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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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何谓日常生活审美化?

　　最近几年,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变得热门起来,这个短语似乎已成为学界的一个时髦命题。毫无疑问,它是一个“舶来品”,是西方学界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所关注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这个短语在当下中国的流行是耐人寻味的,它既反映出这个问题在当下中国的某种适切性,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某种敏感性。

　　那么,从学理上说,这个短语究竟确指什么?先来看看权威的工具书所作的解释:

　　艺术与日常生活加以区分的观念正在消解。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两层含义:第一,艺术家们摆弄日常生活的物品,并把它们变成艺术对象。第二,人们也在将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变为某种审美规划,旨在从他们的服饰、外观、家居物品中营造出某种一致的风格。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许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亦即人们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周遭环境看作是艺术的对象。[1]

　　依照这一界定,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首先是指艺术活动的日常器具转化为艺术品,这的确是现代艺术的重要发展趋向,它早在上世纪初法国艺术家杜尚的“现成物”艺术中开了先河。我们知道,现代主义艺术有一个显著的倾向,那就是它的精英主义、纯粹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文化取向,在纯粹性的追求中将艺术和生活剥离开来。而杜尚骇世惊俗的所谓艺术,显然是以一种棒喝的方式警醒人们,艺术并不只是那些精心雕琢、创意奇特的东西,也许艺术品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艺术品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器具。这种挑战到了后现代主义波普艺术中已是常事,最有影响的也许要数美国艺术家沃霍尔,从汤罐头到啤酒瓶、从新闻照片到包装盒,没有什么不可以成为艺术品。他的尖锐挑战引发了当代西方美学“艺术界”理论的出现。①不过,在我看来,艺术与生活之间边界的模糊,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远不如上述界定的第二个方面更为重要,亦即人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化为某种审美规划。

　　在美学史上,审美化一直是一个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未来目标。尤其是近代以来,美学常常不是在早已逝去的古希腊时代寻找意境,就是对尚未到来的某种美好未来憧憬期待,严肃的美学似乎很难把审美化直接派付给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韦伯现代性研究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断言现代日常生活是一个“铁笼”,而审美则具有某种将人们从“铁笼”的压抑中拯救出来的世俗“救赎”功能。[2]142

　　韦伯说:“生活的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发展改变了这一情境。因为在这些状况下,艺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觉把握到的有独立价值的世界,这些价值本身就是存在的。不论怎么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3]342从韦伯的论断出发,审美与日常生活似乎是大相径庭的,说今天已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否意味着韦伯的论断已经不再有效?换一种问法,是否可以说今天的日常生活已不再有“铁笼”的压抑性质?

　　二、“后革命的”消费文化

　　问题的要害由此凸现出来。今天人们热衷于讨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说的是美学上的那种美好乌托邦的实现,还是说今天的社会生活本身的日常性已经转向了审美化?

　　最早讨论这个问题之一的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在其《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1990)一书中,对这个概念作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在他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两个关键词有关,一是消费文化,二是后现代主义。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现代主义艺术运动“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一方面是质疑艺术品的传统观念,以日常生活中的“现成物”来取代艺术品;另一方面则强调艺术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第二,将日常生活转化为艺术。这是“既关注审美消费的生活,又关注如何把生活融入到(以及把生活塑造为)艺术与知识反文化的审美愉悦之整体中的双重性,应该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对新品味与新感觉的追求、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建构(它构成了消费文化之核心)联系起来”。第三,是指“充斥于当代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4]95—100这个界定与前引工具书的解说基本一致,只是多了第三条所谓“符号与影像之流”,亦即当代视觉文化。

　　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特定语境的产物,这个语境就是“消费文化”或“后现代主义”。费瑟斯通强调,都市的高楼大厦、百货商场、购物中心,从建筑到广告,从商品包装到个人穿戴,都被“赋予美的预约,提供美的佐餐。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代用品的使用价值之间既统一又有差异的这种双重性质,使得商品具备了一种审美的影像,不管它可能是什么,它肯定会为人们所梦想和追求”[4]112。从这个关于审美化的描述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消费社会及其文化是构成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要语境。具体说来就是商品及其服务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这种审美化似乎已远离了美学意义上那种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审美化了。商品+形象=美,这个公式似乎道出了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真谛。法国哲学家德波(GuyDebord)曾以“奇观社会”的概念揭示了这一社会特性,他认为,“奇观(形象)即商品”的时代已经深刻改变了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它突出地表现在从商品的“占有”法则向商品的“展示”法则的转变。当世界经由“奇观”而变得显著可见时,它一定是由商品控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与其说是在消费商品,不如说首先是在消费商品的形象价值或象征价值。因为较之于使用价值,商品形象价值或象征价值变得更加重要。一些国际知名的商品品牌,从可口可乐饮料到好莱坞电影,从麦当劳快餐到耐克运动鞋,从BMW(宝马)汽车到夏奈儿化妆品,这些知名的世界品牌的形象价值远胜于其使用价值。于是,审美化展现了一幅难以察觉的日常生活外观的审美拜物教,商品和服务的魅力日益转化为吸引眼球的奇观之“注意力法则”。

　　波斯特丽尔近来也大谈当代审美的迫切性,她坚信传统美学关于美的界定过于狭窄了,已经完全不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她要突出的审美概念,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对象的外观魅力和主体的快感体验。波斯特丽尔直言,如今美学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它已不是美学家的差事,而应该是不屈不挠的工程师、设计师、不动产发展商、工商管理者的分内之事。“审美的创造性就像是技术发明一样,它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指标,和它们一样重要。”[5]16从产品设计到环境改善,从美容手术到外观打扮,哲学意义上的审美被彻底地世俗化了,成为当代日常生活的一个指标。当代社会所呈现的是一种“审美的普遍性”,它植根于我们人类最深邃的本性之中。所以,告别哲学的抽象思辨,进入现实生活的具体实践,审美化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最彻底的实现。

　　消费社会和文化的兴起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仔细考量这个概念的流行,一方面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勃兴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消费社会的在中国的发展关系密切。今天,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种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中国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假如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题(或主题)的话,那么,如今的“后革命时代”的话题之一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太多的屈辱和悲剧,驱逐鞑虏富国强民的变革成为最具吸引力的社会发展方案。革命的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深刻地塑造了人们对“审美”的激进式的理解,革命“美学”往往在演变成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的同时,也以某种“非美的”方式实施了对人心灵和肉身的彻底改造。于是,日常生活充满了革命的意味,日益沦为残酷而又刻板的范式。不存在什么人类普遍的美的标准,只有带有阶级论烙印的美的理解,无产阶级或劳动阶层的美才是惟一具有合法性的美。革命把美学边缘化的同时,实际上把审美从日常生活中给驱逐了。节俭+贫困的生活风格已经谈不上也不需要谈论审美了。

　　“后革命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范式的到来。改革开放极大地重塑了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但是一个经济或政治政策,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小康”目标的设定,与其说意味着一个人均年收入的量化指标,不如说是一个具有全新性质的生活方式的规划。一方面社会进步作为一个客观变化着的事实呈现出来,如社会生产力的提升,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等等;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为主体心理体验和观念方式激变的历史过程,革命年代所压抑的欲望冲动被空前地激发出来,它像一个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再也关不上了。

　　“小康”生活方式凸现出日常生活物质水准的大幅提升。与清贫诀别,同节俭说再见,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在享受着发达的技术文明的种种消费新花样,从电视到网络,从手机到各类时尚;另一方面联通了中国传统的世俗主义、享乐主义脉络,种种古老的享乐方式和观念随着新的消费社会卷土重来。这些传统的力量好像比革命更具根基性,一旦条件成熟,总是以这样那样的面目走上前台。于是,革命的激进主义被物质的消费主义所取代,革命的理想主义被世俗的享乐主义所替换。这时,无论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还是从主体心理要求来看,作为一个问题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必然提上议事日程。

　　三、“体验”与“品味”:谁的审美化?

　　“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始终与两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第一个关键词是“体验”;第二个关键词是“品味”(“趣味”、“格调”或其他“家族相似”的概念)。

　　不难发现,当代消费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消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越发地倾向于消费性的愉悦“体验”。说到“体验”这个概念,它与审美联系非常密切。毫无疑问,体验是一种主体的感性活动,它不是抽象思辨的玄想和演绎,而是直接诉诸感官的过程,是经由感官而获得某种愉悦。显然,体验是一个主观范畴,它关乎主体对外部实在世界的某种感觉。但是,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品在转化为“奇观”的过程中,设计成为生活各个层面的基本要求时,审美化的体验也就是对生活方式及其物品和环境的内在要求,而物质生活的精致性就相应地转化为人对消费品和生活方式本身的主体感官愉悦。于是,我们有理由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质上乃是通过商品消费来产生感性体验的愉悦。审美体验本身的精神性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正在转化为感官的快适和满足,它进一步体现为感官对物品和环境的挑剔,从味觉对饮料、菜肴的要求,到眼光对形象、服饰、环境和高清电视画面的要求,到听觉对立体声、环绕声等视听器材的要求,到触觉对种种日常器具材质和质感的苛刻要求等等,不一而足。体验贯穿到日常生活的个个层面,它构成了审美化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的重要指标。

　　“体验”是一种内心过程,“品味”究其本义而言就是一种感官反应。“品味”与“体验”乃一枚硬币之两面。西文中taste通常在美学上被译作“趣味”,它原本是指味觉或对食物的某种体验,后经康德等近代哲学家的改造,成为艺术或审美欣赏的某种能力、偏爱和判断。今天,这个概念已经日益渗透进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对从衣着到艺术、从饮食到家居的某种能力的象征。雅趣与畸趣(或良好趣味与平庸趣味)的二元对立,标志着审美层面上的高下优劣。追求“体验”的生活其实就是把“雅趣”作为生活的标准,就是追求某种有品味的生活方式。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消费社会中,“品味”已经成为某种遮蔽商品拜物教的障眼法。只要对消费品广告略加翻检便可瞥见,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和“品味”(或“雅趣”)挂钩。“有品味的生活”成为审美化的另一种表述。而“品味”在这里所激发的消费欲望,不仅仅是对一个商品或服务的物质上的占有,更是对物品或服务象征价值的炫耀。“高尚”、“精英”、“白领”、“小资”、“贵族”,诸如此类的字眼被频繁地用于商品和服务的定性描绘中,“皇家风范”、“法兰西风情”一类的模糊语言所彰显的正是上层阶级或上流社会生活格调,“艺术气质”、“如诗如画”等描述,也被用来形容家居和娱乐,显然是意在提升商品或服务的档次。凡此种种表明,“品味”与“体验”乃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核心!

　　然而,问题是“品味”如何形成的呢?“体验”又如何实现呢?

　　首先,被当代消费社会大众媒体所渲染和强调的这种“品味”是人所共有的吗?这种“品味”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马克思给出了两个不同的说法,一方面,他认为人的类本质决定了“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食不果腹的穷人对再美的风景也会视而不见。从前一个方面来看,的确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从后一个方面来看,爱美不爱美或什么条件下爱美还要取决于其他社会条件。由此推论,“品味”并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或人所共有的一个倾向或能力。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品味(或趣味)作了深刻的历史批判。他认为品味是社会的产物,是文化和教育的产物。他写道:“消费是交往过程的一个阶段,亦即译解、解码活动,这些活动实际上以必须掌握了密码或符码为前提。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看的能力就是一种知识的功能,或是一种概念的功能,亦即一种词语的功能,它可以有效地命名可见之物,也可以说是感知的范式。”[6]2

　　布尔迪厄这段话的意思值得琢磨。首先,他指出消费活动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活动,而是某种一种解码活动。换言之,消费什么和不消费什么,选择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就像阅读一样,需要一定识字和相关知识。其次,他又指出消费中的某种“眼光”,也就是反映出“品味”之选择的“眼光”,是消费活动的前提。眼力是一种判断力,而判断力是一种认知,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品味的眼力是一个知识范畴或认知范畴。看来可以肯定,“品味”绝非与生俱来,“眼力”需要经过某种熏陶或培育,它们说到底是一定教育和知识制度的产物。

　　依据这种看法,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过程中,被广告、媒体和消费文化所极力渲染的种种“高尚”品味,究竟是谁的品味呢?换一种问法: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究竟是何人的审美化呢?

　　四、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主体的中产阶级

　　显然,这里我们已经深刻地触及到审美化的一个内在悖论:从美学本身的追求来看,人类大同是最终目标,所有人的审美化才是真正的审美化。但是,在一个存在着显著社会分层的社会里,并不存在这样理想的审美化。低收入家庭和靠“低保”维持生计的人,是谈不上那种“高尚”品味的,他们既没有相应的文化资本,也不具备那种有教养的眼力,更不具备相应的支付能力。而当代中国大众媒体和市场营销中所提倡“审美化”,说到底是中产阶级品味及其生活方式的表现。尽管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究竟如何界定尚有争议,但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或使用其他相关的概念来描述,诸如“精英阶层”、“专业人士”、“白领”、“知识阶层”等等。

　　先看看西方的情况。根据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很有研究的费瑟斯通的观察,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个重要动因或行动者乃是各式各样新的文化角色,这一角色说法不一,诸如“新型小资产阶级”、“新知识分子”、“服务阶层”、“新文化媒介人”。最有趣的是所谓的“雅皮士”,他们是一些“自私的完美消费者”,是一些“自我陶醉的、精于算计的享乐主义者”。[6]66

　　所有这些人可为以笼统地称为“新中产阶级”,他们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消费社会的新感性,就是对新生活方式的种种体验的无穷追求,“新中产阶级、文化媒介人及服务性专门人才,将具有必要秉性及感性,以使自己更为开放地面对情感探索、审美体验及生活之审美化”[4]68—69。

　　如果我们把这些观察转移到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进程中,也有一些同样的行动者,他们当然不一定完全等同于西方发达社会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却是本土化的中产阶级,是“小康”社会发展出来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拥有较高的收入、较好的教育、较多的文化资本,因此也就形成了对日常生活“体验”和“品味”更高的要求。

　　因此,我以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普泛化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占据这个“场”的主导社会力量就是中产阶级。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也就反映出某个社会阶层的现实状况和文化利益。但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是,这种中产阶级的审美化诉求,却往往会作为某种普遍的社会和文化倾向呈现出来。或者换一种更为直接的说法,那就是大众媒体和文化产业往往把这种带有特定社会分层意义的审美化,普泛化为整个社会所有人、所有阶层的“共同文化”。这么一来,特定社会阶层的特定文化品味也就转换为整个社会的普遍文化诉求,进而掩盖了社会分层、文化资本、甚至社会不公正的差异性现实。

　　这就是说,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是一种当代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实施着某种普泛化和自然化的功能。可以说,消费社会本身存在着某种矛盾趋向。一方面是社会分层导致了社会分化,不同的消费者依据其文化资本状况而形成不同的消费习性和取向,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另一方面,日生活审美化作为一种文化“主因”(thedominant),又衍生出“去分化”(de2differentaition)的趋势,在掩盖甚至压制不同消费“品味”的同时,倡导某种看似真实的普遍性消费“品味”,进而导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假象。正像伊格尔顿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也就是在文化表意活动中的权力斗争的方式,必然引发某种表意活动的霸权过程,因为不同的阶层实际上处于不同的社会位置上,优势的阶层必然会向弱势阶层施行某种领导权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自然化的、普遍化的过程。通过设置一套复杂话语手段,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党派的、争论的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呈现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确乎如此的东西,因而这些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7]236。

　　以这种观点来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命题,作为一种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显然从中产阶级的消费取向和生活方式,悄悄地转化为人所共有的某种生活样板。当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追求这样的审美化时,他们以为是在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风格,但却是照单全收了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及其品味。我们也许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实现了某种暗中的转换。

　　五、结语或进一步的问题

　　“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显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对它作任何简单化的价值评判都是不恰当的。

　　显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往昔的革命年代,也不可能用那一时代的价值观来臧否今天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需要有某种观念的转变和视角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兴起在中国应该说是一个需要充分肯定的发展趋势,其审美化的品味的普泛化有其积极意义,确实是在社会发展基础上对日常生活本身提出的必然要求。但问题并不是这样正面的肯定就可以解决的,一些更为棘手的难题有待探讨。首先,当代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历史上无数先哲们所心仪向往的理想审美境界是否一致?当社会公众满足于高度物质性的愉悦快感时,是否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审美应有之义中的某些重要的东西?尤其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所暗含的商品拜物教倾向,本质上是和审美精神及其无功利性背道而驰的。即是说,今天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或许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完美的审美境界。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拜物主义引发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倾向:追求高档的、奢华的、甚至超越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所容许的限度,因而隐含了不少潜在的危机。

　　其次,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否仍然保留着审美精神中应有的平等、公正和自由。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在一个贫富差别悬殊尚未得到彻底弥合的当下情境下,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否具有某种迷惑性和欺骗性呢?它把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转化为全社会普遍追求的假象时,也许掩蔽了这一审美化表象后面深刻的社会差异和弱势群体的危境。我们需要透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表象,去深入地审视那些全然有别于审美化的社会境况,以审美的博爱精神来关怀那些被剥夺审美化的社会群体。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反思。尼采、韦伯以来,从社会学到哲学,从美学到文化,一直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现代性背景中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工具理性的压抑,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刻板和无聊。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常常是那些作家、艺术家和美学家嘲讽的对象。因此审美往往是作为与日常生活局限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无论是韦伯所说的审美“救赎”,还是海德格尔所钟情的“诗意地栖居”,或是列费弗尔对“游戏城”的向往,或是福柯所主张的“生存美学”等,都隐含着某种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深刻批判。如果说前引费瑟斯通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几个层面确乎如此的话,那么,当我们说日常生活已审美化或具有审美化的趋向的时候,是否意味着现代日常生活已经由审美改造而变得不再具有压抑性和局限性?换言之,现代性的困境已经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进程中被超越了吗?

　　注释

　　①　 美国分析哲学家和美学家丹托通过对沃霍尔作品《比里尔包装盒》的反思 ,提出了著名的论断: “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 ——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 ,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是艺术界。” Arthur C. Danto ,“The Artworld ,”in Aesthetics : The Big Questions , ed. , Carolyn Korsmeyer (Cambridge : Blackwell , 1998) , p. 40.

　　参 考 文 献:

　　[ 1 ] 　 Nicholas Abercrombie , Stephen Hill and Bryan S.Turner Turner ,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M] . Harmondsworth : Penguin , 1994.

　　[ 2 ]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 于晓 ,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7.

　　[ 3 ]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M]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46.

　　[ 4 ]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 5 ] 　 Virginia Postrel , Substance of Style : How the Rise of Aesthetic Value is Remaking Commerce , Culture & Consciousness [M] . New York : Harper Collins , 2003.

　　[ 6 ] 　Pierre Bourdieu , Distinction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M]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4.

　　[ 7 ] 　Stephen Regan. The Eagleton Reader [ M ] . Oxford : Blackwell , 1998.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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