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山东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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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地坑连坑，
黄河两岸铁壶声，
大明湖里炸油条，
中山路上卖花生。”

这是流行于山东境内的一首“文革”民谣，它说的是“文革”中四个来去匆匆的风云人物。
山东“文革”的最大高潮莫过于“2、3夺权”。从1966年冬天开始，以黄小雨（化名）为首的一帮造反派便从青岛发迹，联合济南的造反派，形成了一伙狂热有加的造反势力，受到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支持。“一月风暴”刚过，黄小雨就伺机向山东省委、省人委夺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在请示中央同意后，决定支持黄小雨一伙的夺权。
1967年2月3日，黄小雨等人，打倒了以谭启龙为首的中共山东省委，打倒了以白如冰为首的山东省人委以后，在军队的支持下夺取了山东省的党政财文大权。比较早的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然而，他们排斥异己，抛弃了一个最大的造反组织“山工联”，在夺权中，利用他们内部的一个“孟”姓学生死亡事件，大量逮捕了山东大学和“山工联”一些干扰夺权的老红卫兵。“2、3夺权”后，局势仍然不稳定，新兴的省革委面临着强大压力，不得不把被捕的红卫兵重新放出来。他们被放出后不满黄小雨对“老造”的排挤，决心与省革委搞大辩论。他们在省革委门前设擂台，作讲演，鼓动群众造反，坚决与省革委干到底。
同时，在“反逆流”中，老造反派“山工联”支持建立起的济南针钉厂革命委员会，被支持黄小雨的“山工总”推翻。砸毁了革委会的牌子，捣毁了办公室，揪斗了相关人员。“山工联”的造反派们便发动济南钢铁厂的工人，对针钉厂的革委会进行争夺。前面有人砸牌子，后面就立刻树立一个新牌子，双方打斗、争夺得不可开交。后来，济钢工人干脆用钢铁铸成了一个镌有“济南针钉厂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牢牢地矗立在济南针钉厂门口，“山工总”再也砸不烂了。最后，“山工总”把钢铸的大牌子，用吊车给强行吊走了。
1967年5月2日，张春桥、姚文元来山东济南作报告。为了能见到中央首长，亲耳聆听中央对山东文革的指示，各派造反组织、数以万计的群众都争相去听报告。黄小雨一伙为了镇压“山工联”，策划、导演了一场“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的奸计。报告在异地举行，却正式佯称在省委、省公安厅。于是，数以万计的群众，被分别骗进省革委大院和省公安厅大院。
当人们成群结队的涌进两个大院去听报告后，黄小雨便以“冲击省革委”为罪名，下令包围。这时，早已严阵以待、全副武装的“山工总”，由警察相配合，把殷切盼望听报告的人们团团围困，不许走出去一步。人们知道上了当，就猛往外冲，一时间形成了双方的格斗。可是，“山工总”的围困，一围就是五天，他们用高音喇叭向里面喊话，向里面的人群中投掷石块，逼迫里面的人承认冲击省革委的罪名。人们没吃没喝，备受煎熬。至5月7日，许多人已经忍受不住又渴又饿又困的煎熬，忍受不了棍棒相加的威胁，在被迫承认了“冲击省革委”、“冲击公安厅”，并写出检讨后才放行。走出大门的时候，必须每人手举一根稻草，冒着被唾骂被讥讽的污言秽语，躲避着棍棒的殴打，违心的表明自己是来“捞稻草的”。这一次，“山工联”的队伍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但压而不服的敌对之火天天都在愤怒的燃烧，而且逐渐组织串联起来，继续与黄小雨的省革委辩论、战斗、作对。
黄小雨的省革委，把这次密谋设计的惨案称作“5、7大捷”。“山工联”就说是“5、7惨案”。从此，山东、济南的“文革”，一直围绕着“5、7惨案”还是“5、7大捷”这个问题展开了反复斗争。
在随后几年的斗争中，黄小雨忽而支持这一派，忽而支持那一帮，使山东的“文革”不断翻来覆去。同时，他经常使用“妇人政治”，让他的老婆到处游说，拉一帮打一帮。还有，他在省革委组成了“三黄一祝（化姓）”的帮派，又在这一帮派中互相踢脚，排挤另外的“黄黄脏（化姓）派”。于是，黄小雨在山东人民的心目中成了一个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资产阶级政客”。1967年国庆，有些大专院校的门前写着大字标语，称“黄小雨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坚决支持黄小雨同志的一切革命行动”，甚至有人称“黄小雨是山东的小太阳”。可是，有的大专院校门前却与此相反，纷纷贴出讥讽黄小雨的对联：“山东有个焦黄焦黄的黄月亮，祝他老人家万臭无香、万臭无香”。
其实，黄小雨，也是一名有点资格的老干部，只是在反右倾时犯过错误。他生得一脸麻子，所以人们称他为“黄二麻子”。那首民谣中所谓“山东大地坑连坑”，便是指黄小雨的那张麻子脸。
而支持黄小雨的“山工总”头目，名叫袁银海（化名），他本是一个集体小白铁厂的工人，主要职业是用手工打白铁壶。在当时，他并不属于产业工人，更非全民所有制工人。“山工联”的人们却大都是些大企业产业工人，这也是“山工联”看不起“山工总”的一个理由。可是禁不住黄小雨相中了袁银海，让他做了省革委第一副主任。袁银海做了大官以后，把他原来所在的集体小厂的体制，改作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也造成了许多非议。黄小雨不大出来讲话，大都是让袁银海代他讲话。袁银海每在一处讲话，都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章，印刷千万份，发向各地学习的。而且，他一讲话，必是用高音喇叭，到处震得山响。这就是“黄河两岸铁壶声”的由来。
到了“反复旧”的时候，济南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名副主任叫章定朝（化名），早晨，到大明湖饭店去买油条，等排上队以后，油条已经不太热了，有点凉。他要求女服务员给他换成热的。女服务员叫夏国艳（化名），拒绝了他的要求。章定朝就把他的市革委副主任的头衔亮出来。夏国艳很生气，据理相争，说是市革委副主任也不能搞特殊。于是，争论起来。章定朝回去后要出这口恶气，便把服务员夏国艳进行拘留审查。消息传到黄小雨那里，因他早就对章定朝有些意见，就派出调查组调查。结果，认为夏国艳同志的造反精神很强，居然敢于对市革委副主任造反，是一名很好的造反派。于是，立刻把夏国艳释放出来，并破格提拔为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继而，又提拔为副主任。一个小小的服务员，因为与市革委副主任发生了一点龃龉，就因祸得福，一步升天，做了市革委副主任。那位女服务员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普通群众，她身不由己的被生硬的推上领导岗位，真怪不得她自己。可是，消息传出后，泉城一片震惊，一片哗然。那歌谣中的“大明湖里炸油条”一句，便是这样一个离奇故事的写照。
在青岛，最著名的造反派头头是项北华（化名），此人在“文革”前，曾经在青岛中山路上，非法摆地摊卖花生。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对摆地摊做买卖的，一律称作投机倒把分子。项北华的这段经历是绝对的历史污点。可是他在“文革”中，却成了青岛市最大的造反派头头，掌握了青岛市的生杀大权，还是黄小雨的红人，到处作报告。人们心中不服，所以就在那首歌谣中加了“中山路上卖花生”一句。
“山东大地坑连坑，黄河两岸铁壶声，大明湖里炸油条，中山路上卖花生”。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如此简短的几句民谣，就概括了山东“文革”的混乱无序状态和被长期压抑的民怨。
“九大”期间，黄小雨等人的劣迹，被老将军杨得志、袁升平所揭露，中央对山东“文革”做了“十条意见”。从此，这些昙花一现的造反派人物，退出了省市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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