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关于《出身论》

tuffy05

遇罗文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６５中上高一，那时我哥哥已经参加工作，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学徒工，在这之前，他在大兴县的红星农场当农工。小的时候对哥哥的记忆，就是他特别精力旺盛，也特别聪明。在家时，他会搞些恶作剧，编鬼故事吓唬人。我的姥姥很讲迷信，比如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不能吃荤了，但是他反对迷信，他就偷偷往菜里加点猪油。当时我们的家境特别困难，兄弟姐妹四个基本靠母亲的工资维持。他当农工时，工资只有二三十元，自己没有任何额外开销，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讲穿戴，几乎全部拿给家里，母亲说，你总得自己留点钱呀，每月给他留几块钱，而他唯一的花销，就是买书。后来他回到城里上班了，原来他在农村时怎么读书，我不太了解，到那时我才知道，他实在是太用功了。他到首都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他和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办了一个集体阅览证，每次能借１００本书的。我跟他到图书馆一起去借过书，他都借的是那种大部头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书。当时我看着他借的一摞摞的大部头书，觉得简直是永远也看不完的。
关于我哥哥写的最有名的文章《出身论》的前后，在这件事上我最有发言权，因为登载《出身论》的那张报纸是我办的，就是《中学文革报》。他是在报纸办起来以前就写出文章了，写的原因，就是看到在文革中因为出身问题造成的大量惨剧。许多人被活活地打死。他写完文章时，我和我弟弟正在广东串联，他当时写信给我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文章给我印出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个人印东西是很难的，当时只能油印，但是一套油印机又很贵，我们买不起。我到了广州，发现他们那里搞油印是用一种非常简便的方法，就是把蜡纸刻好蜡版以后，铺在纸上，只用一块木板夹着一条蘸了油墨的橡胶，就这么一刮就印出一张。发现这个方法以后，我马上写信告诉他说我能给你印，这样他就把写好的原稿给我寄了过来。这样我们就印了几百份，印好的一部份给他寄回北京，一部份就在广州街头贴了出来，想看看反映。结果当时就很轰动。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这种印刷方法介绍给我哥哥，他又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很多纸，又印了不少，当时我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北斗星战斗队”，我们又在北京的大街上贴了不少。当时我们就有四中的两个同学牟志京和王建复加入进来。牟志京是在街头的电线杆上看了贴的《出身论》后非常佩服，找上来的。他们俩找到我商量，说能不能办一个铅印的报纸，我当然很赞成。我们是和四中借的５００元钱出的第一期。第一期印了３万份，《出身论》就登在这期上，卖２分钱一份，在街上一抢而光，又加印了６万份。以后我们又接着一共出了六期，每期都是靠上期卖报的钱来运转了。当时我们几个人我负责组稿、卖报；王建复主要是组织和财务工作；牟志京主要是编稿。这六期报纸，每一期的主要文章都是我哥哥写的，一些小文章也是他组的稿，或者他编的，他有时充当正反两方面的角色，在报纸上展开辩论。这份报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极大，读者来的信都是成麻袋成麻袋的，邮局都送不过来，得我们自己去取。有许多人在信中夹了钱要买报纸，我们就得给人家寄，工作非常忙。人手也增加到十来个。这期间，《红旗》杂志社的人也来找我们，慢慢也知道了文章是谁写的了，他们有一天就对我们的人说：这文章我们认为有问题，你们最好还是转转方向。当时我们的压力就很大了。而且那些红卫兵“联动”也捣乱，常常找到印刷厂去抢去砸，有一期报纸我们不得不跑到天津去印的。这种情况下有一部份人就撤了，但我们还是坚定地坚持，一直到第六期出来以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说：《出身论》是大毒草，这时我们不得不停刊了。前前后后，从１月１８日到４月１４日，出六期报纸共印了４０万份。我哥哥的主要东西都在这六期上。

恶运开始

在《中学文革报》之后，我哥哥还写了一些东西。其中有《工资论》，这是一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他已经在考虑改革中国的工资制度问题，他还有一个计划，想把文革中那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收集起来，论述其中的剥夺人权不讲人性的东西。他还想写过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人，在中国当时是这种情况，如果你犯过一次错误，很可能你终生都会被打入另册，一辈子的前途也就完了，他想写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人可能比血统论涉及的人还要广。  
但是这个时候风声已经很紧了。第一个征兆是我哥哥发现有人跟踪他。但是他并不怕，他还很乐观，因为他觉得他没做什么坏事。他对我说，有时候他还会迎着跟踪者上去问：你是找谁谁吗？他往哪哪去了！有一次，我们两人去东四人民市场，发现有两个女的跟踪，他就和我忽然就藏在一个柱子后面。那两个人不知道，还在往前走，他突然就出来问：你们找谁呢？那两人赶紧就走掉了。我哥就说：“你看多可笑，就这水平还跟着我！你别看我怎么跟他们逗，他们回去也不敢说，一说不是丢他们自己的脸吗？”那时候我们都没把这事看得多严重，总觉得我们干的事是光明正大的。我们所有的观点都在报纸上，你们都看得到的，没干什么偷偷摸摸的事。
没想到，到了１９６８年的１月５日，我哥哥被捕了，我是被“群众专政”，是被学校看管起来，到了三月份，也进了监狱。这个案子牵连了很多人。因为我们的报纸读者来信很多，有写得特别长很有水平的信，我哥哥都是亲笔回，也写得非常长，这样，就被怀疑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在外地的这些人也都被牵连进去，我记得有安徽的丁广武、沈阳的孙刚、广东的杨玉鉴、银川的云杰等，都被判了十几年的刑。我开始是因为年龄小，被“群众专政”，后来发现我有两颗上东北串联时带回的手榴弹，那时我是好奇，就没给上交也没扔了，后来有的人顶不住压力把这事说了出来，性质就升级了，怀疑我要有武装行为，一点点给我施加压力：从传讯到拘留一直到逮捕。当时我哥哥也给我说过，这种压力一步步升级，也是一种战术，让你越来越恐怖，这时就看谁能坚持得住了。他们当然很想让我说这手榴弹和我哥哥有关系，但我不能说，我一口咬定我哥哥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因为我清楚：这事搁我身上，最多判三年，但如果牵连到我哥哥，恐怕就要判十年二十年了。
在我被捕后，我们家曾经托人打听过，内部定的是给我判三年，我哥哥五年。但是我最后也没被判，转到一个少管所办的“学习班”，跟我在一个“学习班”里的什么人都有：有写反动标语的、当红卫兵“联动”打死人的、投敌叛国的、“五•一六分子”等等。三个月后，我就放出来了。可是我哥哥却没能出来。
在我和哥哥被抓起来不久，我母亲和我弟弟也被“群众专政”。这种“群众专政”就是不关进公安局，而是由本单位来看管，同样没有人身自由，每天要劳动、交待问题。我被群众专政时，还没有受太大的罪，但是与我们一起办报的唯一一个大学生，名叫郝治，他受的罪就大了。他被关了一年，其中前半年每天只能吃到６两窝头和一点咸菜，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屋里，每天都要被毒打一顿。到了半年的时候，他１米８的个子只剩下９０斤的重量了，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已经不能有活的可能了，就宣布绝食。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几乎要死了，这样关他的人才同意不打他，也允许他可以出屋子了。这时他才发现，他的棉袄已经被凝成了一个血壳。半年里他一直睡在水泥地的草帘子上，等到半年后出来时，一甩草帘子，是一层的臭虫。他的胡子有半尺多长，也被血凝在一起。他又被关了半年才放，他放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家去慰问我妈。
我的弟弟是被“群众专政”了两个月后放回家的。那时我父亲在外地找了一份临时工，母亲还在被群众专政，我们都在监狱，我的姐姐遇罗锦在茶淀被劳动教养。我弟弟进了家门，看到屋里一片狼籍，所有的东西都蒙着厚厚一层土，米面已经长了虫。我弟弟先去看我母亲，我母亲被剃了阴阳头，正在监督劳动，见到我弟弟悲喜交加，说：我不要紧，这里能在食堂吃饭，饿不着，还是先去想法给你哥哥姐姐送点东西吧！我弟弟想给我们送东西，但那时我们都没被判刑，不让见面，也不能送吃的。他又去茶淀看我姐姐。临走在家里翻了很久，只找到了两元钱，也买不了什么吃的，只能把家里的面粉挑去虫子，炒了些炒面带去。到了茶淀，又费了很多口舌才被允许见到遇罗锦，一见面，姐弟俩就抱头痛哭。
当天晚上我弟弟住在了农场，但是农场规定亲属探望一月只能一次。这样，我弟弟就第二天一大早站在路边等，希望能再看到姐姐一面。上工的队伍过来了，终于，我姐姐看到了弟弟在招手，她一下子就哭了。我弟弟在回去的路上，到火车站要走十几里路，他来时是走来的，回去还要走回去，这一路，他是一直哭着回去的。他那时是上初三，只是个十六七的孩子啊！
我从监狱放出来后，就去陕北插队了，后来我弟弟也来这里和我在一起。真正听到我哥哥的死讯是在陕北。我万没想到他会被判那么重。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那个军代表还说，你看，你就出来了，你还不给你哥写封信，让他加强思想改造，争取也早点放出来。我就真写了，那会儿觉得希望还是很大的。记得那年，就是在１９７０年春节时，我和弟弟、姐姐都从外地回到北京过年，这也是很难得的我们一家人又聚在一起。可是当时街道的人看见了就紧张起来，问：你们怎么忽然都回北京了？是不是想闹事啊？非得让我们回去，不许在这里多呆。我们怕他们再通知我们插队的地方，那样以后我们的处境可能会更不好，就只有回去了。临走前，姐弟三人照了张像，也不知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正是我哥哥要宣判，我父亲就和我们约定好暗语，写信以“霞”来指我哥哥，如果是最不好的消息，就是“霞走了”。没想到回到陕北不久，就接到父亲“霞走了”的信。当时怎么也不能相信，就在前不久回北京时，还有一个警察来我家调查过他的事，问我们对遇罗克的事有什么想法，我就说这事太冤枉了，说他要暗杀毛泽东什么的，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暗杀？这人也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把我说的都记下来了，说向上汇报。我真以为我说的能有点什么作用呢！
后来我才知道，在公安局的人来宣布我哥哥死刑的消息时，当时我父亲一下子就哭了，人也坐到了地上，受不了了。而那些人并不同情你，还说哭什么？你们应该划清界限！可我母亲非常坚强，她就是不哭。她就是说，你不要当着他们哭！在她死了以后，我们看了她的日记才知道她受的打击有多大。她是因气管炎肺心病死的，最后一次发病，正是在我哥哥的生日那天，她想起了我哥哥，在日记里写了。宣判我哥哥的工人体育场，她从来不往那去。就是那天她犯病后，住进医院就再也没出来。

关于宽恕

１９７９年，在为我哥哥平反时，公安局的人问我父母：有什么要求？我父母没提任何经济上的要求，只是说，你们把罗文给我们弄回来－－那时，我因为哥哥的牵连，又第二次进了监狱。
我从东北监狱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公安局说安排很困难。这样最后我对他们说，能不能进我哥哥呆过的人民机器厂？他们说，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这样，我进了人民机器厂，这个厂后来对我很好。后来，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下了海，现在在一个公司里任总工程师。这些年，有一些当年曾经对我不起的人托人找我，比如当年检举我藏手榴弹的人，对我实行“群众专政”的“专案组”的人，请求我的原谅。比如当过我的“专案组”的同学，现在美国，打听到我的电话后，从美国打电话给我，首先就是请我原谅，我毫不犹豫就原谅了。可能我回答的太快了，出乎他的意外，他觉得我可能在敷衍他，就说：“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说这句话。我觉得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坏事，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整人……”我觉得他们当时那么做也是本能的，上面要他们怎么干，他们就努力去干，但他们没有是更恶的那种，人家没让他去打人，他们却以打人整人为乐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可以原谅他。无知造成的错误，我可以原谅，我不能原谅的是人品质上坏的那种人。真正能忏悔的人，是有勇气的人。
我记得我哥哥当年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个人拿棍子打你，你想还击，你是打这个人，还是打这个棍子？对于一个个具体迫害我们的人，我不恨，他们也不值得我恨，有的时候，有些人并不是对我们不好，他们是对那些打入另册的、比如“黑五类”这样的人同样是很残忍，他们同样值得恨。其实任何社会都有这样的人，只是这个社会当时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要是恨，只能说恨给这些人机会的人，制定这种政策的人。如果还有这种政策，就还会冒出一大批这样干坏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