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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析“文革”初期山东文化领域的批判
[论文摘要]“文革”初期山东的文化批判分为两个阶段。1965年l1月《大众日报》转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66年4月为学术批判阶段。1966年4月到6月为政治批判阶段。第一阶段的批判严格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具有明显的学术讨论的特征。第二阶段由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由学术界、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社会．并开始对本省人物进行点名批判。山东省级领导人对“文革”的态度与自身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对整个“文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持续十年之久的运动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场运动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围绕着对批判(海瑞罢官》的不同认识，中共高层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十年“文革”的进程、走向和结局。从总体上看，“文革”初期的文化批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65年11月《大众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到1966年4月为学术批判阶段。1966年4月到1966年6月为政治批判阶段。本文拟以山东省“文革”初期的文化领域的批判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地方领导人对“文革”的看法、态度和应对之策，探求这一时期的文化领域的批判是如何对“文革”全局产生影响的。
一、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
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行为和结局等多方面全面审视，它不仅仅是一场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大革命”，而是一次试图改变除经济领域以外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变革。“文革”的发动者和支持者都曾声称“文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世界，塑造一批新人。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共高层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等力图把这一批判控制在学术争论的范围内。而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意在清洗党内意见分歧者的毛泽东则努力借文化批判引发政治批判。这种分歧在1966年2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的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和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两个中央文件的尖锐对立中表现出来。
1965年11月24日，《大众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山东省在对《海瑞罢官》的最初批判，按照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时，根据周恩来、彭真意见写成并修改的把批评控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的编者按的精神开展。当时，华东局的观点也基本与《人民日报》编者按的观点一致，要求各省把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控制在学术批判范围内。华东局宣传部制定的有关《海瑞罢官》讨论计划确定了三个讨论要点:用什么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清官”论问题;道德继承问题。并再三强调要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要使“讨论正常化”。12月10日，山东省委宣传部召集社会科学界，主要是文史界和高校负责人开会，对讨论进行部署。提出学术讨论“范围限于对《海瑞罢官》文章本身的批判，不要联系本省的”，“坚持说理，以理服人”，“不要用质问口号”，“不要搞工农兵批判”，“不搞人海战术”。
1965年底至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严格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与争论的人员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文科各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当时山东省羚有16所高等学校，设有文科系的主要有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和曲阜师范学院。高等院校文科系的讨论方式主要是举办讨论会、组织师生写文章等。1965年12月21日，《大众日报》以《海瑞罢官到底宣传了什么—本省高等院校文科师生展开热烈讨论》为题目，详细报道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文史各系师生开展讨论的情况。1966年1月底，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邀集省文、史、哲各界专家、学者，就《海瑞罢官》讨论所引起的有关“清官”、历史人物评价以及道德继承等问题，举行了历时五天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的文科教师以及有关理论工作者共70余人。
第二、讨论和争论的问题主要是《海瑞罢官》所涉及到的学术问题，与现实政治几乎不进行联系。山东大学的讨论主要围绕《海瑞罢官》，就海瑞的历史地位、历史剧创作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展开讨论。讨论的内容有:《海瑞罢官》主要宣传了什么、怎样看待“清官”问题、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海瑞罢官》是否宣扬了阶级调和问题等等。山东师范学院讨论的内容主要有: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清官问题、关于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海瑞罢官》宣扬了些什么等。曲阜师范学院讨论的内容主要有:《海瑞罢官》到底宣扬了什么、“清官”与“贪官”的区别及其历史作用、海瑞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研究历史和写历史剧等等。从他们讨论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对《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的评价，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以及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
第三、学术争论比较激烈，涉及到当时文学、历史学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各种观点均可以发表，没有出现后来的观点一边倒现象，具有明显的学术讨论的特征。如关于怎样评价历史人物以及对海瑞该不该肯定的争论就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不同观点。有的认为:肯定或否定一个历史人物，要看其站在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哪个方面来决定，就是说，看哪个阶级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个人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因此都应否定。“清官”比“贪官”更反动。有的认为:在某个朝代开始时，封建统治阶级慑于前朝的动乱和崩溃，被迫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让步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可以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但当某一朝代末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揭竿而起，冲击封建王朝的时候，再实行改良主义措施，就失掉了任何进步意义而成反动的了。不同意上述意见的认为，对海瑞应当适当肯定。如海瑞在统治阶级内部比较说，应是被肯定的人物;但对人民就应说是反动的该否定的人物。海瑞退田、除霸、兴修水利，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有一定好处，确实有利于人民，因此，不应全盘否定，而应当适当肯定。再如对《海瑞罢官》的主题和现实意义等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不同认识。有人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抹煞了阶级矛盾，宣扬了阶级调和论，是一出道道地地充满封建毒素的坏戏。另外有的认为，不能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和“平冤狱”与现实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起来。认为这样联系有点牵强附会，没有说服力。有的说资产阶级进攻，反对的是社会主义，而海瑞反对的是贪官污吏，怎么能相类比呢?有的说分析作品的现实意义不能简单化。你为什么单去领会这是影射人民公社和“平反”呢?你不好去领会这是影射反对坏人坏事吗?这样不也有教育意义吗?
综观这一阶段山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还基本上属于学术批判的范围，与1966年4月之后的政治批判有根本区别。一是山东的做法完全是按照《人民日报》编者按关于把《海瑞罢官》问题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的精神去做。尽管当时《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按照姚文元文章的口径说吴晗的历史剧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但对地方上进行的批判没有多少影响，这与1966年5月之后，地方的批判完全紧跟《解放军报》的口径不同。二是反映了当时把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把学术讨论与政治讨论混在一起的现象，说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左”的思想已开始占居主导地位。三是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左思潮已相当严重。四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学术界存在着反对极左思潮的思想和观点，有的明确提出不应该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曲阜师范学院的讨论中，有的人就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单从阶级观点出发，也得考虑历史条件”;清官、贪官不能“一锅煮”，清官对人民的态度好，当时所起的作用也好，应适当肯定等等。五是这一阶段的批判虽带有政治批判的成分，但没有涉及山东地方领导人和学者，反映了地方领导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之后，开始采取一种比较明智的政策。1966年4月17日，高教部党委召开的北京、天津十所高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认为“目前在批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从学术观点上批判的多，从政治观点上批判的少，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山东的情况也是基本如此。这也是引起毛泽东不满的原因。
二、由学术批判到政治批判的转变
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这篇社论的观点主要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内容，公开提出“建国后的十几年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它的发表标志着“文革”初期的公开的学术批判开始转为大规模的政治批判。从此，《解放军报》代替《人民日报》成为文化革命的风向标，也是军队介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后，批判的重点开始由吴晗转向邓拓和“三家村”。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山东省委采取了一些措施。1966年5月4日，山东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召开文科大学党委书记会议，就运动进一步如何搞法进行部署。5月16日、17日，山东省委连续召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和省直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文化革命运动中的工作，开始由学术批判向政治批判转变。1966年5月16日，《大众日报》发表《彻底清除<燕山夜话>的反动流毒—评丁秀生的<历下漫话>》，标志着山东从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过程的完成，山东省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学术批判向政治批判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转载一些政治批判文章的同时，发表本省理论工作者的政治批判文章。1966年4月13日，《大众日报》发表署名鲁理文的《驳“清官”论》的文章。文章开头就充满火药味，称:“‘清官’论，是吴晗同志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的一枝毒箭。他通过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清官’，来宣传阶级调和;通过颂扬海瑞的‘罢官’，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挽歌;通过宣扬‘平冤狱’和‘退田’，来鼓动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
第二、对吴晗和“三家村”的批判由学术界、教育界和党政机关开始扩展到整个社会。以前仅限于高等院校文科师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的批判情况有所改变，更多的单位和各个阶层的人士参与，工农兵成为政治批判的主体。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历史、中文、政治理论等课程，一律改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化革命的文章。山东大学截至5月16日，已写短文、评论等八千余篇。4月19日、24日、26日，《大众日报》连续发表《农民驳吴晗—历城县祝甸公社辛甸大队贫下中农社员讨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纪要》、《彻底粉碎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济南第一机床厂部分职工严正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彻底粉碎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严正驳斥吴晗的反动政治观点》等三篇文章，对工农兵参加批判的情况作了报道。青岛铸造机械厂的职工，四天的时间写出批判文章300多篇。“理论开始从课堂、研究室解放出来，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理论的局面被打破了，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据山东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1966年5月17日《关于我省文化革命情况的第二次简报》记载:“连日来，工厂、农村、连队、机关、学校纷纷集会，写文章，出墙报，贴大字报，声讨邓拓、吴晗的反党罪行。工农兵参加所谓李术批判是由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显著特征。
第三、改变了以前确定的不涉及本省人物的做法，开始了对本省意识形态领域负责人和“学术权威”等有关人物的批判。山东省委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决定在省级选择三至四人进行批判。对政治批判的时机选择、重点批判人物的确定、批判的先后顺序、采取的方式以及如何在全省各级选择批判人物均作了周密考虑。在政治批判中，山东重点批判的人物有余修、李景春、丁秀生、刘知侠等。重点批判的作品有(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专栏、<孙安动本》等。在具体批判斗争中，决定先公开批丁秀生和《历下漫话》，再批余修，最后批《孙安动本》。因《孙安动本》与山东省委领导人关系密切，所以放在最后并对批判作了严格限制。
《历下漫话》是《大众日报》副刊《丰收》在1962年7月创办的一个专栏，形式类似于《燕山夜话》。1966年5月16日，《大众日报》发表署名高向东的《彻底清除<燕山夜话>的反动流毒—评丁秀生的<历下漫话>》，按照既定部署，开始公开批判《历下漫话》。《历下漫话》被称作“是‘三家村’黑店伸出来的一个反革命触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历下漫话》的出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一样，都是过渡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它是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了适应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力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服务的。”“总之，《历下漫话》和《燕山夜话》一样，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他的矛头完全是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之后，对《历下漫话》的批判与对邓拓、“三家村”的批判同时进行。报纸上连篇累犊发表工农兵的批判文章，在全省掀起了一个批判高潮。劳动模范、五好战士、先进工作者纷纷发表文章声讨，但批判内容基本一样。从1966年5月19日《大众日报》报道的济南开展大批判的情况可见全省的一斑:“邓拓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发以后，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纷纷举行声讨会、座谈会，并通过黑板报、墙报、大字报、广播等各种宣传工具，向邓拓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济南成通纱厂和济南第一机床厂职工，几天的时间，就写出批判‘三家村’黑店的文章1820篇。”1966年5月27日，《大众日报》第一版整版发表署名东生的《戳穿余修的反动面目》的文章，开始了对余修的公开批判。文章批判“余修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政府内的代理人和野心家”，“从余修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中，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开设的‘三家村’黑店，是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在我们山东也有他们的分店。这个分店的掌柜就是余修’，。对余修的批判与对丁秀生的批判相比，又进了一步。从5月9日到6月13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众日报》编辑部收到所谓揭发批判声讨邓拓黑帮和余修、丁秀生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来稿来信四万余件，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批判，逐步实现了由学术批判向政治批判的转变。
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后，山东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进一步升温。1966年5月11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是山东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标志。6月18日，山东省委召开3. 6万人参加的开展“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省委书记、省长白如冰作《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点名批判全省宣传、文化教育战线的13名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至此，“文革”初期山东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初步结束，“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山东省级领导人对待“文革”初期批判的态度分析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对“文革”初期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真实意图和要达到的目标，绝大多数省级领导人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执行”。绝大部分省级地方领导人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最初态度是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给予过多地关注和重视。山东省级领导人也是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把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和毛泽东的意图大相径庭，这对“文革”的整个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地方领导人的态度与当时的形势和这场批判运动发起的特点密切相关。
第一、类似于姚文元文章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由来已久，省级领导人已经在历次政治批判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应付办法。从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1964年夏季从文学艺术方面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的批判，虽然内容不同，着重点各异，但也存在许多共同点:一是毛泽东直接参与或亲自发动，把学术研究中的争论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加以批判;二是把历史问题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三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学术问题，统统冠之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斗争的名义，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倾向;四是为了保持党的团结或其它原因，一旦毛泽东就某一问题表态，党内其它领导人虽有不同意见，也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观点或者缄默不语;五是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涉及到一些与胡风有交往的人外，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涉及到地方上的人物较少，且仅限于文化领域，对其它领域的影响较小或者还没有显现出来。因此，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严重性的估计，省级地方领导人员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看得严重。这是在批判初期按照中央指示精神严格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这种态度与省级领导人自身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密切关系。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但同时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这就造成地方领导人与中央主要领导人在社会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看法上的分歧和不统一。那时，在中央层面上，阶级斗争被当作主要矛盾，地方领导人虽未对此提出异议，但在实际土作中并未完全接受这一观点。如云南省委曾出台云南“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则提出山东的主要矛盾是粮食问题、吃饭问题。并在1965年5月上旬到8月底在全省范围内举行为时四个月的山东主要矛盾的大讨论。省委中心组有的说是“水利问题”、“肥料问题”，甚至说是“生产和生产不出来的”矛盾、“人和老天爷的矛盾”等等。总之，对山东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一主题来认识的，并不涉及到阶级斗争。在批判《海瑞罢官》之初，山东更是在全力解决粮食问题，指挥抗旱救灾。这从当时中央的部署和山东主要领导人谭启龙、白如冰的言论和活动中可以看出来。
第三、这种态度与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严重的饥荒，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山东省是饥荒严重的地区之一。在1961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山东省委接受以前的教训，改变了过去一味紧随中央的做法，开始根据地方实际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把地方利益和群众生活放在重要地位，对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如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关注，许多省级领导人在内心也反感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为一谈的做法。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估计，远没有毛泽东那样看得严重。其注意力和精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和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面，并没有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当作事关全局的大事。山东虽在行政区划上归华东，但在自然地理条件上又与华北相似，经常出现灾荒，非早即涝。同时，山东也是“大跃进”的重灾区。1966年2月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山东、河南、辽宁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提出八省、市、自治区的任务是:抗早防涝，争取丰收，摆脱落后，力争上游;争取粮食自给，队有余粮，国有储备，农民生活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毛泽东对地方领导人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态度也有所察觉并表示不满。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两天后即11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到上海，途径济南、徐州、蚌埠、南京。沿途党政军负责人所谈的，主要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都没有提到当时毛泽东关注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更没有提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这与当时地方领导人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
在转人政治批判以后，山东省委不得不按照中央要求，在山东挑选几个领导人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但从整体上讲是力图涉及到尽可能少的人，把运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种态度一直是山东省委及其主要领导人对待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做法。这就导致了1966年10月之后，山东省委被当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委遭到批判、冲击，最后失去对整个局势的控制。
论_文革_初期山东文化领域的批判.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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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1 05:2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