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月 让事实说话——“文革中的我”的一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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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露真实身份“文革中的我”的回忆/（之一）

【写在前面】我为什么要发自我介绍性的公告？一、表明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职业，出生时间/地址，以便我家乡的父老乡亲知道，这是当年那个干瘦如柴的娃娃写的，既勾起往事的回忆，也可以让他们监督其真实性；二、引发远在异国他乡的当年同学好友的心灵共鸣；三、我敢于以真实身份写这样的文章，说明我不怕对后果负责（因为我的老乡/亲友，以及原工作的医院也有人在读我的博客）；四、我文章里的回忆内容，对个别人不是引起感动，而是怀疑其真实性和我是“那个时代”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专政对象”或者其子女，“带着累累伤痕”在这种“群魔乱舞牛鬼蛇神满天飞”的时代，趁“改革开放”之机“死水泛微澜”来向那个“毛泽东时代”和伟大的“神”放毒箭——我的“公告”以示澄清，更提供查证的目标和依据，以便他人揭发 “造假”，亦更有说服力。

有网友劝我“王老先生,何必跟黑猩猩一般见识?随她去吧，我相信上窜下跳不是她的本意，听命于他人不得不为之而已。”不，这不是个人“见识”之争，这是中国的前途及命运之争，是倒退到“那个年代”“高举三面红旗”还是丢掉专制奴役人民的破旗，坚持经济改革更深层次地搞好政体改革之争。否则，“权贵”及其喽罗们舞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彩色旗号，戴着花花绿绿的面具，巧嘴簧舌蛊惑人心开历史的倒车。虽然我们，又特别是我这位耄耄老朽无权无势，仅仅是“饭后茶余之闲聊”但“志士之志不可屈”。老朽是“从小好争秉性不移”，这非但不伤精劳神，对陶冶情操/磨励心智远远超过千剂补药“独参汤”，深感有趣，更“其乐融融”！

附原《我的公告》（个别文字稍有修改）及“文革中的我”的回忆如下：

博客昵称“茅庐放翁”，本名王明月，男，别号逆舟、云松；斋号：放翁斋；四川省安岳县人氏，出生地石羊镇三元街。生于1944年，现年64岁（2008）。职业：（退休）临床内科医生。爱好：琴、文、诗、书、画；拒绝：一嫖、二赌、三座茶馆、四跳舞。富裕不足，温饱有余。土里生，泥里长的典型乡巴佬贫下中农。在学校读书混了15年，自公社化后靠人民的助学金雨露完成学业。

自幼天真活泼勤奋好学，善言能辩“有口皆碑”；生性耿直豪爽，不贪钱财，不畏强权，不攀爵位，也是“有口皆碑”。每有挫折，“九曲十八弯，最后保平安”全凭“根红叶茂苗苗正”。从小至今没有受过任何处分，也无特别嘉奖和荣誉。有人一读我的文章就敏感：“是带着那个年代的伤痕过来发泄的右派老头儿”（注：可笑，划右派运动时我才13虚岁）！这个问题，犹如狗不理解人为何讨厌屎，人不理解狗吃屎为何那样香。难道鞭鞑“那个年代”的人就必然有累累“伤痕”，那么主张回到Mao“那个年代”的人呢，都是当年闫王爷没勾簿的肥臀大耳的“公仆”们的曾孙墨孙——红“五类”“太子党”“八旗子弟”吗！？自圆其说，越说越不能自圆。这种人自封“左派”，胸无滴墨，常常使用最污浊/下流和粗野的三言两语骂人/起哄/干嚎，除了骂人/起哄/干嚎，还是骂人/起哄和干嚎。正如武汉地区招收五毛标准“文化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不限”那行将就木的“RMZF”旄下的这么一撮乌合之众。对此，老朽已在“那个年代”久经考验，且磨炼有加，是见怪不怪，餐桌一碟小菜！

我身上没有“伤痕”，祖宗三代和三亲六戚都没有“伤痕”，过去国民党的天下时没给划“伤痕”，后来共产党的天下时也没给划伤痕，光光身身。三亲六戚个个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没有一个“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更无“关、管、杀”。不然，文革当年胆儿没有那么大，敢挑官儿刺儿，敢造反。我曾经追随共产党敬仰毛主席，认认真真读马列，背诵马列及毛泽东的书······是入党的重点培养对象。

【增补“文革中的我”的回忆】当年小青年的我，文革一开始便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到大风大浪中去”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去“造走资派的反”。

在大辩论中，我手挥“红宝书”怀揣中央文件，面对强大的“保皇派”围攻和谩骂，面不改色心不跳，应对沉着，舌战群儒，一次次获胜。

随着形势的发展，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鼓舞下，我们“造反派”经研究决定首先夺取“广播电台”占领舆论阵地。二月六日晚7时许，上千红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占领了广播电台，除机房人员以外，其余的“老保”被统统赶了出去。为防万一，外围红卫兵手挽手地筑起了道道人墙。此时，我们的主持人拉开广播宣布“造反派夺权成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万岁！万岁！！万万岁！！！”此时此刻，红卫兵小将们欢呼雀跃，热泪滚滚而下，一遍又一遍地高呼：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好景不到半小时，军代表在10多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护送下来到现场。一道道红卫兵人墙使他们无法进入，于是他们用半导体喇叭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他们的“军事接管令”立即引起骚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夺权好得很！”“最高指示：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砸烂保皇窝，瓦解保皇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有人领呼，于是那声浪很有节奏地一浪盖一浪。

天上开始下起蒙蒙细雨，地面变得有些滑凌，气温下降的寒意给人带来几分粟栗感，但红卫兵小将的喧嚣声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时。这时，军代表突然态度强硬起来，宣布“武装接管”“鸣枪警告，不听劝告者后果自负。”霎时，人群乱作一团——解放军强行登楼与阻挡的红卫兵小将抓扯；早已有组织地分布埋伏在周围大街小巷和角落里的“保皇派”蜂拥而上，以数倍于红卫兵的人数，几个架一个被全部驱散。

在此同时，“保皇派”在大街小巷贴满了巨幅横标，上书“坚决支持解放军/公安局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谢××、龚×××、唐××的革命行动！”

其实这三人根本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二月六日晚是到现场站得远远地看闹热的围观群众。他们都是文工团运动初期工作组划的“三类”，其中一个是编剧，两个是主要骨干演员。据说一个年龄较大的曾经是解放前“哥老会”一般成员，一位是“不过问政治走白专道路”的人，一位是在恋爱时发生两性关系，后来又解除了恋爱。连夜，我们也针锋相对地刷出巨幅横标“杀鸡给猴看，镇反是假，破坏文化大革命，镇压群众运动是真！”“向造反派脸上抹黑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并且写出了“二·六事件现场调查纪实”及“谢、龚、唐的历史及现行调查纪要”等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二月镇反”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电台房屋周边及现场，花园里的花钵几乎打烂殆尽，花苗深深地陷入被反复踩踏的泥泞中；地上留下的是混着泥浆的滑溜溜的斑斑足迹；遍地的被蹂躏而面目全非的“革命小将的传单”；电台不紧不慢不阴不阳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镇压反革命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军事接管令》的节目。除此之外，这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让事实说话——“文革中的我”的一段回忆/之二

【文革的是与非，让历史去评说吧，我仅在耄耄之年，写下四十多年前的回忆。】

1967年二月，新年伊始，出了个“军委八条”，于是那“腥风血雨的二月镇反运动”从悄悄地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顿时，强大的“保皇派”势力上下呼应，内外勾结，以多胜少，将毛主席刚刚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还处于少数派的一批造反派头头和骨干，扭送到公安局投入大牢，曰“依靠群众组织专政”。后来知道，中央说这股逆流是“谭震林/陈毅大闹怀仁堂掀起的”。那时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是反对搞文革的，只是没有机会发泄，借这股“军委八条”之风，他说：“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于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据当时北京反川代表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成都市仅一夜之间就抓上万人，下面的区、县也是上千人，监狱里人满为患，一间牢房10平米左右，常常关8人以上，一张小小的板床上睡二至三人。在“革命的红班房”里，我们大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那种英勇就义的气慨，相互鼓励，“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于监狱里我们“人多势众”饱含着热泪由低吟到高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盼天明，···”歌声此起彼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李井泉，炮轰大西南；砸烂黑公安，解放造反派！”口号整齐而铿锵，大有“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当然，引来的是看守所人员的迫害和摧残，对男的往往是捆绑、打骂和罚站，对个别不守监规的女同学施行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污辱，甚至几个彪形大汉配合“妇科”女医生强行按倒后用检查“经产妇”用的窥阴器进行“破处”······那痛苦的漫骂和吼叫声，令人撕心裂肺，惨不忍闻。这些，就是看守所所长祝××在监狱的高音喇叭里每天数遍地吼叫“全体现行反革命分子听着：让你们也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更不许山东（东山）再起”。——这位“大老粗”干部常常给我们读报，又常常出洋相地误读/错读，更常常引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阵阵哄笑。他又声嘶力竭地吼道“雅静，雅静，我又要抓几个典型出来······”

那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纷纷逃亡北京，得到以聂元梓/蒯大富为首的北京红卫兵的接待和支持。他们通过“北京记者站”或“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不断向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主席写材料汇报四川的“镇反运动”。自四月初，中央即开始着手解决四川问题纠正镇反运动，特别是周总理多次接见逃亡到京的造反派代表，给予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于是消息以各种渠道传入牢房，“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各地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当时公安局/监狱/档案馆都是军管的）从四月上中旬就开始“纠错放人”，先学生，后工人，再机关干部，最后是社会闲散人员，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直到“红十条”（即1967年5月7日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之后月余才被陆续释放。

我被“保皇派群众”在辩论台现场扭送到监狱（2月16日晚8时多～4月17日9时许）整整坐了60天“红班房”。

由于有中央的支持，我们出得狱来，是鞭炮声声大红花朵朵，欢迎人群前呼后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浪撼山震海，我们“造反派”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俗称“光头左派”。

在中央透露出支持四川的革命造反派信息之后的1967年5月4日，成都“兵团”（工人组织）和“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学生组织）造反派联合摧垮了川棉厂“产业军”（保皇派）重要据点之后，又联合行动，于5月6日，发起了对成都“产业军”（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组织）“保皇派”组织势力最大的西郊黄田坝132厂的冲击。造反派群众数以万计（以大中院校学生为主，部分“兵团”产业工人）把132厂团团围住，人山人海，呐喊声声，直捣“保皇派”的老巢。在此情况下，132厂的领导以保护工厂安全为由，错误地发枪武装“产业军”。

枪声突然响起，前面赤手空拳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然而，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前赴后继，冒着枪林弹雨，手挽着手一排排地踏步前进，整齐地呼喊着“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还-我-战-友，还-我-血，誓死-保卫-毛主席！”泪水混杂着血水，继续前进。此时此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激情和对枪杀的怒火立即激发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那百倍的勇敢瞬间演绎成千倍的疯狂，反复重复着一个口号“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人们只知道前进，忘记了后腿。血，染红了132厂的地，染红了132厂的墙，染红了132厂的天，场面悲壮而惨烈。从而酿成了开枪打死数十名群众和上千人受伤的重大流血事件。最后，枪声停了，“产业军”拖枪撤退了······。

这个不幸消息的电波很快传到北京，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解决四川问题迫在眉睫。中央于（第二日）1967年5月7日迅速公布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注意：不是“意见”而是“决定”其它省多数是“意见”）的红头文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四川台反复播放。其内容为十条，故此称为“红十条”。文件充分肯定了四川的革命造反派的大方向，指出了5月6日枪杀革命群众事件的性质，抚恤死难者；安抚和医治受伤群众；惩办凶手和幕后指挥者；中央指令以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同志为首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其成员；指出了四川宜宾问题，并给刘结挺（原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夫妇平反。在中央强大的政治压力和“造反派”的攻势下， 不久各地“保皇派”组织纷纷瓦解瓦解。

然而，“旧的矛盾在解决，新的矛盾又不断地产生”造反派内部又分裂成了两大派。成都以邓长春“成都产业工人造反兵团”和江海云（女）“川大8·26”为首一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另一派；在重庆以黄廉为首的“重庆产业工人反到底”为主为一派，以学生周家喻为首的“重大八·一五”为主的另一派，在对待“红十条”中点将的“省革筹”成员刘结挺/张西挺两口子是保还是打及其它“枝节问题”（中央语）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形成了全川的两大派，以此划线波及专/县/乡甚至农村。我，是“反到底”“兵团，8·26”派。

让事实说话——“文革中的我”的一段回忆/之三

【文革的是是非非，让历史去评说吧！作为一个参与“文革的我”仅在耄耄之年，写下我四十多年前的回忆，或许是“珍贵”的史料；或许是有别于“正史”的“野史”；或许是“正史”的“补遗”。】

全川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之后，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由文说到武斗，由小磨擦到大打出手，最后是枪、炮、坦克以至装甲车和火箭炮、流弹炮之类的“正规阵地战”，只差飞机和“原子弹”了，真是瞩目惊心的“战争”！

1968年初之后派性武斗开始升级，由动用铁棍钢钎发展到真枪实炮。此时，派性武斗双方均以江青：“小青年爱玩枪，打打也好，练习练习。”康生并说：“可以改进技术”。江青还以传达的最高指示的名义说“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两派为自己“武斗有理，武斗有功”找到理论依据和大造舆论。干，大干而特干！武斗很快由街垒巷战发展到野外阵地战，部队穿便服直接指挥和参战自己支持的一派。在此情况下，又公开发表了最高指示“四川很有希望”。于是成了各派都是“四川的希望”。“武斗队”再不是小小的“队”而是以师/团/营/连/排/班正规编制。永荣（原四川的永川县、荣昌县）矿务局组成一个正规编制的师，由矿务局原武装部长周廉洁（注：据称此人是参加中印反击战的团长转业）公开担任师长，由派头头李×成担任政委。各级武斗指挥官，统统由具富实战经验的退伍军官担当。指挥部设有作战参谋部，情报部等等。“部队”有各种轻重武器，百余辆大卡车。每次出征，地动山摇，风烟滚滚。双方展开山地战，参战人员多达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当时，大足县、安岳县、内江县、荣昌县以及隆昌县的交界地成了四川两大派武装拉锯战的主要战场。涪陵、泸州、宜宾两派也打得难分难解，可谓“尸横遍野”。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兵工厂基地有近百年的历史，解放后我国的重要兵工厂也摆在重庆。当时，新中国还未面世的新型坦克、装甲战车、反坦克武器、火箭筒、火力凶猛的榴弹重炮和轻巧灵敏的四联高射炮以及AK47自动枪等各式军用武器成了造反派的武器资源，造反派占领了这些兵工厂后，可谓“武器供应无忧”。后来造反派又创造性地发明了防坦克进攻的新招，即在阵地前铺设钢板，通上高压电，坦克触电后表面完好，里面的人已被烧焦如碳。（详见：环球博客 链接http://blog.huanqiu.com/?319）

1968年7月的大足县“三区之战”，我听回来的战场指挥者绘声绘色地描述，在攻克一个钢筋水泥暗堡时使用火箭筒的情景。“我们几次冲锋都被打了回来，死伤无数；最后发现是一个山凹里的钢筋水泥暗堡的几挺机枪在作怪，这时火箭筒派上了用场，但火箭筒的有效射程不足30米；上去的人一连牺牲6个都靠不拢，第7个终于成功，后来又连发两枚。那钢筋水泥的东西变成了火山浆”。啊，壮烈之举可比当年黄继光了！

仅此一仗，永荣矿务局“指挥部”在这次战役中未完全收集到的尸体，卡车拉回的就达百余具之多，摆满一个小操场。这时正值盛夏，死者的各种临死时的痛苦惨状，二目圆睁，疵牙咧嘴，或缺头少肢，或内脏外露，目不忍睹；尸体很快发泡变色，血腥夹杂腐败味，加之一群群苍蝇飞来舞去，更令人诚惶诚恐，悲悲切切！

派性武斗双方都指责对方是“叛匪”，自己是“平叛剿匪”的革命行动。我所在地的那个“分区参谋长”还多次作“平叛剿匪”的战前动员报告。

“疯狂的思想武装了的人们变得更加疯狂”正如当年的希特勒的疯狂使德国民众更疯狂。武斗死难者被追认为“烈士”修上美丽壮观的“烈士墓”；“战地鼓动队”（女学生组成）的美少女们轮番慰问死者家属；公费发放抚恤金；到处为死难者家属慕捐，进行安抚；经动员，死者家属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四处作报告，说自己失去的亲人是为革命捐躯，鼓励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平叛剿匪”“勇敢杀敌”。如此一来，工人弃工，农民弃农，物资短缺，生活紧张，人们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简直“样样都定量，盐巴豆油麸醋酱”。但武斗人员是饭饱肉足，保证供给，并且战时免费发放“向阳花”香烟一包。大批大批的工人、农民以及社会闲散者都来参加武斗，在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的“那个年代”宁作饱死鬼，不当饿死囚，所以“兵源充足”，简直是“招之即来，来者不误”。然而，这些人没有通过军事训练，对方退就猛追不止；一旦败退，如缺堤的潮水般一个劲地跑。指挥官“立地正法”也无效。几次被对方打得落花流水，皆因于此。他们自己骂“简直是一帮乌合之众”。

我们接“上面的指示安排”是后勤，也“偶尔出兵” 配合永荣矿务局打回永川和荣昌，他们的武斗部署只给我们通气。我曾经是当地武斗指挥部政委，直接参与并指挥了武斗。

让事实说话——“文革中的我”的一段回忆/之四

1968年4月23日“内江地区八县一市文攻武卫联防指挥部”在当地军分区的的授意和参与下策划了震动四川的武装围剿另一派武装盘据的安岳县，造成双方各死亡10余人受伤数十人的重大事件，简称“4·23事件”。

武斗战车耀武扬威在街头游行（图略）

1968年4月22日午夜，用数十辆卡车将约莫2000武装人员从内江市长驱86公里运抵离安岳县城30公里的镇子区所在地。是月23日3点多钟兵分三路对安岳实行包围，卡车将武装人员运至离县城不足10公里的地点，为不惊动对方，静悄悄地步行前进占领周围“军事制高点”，然后强行重火力攻击。

拂晓，我方一枚信号弹射向天空，顿时震耳欲聋的枪炮声齐响，在一遍喊杀声中“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武斗人员像离玄的箭勇猛地冲向“敌人”阵地。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对方如梦初醒，仓促应战，不足2小时攻占了县城全部据点。

这一仗，表现最为突出而得到通报表扬的是号称“内江八连敢死队”（全由高中生组成）。他们冲锋在最前沿，仅在攻占进城的桥头就死亡三人，重伤6人。在一片“还我战友，为战友报仇雪恨”的吼声中，攻入对方阵地后对个别来不及撤退而举手投降的人也是一排56式冲锋枪子儿结果了性命。（当时津津乐道者，后来在“整治”时不是吃了枪子儿，就被判了无期）。

在“4·23事件”中负责占领永顺场以切断对方退路的资中县的一个营，一心等待从安岳撤退的对方武装人员，几小时后见“敌方”没有一兵一卒退来，便悠哉游哉放松戒备，结果被对方从反方向的大足县袭来的增援武装人员从背后打得落花流水。对方不但把我方武装人员团团围住，且在安岳至永顺的半途设下埋伏打增援。当时没有无线电台，靠有线通讯，一切联络被对方破坏，乘车去的后勤人员和战地宣传队（女生组成）中埋伏被打了个正着，死伤不少。等我方发现通讯中断，后勤及宣传队久去不归，再派增援武装时，对方早已撤离。

攻打安岳县城凭着以多胜少，本可以全部围歼，军分区参谋长（也是我们的最高指挥官）算动了恻隐之心，说“伤亡过多，恐怕以后不好交差，放开北坝机械厂方向一条路，让对方逃跑。”。命令传达后，仅能听到城内个别地方稀稀落落的巷战枪声了。

“4·23”八县一市文攻武卫联防指挥部武装攻克安岳一天后就撤走了，由永荣矿务局的“武装师”借道“打回老家去”取而代之驻守安岳县。

此时“上面”给我们派了一位经过抗日战争又经历了解放战争很有实战经验的团长，解放后转业到地方任某专区公安局长，因盗窃案（在当时他的职位和工资都不错，不知为什么偷自行车卖）而被贬职到某县任公安局副职的周道宽到我们指挥部任参谋长。参谋部的人员（至少是一批从朝鲜战争或解放战争退役的军官）策划“打仗”这个问题上由他们一锤定音。因为我们这些才从学校门跨入工作门的小青年既不懂军事，更不懂战略战术，仅是靠造反起家的“革命左派”，所以我这个指挥部“政委”在“打武装派仗”问题上只有言听计从，我们指挥部那位群众组织的“造反司令官”也只有附和的资格。

我们这个参谋长和永荣矿务局“师部”的周廉洁（背后人称“周老狗”）在战略战术以及兵力部署上分歧很大，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因永荣矿务局是“大部队的主力军”从不尊重我们这个参谋长的意见，一意独断专行自作主张。周道宽常常说，群众组织打仗就像当年的“敌后武工队”，有涣散和流寇思想特点，在兵力部署和打法上必须充分考虑，不能像正规部队那样，······。后来的每次“战役”的胜负结局，特别是永荣师“7·23三区战役”的惨败都证明周道宽的分析非常准确，所以我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战地经验也非常丰富，出生入死冲锋在前，他只手提一支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手枪，挺立着身子，不紧不慢地在阵地前走动，在“敌人”如雨点般飞来的子弹中若无其事，“胜似闲庭信步”，很少卧倒和翻滚躲避，却皮毛无损。我们以为他有什么魔力，他笑哈哈地说“从枪声和子弹飞来的声音中辨别对方发现你没有，是不是在向你射击······”。他是山西人，从12岁参加八路打日本到解放战争当团长，他有很多很多关于打仗而让人着迷的传奇故事，听了简直使人感觉有点神乎其神。

让事实说话——“文革中的我”的一段回忆/之五

是年5月8日下午，我方通过县邮电局窃听到一个可靠情报，对方盘踞在龙台镇（安岳县辖区，离县城50华里）的武装人员在5月9日上午要撤退到大足县（同派盘踞地）。趁对方撤退之机正好打一个歼灭战，在周道宽参谋长的主持下部署了“5·9龙台镇事件”。

当晚我因发烧未参加会议，后来才知道这次战役的具体部署。据我方的可靠情报，对方驻扎龙台镇最多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我方一个营，永荣师部出一个营，从正面攻击；另外，以两个连的兵力在对方撤退必经的安（岳）——大（足）公路上设下埋伏打截击，其中一个连埋伏在离龙台10里之遥的“老君山”，另一个连埋伏在离龙台20里地的麟凤场。这是我们的参谋长周道宽上任后大显身手的第一招。

到第二天9时多，我们指挥部的“蒋司令”从龙台打来“告捷” 电话——龙台镇正面战场不到三小时就已占领，双方均有伤亡。在攻打龙台丝厂时，首先必须攻克的龙台大桥，双方一度成了拉锯战。对方利用丝厂的坚固工事和丝厂对面居高临下的高山优势封锁大桥。永荣的武装人员在强攻大桥时个个英勇奋战，场面十分悲壮，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这次战役避开了那中学生“娃娃兵”一个连的编制。因为，他们不但打仗一窍不通，就连组织纪律也很糟糕，“打砸抢抄抓”五毒俱全，常常表现出一些流氓习气，群众中影响很坏，成了我们的包袱。龙台大捷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他们的耳里，以剥夺了他们“为毛主席而战”的“革命权利”为由，全副武装进入指挥部，要“请王政委出来答话”。

“文攻武卫指挥部”设在公安局内，高墙宅院壁垒森严，住着一个加强排的警卫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精良，进门先后两道武装关卡，两边暗处有“56式”轻机枪正对着两道武装执勤的大门，平时铁皮包裹的大门上只半开着一扇小小的耳门，除指挥部的几个主要头目以外，其余的人确需进入者，报请“长官”同意后，门卫先把来者的武器收缴（出门后退还），然后搜身确认无武器后方可入内。

这天，“娃娃兵”的头目先是按规矩进入指挥部问我，为什么剥夺他们“为毛主席而战”的资格，话音未了，他们的武装人员已蜂拥而入，强行通过指挥部的第一道门卫进入院坝。虽然是强行进入，看来还懂规矩，彬彬有礼地先列队集合，然后由他们的头目说“请王政委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突然在我耳边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这一声枪响，指挥部警卫排的人员，在瞬间进入临战状态，各就各位“剑拔弩张”只听见哗啦哗啦地拉枪栓的声音，所有的枪口对准进来的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为警卫排全部在居高临下的暗处，进来的“娃娃兵”全暴露在光光的院坝里，也就在这瞬间“娃娃兵”全部趴下，有的在翻滚，有的就近趴在阳沟里，有的爬入阴沟，那气势汹汹的一个个“为毛主席而战的英雄”即刻成了一条条贪生怕死的“狗熊”。眼看，一场内讧很快就会演变成“血染指挥部”，我站立在院坝中间即刻高喊，任何人都不准开枪，否则······。正在睡觉的副司令安志也冲到院坝，迅猛地拉开上衣“啪-啪-啪”地拍着胸膛，冲着“娃娃兵”高叫“有本事的朝这儿开枪”。······。

一场虚惊终于过去了。原来是这个“学生兵”中一个叫蔡旭的“二杆子”在我脑后放的枪。最后警卫排要将其抓入治安指挥部禁闭，令其反省写出检讨。因为是群众组织，乌合之众的色彩很浓，说情的也不少，不可能“军法从事”那么认真，当面认错之后也就不了了之。

再谈谈那打埋伏的两个连。1968年5月8日晚，两个连分头步行抄小路侧面迂回到目的地，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天黑、苔深、路滑，步履维艰，等他们赶到时天色已明，一整夜的快速行军，疲惫和饥肠辘辘交织在一起，这战斗的气势也就大打折扣了。

那直插“老君山”的连，刚抵公路就听到轰鸣的汽车声，在尚未占领有利地形时对方的武装卡车已到眼前，于是仓卒迎战，就地扑倒在水田里，利用田埂作掩体开枪射击，打倒一辆卡车，击毙吊扶在卡车门上的一人，其余的卡车强行还击而通过。被打倒的那辆卡车上的武装人员一边还击一边撤退，迅速消失在山间迂曲的林荫小道。

其中抵达麟凤场的那个连，连长叫刘尚才（据说是朝鲜战场上的带兵连长转业），他到达目的地后不是挖筑工事布署兵力准备打仗，而是首先解决疲劳和肚皮问题；这些武斗人员也就东倒西歪人心涣散不成体统。此时，对方的撤退武装人员有了前面“老君山”的教训，在离麟凤场约两里地就下车步行前进，迅速占领了场镇周围有利地形，先来个包围，这个连就成了“瓮中之鳖”。等到四面枪声大作，刘连长他们才如梦初醒，队伍溃不成军，狼狈不堪，四处逃窜，有的钻进粪坑晓幸保命，有的扑入稻田，不伤腰杆就被打断腿杆。这个刘连长丢盔弃甲，泅水渡河只身逃回。后来，他常常讲起他惊险逃命的情景，又时时心有余悸。

让事实说话——“文革中的我”的一段回忆/之六

全国“接送芒果”规模空前壮观。

1968年西哈努克亲王送给毛主席一个芒果，为向全国展示毛主席对人民的爱戴和关怀，也用事实说明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敬仰，进一步警告一切敢于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人，让他们看看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谁敢在他老人家辞世之后······（这是我们当时的理解）。于是做了一些芒果复制品，在全国游览，从省、地、市、县层层接送，其规模远远超过现在的“奥运圣火”传递。

1968年夏天正是内江地区武斗高峰期，只在铁路沿线的城市游览，那不在铁路沿线的县只好组织人员前去观光。为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选送人员就像选“人民代表”一样严肃认真，而且在接送芒果期间要监管好“地、富、反、坏、右、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以及保守组织的坏头头”。提前三天广播就一遍又一遍地播送“最最特大喜讯：我们最最伟大、最最敬爱的领袖、导师、统帅和舵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赠送给我们工人阶级的芒果的复制品，就要来到我内江地区了，希参加接送盲果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时刻听侯通知。”

近中午时分，“芒果”以火车专列送到后，从内江号子口火车站到市中区近二十里路的道路、街道两旁早已等候了几个小时的人流象决了堤的洪水刹时涌动，··· 。人声顶沸“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有人指挥有人领呼，节奏起伏，声浪高低整齐有序。腰系红绫的花鼓队早已在街心激烈地敲打起来；身着紧缩的红缎上衣、翡翠绿下装、脚蹬绣花软底鞋、腰系连着袖子的长而且宽的彩绸带、涂脂抹粉唇膏鲜红得发亮的、身段高挑的女青年秧歌队员拼命地扭动摇摆着身姿，四肢有节奏地挥舞，一个个汗如雨下。

只见数辆披红挂绿的敞篷军车开道，上边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紧跟着后面几辆小骄车。紧接着，一辆全是红绫飘拂的敞篷巨型卡车——我们意识到芒果车来了。只见卡车前面端庄地站着一位穿着烫熨得棱角显露分明而厚实的中山装的、头发花白而稀疏的、露出车厢大半截身躯的老者（当地最高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主任——才“解放结合”的“走资派”），胸前双手恭敬地捧着一个铺有红绫的大托盘，中间放着一个淡黄色椭圆形的东西——芒果复制品。老者左右各两名穿戴整洁站得笔挺，胸前端着吊盘冲锋枪的解放军。最后压队的也是站满军人的数辆插满彩旗的敞篷军用大卡车··· 。

川南的八月盛夏，烈日骄阳似火，老者汗流颊背，汗珠灌满了脸上粗大的皱纹裂缝，并一滴一滴地往下滚，中山服几乎被汗水浸透，口唇干裂，看来快熬不住了，但其形也恭其貌也诚啊!车辆在翻滚着彩旗的人流中缓缓行驶，道路两边是汗如雨下而又手挽着手为维持秩序筑起人墙的解放军··· 。

那时报上经常登载，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要头脑膨胀···要夹着尾巴做人··· ；不要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

哈哈，这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如此而已！

让事实说话——“文革中的我”的一段回忆/之七

1968年4月23日“内江地区八县一市文攻武卫联合指挥部”武装夺回安岳县后，我们也知道“不但要懂得武装夺取政权，更要懂得武装巩固政权”这个深刻的道理。“文治武攻”已成为我们这一派核心小组成员的共识。

根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和文章“反击右倾反案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为理论依据，发动造反派群众大搞“狠批走资派，大揪变色龙、小爬虫”“彻底扫除一切害人虫”以免他们“秋后算帐”。是年，5月18日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誓师大会”。事与愿违，这个大会后果严重，群众中的影响极坏，内部也因此而出现很大的分歧，“极左”与“右倾”公开对抗，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经我主持的有武装部长夏光卓参加的 “反到底派勤务组扩大会议”（有各系统造反派组织1～3把手参加）经研究决定：1】通过大造声势刹住右倾翻案歪风；2】在当前要防止“极左思潮”泛滥，警惕有人借机搞个人报复，把打击对象扩大化，规定各系统揪斗“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不得超过2人（区科级），支持造反派并初步解放了的干部不在此列，“顽固不化的保守组织坏头头”1人，夏部长还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胜利了，但不要犯错误啊”；3】为防止万一事态恶化，治安指挥部和警卫排负责维持程序，各系统楸斗的人员必须提前报指挥部审核；4】规定了三不准：不准抓未经批准的人，不准打骂和体罚，不准爬街含稻草（此前外地盛行类似行为）。治安工作由文攻武卫指挥部司令蒋××负责。

会场设在最大的川剧院。会议如期召开，场面壮观，数万计的群众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完全“军事化”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佩戴着标明造反组织的红底黄字臂章；列队整齐并踏着有节奏的步伐行进； “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的歌声此起彼伏；剧院内站着坐着的人群早已挤得水泄不通，外面的宽阔坝子人流如潮，甚至剧院相通的大街小巷也塞满了人群；各个造反派组织的鲜红色巨大旗帜林立并随风飘扬，也有很多人以示张扬而故意舞动，眼前一切都是象征着革命的鲜血的红色，简直成了血的海，血的浪！这一切，似乎浮现着“当年农民大暴动的场景”，此时的我，完全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心中暗自道“我也为革命出了一份力啊，我们革命造反派终于胜利了”！。

主席台上的人依次入座，正中是我们赖以支持的军代表——武装部长夏光卓。会议由我宣布开始，并高声喊“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坏头头楸上来！”霎时，造反派每两人将被楸斗者反扭双手，抓住头发，像老电影中押赴刑场的镜头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被楸斗者推到主席台下，并且非常形象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主席台“乐池”前面的空地以及行人巷间密密麻麻地趴满了“走资派和坏头头”以及踩在他们身上的造反派的革命大、小将们。突然，我看傻了眼，呈现在眼前的似乎完全是一个个缓缓浮动着又上下跳跃着的黑色泡沫状的圈影！

夏部长推推我，问“咋搞的？”呆若木鸡的我才猛醒过来。这警卫排和治安指挥部的武装人员不但不按我们“扩大勤务组会议”的决定行事，反而杀气腾腾地用脚狠狠地踩着被楸上来的人的背心，枪口死死地抵着脑袋。

初略估计这与我们最初批准的20多个“走资派和坏头头”多出四、五倍。我下去找到年过三十的警卫排长张×攀，在化妆室内问他是怎么搞的。他火冒三丈地说“这叫革命，这叫暴动。右派代表，老子早就想把你给毙了！”我拍着胸膛说“那就来嘛，我死了，人一个球一条，你娃子还有妻室儿女。”说着他真地哗啦啦地拉动“56式”冲锋枪的枪栓弹上枪膛，朝天就是一梭子子弹。我脑海顿时闪过“这是一帮不可放纵的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大概也是我对“文革”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的开端。

枪声过后，会场瞬间是死一般的寂静。蒋司令和夏部长迅速来到化妆室，强行下掉警卫排长的枪。经过清理，把没批准楸斗的人全部退回各单位，批准楸斗的也全部站立起来。

大会继续。由夏部长代表部队作祝贺性发言，我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报告”，最后是几大口造反派代表发言，大会按预期程序进行。大会结束，接着是游行示威。满载全身武装披挂的武斗人员的数辆战车开路，后面紧跟着那20多位“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坏头头”，他们两边又夹着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游行队伍真是威风凛凛，跃武扬威。

游行队伍在大街上行进不到300米，突然慢了下来，我赶到前面看时，眼前一幕使我惊愕不已。原来，在电影院门前出现了上百人的“走资派和坏头头”，全部口含稻草在爬行（当时外地最时髦最形象的“捞稻草”和“小爬虫”）。我问警卫排的人，是谁叫这么干的？无人搭理，且怒目而视。我们那位已调到西南局的前任县委书记赵科进，继任的张兴来（都是南下干部）口含稻草趴在地上，这时他们那低俯着的头略略抬起，将无奈和乞求的目光投向我，布满绯红血丝的眼球在缓缓地转动，眼眶似乎是湿润的，但没有流出泪来。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马××（女，南下干部）是个心直口快平时笑声朗朗的山东大个儿，我刚毕业分配到安岳时，她总把我当作“聪明而顽皮的小弟弟”一样。“文革”中她“站队站错了”但就是不愿按毛主席的“站过来就是了”，口含稻草在地上爬。她微微抬起头，向我投射出憎恶的目光，我顺下眼皮，看着自己的脚。街边围观的群众见到我，围过来说“稻草上还浸了尿”他们在低声地骂娘。此情此景我无奈更无语，因为就连我的父亲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也在老家安岳县石羊镇挂黑牌游街批斗。我当时是忠于毛主席和他的思想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内心认为这样搞太过头了，但有时想到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关于痞子运动”的观点，又觉得“群众运动难免有些过激行为”，是不难也是可以纠正的，我迁就和原谅了一些行为。但是，今天的场面我不忍再看下去，逃离了现场，跑进指挥部找到蒋司令（因为他有“嫡系武装”，我只是刚毕业不久的“秀才”，这也体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最后是他出面才制止下来。

五月川南的炎夏，人们都衣着单薄，那些爬街的人，有的屁股上挨了枪托，有的磨穿了裤子，磨破了膝盖皮，鲜红的血在街上划出一道道的斑斑血迹。······。

这就是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被运动的那些群众的野蛮的原始的本能在运动中就这样暴露无遗。历史将作出怎样的结论呢？不是我们说了算！

（完）

转自茅庐放翁王明月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