导员被缠不过，就去给要了一张转圈后发给的合格证，我就得以进入体检程序：视力、身高、体重、血压、外科、内科……一路过关斩将！晚上透视——最后一关，又合格！我乐坏了！我与指导员有约：只要身体合格，就让带兵的带我走。指导员说，还有父母同意呢。你父母再同意，你当兵的愿望就百分之百实现啦。体检完已是夜里八点，我从老师那里借了辆自行车，就往家冲。这两天刚落下一场大雪，四下里一片白茫茫。只有发黑的才是路，也冻结实了，只是疙瘩成片。我心急火燎，一个劲儿猛蹬，车轮飞转，车座狂颠，车把发颤直打晃。幸好没翻车。村里真静。父母已歇息。我告诉了体检合格的消息，再三再四央求不要拦我。父母很干脆地答应了。
我当夜返回学校，一夜难眠，心里就翻腾个没完。班里另外有几个同学也验上了，并最终穿上了军装。只记得一个姓甄，一个姓田，都不是我们一个观点的。原初二有一个班，居然一个没验上，身体不合格。都在透视这一关打下来的，说是肺部有阴影。一冬天，他们猫在教室里，吃住都在。窗户用纸糊死，又用床板从里边抵死，弄的不透气也不透亮，大白天开灯，一天到晚点炉子取暖。先烧煤，煤不够就连破桌子破凳子也烧。困了睡，醒了玩，饿了吃。连门也不出。是不是还吸烟？烟熏火燎，空气污浊。总之折腾了一冬天，把肺搞坏了。我们的L头也验上了。同学们、战友们、众喽罗自然不让他走，以为他一走群龙无首，而且与上边打交道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没了，我们还不成了没娘的孩子！但L离意已决，任谁也劝不进去。他也是无奈之举。将来既然形势险恶，变化莫测，则不如现在就趁机一走了之、离开是非之地。L是因为对未来没什么信心才毅然决然地走的。事实上也没什么难以割舍的。有关方面也无意劝留，而军训团则极力鼓励，暗示到部队一定受重用。L很顺利地走了。我却没走成，指导员说是老人不同意。我气极。跑到家去问。母亲说，没谁不同意。问我，我正烧锅呢，一低头烟熏着了，淌泪了。那个当兵的就一连声问：大娘你别难过。不同意就不同意，没什么。我急忙说同意。他们就走了。咋还说我不同意？多少天以后，见我死了心了，母亲才说，没说不同意，就是觉得在外上了七八年学，没个结果，说走就走了，还那么远，不舍得。
这一次征兵走了不少，一共有40多个吧。头走了，老保也走了。一转眼，摇身一变，一身崭新的军装换上，就成了解放军叔叔啦。那个神气！当时天下大乱，农村学生再也别无出路，当兵该是多么叫人眼热啊！当了老保也能当兵，眼看着好处叫他们先占去啦，同学们最是咽不下这一口气。他们政审合格吗？带兵的用的什么标准？带兵的几千里之外赶来，两眼一抹黑，一定是武装部捣了鬼了。他们是坐地虎、地头蛇，啥情况不清楚。一锤定音，还不是他们说了算？该走的都走了，不该走的也走了，多少人想走又没走成。一片冷清，还有遗憾。校园里装不下太多的遗憾。
说要发毕业证了，还要照片。一定也是上边的旨意吧。省里？中央？县里不敢，学校没胆。办了没有、何时发的，我是从未见到。直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才让三哥去学校开了一张证明。初中三年，高中又三年，加一年，再加半年！就凭一张纸就打发啦？渡过七八年时光的学校的大门，从此就对我们关上了。无限伤感，无限惆怅。不愿说再见，也没有久别重逢似的再见。当初兴冲冲慕名而来，今日无长无短无结局、黯然神伤而去。这就是结局？这就是结局！一十二年寒窗苦，一事无成回家来。愧对养育我、陪我受了十几年苦的父母亲人，乡里乡亲面前，脸面又何在呢。
青年需要激情，激情属于青年。青年是航船，激情就是涨?姆绶。青年是草原，激情就是欢腾奔驰的骏马。青年是天空，激情就是蓝天白云、激荡的风雷。青年是大海，激情就是无风三尺的浪、波涛滚滚。没有了激情的青年，那就是古水枯木，就是一条癞皮狗！不死心，不死心。一轮苦闷，一片牢骚，一阵争吵，又一番冷静。就产生了去北京上访的念头。对！问问去！我们就这么打发啦、被抛弃了？为什么没有人问一问我们？停课造反时没人问，复课闹革命没人问，而今撵回家更是没人问！我们成了任人驱使的没了魂灵的躯壳？世界还是不是属于我们的？
几次三番策划，居然成功！是谁的支持，居然县革委都同意了？他们也关心我们的出路？还是更扒望着我们快快离去？批准去四人，批了240元钱。足够了。从我们最近处坐火车到北京才要十一二块钱，加上汽车票，来回路费有二十六七块就够。皆大欢喜。军训团当然是不会同意的，可他们坚守一个原则，只管军训，别的不干预，也就默认了。谁去呢？争来争去，有了点眉目。第一，去过的不去了；第二，能反映我们的问题、不辱使命的。就确定了四个。也是不平衡，也是闷得无聊，有人又提出，钱够花，为什么不多去两个？如果钱紧，少待两天也行了。没人反对，没有理由反对。又是一阵争来争去。又增加了两个。商定好了：春节初几到学校集合，一块坐汽车走；因为我的家离学校近一点，钱就让我保管。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内心的激动是难以言表的。上访是第二位的，上北京才是最重要的。上访只不过是个幌子，是个借口。谁能答复我们的问题？有多少比我们碰到的问题更重大、更棘手、更迫切、也更纠缠不已难以了断的问题，堆积如山、急如星火（十万火急！）？即便有人考虑要解决类似于我们的问题，那牵扯到的人也有百万千万之多。那些城里的娇子们不是更要优先吗？我心里是一点希望也没抱。就是一个念头上北京，上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到天安门广场！但是，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第一次北京之行却成了一生的屈辱和怨恨！是失望与绝望！是跌入万丈深渊、掉到冰窖里才会有的感觉！当然，同学和学校在我们返回不久就知道了、传开了。但我本人直到今天——事过近40年，没对任何人讲过。不想讲。说不清也不想说清。尽管当年这种事体并不少见，而今这种事体更司空见惯。我还是不想讲。当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写不下去，已停笔一天啦。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