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鲁边河《我的一九六六—一九七四：山东Y县文革纪实》（长篇）

tuffy05

我的一九六六—一九七四

苏鲁边河


我的一九六六（一）

文革过去几十年了，可仍然是人们的热门话题，更是网上的热门话题，经过的没经过的都来发表意见，肯定的否定的似乎各执一词、言之凿凿。

六七年秋，那时还没离校，到一位老师那里闲坐，见他正装订传单与小报，一本一本的，很是认真。他说，这是难得的资料，以后想再见到，就不容易了。这是历史啊！当时闻之一震。文革一开局，在人们心目中已是重大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文革作为历史大事件肯定有人研究了。文革中有一顺口溜：开不完的会、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实际文革没结束就有人在检讨回顾了。而文革一结束，清查“三种人”，又有“说清楚”，真不知有多少人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说过自已的经历，欣喜的或痛苦的，揪心的或平平淡淡的，而对于整个文革，更不知道谁人能说得清楚。

“九大”、“十大”、“十一大”“政治报告”，看过，那是高度评价文革的。文革中上层领导人讲话，文革那几年，那是“言必称文革”，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二十余年间上层领导人的“言必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也能看到。中央基本否定文革（还有“四大”）的结论性文件，学过。听说过“文革十年史”，没看过。见过《历史在这里沉思》，是一篇又一篇回忆评论文革的文章的汇集本，也没认真看完。最早看的是廖盖隆为顾问、且写了序的、总的命名为《1949-1989年的中国》的一套书，包括《凯歌行进的时期》（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1989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1989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1988年1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与《改革开放的历程》（王洪模等著，1989年1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年一主编的《大动乱的年代》出的稍早一点，90年买到。后记里有“老实说，有些事我自己还没有弄清楚”这样的话，这不仅仅是作者谦虚，还表明他另有隐衷。因为他紧接着说：“例如为什么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是陈伯达的罪行，我就弄不清楚。”言外之意，陈伯达是受命于人，是执行者，还应追诉下达命令的人的罪行。这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是弄不清楚，而是自以为很清楚、却对最高检察院的认定只追诉到陈迫达，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研究评价文革“宜错不宜细”的指示有不同意见呢？这么看来，说清楚是不容易的。邓小平对评价文革的要求是“宜粗不宜细”，也是出于多种考虑吧。

文革否定了，文革初期以至在文革全过程中一直当权的某些至八十年代仍在台上的上层人物，是不少的，谈起文革，难免有点尴尬。对于文革，能站干岸儿、脱了干系、完全撇清、说风凉话的，能有几人？还有，说清楚也有待时间与环境及知情者自身的因素。

同是上一本书，在追忆当年北京市委是否做了统一布置不转载、不发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说彭真没有统一布置。去年播传记片《吴晗》又明明白白告诉观众：彭真作了统一布置。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的《燕山夜话》平反时，都说邓的杂文没有现实针对性，更没有反对那时党的路线；这几年的说法就大变了：邓的杂文就是批“左”倾路线的。还有，刘少奇刚平反，许多纪念文章包括他的家人的文章都是立足于辩诬：没有反对毛主席，没有一条自己的路线，云云；而今刘的儿子刘源著文又说建国后刘就有一套建国路线，此后一再同毛争论，持异见。这种不同变化的说法让人与其说无所适从，不如说生疑。后来又有具有正史之称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96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有冯骥才的《一百人的十年》，有徐友渔的《蓦然回首》，还有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自传体小说。看过。当然，专门研究文革而公开出版的书，汗牛充栋，我看了仅此几本，大都是持否定文革态度的，或是仅仅直述经历的。还有网上一些极具资料价值而又有深刻见解的文章，一些并不赞同完全否定文革或大体认同文革的，也读了一些。也有不咋的的。起哄的、泄私愤的、一骂了之的、颠三倒四的、而又自以为摸着了大象全貌、“这一回得之矣”的，等等，也浏览了一些。很好笑，不以为然。

作为过来人，我难忘，我关心。我也有话要说。

文革十年，十年动乱，十年浩劫。人们常这样说，这样讲。我也常听到，一些人对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也很不以为然。如一味从形式看，文革从真正发动到中央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又何止十年！但我个人早在六八年、至迟六九年“九大”一开，就认定文革已经基本结束了。其后就是扫尾，收拾残局，想划句号。而且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当然，少见多怪，人微言轻，小人物的判断力往往是极其局限的。实际上，从一九六六年底就时不时地传出毛主席关于什么时候见眉目、什么时候扫尾一类的谈话。毛主席关于文革进行时间长短的预测，版本不少，变化也大。这也说明文革作为一场革命的一时无序状态和失控趋势，还有斗争的激烈复杂与反复。到六八年，群众组织在社会上冲杀的就很少了，回本单位了，又成了上了链套的猴了。相当多的人都似乎听到了刹车的声音。

文革进行了几年有争论，文革何时开始也是有争论的。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就由毛主席提议，成立了彭真任组长、成员包括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在内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早己展开的以文化文艺教育哲学界为主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存在近两年，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下通知取消。文化革命何时开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事后许多文章说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算不算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这个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是不是更应该算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同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呢？是不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一个确切的开始时间，也须来一番考证呢？

文革中我不是逍遥派。先是保守派，后又是造反派（当然是自以为是、自封的。现在封自己个造反派，还有什么名利可图吗？），造反组织内部讨厌我时，蔑称为理智派、调和派、投降派。没有打砸抢行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我曾朝一个低我两级的同学（年龄相差无几、个头还比我高）打过一拳，也是怒不可遏、事出有因。1967年深秋，我们这一派掌权，保守派被赶出学校。一时退潮，相对平静。上层，或者下层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仍处于漩涡之中，众喽罗则一个个闲在。掌权也没事，大批判也无心。住校，一天到晚转转悠悠，遛遛达达，惹事生非，无事生非，心烦意乱，百无聊赖，无头苍蝇一般。吃饭还得回家背粮食，十天半月回家一次，一次回家住个十天半月。被赶出校园的一派于心不甘，常在校园四周围追堵截、搞伏击突袭，逮住我们这一派的就揍个半死。当然，他们也有目标，有打击重点，我也许不在他们的黑名单里边。

这天，他们瞄住了同班同学、我们这个组织的作战部长L。L是有预感，返校时顺路到我家，非邀上我陪他一同回去不可，而我本想多在家呆几天。我俩一人骑一辆自行车，都是借的老师的，路上又碰到三位徒步的同学，把他们的口粮袋放在后车座上。初冬天短，夕阳西下。秋收后的田野空旷，一条大体东西走向的水沟的两岸是稀疏零落的蓖麻子，经霜的叶子也已变黑。连社员也少有。离沟还有十几米，L突然大叫：“下车！”我正惊愕间，从大水沟北沿一下子窜出五个人来。L已是揎拳捋袖，吼声如雷了!那五人见是我们俩，已是打怯，又见L站到车后座上向后呼喊，更生退兵之心。但他们也不好就撤，只有迎上来发难。L并不答话，只是叫骂，拳打脚踢。我气愤难抑，质问冲到我面前的那位，朝着他的脸一拳打过去。打着没打着也记不得了。这是一位我相识的同学，同在学生会文艺部里管点事，平素有交往，对我这个比他高两级的学长也还当一回事儿。今天居然不念旧情，与同伙拦路劫持我，怎能不招打?打的就是你这种目无尊长、背恩负义之人!如是平日里并无交往的，还不至于动手呢!五个劫贼无胆恋战，L是一副金刚怒目，还有帮手，不远的后面又有几个同学边喊边跑前来助威，他们先就且战且退，继尔干脆掉头，撒腿就跑、各奔东西、作鸟兽散！我算连带遭了次伏击，这一次亲历，此后对同伙不知讲述了多少次。因为，文革之中，我实在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武斗经历了。别人有，那是别人的；我只有这一次。



我的一九六六（二）


一九六六年，我该高中毕业。十二年寒窗苦眼看熬到头了，熬出来了。到六月，高考体检一关已过，志愿已填过，第一志愿是……第二志愿是……在校生早放了麦假，教职工大多数去了县城集中搞“四清”，后来又说是“四清”结合文化大革命，一共搞了五十六天，此后以至多少年后，再提起就是“那年五十六天如何如何……”，说的听的都明白是那档子事儿啦。我们班四十多人全都埋头复习功课，偌大的校园静悄悄。后来才知道，其时的北京大中学校早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开始了波及全国的大批判，而斗争主要在上层。从一般人理解的火药味较浓的学术批判，一步步引向政治斗争、党内上层斗争。这一切，普通的人是在文革真正开始后才从公开发表的社论、文章及广为流传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得知的。说句心里话，我那时并不认同姚文及其观点。

我热心看因此而起的争论文章，学生阅览室的报刋已不能滿足需要，常常破格钻到教师阅览室里去看《文汇报》、《光明日报》，偶尔还能看上几眼《参考消息》。不仅看，还要抄，精彩的段落全抄下来，前后抄了几本子。一个高三学生如此热衷旁门外道，不能不招来老师的白眼。我也不管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就跟傻了一样。上海、北京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座谈会纪要，最有看头。对姚文元的文章及作者本人批评嘲讽的发言、文章都有，似乎比较随便平和，少有火药味。关于清官的议论更精彩。你要知道：不少激进的人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而且说的头头是道、振振有词！

吴晗的检讨文章，邓拓化名向阳生谈道德继承的文章、周扬组织***笔杆子写下的署名“方求”的大块头文章，都分外引人瞩目，更引起争论。那一时我怎么能知道作者的真实身分呢？只不过从字里行间、从语气口吻感觉到这几篇文章块头大、位置突出、有来头、有分量，与众不同。

从一九六六年四、五月起，大批判逐步升级、高潮迭起。一个重要特点是从文化教育知识艺术界转向社会，工农兵以笔做刀枪，成为大批判的主力军。文章短小，火药味呛人。政治批判完全代替了学术探讨与商榷，声讨更超越了批判，浓浓的火爆的火药味也驱散了薄薄一层的平和气息。反动、揭露、开火、批臭，这些敌对的滿是杀气的词汇代替了认识错误、落后一类文诌诌的语言。

北京市委把邓吴等人抛出，也批判了《燕山夜话》及“三家村”。几乎同时，全国不少省市委都批判了自己的小邓拓吴晗廖沫沙，并抛出省里的一个领导当替罪羊。山东省批了《大众日报》于六一六二年开办的“历下漫话”专栏，并抛出了副省长余修说是黑后台、山东省修正主义的根子，供革命师生与工农兵批判。五月初，江青组织的写作班子化名高炬，关锋化名何明，批判了北京市委的报纸《北京日报》及杂志《前线》，揭露北京市委假批判，丢车保帅。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大批判开展更为广泛。

而《人民日报》六日一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则如同下达了冲锋陷阵的动员令，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令世人震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北大聂元梓等七人人五月二十五日的大字报更是火上浇油！北京的中学生己致信毛主席党中央请求停课闹革命，而党中央国务院也做出了停课半年的决定。

毕竟高考在即，升入大学是唾手可得的东西。不能昏头昏脑丢了。埋头复习功课，再也不敢全身心地投入对这场大批判的关注。偶尔有人提起，议上几句，赶快刹车，注意力集中到成堆打摞的课本中去。一九六六年春节后的大批判，尤其是四五月份升级后的情况，是从高考延期后对时事政治的补课复习中才得知的。

国务院的决定公布的那一晚，我们教室里仍灯火通明。十时半，学校自备发电机关机，教室一下子暗下来，接着就发出了一声声轻轻的叹息。意犹未尽。不肯离去。有的点亮了自制的小煤油灯，有的走出去找老师讨教，多数还是无奈地回到了宿舍。睡也睡不着。朦胧中似乎听到有人说“明天可睡懒觉了！”另一个就反驳：“你比谁都起得早！”那一个又说：“明天看看谁还起！反正我刚从老师那里来，老师才告我说的，说是……”“是么？真的么？你做梦去吧！”

第二天天蒙蒙亮，全宿舍的人都起去了，和多少个往日一模一样：广场上，大路上，教室走廊上，教室前的井台上，都有人走动，念、背俄语单词或政治题，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跳龙门”。我们的上一届有了近达百分之七十的升学率，并且第一次敲开了清华、科技大的大门，从校长到老师又对我们这一届寄予厚望，盘算着能有多少人考上重点大学、日后又有多少将成为工程师、地质学家、设计师、教授、医生，当然也会有人当老师。老师是可敬。壮志凌云、豪气冲天哪！我们的胃口也被吊起来了。想一想，一个僻远小县，一群破衣烂衫的农家子弟，忍饥挨冻，苦读十二年，除了考上大学，还能指望什么呢?一年三百六十日，缺衣少食苦学习。又是一个苦读日！

到了傍晚，学校的一个主任，来了，还有班主任，笑咪咪的，说：“还用功哪，听听广播吧。”于是听广播。晚八时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高考暂停招生，停课半年，参加文化大革命；此后是学生的建议、还是解释决定的文章中，还有以后上大学要靠“推荐与选拔”云云。高考已叫停，连上大学的命运也交到别人手里去了。多少年的刻苦努力，而今一朝付诸东流；多少年的大学梦，破灭了！

全是迷惑。一片茫然，一片空白，心悬意乱，惘然若失，象是跌入万丈深渊，掉下去，掉下去……不知伊于胡底。没了紧张也没有轻松，没有笑脸，笑不出来。对于我们，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弯子转得太急太陡！蒙了！晕了！傻了眼了！拥护决定、参加文革？想表现表现，可也不知干什么好呀！那时真还没这个心。升学是一回事，没人引导也是一回事。在校生也放了假。教职工都集中到县城了么！天翻地覆国家大事，全不在心上。是有点没心没肺！放下书本，打开报纸.却原来外边是另一样世界也！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究竟要干什么，究竟要我们莘莘学子干什么，谁也不知道。睡大觉的睡大觉，回家的回家，遛弯的遛弯，一样的找不着北。


我的一九六六（三）


文革初期的五十六天

不久，我们这帮没了娘的孩子奉命集中到县城，其他低年级的同学是全去还是只去了骨干，记不清了，都来帮教职工搞“四清”结合文化大革命。全县教职工集中在一中（仅设初中），那里一片肃杀。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漏网之鱼，惶惶不可终日。全县中小学教职工都在，“四清”工作团坐镇指挥。个个检讨，大会批，小会斗，人人过关，升级戴帽，察看、开除、逮捕。今天揪出这个是叛徒、假党员，明天挖出那个是三青团、国民党、历史反革命。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一言不慎、成了现行，一步走错、断了前程！哭的闹的喊的叫的、逃跑的、上吊的；又窜又跳的；也有揭发他人、立功赎过的；被宣布解放了的、过关了的，死里逃生，弹冠相庆。

我们步行去的，三十六华里，一个上午就到。县城是第一次来，此后一二年，用两只脚来量这三十六华里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年轻人走路不算个啥，说一声“走！”就走了。县城分新老两部分、新旧两条街。简单明了。可对我们这些没出过远门、更没见过世面的乡村穷学生，却还不能一目了然。一切都很新奇，我们两只眼都有点看不过来，老实温顺的像一群羔羊。我们去时经过的的是新建的一条街，街两旁县里机关及商店邮局的许多房子刚建好，正粉刷，到处洋溢着石灰粉的气味。有的正建，脚手架也一片一片的，很像今日的胡子工程。路宽宽的，平平的，全是是沙子路。来到后，住处在旧街，远离一中，也很分散吧。一住下就被看管了起来，规定了几个几个不准，其中就有不准私自外出，不准同老师见面。还告知学校教职工中谁谁谁挨斗了，大会检查了、被抓了、自杀了、逃跑了、又被逮回来了；要求揭露教职工“三反”言行，积极表现。多年的和蔼可亲的老师而今要当成潜藏着的凶神恶煞般的敌人，气氛、神经骤然紧张。参加了几次斗争大会，沉闷、紧张、恐怖。

见到上一届一个考不上学、留校吃公家饭的、极傲慢的家伙，居然在主席台上手舞足蹈、唾沫四溅，揭发批判一位数学老师是“乌克兰大白猪”、批判曾当过他班主任的老师是“庸俗、外号老俗”，心中大不以为然。同学们本来很看不起他：老师教了五六年，别的同学上大学走了，你连个大学也考不上。现在还腆着脸朝老师们要威风来啦？呸！当然，现在看来，打头阵、当先锋也许是不得已，也许是搞的“障眼法”、明批暗保之类呢。也见到当了六年校长的某某被剃了秃头、没收了腰带提着裤子像一具骷髅一样、被公安人员押着从身边走过。也听到一个出身不好的女教师在看了电影《白毛女》后居然嘲笑喜儿“不知好歹”、“嫁给黄世仁吃香的喝辣的有什么不好”、因此被揪斗而大为解气、大快人心！居然这样无耻！这样挑衅！这样顶风上、自甘投火！真是可气可恨可鄙，被揪、挨斗，那叫活该！

怎么揭发呢?我们几个同学想到了平日就看不上眼的那位图书馆管理员，据说是摘帽右派，傲慢，爱答不理的，夏日里用大芭蕉扇遮住个头顶，只顾低头走路。有什么劣迹?又想不出，只是不顺眼。教自己课的老师，初中的，高中的，十几个。个个都是好的，认真，耐心，满腔热情。也有毛病来着，在学校就批过了，他们还认了错了。还再翻腾出来，也与“三反”这么大的罚名不沾边呀！是这么一回事：六四或六五年的有一天的下午吧，是我们班还是别的班的课代表到理化教研组去拿作业本。正碰上老师们闲谈，比谁脚上的皮鞋亮，好。这下子了不得了！代表回来一讲，同学们就炸了锅了：如今号召学雷锋，搞思想革命化，提倡艰苦奋斗，老师们却在办公室里比皮鞋，也太不像话了！要向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开一炮！是当面讲了，还是在教室后面的改造思想专栏里贴了小字报，反正老师是认了错了。认了错了，也就完了。老师连学生的批评都虚心接受，他们能“三反”？于是就往深里挖，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位化学老师（还兼着物理课）讲碳水化合物、讲葡萄糖之类时举了例（他很少带备课本，教本也是破破烂烂的。讲起课来声音也不高，笑容可掬、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如坐春风！）：校医家在邻县，从家返校，走了五六十里，累了，也饿了，走不动，就在东关桥头花一块钱买了个烧饼。吃下去就好了。因为烧饼含……容易转化为……易吸收……所以……，俗称“吃糊馍馍”，吃了也就好了。道理差不多。说是敛七家的，那是迷信，用自家的就行。这是不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攻击“三面红旗”？

还有一位老师，名字里有两位革命导师的名字中的字和孔夫子三字中的一个字。将革命导师与孔子并提，又该当何罪？语文老师讲写作文时说，要有真情实感，还拿出了家信来读：爸爸：你上次回来买的萝卜快吃完了。妈妈也病了。你快回来看看吧。你教书太忙，先寄回点钱也行啊！一个读二年级的女孩子能写出来，那是因为有真实感情，还不懂得无病呻吟啊！正是春上，青黄不接，闹饥荒。念着念着，眼里泪光闪闪。当时全班同学听后为之动容、流泪，我们挨饿上学，老师和家人也是吃食不继、挨着饿啊。现在分析分析，老师算不算见缝插针、利用课堂公然宣传黑暗呢？已经大会批斗的一位教过毕业班的老师的罪状之一，就是在回答校长要他加班加点上辅导课时说了句“再给我俩窝窝头，我还能给学生讲一节课。”

议的时候，自然是几个知心知底的，偷偷的议。议，议而不决，竟也没有写出来.一句活，心情不好，失落感沉重，没有热情，更没有激情，狂热更说不上。思想、精神状态与眼前的一切不顺茬、接续不上。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不在状态”。对于一个个大祸临头的人竟还抱着同情心，他们恐怖，我们害怕，厌烦，不安，不平。凭什么把这些平素里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师弄的灰溜溜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呢?一个校长，又没什么了不得的错事，不过虚荣心太强，不敢登台亮相过关（四清工作团有关人员已同他谈话、暗示他：大会检查只是走过场，检查一完就宣布“解放”。无奈校长正春风得意，作惯了总结、报告，一让作检查就慌了神），徘徊犹豫，一夜无眠，终于在曙光初露时选择了出逃。当天在火车站被抓，立即以对抗运动、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为由“双开”、逮捕。也太残酷无情了！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罪、罪加一等”，厉行至今，不知坑害了多少人！治来治去竟忘了当初！先治你个不服抗拒的罪！

四清工作团对学生中这种烦躁不安、不平不满的心态肯定有所察觉。同学之中有他们的骨干心腹，耳报神灵着呢。防范不可犹豫，先下手为强。撵人！事不宜迟。一个大雨滂沱的清晨，学生全体集合，由工作队宣布：运动进入新阶段，不需要这么多同学参加。根据需要，只留下部分同学。留下的、走的前一阶段都有成绩，我们都滿意。今天，无论留下的还是走的，都是革命需要。不要胡乱猜测，不要背后议论。走的今天就回家，不要在县城逗留。现在宣布留下的学生名单：……其余马上回家，听候指示。县城实在也没什么留恋的，深入下去的场面不寒而栗，官话更叫人心烦。一帮一伙的学生从新建的县城的泥泞的路上四散出走，骂骂咧咧，气呼呼的。

其时是六六年七月中旬，正是各大城市的大中专学校里贴党支部、工作组大字报的第一批造反学生被工作组镇压下去的时候。这当然不是巧合。所谓文革，仍在体制内进行，在中央及各级党委或是党委委派的工作组的控制之下。少数（也有多数）批评党支部、工作组的造反学生的活动与保党支部、保工作组的另一些学生的活动虽然激烈，但也基本局限于校园以内。学校、学生的动向正是县以上当权派最为关注的。那时某某同志主持下的中央对待学生中的“反党活动”走的是五七年反右的路子，反对某一个党的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就是反对党委、反对党支部，反对党委、党支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采取的手段就是围攻辩论，开斗争会，戴帽子，也抓也关。这有那时的中央文件为证，某某同志在此后不久的检查中对此也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七月下旬，毛主席以七十三岁高龄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批评了某某派工作组镇压学生的做法（毛主席很简明的话就是：中央下了通知让学生起来革命斗争，学生起来了又压制。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下令从各大中学校及一些单位撤出工作组，形势才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性的大变化。带有某某标记的文革历经五十多天，自此渐次黯然退出；而正宗谪传的毛主席的文革开始亮相登场，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遍全中国。文革从体制内发展到体制外。当然，毛主席党中央仍然掌管总局，只是中央一些部委、省市及省市以下的当权派几乎一无例外地成了革与保的对象，一时处于比较被动状态，到后来以至瘫痪、被夺权，被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

七月底，全县教职工的“四清”结合文化大革命不久也结束，近五分之一的教职工受处理。我们学校四十多名教职工就揪出来七八个之多。Y县那时在文革方面仍与上面不合拍，或者说晚了一大截。Y县所在的地区大致是和全国同步的，Y县的邻县也大都和全国一个模子。



我的一九六六（四）


我的“保皇”与“破四旧”的经历

再次返校是八月初（应该是八月八日前后），到校仍是一片茫然。不久听了大喇叭广播的“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八月八日公布），接下来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学习、讨论。因为六七月份的“缺课”，还学习了以前的一些文章社论。重要文件、大块头文章太多了，学不过来。感觉还是空泛，似无所指归。没有实际可联系。班主住老师是某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七年毕业生，他到地区所在地（离学较也就百十里，坐车有两个钟头就到）去了，回来就给我们绘声绘影讲所见所闻：学生闹事，到市委大院游行示威。而愤怒的市民也上街游行，反对学生、保卫市委。双方狂呼口号，连挥拳头都使劲向斜里伸，一个个脸红筋涨、态度激昂。透过他讲话时的表情，我们做乎看到了百里之外的游行辩论场面的激烈与火爆。他经历过五七年反右斗争，亲历当年学校划右派就以去没去围攻《某某日报》社为标准，去了就成了右派，他走到半路又折回来就没事。他一提当年仍心有余悸，瞪着一双大眼睛：哎呀呀，不得了！不得了！闹事没有好下场！关键时刻就看一步，一步迈错了，一辈子没得清静。他是个兄长式的好老师（仍单身），音乐体育都有所好，单纯的像是个大孩子。老师是苏州人吧？反正江苏省教育发达，我们学校的老师不少是江苏人或南方人。记得他说过出身于小业主，家庭条件好。有几个姐姐，他已是大人了，回家仍要接受检查是否吸烟：手指发黄了吗？他的班主任当的真轻松，班里干部管理一切，他每周日晚到班里去一次，开班会，演讲，演出，更经常的是讲时事，主要是来自《参考消息》里的消息。有一次例外，一九六五年九月底十月初印尼发生苏哈托政变，总统苏加诺、印尼共产党人艾地的下场及命运牵着我们的心，应我们的要求，他一天一讲，直讲到印尼右派军人占了上风、我们都泄了气，算完。平常他的话句句听，他现在的忠告，我们更整体一致接受。

而低年级的学生很快行动起来了，可怪的是他们也整体一致。带头发难的是高二（应该是高三了吧）的同学，目标是清查学生食堂、总务账目，很快又涉及学校党支部。大字报铺天盖地。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压制革命群众就打倒谁！谁镇压革命群众就没有好下场！质问学校党支部：我们这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冷冷清清？……校园如同赶集上庙会。处处是走来走去看大字报的同学们。老师没一个露头的。不几天功夫，我们班居然成了靶子，一夜之间大字报糊满了我们教室的前前后后，质问：高三的同学为什么按兵不动？面对轰轰烈烈的……你们是什么态度？你们还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好像已经成竹在胸，正义在握，胜利在望。面对质问与挑战，于是我们就表态、就反击。“冷静啊”，“理智啊”，“好好学习、体会文件精神啊”，“你们到底革谁的命？”，“谁在压制、又是怎样压制了你们”……大字报又是铺天盖地，一张一张又一张。集体署名的，三五个人署名的，也有个人署名的。一开始还拟草稿，来一番咬文嚼字。后来，把大纸抻开了，拿起毛笔就往上写。学生么，脑子也来得快，三五张一二千字，一挥而就，立马可待。我们表态之后，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教职工也跟着表态，直夸我们水平高，和我们一个腔调，一个鼻孔出气。不出三五天，我们的意见占了上风。火灭了，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叫我们赶尽杀绝，刚刚热闹没几天的校园让我们弄得冷冷清清。我们是学长，师弟师妹的本意是压我们、激我们参与，成为他们的友军盟军以至领军人物。谁知竟弄出一支训练有素的灭火队来！这难道是我们的初衷?这就是开头所说“文革之初我是保守派（也就是保皇派）”的来历。那时，学校几个经历过“四清”结合文革的风风雨雨已成了惊弓之鸟的校领导，已是战战兢兢、煎熬度日、风雨飘摇、自身难保了。说句实在话，当时我们堂而皇之的理由是：革命，请拿出证据来！还真没有保护学校当权派的动机。可是，在当权派看来，我们的行动“正合孤意。”我们还成了不折不扣的发自内心的自愿自觉的保皇派啦！这是从哪里说起呀！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的中国，县城以上己经是狂飙突起、红色风暴呼风唤雨、天也翻地亦覆的文化大革命的世界了！我们这里却像一个避风的港湾，仅仅是翻了几个水花、冒了几个水泡而已。

一天，是八月二十日。我们奉命凌晨步行到县城。三十六里路，这大概是第三次用两条腿量出来的。行前还连夜制作了小旗、彩旗、标语之类。上午八时，骄阳之下，我们接受身着军装的县委书记的检阅。那严肃，那作派，煞有介事的。主席台会标就是“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呼的口号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还没弄明白怎么一回事、更没参加，就己经胜利了吗？他们居然不知道我们还没有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亲密接触过吗？又是失落！走出会场，各自返校。在邮局门前有卖《人民日报》的，花五分钱买了一份。一看，原来北京八月十八日就开过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了。还有毛主席穿军装、戴袖章的大照片。毛主席身体真好啊，又胖又结实更魁梧。伟大呀伟大。只是军装不合体，像箍在身上，紧巴巴的。干么穿军装呀，要打仗吗？还戴“红卫兵”袖章，红卫兵是干什么的？看下去，看下去，报道里写着呢，噢，原来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尖兵！”哪解放军是干什么的？中央警卫团不在毛主席身边了吗？我们能不能当红卫兵？还有林彪和毛主席在一起。林彪的眉毛真浓呀！大人物长相就是个别！那刘少奇呢？还有朱德陈云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么。周总理也讲了话，排位还是第三。刘少奇的名字排在第八位了，靠边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真是伟大呀！年龄大了，也许身体不好，就让给林彪了。报上早已宣传山西省绛县县委书记多年来精心培养革命接班人、又主动让贤的事迹。中央领导也带头了。实在是肃然起敬，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呀！革命发展深入了，变化真快呀！革命老前辈真有度量，顾大局，他们还不都是为了我们下一代吗。

回到学校，心里就更不安了，蠢蠢欲动，没事找事。找校当局的事，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要破“四旧”，“十六条”上就这么写着，北京的学生早已上街横扫一切了。于是就贴大字报，勒令老师把帝修反的书交出来，把奇装异服交出来，把资产阶级的照片图片唱片及一切腐朽的东西交出来，付之一炬！告别丑恶的资产阶级，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正告你们！我们警告你们！我们将破门而入！破窗而入！这后一句话是一张由我起草的大字报的题目，也是从刚刚批判过的《燕山夜话》里一篇杂文的题目“破门而出”借来的。年轻，记性好，就拉来用了。至于原话另有含义也顾不得了，借用么。年轻么，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不料一句俏皮的狂话就吓坏了老师，更误导了群情激动、无处发泄的学子们。

学校里的破“四旧”从言到行是否因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开始，我无从得知。是，我难以辞其咎，而且愿意检讨。因为这实在并不是我的本心。此后不久，当乡下也破“四旧”烧书时，我曾试图阻止。何况我那时也只是下笔快，言辞激烈也略微花哨，并没有一呼百应的威力。而且同学中确有几支能写的“刷子”，但没有一个成为核心的。毕竟是一场革命么，敢打敢冲才有号召力，写的好能混个幕后的谋士军师就不错了，再不就干个等而下之的红卫兵小报编辑，什么喉舌口条一类。那能走到前台来？如果不是，我也不会因此就觉轻松，因为破“四旧”毕竟给我一直敬爱着的老师们很大的伤害。别人破门没有不得而知，反正我没有动手。去是去了的。一伙有五六个人，踟踟蹰蹰，你推我拉，到了教职工宿舍的第一排第一个门，那正是班主任老师的宿舍。老师正站在台阶上，还笑着。已是很勉强的，又有气的，又迷惑的，很是无奈。我们也是很不自然。老师让我们进去，我们也没进去。抄了什么没有，一点也不记得。破教职工的“四旧”，究竟多少人参加、采取了什么激烈的行动、抄出了什么东西，又怎么处理的，我一概没有什么记忆，事实上我也没再参与更多的行动。我想：如有战果，处于惶恐不安状态的老师主动上交的可能性不是最大也是更大。老师们一类小知识分子大都深谙“从宽从严”之道，属于愿反省常反省、较自觉、不打自招自投罗网的一族。送上门来常有意外收获、分外之喜。但十七年后，到了一九八三年顷，我偶尔翻看《山东文学》，见有我的高三语文老师（据说在某市编辑一本文学刊物）的一篇散文，说是他一直珍爱着的李太白杜工部白香山的诗集，在文化大革命兴起之初破“四旧”时被烧掉了！看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要啥味有啥味，心里总不是味？这难道是我们当年干的？我也干过这个？为之不怿，辗转数日。

到社会上破“四旧”干了两件事：一是到学校所在地的一座早已做了公社办公室的教堂砸了什么，我也没去；另一件事是学校里能盛三百多人的大礼堂，学校里小型集会（毕业班动员教育、少先队队日、新团员宣誓）、演出（一年数次歌舞晚会、歌咏比赛、高年级同学排演的戏剧《小姑贤》《墙头记》，歌剧《红珊瑚》，老师们演出的话剧《青年一代》、我们班还演出了类似今天红极一时的小品的活报剧、电影《战上海》《沙漠追匪记》里的片断、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新局长到来之前》就在这里边演出。那里边曾飞出多少歌声和欢笑！的确是我们的欢乐所在。）大都在里面进行。它也是一座旧建筑，里里外外都有一些饰物，具有封建的政治（如青天白日旗图案，建国前建造的稍大一点的建筑、农村的瓦房的屋山头上，常有。蒋介石也搞突出政治？）的色彩。多些年啦，没谁看见、更没人提起。而今大家忽然有了政治眼光、革命警惕性和阶级觉悟，看不顺眼，上纲上线，…….勇敢分子才敢干，并没有我的份。我只站在一边看。

听说，邻县的破“四旧”是砸毁了牌坊一条街里几乎所有的牌坊，只留一块，上书：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剥削阶级罪恶的见证。一个传闻很广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地一种很有名气的火柴盒上的招贴画，从正面看，是一只小帆船漂浮在微波荡漾的湖水上；倒过来看却是一门大炮对着天安门。是不是呢？见过的都说是，而这种很普通的火柴盒不久就消失了，被另一种没有图案的火柴盒代替。这更印证了传闻，而且培养了人们的革命的嗅觉与警惕性。一切要从政治上看，一切要进行阶级分析。破四旧就照此办理。这都是学样。一个开了头，其他的就跟着干。很盲目。常常没了标准，没了界限。当然幸好还少有自私自利，更少有恶意破坏发泄。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破坏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新世界。

破“四旧”在我们那里只是走走过场，大城市搞的厉害、深入。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北京么，更不一般，似乎当时并不知道。不断有什么“特大喜讯”传来，如：北京揪出叛徒甫志高、江姐的儿子在北京某大学读书，而刚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原来是《红岩》中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李清源的原型，名为“雪峰”，正是取江雪筠和许云峰的名字各一字以做纪念。全都信以为真，不可能不信以为真。叛徒没有好下场，革命者就是这么高尚。你看大家那个激动，一连多少天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啧啧称奇、肃然起敬！



我的一九六六（五）

加入官方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红卫兵组织

全校的同学们中间也有考虑更深层次的。高二的同学是得风气之先呢，还是嗅觉灵敏的高人呢，后来得知他们早已在七月底八月初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校党支部、学校所在地公社党委，也许还有县委。传说他们中有几个人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被秘密关押审讯过，但很快就放了。我始终没能得知其详。正是这一批人才是Y县的老造反派，日后成了这里文革的主角和罪人。抓和放都由上边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受到冲击的、已经嗅到战火硝烟味、听到隆隆炮声的当权派也有预感，更有本能，但他们当时也迷惑着呢。偏僻而又闭塞的小县，整个文革，尤其是文革初期，许多事、许多事的过程，晚了不止一拍，而且从形式到内容简而又简、少而又少。别个地方的人们怎么干、干了什么、他们的经历与见闻，就另是一回事了。他们是他们。他们代表他们。我们是我们。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这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的。你总不能说我们这里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啦，正如鲁迅笔下未庄的革命之于辛亥革命一样。

扫了别人的“四旧”，还要扫自己的，那就是改名字。不管原来的名字含义有没有“封资修”的气味，改名字也要突出政治、革命化，毛泽东时代出英雄，英雄还要名字红。从里往外、从头到脚、从名到实，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红遍全身。姓接的就叫“接班人”，姓甄的干脆叫“甄革命”。名叫卫东、敬东、学东、向东、卫兵、新兵、红梅、爱红、爱武……更是数不清。这也是一阵风。毛主席八月十八日首次接见红卫兵不是给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改名为“要武”么！干革命哪能文质彬彬，干革命就要斗争，要斗争就要有流血牺牲。干革命就必须爱武要武！请客吃饭、做文章，绘画绣花讲雅致、教养、礼让三先，就不能干革命！腰带扎起来，袖子挽起来，两眼瞪起来，两脚抬起来，说话粗起来！怎么样？有没有毛主席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的架势和气魄？就缺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么！我接到了正在师专读书的三哥的来信，还有一本简装的《毛主席语录》，简直如获至宝！这是全班第一次见到真经---《毛主席语录》！还提到了改名，还提到了毛主席八月三十一日的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我的三哥无上光荣地幸福地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念了这一封信，全班一片欢腾！J同学的姐姐在医学院，也写来了信，也是激情洋溢。还在信中写了一幅流行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笨蛋，基本如此。好么，革命不革命，全从根上来！苦大必定仇深，根正才能苗红。英雄好汉代代传，革命还须自来红！同一封信里又告诉我们，江青不同意这个对联，并建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也好。改的也好。就是太他妈的平和了，少了点刺激与兴奋。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精力饱满，无处发泄。干柴烈火，一触即发，一点就着。哪里还经得住几句热情似火的话的扇动！全班同学听后自然热血沸腾、情绪激昂，一致要求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学校不敢答复，请示县里；县里答复，请示上级；就吊起来了。可悲的是我们的热情冲劲就到此为止，而后来得知高二的几个老造反已经跑了，上北京了！他们赶上了九月十五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不让上北京就不去，听话的很。这就是我们那一班的德性。不干这个就干那个。于是我们就要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这一要求得到了答复，红卫兵很快成立了。红卫兵是选的，还是钦定的，不记得了。总之是少数，是属于校方的。由于我的大字报，我的活跃、激情、善辩，我居然被指定代表红卫兵发言。成立大会时，县上还来了人，讲话，隆重热烈，但没有生气。成立了，发了袖章，就万事大吉、束之高阁了。

到了九月中下旬，学校的文革仍是一潭死水。我们班更没人敢轻举妄动。当然有私心，升大学的念头还没断，也难断。十二年寒窗苦，破灭于一朝一夕，不甘心哪！说是停课半年，谁知哪天又招生了呢！谁说了算？还考不考？我们这一班同学在文革初起时的保守静观不敢轻举妄动，原因在此，概莫能外。但外地油炸、火烧、游行示威、揪这个斗那个的消息不断传来，学校里的平静也是表面的、暂时的。我们班及一部分学生正按上级及校方的旨意按部就班、该干啥干啥的时候，高二那一帮得风气之先的勇敢分子，已经跑出去了。很快又传来将我们班分到全县小学代课的消息，谁去谁不去、谁去哪里，又是几天叽叽喳喳、人心惶惶然。好在不久就公布了名单，全班同学都分下去。于是全班四十多人就各奔前程，风流云散了。我们走后，在校生以学习落实“五七”指示为名，全部开到远离学校的乡下——“开门办学”“学农”“兼学别样”去了。学校成了一座空城，“停课闹革命”？课早停了，可人都没了，革谁的命？这里面难道没有人做文章？反对文革、压制学生、唯上峰马首是瞻的当权派城府深着呢，心计周密着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怎么能得知其详？还在这年四五月份，我因为没听老师及校方的安排，报了理科，学校当局与班主任及几个主要的班干部相结合给我写了很不好的评语：阶级界限不清，接触落后同学，无组织无纪律等等，等于是后来有了名堂的“黑材料”。有了这一条，那年如高考照常进行，我即便考了最高分数（这是有可能的，我的功课比较全面），也没有可能考入我报考的第一志愿——北大。因为那时突出政治，讲阶级路线，操行评语也起很关键的作用。在分数面前并不人人平等。一些二类三类大专学校里，居然常有高考状元、学习尖子，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学校本来也是很看重考入名牌大学提高升学率的，可在高举政治这面大旗之下，他们仍然识得轻重，敢于牺牲尖子、忍痛割爱。我得知这一消息是造反的同学跑到地区抄来了黑材料之后，告诉我我才知道。气愤了一阵，但究竟编派了我什么、究竟是谁参与其事，当时没问，至今亦一无所知。


我的一九六六（六）

几个同学

我和几个同学是戴着红卫兵袖章下去代课的。一行八九人，有的戴，有的不戴，戴的不戴的都不自在。正是“三秋”大忙季节，一路上，行人、乡村的人更觉怪异：一队带着行李的青年学生走过来，已属稀罕；还戴着个红箍箍，就更不知就里了。还没到目的地，我们不约而同地摘了红卫兵袖章。我们这一队是个特殊队，班里重量级的人物都在。团支书在，大概他还是校学生会的主席吧？不过也没谁拿他当个菜，做学生学习不行，怎么也提不起来。人缘还可以。胖胖的，大红脸膛，貌似忠厚，听说前几年在乡镇抓教育，也没脱颖而出、乘势而上啊？现而今也许能喝二两的吧？还有两个当时认定有问题的学生，一是女同学W，风传作风不好，如何如何；再一个是同学G，思想有问题。当初传言有几个同学不能往下分，大约就包括他俩。

他们两个都是同班同学，和我的关系较之一般同学略有不同。W是留级生，走后门留级的，如同当今读初二或高二的学生再读一遍初二高二、打好基础，中考、高考更有把握些。但那个年代这样做的极少。她留级来到我们班。在班委会改选时，我得了几票，得票比我多的S同学无论如何不干。班主任叫我干，我也不想干。一是得票少，名不正，言不顺；二是这是给学习好的同学压担子，别光顾自己学习也关心关心集体。那时的班委会干部开会多、管事多，花费精力大，班主任不大用管事，一个星期到班里来一趟两趟看看就行了。说句题外话，你得承认，那一时的教育要比现在的教育成功的多，也全面的多，教书育人、又红又专、做人成材，都有了，也都过关了。班干部责任大，能力强，管事多，责任心、组织管理能力强。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实在是强。都高二了，哪有心思干这个？第三，干就是干文娱委员，最费精力又难做，何况我又一无所长。S同学那时与我很少说话，记得在阅览室相遇，她也曾当面对我说过，是学习委员就当，文娱委员不干。自私呀，心里打自己的小九九呢。我也是。班主任大约再找不着比我傻、比我更好说服的同学了，就盯上了我。还破例允诺给我配两个干事。一个负责唱歌，那时天天唱革命歌曲，一天三唱、四唱，大合唱；另一个负责排演节目，我只负责组织就行了。事已至此，我也再不能推辞了，当了有两名干事的文娱委员。W同学就是其一，负责排演节目。

G思想有什么问题呢？现在真还说不出。他是孤儿吧，由姑母养大。在初中就因传播了一些话而挨斗。那时（六一、六二年）就听到了“甄别”、“平反”、“反苏”什么的。班长也是孤儿，烈士后代。边上学边当通讯员，就生活在乡社一级机关，特认真，更比我们老成，懂的多。特别关心政治，关心集体，也关心像我这样家境比较贫苦的同学。那个时代最突出最受欢迎的优点就是斗争性强。记得曾在课堂上同语文老师争吵不休……初中毕业后当兵走了。同我通过信。在困难的日子里，他还给我寄过钱。大约在六七年秋，他探亲回家，别人告诉我他曾问到我。我二话没说骑车去了他家，三十多里，家里地里都找到，竟遍寻不着。但从当时气氛感觉到他并没走远，也知道我去了。那就是避而不见了。我很纳闷，更是伤心。友情岂止同学三年！有什么理由居然拒不相见？都还年青么，气盛性情倔？二十七年后，一位一块当过兵的战友告诉我：你的同学某某某在我单位，也算是我的手下。闻之又惊又喜，可没想到再见。再见的尬尴与无言还不如就这样相忘于往昔呢。

还是六一、六二年上初二时，他大中午也不让睡觉，在教室后面开会，帮助G。初中三年G没舒开过身，没有发芽。到高中不久又发现G阴阳怪气，你不知道他说的哪句话是真心话。你看他傻笑着夸你呢，心里还不知怎么鄙弃呢。总之他看惯的事少，与他来往的人也不多。他有点玩世不恭。记得高二到几十里外的乡下帮社员们插稻子时，吃是吃饱了，可是累、困，带队老师刚刚从师院毕业吧，才气，浪漫都有点（学校驻地东关一条河，新修一座桥，桥下有水，水中有鹅。他见了，也做诗一首，洋洋得意，念给我们听），一笔字写得够溜的，但是个书呆子，特刻板，只知叫学生干活、赶进度（他自己又不怎么干，常常借故溜号），不知体贴自己的学生。又没多少尊严，似乎也少幽默感。（他教我们语文。一次一个同学迟到，悄悄从后门进来、坐下。谁知正在板书的他怎么就发现了呢。叫站起来，训斥：目中无人！云云。全班一下子笑起来）。一推开碗，他就叫集合站队，往稻田里开拔。G仍端着半碗开水发呆。老师叫他，他慢慢扭过脸，答到：急什么，我这还没来得及嚼呢。全体起哄，老师却拉长了脸。一次过稻田里一条上水沟，沟深水急，一木横陈。别的同学几步就跑过去了，他却蹲了下来，用手扶着慢慢地挪。同学们见状，越发吓唬他，往水里扔土坷垃，往独木桥上溅水。他干脆趴下、爬起来……同学们那个笑、那个开心！误了活，老师也无奈。当时正看了电影《箭竿河边》，里面有个没脸没皮的二癞子，于是大家就喊他“二癞子”。我与他同学六年，少有来往，他一直以嘲讽的口吻同我说话，有时也就出言不逊，刺刺打打，很瞧不上眼的。我无心无肺，不知记仇，但同他却一直没热乎过。说到底，我实在对他所知太少。他特立独行，思维怪异，也许有了好的环境，他也会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身怀绝技、终得一逞、搞出点动静的一日。G同学后来怎样，打听过，不得其详，似乎也不顺心。教书为生，连个水花也没翻腾出来。前些年去世了。有五十岁？


我的一九六六（七）

S同学也来了。她就是当地的。应该还有女同学L、团支部的W同学。别的还有谁，记不住了。教书的事不说也罢，反正那一回也没正经教几天书。教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谁知文革一起，我们班四十多人的命运就算注定了呢！当时最大的心愿是去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在九月、在国庆节、在十月中旬又三次接见了红卫兵！我们沉不住气了！可学校仍上课。校长得了这八九个廉价（每月18元，后又升为24元，代课教师的报酬。说实在话，穷极了、饿怕了的我，真也动了心。）的高中生，脸上终日挂着笑。可也丝毫不放松。总是说，毛主席能是谁想见就见的？谁想见就去那还不乱套了？当时可不就是乱套了！可地处偏僻的我们连张报纸也见不到呀！要是当时能知道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有人接待，那不早跑了吗？谁知，当我们打算学样的时侯，中央又下通知说毛主席停止接见、而我们偃旗息鼓、打消了去北京的念头以后、毛主席又在十一月中旬的寒冷日子里连续两天接见了红卫兵呢！我们就怎么这么听话、又这么背时呢？

十月中旬，接到通知，返校推举赴京代表，全班同学又聚在了一起。激动，争吵，举手，无奈。只有G提出了新的推举办法：不同意见、不同派别的分别推举。这个提议从后来得知的情况判断是相当符合当时节拍、潮流的，可居然“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没人响应。我们都是木头疙瘩，G可是融入革命主流、慧眼独具。可当时还没分派，也没什么政治上的策略上的歧见啊。又得回去教课，灰溜溜的。校长更得意了：怎么样？见毛主席这么大的事，还得组织说了算！又过了几天，赴京代表回来了，让我们立即返校，说上北京的可多了，谁都能去，快回去准备准备吧。还说，火车上人真多，挤的转不开身，撒尿都找不到地方。那时来不及细问怎么准备，饭总得吃吧？于是都跑回家。让母亲做一些吃的带上。母亲哪里相信，唠叨没完：不让考学啦，还不回家干活？上边让教学，教学就教学，多好。又上北京！北京在哪？多远哪？谁领着你们？见毛主席？毛主席能随便见呀！毛主席让去的？毛主席让去的也得有人捎个信呀。你姥姥在时，想念我、让我去，也得让赶集的捎个信呀。哪能说去就去、说走就走啊。讲不清就缠。终于答应给做干粮了。那年“四清”刚完，风调雨顺，好收成，有的吃。母亲就用豆杂面掺了些白面做了咸窝窝，一层一层的，放了葱花，又放了不少油。母亲还给缝补了衣服。到了学校准备聚齐了一块走。正拉着架子准备走人呢，谁知就下了通知，毛主席暂停接见。一下子就泄了气。记得还大着胆子到汽车站问了问，得到的答复是买票上车。失了望、没了脸，就在学校里昏玩了一两天，母亲给做的咸窝窝都给吃光了。只得又回去教课。

心烦意乱，坐卧不安。我请了假说到县城看一看。一大早步行到一个桥边等车，正碰上上一届的众学长们从济南赶来扇动造反，让他们好一顿讥讽、嘲弄！什么“进了世外桃源”，“一月18元就把自己给卖了”，“恋肥锅台”，“只关心自己，该组织个小家庭了吧”……不一而足，只有硬着头皮听着。谁让自己耳不聪、目不明，对外面一天一个样、天天大变样、烽火四起、“满街红绿走旌旗”、翻天覆地的世界几近两眼一抹黑、一无所知，仍然远离轰轰烈烈、生活在死水一潭里呢？活该！记得前些日子县上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口号震天动地。县委书记主持。他抓的一个一个大队的一些农民登台背“老三篇”，老人小孩都背，一时热热闹闹。书记讲话为自己评功摆好，就差说自己是焦裕禄了。而他主持这个新设置的县两年来带头大干，大获成功，真也多打了粮食，老百姓也有了笑脸，舆论也真有把书记说成是焦裕禄的这么一点烟影。他话锋一转，批驳了一些来串联的人对县里大好形势的诬蔑，说：你们跑到我们这里扇风点火，我们不欢迎你们！全县二十二万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身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大寨，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热情如火，革命干劲冲天高，还用得着你们说三道四？对于眼前的一片大好形势，你们攻击为死气沉沉、死水一潭，你们的良心何在？全县人民绝不会答应你们！你们还带来了传单，让我们广播、张贴、宣传，我在这里正告你们，毛泽东思想就够我们宣传一辈子的了！你们的所谓宣传品，我们不张贴、不广播、不宣传！我们不允许你们在这里作蛊惑人心的宣传！你们的诬蔑和攻击，丝毫动摇不了全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之下学大寨的决心……曾几何时，县里形势大变，县当局态度也大变：凡来县里串联的红卫兵一律吃住免费，县有的是粮食，放开吃。需要支持帮助的，县里一定给予支持帮助。县里设有专人负责接待，一切公共场所、办公室都要随时准备为接待红卫兵服务。冷脸换成了笑脸。一支支来串联的、路过的红卫兵一律待为上宾。我们学校的学生也陆续集中到县城，住进县招待所。


我的一九六六（八）

我进了县城，直奔招待所，在那里见到了一个个喜笑颜开的小师弟小师妹，那个不客气哟！“稀罕啊，一月18块，怎么也舍得出来呀？”“你们端了走资派的饭碗，还知道有文化大革命呀？”“关上门复习功课、还想考大学吧？”“外面再热闹、打破了头也惊动不了你们呀！”尽是骂呀，嘲笑挖苦呀，老学长呢，一点面子都不给。骂呀，作贱呀，弄了个窝脖。可过后还是满腔热情，像是一个老成的大孩子教训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弟弟：何年月日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国形势如何如何、什么人揪出来了，山东省形势如何如何，县上又如何如何，我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哪里哪里去了；出门如何坐车、吃饭、找接待站，到了城里怎么过马路、走人行道，怎样坐公共汽车不用买票，等等，等等。全都是新鲜的，闻所未闻，听不过来呀。“就住我们房间吧，都撒出去了，走向全中国。空房间有的是。到接待站登个记就发给餐证，有早午晚三种，午餐证晚餐证通用……”当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思绪万千。平日那么争先恐后，啥时落过后？从老一辈说起，这共产党毛主席号召的事，没一件不积极的呀！这一回这么大的事、史无前例呀，怎么就让别的人抢了先、出尽了锋头、着了先鞭呢！惭愧呀惭愧！快行动起来吧！班里还有那么多同学呢，难道还让他沉睡不醒么？急火火到了县城一个学校，那里有几位同学，见了不免失望：他们身在县城，对眼跟前的轰轰烈烈居然充耳不闻！吃饭时我商之于他们，他们三四个人居然一个腔调：再等等吧，看上边有什么安排。他们吃公家饭还真吃出点味道来了？我只身返回招待所，连夜拟了一份给本班同学的“呼吁书”，有八开的白纸两张半，也有三五千字吧。也来个从中央到地方，备述大好形势，县上及学校现状，学长、学弟对我们的批评与期待，我们的当务之急：告别讲台，到县城集合，积极投身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去吧！签上了我的名字。快要开印时，又来了同学J，赶快告诉他打算，他满口同意，就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刻钢板、油印，也是我。在装订好卷起来准备邮寄时，那位学生会头头a同学也来了，见状就要签名。我烦他。还学生会干部、赴京代表呢，天底下恁大的事，一点反应没有。从北京回来，连个屁也不放。你签什么名？他死乞白赖，非要签。他就用钢笔一份一份自己写上。我赶快收拾收拾，抱到邮局，就发出去了。那会儿红卫兵寄宣传品免费。

呼吁书还真灵，同学们陆续来到了县城（是不是当局也于同时采取了措施、下了令？）。少了几个，有几个已带着学生跑了，上北京的，南下的，满世界转。来到县城，先组建红卫兵，原来的红卫兵已不复存在。那时仍无派别观念，心里想着：同学一场，在这场大革命中还不是要同奋斗、共进退吗？与J商量过，J也答应着。他去了学校，我想等他。一位同学说，听说他在学校成了红卫兵，有谁谁谁、多少人参加，就别等他了。现在谁想成个红卫兵谁就成个。发个宣言、占个办公室、要点钱，就开张了。一个人也能成，某某就是一个人一面大旗，起名就是“独立大队”！我心里仍不是个味，可已是既成之局，想来个大团圆也是枉然。既然这样，我们就自立门户、另起炉灶吧。我和在县城碰上的几位同学一商量，就成立了海燕红卫兵，有七八个人吧。人员有a头，同学b、c、c、d及女同学e与f，还有我。团员多，干部多，老实巴结的多，刺头只有我一个。保守色彩之浓任何组织也比不上。我哪里想到，这几个人能站在一面大旗下，这么齐整呀。可这毕竟全是我一个人跑前跑后、磨破嘴皮、极力撺掇的啊！宣言自然由我写、印，又是激情难以遏止！办公室就在县委大院，一间，有桌有椅，还有茶杯。有几天，年轻貌美的服务员还来上门送水呢。可很快给撵走了。县委书记也曾挨个办公室看望呢。他不是在邻县搞“四清”吗，打了几次电话都说忙得很、推脱不来。几天来正商量去邻县揪斗他呢。现在不请自来，似从天降，是谁的耳报神呢？本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L头却感动地抓住书记的手不放。大家笑嘻嘻。猫鼠相揖，和平共处。这是什么样的大革命？靠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呀？


我的一九六六（九）

不几天一个晚上，几个组织联合斗了县委书记。何人发起，如何商议，怎么斗争，一概不知。后来我想：学生会、校团委的L头看似忠厚，可待上比我们多着几个心眼子。他才不会造反呢。都骨干了多少年啦，感情也培养出来了，他能对县委书记下手？学习不好，保送有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无能之辈，没大胸襟，更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但他的悄无声息、不露痕迹、若隐若现、神神秘秘，仍让我一再吃惊。在校搞文革一二年，还真的不怎么看见他。不料那晚的斗争会上书记大大方方，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像吃了谁的定心丸似的。巧舌如簧，侃侃而谈，有问必答，对答如流，居然轻松过关！你想，连他上任路过某县招待所想强奸一个服务员未遂、受了批评都主动兜搂出来了，那坦诚能不让初次交手的红卫兵目瞪口呆？那正是阵线尚未分明的时候。有点想法、知点底细的人按兵不动。有点闯劲的红卫兵跑出去满世界串联还没回来。在县委大院里转来转去的，大都是红人、老实人、观望派。文革只是浮在面上，有点冷清是必然的。

经历过第一次交锋，我对我们的海燕红卫兵彻底失望。斗争么，没勇气，更没一点儿冲冲杀杀的欲望，似乎这世界够完美得够叫人舒服的啦，还革的什么命呢。动员他们外出串联又不愿出门，说天冷了，明年再说。我不得已。万不得已。热血沸腾，内在的冲动不可遏止。一切曾有的最现实的考虑，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湖冲击之下已烟消云散、无影无踪！外边的世界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这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这样地动山摇、前无古人的气魄，造就了这么伟大的时代，发动了这么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革命，这么多血气方刚、朝气蓬勃、风风火火、一往无前的同龄人齐声欢呼、万众一心，又逢这么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我们怎能不动情、不生心、不跃跃欲试呢？为什么不走出去闯一闯、看一看、经风雨见世面、长点见识呢？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红卫兵小将的殷切期望、谆谆教诲、伟大的召唤啊！我们成立了红卫兵、戴上袖章，蹲在办公室算是哪一回呀？对得起谁呀？可我又不愿自己一个人往外跑，于是想到了我的学生。

这次分配下去代课，我与W同学一同分在公社农业中学，她教数学，我教语文政治。也正经教了一两个月课，与学生处的好，一呼百应。还有当地的老师L及校长S，S是个学啥会啥、干啥像啥的大能人，有点自负，更自视甚高，耍点子小聪明。想干点事，也很真诚。他有周窑的计划与蓝图。他有热情，也浪漫，也未必不盲目乐观。但他希望别人在他的控制下按部就班、循规蹈短。假如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会成功的。他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人物。见我们来了，如虎添翼，如得天助，高兴的很。跑前跑后，讲办学历史，谈远景规划，有板有眼。他对我们俩寄予厚望。后来见我不能久留、心不在焉、不安心，就失望，想说说；见我鼓动学生，他就生气了。我接连请了几次假，他脸上的笑颜色就不多了。有点不偷快。我向往外部世界的轰轰烈烈，想三想四，他似乎耿耿于怀。还请了中心校长来调和，可也无益。形势多变，大势亦如此，他不满意我，也无济于事。他大概也感觉到这个学校一时要脱离他铺就的轨道。他也不大指望我们了。这次我到县城，学生都嚷嚷着要跟着来。我只好哄他们：我去看看，有机会一定再来带你们。现在好了，可以兑现自己的诺言了：带他们出去！

学生一共四五十人，最后定下的三十多人。因为目的地是韶山、井岗山、延安、北京，历时八个月，一来就没有打算带女生。女生都撅了嘴，擦眼抹泪的。有一个女孩子特强，吵着闹着非去不可。大家一时没了主意，我也动了心。她十五六岁，长的甜净，明眸皓齿，笑容灿烂，天真无邪，不知避忌。又大大方方、活泼好动、好学爱问、寻根问底，也是农村女孩子中的碗顶子啦。特感染人、招人喜爱。大家都也真喜欢她。别的女生连哄带蒙，平静下来。她就是不改初衷，又声言非跟了我去串联。我一时迟疑过，可最终理智占了上风。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女孩子，走几百几千里路，能行吗？住也不好办，只好委屈她了。S校长及同学W及S答应带女生先走，步行到徐州，才将她骗走。一个风雪弥漫的日子，我送她们上了路，一直目送她们东倒西歪的身影消失在茫茫雪野里。



我的一九六六（十）

我们这一队出门就难了：人多，路远，时间长，大都没出过远门，到过县城里也没几个。为了让大家适应环境，我决定带他们先到县城见见世面。此前，我们组成自己的红卫兵——共产主义红卫兵，少不了写宣言、印传单，刻了印章，领了串联经费。每人每天三角五分（实发每人每月6元共48元）伙食补助，粮票每天半斤，另有每人每月宣传医药公杂费用2元。三十多个人，八个月，算算多少钱和粮吧。真是个吓人一跳的大数目。就凭我们红卫兵的一枚公章，到县里一个什么机构备案，领出徒步串联介绍信，凭介绍信又领到了成捆的粮票（全是一两的山东票，那时全国通用了吗？），一沓子崭新的10元一张的人民币，报纸包、红布裹，整日提在手里。后来在路上买了一个带拉链的一冷就硬梆梆的塑料兜，都装了进去，一直伴我们走了六个省、二十几个县、2500里。一路都顺顺当当，利利索索。

那介绍信还在。照录如下：

正面：上头印毛主席《七律.长征》

xx县革命师生徒步串联介绍信

兹介绍我县xxx学校革命师生xxx等xx同志，前往韶山、井岗山进行徒步革命串联。生活费用每人每天0.5斤粮票，生活费0.35元。从元月1日起，至8月30日止，按本省规定应补发者己由我县发给x百x拾x天的补助，计粮票x百x拾斤，生活费x拾x元，宣传、医药、公杂费x拾x元。特此证明，希予接待。

备注：涂改无效。

附名单

中共x县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章）

1966年12月31日

介绍信上已印有“已到韶山”“韶章已购”“返程票已办。长沙站。12月16日”“武汉（江津）”“返校已办。郑州站。1967年2月19日”等印章，或是签字。

介绍信背面印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文。

但在县城却出开洋相了。晚上，路灯齐明，一个学生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大喊大叫：“老师！老师！快来看！石灰蛋子也亮了！撖面杖也亮了！”我一看，原来他把县机关大院门柱上的圆形灯也当成还没通电的公社办公大院院门两边墙上用来装饰的石灰蛋子呢，那长长的细细的圆筒筒不是撖面杖，是日光灯，也叫灯棍。在住处，学生对玻璃窗充满好奇，屋里屋外，隔着窗子叫、喊、笑、跳。一个拉线开关，更是抢来抢去，非亲手试试不行，拉着了不行，还得再关灭，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西洋镜呢，好奇啊，手痒难耐啊！这情景此前此后都出现过。一九六0年夏升初中考试，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曾对隔音的玻璃窗惊奇不已，在窗子里里外外跑过来跑过去，试一试，听一听。一九六九年到了部队、一九七三年到了一个企业，我也曾亲眼目睹了我身边的新兵蛋子、还有身着一身杠杠服的新工人那样好奇地一遍又一遍地操练电灯拉线开关。我心里总是一阵酸楚难耐。生活的变化不能更快一点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更快一点享受现代文明呢？我们为什么常常总是引导人们向后看呢？有时候我们是那么自豪自信，可有的时候又总有点底气不足，动辄与旧社会比，与过去比。建国十几年了，我们对比的参照系是不是应该更为宽广一些呢？世界大着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更自信一些、坚强一些，而不是与此相反。

这中间，我们还有幸参加了第二次批斗县委书记的大会。这一次真杀了他的威风。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对这一次批斗，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做了一番准备，他也是有备而来，准备就硬抗到底。上次是在一个几间大的屋子里，只有一二百人。这次在一个正建着的大会堂，简陋却空旷，台上台下，坐着站着，有一二千人。一进会场，刚坐下就感到气氛紧张、凝重，静的可怕。他满有风度地朝大家招招手，还笑呢，还拉近乎呢，也许还想听听拍巴掌吧。台下及四周围得风雨不透，一个个怒目而视。他不服软、不倒架。见有人照像，不让照。见摆上了录音设备，就气不打一处来。大叫：“谁让摆的？不经我的同意，不准录音。立即撤掉！”没谁听他的，没谁动一动。他起身要走，身后两个红卫兵一声不吭将他按到座位上。主持人提问题，让他答复。他说，县委集体领导，要研究后才能答复。我个人无权答复。这就是“三不准”啦。他给红卫兵也来了个下马威。谁知这次就没谁吃这一套啦。台下有一二千人，主席台上围着几十人，一个话筒你争我抢，调门一个比一个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高过一波。一方是上火，急赤白脸，另一方又摆出一副不容冒犯的样子，激火。本来也有几个保守色彩很浓的红卫兵头头混迹其间，抢麦克风，转移话题，试图救驾，无奈势单力孤，嘘声一片，只好识趣退到一边。有的红卫兵提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口称“中央首长王力同志指示如何如何”，他居然轻蔑地笑起来，一脸的不屑：不就是王力么。四九年南下时我们在一起，认识。大个子，能讲话，别的也没什么本事。怎么？他也成了中央首长了？王力文革前地位也已不低（副部级），文革一起，地位更显赫。这位随军记者出身的颇有点文墨的县委书记不可能不知道王力的地位与分量。他这样以满不在乎以至有点轻蔑的口吻提到王力，不过是抬高自己、威吓红卫兵。这一下激怒了正视中央文革为至高无尚的红卫兵，一阵又一阵口号声淹没了会场！这位书记一下子又多了一个“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

于是火药味越来越浓。终于有人喊了一声：“静坐！”就好比升腾翻滚的蒸汽里加了一滴水，全场静场，鸦雀无声，一致静坐。书记大人慌了神了，百般哄劝撩拨，硬缠软磨，见了真功夫。可是无人理睬。他又说，和大家一起学毛主席语录，也没人响应。他就自己念，从第一页第一段开始，一段一段、一页一页念下去，中间几次停下来要大家和他一起学，没人理。他再念下去。他说上茅房，有人跟了去。念，不紧不慢，只有他一个人的干涩的声音在会场里回荡。他念的嘴角冒白沫。午饭的哨子响了，他起身要吃饭，又被按下。他说：“连饭也不让吃吗？”回答他的是一阵鄙夷不屑的哼哼声。静坐还加上了绝食！他又念下去，念念又停下来，表示关心同学们的健康：这么冷的天，不吃饭怎么行呢。吃了饭再开会也行么。回答他的是沉默，是扩音器里嗡嗡的回声。他一直念下去。你知道将一整本《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念上一遍有多长时间么？我们那时没想到他居然坚持念完，要为他记时；那时也没手段掐表记时。但我们亲闻亲见一个县委书记实实在在地把它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冬日的太阳从房顶照进来，照到会场西头。已经下午了，时间不早了。一二千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青年人在饿着肚子。随着时光流逝，也出现了骚动，出出进进的人多起来。静坐、绝食并不是计划中的，更没设立几条纪律。也没有统一的指挥。这么一个具体的斗争大会并没有推举一个或冒出一个公认的自始至终的主持人。四五个小时了，全凭自觉，听其自然。但再这样迟延下去，整体坚持下去就更困难，几十上百个各不相属的红卫兵临时走到一起，乌合之众，群龙无首，难以制约，一旦涣散解体，丢人可大了，损失更不可挽回。不知谁吆喝一声：带某某某去省城！于是全体响应，十几个人挟持着书记大人上了路。从县委大院到汽车站很有一段距离，一个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县委书记，被一群情绪激昂的红卫兵裹挟着，在大马路上跌跌撞撞往前奔，那场面够惊心动魄的！学生动起来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城里人还只知道看热闹呢！看热闹的也不那么称心如意，他们还蒙懂且谨慎着呢。汽车站没车，向总站要，电话又时通时断，书记亮明身份要车，接话的女话务员非常客气地解释，对红卫兵就使性子了。邮电局也许不耐烦、不支持（半年后，邮电局成了全县保守派的大本营）。几个头头先是对着话筒吵，后来一声呐喊：砸邮局去！人群像潮水一般从车站涌出，冲向大街。书记大人见状软了：你们的条件我全接受。

众人欢呼、奔走、散去。这已是下午三时半。此后再斗这位傲慢的书记，我们已上了长征路。回来听说，红卫兵押着书记大人还一起上了济南呢。十几年后，他，还有同他一起上任当县委书记的邻县的一个书记，先后做了一个地区的主官，大刀阔斧，身手不凡。本来仕途都看好，同科的“战友”已升任省官。但他也许是操之急切，动作大，积怨甚多，上下左右关系未必那么和谐，告状的多，堵住了升迁之途。展转做了一个省部门的头，终于到点下课。谁知晚节不保，居然为保住儿子的职位干起了雇凶杀同僚的勾当！而杀手正是文革正炽时他躲到乡下时结认的干儿子！凶器也是他私藏多年的一把手枪！当这一切都已披诸报端、于本世纪初大白于天下之时，此人却是死备哀荣、躺进革命公墓了。没再见到后续报道。没有更多的分析。自然，人是发展变化的。这一句颠簸不破的话也许能让许多对此大惑不解以至忿忿不平的人们不再想三想四、说三道四了吧？天底下的闷葫芦如此君者正不知有多少呢。



我的一九六六（十一 完）

和同学们商定的出行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元旦。我们给自己放了几天假，回家准备被子衣物，换点粮票，凑点钱。我返回母校，领了代课的钱。领了几个月的、共领多少，记不清了。宣传医药杂费每月也有几元。一下子领这么多钱，我很高兴，也有点怕。怕什么？怕偷怕抢？那是没有的事。一路下来，就没让人偷走一分钱。和现在的污七八糟比起来，那一时可也称得上风清弊绝啦。夜不闭户？夜晚可以不闭户！道不拾遗？拾金不昧么！一个塑料包鼓鼓囊囊，到那里扔那里，居然就没发生任何意外！穷惯了，穷怕了，没想到一旦有了一二百块钱，也怕起来。这是属于自己的么？手续都有，签了字、画了押，怎么会不是呢？回家后告诉母亲，母亲也担心。没出过远门，还领着一帮子学生，行吗。真要出点什么事，咋办。去就去吧。也不是你一个。怎么现在又兴这个？临走又给母亲留下30块钱。母亲说哪来的，我说明了。母亲说，不缺吃的，还有钱花，今年可要过个好年罗。你带这么多钱，我给你缝到棉袄里吧。省着花。也别饿着。累了就歇，歇一天。那么远的路，啥时候跑到啊。可别太强了。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的上午，我从家往代课的学校赶。大雪如絮，漫天飞舞。途经母校所在地，在饭店买了两个大馒头，狠狠心又花二角五分钱买了一个白菜炖肉。开开荤，以壮行色。菜端上来了，一看，大吃一惊：竟是一碗明晃晃、颤悠悠的肥猪肉片子！连白菜叶也没几片。一问，说是新年猪肉降价三天，四角、五角一斤（平时六七角一斤吧？农村的，很少有人买过），将全年赚的再赔进去，这叫货币回笼。已经实行两三年了。新鲜。有钱的这时候买上些猪肉，放到过年，咋还不过个肥年？实在吃不下这么多，挑了几块吃了。眼前这一切如在梦中：才吃了几天的饱饭呀，我还有吃饭剩下肉的这一天？莫非形势真的如所讲的、宣传的那样“今年比去年强，明年比今年更好”、一天比一天好了吗？

饭后，看着越下越大的雪、越来越暗的天空，想着还有近三十里的大雪覆盖着的路，而且也不熟，我心里打怵，犹豫了一阵。可一想到几十个同学那欢喜雀跃的样子，充满期待的一双双眼睛，我就来了勇气、来了精神、更来了劲！我顶着风，披一张包袱皮，就钻进漫天雪幕里去了。漫天大雪飞舞，大地一片白茫茫，雪野里空无一人。天地一色，景是好景。雪景年年有，看也看不够。今天心情急迫，一心赶路，实在无心赏景。只是雪势最大时，风也大，天也暗下来，只觉天旋地转，难辨东西，雪打脸知道，但分不清一团一块的雪究竟来自何处：是天上还是地下。走路更难。多年后读到托尔斯泰的《暴风雪》，后来又看了电影，竟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一天的遭遇大风雪。

到了学校，早已夜幕降临。学校还有人，见我来到，大吃一惊：这么大雪，你怎么来了？哎呀，你看你看，鞋都趟湿了，裤子也湿半截子了。我问学生来了么，说，“来了。又走了。一直等着你，问明天走不走。我们看着天不好，你大概来不了了，就告诉他们先回家等着吧，等你来了再定。明天是走不成了。”我累了乏了，就说，明天再说吧。喝点水，洗洗脚，就睡了。第二天同学们都来了，说，老师，我们快走吧。我说，好吧，明天四点出发。当晚，学生大都住在公社，办公室地上铺稻草。我带大家练习打背包。许多学生的父母也来对着我叮咛又叮咛。我都答应着、解释着、保证着。几十个孩子呢，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就相信你呢？为了我的真诚和执著，一位学生没能参加，做爸爸的还借给了一本分省地图册。这一下子成了我们的宝贝。有了它，我们才找到了每天大致行动的方向和目的地，县城以上都标的清清楚楚。也到几位同学家里家访，也是帮学生做做说服工作，向学生家长郑重承诺。



我的一九六七（一）

徒步串联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凌晨，叽叽喳喳、打打闹闹、折腾了一夜的学生才睡下不一会儿，叫夜的人就又把我们叫醒了。一个个扑扑腾腾爬起来，手忙脚乱穿衣服，打背包。你找不着这，我丢了那，你压了我的袜子，他穿了什么人的祆，叫成一片，乱成一团。我急了，点上灯。说：你们家长都在屋外听着呢，乱成这样，你们家长能放心让你们出远门吗？别再闹了！都安静一些，就不出乱子了。这样忙乎了一阵，总算有了点眉目，我给大家分了组，我让大家互相检查，组长抽查。我又重点查了几个能闹的同学。总算归顺归齐了，可以出发了。

我们背着背包，来到大街上，站齐了队，一个个小脸都一下子严肃起来了。我大声喊了几句，提提精神，又集体背诵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呼喊了口号。一声“开步走！”就真的出发了。队列里、送行的都传来了抽泣声。一队衣着不整的农村苦孩子，背着简单的行囊，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在一个严寒的日子，在寒风刺骨的清晨，披着星光，踏着冰雪，满怀着新奇，向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进发了，开始他们一生的可以说空前绝后的长征。

走出村庄不远，队伍就乱了。不仅我指定的先遣小组走的没了影，排头也跑的离开了队伍。只有远处传来几声吆喝，才知道他们已窜出去里把路了。只有旗手和我身边的十几个孩子，一个个大口吐着白白的热气，在雪地上跌跌撞撞的走。而旗手居然哭了，说旗太沉了，风又冷，冻的受不了。我说，轮着打吧。第一天就卷起来扛着，“红旗半卷上征途”，太丧气了。于是大家就轮着举在手里。红旗猎猎，在皑皑白雪映衬下，分外耀眼、美丽，长了我们的精神。

这真是一面大红旗。买了九尺大红布，做的长六尺宽三尺六，上书毛主席题的大气磅礴、遒劲有力的“长征队”三个字，特有力，更有神。上方一行小字，指示着我们此一行的目的地：韶山---井冈山---延安---北京。底下有落款：山东Y县共产主义红卫兵。为了把这面旗制好、熨平，我的同学S帮了大忙。进进出出，不言不语，一丝不苟，粘啊熨啊，忙乎了一两天。我很感动。但在那时，恐怕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说。我与我的同学S是资深而标准的老同学了。初中三年，高中又三年，还同桌几年。我们同学同歌同舞（初中时，课间十分钟的活动：拉着手转圈，唱起来，跳起来，学习完了多愉快。大家唱呀跳呀……），挨饿也饿在一起，欢乐也欢乐在一起。从十二三岁，到十八九岁，一块儿长大。是不是和兄弟姐妹一样？是不是也叫一种缘分？是不是值得倍加珍惜、永久怀念？

太阳升起的时候，到了某县县城，走了十八里路。我到这个县城是第二次吧。第一次是六岁时由父亲领着去探望当兵的大哥路过这里，那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进了接待站（东关，某个机关，党校？）受到夹道欢迎，首先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登记、住宿。此后一路经过了上百个接待站，程序大同小异。这次就住在东关粮食局一个大房子里，睡地铺，稻草还是麦楷，上面是苇席。好像是旧房子，屋里有几根柱子。决定在这里住几天，看看形势，加深感性认识，也熟悉外部环境。

在街上转了转。街面上已是一片红海洋，红海洋人工造，各级当权派有功劳。群众组织无论造反还是保守都没这个能力。他们还没有权。房子不新门面新，到处红彤彤。“个人祟拜的浪潮正在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43页〕实情如此。但仍是各级党委及政府所为。他们搞形式主义的劲头大的很，借此表明他们对文革、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也不会触及他们的痛处和利益。但这个县里已是打着造反旗号的各类组织、战斗队林立了，阵线也渐趋分明，气氛也紧张、杀气腾腾了。连下边有的公社也动了手。两县相距几十里，差别竟有这么大。真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呀。Y县地处三省四县交界处，太偏僻闭塞了。Y县的公社还没一点动静呢。这个县里刚发生一次大辩论，说是还动了手。一方攻之说有，一名女青年被打伤流血姓甚名谁，另一方辩之者说无，那是女的来了月经云云。也亲见一个剃小平头的家伙蛮横无礼，见一青年在街面哭诉着什么，上来就推推搡搡、连拉带扯。我和周围的人打抱不平，上前质问，回答居然说“他是老保……”，众人七嘴八舌：“老保也不能打呀！”“有理讲理呀，不是说辩论吗，动口不动手呀，动手算什么呀？”“毛主席不是教导要文斗不要武斗么，红卫兵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他不敢冒犯众怒，瞪着眼悻悻离去。后来听人介绍，他就是这个县一中赫赫有名的老造反，也是六六届高三学生，据说也有思想的，想的深、高，也偏颇。青年人嘛，容易走极端，更容易从一端走向另一端。进入七十年代就入了狱，而且是三进四进宫了。

买了一份《人民日报》，上有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领着大家学习。一进了县城，学生就坐不住了。一出门，不到吃饭睡觉时间，不愿回来。可一个县城一条街，也没多少逛头。几十个学生一回到窝，又叽叽呱呱争吵没个完，新鲜着呢。一天，我带学生去了王杰的家乡——王杰村，离县城不到十里路。英雄王杰生前所在部队就在江苏某地，离这里只有一二百里。王杰的父母一家早迁居到内蒙了，家里有王杰的伯父招待。一个有点秃顶的五六十岁的老人，老实和气，忙的一会儿不得闲。一队一队南来北往来串联的红卫兵，慕名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舍身救人的英雄王杰烈士的家乡，参观学习。要讲话，要介绍英雄事迹，要参观故居、展览，还要合影留念……那里已有了专门接待的机构和人员，还有食堂、有照相的……不大的个小村子进进出出全是人，赶集似的。

在县城呆了两天，我们就急着上路了，而且是入夜之后动身的。县城一条东西狭长的街，我们从东关走，街上灯火通明，街上满是人，本来正常生活里一下子增添了太多太新鲜更富刺激的内容。仨一伙、俩一堆儿，指指划划、高声大气、脸红脖子粗、唾沫四溅，那是辩论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揪出来挖出来炮轰火烧油炸打倒，一个比一个口气大；大喇叭响彻天空，口号声声嘶力竭、震耳欲聋、连成一片，还有时而激昂振奋、时而紧凑欢快的一首接一首的革命歌曲；偶尔还有游街的，更是围的风雨不透。大家都出来看大字报，看热闹，也看稀罕。我们一队人就从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穿过去。

人越来越少，灯越来越暗。己经到了西关，拐向南，进入大马路。对面还有开来的货车，车灯明晃晃的刺的眼睁不开。一开始大家有一股新鲜劲儿，还跳还叫，又跑又闹，不大一会儿就不出声了。走了有两个多钟头吧，走不动了。见一处有灯光，就说，住下吧。我们原准备走一夜的，下一站就是另一个县城。其实六七十里路，走不下来，又是初次行军，毫无准备。不是没经历过吗，稀罕吗。还有一大半路程呢，已经又累又乏又困了，怎么再往前走呀。先问问吧，住就住吧。下了大道走小路，是一个公社。夜里十点了，又是隆冬，哪里还有人接待。就大声喊叫。还真来了人，还挺热情，说：你们带了被窝，就好办了。领我们进了院，找了两间空房，说，就先住这里吧。抱些麦秸，铺上。又来了几个人，忙着抱麦秸，一趟一趟跑。我们的人蔫了，背包一扔，坐下就不想起来了。我吆喝几声，有几个才爬起来，一块抱稻草。屋里还有炉子，也点着了。又送来了一桶热水。可人们横七竖八地早躺下啦，我叫起几个来，洗洗脚，也睡了。醒来已是大天亮，吃点饭，站队，唱歌，背语录，又上路了。

这天好天气，暖暖的明亮的太阳，没一丝儿风。刚上路有点冷呵呵的，走不一会儿就热气腾腾的。路上行人也有了。我们第一次在明媚的阳光抚煦下、在宽宽的大马路上排着队走，高举着红旗，特别有精神。迈着整齐有力的步子，呼喊口号非外响亮，隔不一会儿还唱支歌子。带出来的传单，原是准备一路子宣传用的，一上午就抛撒完了。青年人、小孩子还追着要呢。到中午就到了县城，先吃饭，后住下。这个县曾是湖西革命根据地，也设过专员公署，县城比较大，街多，老建筑多，地面广，比我们那两个县也繁华的多，还有两路环城公共汽车呢。我们没见到那两个同学，就不敢往前赶了。刚出门，我的思想还比较稳，小心。再住一两天，再熟悉熟悉离开家的日子，看还能出什么事。从这里离开，此后就走三五天、七八天再休息一天。在大城市多住些日子（武汉住了七天，长沙住了九天。在长沙等了两天返回的车）。县城南关有烈士陵园，纪念碑上是刘伯承还是叶剑英题的字。那里是刘邓大军打了几个大仗的地方，威名远扬。千里挺进大别山，就从此地出发。看了县城一景：牌坊街，可惜破“四旧”，砸的只留了一个牌坊。还洗了澡。一天的下午，我们人齐了，就出发了。走出县城，向西南走去。每天走路，吃饭，睡觉，一天又一天。累了歇，黑了睡。也就这么走下去啦。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韶山，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到了我们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


我的一九六七（二）

徒步串联之走

以下就概括一点吧。只写写值得一写的。天天走路，又是徒步串联，就先说说走。

红卫兵是文革中产生的，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叫红卫兵，是因为一开始批的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分子，后来又批他们反毛泽东思想，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红色江山万万年，红卫兵就产生了。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给他们回了信。（那些日子，给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写信的学生、革命师生及工农兵群众很多，呼吁支持这个，表态建议那个，报纸上也登出来。开头上来都是“最最敬爱的……”，后来就有了“最最最最敬爱的……”）八月十八日北京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革命群众革命师生，红卫兵就亮了相，“红卫兵”袖章也戴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手臂上。红卫兵一下子走向全中国，后来甚至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但那时红卫兵革与保的阵线还不是分明的，给一般人的印像好像红卫兵是一个整体。不是的。实际上，它的初期、鼎盛期、后期的组成、任务、立场是很不不相同，而且也是复杂的。

串联是红卫兵在校与校、学校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中央国务院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下令停课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一开始不允许，下了禁令，受限制，后来毛主席支持，才串联开了。一早是外地革命师生到京上访，后来又有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大城市煽风点火。再后来就到全国各地去。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向全中国，以至于有的走向了缅甸、越南。这是大串联。一个大字报（最早运用是一九五八年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时候吧。文革之初是北大首发的，毛主席下令向全国播发后，大字报也走向全国。个人或团体，谁也可以写，文责自负吧。公家出纸墨笔、浆糊，写完往人多显眼的墙上一贴就成），一个红卫兵，还有大串联，都不是文革发动者的设计，而是运动发展中的应运而生，而毛主席历来尊重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所谓“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就认可了这些新生的对开展文化大革命有益的事物。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一下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串联就需坐车，坐车不花钱了。

徒步串联是大连工学院的大学生们带的头吧。登了《人民日报》，又有了社论：徒步串联好。于是神州大地就兴起了徒步串联热。大串联伊始，交通铁路拥挤不堪，中央急的正没招儿呢。有人一带头，毛主席一号召，这个问题就结了。要不，毛主席为什么老说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呢。徒步串联经风雨见世面，与工农相结合，也符合毛泽东思想。

有徒步，也有坐车的。我的一个同学L带了一批学生步行去了北京，才走了十三四天。另一个同学T带了一批学生北到北京、南到上海都是坐车。他的学生在上海街头遭遇车祸，上海有关方面积极抢救医治，将红卫兵的家长接到上海陪床，让我的同学、也是那一队红卫兵的带队老师放心去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的任务---继续串联，他也就放心地走了！坐车就是坐火车。一开始到哪儿去都行，提倡徒步串联后就凭介绍信办免费返程火车票。第一，介绍信好办；第二，异地的红卫兵可以私下交换。因此坐车并不难。而且大的潮流如此，有一些红卫兵取巧老坐车，玩遍了大城市，但似乎也没人认真追究。

也有也走也坐车的，边走边游山玩水的也有。那都是大学生居多，大人了嘛，男男女女，嘻嘻哈哈，没个正经。我们乡下学生见了气不忿。步行累了，拦车也易，司机都好，摆手就停。如见你没病没灾、偷懒耍赖，司机也不高兴拉。一天，我们在湖北地界汉口以南走。一个小个子学生，平时挺鬼的。这天上午，他说肚子疼。我和几个大一点的同学就替他背着背包。走不多远，他又拉在后面，休息时也没跟上来。中午吃饭时没见人。我急了，问谁见他了？几个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吭声。我知道这里面有名堂，莫非他在后边找个地方住下了？因为我们出发前讲的清：谁坐车，谁就回家！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徒步串联的，又领了补助钱粮。我们不能欺骗毛主席！因此一路走来就没有敢开这个头的。我一再追问之下，几个同学才说了实话：刚才休息时，过去一辆小卧车（北京吉普），有个人朝我们摆摆手，看着像他，也许是早过去了。我说：是吗？再等他一会儿。再不来，我们就走。他要真坐了车，轻饶不了他！两天之后，我们在湖北南部的崇阳还是通城才见到他。他一见我们，就像见了亲娘似的，直哭。问了半天，才说是一个大官见他走不动了，叫他坐的，又是送到医院里看病。我想你们，怕你们丢下我，我就从医院里跑出来，各处打听。两天啦，我都急坏了，哭了几回了。你们咋才来呀？咦？他还怪上我们了！我说：你再坐两个钟头，我们就回去见啦。他不哭了。我也没再说他。

还有一次，一天的下午，快到平江县城的时候。下起了雨，一开始还滴滴答答，后来就下急了。也没处遮风避雨。一辆一辆客车从我们身边慢慢开过，司机还喊我们，维护公路的也劝我们。我就说：特殊情况，同学们就坐一次车吧。三十多个人呢，一辆车拉一些，最后还剩下五六个。维修公路的还站在路当中拦车。我说，还有七八里，我们走吧，就让我们几个保持个不坐车的记录吧！

我们一天一般走七八十里，上午下午各走三四十里。如早晨起来就走，一天能走八九十里。但这样走了几次，吃饭不好办。早晨走了十几、二十几里路，饥肠辘辘，到哪里吃饭也不能及时。刚进入河南地界，就碰上这么一回。一大早爬起来就走，到八九点钟，要吃饭啦，一个公社接待站，忽喇喇进来三十多口子，公社食堂才十几个人吃饭，只好分下去。什么学校、邮电、银行、工商管理……一个地方五六个，结果一顿饭吃到十点多。有的食堂行，有的还不行。我去的小学，那个做饭的大概是个对红卫兵不满的人吧，脸上没有笑，也不说话，慢条斯理。和面，切面条，我以为喝面条呢，谁知他又切了两棵大白菜，都倒进锅里。一人一碗端起来吃的时候，只见白菜不见面条，热的烫嘴，扒不到嘴里去。我们一个个急出汗，也没吃到嘴里什么东西！他却蹲在一边抽他的旱烟袋。临走一人收半斤粮票一角钱！气的我心里直骂：什么态度！我们可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是急着赶路，真想跟他理论理论！

一开头走了三五天，连路也不好好走，也不会走远路，紧一阵慢一阵，蹦蹦跳跳，东倒西歪，脚都打泡了。于是烫脚、洗脚，接待站一般都准备热水。站里的工作人员教给我们如何挑泡。从此大家才懂得了走路，路长着呢，得有耐心，匀速前进。还有，就是再累再乏也要用热水洗脚、泡脚，可解乏啦。过了这一关，走路就不常打泡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热情与单纯，真的感人。你说谢谢，可人家乐呵呵地说“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到我们这里来串联，我们好好为你们服务，是应该的”。当时大都如此，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一张张真诚的笑脸，感受到父母亲人一般的热情与关心。



我的一九六七（三）

徒步串联之住

再说住。因为我们带着被子，住就比较简单，百分之八十以上打地铺，铺草，草上面是席子。武汉、长沙这样的大城市也如此。我们自带被子，很好安排，不带被子的难安排。我们一路人多，就拣大的接待站住。这得提前一天问好了，不然就麻烦。住处由接待站定，往下分，一般住单位：机关、学校；也有零星安排，住到住户家里。进入大别山，湖北湖南山区，也是如此。地广人稀，找个住处不容易。

住宿最难最挤的是韶山。我们去韶山就难，住更难。从长沙出发，说是走小路、走快点，一天能到。我们信了。一出门就下大雪，那一会儿雪真大，白茫茫，阴沉沉。在湘江过轮渡时下得最紧。我把手中的一把刚买的雨伞主动借给了一个山西的红卫兵，说是也去韶山，我说那就韶山再见吧。出了长沙，成千上万的人慢慢拉开了矩离，人如长蛇阵，婉延曲折，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奔向韶山。近中午，羊肠小路上又添了一队，从韶山返回的，一个个疲惫不堪的。问还有多远，都是说“快了”，笑一笑就走了。走到傍晚，是一个大一点的接待站，是道林吧，问一问还有多远，说还有四十里。我的天！这走不成了。住下吧。一问，没门。接待站门里门外站了一片，都是想住的，早没地方了，人还不断往这里集中。住不下，只好走。不就四十里吗？半夜也就到了。有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老师模样的人，喊了一声：走吧！一挥手，一二十个人就走了。据说是北京来的。我们一伙子在快到长沙时分成了两队，因为见到了中央停止串联的通知，我怕生变，急着往前赶，一些学生泄了气，就想：反正不让串联了，不必急着走。我先走了，说，你们慢慢跟上吧。我这一队八个人。我们犹豫了一会儿，也跟着走了。还有一伙子其它地方的，很无奈，随大流吧，也走了。

可是太盲目啦！漆黑一团，往哪儿走？往回返的人也没了。走着走着迷了路，就往有灯光、有狗叫的地方找人打听。大冬天呀，叫半天叫不出人，好不容易有个人，说话又听不懂。夜深天寒，又饥又累，几个人去问路，剩下的就东倒西歪、躺下来啦。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呀，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不知是哪一位懂行，就急了：不能睡！也别停下！跺跺脚！不然一下子就感冒啦。大家都互相关心，注意前后的人，别掉队！太冷了，半夜三更丢下一个，山沟沟里，就活不了啦！又走又迷路。这次下了决心，要找一个带路的。巧啦，找了一个新婚青年。他听懂我们的问话，大吃一惊：你们去韶山，怎么跑这里来了？这里是去湘潭呀。这里离韶山还有四五十里呢。走了二三十里，还有四五十里。大家一听都泄了气。可没地方住呀，又不敢停下。只得走。好在那青年真好，答应给我们带队，送我们到公路上，说这里离湘潭到韶山的公路还有十几里。一说快到公路，我们又看到希望，来了精神，加快了脚步，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踉踉跄跄，跟着向导走。一会儿，向导说：看见前面的亮光吗，那就是公路。到了公路，就好说了。我们一帮人直谢他，弄的他怪不好意思。告别了向导，我们就向灯光跑去。看见了大公路，又见到了在大公路上的一帮一伙的怀着和我们一样的心情昼夜兼程到韶山朝圣的人们，我们一个个也活过来了，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又唱又叫，撒着欢向前跑！

又走了好一会儿，见有一片灯光，以为韶山到了呢。一问不是，是一个接待站。进去一打听，韶山还有八九里，但晚上不接待。只好往这里。可一个值班的女的说没地方住了，很无奈，可也没赶我们。屋里暖烘烘的，鞋上的冻泥也化了。我们也觉出来乏了，就往地下一坐，靠墙躺下啦，一会儿就睡着了。朦胧中听一个男人和那女的说话：怎么这里还这么多人？没地方？想办法呀。叫他们起来。走一夜路，在水泥地上躺着，到天亮还有几个钟头呢，不出毛病才怪呢。起来！快起来！我们就起来，见一穿军大衣的魁梧男子正站在灯下：跟我走，找地方睡去。真是没地方啦。都是很宽敞的单间房，一间四张床，一床睡两个。两张床中间再打地铺，一个地铺一床大被，能盖住四个人。他的办法就是掀开大被子，不满四个的就再往里塞。这样挨个房间查找，最后剩下我一个。他领我到一个房间，说，你等等，我抱床被子去。你就到床下面睡一会吧。我就这样裹在一个大被子里，睡了。天明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又塞进来一个。

在韶山，登记后分配住在一个老百姓家。八个人两床被，里外三新全是白。韶山一周都是接待站，全是这样的大被子。唐玄宗李隆基为体现手足情、兄弟同床大被，“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意今日竟在韶山变成现实！一个中年妇女领着我们，她很高兴。我问：五九年毛主席回来，你见着了么？她点点头，还伸出手比划了个握手的姿势。我说：还握手啦！她笑了。



我的一九六七（四）

徒步串联之吃

再说吃。吃也简单，吃饱就行。每天跑路，吃不饱也跑不动。可出来没几天，就吃不饱。定量。农村没吃的时候，吃野菜、喝稀粥或是清淡寡味的菜汤，也是喝饱管够，干的不够稀的凑，干稀搭配，就是常说的吃个水饱，一走路肚里稀里晃荡。可出外了，稀饭也不够，学生自己带点粮票，就再买点。买也得大休息、在一个大点的有饭店的地方住下，才能买。接待站里一份就是一份。一开始我还管着，路远着呢，日子长着呢，吃光喝净，怎么往前走？后来见学生就是饿，也不忍心再管啦，我又不是不知道挨饿的滋味。可也怪了：不管了，学生私下买吃的也少了。原来也有个饮食习惯，也就是少几口。在家吃好吃歹吃得肚皮鼓才叫吃饱，出外一天一斤半细粮，也差不多少，而且一天两顿有熟菜，油水也比家里大。但几个身材高一些的同学确也吃不饱。山东河南地界里都吃面食，进入湖北就以米饭为主了。北方人又吃不惯，吃的慢，吃不饱。过了一些日子也就罢了。大都是细粮，粗粮少。

到了河南新蔡县，靠近湖北吧，也种水稻。那年也许是歉收，米饭里掺一块一块的地瓜干。饭是足着吃，可有的就公然把地瓜干从碗里扒拉到地上。这也太可恶了！这一下闯了祸了，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山东临沂的。一听是临沂的，忽啦啦围上来十几个。你是临沂哪里的，他又说不出。那些真的来自临沂的火了：你这个东西，刚出家门就敢丢临沂的人！别说临沂，山东也没你这号孬种！工作人员怕打起来，就把那个家伙拉走了。

在武汉，我们住在汉口市粮食局的楼上，吃饭在隔一条街的食堂。食堂很大，吃饭的也多。发餐证，早餐有馒头，又大又白，可是太暄了，一抓到手里就没了。中餐晚餐就是一碗米饭、一盘青菜，有时也有点肉。那时传的周总理与学生一起吃饭，还把剩菜用开水冲冲喝，还自己刷碗。我们每到一处，也抢着自己洗刷碗筷。可这一回居然从热水池里捞出半碗、半大碗的白米饭！有的整整一碗米饭没动一筷子，就扔进了洗碗池！原来有的人嘴头子馋，想多吃菜、少吃饭，就买两份，吃一碗饭、半碗饭、两盘菜，另一碗或半碗饭用盘子在盛米饭的碗上面一扣，就往洗碗池的热水里一摁，扭头就走了。红卫兵怎么能干这么伤天害理的事？可天南海北的都有，大都不认识，抓谁去？于是就贴大字报：“正告一小撮……”此后，浪费粮食的就少多了。

过了武汉再往南走，吃饭就一个模式：就是一人一个钵或叫盆，圆筒形，敞口，下面是半斤米饭，上面舀上一勺菜。吃饭很省事，再拿一双筷子，站着坐着或者蹲着，一会儿就扒拉完了。去韶山的路上，路两旁有人家就有招徕吃饭的。有大人也有孩子，叫“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

只是那一年的春节过得惨，除夕住在离长沙三四十里的黄花镇（现在建了机场了）。我们农村来的，又都没出过远门，更没在外边过过年，又一个多月没见家里人了，都想家，心里难受，一个个拉长了脸。我心里也不好受。居然一点年夜的景像也没感觉出来。实在没招。又听说步行串联也停了，井岗山人多的挤不动，出事了（有流感？），派去了解放军，云云。这又添了心事。没情绪，没意思，更没盼头，就睡了。住处，有几队串联的开了个联欢会，唱歌跳舞，闹了半夜。第二天连水饺也没吃上，就去长沙了。谁知又下起了雨，挨了淋。到郊区接待站，已淋的水淋淋的了。


我的一九六七（五）

徒步串联之所见所闻

再写一点见闻吧。一路所见，自然无奇不有。连县城也没到过的乡下孩子，走了几千里、二十几个县、还有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坐了汽车坐火车，真是见了世面、长了见识，看啥啥新鲜。光说说话吧，一进入河南地界，口音就变了，而且百十里就有很大区别，但还听得懂；一进大别山，就听不懂别人说的啥，问路用手比划，他们倒是听懂了北方话。风俗人情，因为一直走，仅就耳目所及，也差异很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此言不虚也。

而且一路同行的红卫兵就来自全国各地，说话行事也有不同。记得进入河南没几天，一天晚上往宿，一问，居然是安徽的地盘桐城（现在地图上标的是另一个字）！一群学生正围着接待人员吵闹。我们想办登记也办不成。问了问，原来还是河南的，刚出家门就借吃的！所谓借吃的，就是吃饭不交钱，吃完打借条。不光借吃的，还有借穿的，南方人去了北京，可不得借棉衣服？还有借钱的。理由嘛，真情况、造情况的都有。那时人善良宽厚，出门在外，穷家富路，谁还不兴遇到个难处？帮！何况还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远离家人走四方见世面，更要帮！帮是帮，帐要记。那时的人特认真。一针一线不乱动，一钱一物有去处。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份，中央下令停止了大串联，要帐的帐单就来了。不少红卫兵傻了眼：怎么？不是吃了白吃、拿了白拿、借了白借吗？这伙人一出门就借，一定有诈！我们也气不过，出来干什么来啦！白吃白喝看风景呀！可也没插嘴，不愿惹事。

山东人在外边名声极佳，仗义，打抱不平。这好声誉有时也会闹出笑话。一次，在长沙公园，几个瘦伶仃的南方学生，瞪着眼，小心翼翼地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粗门大嗓地答道：山东人！他们像似倒抽一口冷气，又问：“听说你们那里出响马，是吗？”我们就绷着脸，骗他：“可不是。”他们又说：“那你们教我们打拳吧？”我们说没功夫。我们的一个班长忽然蹲了个马步，大叫一声：“嗨！”那几个人退了几步，一脸疑惑地走了。这伙子一定是看武侠小说看迷糊了。

农村形势，还没有好过山东的。河南与山东交界处是黄河故道，著名黄泛区，又值冬日，荒凉，沙地，碱地，白花花的；也穷。商丘往南，也好不到哪里去。进入大别山区，崇山峻岭，深山老林，人似乎又有点野，感觉如此。参观了鄂豫皖根据地，还有董必武题字的当年苏维埃办的“列宁小学”。还翻山越岭爬了几个小时，到一个深山里参观了中共地下县委办公室，就是三块巨石支撑着的只有十几个平方的连风雨也难遮挡的山洞。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大失所望，听了当地人一讲当年环境恶劣艰苦，才又肃然起敬。革命就是不容易呀！

湖北湖南山多。山上松树多，湖南（当然是北部了，再往南往西肯定更好）好一点，山上有竹子。深冬时节，仍是绿满山。走上去，阴森森的，凉丝丝的。有砍伐竹子的，竹子倒下，又砸在别的竹子上，竹枝被一个个压断的声音，真叫清脆，好听。还有水牛脖子上的铃当，从竹林深处幽幽地传出，挺神秘，也悦耳。偶尔见几个人把捆住的三五棵竹子拖出去，拖到公路边。山多高水多高。山涧流水来无影去无踪，只闻流水淙淙响声，更增加了山高竹密的寂静。毕竟是山里人，砍柴、担柴的不甚稀罕。到湖南，快到春节啦，担一担柴赶集的也多有。山村里树枝上还挂上了一块块的猪肉。是风干，还是做的腊肉？

城里与农村就是两重天啦：城里人精神，匆匆忙忙，城里人让我们从山东乡村走出去的孩子看来，都很羡慕了。至少通电，有汽车、商店多、又有电影院，人来车往，花花绿绿。人家过的啥日子、啥社会？这些，当时的公社所在地也没法相比，更不必说一个普通乡村。武汉长沙更繁华，楼房成了片，马路织成网，街上哪天不是熙来攘往？公共汽车总是挤的满满的。

记得到武汉那一天，在市东北郊区的接待站登记，分到汉口市粮食局，又发一张纸条告诉坐几路车、如何换车。清楚周到，关心备至。我把学生一批一批送上车，也拖着一根三四米长的竹竿裹着一面大红旗上了车。可该下车了，下不来，上车的多，司机又不敢多停。我只好坐到终点站才下来。下来了，又上不去车，干脆就扛着红旗在大街上走。正是下午五六点钟，下班人多，我还成了他们眼中的一景。一个人过来问我，我说了到那里去。他说：远着哪，天明能走到就不错。他说：一根竹竿哪里买不到？我想：到了南方了，一只竹竿应该不难买，就扔了。又坐车，下了车，见我那可怜的学生都还在街面上蹲着呢。一问，还哭了：不敢动，说，几个同学找你去了，还没回来。

因坐公共汽车，与市民发生矛盾，农村人不知道啥叫乘车高峰，越是上下班、越人多越挤，越是争着上车。好玩呗，热闹呗。市民发急，报纸也呼吁。到长江大桥，来回走过好几趟。宽阔的江面，滚滚东流水，一桥飞架南北，壮观，雄伟。一时胸中激荡，顿生感慨无限。见了长江，以后再看了黄河，也不虚此生了！花五分还是一角，乘了桥头上的电梯，有十一二层吧？真是开了眼见了世面啦，连电梯都坐上了呀！上上下下，坐了好几趟。还有汉口到武昌的轮渡，也有事没事一趟一趟坐。长江那水叫清，连水里的鱼也看得见。不到二十年，一九八五年盛夏，我在南京中转车，天刚亮，我就乘车去看南京市长江大桥。这是我第一次见南京长江大桥，桥己不象样，栏竿上刻满了字，桥头有电梯，还没人开。那浩浩荡荡的一江黄水，更叫人失望。怪不得《人民日报》都登了漫画：长江与黄河的对话：黄河呼叫长江：长江，长江，我是黄河！长江回应：黄河！黄河！我也是黄河！世人趋利，岁月无情，长江无奈，为之变色！长江也变成了泥沙俱下的黄河。（枯水季节好一些？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初游三峡，还能见到清澈的江水）到了武汉，学生的兴趣就是坐车、逛马路、进商店、看动物……有几个好迷路的，竟然连大门也不出，怕回不来，怕撞车，怕……

我就想往武昌跑，大学都在那里。看大字报、看人家批什么，看北京来电，看中央首长讲话，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有一次记得正在汉口某条街上走，忽听大喇叭震耳欲聋：夏菊花呀，夏菊花！一朵红花变黑花！原来是游斗夏菊花！三四辆大卡车，一辆开道，装着多少扩音器！第二辆就站着夏菊花，穿着黑衣服，一边一个人抓着她。后面还有两辆车。夏菊花是武汉杂技团名演员，顶碗是一绝，六五年吧，宣传她，《人民日报》上登了文章，题目就是“一朵红花”，大概是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写的吧。全国闻名。夏是名人，大约武汉人也难得一见，一时人如潮涌，争睹夏菊花的芳容！那一段游斗正盛，把各类“……分子”们集中起来，挂牌游街。有几个监督的。可一开始还当回事，被游了街的，头也不敢抬，威风扫地。一个牌子挂在脖子上，什么样有权威有派头的人也塌了架。比《水浒》里狱卒对付新来犯人的杀威棒厉害百倍。后来游斗的人多了，次数也多了，主持其事的人也懈怠了。没人管，他们倒成了逛大街的，东瞧瞧，西望望，有说有笑，还敢与熟人打招呼。两手托着黑牌子，脖子不受罪了。摘下来挟在胳子窝里的也有。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刚从哪里开会领了些奖牌牌回来呢。谁游斗了谁？后来游斗就少了。

还参加了一次夺权大会，也是在武昌，人很少，稀稀啦啦，松松答答，不像那么回事。“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体学押上来！”两个人拧着张的胳膊，又薅着头发，推推搡操拥上台。王任重上调北京后，曾任省长的张体学就是一把手了吧？批，念宣言、致敬电，散会。第二天也没见报。传说是假夺权。保省委的一派演假夺权的双簧戏呢！上海刚夺了权，还成了上海人民公社。我买了不少报，也各处要了不少传单，都让我寄回家去了。因那几天天热，大家把棉裤也寄走了。

在长沙，“湘江风雷”正受难，说是被镇压了，云云。一会儿一个中央来电，一会儿一个中央首长指示。大街上辩论的，开着车，用高音喇叭打“语录”仗的：“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出不要脸的话来，某某派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在长沙，还逛了橘子洲。我自己去的。冬日的湘江也清澈见底，橘子洲上就冷落的多了。有纪念的诗词碑？有语录牌？有几个石凳？仅此而已？完全没有《沁园春?长沙》写的美，意境也难体察。来的一拨一拨的都是红卫兵，转一转也就走了。参观了第一师范，也就是一所规范的学校。三十年后重游故地，这两处都旧貌变新颜，很有看头了。应该说，被指为搞个人崇拜的昨天，远没有今天怀念毛泽东热潮之中纪念毛主席的规模大。还去了清水塘自修大学旧址，抄来一些别处见不到的说明文字。

还在武汉，在武昌桥头下面见了毛主席像章市场。当然，先是从报上见到的，说是不严肃，要取缔。那时佩戴毛主席像章正热，一直热到“九大”闭幕，上边有精神说不提倡戴，就不戴了。但周总理一直戴着，直到他去世。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即便是在这些小事上也见得真诚与执着，不跟风，不摇摆。最热的时候也是交易最火的时候。交换互通有无，也可出钱买。我的一个同学T就搞到一大批像章，回到学校还吹，可就是不让看。我后来也搜集了一些，别了整整一大块毛巾，送人了，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当时最珍贵的是韶山纪念章，长方形的。除非亲去韶山，凭介绍信按人头购买，别无门路得到。韶山就买纪念章的地方（和登记同时进行吧。）人多，成千上万。好像是在空地上临时搭建的大棚子。地下一片泥泞。有好几个窗口。排队。一条条长蛇阵，费时很多。参观故居，还有纪念馆，花的时间就少了。排了二三个小时，才到得窗口，又说没有了，以后寄去。寄就寄呗。还真寄去了，一只牛皮纸信封，装30多枚纪念章，汽车拉、火车装、自行车送，二三千里路，一个不少！连一卷一筒的传单也如数寄到，而且一律免费。如此诚信，如此热情，如此有责任，你不能不感动，更不能不怀念。

说说返程。到了长沙，见了中央的布告，说时疫流行，说几个主要纪念地人满为患，说暂时停止串联，说春暖花开时再串联。串联看来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也想不开，也挺失望，又虑着学校里的几亩实验田没人收拾、早已萌生异心、现在让返乡正中下怀、归心一下子变成了弦上的箭！不管怎样，你得服从，听中央安排。原先还说停课半年闹革命呢，半年早过了。中央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再说下一步。到了三四月份，又提复课闹革命啦。反正是中央叫怎么办就怎么办、中央叫干啥就干啥，你不能按你的想法想干啥就干啥。叫你串联你就串联。出门串联，天大的好事，你不出来、你亏了不说、你还落了个不响应号召的名；如今中央又不让串联了，免费让你返乡回校，你愣不听还到处跑、你就顶了干扰中央的统一部署的大罪名了。走吧。回家吧。回家过十五去！

返回就得坐车，坐火车。先持介绍信办车票，排了两天队，才给签上字，多少人，限几日，乘某某次，到达某地。印章是长沙铁路分局。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到郑州下车，倒到徐州，再倒到地区所在地，就算到家了。车上人挤，没座位，地上，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里，见缝插针，有个立足之地还算幸运，想挪动挪动就难啦。车走的也慢，老停，一停下就没个准儿。车上好家也没有列车员。上车下车就从窗户爬进爬出。

在郑州中转车待了大半夜，就在候车室游逛。烧着个大炉子，一周围了一些人。一个中年军人正训斥身边的几个人：农民就要好好种地，跑出来干什么？跑出来地不荒啦！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要饭？新社会还逃荒要饭，不光荣，丢共产党的人！受灾了不是有救济吗？在家也要生产自救吗？到处跑，给社会主义抹黑！别跑了。回去吧。回去安心生产，有难处找当地政府……几个农民很是不好意思，一直蹲着的双脚还直挪动，红着脸搭讪着，嘴里答应着“是是是”。我听着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好像挨训的就是我。军人在我心里是高大可亲可敬的，可那个披着大衣坐在连椅上的军人，我再也不愿看他一眼。某些人怎么在任何场合下如此放肆地居高临下教训人呢？怎么一换了装、变了身份就不打算同农民们平等了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我的一九六七（六)


到终点站是清晨，坐车二三天，累了，又住进了接待站。还下了一阵急雨。这一天大概就是十五吧。睡了足足有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早已按捺不住的学生就撒了欢地往家奔，这里到家还有五六十里吧，这地面他们很熟了。本来大家要我坐车回家的，我想，我把他们带出来的，我还是把他们送回家才好。我同他们一块回了学校所在地。

当晚，我住进了中心小学，一位上一届的学长、也是我哥哥的同班同学L正在那里教书，我就睡在他床上。一夜香甜沉酣的觉！醒来，同学S正站在床前。L也在，L说：S已来叫了一次了。见你还睡着，就走了。我就赶忙起来了。盛情难却啊，只好跟着S同学到了她家。在这里教了二三个月的课，连同学家的门也没进。这一次不仅衣着不整，而且大年节下连斤点心也没带。我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愧疚难耐。那时就怎么这么不懂事啊！那时手里还真不缺钱！我后来就想：同学都回校了，S为什么那时还没回校呢？她的爸爸S老师及她的弟弟不也是在学校了么？我真是辜负了老同学的一片深心厚意啊！

当天有人传话，说县里财政局这几天就打听你们回来了没有，一会可能来人。不一会儿，还真来了人，说结账。他们可能早算好了。就按他们写的，领了多少，应支出多少，归还多少，签了字，就如数将剩余的钱粮交出去了。谁知这下子背了黑锅！这里边的账不是这么算的！我一时让他们弄懵了。一些宣传、杂费及医疗，开头就花了，以后就少花或不花了，如制作大旗、印发传单、买常用药品等等。生活补助一开始也用的超标，更应考虑周全。他们按日子计算应该剩余的补贴，就不合理了。一些同学在我这里存着的钱就一下子搭进去了！这是半个月后才发觉的，学生从农中捎信问剩的钱，我才知道坏了醋！问县里，县里己入了账。而且又大张旗鼓地追讨外出学生在各地的借款借物，甚是急迫，气氛也不对。我没任何收入，一共二三十块钱，我也垫不上。我也说不清了。一下子背了包袱。有人替我解释，多数学生也就释然了（最多也就二三元钱），只有一个学生，是那时的典型的自私自利的“够头干”，不依不饶，一年后见了我还要算账！唉，这么大好的徒步串联，终生难忘，因一时粗心，竟留下了这么个不痛快的记忆，真是太不应该了！

先回了家，见了父母。老人见我回来了，也胖了，很高兴。母亲说：你哥过了年回的家，一直等你；后来学校来电报催他，他又等了一天，昨儿刚走了。你说巧不巧？同三哥两年没见了，确实想念。文革一起，脑子里装了太多的问题，也想一吐为快！没见到很是遗憾，可也没办法。学校里啥情形，离开了两个月，也断了音信。还是快到学校里看看吧。

学校里的人都在。外出串联的也大都回来了，我算是回来比较晚的。学校里山头林立，教室成了红卫兵组织的办公室兼宿舍。我们班分成两个组织，一个多数，班干部、团员、积极分子、老实人多；一个少数，学习好的多、刺头多，出身不好、家庭有点复杂、本人有点毛病的，也都在。这种多数、少数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六七年下半年，少数变成了多数，原来多数中的老实人先投奔过来，后来班干部也有靠过来的，但心还不是一条心，少数还是原来的少数，多数还是原来的多数。两个组织当时也没闹什么纠纷，还没打派仗。我从感情上比较接近少数，同学三年，能在一起说个知心话、接触比较多的，也就这些。到了他们的办公室，他们不拿我当外人，大概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也说了说学校的现状。至于班内怎么分成两个组织，他们说，你置身事外，最好别介入，先听一听看一看再说。你最好住到那一边去。我一想，也有道理：我不知内情，又何必一头扎到一边呢。于是就住到另一个组织，也是热热乎乎、问寒问暖，可什么事总又回避你、疏远你，咬耳朵说话，我就烦了。这样过了几天，我两边走走、坐坐，没表态。他们就有点沉不住气啦，大概是人多势众，有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说话就带刺，也就是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吧。把我当成了暗探、卧底，“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也敏感，也纳闷：文革至今，同学之间并没什么言语冲突，我又有两个多月在外串联，是不是自己人，也该考察考察，也得有些时日。为什么这么急不可待、就一下子认定不是你们的人了呢？但他们就认定了。就下了决心啦。一天，贴出了一张公告，说把某某从某红卫兵开除。特此公告。笑话！我又没加入你的组织，你开除什么！不过，他一纸公告，就等于不再让我进他们的办公室，当然，住在那里更不行。有什么办法呢？相煎忒急！你就快卷铺盖走人吧。

到校不久，在学校开了一个大会，全体革命师生参加，是武装部的一位部长讲话。更多的内容不记得，只记得讲了红卫兵到外边串联借钱借衣物，还买尼龙袜子穿，不象话！讲的很严厉，训人的。二月逆流么，流到我们那里，我以为就是召开了这么一个会。县里抓人了吗？强迫解散哪个群众组织了吗？不知道，好像没有。从全国范围讲，抓人，解散组织，不少。青海的军区司令赵永夫还下令开了枪呢！

说起这位部长，还有一个笑话。一九六六年底红卫兵开进招待所，不久又搬到了县委、人委办公大院。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武装部派了一位干事和其他几个人也驻进招待所。这位干事正与招待所的一位漂亮的服务员热恋，两个人在大门口传达室的套间里谈（是谈。还是别用幽会这个字眼吧）。外边一位中年妇女是红娘吧，反正知情。我们的几个学生看出了端倪，到传达室起哄。中年妇女一开始笑，与之周旋；后来就恼，往外赶这些浑小子。这些好奇心特强的哥们就变换了战术，几个人在传达室胡聊，转移“望风”妇女的注意力，另一些人就从套间外门的上边的窗子往里看，居然一点动静没闹出来。里边，一男一女放心大胆地卿卿我我，那一幕幕尽收几个哥们的眼底，今天的话就是大饱艳福。一伙子轮着来，看个够。他们真也***挺得住！几个哥们回去就在宿舍“回放”：如何拥抱，如何亲吻，如何抚摸，如何激动，如何泪流满面……一连看了几天！白天他们见了女服务员，一个个眼神都怪怪的，女的心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头一低就走了；那当兵的见几个痞孩子鬼鬼祟祟，却一脸茫然。一天，部长来到招待所传达室，见有人耍贫，就训斥几个学生，别流里流气的，也是接近爱护红卫兵呗，那时也没分这一派那一派，还没什么成见。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就半真不假地告了一状：还说我们呢，你的部下……这种近似恶作剧的告状很快奏效，后来那位干事就没再来招待所。但他俩的美好姻缘是否因此中断不得而知。不至于吧？


我的一九六七（七）

二月逆流了。在长沙就有人吆喝中央出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怎么产生的？大闹怀仁堂是果不是因。大城市早就分两派了，两派对立严重，冲突不断。于是军队奉由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军委八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介入支左，但奉命支左（也就是支持造反派）的几乎无一例外的支持了保守派或曰保皇派，压制或镇压了造反派，这大概是当时江青讲的话。短短一个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变，革命造反派被抓被压，严重受挫，革命转入低潮。四月份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中央文革给军以上领导上课，就是讲什么新形势新任务要立新功，要他们转弯子么。造反派的某些头头“二进宫”就是这时候。这是为什么？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文革动因，依靠谁，这样的向题；还有利益集团，社会基础，这些问题。解放后也有依靠谁的问题，也是明确的。但被依靠的阶级、力量，也有左中右；党员团员也有先进落后之分。再具体一点，还有核心层、骨干、积极分子。从上到下，上到中央省地县，下到最基层的一个党委、一个党支部、团支部、一个学生班级、部队的营连排班，都有信任谁依靠谁的问题，都有自己的骨干积极分子依靠对象。排队摸底找骨干，大白菜去帮才见心。刘震云的小说《新兵连》，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就是当骨干。当了骨干，这次当，下次当，老当，就能入党。当骨干不能自己说了算，一个班的骨干班长说了算。当了党员，党员还分出好歹呢。好了提干。当了干部还得提升，也得先进入后备军，第几第几梯队。你是工人，你以为你就是领导阶级、依靠对象啦？别做梦啦！工人还有落后分子！叫你监督着右派劳动，你就是骨干被依靠了？还有背后监督你的呢！好发牢骚，提个意见什么的，都记着你的账呢。有人惦记着你哪！你以为你有一招，离不开你，我还偏不用你！“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里三层，外三层。你就是那最外边一层的外皮！骨干是什么标准？谁来定？公开的或不太公开的标准，五条六条，八条十条，都有；德才兼备不是更常听到？一到实际执行中，简单地说，直接领导、顶头上司认为老实听话的就行。积极肯干，共产党的活，谁不积极肯干？关键是会干，出力讨好，干了活还不得罪人。只要你想明白了，你千万别标榜什么事业心、大局、献身、为人民服务，你就是给头头干的，就是给头头打短工、扛长活咧，头头就熨贴、就高兴了。头头一高兴，啥就有了，啥就好办啦。你也就一通百通，干到点子上了。等因奉此，按部就班，有权有理，领导高明。老成持重，逢人只说三分话（多半还是假的），未可全抛一片心，坚决实行林彪副帅的“三不”：不批评、不建言、不报坏消息（报喜不报忧）。刺头，好发杈，顶顶撞撞，锋芒毕露，想远的、出新的、脱颖而出，必定付出代价，那就没个人的好果子吃，北京俗语叫“不得烟儿抽”。妙极。儒家讲孝道，“孝顺”二字据说更要落实到“顺”字上。尽孝重要，顺从更重要。这些都载入了无字官书，一条一条写得清。没得悟性、不入官场混个油尽灯灭、棱角磨光，你是不得其门而入、学不来的。

有人分析文革与五七年反右之异同，认为五七年的右派相当一部分与文革之初的造反派一脉相承，我部分认同这个观点。五七年挺身而出给党（具体的说就是自己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某某某，真正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共的是少数）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这里边有几个一贯是单位的顺民、良民、骨干、依靠对象、惯于拿着鸡毛当令箭、领导鞍前马后屁颠屁颠、笑逐颜开的那种？还不是有才干敢说敢为又敢当的刺头多。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多数如此，是不差的。事到临头，关键时刻，领导认定的骨干、依靠力量、积极分子怎么就不积极响应号召了呢？其实，他们早就认定了一条理，坚决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和一把手、顶头上司保持一致。文革声势这么大，毛主席亲自发动，炮轰火烧来势汹汹，他们又一次装聋作哑。斗老师，干，批学术权威，干，整地富反坏右，也干，破“四旧”抄家，先下手为强，一马当先。但矛头一指向单位的当权派，脸就拉长了。文革之初，北京“西纠”，后来又有“联动”，他们闹的动静大，那路子还不是一条路子？只是他们斗校长也干，斗区委、市委书记也干，矛头再往上，动了他的老子，反对他的台柱子，就不干了。老子今天不跟你干了！凡是读过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谭力夫讲演稿的，都明白反动的血统论是谁人鼓吹的、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到自已爹老子娘老子身上有多疼！历年训练有的骨干积极分子，一开始保当权派保的多么坚决，而后大势所趋之下宁可当变色龙，也不改保当权派的本色，苦肉计、双簧戏、孙悟空往牛魔王肚子里钻，演得多么逼真！

当时中央宣布：一级党组织及一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无权代表党、反他们并不是反党。这是党中央的声音啊！他们仍然是一保到底。他们火眼金睛已将文革看穿看透，还是当时的当权派从上到小大大小小都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廉洁公道、都美得不得了了？都不是。受冲击的人，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的各级党委及其负责人也不会全正确，百分之一二三以至百分之十的有这样那样比较严重的问题（贪图享乐革命意志衰退、官僚主义严重脱离人民、作风专制搞独立王国、没有继续革命的思想准备、对党的阶级路线不满阶级立场不稳，等等）总不为过吧？但当时没有一个党组织受冲击时没有人来保的，都有人、都有积极分子骨干来救驾保驾。这又是为什么？你可以找出一千条一万条理由（诸如党的威信、党支部支部书记就是党、五七年的教训、当权派的煽动、对运动不理解、对日常状态下的非骨干非积极分子在非常时期的积极表现产生逆反心理，你造我保、你革我反，等等，等等）。但中共成了执政党、而执政党既有为人民服务的职责与光荣，又有特权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好处、这好处不管你要不要、捞不捞、讨厌还是喜欢，总是个客观存在，这“好处”对相当多的人的吸引力、凝聚力、无形的号召力，逐渐超过以至压倒信仰理想的号召力。有的人讲理想有信仰，但也有个人想法，懂官场规矩、投领导所好，不想当官也是当官的料，想当官就察颜观色、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顺着竿子上去了。有的人认死理，不买账，光知道干活，不会见人下菜碟儿，上下左右就缺上头无人待见，无人提携。要命的是，时不时穿个玻璃小鞋、弄一身半湿不干的布衫子，叫你难受说不出。人之常情。中国人都明戏。正邪两股气，黑白两条道。历来就有。共产党亦难免俗。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是真的，但并不是他认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错的，如同后来中央否定文革时下的判断那样，而是革命触及了他赞同他受益的体制，他是正滋润着的既得利益者。这样一个原因是很重要的、主要的、以至最重要的，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

著名学者、毕业于北大的周国平在他的新著《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提到：北京学生的分派相当复杂，受各种势力和因素的影响。越到后来就越是如此。就早期而言，一个重要因素是与现行教育体制的关系。大致说来，保守派的中坚是这一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造反派的头目和骨干则往往是一些被称作痞子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是另类。他们有较多的独立思考精神，对于旧教育体制相当抵触，往往被党团组织排除在外，处在比较受压抑的地位。因此，他们的造反包含了某种反传统的成分。

举几个小小的例。一九六三年夏，初中毕业，L同学报了高中，分数不够，但却上了她根本没报的一个比较好的中专，她的哥哥据说与校长素有交情。而另一位C同学报了别处的高中，却被母校录取，意思是好生源不能外流。一九六五年前一年的秋天上高二，班上两个同学说走就走了，上了省城干校，什么农转非，提干，一次解决了。据传两人都有家庭背景，家长至少与校长私下有交情。这类事体，今天已不算什么，人们也早已见怪不怪了。但它的性质仍说明特权一直存在。原则之上有例外。你拥有一定的权力，私事，原则政策以外，想办就可能办到。这种做法那时是很少，一般老百姓难得闻知。但他们的顶头上司有时也会大吃大喝以至贪占，他们也是知道的。老百姓认命，老百姓宽容的很。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也是。远没坏到今天这种程度，更不是冬天的西北风铺天盖地。但特权有。“走后门”成了不正之风，那已是文革后期的事。文革前及文革中的一段时光，尤其是五七年以前，这些年代的党风够理想化了，但也有阴影污点，不然，发动文革就没必要了。毛主席是折苗头、反倾向的大师，慧眼独具，早知“风起于青苹之末”。毛主席对特权是警惕的。从他提出“六不怕”，做现代的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敢于造反”，“造反有理”，“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服从，而应当坚决抵制”，“要敢于反潮流”“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愿意革命，而一部分共产党员不愿意革命了”等一系列号召主张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党内弥漫的奴性盲从、明哲保身、确保既得利益、不愿继续革命、脱离人民的短视行为、庸俗做法，心知肚明，是特别不屑的。有人说，毛主席是反世俗的大师。诚哉斯言！发动文革，批判走资派、消除特权、清理内部、重组队伍、保持革命的纯洁性和连续性、反修防修，巩固革命政权，砸烂一个旧世界，创建一个新世界，是重要的动因。文革中传出的毛主席讲话，对“老实听话”、“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唯唯诺诺”表示“讨人嫌”。毛主席十分注重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及合乎当时颁布的五条标准（在九评之九《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接班人，就是明证。这样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不是己经培养出来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毛主席的决策、采取的一系到措施己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世界孕育新人，新人创造新世界。我们所在的世界与社会之所以日新月异向前发展，有赖于此。

支左部队，也就是当地驻军，与驻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还是当权派，及其一层又一层保护圈中的骨干积极分子。一脚踏进他们圈里，一屁股坐在他们一边，往耳朵里灌些什么、就听什么信什么，还不坐歪了屁股、站错了队？


我的一九六七（八）

四月初，学校也来了军训团，因为中央关于对学生军训的指示更早（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还对天津一个中学以班级为基础实现大联合作了批示，详尽的很，是指示军队应该如何去做的。学生返校，越快越好；搞以班为单位的大联合，共同斗批改，越早越好。同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又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现在可以看出，毛主席党中央急于收束的想法是多么强烈与急切，真是命令一个接着一个。但这个想法也与实际相距太远太远。只要想一想直到一九六八年中北京各大中学仍武斗不断、毛主席不得不出面干预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亲自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训话，派工宣队进驻学校，大学生分配，上山下乡等），就明白联合有多么难，该是多么多么遥远的事情。也有人说军队是支左的来了。都盼着可敬可爱可亲的解放军叔叔站在自己一边呢，"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学校里来了解放军，学生们一个个两眼放光，各个组织都高兴。解放军首长一登台讲话，都拍巴掌。先放林彪讲话（一九六七年三月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听不清，但也知道了"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再就是首长讲话。这是当地驻军某团的政治处主任，很能讲，脱稿。亲切的很，是亲人，是长者，是保护小将的长城！开口就是"红卫兵小将们！你们是天兵天将！这是林副主席讲的！......大快人心！人心大快！"你听那掌声，波涛汹涌一般，一浪高过一浪，淹没一切。后来又一个参谋长，长长的脸，没点笑颜色，又讲，没几句，很镇人。"我们W主任是我们首长。他的话要好好听。"同学一惊，啊？"不听首长的话，我们不答应。坚决不答应！"又是一惊！怎么？主任的话是最高指示？不听还要抓起来？后来明白，他俩演戏呢，一个唱红脸，另一个唱白脸。参谋长又参加了一次有各个学生组织的头头参加的小型会议，脸色更严肃，讲话语气更重，施压，认为几个中学生，还怕你造反。这就是解放军支左的一大悲剧，把红卫兵当成毛孩子，用军队的一套强硬办法施压，泰山压顶，快刀斩乱麻。听了是好同志，不听是另类，抓、关、镇压。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很少不碰钉子的。他们进校，目的明确，实现大联合，复课闹革命。

全国除上海在所谓"一月风暴"里夺了权外，山西（一月十四日）、贵州（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一月三十一日）先后夺权，中央承认。山东省也于二月三日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央也承认。《人民日报》都先后配发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新曙光》、《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胜利的保证》。在三月十日发表的《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又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此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六八年九月），各省市自治区逐步走向联合夺权的道路。

但山东省大联合的基础也不好，造反的群众组织并未联合起来，以山东最有影响的一所大学山大为代表的一派被排除在外。系统性的全省性的造反组织（如后来的模式：工人，农民，红卫兵，文艺界，等。）更未形成。这同样可以看得出中央盼望新局面快快形成的急切心态。县里成立了筹委会，主任是文革前的二把手，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学校呢，近二十个班级，低年级中造反派占的比重较大，领头军是高二的学生。保守一点的、最积极最活跃成了气候的，是高一与初三的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分化？是不是与学生在校时间长短有关系？与学生头头的家庭及社会关系肯定有联系。全校联合比较快，但也草率勉强。比如有一条承认县里筹委会，就难了，县里的原班人马还没怎么批斗，表态亮相都没走走过场，就又一个个官复原职了。谁愿接受这样的事实？没有多少承认的。于是军训团就施压。老路子，老办法，北京的新精神还没传到，第一拨支左的犯的坐歪了屁股的错误又让他们赶上了末班车。军训团就坐镇在高二，啃骨头先啃硬的，解放军惯于打攻坚战么。攻造反派的头头，向头头施压。轮番进攻，地毯式轰炸，急风暴雨、和雨细雨都有，要啥来啥，刚柔兼济，软硬兼施，两手抓两手一样硬，不信你还是炸不开的碉堡！有的头头终于坚持不住，接受了条件，发表声明：承认错误，支持驻军，支持县筹备委员会，响应号召大联合。记得这个头头是一个干部子弟，素质好，有教养，可惜心太软，全无乃父之风。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八路吧，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学校当了个总务主任，当然，他还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看着有点蔫，平素少言寡语，也少见笑脸。可仔细观察，他又有军人的坚毅利索。他做过革命传统报告，相当生动精彩！口语化，全凭记忆，想到那讲到那，讲到那也是感人生动。讲到开心处，放声大笑，全场亦哄笑。说到伤心处，也是泣不成声、老泪纵横！他好像对小说《苦菜花》的原型人物很熟。此前此后听了多少人的报告，这种没稿子的报告常常最能打动人。一些人别看没多少文化知识，可有真情实感，实话实说，没套话废话。而且讲话这可是天赋，你可别不服！曾有多少知识分子拜倒在一些个大老粗脚下，佩服得五体投地，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之外，这口若悬河、雄辩滔滔、东拉西扯又头头是道，大白话里道理深、感情多具有无穷的魅力。真是感染力强，魅力四射，征服人心，摄人魂魄。但文革中他很少出面。

攻下高二，然后就转向高三。我们班让他们费了点劲。办法也是施压。W主任亲自出马，一遍一遍讲，一个一个做工作。说句心里话，真也有耐心，见功夫。一个团政治处主任，官虽不大，可与一班子高中生纠缠，如果不是上级下命令，还真不一定干。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子弟兵，又训练有素，才能做出来。教育方法无非是忆苦思甜，提高觉悟，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培养队伍。对立面人多势众，又有解放军支持，气焰未免太高，盛气总想凌人。对立面非常麻利、非常慷慨地给我们扣了几顶大帽子：毛主席、解放军让大联合，为什么不响应号召呢？无非是"走白专道路"、"有野心"、"想上大学"、"打着红旗反红旗"。后来得知，这几顶大帽子，是"二月逆流"中送给革命造反派专用的，可不是我们班对立面的发明。他们中的几个，我还真看他们不起。一个个少年老成、未老先衰、萎萎缩缩、唯唯诺诺。一年到头，连个响屁也没得一个。我们十几个人心中不服，也委屈，又摸不透大趋势，还以为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闹这一阵、是我们做错了呢。于是就认错呗，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呗。有一回全班开会，军训团来了好几个，W主任也在。我检查没几句，就哭起来。当然不是扮"哀兵"，希图打动什么人，软化对立面。不是。心里太压抑，更委屈。声泪俱下，哭诉抗辩。军训团始料不及，一个个紧张起来，交换眼色，还一个劲儿记。我的战友们事后一再警告我：他们都记下来啦！你说什么，他们就记什么，记得飞快。我开了头，我们的战友你哭我也哭，我们这一派十几个人大放悲声，一个腔调：一下子都成了"走白专道路""野心家""打着红旗反红旗"。自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我们就是响应号召出去串联了几天，别的什么还未来得及干呢，怎么就犯下天大的错误了？分了两派，也没打没闹么？另一派和我们一样，为什么就成了"一贯正确"，就可以以势压人、盛气凌人？他们凭什么？这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须有么！对立面几个心太软的，也哭起来。哭声一片，W主任傻了眼，没招，散会。又把两边的骨干找去开会做工作，不许扣帽子，不能以个人主义干扰大方向，云云。W也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高手，谈自己如何着急、如何听不得你们哭天抹泪。对立面一个头头说：对不起解放军。于是又是哭。W说：这一回眼泪是真的。

慢折腾、紧撮合，不到半个月，一个学校总算联合了。W就得胜回朝、回了县里。一天，我与C同学还去县里找他。他很高兴，热情，谈笑风生，又是招待吃饭。他那厚厚的暖烘烘的手紧紧地握住我们俩的手，一句句"小杨子"、"小曾子"叫得亲切。可又过了一个月，学校大联合散了架，我和C又去见他，想问个究竟，他就冷淡多了，不耐烦，不直接下逐客令，却顾左右而言他。此后就再没见他。八月驻军表态，承认三四月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压制革命小将，大会上也没见他露面。年底，军训团又进校，还是那个团的人，来了十几个人，行事低调。讲话手舞足蹈、神采飞扬的W主任再也没露面。打听呢，他们的部下笑一笑，也没说什么。


我的一九六七（九）

联合起来干什么？又不上课。学毛选、学语录，学报纸。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写了“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是倡导红卫兵整风、通过整风加强联合的，上了《人民日报》，也学。又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还格格不入呢，能有多少真诚。实现了所谓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校园里大字报少了，可教室后墙上的小字报多了，而前面大黑板上也有人时不时写上几句足以“诛心”的毛主席语录（故意高声大气念上一段以奉送给对手就更平常了。常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来犯者，只有好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把问题摆到桌面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非常可笑的。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中国人民用来形容某些蠢人的一句话。

这些语录使用频率最高。你有初一，我有十五，刀来枪挡，水来土挡，或者指桑骂槐的话，舌战更是随时随地拉开。总之，谁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谁看谁也不顺眼。把国共停战谈判与中苏论战的招数都用上了：究竟谁放的第一枪？挑起这场争论的是谁？争论一旦开始，争论的范围与时间就由不得你了。战端即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反击侵略就没有什么界限了！誓将争论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奉陪到底！这些话既是从毛选从文件从历史上学来的战略战术，更是反击对手时脱口而出的最为理直气壮不容置辩干脆利索掷地有声让对手脸红筋胀张口结舌哑口无言立马呆若木鸡目瞪口呆尴尬万分的常用语！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身在曹营，心猿意马！挑起一场争论，那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易如反掌！大哄大嗡三六九，小吵小闹天天有！可是大家又都压抑着强忍着，装着笑脸向对手伸出自己的手！

可以想见毛主席对大联合、三结合多么着急，可下面的斗争才刚刚展开，分化仍在进行，真正联合的日子远着呢。以“全国山河一片红”（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为期限的话，毛主席的指示是一年半后才勉勉强强见了效。我们更是一片迷茫，以为文革就这样扫尾了呢。我后来常想：研究评价文革的人们一定要看重这一重要事实，因为以此可以分析出许多关于文革的所谓神秘：文革是有预期的，时间也决不是后来的十年，煞尾就在六七年上半年。毛主席确也说过二三月份见眉目的话。文革到六六年八月份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仅已完全纳入毛主席预定的轨道，而且也实现了文革的部分目标——中央的班子成功调整，接班人也已选定，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主题很鲜明很突出么，就是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革没有结束，但也是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么。冲击省市一级，毛主席似乎也不着急，冲一冲就冲一冲么，毛主席还给当权派打气么。支左出了岔子，老同志反应强烈，当时的说法是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说结束文革结束不了，刹车不灵光了。毛主席的意图到此为止是清清楚楚：结束文革，斗批改，立规矩，上轨道，召开九大与四届人大，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没全面开始或曰掀起高潮。可事实上这些当时并没有发生，而发生的我们经历的几乎都不在预期。林彪出逃，评法反儒，批林批孔，评水浒……有点杂乱无章！毛主席受到了挑战，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就叫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毛主席的注意力一次又一次地被转移。这是不是更多无奈与不得已？

联合起来干了什么？还有就是下乡了一个星期。《人民日报》发社论，动员学生下乡支农，帮助春耕。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查过，记得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文章里有），开首一句就是：“目前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很有感染力。不违农时么！毛主席党中央一直是重视生产的。关于农业，每当农忙季节，《人民日报》就要发社论，动员城里人、学生、部队支援农业，帮助春耕夏收与“三秋”，场面都是轰轰烈烈。那时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军民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何况“十六条”也专门有一条讲了“抓革命，促生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理论如此，指导思想如此，理也很顺了，“思想通，一通百通，干劲倍增”。但是，能不能在实线中达到预期的效果那就另有说法了。

那几天，我被当成了骨干分子，受到重用。有十个同学吧，男男女女，还有一位老师，分到学校附近一个管区，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我带队？种地的事，农民都知道，春耕大忙，他们感受最深。那时他们还没搞文革呢，该干啥还干啥，还用得着我们宣传？种地吃饭，纳粮完税，农民的老章程还用我们教？但还是照要求办。找大队小队干部，十一个人分到几个村子，了解情况、春耕进度，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还有关怀，宣传上级精神任务。一天晚上，还演了节目，班主任W老师带着学校的宣传队去了。周围三里五乡的百姓来了，黑压压一大片。灯火通明之下，我宣讲当前形势与任务，然后看节目。高潮已过，任务完成，胜利返校。



我的一九六七（十）

从三月起，四月底五月初，形势在变，由上而下，波及全国。说是批了二月逆流，军队也掉转方向，抓错的放，勒令解散的群众组织又恢复起来。反正热闹激烈起来了。不少学校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宣告破裂，所谓的复课成了泡影。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一发表，什么“最大的走资派”、“老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都出来了，等于宣判了刘少奇政治上的死刑！这是大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进展！但当时心里也迷惑：刘少奇有这么多问题，中央不开会，让戚本禹写文章点名批判，合适吗？在《人民日报》上登这么大块的文章，毛主席总该知道么。后来得知，毛主席岂止是知道，连文章也过目修改过。此前此后，毛主席主动召见刘并谈了话，刘对家人说感觉良好。但刘当面对毛主席的表态（错误是我一个人的，由我承担。赶快停止批判老干部，老干部是全党财富。我辞去国家主席、毛选编委会主任职务，我和家下乡当农民种地，等等。）表明他已从十一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往后退。他的检查必定让毛认为已不可救药。就是我们一个普通人也不会得出刘的表态会让毛放心滿意罢手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刘到此时仍是一头雾水？文化大革命只是针对刘一个人？至少在公开场合毛从不这样认为，而今研究者也大都否认这种夺权就是目的的说法。当然，刘并没有违心，更没养晦。但刘如能像多数干部那样“三个正确对待”，捡讨过关，毛似乎也未必穷追到底，将刘降职、任虚职以至养起来的结局恐怕也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刘的表态内容及刘对家人说的话给人的感觉是相矛盾的。事实上，此后批刘很快升级，毛下决心彻底清除刘。刘的问题从党内推到党外。毛主席那一时已是撇开了正常解决党内法律范围内的问题的办法了，群众运动、群众冲击的矛头指向党内最高层。

当然，戚文发表也许走了那时必走的程序。《人民日报》不是小字报，也不是大字报，而是党报。同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公开批判了刘少奇的有影响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批判这本书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的。戚文发表不可能不引起人们思想的震动，但学校没一点动静，没反应。我和C同学读了报，以为是头等大事，就抄了戚本禹文章的一部分，贴在校内大礼堂的东山墙上，冠以“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标题，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但也没人看，更没人附和。这也说明许多地方的人们的注意力仍集中于当地的斗批改，人们更关心身边的文化革命的进展，并没有跟着戚文转移。毛主席党中央指引造反大军通过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大联合后开展斗批改的设想部署又一次超了前、落了空！这也再一次表明毛主席急于收束文革的心态。

校园内太不正常的一潭死水般的沉默令人窒息。一切都在静悄悄地进行、在酝酿。鲁迅有名言：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沉寂的校园终究又沸腾起来了！先是一些人声明退出学校的红卫兵，又有头头退出学校红卫兵领导机构——红卫兵总部和学校革委会筹备组。那真是平地里一声惊雷！时兴的说法是“从……杀出来了！”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左冲右突，哪怕你围困万千重！校园一时舆论大哗，攻击冲出来的同学是什么“破坏大好形势”、“反对解放军”、“转移斗争大方向”，大字报铺天盖地，帽子满天飞。五月四日，我们红卫兵经过数日的串联策划，终于从全校所谓的大联合红卫兵中冲杀出来、宣告成立了！细雨蒙蒙中，召开了成立大会，群情激奋，斗志昂扬，振臂高呼，震动校园！c同学几乎是叫喊着宣读了由我和另几位同学起草的成立宣言、致敬电。大会之后是在校园内游行，是揪斗学校临时负责人。其他仍呆在原组织的人在蔽雨的走廓、门口、树下起哄，看热闹，可并没有一个人走出来阻止、干扰！一共一百多个同学，各个年级都有。情绪激昂，歌声嘹亮，脸红筋胀，声嘶力竭！没有了压抑、解放了的感觉真好！大家一下子成了老熟人，亲如兄弟姐妹。

此后有一个多月，作为少数派，我们也曾共患难。低年级的小战友们晚上被赶出宿舍，白天走出校门常常挨打，在校园里被对立面围攻、纠缠。仇人相见，分外眼明。“这不是有理兵么，来辩论辩论，看是你们有理还是我们有理。”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校园的角角落落，见了我们的人，就围上来一堆，说不上几句，就口出狂言、粗话连篇、拉拉扯扯、推推搡搡。你被围在一圈子人里面，谁动手动脚也看不清，想脱身也走不出去。没人搭救，那就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少数派的处境好凄惨呀！好在食堂的大师傅都和我们一气，还没有吃不上饭的时候。

辩论很激烈。学校到处是一堆一伙辩论的。辩论也要能说会道。我们班对立面一位同学有点木讷，一次辩论时，对方说他：“你看你狼狈不堪的样子！”他回击够快，只是急不择言，惶急之中脱口而出：“你狼狈堪！”弄了个一片哄笑！从此他就多了一个外号“狼狈堪”。有点狡黠、拐弯骂人的也有。也是辩论。我们这一观点的一群低年级的学生跟我们班的一位对立面的女同学辩论，提到学校一个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就说：“你们同他穿一条裤子！”女同学不假思索，说：“你们同他穿一条裤子！”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女同学见对方笑的不对劲，也明白了，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骂了起来，接着又哭了。这使我想起文革中的一个经典笑话。一个城市里，一辆公交车上，一男一女发生争吵。下车了，女的就骂了一句：“你看你个刘少奇样！”男的立马回骂道：“你才是王光美呢！”也下了车。骂的无意，听的有趣，四周围的人都笑了。那一男一女也想明白了，脸一红，头一低，挤出人群，一个朝东，一个朝西，走了。大热天在街上辩论，一头一脸的汗，唇干舌燥，嗓子冒烟！一个观点的就买了黄瓜、菜瓜来吃，对方见状只好休战撤军。

一天，正在屋里写什么，有人喊：你家来人了！出门一看，原来是妹妹来了，还有东邻大婶子家的三妮，也是妹妹。问有什么事，只说让回家。只好回家。到家才知道，村里有人赶集，看见我同人家辩论，高声大气，一头大汗，回家告诉了父母。父母不放心，就把我叫回去问一向。我说，没什么。都这样，天天这样。讲道理，又不打人。父母说：不念书就回家呗。回家干点活。在外边闹啥，乱的叫人不放心。正好那天村里有人杀猪，父亲去称了一斤多肉，炖炖吃了。傍晚我又匆匆回了学校。

一次，我们这一派的高二一个女同学W被围在小礼堂的主席台上，她就站到桌子上高声申辩自己的观点，可谓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那一幕，至今难忘！更难忘的时候是被围攻、被围困，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日子，造反派的男男女女围坐在一起，眼含热泪，一遍又一遍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似歌似吟，如泣如诉。大放悲声，哭成一片！悲伤，渴盼，欣喜，欢呼。同志心，战友情，患难与共，生死相依。难忘的一幕又一幕织成了那难忘的岁月和时光！


我的一九六七（十一）

记得开展辩论，低年级的同学对当时省里县里学校的形势、为什么从大联合中杀出来，说不清楚，有理讲不出。又是少数，一下子围上来五六十几个，七嘴八舌，我们的战友就被动受窘啦。我是奉了头头之命呢，还是义不容辞，就编写了学习材料。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的部署要求、我们的观点、面临的任务、与对立面的主要分歧，等等，分若干专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任务，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什么，关于革命的大联合，什么是革命委员会的革命的三结合，怎样实现大联合，何谓革命的领导干部……），从中央领导人讲话、中央文件、各大报的社论上摘录汇编，然后给大家讲，还印了问题解答，发下去，人手一份。主旨是：我们没有破坏大联合，也没有反对革命的三结合，他们才是无原则的“大杂烩”、“瞎凑和”。他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原则要求。真正革命造反的、斗争大方向一致的，才能联合。斗走资派的革命造反派，和保走资派的、当走资派帮凶镇压学生的保守派，势不两立，怎能联合？我们没有反对解放军。解放军受了你们的蒙蔽，他们一旦了解真相，他们就会支持我们，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没有犯方向性的错误，我们的行动代表了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将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方向。我们终于冲杀出来了！我们的行动好得很！革命永远无罪，造反就是有理！对立面说一千道一万，浑身是口，唾沫四溅，对我们的攻击就是这些，我们就顶着如许罪名。说透了，心里亮堂了。我们并不理亏。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这下子救了急，大家胸有成竹，理直气壮，会讲理，敢辩论了。

真理愈辩愈明，形势越来越明朗。学校的大联合（实则“大杂烩”）、筹委会（我们讥之为“凑委会”、“臭味会”）也支持不下去了。一夜之间，学校一下子成立了几十个红卫兵组织，教工也一分为二。虚应故事的大联合顷刻瓦解、作鸟兽散。形势一边倒，可并没有倒向我们这一边，而是另立门户、改换门庭、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继续对抗。对抗的理由，却变成了争“谁革谁保”，争正宗嫡传，争谁代表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斗争白热化。原有的斗争目标学校革委会筹备组及红卫兵总部不复存在，没有了，没有一个红卫兵还声言要支持要保卫他们的了。只有另寻目标，向上找。我们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县革委会筹委会，公开批评驻军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们的鲜明态度一下子将了对立面的军。他们的立场还游移不定呢。大势所趋，学校里当权派、既定之局保不住，就明弃暗保、丢车保帅吧。可县里的帅椅也摇摇欲坠、很是不稳呀。学校是县里的最高学府，带头羊的作用不可忽视，现在已是杀声四起了，看来县里当权派也是朝不保夕。他们保还是要保。但也不能撞南墙、一条道走到黑呀。他们不甘心，他们有决心，他们也还有力量。他们不能轻易放弃学校这块阵地。他们还要施压，将我们压垮碾碎。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还一再告讲诫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的对手、攻击目标正是这么干的。

他们暗中勾结县筹委会，蒙蔽煽动还不明真相的农村基层干部来围攻我们。我们的学校驻地远离县城，他们居然在这里召开“三干”会，全县几百个公社大队干部云集学校附近。他们也是一箭双雕：县革委会筹委会正日子不好过，自身难保，在县城开“三干会”目标明显动静太大，弄不好被冲垮了；到二中驻地去开，避了风头，也借机向二中的造反派示威加压。他们也用心良苦。那时公社大队一级干部基本没受冲击，当然他们也没冲击别人，对风传中的造反的学生正一腔子火呢。我们的对立面搬来了救兵，于是一大批农村干部进了学校，很快就与对立面组织打得火热，围攻我们，而且比对立面的学生组织更蛮不讲理。可我们作为学生又不能也不敢与这么多的农村基层干部作对。我的一个亲戚是大队书记，见了我，悄悄问：“你们到底谁对？大会上讲你们这一派红卫兵是坏人操纵，让我们不要支持你们。”我给他介绍了实情，他信了。他说，我们也是听吆喝，谁还愿意跟学生作对？哪个大队没几个上学的。我们就反守为攻，主动出击，向与会干部讲上上下下的形势，讲我们的立场、态度。干部们见我们又不与他们作对，学生反县里的当官的，他们愿反就反呗，毛主席号召造反，我们拦他们干啥？“三干会”许多大队干部就泄了气，不愿与学生为难。不几天，“三干”会也不欢而散了。在这几天里，对立面组织可狂了，以为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下子疯狂起来，见了我们恨不能掐死我们！我们也度过了最遭罪的几天漫长的日子。

这样不断交锋，一个又一个回合，对立面人数锐减。一些小的组织就垮了，有的声明观点，改弦易辙：“退出……”或“……自即日起自行解散。”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还有“横扫千军如卷席”，势如破竹……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从学校“大杂烩”红卫兵一夜崩溃，到这一次对立面的小组织纷纷倒戈，我们再次见证了这一点。对立面最顽固的一股势力，独标一帜，曰“赤色旋风”，一直对抗到底。到五月底六月初，麦收时节，我们这一派已站稳脚根。队伍也发展壮大，成了多数派。

收麦时，一些逍遥派、消极观望派就回家“抓生产”去了，对立面的人也走的差不多了。他们一时间成了丧家犬、孤家寡人，布不成阵，没了战斗力。一九六七年六月还是七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晚　学校一份贵重财产——一架小型收音机正传到我的手里。听了一个晚上，拨来拨去，睡意朦胧中一下子听到了一阵激越高昂的声音：“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某时某分，在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把音量调大，同学们都惊醒了，飞快爬起来，跳跃、欢呼，高喊口号。我们的对立面还不知道发什么事呢，等明白了，一声也不吭，就写大标语。我们又写标语又召集人。很快带人出去游行庆祝，一条街、一个镇子上的百姓都叫我们吆喝起来了。我们游行回去了，那一派的队伍才走出门。门卫是我们这一派的工人，他说：你们刚出去，他们又叫门。我说不是刚出去吗，怎么又叫门？我不开，他们急得跳脚！一大早，我们在校园开庆祝会，到开饭时间啦，炊事员就不给他们开饭，说：等等开会的，没开完会不开饭！学校的工人都讨厌当权派，同情造反派，给老保们吃了不少苦头。

一天晚上，他们的几个头目被我们逮往了，那个打呀。我不是理智派吗？就和几个同学钻到人堆里喊、拦、拉，也挨了一些拳脚棍棒。不知谁用电棒子一照：人趴在砖地上，不动了，头发都红了。我们高年级的几个同学就没命的喊：“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这才住了手。于是抬到宿舍，其中一个就藏在我的床底下。这也是个不要命的顽固派，不认错不服输。保护当权派最卖力的，后来的日子都尝到了甜头，也可以说沾了反文革的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谁敢公开反对？可死死地保一级当权派而且不惜变色变脸，实际上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与对抗了。不久之后，形势逆转，革与保大翻盘，他们还不是押对了宝？十几年后，中央出面否定文革，他们就更有理了。论功行赏，该当该分。不忿不行，也甭不好意思么。文革真的成了正果，我们这些冲冲杀杀的不也可能弄点事干干？你想不想、愿不愿、干不干是一回事，恐怕也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学校，他们那一派，光在附近几个县市任职的处级干部就几十个，科局级干部他们大都沾点边。当然，现在也到点下课了，可是一种权势、一种关系网络仍可能一脉相传。我们这一派，一直挨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才算熬出了头，大都考了师专，教师都让我们当了，连个当校长的也少有。该。这才是文革。自古以来造反就没有好下场。“造反是杀头的罪啊。嚓！”阿Q都明白。没“嚓”了你算便宜，还想官运亨通？

什么叫革命失败？这回总算尝到滋味了！立马兑现！历史不是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吗？激烈热闹冲冲杀杀没两年，风光没几天，换来的是一辈子的命运。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说一个人无论如何不能“狂”，发狂一时，代价终身。很有感触。可毕竟是年轻啊！哪儿有那么多的利害攸关的思考与顾虑？毛主席一号召，信仰，理想的驱使，革命大潮的诱惑，当然也多有成年人的劝阻，不也是挡不住吗？此后的年轻人没准儿还这么干！



我的一九六七（十二）

一位政治老师，中等个儿，白白胖胖，文质彬彬，脸上常挂着笑。夫人也教课？大高个儿？洋气？穿的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入夏一袭连衣裙，也风度翩翩。一子一女也洋娃娃一般。高中教了我们三年，哲学一类，深入浅出，杂以趣闻轶事，倒也风趣。文革不是一个观点的，见我还讲理，就好同我辩论。我也是好辩，得理不让人，似乎当仁不让于师。但有一次惶急之下，说他诡辩，他的脸色为之一变。但很快又接上茬，辩起来。过后仍常过招。他们那时正不占理呢，一次又一次，我们的弟兄们不耐烦了，训我，不让我和他辩论。“和他们有什么好辩的？”一次，大概我们俩正辩论着，围上来一帮子人，先是刺刺达达，拉拉扯扯，过后又打。我有些难堪，觉得他怎么也是老师，这样怕是不好。有人把我拨拉到一边，气狠狠地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和他粘起来没个完！他跑了，十几个人就追。追到食堂，炊事员把他藏到面柜里，又被找着，拉出来。打，跑，追。一头一脸的面粉，很不是回事。我们班的几个大个子赶快跑过去救驾，把他架到我们宿舍里。后来才知道：他也许是很顽固？很没人缘的？也许因为孩子得罪了一些人？是这样？不是因我而起？若干年后，当我们突然面对时，彼此一笑，但很快又陷入不尴不尬的境地，讪讪地，相对无言，居然没有说上几句话，就各自走开了！如果真有什么往事如烟如雾，这件事也就让大风吹走吧。

我们还响应号召，组织起来帮助夏收。这时我们在班里已成了多数了，有几个平素就老实的人站到了我们这一边。但也是无情无绪的，不自然，话不投机，也无话可说。一天下午，正在地里干活。忽然来了阵雨，都往学校跑，跑回教室。男男女女就一件布衫子，湿透了，贴在身上。几个人在走廊上避雨喘息。一扭头，一眼瞥见一位女同学胸脯那么高，两只乳房那么清晰地紧帖在透明的布衫上。一下子呆住了。那女同学似乎感觉到了异样目光的扫描，抻了抻衣襟，忽闪忽闪两只大眼睛，一扭头到教室里去了。我似乎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一时回不过神，心里不是味。羞辱？失礼？失落？因为她是与我有点特殊关系的同学，自然是我以为。虽则事过近四十年，人已是皤然老翁老妪，这声明仍是万不可少的。别占别人的便宜。更别玷污了她。

我是班里文娱委员，她个头不高，圆脸，胖胖的，也算漂亮。一双大眼睛真如秋水一般明净澄澈。嗓子尤其好。学习不够好。我是班里文娱委员，她是班主任为我特聘的干事，教歌唱歌的。曾同桌一年，也是老师的安排，“一帮一”。高二帮了一个，和她很要好的一个女同学。高三就和她同桌了。这几年“同桌”成了时髦题材，相声小品流行歌曲都盯上了。很腻就是了。我们真也说了许多话，但她学功课信心不足，帮不了什么。因此还说了许多各自家里的话。她是农家女，家境一般。有个弟弟，常挂在嘴上，几次央我给她弟弟起个名字，起了没有，也不记得了。话说到掏心窝子的分上，也是无话不谈了。老实本分，并无城府，我们也差不多的单纯吧。临近毕业，她也希望我报考文科，继续帮她。我没报文科，从此就分手了。她也想报音乐学院，可面试要去天津，经济上也不允许。她说了，我只有表一点同情。原来似乎都有点亲近依恋之心---这当然更是我的感觉，因我的无知笨拙，没心没肺，更有共同的单纯，不太可能再往更复杂更深的方面想，也许还有她对我的误会，关系没再发展下去。文革一起，再也没私下说过话；现在越发变得隔膜生疏，如同陌路人！这真是让人可悲伤感的事。搞的什么文化的大革命呀，误了多少真情美事！真是的。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对自己熟悉的女同学的敏感部位过敏过电。以前至多看看漂亮脸蛋，笑一笑，自自然然，大大方方。脖子以下是万万不敢瞄一眼的。

那个年代，穷字当头，穿衣戴帽，男女无别。冬深夏浅，肥肥大大。哪里见什么线、条、块？高二的一个初春，风已是吹面不寒了。同学们都还是一身棉袄棉裤，不是黑的就是蓝的。一次体育课，到校外操场上，同学们被体育委员从教室里轰赶出来。一通疯跑。见一个同学弯腰系鞋带，体育委员赶上来，喊了一句：“快点！”就用膝盖对着蹶起的屁股一顶。并没有顶倒那同学，但那位同学一回头，体育委员才知道糟了个糕：原来是女同学Z！Z同学早已羞红了脸，露出嗔怪的眼神。他窘急无状，一时无语。过后大家仍照旧上课。没有什么邪念，没有产生邪念的土壤及环境。不是装正经、假正经，而是满眼满世界只有正经！至多朦胧一阵，徘徊徘徊，就暂且按下不表了。班里也有几个勇敢分子，想再往感情方面走走的，也是没有章法，不是昏了头、中了邪，就是仅朝雷池靠半步就又缩回去了。成了一对。打埋伏有三四年，才敢见天日。我们当然都很高兴，都当成了自己家里的大哥娶亲、大姐嫁人那样快乐。

那时我们都年轻，却与讲究穿戴无缘。当然是穷，再就是革命的俭朴的时尚。有人有好衣服，当然不是不让穿，不是不能穿，不是没谁穿。文革前提倡节俭朴素，文革一起才霸道起来。不让穿奇装异服，烧！如果以前啥都没有，烧什么？穷人自然过的是穷日子，普通人过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多数人过的是差不多的日子，而有钱人过的仍是有钱人的日子。

有钱人也多的是。电影《千万不要忘记》里，一个工人家庭的儿子买一套西服要花148块（那儿子给未婚妻写信，说什么“无限的空虚”，一时成了同学之间互相打趣的口头语）！我的天！俺们高一的语文老师的爱人从上海来探亲，穿着花花绿绿的连衣裙，还烫了发！同学们追着看稀罕，女同学最为踊跃。俺那小市民的小心眼的老师还真着了恼，急赤白脸，指斥我们“不懂礼貌”！他们还不算真的有钱人。看看文革初期公布的一份高收入的材料，我的天！比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月400块多一点的收入多得多的，多得多了！三高呀，私方厂长、工程师，拿定息的……看人家过的那叫啥日子！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看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里的叙述，历经几朝几代的世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且不倒架。那贵族气派！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贵们，那个暴发户丑态，一看就是***没还吃几天饱的，捧着一缸醋，一边惭愧去吧。我们一听老师一个月拿五六十块，都替他们发愁：这么多钱，咋花呀？这才哪是哪呀！高高在上者大有人在，差别与不公正一直存在。在一个笃信平等公正的社会里，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意味着对立与仇视。现在的更与时俱进的最新说法就是：不和谐。要不，文革一上来破“四旧”、抄家那么凶，一些权威挨斗，也是事出有因，不全是革命激情吧？



我的一九六七（十三）

我们这一派最旺盛、最是炙手可热，而对立面没戏、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这一派都讨厌的班干部好像也前来归顺靠拢，但一见便知，全无诚意，我们更没一句好话，没说几句话就被嘘走了。非常奇怪，这些见风使舵的人没有一个认错的。只说你们做的对，大方向正确，不说他们错，绝不说。若干年后，看《王明传》，在延安整风时，王明就是这么个态度。毛主席说：王明同志，你不要说我们今天对不对、好不好，你只说一说你以前错在哪里就行了。王明就是一个字的错也不认。我想：还是心不服啊！形势所迫，跟着走啊。但错不能认，认了，以后翻盘就难啦！唉，那时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恨不共戴天，谁有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们的愿望？谁又有和解宽容、“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度量？常念一条毛主席的语录“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可哪里有什么精诚啊！此后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你上我下、你方唱罢我登场；此后的更加激烈冲突，几近于你死我活；还有最终的更为惊心动魄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时机不到，不能太天真，讲温情。许多事情不是凭想象、凭美好愿望、凭个人情感能决定了的。那时我就成了“讲策略、懂政策、顾大局”的温情理智派，并因此常常受到来自内部的批评、讽刺打击。俗话说，“不到火候不揭锅”。揭锅之后才真正能看出谁性急天真，谁持重老辣。太理智就是太天真，也必定心慈手软。

Y县大局已定。以高二学生L某为核心的领导层开始向县城转移。还向各公社派出代表，争夺战在各公社激烈进行。积极同省地一级同类组织挂钩，争取支持，更要争取承认、接纳为下属组织。成立宣传队，准备一台节目，随时开往各地庆祝、慰问、宣传、造声势、扩大影响。学校已不再是中心，不再是大本营。整个夏天和秋天，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开到县城。是谁的指派呢，整整一个夏天，我留守学校，一时好像成了留守负责人。那时已办了一张小报，有我班同学L及高二的一个学生负责编排。我也参与了一些工作。小报迁往县城，我就投稿，也兼分发。留守处的宣传、印刷传单就由我操办。还有一些杂务，抓住了就干。一次，临县的工人造反团成立，学校的一个工人得到消息，说该去祝贺，借机扩大影响，就找大红纸写贺信，由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了会场。到了，会也散了，我们留下贺信，就走了。又一次，宣传队在邻县演出，对方接待热情，演出也成功，临走告别，该有人出面答谢一下。宣传队认为该头头出面，不知是那位头头的主意，就让我代理了。不知道坐车，不会骑车，就找C老师用自行车带去。晚上演出、讲话，第二天宣传队步行返校（四十多里吧），我又坐二车子回来了。还在大部分学生都在校的时候，我出面主持了几个批判大会。当然是大批判。分几个专题，找一些同学老师写出稿子，过过目，就大会发言。当然也联系实际，批驳学校对立面的一些谬论。一连开了几次，一次几个小时。我作为主持人之一还即席演讲、评点。当时影响不错，很成功。也就是“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在当时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语句。

应该说，我对文革的理解到六七年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才更清晰一点。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目标，一时看不清，难达到。夺取权力就明摆着了。戚文一出，打倒刘少奇已成定局，指日可待。中央打倒刘少奇，省地县有没有小刘少奇或曰刘少奇的代理人、同刘少奇一条线上的？文革到了六七年，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大联合、大批判、夺权。把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揪出来，还有刘少奇的“黑六论”，批臭了、斗倒了，夺权顺理成章。破旧立新，也使全国人民受到教育。以前还真看不出这一点。

文革之兴起，一波三折。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是第一个回合吧。斗争在下层上层都有，主要在上层。“五一六”通知下发到县团级（六七年一周年时公开发表）、五月二十五日北大第一张大字报问世、六月一日向全国广播，到七月中旬毛主席从外地返回北京，五十多天，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派出工作组，走五七年反右的老路，把矛头指向了一批老造反学生：一些地方党委在揭批“三家村”及邓拓在各地的代理人时“顺理成章”地把一些本地的文艺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学术权威揪了出来，搞什么“丢车保帅”。出现了所谓“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的倾向，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被毛主席发现，及时制止。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又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因此才有八月十八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召开。那时很迷惑：才开始呢，怎么就庆祝胜利了？我们的行动晚了何止一拍、两拍。第二回合斗争在全国逐步展开。学生打先锋，很快冲垮了校当局，接着杀向社会，工人靠后才起来。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一波接一波，革与保阵线比较分明。保守势力一时强大，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还有农民进城，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造反派处于困难阶段。解放军介入，雪上加霜，造反派被打压，逮捕的不少，还有遭遇开枪镇压的。毛主席党中央二三月份宣传大联合、三结合，正是造反派倒霉、我心中也最为迷惑的时候：套用一句当今流行语：一时“找不着北”，文革就这样见了眉目、结束了？后来中央干预，造反派势力抬头、扩充。中央上层在二月怀仁堂风波之后平稳了一阵。四月戚文发表，等于点了刘少奇的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进入比较明朗的时期。机关干部工人中的造反派成了主力军，造反的红卫兵扇风点火、当先锋的作用降低。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一个单位的问题还要靠这个单位的人起来揭发、批判、斗争。毛主席批评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时就讲了这样意思的话，不能包办，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一些走资派、权威的问题，只有他单位的人才了解，才能解决。这一二回合，我们几乎走了过场。

第二回合中后期才渐渐明白点大势所趋，知道要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全面夺权了。谁来夺、桃子该由谁摘、胜利果实属于谁、群雄并立，中原逐鹿，究竟鹿死谁手？群众组织就来一场实力大拼杀，分化、联合、重组，大打出手。该谁出面夺权要争，以谁为主要争，有资格分一杯羹的分多分少要争，解放干部孰优孰劣、解放谁不解放谁、结合谁不结合谁要争，于是群众性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斗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候。天下大乱，形势一度失控：武汉“七二0”、北京围攻中南海、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七八九三个月后，局势也日趋明朗，从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上海夺权，到年底，有九个省市自治区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六八年是六七年的继续和发展，也很激烈，但也稍稍和缓一点。一九六八年二三月右倾翻案成风，失去权力的人还在，心不死；面临被夺权的呈现最后的挣扎与末日的疯狂。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大局已定，造反必胜。下半年（九月五日新疆西藏自治区革命委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十一月底又召开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从中央到省一级来看，文革的一个大目标也算实现了。六九年“九大”一开，人心思定。乱子仍不断，就是按下葫芦起来瓢，都是局部性、地域性的，全国性的少了。

群众组织锁定在学校、单位，又有上山下乡、干部进“五?七”干校的大规模的运动，城市人口中文革中的主力军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流向乡村及偏远地区。造反也好，保守也好，群众组织冲冲杀杀的使命宣告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还在进行，则已是一级又一级的政权运作，革命已完成从无序即无法无天向秩序即有法有天的过渡。何况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有的已“三进宫”（“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必然触及他们，因为“造反派里无好人”的说法早就是舆论满天飞了，而如前面议及的，造反派就是受压派、牢骚派、对现状不满派，根正苗红、工作先进者固有之，本人及家庭社会背景相对复杂一点的不少，也是实情），有的被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成了权力中心的一员，他也就不可能再在权力圈外别树一帜。在重大活动、纪念日、节日，也许还要露露面，平时则无声无息、无所事事。直到毛主席去世，守灵的还有红卫兵代表。一九七六年的国庆节之夜，在***城楼上举行的座谈会，首都红卫兵代表还发言呢。他们可能已是类似文革前后的学生会、团委一样的组织，有好学生充当了吧？以政权为中心，为动力开展的“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虽然更激烈更残酷更无可逃避，但涉及的人群大大缩小，针对性强，出面的是专案审查小组。



我的一九六七（十四）

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在Y县表现突出的是一直滞后，到六七年下半年，总算跟上了形势，与全国的进程大致同步。县里也有了全省统一的四大组织，上行下效，亦步亦趋，比着葫芦画瓢。八月中旬（八月十三日？）发生了几场武斗。一天晚上，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撤到一片树林子里过夜。终于打起来了，有点紧张，有点兴奋。有时也因为太平静、太平和、太文明、没有见血、也没死人而失望不满。这还算场革命吗？杀他个人仰马翻、人头落地才痛快解气呢！

那一次造反派有几个受了伤、吃了亏。于是就有去省城告急之说，各大组织派代表。我出于渴望了解外地真实情况的心情，坚决要求随行，也去了。本来住校，闻讯急匆匆赶往县城，赶往医院看望受伤的同学，然后就随团出发，坐汽车、坐火车。火车上又碰到县筹委会组织的学大寨代表团，其中一名公社书记被认为态度恶劣、没资格去大寨。到济南站我们下车时，也将其拉下。出了站，我们煞有介事地拉开了白底红字的横幅，上书“Y县告急”几个大字。大家呼着口号，到了省革委，在大门口静坐。已是午夜，天仍热，路上还有闲人。见有人示威，上前问：“哪里的？哪里的？死了几个？”一听没死一个，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围观的人们从我们手里取了一份告急传单，也散去了。原以为天大的事呢！原以为轰动省城呢！原以为人山人海等着我们演说事件真相呢！原以为某个领导出面接见、听取控诉、发表讲活、印成“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某某在接见……的讲话（未经本人审阅）”（那时候，这一类传单----从中央到省市地要人的讲话，也太多了，大都是一个模式），有了尚方宝剑、打道回府、一举将对立面吓趴下、压垮碾碎、“一朝夺到权、便把令来行”呢！竟无人理睬！头头说，把横幅收起来吧。留几份材料散发。一会儿，里边出来一人告诉我们：先找个地方往下吧。有问题明天去接待站反映，不要再来这里了。我们也就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到接待站，一大院子人，哭的叫的，排不上号。有人说：有熟人的，就找门路吧。这里也解决不了问题。告急团的核心走了。没正经责任的也散去。我也乐得自便。在接待站转一转，见一个女青年哭诉着什么。围着一些人听，一会儿，一个人听出点名堂，高声问到：“这么说你是‘百万雄师的？’”女的不解的应了一声。这一下子了得，七八个人一齐喊：“这里有个百万雄师的！”武汉“七二0事件”刚过，“百万雄师”是中央点名取缔的保守组织（反革命组织？），连中央代表王力谢富治都打了，百万雄师就成了钦犯，后台说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也抓了起来。激于革命义愤，“百万雄师”那时真是人人得而诛之。那女的如梦初醒，才知大祸临头。幸好有个仗义的，关键时刻吆喝一声：“头头坏，一般群众不坏！她要是坏头头，在武汉还不抓起来了？她也跑不到山东来。”人多抬不过一个“理”字，这“百万雄师”的女兵才算解了围、躲过了一劫。

在济南待了一星期，在大街上常见辩论的。已是不耐烦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剑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上来就撕掳、就打，已不稀罕。穿着军装的男女（后来听说是济军卫校的）也敢在大街上动手。武斗也有。一次，还到医院看望一个伤号，打的不轻，救护车还在一趟一趟地拉。是济南上大学的学长，还是表姐单位的同事？表姐家住在大明湖，表姐、姐夫两人都上班，都参加了群众组织，先保后退又造反。党支部、头头叫保卫党，那得保。有我们工人在，谁反党咱也不答应！可后来毛主席说学生造反不是反党，把头头们冲冲烧烧也是经风雨见世面去去骄气，咱更得听毛主席的。不去保党支部了，还是支持学生，也参加造反，保卫红色江山、保卫毛主席吧！两个人都不识几个字，写大报也找人。也见到了正在济南学习的三哥，他带我逛了山大、山师几所大学，见了他的同学。观点一致，就热乎，无话不谈；观点不一致，就话不投机，相对无言。

省城最热闹的是山大，中心话题也是山大。山东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夺权，因意见不一致，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批老造反就抵制夺权，因而落在新生政权权力中心之外，被压被抓被强行解散。于是成了新生政权的对立面。以山师为中心的红卫兵和以济南一街道办的小厂为头头的工人造反派就同山大为代表的造反势力（红卫兵有，工人及其它行业也有）较上了劲儿，而真正的保守势力却作壁上观，坐山观虎斗。山东造反派的分裂不仅是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及其旁支下属一大势力的不幸，也是全体山东造反派的不幸。山东造反派在全国垮得早，这也该是原因之一吧。当时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的大本营在山师，山师政治系的一个学生是头，已进省革委当副主任。山大的人上不了街，一露头就抓，撕袖章、胸章。八月十八日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山大做了充分准备。一个又一个方队，统一着装，天天操练。大喇叭里播的是林副主席语录歌：“今天老子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就死在战场上了！”很是悲壮。可真到了八月十八日就惨啦。队伍被冲得稀里哗啦，人被打得东倒西歪。别说重整军威啦，既定的游行路线就没走下来。济南人那个同情，可没办法呀。一个省好不容易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中央护着呢。那有功夫理你。

山东造反派的分裂很有代表性，很典型，在全国很普遍。这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极其重要的曲折，也可以说是教训，也是挫折。损兵折将，内耗不止，严重地削弱了新生的力量。说明短时间内兴起的新生力量确实也先天不足，后天无成。人才，接班人，新生力量，需要大风大浪考验，更是要期以时日，让时间来检验。

在济南呆了几天，该玩的也玩过了。大明湖游了，“三面荷花一面柳”，只见了一片片绿的荷叶和垂柳。趵突泉看啦，泉水上喷，水势够大。还去了北郊动物园、几个公园——人民公园、青年公园。爬了千佛山、英雄山。几处热闹的所在，泉城路、二大马路、纬二路、火车站、大观园、八一礼堂都逛了不止一次，文化西路大众日报社也去。年轻精力旺盛，好奇心强。就是没钱，胡乱转悠。城市里的人仍上班的上班，逛商店的逛商店。一大早也还惺忪着双眼，穿着背心大裤衩子，买豆汁油条。比乡下人舒服多了。告急没多大结果，说是见了一位副秘书长啥的，表示支持，也只有如此了。不几天就回了。



我的一九六七（十五）

县城里仍是斗，可形势总算跟上了全省全国。驻军终于在八月里大转向，正式开大会表态，改为支持我们这一派了。这也是全省至少是一个地区的统一行动吧。他们表态的原话却是“坚决支持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及其下属组织，坚决支持……”三个“坚决支持”，有一个是属于我们的，也就行了（另一个就是贫下中农造反指挥部，省地有了，Y县还没成立分支机构）。九月十几号开了万人“拥军爱民”大会，一个小县竟有几支驻军，都参加，武装部长代表讲话。表示曾经不相能的两方现在己经是“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了！形式而已。军队是服从命令，革命造反群众组织也要靠山。以前想靠不让靠么，现在解放军同志主动伸过手来啦，你还不赶快跑过去抱个结实？后来的发展证明：面和人不和。一旦翻脸，下手也够狠的！对立面再一次捣乱，那天也开个什么会，也没搅了局。在县城必难有立足之地，他们仍不死心，头头和骨干仍然上窜下跳。他们先是走上层路线，你挂靠四大组织，我也挂靠。亲不亲，路线上分。话不投机，几句话就露了馅，是革是保分的清。不让挂靠，还不让支持吗？于是到省城、到他区发表声明，支持省、地四大组织。但一说到本单位，那就坚决不改变立场、不放弃观点。那有什么诚心啊！保守组织的喽罗很快作鸟兽散，跑到乡下“避暑”去了。

县城也成了我们的天下，无所不为。什么叫“横行天下”，就是此一时了。好歹都有住处，大小机关全占完。一个也是我们观点的低年级同学，个子矮矮的，黑黑的面孔，眼睛贼亮，牙也白。有点狡猾的样子。管着没收来的红卫兵旗帜，不少。他的办公室兼宿舍就是原县委一个机关干部的宿舍。睡的就是棕床，真宽，那么有弹性，够气派。还盖上了绸子旗，滑溜留的，真舒服。我说，小心变修，再斗就斗你了。他笑了笑。一天，听得他那里沸盈反天的，走去一看，原来四五个人围着他、指画他、训他。我义不容辞，插进去为他辩护：“干什么？几个人围攻一个人干什么？”那些人说：“让他说说他干什么了？”还是我顶着：“他能干什么？干什么也不能这样待他！”几个人见我凶，就朝我来了：“他是不是你们一伙的？你们造反还兴撬门别锁钻窗子？”我一听傻了眼，问他，还是不吭声，我心里就明白了。我不能就此服软呀，谁知那一伙子是何党何派持何政治立场，一家人关起门来啥话都好说，只是家丑不能外扬，在对立面前丢人现眼可不行。一问，才知那几个是共青团县委机关的干部，也是支持我们的。缓和一点了，他们又说了几句，就交给我了。我瞪了他两眼，没说什么，走了。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他偷偷摸摸不是一回了，往家倒腾了不少东西。唉，长江大河东流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呀。

我们班十几个人住在一个什么局，两排房子、一个院、一个大门，向北开着。我们住里边的一排，两间还是四间，东头一间是局长卧室。局长四十来岁，中等个子，胖，一身好肉。正挨斗，难得消停一日。那时兴游街，天热，陪着押着头头游街真不是好差使。不知谁出一毒招：自己游！几十个大小当权派，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牌子，手里拿一张白纸，几十上百个造反组织，一个一个要走到。到一个地方，自报家门，自诉罪行，然后签字放行。一天一遭。没有五六个小时，走也走不下来。走路不怕，就怕碰上找茬子的。挨一顿臭骂，吐一身唾沫，涂一身浆糊、墨汁，塞一脖子稻草。临走再挨上几拳几脚，非让你栽几个跟头，叫滚出去。唉，真难为他们啦。这位局长是个军转干。原来是团级，现在是科局级，降了？据说一个月工资百十块呢。也一肚子牢骚呢。每天喝啤酒，那时就是青岛啤酒，一床底酒瓶子。我们只管住，不管他们局里事。他有时也和我们搭讪，说几句话。他是南方人，听着好笑，听不懂。一天，一个大老爷们吃着喝着，竟“哞哞”地哭了起来。这一时，挨斗的都是次一等的当权派，县里的几个头子倒清闲了。县里书记县长两个“一把手”，给他们一人一把砍刀，修理树枝，也没人看着。一天，从他们身边走过。两个人举起刀，一个作出砍向另一个的姿势，还念叨着：“好好干！不老实，砸你的狗头！”另一个也不示弱，举起斧子：“我也砸砸你的狗头！”这可是判了“死刑”、等待处理的Y县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呀！悠闲自在，自在悠闲呀。看来，走资派也还是当得的。

在县城，还办了一件为牛鬼蛇神翻案的事。说来新奇大胆。他们上街游行的一天，可热闹可轰动啦！这是个什么队伍啊！老弱病残不说，穿的长短不齐，又不洁净，头发胡子都特长。好像刚从地狱里走到阳光下面，蒙了蔫了，精神垮了，魂没了。身子站不直了，手举不起来了，眼睛睁不开、不敢直视了，笑也不自然、笑不来了！我们这一派的头L某走在最前边，高呼口号。我说：你成了为牛鬼蛇神鸣锣开道的喽！谁的创意、谁的策划呢？事关重大，无人敢于过问的事，居然就一举成功了呢？他们正是“四清”收尾结合文化大革命搞出来的，戴了帽子，开除回家。回家更不得安宁。他们回来了，住在一个招待所，全是分子。也叫人以群分吧。有我初中的语文老师，还有年龄并不老的老校长。就去看了一次。见了老师，拉着手问了几句话，就没什么说的啦。一个那么高大慈祥体面的老师，弄成了什么样子呀。委委琐琐，支吾木讷，在自已的学生面前一下子矮了半截，似有所求。百感交集呀！敬爱的老师，你的学生又能干什么呀？一时间，几疑一切如梦。一切都发生过，又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眼前又明摆着。时光能够倒流、梦魇也能消失？这一次翻案平反成功，并没有持续多久。是接了上级的指令，还是又出现了反复，反正他们又被撵回老家。这一去就是十几年，到七十年代末才平反。据说，我的语文老师又回了学校，过了几天安定日子。我的老师之中，他是最让我怀念而愧疚的。

在县城搞了一阵革命大批判，中央有号召，这是大方向。上海一月夺权后，中央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与革命的三结合，找不到共同点，怎么联合？解放军来了也不行，联合不成就压，就撮合，结果只能是凑合。于是又开展革命大批判，以革命大批判开道，促进革命大联合。从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为开端，从中央到省市的各大报纸，一连几个月，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大批判文章，包括重量级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批刘少奇的修养，批刘少奇的“黑六论”，反击刘少奇的什么新反扑，姚文元九月初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可谓连篇累牍，铺天盖地。批判矛头直指刘少奇的“黑六论”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大概是给大家做出样子吧。一开始不知如何下手，后来见人家都抄报，也学样，抄！开大批判大会，谁发言谁抄;墙上贴的一片一片的大字报，抄。文革后流传的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两校（指北大、清华两所学校的大批判组，得风气之先，级别高、分量重，署名是“梁效”。但两校行时较晚，登台亮相已是七三年评儒反法的时候），由此而来。还有大批判专栏，插图、花边、饰物、编辑，颇费功夫。建在大街两旁、机关门前，大小高低不一，鳞次栉比，又成了两面墙，密如今日广告牌，而公司之类多如牛毛也像极了那时的红卫兵、造反队。也是铺天盖地。但是，理论的东西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材料又没什么太多的新鲜东西，热闹没几天，就没人看了。当然，批判对象的“罪行”云云，大约也记得一点，谓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也不为过。挨批的反正都是大人物，太岁头上动上，听点稀罕也记住啦。记住多少、记得准确不准确，就因人而异了。



我的一九六七（十六）

没有了对手的日子是寂莫的无聊的，感到了胜利的悲哀。革命大批判成了空对空，本地的走资派也过了几次堂，揭发、交待、批判，就这么些东西了。上纲都上到执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可也就是执行呗，硬往上挂呗，他也没有什么发明创造、自己另搞一套。你批了一遍又一遍，一开始以为你们啥都掌握了、知道得倍儿清呢，有了天大的罪过呢，万万不能承认，也是硬顶。受了折腾，还不是大势所趋、见一个认了都认了？认了也就认了，不是也没有杀头吗？饭让吃，觉让睡，听不见了火烧打倒的口号，被弃置一边等待处理。建国十几年啦，哪有今天悠哉游哉一身轻。连江青同志也看下下去了，说：小将们！不能大意！别让他们一个个养的胖胖的，在一边享清福。要斗他们！批他们……除了造反派头头，正筹划着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其余的众喽罗谁还操他们的心？死老虎么！同刘少奇有私人来往的、有历史问题、出身问题、作风问题、对群众态度不好的，多受点冲击、多遭点子罪，后来也是不了了之，当成臭狗屎，不管不问了。忙的忙，闲的闲。造反派最忙，走资派消停。当然对立面头头也没闲着，走资派也并不都是等待处理、静观其变，心里也舒坦不到那里去。

造反派头头忙，小兵们消停。最消停的日子里，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在一个大广场，整整一天，我的song同学就扶着后座，让我学。他本来就胖，累得他一身汗。我几次说不学啦，他都不吭声。折腾到下午，他终于撒手了。他又让我骑了一圈又一圈，就上路啦。在路上骑没问题了，就是不知道躲人。两眼看把、看脚踏、不敢向前看，能下不能上。我可高兴坏了！我会骑车了！我的song同学，谢谢你！刚学会，光想骑。有一天就骑着车回了家，四五十里，楞是没敢下车子！后座上捆着被子什物，掏腿又不会，下来就上不去呀！

还是闲，无所事事，无事则生非。干什么的也有，干什么也没人管。赖在县城里有，东游西逛；回家的不少，干活。逍遥派也早就逍遥复逍遥了。还有散兵游勇、独立大队，跑单帮去了。我们学校有一个出身不大好的，平日里也是独来独往，一搞文革就不见了人影了。多少年后，才得知他先是回家代课教几个学生，说是糟蹋了一个女学生后逃亡到东北，过起了隐名埋姓的日子。改革开放已到了九十年代，他突然西装革履出现在学校。请客。请了同学请老师。高谈阔论、意气洋洋，俨然一个衣锦还乡的大款。说什么多年没见、想的难受、无奈创业难呀，穷忙。有了点名堂，成了远近闻名的什么企业家、公众人物，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忙，分身乏术！一曲“常回家看看”把我唱回来了。不是还有爹娘、还有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吗？不是还有师生如父子、同窗如手足么！听说校办厂有点困难？听说还是老班主任负着责、作着难？我怎能袖手旁观！我那里有设备、有技术、有出口许可，你们就搞来料加工、也算入个股吧。不用多，先期投入二三十万就够了。当年收回投资、还能赢利！我看你们还是派几个人先考察考察，了解了解业务行情。这是帐号……这是名片……老师同学皆大欢喜，天上掉下个大财神！天大地大……爹亲娘亲……还考察什么？那不是见外了不是？有名片、有帐号、还有一家老小在乡梓。你那能诳……是不是？赶快凑款吧。酒还要喝，一直喝到钱汇走，他也走了。从此又没了人影！班主任可一命呜乎送了小命！

学校还有一个女的，家就在学校附近，也是跑的没人影。一九六九年二月底，我穿上了军装，就要坐火车走。一位穿着出众的女郎走下火车，对着我笑。我有点纳闷：这里能有谁认得我呀？可巧，一块入伍的一个同学就在一旁，他也见着了，拍了拍我的肩，说：不认识啦？这不是某某么。一想，噢，是她！亲爱的同学，久违了！原来您进了城了！“她怎么在这里？这几年咋就没见着她？”“她是只鸡！你怎么见着她。”见我仍不解，又说：“打野食吃的。连这都不懂。都出来游逛几年了。”我似乎明白了点。他们是一个班里的，怪不得知根知底。

那年代，基本上风清弊绝，可社会污浊也没绝迹。县里召开了一次公审大会，一下子判了一二十个，无非是偷盗之类。有个女的，十八岁，已跑遍了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就是偷。判了七年。同学C告诉我：公审的那天，两个人押一个。主席台上站了一长溜。宣读到谁的判决书，就让抬起头来。那女的一抬头露脸，全场一下子“啊”了一声，真漂亮。判七年，出来才二十五岁。C言语之间有几分惋惜。我虽未亲睹芳容，可也有几丝儿遗憾。

文化革命革到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真正无序，天下大乱。一些混水摸鱼的人也有了可乘之机。这恐怕也不是Y县一地如此。记得一九七二年春，我到省城火车站接人，在出站口附近蹲着.一个漂亮的女青年出现在我跟前，也蹲下，问这问那，没话找话。不好意思，可也没马上离开。那女的自然也不走。我已感到了她还有话说，而且未必是我能够接受的，就找个由头走了。谁知第二天在大街上看到一辆游街的卡车，有一个挂着女流氓牌子的竟是她!有什么办法，这也是断不了种、绝不了根的。不买不卖就干净了？偷的摸的也挡不住。

某年月日，我的文件夹里多了一份外调材料，领导说放着，别让别人看。我看了，就是一对狗男女的花花事么。女的主角，部队一个医助的妻子，在公社医院干护士；又是烈属，双方老人撮合。女的就是放荡，丈夫也不是东西，谁先谁后也说不明白。女的耍赖，什么打我呀，我没办法云云，一共写了几行字。与她偷情的男人似乎也不是一个，但比起女的就老实多了。一个男人有交待：一次次，一处处，说的分明。什么车站旅馆，公路下面的涵洞，村头卖茶的老太太的一间又矮又黑的茅草房里……都成了他们兴风作浪的温柔富贵乡。



我的一九六七（十七）

此前此后，中央下了两个通知，一曰停止串联，各地在京、京在外地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联络站撤回原单位。另一个通知是复课闹革命。停课先是半年，又延续半年，现在总算到头了。中央的决定形成的背景和动因也是出于对乱相的忧虑与干预吧。我们是毕业班，无课要上。我们回校干什么？也是着急关心，也是百无聊赖，就大着胆子给中央文革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电话局给打，而且熬到十点钟以后还打通了！七八个人围着一部摇把子电话机，拼命的吵、喊叫，以为声音越大对方听得越清呢。后来平静下来啦，声音也小了，也听到了。是北京的，讲普通话呢。问有什么事，就问我们六六级怎么办，国家还招生吗。当然没有给什么答复。能给什么答复呢。说是正研究，有了结果再答复。泄气，失望，无奈。于是撤回校园。

三哥早已来了信，并寄来了学生证，要我去他那里。现在无所事事，就去吧。于是去了济南，因票上注明三日内到达有效，就在山师玩了一天。他们有外事任务，迎接还是欢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谢胡来了。他们又送我到火车站。到那里刚天亮，满耳朵听的是人力三轮车与自行车的特殊的铃当声，像鸟叫？步行去师专。师专在市南，有十几里呢。到了，三哥不在，下乡帮助秋收了。我就睡了。下午三哥回来了，自然亲热无比，说是说话有哑嗓音了，粗重了。校园傍山而建，由低到高。出了校外，进市里又是由高到低，急拐弯，大陡坡，说是险峻亦不为过。第二天流览市容，去海港，见了正冰冻的一箱又一箱的大对虾，说是出口的。还去了海边，坐在乱石头上，一边看着海，一边吃苹果。三哥说这是最浪漫的。第一次见大海，很高兴，又有点无端的恐怖。这样的广阔，这有的深邃，这样的总不肯平静，周而复始，时空无限，何时是个了，何处是尽头，就有点茫然。洗了澡，照了像。又专门去苹果园，看了那挂满枝头、压弯了枝条的、长了薄薄一层白膜的苹果。硕果累累，硕果累累呀！清香浓郁扑鼻。漫山遍野，无边无际。真喜人呀。在这里劳作，喜的合不拢嘴，还有个累么。住了几天就回去了。又坐火车。火车还松快，都有座。临上车三哥给买了两个馒头、几块炸鱼，用纸一包，塞给我。特别交待，鱼骨是能吃的，不要扔了。车是开往青岛的，我到城阳站下车，拐到即墨大哥家去看看。车票是津埔方向的通票，到蓝村该补票。我没补，心里发虚，本来学生证就不是我的，坐着不自在。就让查票的叫走了。下了车，补了票，几角钱，又有二角的补票费，只觉得花的冤枉。

大哥有了五个孩子，两男三女。女孩先到，最大的才八岁。两个男孩，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多一点，刚会走路。五个孩子又是农业户口，一个月五六十元的收入，生活不宽裕，也就是能吃饱就是了。我喜欢小孩子，可没有钱，带着一小排孩子上街，只能买一点糖块。孩子们急着伸手要。就这，大哥还说我，别乱花钱，不要惯他们吃零食。我心里好一阵酸楚。这已经是我们家的第三代了，他（她）们一落地就是新中国未来的小公民了。难道他们的童年不应该比我们好一点吗？是好一点了，不挨饿了。可这就是他们的童年了吗？不能更好一点、有零食吃、有花衣服穿、还有几个玩具吗？住的倒是独门独院，只是租赁的屋子太矮太暗太旧。大哥说，给批了地了，很快就盖了。大哥是苦水里泡大、苦日子过惯的，知足。但说起文革，也有不平之气。说自己单位的头头不象话，揭出来一些不干不净的事，以前谁知道？就知道干活，一夏天穿烂三个新背心子。当劳模，当先进。毛主席共产党号召造反，我也造反了。造的什么反呀，不就是写了张大字报，批评头头官僚、贪图享受、搞女人啥的。别人早批了一百遍了。这下子捅了蚂蜂窝了！“让你当劳模还造反，好！查你的三代！”以前给领导和同事们说过，老人不会持家过日子，吸过大烟。他们又想起来了这档子事，就派了人去老家调查，说是旧社会能吸大烟一定是地主富农。老家的老人们一听乐了：种大烟是日本鬼子让种的，家家种。男爷们有几个不吸的？八路来了不让种不让吸，就不吸不种了。这算个啥。一个村子里还有他家再穷的？这才没让他们抓住把柄。没抓住把柄就没法子收拾你啦？报复的手段多啦。反正大权还在他们手里。这一会儿他们正挨斗，他们顾不过来。将来翻过来，看他们怎么厉害吧。住了一天，我走了。送行的饺子洗尘的面，都吃了。哥用自行车把我送到火车站，又从布袋里抓出几个零钱。我不要，见哥只呶嘴，就接过来了。


我的一九六七（十八）

回去没多少日子，又和C同学去了济南，算出差。本不该我去，耍赖才去的。那时只有向外跑还有点兴趣，别的什么也干不下去，坐不往。但是上济南也办不成什么事。文革快两年了，我们毕业班的学生怎么打发？没有文革已是大二的学生啦，考不上大学回家干活不也娶妻生子成了家了？现在是个什么了局？我想，如此这般考虑个人出路的，不在少数。大学里、大中专里窝着两届毕业生，都到了挣钱养家糊口的年龄，各奔前程不是更现实更需要更迫切吗？我们下边的六七届习惯上仍叫高二，不是连高三也过杠、正常情况下也进了大学门吗？我们上济南是上访。那一时上访的非常多。省市一级新政权才成立七八个，一级又一级的革委会正在筹备之中。有的两派或几派仍在打、斗，闹派性，争高低。正常的渠道没开通，有事要反映、要呼吁、要下情上达、要解决，只有受组织之托或者干脆就是为一个人的问题上访。我们俩在济南转了几天，可以说不得其门而入，找不到一个部门或是一个人能够负责地回答你的问题。不是没有同道，刚才说了，许许多多人的一大现实问题么，而是上层没有考虑到这些。他们面对的是更大量的、也更急迫的其它问题，是武斗、是大联合、是新生的政权的撮合与催生、还有更具体更大量人群提出的问题。

我几乎没抱什么希望，有点玩世不恭。这个问题太大，我俩个想问个究竟，连门也没有。没办法，也不值得认真。我就想逛一逛、看一看，累了乏了就回去了。C很是认真，两个人也得有个负责的，他就是负责的。今天去哪里、找哪个部门，都有个计划。花多少钱也得记在小本本上。认真得有点琐碎。他是非农业人口，父母从教。他初中起就住校，独立生活，免不了生活上的小算计。这也是习惯了。但这似乎与我对他的整体印象有点不吻合。他也是激情浪漫、视野开阔、敢说敢干、风风火火，有时亦不免咋咋呼呼，也没什么大的城府心计、狡猾算计之类，也没有傲视一切、故作高深的拿捏作态吧。

同学之中，如果有几个是我极想见到、又怕见到，见到有一肚子话要说、有一大堆问题想问、真见到了可能不知从何说起、相对无语的，他就是其中一个。同学六七年，离别快四十年了，至今仍没见面！经常问、打听，他的现在与行踪是我常挂念在心的。因为走了异乡，远离同学，一切都中断了！保留在我内心的一切印象，都冻结了，静止了，化为一座雕塑、一张油画、一帧照片（我们这一班同学是不是连张合影也没有？），一串串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有人头像的底片……一切似曾淡去，一切正在变得清晰，似乎又活转在眼前。那时我们正年轻。我们拥有我们的再贫穷不过也再富有不过、再简单不过也再复杂不过、最具活力与激情而又是难以承载这激情的羸弱的躯体与空旷的大地、当时没拥有的一切会拥有、而已拥有的一切后人却再也不会拥有的青春。读了王蒙的《青春万岁》，尤其是开篇诗，我曾为我已逝的青春追悔不已、涌出了泪水，我也为我的与我当年一般大的学生们的青春年少祝福。而今，行文至此，我要为我们的青春骄傲。美好的一切属于青春，属于永恒。而一切曾经的不愉快、不和谐、小报告、假积极、妒忌、较劲儿、急赤白脸、隔膜、不理不睬不正眼看、大言不惭、也许还有什么摆不上台面的不三不四，都早已成为过去，化为风，化为烟，化为子虚乌有。它们大都属于幼维，也属于贫穷，属于历史。历史留在我们身上的陈迹，时代抚摸我们的印记。只有脑袋里有些进水、有点贵恙的人才会将这些事体记在心里，挂在嘴上。时代无负于我们，我们在那个时代长大成人；我们无愧于时代，我们从那个时代走来，并不无依恋与怀念地告别了那个时代。我们走过来了。我们生活过、依然生活着。我们过着的本该也许是另外一种生活吧？谁知道呢。

至今仍然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有福啦。我听说，自己的终身大事，生儿育女及儿女的谈婚论嫁、还有第三代的出生，双亲的寿诞生老病死，也许还有三亲六故的头疼脑热，你们都往来、存慰、庆贺。一辈子同学岂止三辈子亲？我如侧身其中，一定会感受来自同学的关爱与友情，也会见证忠诚、善良、勤奋与融洽，更多的欢声笑语，连绵多年的奔波与清苦，无穷的琐屑与无奈，白发与皱纹，喜怒哀乐，人情之常。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不也是大同小异？一切可以想见，一切可以推知，一切又是那么急不可耐地愿闻其详。亲爱的同学们，你们过得可还好吗？



我的一九六七（十九）

济南上访无功而返。在十月份，毛主席两次发出“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号召，十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再次发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最新指示。学校里人是多了，热闹了。但除了惹事生非，还能干什么呢！归顺的人越来越多，不愿声明归顺的也来了。对立面的头头及中坚借口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仍然不进校门。复课闹革命是毛主席的号召，毕竟也是他们的权力。只要进了校门，不惹事，谁又能把谁怎么样呢。到了校外就不行了。对立面垮是垮了，可不认错，更不服输，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充分理由断定这还远不是结局。谁笑到最后，谁笑的最好，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们人还在，他们仍在笑。他们的据点在乡下，居无定所。台上的啥时候也忘不了台下的。有通风报信的，弄准了，也抓。冤有头、债有主。交战这么多回合了么。逮住了就收拾不轻。他们也没闲着，常住在城西关回民区，也不断兴风作浪，就是劫道逮人呗。更是往死里整。

一次，我们的L头被堵往、抓去打了。正吃午饭呢，有人报了信，都扔下饭碗去救人、追凶手。L头被送往医院。其余的就没命的追。我那天正在家呢，同学L提了两只鞋，气喘吁吁到了我家，喊了一声：“某某，快去追人！他们把头打了！”我还待要问打人的人呢，L已经跑出去了。我也跑出去了。街上热闹了，一街筒子都是奔跑的同学。几十个同学都跑的脸变了色。一问才知道，凶手从城西关一直往西南跑，已从我们村子里穿过去了。这已是十里路了，他们还能跑多远呢。又追了四五里，他们进了一个村子，再没出来。这里是江苏地界，又是他们的一员的亲戚，不好办了。在村子一周圈转来转去，村里的人也往外打量我们。没敢进，一直等了小半夜，也是担心受袭击，就撤了。你有初一，我有十五。他们的头也让我们逮着打成了烂头羊。谁也别客气。我呢，一次与任作战部长的L同学结伴回校，也叨光受了次失算的袭击。

在这些焦躁无望的日子里，县革命委员成立了。我们的L头是常委。全校哗然。我们校是县里唯一一所完中。我们的组织是县里造反最早、人数最多、发挥作用最大、影响最广、远近闻名、响当当硬梆梆的革命造反组织。革委会设好几位副主任，作为四大系统群众组织（工人、农民、红卫兵、其它各界）的头，各有一位。这红卫兵的一位非我们的L头莫属。可却让设在县城的一个中学（初中）的初中的学生占了去！说什么我们学校远离中心不便工作，可当初造反冲杀，我们学校的学生动不动三十六华里往县里跑，你们一个个求之不得、若大旱之望云霓，怎么就没什么人说什么不方便了呢！分明是权欲熏心，初中学生的头头年少好控制，完中势力大、尾大不掉、难以制衡。一把交椅刚夺过来，还没坐热乎呢，就动起了争你大我小的念头了。昔日推心置腹、联手对敌的战友，今日成了勾心斗角、一决高低的对头了！虽说“一阔脸就变”，可这也太快了点。闹内讧也太早了！学校里到处一片愤慨！连“杀到县城”、“退出革委会”的话都喊出来了。可大势所趋，又有什么办法呢。L头只有劝慰安抚：顾全大局、维护得来不易的大好形势之类。大家就骂他“草包”、“装熊”，他也就笑笑。

军训团又来了。己是冬天了吧，穿着棉衣，还有大衣。最高领导是谁不记得，只有一位连长老在我们班，其他的军人常来请示他。他就是最高领导？中等个儿，块头大，黑黑的，威严也不刻板，不多说话，见面也主动笑一笑，算是打招呼。是老兵。打过老蒋没有？入朝作战确去了。还有一位指导员，年轻，学生兵，小白脸。有话说，也愿意说。这一次不比上一次，少了点剑拔弩张、敬而远之，多了些融洽、亲近与随和。同第一次的级别高、风风火风、高傲高调相比，这一次确是低调行事了。反正他们在变，我们也在变。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就是军训，做思想工作，硬性的指标及期限都没有。而且从后来的发展看，他们也就是扎下了根，“常驻沙家浜”了。直到一九七二年，城市中学既有军训队，又有工宣队。而一九七三年企业还向自己的学校、附近的大学派工宣队。没有当务之急，也就少了些权宜之计。没有了紧紧张张，没有压力，平平和和。但对形势现状的不满与无奈，却也是掩饰不住。我们的一统天下，我们是主人，我们不用怕谁。于是就自觉放松、主动亲热、不把解放军叔叔当外人。有时还敢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套套近乎，放肆放肆。怎么训的？每天操练？向左向右看齐开步走？也许是吧，也许有吧。但我记得更多的是在教室的活动，就是读报讨论。一讨论就离题千里万里，没点儿正经。指导员不打断、不插话，只是笑着。有时听着还行，跑题不远，话题也说不上多么俗，就也插进去，扯几句。当然是想扭转我们东拉西扯的大方向。指导员是上高中时入的伍，文化水平在部队是最高的啦。入党提干进步都快。有几天，他提出和我们一块学习毛主席诗词，我们就安静了好几天。学，背，讨论，津津有味。那时发表的是三十七首吧，抄，背，都记住了。一天，我们请指导员讲讲部队的事，他就岔开了。问他的首长，他说：我一个小兵怎么能知道他们的事。难道他知道我们不怀好意、要借机报春天的一箭之仇？后来我也当了兵，才知道一个基层干部，“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哪有机会与团一级领导打交道。建筑工程兵（打坑道的）连排班各自为战，当兵一二年，见过营长就稀罕。当官的也不过是开会才能见个面，认识认识罢了。请他讲个战斗故事，他害羞似的笑了：我还真没见过战场硝烟是什么样呢。好吧，我就讲讲张连长的事吧。先讲了在朝鲜打仗艰苦呀，受冻挨饿……我们说：快别讲了。受冻挨饿，我们都经历过，啥滋味永远也都忘不了。他笑了。“哪讲啥？”于是讲了“学生兵、文艺兵刚上朝鲜战场、怎么不听招呼送了命，志愿军战俘……”“战俘？不是宁死不当俘虏吗？”他说：看什么情况。战争是残酷的。战场情况又瞬息万变……不讲这个了。又讲张连长的家庭，老人妻子儿女。当兵快二十年了吧？家也顾不上，一年一次探亲假……心中有些凄然。那么威武，那么可爱，却原来……还是来点高兴的吧。“指导员，你媳妇呢？你和你媳妇也一年见一次面吗？”这就是闹，就是庸俗无聊，就是寻开心，玩笑玩笑。指导员也笑一笑，也接了话茬：“她也上班，就在某市……”见指导员没心思说，我们也别纠缠了。做思想工作就难啦。这些个冲冲杀杀、无法无天、楞头楞脑、宁折不弯的学生，一个个都是强种、倔驴！你让他坐下来都难，别说促膝谈心交心了。一个大思想工作就是说服我们在校的一派让全体学生返校，不同观点的也让来。来了要热情、要团结、要有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胸怀，都是阶级兄弟、一根藤上的苦瓜、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就这样过了一二个月。没发生什么矛盾，没出什么难题，没有什么不愉快，可也没建立什么深厚友谊。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春天支左时留下的阴影下进行的。那时红卫兵对解放军太崇拜太尊敬、期望太殷太高了，而解放军又自以为是、操之过急、对学生的伤害太多太深了，此后又从没有真诚地道过歉。毛主席不是说老干部和军队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么，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革命群众。标准明确具体，真正做到也难。他们也没真正转过弯来。现在造反派得势，他们是如此谦和，一旦造反派与保守派大翻盘，他们的表情该又如何呢？我以为，让军队支持造反派是很滑稽的事。军队是政权的象征，秩序的维护者。让军队同无法无天反传统反秩序反对现政权的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是很不自然、很尴尬的一件事。



我的一九六七（二十，完）

后来是征兵。带兵的是新疆的，也是我们一再追问之下指导员才讲出来的。先是体检。第一关，在操场上溜一圈，报了名的几十上百个排成一行、围成一个大圈迈开大步走，大夫在中间盯着。他用手一指，指着谁谁出圈，也就是淘汰出局了。我也报了名，只转了一圈，就被喝斥出来了。因为指我几次，我装没事人。可怜煞也。没办法，就去纠缠指导员：不是体检吗，我就体检一回吧。反正高考体检已经快两年了，就让我查查吧。指导员被缠不过，就去给要了一张转圈后发给的合格证，我就得以进入体检程序：视力、身高、体重、血压、外科、内科……一路过关斩将！晚上透视——最后一关，又合格！我乐坏了！我与指导员有约：只要身体合格，就让带兵的带我走。指导员说，还有父母同意呢。你父母再同意，你当兵的愿望就百分之百实现啦。体检完已是夜里八点，我从老师那里借了辆自行车，就往家冲。这两天刚落下一场大雪，四下里一片白茫茫。只有发黑的才是路，也冻结实了，只是疙瘩成片。我心急火燎，一个劲儿猛蹬，车轮飞转，车座狂颠，车把发颤直打晃。幸好没翻车。村里真静。父母已歇息。我告诉了体检合格的消息，再三再四央求不要拦我。父母很干脆地答应了。

我当夜返回学校，一夜难眠，心里就翻腾个没完。班里另外有几个同学也验上了，并最终穿上了军装。只记得一个姓甄，一个姓田，都不是我们一个观点的。原初二有一个班，居然一个没验上，身体不合格。都在透视这一关打下来的，说是肺部有阴影。一冬天，他们猫在教室里，吃住都在。窗户用纸糊死，又用床板从里边抵死，弄的不透气也不透亮，大白天开灯，一天到晚点炉子取暖。先烧煤，煤不够就连破桌子破凳子也烧。困了睡，醒了玩，饿了吃。连门也不出。是不是还吸烟？烟熏火燎，空气污浊。总之折腾了一冬天，把肺搞坏了。我们的L头也验上了。同学们、战友们、众喽罗自然不让他走，以为他一走群龙无首，而且与上边打交道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没了，我们还不成了没娘的孩子！但L离意已决，任谁也劝不进去。他也是无奈之举。将来既然形势险恶，变化莫测，则不如现在就趁机一走了之、离开是非之地。L是因为对未来没什么信心才毅然决然地走的。事实上也没什么难以割舍的。有关方面也无意劝留，而军训团则极力鼓励，暗示到部队一定受重用。L很顺利地走了。我却没走成，指导员说是老人不同意。我气极。跑到家去问。母亲说，没谁不同意。问我，我正烧锅呢，一低头烟熏着了，淌泪了。那个当兵的就一连声问：大娘你别难过。不同意就不同意，没什么。我急忙说同意。他们就走了。咋还说我不同意？多少天以后，见我死了心了，母亲才说，没说不同意，就是觉得在外上了七八年学，没个结果，说走就走了，还那么远，不舍得。

这一次征兵走了不少，一共有40多个吧。头走了，老保也走了。一转眼，摇身一变，一身崭新的军装换上，就成了解放军叔叔啦。那个神气！当时天下大乱，农村学生再也别无出路，当兵该是多么叫人眼热啊！当了老保也能当兵，眼看着好处叫他们先占去啦，同学们最是咽不下这一口气。他们政审合格吗？带兵的用的什么标准？带兵的几千里之外赶来，两眼一抹黑，一定是武装部捣了鬼了。他们是坐地虎、地头蛇，啥情况不清楚。一锤定音，还不是他们说了算？该走的都走了，不该走的也走了，多少人想走又没走成。一片冷清，还有遗憾。校园里装不下太多的遗憾。
说要发毕业证了，还要照片。一定也是上边的旨意吧。省里？中央？县里不敢，学校没胆。办了没有、何时发的，我是从未见到。直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才让三哥去学校开了一张证明。初中三年，高中又三年，加一年，再加半年！就凭一张纸就打发啦？渡过七八年时光的学校的大门，从此就对我们关上了。无限伤感，无限惆怅。不愿说再见，也没有久别重逢似的再见。当初兴冲冲慕名而来，今日无长无短无结局、黯然神伤而去。这就是结局？这就是结局！一十二年寒窗苦，一事无成回家来。愧对养育我、陪我受了十几年苦的父母亲人，乡里乡亲面前，脸面又何在呢。

青年需要激情，激情属于青年。青年是航船，激情就是涨?姆绶。青年是草原，激情就是欢腾奔驰的骏马。青年是天空，激情就是蓝天白云、激荡的风雷。青年是大海，激情就是无风三尺的浪、波涛滚滚。没有了激情的青年，那就是古水枯木，就是一条癞皮狗！不死心，不死心。一轮苦闷，一片牢骚，一阵争吵，又一番冷静。就产生了去北京上访的念头。对！问问去！我们就这么打发啦、被抛弃了？为什么没有人问一问我们？停课造反时没人问，复课闹革命没人问，而今撵回家更是没人问！我们成了任人驱使的没了魂灵的躯壳？世界还是不是属于我们的？

几次三番策划，居然成功！是谁的支持，居然县革委都同意了？他们也关心我们的出路？还是更扒望着我们快快离去？批准去四人，批了240元钱。足够了。从我们最近处坐火车到北京才要十一二块钱，加上汽车票，来回路费有二十六七块就够。皆大欢喜。军训团当然是不会同意的，可他们坚守一个原则，只管军训，别的不干预，也就默认了。谁去呢？争来争去，有了点眉目。第一，去过的不去了；第二，能反映我们的问题、不辱使命的。就确定了四个。也是不平衡，也是闷得无聊，有人又提出，钱够花，为什么不多去两个？如果钱紧，少待两天也行了。没人反对，没有理由反对。又是一阵争来争去。又增加了两个。商定好了：春节初几到学校集合，一块坐汽车走；因为我的家离学校近一点，钱就让我保管。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内心的激动是难以言表的。上访是第二位的，上北京才是最重要的。上访只不过是个幌子，是个借口。谁能答复我们的问题？有多少比我们碰到的问题更重大、更棘手、更迫切、也更纠缠不已难以了断的问题，堆积如山、急如星火（十万火急！）？即便有人考虑要解决类似于我们的问题，那牵扯到的人也有百万千万之多。那些城里的娇子们不是更要优先吗？我心里是一点希望也没抱。就是一个念头上北京，上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到天安门广场！但是，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第一次北京之行却成了一生的屈辱和怨恨！是失望与绝望！是跌入万丈深渊、掉到冰窖里才会有的感觉！当然，同学和学校在我们返回不久就知道了、传开了。但我本人直到今天——事过近40年，没对任何人讲过。不想讲。说不清也不想说清。尽管当年这种事体并不少见，而今这种事体更司空见惯。我还是不想讲。当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写不下去，已停笔一天啦。



我的一九六八（一）

回家后窝了一些日子，后来就去了县城。县上正开“四干会”（县、社、大队、生产队），也是春节过后一年一次的例会。应召去会上帮忙，帮什么忙呢，就是领几天的餐证，吃几天有点油水的会议饭。散会了，玩了几天。一切似乎都已就绪，各就各位。当年冲冲杀杀人人敬畏的我们，如今则成了无所归属，无所依傍，不得其门而入的、没有任何身份的打杂的！就这，大家仍都眼热。天奈僧多粥少，不能都留下。同学们商议之下，说我家的境况不好，让我留下来。我也不痛快，就这样为了混一碗饭吃而寄人篱下，被人瞧不起？不如此又怎样呢。那时就差下最后的决心，回家务农去！死了上大学的心！死了混天聊日的心！

有一二个月，我先后和三个人出差。第一个是年龄相当的师范生，六六级的，刚分配的。在Y县革委会宣传组公干。说是地区要开批判大会，Y县有一篇发言稿子，他去发言，我陪着。于是准备稿子，准备差不多了就去了地区。没坐车，坐的微山湖的船。真好。虽是春寒料峭，一片萧索，可平静清澈的湖水仍让人一时俗虑皆消。而坐船的感觉真好。机动船，可乘坐几十个人。湖里有几个小岛，有几户、十几户人家。船靠码头车靠站。船也停靠一个个小码头，也有人上下。后来就进入大运河，进入市区。河道窄了，水也不洁净清亮了，两岸人家又都破烂肮脏、不堪入目。好在也就上岸了。这也是一次新体验。

住进地区招待所，双人间，白白亮亮、温暖如春的房间，洁白的被单，干净整洁的被褥。茶具、洗刷的脸盆、痰盂也有，还有桌椅。同伴说，这还不是最好的房间。好房间是单人间，双人棕床，有套间，有沙发，吃饭到小餐厅。那样的房间，县以上的领导才住得。县以上的领导就讲究排场舒服、摆阔气，那么地区以上、省以上的大官呢，一定也都有与其级别相适应的更为讲究也更舒适的待遇了？这一切都是革命工作所需要的吗？那么战争年代一级又一级的头头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又是如何革命的呢？他们那时的艰苦奋斗总不至于就是为了今天的待遇与享受吧？那么今天环境好了，将一级又一级的干部的待遇细细的明明白白地规定出来（包括什么样的办公桌椅！）又是为什么呢？革命队伍的纯洁性怎么保持呢？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先急急忙忙把自己的干部同普通百姓分开隔开，在干部内部也搞个三六九等分个明白。这里面究竟有多少革命需要的成分、有多少论功行赏也来享受一下子的成分？武革文革，什么革命也革不掉排场和等级，还有特权。说当官有瘾，这么周到的特权诱惑着，能不上瘾么。牢骚发完了，气消了，先住下吧。行啦，这就很好了。这就是我的天堂。得享受且享受。我心里想。

他忙我不忙，他有心事我无所谓。都是同龄人，当年他考了师范，今天成了吃公家饭的；我心高气傲考了高中，如今落在空地，成了蹭公家饭的。他也并不自负自得，至少他还是很注意别伤着了我的自尊心。他给我提到一个人，一个女的，我们俩共同的同学：我初中的同学，他师范的同学。漂漂亮亮的，怎样没德行，把学校里恋爱了一二年的一个同学蹬了，找了一个原副县长的还是一个局长的儿子，并且急急忙忙结了婚。她的前男友就气不过，对人讲：***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亲了摸了都不算数？早知道我把她舌头咬下来！如此男女，一笑一笑。过了几个月，我在家乡代课，与这位女同学在一个公社。是漂亮，也不全在长相。在一个没人打扮的环境里，敢于精心打扮的女人是漂亮的。穿着出众，香气袭人。也许刚新婚不久，恋着小家庭。公众场合一冒面就走，不与人多说话。见了我这老同学还站下来问一问家常，已是很赏脸了。

在地区就是逛、玩，太白楼没开门，人民公园有几只猴，火车站一天一趟的客车，纵横几条马路，够宽的……像个无头苍蝇，无目的地打转转。批判大会完了，就回去。回去还是无所事事。又和本班同学Z一块外调，到了菏泽。菏泽简单的很，一条东西街，叫“东方红”大街，长长的，东头有个汽车站，中间有个百货店，完了。也是地区所在地，较之我们的地区所在地就差的远了，简直没法比。还去了汶上县，后来又去了梁山。

去梁山就是三月底四月初了，天有时也热起来，柳树也见绿了。其中一位，一个教音乐还是体育的老师，矮矮的，好整洁，洗刷认真，不厌其烦。但别人告诉我的是，他因鸡奸受了处分。也有说是同性恋。总之怪怪的，让人不可接近，但他却是主动热情，话多，有点女人作派。外调的对象是一位副县长，说是参加过梁漱溟办的乡村建设学校训练班。到底是怎么回事，查个清楚。但梁是怎样一个人，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绅士、开明人士、是民主人士？搞乡村建设实验打的旗号是为了让农民过好日子，实质是为地主阶级培养人才。这是外调前上头交底的话。副县长的简历也看了，中学毕业后参加过乡村建设培训，以后就参加革命了。去问了一些老人，老人们谨慎的很。但说起梁漱溟，还有话。办乡村建没，又是训练，又是实验，很有热情，影响不小。没说什么坏话的。至于副县长这个当时的学员，则少有印象，能记起有这么个人的就少有，什么言行就一无所知了。去梁山从济宁坐汽车，经嘉祥、巨野，没有沥青路面，沙土路。一路尘土飞扬，车窗外全蒙上了一层土，又是盐碱土，沾上很难掸下来，从车里往外看什么也看不清。梁山是座石头城，围墙屋墙石彻的多。招待所也干净。歇了一天，打听了要去的地方，说不通车，去可以骑车。就租了两辆自行车，一大早就从梁山县城东行。不远有一条大河，很宽，但没了一滴水。河底也长出了星星点点的青草。过了河再走几里，就进入了沙窝窝地。沙土深的没了脚。车是骑不动了，推着也难。原以为就一段，几十几百步，谁知没边没沿、没头没尾，一二十华里！在庄稼地里干活的男男女女也站在地里看着我们的狼狈相而发笑。原以为一个多小时能到的，结果走了三四个小时。去的是馆驿公社，那样老古董似的一个名字，好奇，印象深，至今还记得。没有找到要找的人，还要等几天。只有回梁山县城打长途电话请示。请示的结果让回去，我们就回去了。以后没安排什么活。也许是有人暗示，也许是感觉如此，我该走了。早走晚走一个走，还是走了好。这样没长短没说法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的文革经历快要结束了。文革至此已过去的岁月，是一个中学生红卫兵在组织内的文革经历，时间一年半多一点，事情也大体是这些事情。红卫兵虽然还没有全部退出政治舞台，但我和我们班、我们学校的应该毕业离校的红卫兵已是退出政治舞台了。据说学校六八年也开始招生了，红卫兵一类组织还存在。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他们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做了什么事情，就不得而知了。此时的文革经历，我是直接的积极极的参加者；其后在文革的经历，我作为社会的一员，基本上是旁观者。



我的一九六八（二）

先说一说Y县的文革。Y县的文革在一九六八年的秋末冬初发生了剧变。一夜之间，革委会里的副主任、一个造反派头头与一个老干部（就是我外出调查的那位副县长。解放了？结合了？他与那个造反派头头是翁婿关系？）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捕，Y县革委会成员受牵累不少，以四大组织在Y县的下属组织为基础的革委会随告垮台。另一派已经蛰居一年之久、卧薪尝胆虎视眈眈、见有机可乘就一下子从四下里冒出来，以一贯正确一直受压制的身份冲向了政治舞台，充当了揭批斗争迫害原造反派组织的打手和急先锋。这几句是原汁原味的文革语言。我不能避而不用。而且我以为只有用这样的语言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当时的情态。不少描述评价文革的文章，那过于爱憎分明的咬牙切齿轻蔑不屑的文字更容易误导读者。公开的复仇是快意的、疯狂的。一次，在一场揭批造反派头头的大会上，原先对立面的头头正无比愤慨地控诉，突然他冲向批斗对象，抱着被批斗的头头的脑袋就咬了一口，咬掉了半个耳朵！全场为之愕然！其后是一阵疯狂的口号声压倒了一切！其时那头头早已被折腾的半死不活、有气无力、站立不住，须由两个人搀扶着接受批斗。Y县两种力量翻了个个！很快出现了大的反复。但省、地仍是革命造反的四大组织在内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权。上边察觉Y县形势逆转，地一级曾派要员率大队人马进驻Y县，“常驻沙家浜”，开展所谓反“复旧”（全国范围内都出现“复旧”现象：原班人马，走老路，搞老一套，排斥新生力量。所谓被冲击、被打倒的干部“亮相”、“解放”、“结合”，走了过场，一个个官复原职，革命造反派失势受压。发动反“复旧”，意在敲一敲、整一整老干部，也许还有革委会里的解放军或整个驻军。以重振革命造反派的雄风。

山东当然也出现了这种“复旧”情况。当时的山东革委会负责人王效禹在全省推行这一运动，他同济南军区、老干部搞不到一块，声势大，力度不一，有派仗再开、战火重燃的危险。全国刚在九月初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中央对王效禹的做法显然不认同。从县城到公社，有面有点有突破口，也打击了、撤了一些打击新生力量的“复旧”的人物。Y县又翻了半翻，保守势力再次受到一定打击，革命造反派又抬了抬头。但还没有形成“一边倒”、一派牢牢控制权力的局面，也就是革命造反不彻底、反“复旧”煮了“夹生饭”。好景不长，不过半年，“九大”之后，山东省的革委会主任犯“反复旧”错误（他的头銜是“资产阶级政客”）被拿下马。省里的造反派头头因此也受牵连而被冷落被抛弃走向毁灭、而对立面东山再起？Y县文革形势急转直下，Y县文革到此也大致画了句号，所谓“老保翻天、一派掌权”的大势己经形成。而Y县的剧变不过是一场预演、山东全省也从此演变成“老保翻天、一派掌权”之势？是谜也不是谜，谜底早已揭开。从全国而言，造反派夺了权，一直掌握了十年，除上海一家外，余者不闻。这也说明，从夺权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在省市以下早已成定局。

我们这一派无论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农民的造反组织也随之垮台。仅仅垮台也还不怎么惨，是被粉碎摧毁的，头头抓的抓、关的关、判的判，一般成员都树倒猢狲散，一个个丧魂失魄，成了过街老鼠。造反一年半，受用终身，一生受累，全家及亲朋故旧受牵连。造反派也是响应号召犯了错误，一次错误就断送了前程。一些老干部一来运动就整人，坑害人，可依然官运亨通。这所谓体制外与体制内的整人在结局上如此不同，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否定文革后一些人受到清算，但另一些人却以文革中曾受冲击迫害而掩盖了在多次运动中整人的错误与罪孽。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信然。

Y县的剧变在一般人看来确是没有征兆的。省党报一篇以“Y县粉碎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为通栏大标题的报道就是一颗在Y县地面引爆的威力无比的原子弹！是粉碎在前、报道在后，还是报道在前、粉碎在后？抑或是二者不前不后几乎同时传达到Y县人民的耳朵里？绝大部分人确是从报纸上得知的。如果完全是报纸报道的那样，也完全没有必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如此果断决绝而又神秘兮兮紧张兮兮如同对付一场兵变！什么也没有，手无寸铁的一伙人，几大造反组织夺了权成立了革委会。过后没多少日子又借口说他们中有人是反革命而摧垮了！这也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有没有这个反革命集团。报道里全是子虚乌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的话。所谓反革命集团也在八十年代平反。这说明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当权派及其追随者并没有死心，他们仍然有自己的渠道、势力以至后台，并通过他们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深深懂得兵贵神速以快制慢的重要性，泰山压顶之势更是不给对手以任何喘息翻盘的可能！他们紧紧盯住造反派并试图抓住他们的每一个失误，寻找机会、以求一逞、反戈一击，致对手于死地，夺回自己失去的天堂。他们做到了。二三年的轰轰烈烈，省报的一篇报道就成了一盆冷水，把一场运动完全浇灭。


我的一九六八（三）

这是一九六八年秋末冬初的事。在这一年里，文革运动在一些省市仍在激烈进行，几派力量彼消此长，反复较量。全国全党全军又发生了一些大事，毛主席党中央也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涉及范围之大及人员之广，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早春时节，打倒了“杨余傅”，批判“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批“多中心论”，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倾黑风。不也是平地风波、突如其来么！又是“小爬虫”，又是“变色龙”，猛批一通！文革中风云变幻，某些人走运与倒霉、甚至生与死，都是转眼之间的事。某省省委书记在被冲击、打倒之列，别人亮相结合了，自己依然吊着不放下来，一颗心也悬着。“九大”闭幕公布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居然榜上有名！激动不已，一时泪如雨下。被揪被斗被扫地出门，“昨日座上宾，今朝阶下囚”，也不稀奇。

所谓“打倒杨余傅”更是一团迷雾，迷雾一团。至今史书议及这件事也作为疑案笑谈。发起人是谁？都是走了什么程序？上层几多人与闻其事？没有统一说法。不问这么多，事是发生了。小道比大道快。大标语上街多日以后，生产大队的头头被召到县城里听林彪讲话录音，那已是四月份了。

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布了“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从工人中选拔养技术人员”的指示，传递了“大学还是要办的”信息。连大学还办不办也要讨论、也要毛主席批示，我乍一听，笑了：这不是太有点滑稽了吗？当然喽，非常时期，非常之举，毛主席操这个心也是很现实的。后来，与我个人经历有点瓜葛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因此得名。比较大的企业都开办“七.二一”工人大学，许多普通的工人进了学堂，上了大学，也学了一些知识，更有不少人因此仕途通达、春风得意。

一九六八年八月初，毛主席还下令“工人阶级管理一切”，派工宣队进驻学校，收拾那些闹派性、顽皮闹大了、不听招呼的红卫兵小子。毛主席的意图非常明确：收。从六七年初就给红卫兵下了一道又一道究竟也不知有多少道“金牌”：停止串联！实现以班级为基础的大联合！复课闹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消灭派性！红卫兵要整风！军训！搞斗批改！“现在是红卫兵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可北京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五大领袖”被中央文革宠坏了，连毛主席的话也敢打折扣！解放军叔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你们还不当回事呢。这回让你们尝尝工人大爷的手段！他老人家疼爱工人心切，把外国人送给他老人家享用的芒果也给了工宣队啦。你说工宣队还不舍了命的消灭派性。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又下达了上山下乡的指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上山下乡始于五十年代，那还是鼓励提倡，一般是志愿，且属个人行动。这一次就成了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七年，历经十年，先后有近千万城市初高中学生离开城市与父母，志愿的，也有不太情愿以至被迫无奈地，上了山，下了乡，见了他们可能从没没见过的，经历了他们更没经历过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甚至做梦也末必梦到！他们的命运与人生因此也发生了改变，有了更多的曲折与坎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大批学生被欢送走，大中专学生也开始分配或集体进干校，学校、社会一下子安静了不少。

还有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的柳河“五七”干校，在《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也有批示。精减的也好，有问题的也罢，还有在职的，机关干部下乡劳动。但老弱病残除外，体现了他老人家的一贯的区别对待的策略和人文关怀。拿着工资，带着行囊，来到一块地方，也许条件好一点，也许就是不毛之地。按部队营连排班编制，自己动手，盖房种地，批判学习。也是一去七八年，来了，解放了，任用了，走了；放假了，过春节了，也走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临时的营盘临时的兵”，进进出出，也是一景。当地百姓乐了：一月拿上百块钱还种地，这种出来的东西多贵？谁吃得起？那么大的官，那么有名的作家、演员，种地啦，养猪放羊赶鸭子啦，不亦乐乎？不知不愠不亦君子乎？后来不少回忆就只剩下“戚戚惨惨凄凄”。而杨绛女士的《干校六记》，写得苦中取乐，笑杏欣幔小处着墨，大处显神，格调风流，与众不同，就是“潇洒走一回了”！

还有县以下小学教师下放到大队来办。这就有点惨了。在外教书多年的中老年教师，在原籍哪里还有家可归？幸好也许是没有全部实行，不然乱子就惹大发了。这个馊主意是我们那里的两个小学教师发了昏上的一本，让姚文元看中了，就在《人民日报》上发号召。

你看，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大中专学生分配，高初中生上山下乡，干部进五七干校，军宣队工宣队又开进了大中学校（县以下农村中小学，包括医院，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都派驻了贫下中农管委会），县城以上的城市还有没有什么人在搞运动、大忽隆呢？

红卫兵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及初期主要的冲冲杀杀大轰大嗡的力量，震惊了世界。但青少年就是青少年，有勇无谋，初生牛犊不怕虎，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积极起来势不可挡，消极起来油盐不进。困难时抱团亲如兄弟，胜利了各自为政互不服气打派仗闹无政府主义。有几个有头脑的想深了想远了，也可能想偏了，渐渐疏离运动，多数则久不耐烦，不斗不批、一走了之、当了逍遥派。真正出了名掌了权眼看成点气候的，也没几个真行的。狂的疯的不听招呼成了挡头、“绊脚石”，终于闹到毛主席耳提面命发了怒，看来不忍心撇开你们还真不行！年青人不能宠不能惯！这一次派工宣队又派军宣队，双管齐下，一下子就结束了少数红卫兵“内战内行”打派仗的局面！行动够快够猛，打击够大。真不该，你们竟敢把最高红司令的话当耳旁风！谁又能说收拾你们、撇开你们、甚至从此不再提起你们，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的切切实实的需要啊！别委屈，更不能“醉死不认这壶酒钱”！错了就是错了！到头了就是到头了！该闹就闹，该散就散。哪有不散的筵席？“客散主人安”么！能把你们请出来的就不能把你们送走？九月中旬，江青在北京一次大会上发表讲话，给红卫兵的历史功绩加以评价，并要求工军宣队保护他们。这是红卫兵使命到此完结的公开宣告，也是一种安慰。红卫兵小将们的江阿姨好人也做到底啦。



我的一九六八（四）

还有两件大事，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及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全国山河一片红是九月初的事，新疆与西藏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就一片红了。台湾呢？文章中加一括号一说就行了，这出纪念邮票就犯了难：没有肯定不行，有了台湾怎么标颜色？白还是红？当时怎么处理的我没有见过、后来也没留意，但邮票发行后很快又收回了，说明图案处理不当。收回也不可能全部收回，这就成了今日成了集邮爱好者竞相追逐的残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来历。八十年代看了张辛欣的小说《封.连.片》，也才知道集邮世界里也有这么一桩公案。

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着实大吃一惊！说是铁证如山，又不能不信。信了又疑。疑的就是下边入个团入个党还要内查外调、一遍又一遍折腾呢，怎么刘少奇这么个大官、这么大、这么多、又发生那么早的历史重大问题，多少遍、多少年的审查就一点不知道呢？中央办事时不时地也这么马虎敷衍么？刘少奇是新帐旧帐一起算而且是旧帐重于新帐。叛徒内奸工贼，沾上一条就能开除出党，何况是三条？但如果不深究历史问题，开除党籍从何下手？没有现行，不搞阴谋，也没集团。就是工作中与毛主席分庭抗礼，犯了严重错误。犯了严重错误不至于开除党籍，降职，靠边就行了。高饶与彭都没开除出党么，高饶还搞了阴谋呢。对刘的处理确实是建国后没有先例的。

再就是代课了。回家劳动了一个多月。生产队里、家里、邻居家的，什么活也干。拉着个打长谱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架势，还写下日记、立下誓言：坚持晚婚、读书看报学农技、做新农民、无论如何不脱离老年农民之类，干起活来有点玩命。一天的上午，正在邻居家和泥挑墙呢，父亲来叫，家里来人啦。回去一看，是同村同姓的一位兄长，多年的小学教师，也教过我。现在公社教育组管点事。说，缺教师，你在家也不是长久之计，先教几天学吧。父母已同意，认为能有几个活钱，又累不着，是求之不得的。已经替我应下啦。我想了想，教就教吧，走一步看一步吧。乡亲们都说好，干啥也比种地好。同学得闻之，三五个人不远几十里居然来道贺！大半年转下来，走了几个学校，大都是教着几个年级的几十个学生。一周上五天课，周三周六上半天，农忙时上半天，再忙就放假。再有，老师开会也不上课。课本少，两本书，语文算术；两个本做作业。一年级照例，还用石板石笔呢。适龄儿童倒是都上。不用动员，读书有用没用，反正孩子在家也没用，又不用花几个钱，老师又给看着孩子，不打不骂，还哄着玩。学半天，干半天，玩半天。学不了多少东西，也认几个字长点见识。学生穿的不好，也不破烂，就是脏兮兮的。唉，脏就脏点吧。农村哪里有个干净地方？老师也干净不到那里去，做不了样子。

暑假，老师集训，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很火爆。批什么人，白天攻不下来，晚上加温。加温就是动手。谁上，收拾到什么程度，白天都策划好了。一到晚上，灯火通明，喊叫声响成一片，那是正批判审问穷追不舍呢。迁延到深夜，灯一灭，只听见呼咚呼咚的，那就是动起手来啦。挨打的就叫，围墙上或是树上总有看热闹的闲汉，也吆喝起来：“快看快看！打人啦！”灯又亮了，又把不知趴到哪里的批斗对象急忙拉起来。“你叫呼什么！谁打你啦？站好站好！继续审！”批斗对象被打蒙了，左右看看，哪个都像刚刚动了拳脚的，可哪个又都装着没事人似的。不敢说，不能说。说了那还不是再招打？认了吧。低头吧。“没人打没人打。刚才是我一时没站牢靠摔倒了。”“这就对了么。走资派还是说了一回实话么。”有时站得太久、弯腰低头双手倒举，俗称“坐土飞机”，久了，也是累的没招。就晃一晃、挪动挪动双脚。于是招来一阵吆喝，还不老实？还敢乱说乱动？又是一阵拳脚。于是就趁势东倒西歪、前仰后合，或者干脆就躺下。打吧骂吧，踢吧踩吧跺吧，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我可捞着放松放松、活动活动麻木了的双腿、快僵硬的腰啦。这是多年之后一个亲历其事的老师好像是当着别人的笑话、趣味轶事讲给大家听的经验之谈。对！就是经验之谈！有心人干什么也多个心眼。挨打挨多了也长见识，取巧，更是***没脸没皮了，至少在打手跟前是如此。打累了，抽烟。抽烟还想着挨打的：“你也来一支？”你千万别不把自己当外人，把手伸出去，但你更不能拉硬屎对他们的恩赐好感没点反应。都不行。不看马王爷的眼神不行。反复无常你也得试着应对，总之你得叫他们打了累了还得***心里舒坦了！“第一次挨打，挨耳光，真是天昏地暗、如陷绝境，怒火中烧，羞愤难当。真有活不下去的感觉。真有。不是多少人就在这一步上寻了短见？怕再挨打。怕见到他们。恐怖震慑，战战兢兢。打过几次十几次，过了三天五天，再有别人开导开导，防线就开了。你得认清了你面跟前凶神恶煞的一伙是些什么人。不能跟他们较真儿。犯不上。再打，再来花样，就以为正常了，比吃饭都正常。哪一天居然没挨打，反而奇怪，空过了一天，这一天过的真反常、真没劲！只要不***杀头，揍几下就揍几下吧。他们也就这副德性。他们不是也没更好的招数？”什么三青团员、假共产党员就审出来了。审出来就处理，什么处分，监督劳动，还是开除回家，也许还要抓起来。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啦。把坏人清理出去了么。剩下的就是好人，好人组成的队伍就是纯。



我的一九六八（五，完）

我是红卫兵，造反的，虽不一个县，观点一致。想重用我当骨干，譬如发言质问抢在前，夜里加温时动动手之类。与我谈过，我说刚来，又是代课，分量轻。主要是心烦，对文革的无了局，对自己没出路，对农业不景气，都烦。动手火爆更是素非我愿。见我不上路，就没打我这张牌。

一次派我和一个骨干提审一个地主，想从他嘴里掏出点一个正挨斗的当权派的情况。究竟要问什么，我一概不知，只让我陪着，记一记。一个老头，他的家离我们村只有几里，可也不认识。我伏在桌子上，另一位主审很威严冷峻的样子。那地主站在我们跟前，问了没几句，主审就出其不意的打开了耳光。速度之快令我吃惊。地主也六七十岁了吧，趔趄了一下，又站住了，脸上头上汗冒出来了。我有点不自在，坐不住。可又不能也不敢说什么。正迟疑间，主审又伸手到地主老头脸上很快很有力地抓了一把，我偷偷看了一眼，咦，这是什么动作，老头竟很惨地“哎哟”叫了一声，又用手捂住嘴。原来他揪这老头的胡子！我坐不住了，就到屋外站了一会儿。老站着也不是个了局呀，我又踅进屋。地主老头衣服都湿透了，半瘫在地上。主审对我说，今天就到这里。又对地主老头说：你回去吧。明天来了再说。第二天审没审不知道，因为没叫我。第三天就有人悄悄告诉我：“小Y！你们审的那个地主死了！上吊啦！你怎么审的，审两回就把个活人审死了？死个地主不算什么，这没从他嘴里抠出东西来，这给革命带来多大损失啊！”听到老地主上了吊，我心里一颤。这是个人啊，这么大岁数不得善终。他要有劣迹，他那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也放不过他。怎么我们只不过是外调，借用借斗，就这么下毒手呀。

现在说一说这位主审吧。姓W，五十年代初的小学教师。见自己的女学生漂亮，就提了几斤点心去求亲，也成了。就是现在的妻子，三十多岁，也真不难看。前妻是死了还是离了，不知道，前妻的儿子比现任妻子还大呢。以前的人结婚早，男女年龄相差个十几岁也不算什么嘛。他是公社中心完小的主任还是副校长，是二把手吧；党员。一把手早让他反戈一击击倒了，正斗的不亦乐乎呢。一看造反派得势，他就亮相表态，支持造反派。动手的事，他积极着呢。暗室突审、夜里加温，他都敢动手。众人对他避之唯恐不远。他也心里明白，少言寡语。见了人很快地一笑，立即又消失，很是糁人。连造反派头都说：“***老W！真是打手！搁在旧社会，审个共产党，那还有个不开口的！可惜咱们革命造反组织里就没几个敢这么下手的。不然，有几个难缠的，早攻破了。”

造反派里也有几个打手，人人侧目。暑期过后，都得了好处。公社下边分片，一个片一个完小，管着几个小学。这完小的头都赏给了出过力的打手和骨干。后来两派大翻盘，他又投靠了去。那凶残就令人战栗！他当初投靠的造反派头头又落在了他手里，让他打的惨，抬到医院，医院都不敢收。名声大了，调到县里清查“五?一六”。一二年下来，他打的人多啦。一位他的同事姓LV，也是党员。我也认得的，红脸汉子。造反派当政时动员他打人，他说，叫我怎么批、发多少次言，都行，打人的事不干。其实他也不骂人。大翻盘后，他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抗拒造反派、保护革命干部，就调他与W共同审问造反派。意思是你不打好人，总得打坏人吧。不打老保，造反派总要打的么。要不你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LV见W发疯变态地打人，变着花样摧残折磨人，吓得得了病，整天像睡不醒似的。可又不敢说不愿打人，就一病到底吧。头头就训他一顿，说他路线觉悟低，目光短浅，看不清形势。他说，我有病，干不了，辜负了领导的信任。只要让我离开这个地方，怎么处分我都行。没招，只好放他走了。而W在八十年代初清理“三种人”时成了众矢之的，不分派，都恨他，揭发他。他也就闹了个精神分裂，死了。据说死得也很惨。

小学教师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吧，不能再说年幼无知、感情冲动了吧。可一批斗起同行、同事、领导什么的，为什么比红卫兵们还要动感情、火气大、下手狠呢？其实整人最惨、敢下毒手出毒招的还是知识分子，也不只是小学教师。这也并不是我的一孔之见。不少人的回忆文章也提到这一点，也就是人的“劣根性”。有的读书人也无行，有丧斯文的不少。


我的一九六九（一）


一九六九年的大事就是“九大”，珍宝岛事件，打倒新沙皇，胡志明去世，中苏副外长谈判，毛主席最新指示“要准备打仗”，林彪发布一号战斗命令。

“九大”召开时我已是一个兵啦。能当上这个兵，也很意外，因为年龄己达上限，而且也没报大的希望。谁知那年雪大，县城体检的大院子里就没一块干硬能落脚的地，一片泥泞冰渣子，还有一堆堆雪。没有了转圈面试，心中一喜。视力差点，可查视力的见人多就心烦急躁，我还没看呢，她却说“好啦好啦”，一脸不耐烦。其实，农村征兵，从视力上打下来的就不多。就这样，阴差阳错，就验上了。一个大队去了七个，就验上我一个。高兴，一家子高兴。总算我又出了农业地了。高兴完了就难过：父母年迈有病，生计艰难，在家一年也像个成年男子顶门立户了，如今一去自然难舍难分。一家四口，只有妹妹一个没哭。她从心里替我高兴，出去是大好事！我见父母伤感落泪，心中凄然难耐，走的那一时竟失声痛哭，差一点就走不出村去！

到了部队就出了珍宝岛事件，紧张了一阵子。又接连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新兵训了一个月，就在连队里练，没进什么新兵营。又过了几天就是“九大”召开。特大喜讯，连夜宣传。毛主席发布“最新指示”这一说法始于何年何月，不得而知；传达庆祝不过夜，也就是六八、六九年。而“九大”结束不久，中央规定了几条，如：红海洋，塑毛主席像，佩戴毛主席像章，跳忠字舞，一天到晚的“四个首先”（早请示，晚汇报）之类，还有传达不过夜，都逐步取消了。有令就行，有禁就止。这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确实是群众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自发搞起来的。我一次也没跳过忠字舞，不会，没学过，甚至也不记得在何时何地见过。见过什么毛主席语录操，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一概不记得，只记得有几个老师几位同学在场，一位体育老师边念边做，念的是毛主席语录本的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指导我们思想的……”，做的几个动作是体现这一条语录的含义的。他说他是奉命到外地学来的，要教的。后来教没教就不知道了。当时大家也只是不以为然地笑笑，没说什么。

但到了一九六八年教小学时，与小学所在大队的团员们一块绣开了毛主席像。到处写上贴上“忠”字，每个大队都有青年妇女绣毛主席像，还要到公社展览。开大会、游也要带上绣像，举着抬着，走在前边。虽然绣的人们虔诚热情，无奈技术差，手段不行，料子也不好，绣出来的毛主席像也只能说是像与不像，别的谈不上。图案来之报纸，剪下来，放大到白布上。然后用黑白线或彩线绣，针是医院用的注射针头。够快的，也粗糙得很。天冷了，也没谁绣了。一阵风，来的快，去的疾。但以做“四个首先”为内容的“早请示，晚汇报”却持续了两年多，开始于何时并不请楚，结束确实是在“九大”闭幕之后不久。几乎成了宗教仪式，心里确实厌恶，在实际操作中又笑话百出，太不严肃。可没有谁敢公开反对。姜昆与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照像》有点夸张，却也大致反映了那个年月的一个阶段大搞形式主义的情况。下边这样搞，毛主席也知道。他以很幽默地口吻表示了不滿，如：你们睡觉，让我站岗放哨，风吹雨淋蚊子咬。毛主席对搞形式主义、说过头话更有过无数次批示批评。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一九六七—一九七0年，毛主席在对外宣传工作及交往中作出了几十次批示、指示或建议批评，表示了对溢美谀词及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的不滿。也正是由于毛主席的一再批评与坚持，这股形式主义的歪风才刹住。当然，这也是一个事关对毛主席态度的重大而又严肃的问题，也只有他老人家才能说这样做“行”或“不行”的话，下这个决心禁令，别人谁又有这么个胆呢？

九大是秘密召开的。一共公开报道了三次大会：开幕、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闭幕。每一次都庆祝。第一次是在山里，胶济线南；第二第三次就在胶济线北边。夜里宣传，翻山越岭。老兵带队，山坳里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也要走到。一个个累的气喘吁吁。一套新棉衣也被汗水溻透。老百姓就是出来看热闹，问清了又是什么事，就说“知道了”，一块喊几个口号，又在哪家屋山头上贴几张红红绿绿的标语，人多的村子还要讲几句。就大功告成，打道回府。庆祝“九大”胜利闭幕是在章丘县城——明水，那里驻军多——还有海军呢，游颇壮观。我们的装备最差，还是五三式，一夹子弹十发，不能连发。枪体已乌黑，活像烧火棍。与兄弟部队一比，简直就是土八路。两旁的百姓都看着笑。可我们的一挺带副射筒（有喇叭口的那种）的转盘机枪，走在队伍最后。支架打开，两名还是三名铁塔似的战士扛着，那个威武！一路走过去，吸引多少人追着看！可给我们挣足了面子。下半年部队就换了装备，五六式，全是半自动。

“九大”之后就是学习“政治报告”，开会，传达精神。记得是一位高级领导人的传达讲话稿，又经一遍口头传达，传达传达者的体会，传达者的讲话体会，还有毛主席本人的讲话，也分不清了。总之有一种轻松和缓的感觉。要讲政策了，也就是在秩序与框框内开展运动。各个山头要团结，老同志很重要，等等。九大的路线就是“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知道的是刚刚粉碎了刘少奇的司令部，动静不小，怎么也得缓和缓和。可谁又知道就是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也还是明争暗斗呢！“九大”以后又转入“斗、批、改”，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早就上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的。还树立了北京“六厂两校”作为“斗批改”的典型、样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那时的战略部署，新阶段的新任务。夺权了，该破的破了，该立的还要立起来，要走向正轨。


我的一九六九（二）

国庆节前后，全国上上下下紧张了一阵子。要准备打仗，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吧。林彪的指示是“用打仗的观点统率一切……”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提出就早了。那时人民生活水平多少年没有大的明显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应付恶劣的外部环境，投入国防及大三线、小三线的建设的资金比例太大了（文革前国家计委拟定的三五计划已是减少了民生消费生产的投入，增加了国防费用。）。和苏修新沙皇的冲突已发生了多次，从东北珍宝岛到中蒙边境及新疆，交火了。苏联在苏蒙边界陈兵百万，离中国也就几百公里吧。这个压力够大，新动向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警觉。五十年代，中国外交一边倒，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同苏联一起反帝反殖。五十年代中期，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中苏两党产生分歧。赫鲁晓夫自以为地位稳了，无求于中共，就以“老子党”自居，搞大国沙文主义，提出与中国建立什么“联合舰队”，在中国设长波电台，试图控制中国，干涉中国内政。这种无理霸道的“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拒绝后，又撕合同，撤专家，逼债，卡脖子，妄图逼中国就范，把意识形态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中苏关系趋问恶化。中国不能腹背受敌、四面出击。面对周边形势新变化，中国更不能不有所准备。反帝反殖还要反修。六八年八月苏联悍然入侵捷克（美侵略越南，欧洲又空虚了）让全世界大为震动，中国更为警觉。六九年中苏边界纠纷不断，“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打倒新沙皇”的口号提出来了。反修反霸从此重于反帝。全国针对苏修备战的气氛持续升温。

但中国也不可能更不应该充当反对苏联霸权的主力军。苏美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世界两大军事组织（华约、北约）的几十万大军分别占领欧洲，尖锐对峙，剑抜弩张。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想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中国人也不会上这个当。中美改善关系的大背景就是如此吧。苏联与美国争霸，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苏联也不敢真同中国闹起来。九月份，越南胡志明去世，遗嘱云“对中苏两大兄弟党至今不和深感遗憾”。中苏两党都派人去悼唁。周总理叶剑英去了，很快又回来了，中国很快又派以李先念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参加悼唁。给我们一般人的感觉就是中国不理彩苏方，回避同苏方领导人接触。为什么呢？据说在中苏边境冲突中苏方吃了亏，而且似乎苏军有多少人被我军包围，苏方有求于中方。所以我方的接电员回拒了苏方要求与总理通话的请求……苏总理柯西金才追来追去一直追到北京机场。“这种说法是十分肤浅的猜测。”（见《周恩来传》第2041页）那么，中国接连派出两个高级代表团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应该另有解释了。但中苏两国还是达成了两国总理于北京机场会谈的协议，会谈的结果是中苏两国开始副外长级会谈。首轮会谈定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

一九六九年国庆是建国二十周年，北京庆祝活动隆重热烈，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但那时的部队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从上到下都进行了防止敌人发动的突然军事袭击的教育，有许多战例，其中就有德寇侵苏，还有大军入侵常以外交人员的活动为掩护。苏方早已发出了所谓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叫嚷，而且在中蒙中苏边境作了许多针对中国的部署。中国在庆祝建国二十周年口号中也提出了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核战争这样一条。记得国庆节第二天下午，从上边传来北京来电，大意是这一天终于平安度过了。可见当时紧张并非一般。国庆节后紧张依然如故。临近十月二十一日，中央领导人，新的，还有挨批的，都统一安排，离京疏散外地了：毛主席到了武汉，林彪到了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去了河南，朱德、李富春去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去了江西，陶铸到了合肥，董必武到了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在邯郸。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和中央机关仍留在北京某地。林彪在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发出了一号战斗命令。可后来又批林彪是擅自发出，篡党夺权，但当时部队是坚决执行的。批林时才得知，林发出一号命令的确先斩后奏，瞒着毛主席。许许多多回忆文章都把六九年的大疏散归罪于林彪的“一号战斗命令”，我都接受了、认同了。只在看到《回首“文革”》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认真辨析中央决定大疏散及林彪私自发出所谓“一号战斗命令”的前前后后，指出：大疏散是中央决定，备战需要，防止苏修突然袭击，防止核打击。不是林彪、“四人帮”搞迫害，也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无关。这一桩公案才在我心里了结。是啊，林彪四人帮倒了台、臭了行市，在他们脸上多画上几道子，再描也是黑的。谁还会去区分他们究竟干没干、干了多少坏事？还历史一个真实，只有靠严肃点的历史学家秉笔直书啦。

那些日子，我们在山沟沟里施工的部队也紧张地没睡好觉。“要准备打仗”，“用打仗的观点统帅一切……”，在部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我们建筑工程兵施工不停，三班倒，没有星期天。还要搞训练，摸爬滚打。时不时地搞紧急集合。累不说了，睡眠严重不足，疲劳无神，其苦万状，真是紧张到了极点！这样紧紧张张，一直到林彪倒台。文革运动在那一段是不是也松了下来？

战备疏散绝不仅仅是中央领导人。“山、散、洞”的方针大约就是进山、分散、钻洞（山洞及地下工事）。大三线小三线建设加强，大工业企业内迁，高校分散、下放，城市人口也疏散。干部进干校、知青上山下乡开始比较早，也不能说一点不受备战、特别是防备核战争突袭的影响（7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支边的人口大迁移，就是在北方军事压力下吸取古代屯垦戍边的历史经验的结果。----《回首“文革”》第538页）。这无疑是一个很全面很具体而又费力耗时的大工程。



我的一九七0（一）

一九七0年里的文革没什么太惊心动魄的事。省委也一个一个成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正在恢复，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将逐步被取代。所谓一元化，在中央是一元化？未必。在地方是党政合一，还有派别势力。好像仍然是“斗批攻、整党、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搞什么“一打三反”。这是政府行为。打什么，反什么，部队基层不与闻其事，一点也不知道。还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这是至今也没有见到谁能讲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一回事。中央一开始提出打击“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大约始于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文件没见到）时，既有实指（北京有一个“五.一六”兵团，说是将矛头指向周总理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有虚指（说是隐蔽，一时看不清云云）。后来又说“五.一六”的罪行是“三个指向”——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曲折与疑团，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标准在变，打击对象也不断变化，延续时间也很长，但波及的范围太大（全国从上到下都设有打击“五.一六”的专门机构），涉及到的、受到伤害的人就更多了。打击“五.一六”，造成的冤案够多的。林彪事件之后，中央关于打“五.一六”是不是有了新部署？我好像听说要刹车。一九七三年初，我回老家，在一个剧院看戏，碰上一位同学，说话中得知他就在县革委打击“五.一六”办公室里，而且很有把握地说：打“五.一六”，早着呢！事实上，抓“五.一六”就是“早着呢”。

毛主席曾提出开四届人大，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党内因此又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激烈斗争。毛主席倚重的人物或曰力量也因形势任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毛主席也用不设国家主席这起初看起来并非定论而实则非常强硬而不容置疑的建议在慢慢试探。林彪反应快，又过分，显见已沉不住气了。陈伯达也一脚踏上了林家大船。下半年，九届二中全会（又一个不平静的庐山会议！）后又批刘少奇一类骗子，批天才论，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后来才知道是陈伯达出了事。我那时已调到营部，营部几个人议起来，摸不着头脑。是都大吃一惊，但无宁说有点忧虑与迷惑：除了毛主席，这还能相信谁呢？没完没了，下一个又该是谁呢？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止呢？树老不得安宁何时才是了局啊！



我的一九七0（二）

苏鲁边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度汹涌澎湃，政治运动压倒一切。但运动可以冲击压倒一切却不能代替一切。毛主席周总理等也一直创造时机，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集中精力抓经济建没，而即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紧张最高涨的时候，毛主席党中央也一直有急于收束的思想，而“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始终坚持、叫得响亮。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这无疑也是对借口革命与运动、很可能没完没了地冲击生产的某种势力的一种约束、限制，以至震慑。国务院设有业务组，各级革命委员会设有生产指挥部。每年的春耕夏收秋种，中央都要下文件发社论，保障并动员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支援生产。整体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少也是二等大事吧？一九七0年出现了“两大突破”：招工与征收商品粮。新的冒进。又是一次操之过急。要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么！一切要赶在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来临之前。这当然也表明了最高层急切的心情。

这一年国家招工多了。和我一块入伍的年底就有相当一部分复员了，连两年兵都没当够。走时都可怜兮兮、挤眼抹泪的。留下的又难过又侥幸。可他们一回到县里就都招了工，人人成了公家人！看把他们高兴的！从新的工作单位寄到部队的信接连不断，连平日在连队很调皮的战士复员后也当了工人！我的一位老乡17岁当兵、19岁复员，立马成了水电工程某局挖泥疏浚船上的工人！还有一位因打残眼伤了右臂，还评了等级残废，回家后在公社供销合作社当保管员，吃稳了公家饭！看把继续服役的老乡们急的！农村的青年争着当兵为个啥哩？青年人当兵光荣，保卫祖国人人有责，可当兵也是一条出路啊！再往后，复员的就没戏了，当个临时工都难。当然，我是说我们这一伙子当兵的。

备战仍然在紧张进行。从六十年代就挖山不止了。多少山被挖空，真是不可胜数。野战留守部队平地有营房，山洞也有工事。飞机军舰在山里海岸都有窝。军队也为当地政府挖了洞，也是山沟里，政府机关，电台，报社……都有自己的战时工事，远离大城市。这个工程有多大，投入多少，有心的算算吧。瑞典、瑞士的全民防御工程也不过如此吧？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独立安全，至关重要。世界并不太平，你不得不防啊！“深挖洞”至今也不失为一项备战与公益建设相结合的战略措施。自六九年十月，我们所在部队最高指挥机关已进入山洞指挥所。本来的深山老林，到处一片沉寂，说是“寂静的山林”一点也不夸张。现在一个大机关来了，车来人往，宁静被打破了。人进山洞了了，各就各位，纵横交错、深不可测、密如蜂房、形同迷宫的山洞里也灯火辉煌了。但车子进不去，密闭防冲击波的门太多太窄了。于是又在洞口附近再开山挖车库。我们连队就接了这个任务，几个出口打了六个车库吧。就在领导机关附近施工，首长进进出出，于是就额外加了几条纪律，安全当然是重中之重，可能还有手工打眼，少放炮，见了首长不许主动打招呼，更不能主动握手。

我在连部，守“老营”，出门少。首长们及机关的头头脑脑大概也是轮值吧，一次值守一个月？而山洞里总归不舒服，又听说山半腰就住着一个连队，首长们就常来看看。见了一些副政委，副司令，兵种司令，主任，参谋长……应了一句话：“大官好见，小官难缠”。一天，一个副政委吧，大高个，魁梧，腆着个大肚子，来了。在连部坐了几分钟，说看看战士去，就到了班排，房是活动房，床也就是木板通铺，一个个空荡荡，也马马虎虎。首长并不批评，掀掀褥子，摸摸被子。又说，到炊事班，看吃什么。炊事班正忙着，见首长来了，手里的活也放不下，首长一点也不介意。首长到一个个老炊跟前，抓住手就不放。我的老乡对我说：首长真胖啊，手没够着，大肚子先顶上了！原来，他也是个大胖子！一位参谋长，有点瘦，来到连部，也不坐，围着几张桌子转来转去，问一些连队的情况，指导员、副连长，还有一个排长，几个班长，抽调军训去了，连部只有连长、副指导员在。他就有点不滿，半认真半开玩地说：连队怎能没人？叫他们回来！回不来？还得一二年？提！打报告提！他一下子盯上了我：这个小鬼干什么的？文书？提！文书还不能提？提起来干干再说！他的两个随从只是笑。另一位是报社社长，师级吧，自己来的。过了开饭的时间，非要在这里吃顿饭，我就去炊事班要了鸡蛋面。手擀面，又打了几个鸡蛋，可惜煮过头了，面条都挑不出来了。盛了半黄面盆，我端回去又盛了滿滿溜溜一大碗，两手捧着，两个大拇指扣着碗沿，就送上去了，还有一双筷子。社长说：实在人啊。我怎么喝得了。我说：首长，没别的吃的，你少吃点，全当过过饭饨吧。能吃多少吃多少，剩了也不打紧。社长吃了一头汗，总算把一大碗稠糊糊的面疙瘩扒完了。社长说：了不得，了不得，这么一大碗让我吃下去了，好吃好吃。我松了口气，笑了。社长问我会写稿吧，我说写什么呀。社长说就写你们连队。写了寄给我。于是我就写了三篇，直接寄给了社长，一篇全文照登，一篇删节为短信，另一篇就进了字纸篓吧。从此就没再写，从此就断了音信。还有一位副司令吧，好打猎，从山洞出来，路过我们的营房，还有一人扛猎枪，一人跟从，但也没见有什么收获。但不久听到这位首长去世的消息，说是得了癌症。那时就产生了对癌症的神秘感与恐惧，而营里头头也在闲谈时说首长们都到上海检查了一通。山沟里热闹了一二年，到林彪出事，机关撤出，少数人留守，一切又归于沉寂。不久，连留守人员也撤了，还留有一个部队维修。

九九年五十年大庆，突发奇想，旧地重游。一个当地的面的司机要了三十元钱，送我上山，并允诺进洞。到了山洞口，一个连长从院里出来，说是现在台海形势紧张，山洞里正装修施工，接上级指示，“闲人免进”了。没招。司机也替我遗憾。司机说：平日里也是不随便进。我们与这里的当兵的熟，他们办个事，家里来个人，我们帮忙。我们进去看看，熟人求我们，他们都给方便，带着我们进洞参观。了不得！了不得！简直就是地下城、地下宫殿！

军队如此，军队也为当地政府挖了洞，也是山沟里，政府机关，电台报社……地方政府也备战，挖洞，地下工事，防空、防原子。县城里搞没搞不知道，地区所在地、省城肯定搞了的。记得那几年常去周村，那个小火车的候车室也有一个防空洞的出入口，我下去过，七八米深，多远不知道。正施工开挖，巷道还没全被复，很不安全。洞口是一轱辘，从地下吊土，并树有不准进入的牌子。毛主席的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从朱元彰的谋士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演化来的吧，言简意明，浅显易懂，准确生动，妇孺皆知。毛主席的思想总是鲜明准确，易懂易记，而又高瞻远瞩、英明深邃。这与他的来自群众为了群众不无关系。


我的一九七0（三）


一九七0年底，全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拉练。这也有针对性吧。林彪搞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全军军事训练被弱化，事故频发，传出了“飞机打滚，轮船沉底，火车亲嘴”的笑话。毛主席对林彪也不滿。于是毛主席作出了全军要“反骄破滿”及“开展野营拉练”的指示，军队不能“只能文不能武”，不能当老爷兵。我们团是这年冬天（七0与七一年之交）搞了两个星期的野营拉练，钻山沟，快速行军一小时，长途奔袭140—170华里，支农，参观老根据地，萊芜战役战场，听忆苦报告及革命传统报告。


我的一九七一（一）


七一惊悚：“那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坐飞机跑了！”

可是出了大乱子了：林彪跑了！机毁人亡、折戟沉沙、自我爆炸了！林彪事件震惊了全党全军全国！也同样震惊了全世界！在中国，多少人从崇拜毛泽东、拥护文革走向怀疑、走向消沉；无条件的信任与服从、拥护与崇拜，一下子减少了。思索开始了。亿万人民在这一年开始进入痛苦地沉思。有了天才的、打遍天下没有敌手的毛主席，有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从来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大树底下好乘凉、你一切的一切交给毛主席他老人家、你就请好吧你！人民本来是用不着动自己的脑子的呀！真的要来一个“每事问”、问一问为什么了？这一事件的冲击力如此之大，怎么估量也不为过。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也许是他一生最沉重的打击。林彪自我爆炸来得太突然太意外。全党全国人民意外震惊，毛主席也并未预知。“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反目成仇、叛逃出国。毛主席也有认错人、用错人、而且对运动对形势失去掌控的时候。毛主席威信大减。毛主席关注的文革也从此陷入泥淖，不仅难以自拔，更难以向全党全民以至全世界解释明白。如果毛主席对林的认识更清楚，防护更周密一点，就好了。内部解决好得多。上层知道林彪有大毛病，中下层知道不对劲，对外说身体不行了么，不也是很圆满更圆满么。也不至于这样天塌了、地陷了，让人猝不及防、不知所措，晕头转向，震惊！担忧！失望！困惑！这一切太可怕、太不可信了！当时知道，当年的国庆节自建国以来第一次没有举行游行庆祝活动，毛主席没有露面。有人说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有人说事出突然，国庆庆祝活动实在没办法暂且回避或者掩盖林彪外逃已经机毁人亡这一事实。都有道理。我以为毛主席高傲的自尊心不允许他以衰老之躯出现在人民面前，即便是欢声如雷也不行。

但是，毛主席毕竟无愧于一位经历过大风大浪而又意志天比坚强、敢于面对挑战的罕见的领袖人物。他是领袖，他依然是这个伟大的党与伟大国家的灵魂与航手。他不能一蹶不振，倒下更不行。当然，他也没有理由因遭此无耻背叛无面目面对天下。斗争就是斗争，人的变化也不可能尽在掌握之中。新的矛盾与问题，形势与前途，全党与人民的思想动向与愿望，他必需面对、应对，回答，提出新的举措。那时他的地位还无人替代。他确实做了许多。他在林彪事件不久就公布了把他当成靶子加以诬蔑攻击讨伐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明了他的巨大无比的勇气和坚定的自信！他是那样蔑视他的对手林彪及林手下的不自量力的跳梁小丑们！

林彪也曾是叱咤风云而又指挥若定的大军事家，建国后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虽然没有干出什么辉煌业绩，可也是地位节节提升，文革中终于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但他太孤傲太阴鸷太弄巧也太脆弱了！毛主席的威望在文革中也达到了顶点。林彪挑战毛主席是不自量力。毛主席的威望达到顶点，因此也就有了更多不足展示出来。林彪看到了不足，但林并没有政治家的胸怀与坚毅面对这些不足，他当然不如周恩来的胸怀，根本没有周总理的豁达、历练与明智、变通、圆熟。周总理并不是对毛主席百依百顺。他当然大部分赞同毛主席，尊敬佩服毛主席，甘愿当副手，当总管。说他总是违心、对毛主席虚以委蛇，那是可耻的诬蔑！他当然有时也违心地说过做过一些话、一些事。但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在征得毛主席的支持的情况下做一些纠偏补救以至拉闸刹车的事。人们常说，一个人的识见品行高下常常在对待犯错误的人或事上表现最明显，也是很有道理的吧。林彪与陈迫达草拟的九大报告被毛主席否了，但林陈在报告中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周恩来在“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也说明了林彪那时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为纲也有微词么？但林彪不公开在会上讲，也没有退让回避、委屈求全一说。他“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面从退有后言”，他借毛主席的错误做自己的文章，要毛主席的好看。毛主席在发现林的一系列不当做法（争夺军权，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绝大部分是军人，以至苏联攻击中共是军事官僚政权，结党营私，私自下发“第一号命令”，等等。当然，今天看来也未必全部“不当”。至少九大后要发展生产的提法，全党全国人民差不多都这么想。）之后，毛主席对林彪产生了不信任，毛主席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特别是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无疑也深深地刺激了林彪那本来就比一般人要敏感得多的神经。

林是阴谋家、野心家，是心态不健全的。心理个性阴暗，孤傲自负，不认错，不服输，不低头。一九七一年的庆“五一”晚会，他迟到早退，一言不发。毛主席派周总理李德生黄永胜去向在外地养病的林彪汇报讨论批陈伯达及其它问题，林不置可否，也不回京。倔种，犟驴，硬抗到底。国家民族人民，还有理想事业奋斗，一辈子的辉煌，全都弃置不顾。首先他终于暴露了他的私心，其次是负气使小。林彪这一点实在不足论。林折戟沉沙之后，他住处有一些条幅，内容封建腐朽不说，这养晦之术也时时在琢磨。

林之自我爆炸当然是毛主席一生最大的挫折与失败，但仍能看出毛主席的胸怀与胆识是林之流不可比拟的。历史学家应该到浩瀚的历史资料中花点翻检功夫，查一查有没有一个政治家、革命家像毛泽东这样将对手攻击自己的材料及时的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我知道的，中苏论战时，不管中共如何叫板，苏共就是不敢将中共的答复、公开信之类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布，而中共则全文发表了苏共相关的文章。那一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对苏共这个骄横一时的庞然大物嗤之以鼻。更加热爱信任我们的党和敬爱的毛主席，因为党和毛主席也信任了我们。人民大众的爱与恨的情感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对领袖的热爱信任崇拜也是这样一天天一步步通过一件件大事小事切身的事产生并树立起来的，他们的自信就是这么来的。

毛主席受到打击也是现实，不仅大病一场，而且他的本来超常的身体（七十三岁畅游长江！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桥上，他黝黑发亮的面孔、魁梧高大的身驱，神采奕奕，更是受接见的近千万红卫兵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代表亲眼所见。后来我们还得知打完三大战役仅仅白了一根头发！而工作起来又精力旺盛，一生嗜读不倦，都曾令人折服倾倒！）很快衰老下去，也是现实。对此，人民也不是一无所知。林自我爆炸仅仅一个月，七一年十月初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林之死尚未向全党全国公布）、七二年初参加陈毅追悼会，也见到了。没见到，人民也可以想见，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至今没有得到毛主席本人也提及这件事的信息。他不愿面对？

有人说，林彪事件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是的，是破产。说失败也行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此也无奈地画上了句号。此后又开展了诸多运动，已是带有更多的随意性。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充分体现了毛的个性，此后的运动不也是毛主席的个性的更为酣畅淋漓地发挥？即便如此，但这与文化大革命该不该搞、文化大革命究竟影响如何无关。七一年留给人们最多的还是思索。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思索方向，思索得出的结论也必定不会走向一致。



我的一九七一（二）

七一志喜：“第三世界的穷朋友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一九七一年外交上有两件大事。一是基辛格访华，二是中国终于取代台湾的蒋氏政权进入联合国。基辛格访华公告在七月份公布的吧，事先发了通知说有重大新闻。是重大新闻。震惊了全世界！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眼球吧，是特大新闻！最大、头条、头号！有人欢喜有人愁！这当然是中国的胜利。全世界人民也欢欣鼓舞。美国上上下下反对的不多。中美双方共同需要，才这么快达成快速接近的协议！欧日也欢迎，也着急。日本最着急，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苏联震撼万分，反应冷淡。越南不无担心。交道谁都想打，但让步吃亏于心不甘。这一次中美双方的协议基本达了今日人们常常挂在嘴上而实际上未必如愿的双赢！中国无疑得分更多，是大赢家。毕竟双方是还没有建立邦交的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敌对双方，甚至是交战双方：台湾有美国驻军，越南战场上中美都有自己的多达几十万的军队，间接交战。基辛格铺路到中国，尼克松出访也是到中国。谁的要求更迫切、更降格以求呢？

这消息已传遍全世界，冲击波之大，主动提出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多。更为重要的是，这当然要影响到当年联合国大会对驱除蒋邦、接纳新中国提案的表决。出现了美国无法控制的一边倒局面！中国顺利成功体面地回到本该属于自己的联合国会议大厅的位置。毛主席说：中国是被第三世界的穷朋友抬进联合国的。这是当然的，也表明了毛主席不忘穷朋友，十分珍惜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新中国建国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在几个大国强行封锁的国际舞台上坚持平等友好地同小国穷国打交道、交朋友，建立了深厚友谊。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面对联合国大厅里一片欢腾、载歌载舞（坦桑尼亚的朋友们跳起了舞！）的人们，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老布什？）神色黯然、无可奈何！这样一件人心所向的大事就发生在基辛格博士访华归国之时，基辛格非常自信地对送行的周总理说：中国加入联合国，今年怕是不行了吧。在传记片《毛泽东》里，毛主席的护士吴旭君回忆毛泽东如何作出同意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的决定的那一幕，非常令人感动。把握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已服了三次安眠药的毛主席于睡意沉沉之中辗转不能入眠，终于下定决心打出了小小银球这张牌！伟人就是伟人。世界风云尽在掌握之中。顺时应变，远见卓识，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小球推动大球，一个决定奠定了中国面向世界的方针，从而改变了世界几种力量对峙的格局，改变了世界，出现了提升中国大国地位、有利于中国发展及向外部世界开放的局面！有专家指出，毛周一代为中国八十年代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此言不虚也！近来读章含之女士的女儿洪晃（自称另类）写的《我的非正常生活》，也看了外交部前发言人章启月的简历，得知她们和其他几十名少年于此后赴国外留学。而七一年六月，周总理根椐毛主席的专门指示，下令外语学院招生800人。

中国重返联合国轰动全世界！中国一次又一次让全世界瞩目！有毛主席在，中国比世界上其它国家更多吸引全世界的人们的眼光。一个有崇高威望、富有魅力的领导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象征，是巨大的凝聚力，是一种骄傲和自豪。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苏联的斯大林、印度的尼赫鲁、印尼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南斯拉夫的铁托，都曾是享誉世界的大政治家，各具风骚，他们的英名在不同年代给他们的国家或民族----无论大小强弱，都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威望与声誉。那真可谓是人类的群星闪耀，光芒四射，璀璨夺目！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无可替代的、比上述几位更贴近亿万普通劳动者、更具魅力、影响更深远的领袖人物。美苏自恃其强而充当世界宪兵，争当世界领导。毛主席从来没说过要领导世界。他一直反对某些激进分子对他在世界上的影响的过分的吹捧与美化。但毛主席是这个世界上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灵魂与希望。他是一盏思想及智慧的最明亮的灯！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巨大存在。这已是那时世人的共识。反对他仇视他的阶级阶层势力如此，当然更有热爱他、崇拜他、对毛泽东的中国寄予无限希望的人民！毛主席伟大呀！美国大总统也要到北京来朝拜（美国在职总统到一个敌对的、还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访问也是罕见的吧？）。金日成说：美国总统是打着白旗到中国的！国威高扬呀！民气大振呀！人心大快呀！扬眉吐气呀！举国欢腾呀！多顺多好的形势啊！


我的一九七二（一）


一九七二年来啦。一九七二年大事重中之重应是国内政策局部有限的调整及外交方面的吧。意料之中的尼克松访华及意料之外的中日建交。尼克松实现访华如果说是中美双方共同的需要与努力，无宁说美国更急切，发出的信号直接明确，而中国却更掌握主动，动作更曲折浪漫、戏中有戏、绕弯子、转圈子、“勤了望，费思量”，更具有一个东方古老民族的深邃神秘的色彩。一九七0年友好人士斯诺应邀登上天安门，同毛主席站在一起交谈。斯诺是美国人，但他同新中国、苏联的领导人都保持很好的关系，而且同中共的关系更有深的渊源；他并未受美国政府之托。毛让斯诺传递了口信？毛同斯诺的谈话里明确表了态：知道尼克松有访华的愿望（他在一九七0年对《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他还在一个公开场合首次故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越战已让美国政府心劳力拙、焦头烂额，国内外的反战浪潮更使政客们声名狼藉、如坐针毡。他们想停想撤，又怕丢面子。“体面地撤出”是他们的底线。他们指望中国助一臂之力。），欢迎他来。以总统身份来行，偷偷来也行。并说：我喜欢右派，他们掌权么，两国的，世界的，有些事情，还要通过与右派打交道才行。这寓意确实难以让美国当政者一眼看穿。中美双方通过日内瓦、华沙、巴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在接触。极敏感，高度机密，唯恐让不确定的因素破坏了。而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美国人才大梦初醒，欣喜若狂。

中日建交一方面表现了田中首相、大外相比他的同僚略胜一筹的胆气，也从整体上看出了日本政治家的惯于弄巧使小，全无大国气度与风范。中日建交当然报了尼克松瞒天过海、不把小兄弟放在眼里而私通八路（基辛格秘密访华，美方是在中美同时发表公告之后才通知日本的，日本朝野大哗，以为美国不够朋友！）的一箭之仇：你私通，我投奔！你敢抛媚眼，我就上床！小兄弟今天要出口气！而今二00三年后小泉两访北朝鲜，国内竞选需要之外，回敬克林顿没成行的、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成了行的北朝鲜之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再就是，从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开始的外国元首访华浪潮、建交浪潮，一直持续到毛主席去世。七一、七二两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三十一个，从七一年到七六年建交的有四十七个。到一九七六年，世界上与中国建交的已达九十多个，包括美国之外的所有西方大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像朝圣一样到中国访问，拜见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周总理频繁接见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我的一九七二（二）

一九七二年国内大事的重头戏当然是批林。林之自我爆炸在全党全国全军引起的震动冲击之大为建国后政治大事变所仅有。不揭不批没法交待。那些过去的日子，七一年国庆节前后，各种迹象、传言，难以置信，不愿相信，不敢相信。不是信不信由你，而是不由你不信！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天塌地陷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因为林彪事件突如其来，事前全无征兆，上上下下都懞了。大快人心的，太少了。事出突然，适逢国庆，为了稳住大局，安抚人心，要人们有个思想准备，有个接受消化的过程，传达分了层次，一层一层往下传，全国人民都知道，己是当年十一月了吧。因此，一些“三年早知道”的人遭了灾，不该说的说了，不该知道的知道，这就是泄密，这就是违犯了纪律，受了很严厉的处分。军区一个干事忍不住告诉妻子，妻子到单位又告诉了同事，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双方受了极严厉的处分。本来是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却“祸从口出”，岂不冤哉枉也！

林彪出事，各地传闻版本甚多，也演绎了太多太多的故事，足可以编一本厚厚的书。从上头讲，九月十三日十四日周总理已通知各省市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据说还用了隐语，没有点名。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传达到省军级；九月二十八日传达到地师一级；十月十一月又分几层才传达到普通的人民群众。中央一些领导人是否到各地讲了经过？对三叉戟坠毁的分析、说法，也是各有不同。

我知道的很晚很晚。对周围人的议论以“胡说八道”、“胡扯淡”加以批评，或一笑置之。但对国庆取消庆祝活动、各大报均没了林的照片、外国元首友人的贺电的称谓倒是仍有“林副主席”，但很小，不显眼、军区报纸林彪题写的报头改了。一件件、一桩桩都凑在一起，说纯属偶然巧合，解释不通。信以为真更不敢想象。上了党章的人物么，怎么也敢胡乱猜疑？公安六条规定就毛林两个人不能反对么！但一个和我要好的同事单独和我谈了一次，说营的头头都知道了，营长带他下连队，在山上一个坑道口，也亲口对他说了。他还说，通信班从电话里早知道了，为了证实，故意当着营长的面撕烂了一张林彪的画像，扔到地上，并用脚猛跺猛踩，营长只笑笑，不吭声。我不能不信了，可仍是将信将疑。几天之后，教导员对我说：明天排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文件，你是营部书记，先把文件拿去看看吧。查日记是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文件已是很多了，材料也有几批。晚上，坐着看，躺着翻，起来转。过量的触目惊心的信息把神经弄得紧张到了极点，弄得头昏脑胀。那一夜彻夜无眠。七一年连排干部第一次集中学习时，我一言没发。七二年下半年再次集中批林时，看到了更多的材料，老总老帅副总理给毛主席的信，表态，揭林彪。朱德揭发的“林当连长时反营长，当营长时反团长”一说印象颇深。印象更深而且引起反感的是老人们无一例外的在开头或结尾写上“毛主席万岁！”或“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而这些信毛主席都圈阅了的！毛主席呀，毛主席！你在我们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心目中那真是神明圣贤，我们喊万岁、祝万寿无疆也是小人物对领袖、对大人物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热爱，当然也少不了有一种迷信的成份呀！可你老人家的那些曾一起过雪山草地、吃小米、坐而论道、扪虱而谈的、从血与火中一同走出来的战友，那些忧国忧民、议论国计民生、朝夕相处的同事、那些也早已过了花甲古稀之年、儿孙滿堂的老人们，也这么认真虔诚地山呼、敬祝，作为小民的我，心里真不是味啊！何必呢！都不该。两方面都不该。你们之间平等尊重呼以同志多好！哥们相称也很好啊！“同志加兄弟”么！万岁，万寿无疆听起来真那么受用么。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一篇小说的题目：老兄，你不该把我吊起来！

这一次我发了言，足足讲了大半个小时，主要是对现在骂声一片、以前为什么不吭一声，毛主席六六年写信给江青就对林彪不满、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不滿，为什么还选林彪为接班人、林的讲话还下发全党学习？对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不满。口吻自然是至今仍不稍加约束的高声大气、脸红筋胀、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急风暴雨、排山倒海、连珠炮式。二间屋的宿舍里，坐着二三十个人，一个个目瞪口呆，而团头头正好那天“深入”下边讨论。他只讲了一句，“这些可以作为教训接受么”，算是对我的发言的回应。这年年底，我作为军队干部复员到了一个企业。这也在全团引起了震动。“工作需要”，“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任何解释！我正年轻，血气方刚，头撞南墙不回头、不求饶、不低头，竟然以桀傲不逊、挖苦嘲讽的实则玩世不恭（至少对自已不负责吧，才24岁，当兵不足两年提干，提干不足两年复员）的态度接受了这一安排。同我谈话的那一晚，团里两个头前来坐镇，但没出面。我稍微活泛变通一点，结局也许将是另外一种。毕竟就有不愿走、不服从分配而留了下来的。我后来想，那一次发言，他们把我当成了不可控制、难以把握的未知数，“危险人物”，打发走完事。当然，还可能有导火索：我的母校已是另一派掌权，在得知他们的对立面——我这样一个造反派在部队提干后，很不舒服，写了告发信。因为我后来得知，因此受到伤害的还有几个，仍在他们手下的自然是成了任揉任捏的面团团，远在他方的也必定撒下天罗地网：总之，一个都不能稍加赦免。他们的报复的心相当细密。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母校整自己的学生，一点也不留情。此后兴起来了校庆热，名流名人富人成了座上宾，一般同学愿去也要凑份子，吃一顿、领一袋材料，赔钱看热闹当陪衬，权大钱多的人物是中心，当然无一不沾染了铜臭气。派性的痕迹犹存，早已没有昔日尊师爱生、留恋当年一草一木的纯情。

军营里有些变化依然体现军营的特点：当兵的能过星期天就是一大变化。九大之后，备战空气紧张，我所在部队的连队是少有星期天的。施工，四个班分三个班倒换，五十六天休一天，还有整理内务、开会、学习、军训。“九.一三”之后，林彪的一套逐步受到清除，如开展“四好连队”运动、评选“五好战土”活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会”。讲用会，当年就取消了吧？林彪语录、常用语、惯用语如“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活思想”等等更是立马从一些人的话语里消失。真不容易。溶化在血液里，融会贯通到日常用语中，说取消就取消，说不让说就不能说，别扭得很。但某些人从“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到“林贼”的转变简直就是一瞪眼一翻眼皮之间。不久还满怀敬意、颇感亲切的呼唤，而今却不共戴天、咬牙切齿，可又说变就变、说改口就改口、雷厉风行、不着痕迹、似乎没一点震惊与迷惑、痛苦与愤怒、昨非今是、判若两人！你不得不佩服这些人的善变及风向标脑袋！这使我想起了某部一个大首长在首次传达中央通知得知林彪外逃、机毁人亡的消息后痛哭失声，主持人不得不宣布暂时休会。哭的不止他一个，也不限于部队。对不对、该不该且不评说，这真诚二字也还是要得的。

七月底，我们奉命很仓促地从大学里搬出去。不久就见到文件，中央有规定：凡是部队占用的教育……的房舍，限期于……搬出。还通报批评了天津某驻军强占……部队在特定条件下干预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应该的，可也是多了点、宽了点、生硬了点。该收缩收缩了。不见了鲜花，听不到掌声，更少了笑脸、学习与致敬！当然，军民鱼水情，军民团结如一人，友好的还是友好。我在这一年亲历了几件让我大为感动的事，普普通通的人民还是热爱子弟兵！至于某些人们的冷眼嘲讽、由热到冷，也是人之常情。当然，也在济南开往烟台的列车上亲见过一个列车员是那么无情地奚落、遭践几个也有点不够检点的军人——军官，不依不饶、没完没了。没有点成见、过结，那些个戳心窝子的话是说不出口的。到底招来了列车长，提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才了了局。一热一冷，变化太快了。谁能料到刚刚还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一转眼成了林贼呢。


我的一九七二（三）

一九七二年还批了极左思潮，进行了政策调整。没有浩大的声势，没有大张旗鼓，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大喊大叫。变化是局部的，渐变的，在悄悄地进行，但也是能够看到、见到、感觉到的，实实在在的。文革叫停、松动的迹象，纠左、纠偏、务实的迹象，也渐趋明显以至明朗。我的感觉：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文革扫尾啦，文革要结束了。言归正传。狂躁散漫的心也该收敛一下，信马由缰不行啦。阶级斗争天天讲，天天斗，越讲越斗，越激烈，越尖锐，越不能不斗、不得不斗，一场接一场地斗。斗谁谁都不好受，斗谁谁嘴上不说心里记账，斗谁谁都想翻盘。你有初一，我有十五。太阳不能老是正晌午。斗争加剧了斗争，而不是消弭了斗争。除非是战争，你死我活，肉体消灭。这也成了“规律”，但肯定不是毛主席和中央的初衷。斗来斗去内外不分了，扩大化了，尖锐化了，滿眼有敌人，时时有斗争新动向。生产与国计民生只得退居第二位，可以不天天讲，可也得天天干，人人少不了三顿饭。人得吃饭穿衣。连饭也吃不上，那就不是造走资派的反，而是谁管事就造谁的反。毛主席曾不无风趣地说：一个饭字，有食不反，无食则反。生产与国计民生也比较突出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而且也不止干部政策要落实。生产上、国计民生上都在悄悄试图恢复，正常有序的消息也有了。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还是第四版吧，又登了一组有关祖国各地土特产的生产、收成及特长的文章，还有要注意小杂粮的生产、组织出口之类。新鲜哪，新鲜！多年的长篇累牍的革命词藻、豪言壮语之中突然来这么一段金丝小枣、山楂、野果的报道文字，怎能不新鲜别致、乍眼醒目！我读的有滋有味，还很欣欣然摘录到日记里。这才是过日子的话嘛！我的日记里还有一些报上此类文章的摘录，如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题目之下，某地组织社员上山采集可吃的野果、菜叶、树叶……我读此文，一时感慨万端，写下了几句内心独白。关于如何渡荒、过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我是太有切肤之痛、太有话可说了！

而且这一年春天批判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批林彪的“国富民穷”，在省城参观造纸厂、毛巾厂、铅笔厂（铅笔还出口呢）、电视台，以“铁的事实”批判“国富民穷”。我奉命写了一长篇大批判稿，送到上边去了吧。传出来的消息是好的了不得！领导又让我写，我就端起架子来了：知道我会写了？那就行啦。再写一篇？再说吧，现在我还不想干了呢！心里已经是很不平静、不服气了。那时也知道“实事求是”这句话，中学时就学过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么。这样批判不也是违背实事求是精神么？林立果一伙的罪恶在于谋害毛主席，他们对国内国际状况的分析未必没有一点点根据。前面说过，他们是利用毛主席党中央的失误做自己的文章。他们有野心。这个立场还要分清，要站稳。我们究竟走向何方？部队松下来了，营部更浪当。有事干事，没事一天到晚打扑克、扯闲淡。他们也是老大不满意呢。只是我太不掩饰，感情外露，心中苦闷、终日郁郁寡欢，难得一笑。一直憋着一肚子气哪！

那年春节前夕，天寒地冻，阴霾满天。我在省城大街上闲逛，见一个路口有许多人排队。问是干什么，说是买过节的花生。我一听心中又是一喜！花生，久违了！你是个什么模样，我都快忘了！你又到了寻常百姓家的饭桌上了吗？但这是省城，农民是肯定不在此例的。多少年后读王蒙的《狂欢的季节》，一九六三年，为钱文（原型也主要包括作者本人吧）西去新疆饯行的餐桌上有了油炸花生米，而且是一个在高级机关做机要工作的也很神秘的人物（这个文革中能通天的人物的原型大概是谢某某吧。）送来的，说是花生米是还苏联债务的，属于战略物质，国内市场上罕见。读此，我一下子心里翻滚起来！我们曾经过着怎样的缺油少盐、违逆人情的乏味的日子呀！一盘花生米也让作家发出如此的惊喜、如许的感慨！还是什么战略物质！笑话么？一点也不可笑！花生米实实在在还债了，升格为战略物质，平民屋檐下的家雀成了“王谢堂家燕”，贵族化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真实。这是多少人生活过、见证过、感受过、更自豪过、喜极而泣过、叫过骂过牢骚过、默默地苦熬过的、至今似乎还扯不清道不白的日子！没经历过的似乎比经历过的还明白、还振振有词，而经历过的却大都是剪不断、理还乱，恨不是爱不是，“欲说当年好困惑”，欲说还休！


我的一九七二（四）

大学校园里有了学生，原来撤出大城市在乡下办学的也撤回校园。校园里的来去匆匆的是抱着夹着书本的学生。晚间，教室、宿舍里灯火通明。都让我这个没能进大学校门的人心潮难平，又欣喜万分。终于有人能安安静静地读书了！一个这么大的有着灿烂文化的民族，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怎么能又怎么可以一连几年中断了大中专教育呢？在干中学、在干中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历来正是共产党的绝招呀！停办关门五年，想明白了再干？不可思议。这不是共产党的作派呀！

盛夏的一天夜晚，学生宿舍一片光明，人影憧憧，是一片紧张学习的景象。我在住处外通道上席地而坐，与一位平日里来去匆匆的教师随便扯起来，不熟，仅仅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连姓甚名谁也不知道，就全无顾忌地发起了牢骚。他讲了开门办学之难，在几个教学点上跑来跑去（几个地县设分校，谈天时已奉命全部从点上撤回），学生原来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授课困难……我呢，深表同情。后来，我们还说到农业，说到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如何困苦……我们俩居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文革后遗症”、“积重难返”这样的词！对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空洞的口号，更是反感。

如对大比武，文革前赞扬、推广、学习，到罗瑞卿被整倒，文革一开始，就批判“大比武”，什么“军事第一”、“锦标主义”、“弄虚作假”、搞“折衷主义”、反对“政治挂帅”……林彪出事后又往林彪身上扯，说林彪也赞成大比武。不久又说大比武还是对的。可我认识的一个老兵就见识过大比武，举了许多事，说了许多牢骚话。什么搞花架子、假标兵，一级骗一级，。我大吃一惊：你说的是真的么？他说，俺当过“尖子”，亲眼得见。你以为都那么一本正经？

有空在医学院转一转，见学生办的黑板报上写什么来上学时家乡的党支部赠送的铁锹生锈了，这是忘了本，变修的开始，之类，大为光火。在日记里批道：铁锹生锈，对于使惯了铁锹的一位老农来说，也许是件可羞的或遗憾事，对于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来说，你的“武器”是听诊器一类，你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是医术高明不高明、能不能精益求精，铁锹生锈不生绣又与你的医术水平有何干？

从年初到暑期，我结识了一些学生，闲在么，无聊么。鲁迅先生云：“一阔脸就变，无聊才读书”，诚哉斯言！“阔”与我不相干，变脸亦无术。于是借了许多鲁迅的杂文集，看，抄，连《答徐懋庸……》及《魏晋风度及药与酒及……》、《上海文艺之一瞥》这样万字的长文也全文照抄。大半年，抄了四五个笔记本，三十多万字。还有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郭沫若的《洪波曲》、《儒林外史》、《红楼梦》也抄了一点。还有《活页文选》，是从省城古旧书店里买来的，可能还开具了团以上政治机关的证明。《活页文选》上的几篇古文，也抄了下来，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方觉的《与妻书》。为什么抄了下来？一是真心喜欢，二是比较悲观，到那里再弄到这么好的书呢？三是傍徨苦闷无事可干，借此以排遣胸中的郁闷寂寞，“聊胜于无”么。从这所大学匆忙搬出以后，又从在中学里搞军训的同事那里转借了一些书，“三言”一类，看，也抄。


我的一九七二（五）

还有一些变化是更是细微的、悄悄的、令人惊喜的，但见微知著，也可推知，是在批极左思潮、调整政策的大方针指引下发生的。平时爱看报，变化是从报纸上看出来的。从生活中感受到的不多，毕竟是在军营，生活的面太窄。

首先是报纸的语言变了，大话空话套话少了，对毛主席的铺天盖地的颂词自“九大”以后就少了，而今更少了。那些曾经铺天盖地的颂词，如同西汉的大赋，是不是也是一时之盛的美文啊。至于一般的报道评论，就套话空话、穿衣戴帽、上纲上线、空泛无比了。来上几段？

红旗迎风舞，万里河山笑。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形势空前大好。

形势大好，好就好在毛泽东思想大普及，好在亿万革命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毛泽东思想和亿万革命群众相结合，焕发出了无穷的力量，无坚不摧，无往不胜。斗私批修，伏虎降龙，改天换地，红遍环球。

我们有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领导，这就是最好最好的形势！

我们有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掌舵，任何时候形势都是大好的！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非常健康，这是全中国、全世界革命人民最大最大的幸福！

熊熊烈火，滚滚红流，遍及六亿神州。

我们搜集了千顷波涛里的几朵浪花，霜天林海中的几片红叶，介绍给全军同志。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

下定决心，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怕牺牲，敢教日月换新天；排除万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去争取胜利，风卷红旗过大关！

再来一段：


　　毛主席啊，毛主席！跟着您，秋收起义烽火燃；万水千山无阻挡；跟着您，横扫千军如卷席，天翻地覆慨而慷，；跟着您，文化革命开新宇，历史翻开新篇章；跟着您，万丈长缨缚鲲鹏，五洲四海红旗场；普天下的革命人民盼星星盼月亮，盼望您与日月同寿，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再看一段：

　　万钧雷霆开旧宇，一代风流立新篇。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风暴的战斗洗礼，我们的祖国分外妖娆，璀璨烂漫，气象万千！

　　看，天，从来没有这样湛蓝；地，从来没有这样红艳！

　　祖国的人民，从来没有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他们是最新最美的人哪！新就新在头脑里只有毛泽东思想，美就美在心坎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

　　这词藻华丽不华丽？当然还未必是让人讨厌的。

最让人们讨厌的是：


在……指引下，在……指导下，在……关怀下，在……支持帮助下……还有什么“通过……深刻地认识到……揭示了……说明了……深深地体会到……一致表示……坚决……”

这仅仅是几个小小的片断。那时的文风大体如此，而且以长为美，可以说风行一时，盛极一时。美则美矣，华而不实。但这种虚浮奢华的文风始于何时，无从查考。影响大，讨人嫌。如果说在今天仍能看到体现这种文风的文章，可以说一点也不见怪。浮夸吹捧之风绵绵不绝，文人的拍马屁功夫又都在一支笔上，这样的文章能绝种吗？

一天，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在“请读两篇好而短的调查报告”的通栏标题下加的编者按说，“这两篇调查报告，言简意明，没有废话，这种文风应该大大提倡。我们报纸上的许多文章太长，谁看？必须要改一下。……”

一看，就吃一惊。那个年头，谁能用这种口吻说话？大有来头！编者按是为编发一组短而小的文章加的，就是编者按语倡导的短而精的文章的标本、范文了。一上来就说事，说完就了。不再是那种满碗里清水汤半天捞不出一个豆来的、吃肉包子几口咬不到馅的文章。“博士买驴，书券过万，不见驴字”。“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见到了短小有内容的文章，是不是变化？语言也在变。反正实在了，虚比浮词少了。后来又登了几篇批“洋八股、洋教条”的文风的文章，斥之为“大观点套小观点，小观点夹小条条，又长又空，黑压压一大片，在空里兜圈圈……”，并将这种文风非常坚决毫不犹豫地归罪于当时正批判的“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当时，这是林彪与陈伯达的“头衔”与“帽子”，因为陈伯达、林彪还没有在报上公开点名。文风略有改观。但并没有真正好转。这种空话套话假活大话、穿衣戴帽的格式，也是很有渊源，而且势头不小的。时至今日，某些方面的八股文风仍是令人们头痛不已。

同时，《参考消息》还报道了世界上几大通讯社对这一编者按的报道及分析，“这里的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三句编者按是毛主席本人的直截了当的和精练的风格”，“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人民日报》今天在头版出人意外地作了一个自我批评。”他们也认为有来头、是信号、意义不一般。外国观察家们也是敏锐的。中国的些微变化常常逃不掉他们的敏锐的眼晴。


我的一九七二（六）

变化当然也能从当时的简单而又很少的日常文化生活中看出来。一九七二年的元旦或是春节前后的某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播送了《翻身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二月里来》《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歌曲，令人耳目一新、分外惊喜！更有一种苦闷压抑、一时间得以释放的轻松感觉。这也是文化文艺政策调整的信号了。是一些文艺界人士的复出？还是这几首歌曲的解禁？

出了几本小说吧。看了几部电影吧。所谓“莫名其妙、飞机大炮、搂搂抱抱、打打闹闹哭哭笑笑、新闻简报”，概括了当时能看到的阿尔巴尼亚、越南、罗马尼亚、朝鲜及中国电影的一些特点。真有点少，单调，特色够鲜明，也够简单。似乎没大意思？不是，十几部几十部呢，少了这些，不就更没什么看的了。这些片子，《多瑙河之波》《宁死不屈》《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还是不错的么。尤其是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与中国文革前的影片大差不差吧。《卖花姑娘》更是感动人，“花了两毛五，哭了一头午”。票价两毛五，是彩色宽银幕，所以贵一些。那些年一般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少了五分，多了一角、两角，也就行了。一些老片子也在放，样板戏也唱。天天读未必做得到，天天讲也不再新鲜。只有样板戏、老电影天天听，天天看，让亿万百姓耳熟能详。许多样板戏或老电影的台词对白进入了人民的生活，成了口头语，张口就来，顺于拈来，开心取乐，成了经典。

文革初期，电影制片厂除了新闻简报（还有科普片吧）就不再生产了，故事片一个没有。也许就从今年开始，电影制片厂也允许拍故事片了。此后几年，先后有了《火红的年代》《艳阳天》《激战无名川》《金光大道》《青松岭》《战洪图》《春苗》《决裂》《难忘的战斗》《海霞》《创业》《闪闪的红星》，等等。《三上桃峰》《园丁之歌》是戏剧片。还重拍了《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为几部影片的发行还专门发了消息。这些影片有好的，也有那时斗争需要的。看法不同，不是捧之上天，就是批的臭死。当初渴盼的心情有些失望。文革前的电影批的批了，封的封了，那时的标准不行了，剩下的也就十几部。文革搞了六七年，拍电影中断了。现在经过了文革，按新标准拍的电影该是怎么样子的呢？自然渴盼，何况可看的电影少呢。急着抢着看，有点说不上来的味道，总之不该是这个样子，是失望吧。阶级斗争为主，好人坏人中间夹着落后分子；有一点儿生活气息，也让斗争与豪言壮语淹没了；没有爱情，女跑男追也没有，男女主角常常都是光棍。就这，有看头吗？有进步吗？文革把以前的电影批个臭死，可按文革标准拍的电影也没弄出个好的电影呀！


我的一九七三（一）

七三年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

邓小平复出了。一九七三年，除评法反儒外，这是第二件大事啦。说句老实话，七三年刚复出，人们那时对邓所知甚少，在过去的舞台上，他还不是主角，没有站在聚光灯下。中国共产党政治人物领袖人物可谓群星灿烂。他们的沉浮升降，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扑朔迷离，运动此伏彼起，人们应接不暇，真也要等待观望。出水才见两腿泥，尘埃落定见真佛。邓小平开始了他一生真正的治国生涯。这一年是个起点。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是否对邓小平寄予厚望，当时人们并不知道。

但毛对邓是客客气气的，保护的。文革一开始说是“刘邓路线”，喊叫“打倒刘邓”，甚至说到“党内第二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从六六年中央工作会议刘邓分别做了检讨之后，对邓的批评少了。到六七年更是集中批刘，把邓放在一边。毛对刘邓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区别对待的，此后区别更明显。文革之初的传单已多次揭载毛主席关于应该正确对待刘邓犯错误的讲话，批是批，也批，也拉一把，一点也看不出毛对他俩有什么一棍子打死的念头。毛还一再说：“刘邓的大字报不能上街。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看《毛泽东传（1949-1976）》，有一段文字记述毛为邓的检讨稿修改，真是操心太殷太细了，不像是邓在检讨，倒像是毛自己写检讨。毛对邓的基本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此后的做法由汪东兴做联系人，还时有检查过问，毛对邓够客气、够关心的了！为了邓的复出，从七二年初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到七二年八月在邓的来信上作长篇批示，又有多次讲话，毛为邓能平稳尽快复出做了大量工作，毕竟文革仍在进行，以江青为代表的造反派也是从反刘邓开始起家的么，他们还掌权，要共事，要平起平坐，首先也得转弯子么。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因素？邓在文革初期基本没受到太大太直接的冲击，大儿子是受了折磨，残了。毛毛的回忆说：扫地出门才知民间苦，所谓“民间苦”就是原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了中南海大院，吃穿用一律花钱买啦，真正的民间疾苦见到啦？可那时他们还没出北京城呢。

邓是大落大起，人民还不是都大惊大喜。有议论，有说法，有待期。这年四月，从周总理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邓小平时隔七年首次公开露面，到八月党的“十大”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到一九七四年率团出席纽约联合国特别会议，两年过渡，他也并没有很快成为中国政坛上的明星。只是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七五年初十届二中全会补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此前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周总理又因病难以视事，他才成为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人物。这时他的地位己超过他在文革前担任的职务，那时是常委、总书记、第二副总理（林彪是第一副总理）。毛周难分。没有了周的支撑，总管，毛的决策将难以推行。邓看似辅佐周，实际上代替生病的周为毛奔走。作为比较，邓的个性更为突出，少了些周恩来的忍耐、周旋、灵活的功夫。

但邓当然也知道毛周的不久于世，与中国上层政治力量的悬殊对比（“四人帮”势单力孤，在军界更是少有人靠拢），审时度势，他似乎也没有必要再“韬光养晦”。他已经着眼于毛周之后的中国。他在江西四年没有白待。这似乎给中高层领导干部一个启示：执政期如果真正免职离岗静养一年半载，思前想后，未必不是好事情。邓如此坚决地拒绝主持中央会议通过一个评价文革三七开的决议，而不是像文革之初，像一九七二年时的一再检讨，及要求复出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时“永不翻案”的保证，其原因，或者说最为可能、也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一条。有人说，邓在那时有生命危险，纯粹胡说！华国锋刚上台时他又表现地相当谦恭，而再次官复原职后又一点也不客气了。

从一个政治家对人处事方面讲，似平并没什么不正常，世易时移，懂得机变，以变应变，与时俱进，这也才是政治人物的常经。但中国普通人中流行的道理，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驷不及舌，一以贯之，说话算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等等，有时也当着尺子量一量大人物么。人们说：毛一辈子几起几落？他写悔过书、检讨保证，过后又不认账没有？邓小平有时为一般芸芸众生所诟病，也许是为这一点。这也是特别国情，中国特色。当然，还有“89风波”。但那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了、褒贬因人而迥异了。有个名网友的名言：如刘少奇也也个“韬光养晦”，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能就姓刘不姓邓了。玩笑玩笑。历史就是历史。刘是刘，邓是邓。假设不得。


我的一九七三（二）

七三年：通天人物的命运也不济——关于李庆霖与张铁生

1973年先后出了两个通天的“小人物”，先是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李庆霖来信的批示，一句“全国此类事甚广，容当统筹解决”，让人看到毛主席对国情、下情明察秋毫，并非不知。主席老矣，但体察下情民情尚见功力。李庆霖的信写得相当凄惨，个人家庭孩子，孩子下乡口粮不够吃，家中到黑市买粮补助，难以为继，请求解决。还有下乡知青招工、参军、上学、返城等问题拉关系、走后门的事，尖锐直率，且大有问罪之意。李也有胆有识，捎信人也是。用今天的眼光看，岂止是越级信访！一般人穷极了、逼极了，也不过是干瞪眼跺脚。

《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件事的记述是：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毛是在会见几个地方及大军区的领导人时讲这些话的，在政治局会议上也讲。中央很重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卷）在毛主席这封回信的注释中写到：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印发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对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六月下半月，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人来中央汇报并统筹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七三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中央进行了调查，毛主席的干预仍然是有威力、见效快的。据说知青的生活从此更加受到关注，条件也有改善；而极少数迫害、侮辱知青的人受到了公开处理。掌握知青命运（从中央到省地县社都设有知青办一类机构）的某些官员中，确实有极少数败类，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他们都没有逃脱严厉的惩罚。那个时代的惩治腐败的决心、手段与效率仍然是雷厉风行，泰山压顶，决不姑息迁就。

李后来是不是跟着“四人帮”干了坏事？不了解，不敢妄言。但他在文革结束后的坎坷遭遇也更见得还是毛主席更有胸襟，与气魄之伟大。李毕竟是反潮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别人不讲，他讲了。那些年问题成堆，岂止上山下乡，统筹解决牵扯面大，尚待时日。“寄上三百元，聊解无米之炊”，毛主席仍是现实的。他知道国力有限，全面彻底解决，一时并无可能。这远不如对当时一些专案组搞逼供信的批评、查禁那样斩钉截铁、雷厉风行。但“容当统筹解决”并不是不解决。

张铁生的信发表了，但那一时那一年的招生也接近尾声。通过考试录取在许多地区已经完成。进行笔试凭分数录取究竟在招生中占多大分量至今不得而知。但中央一定有人倡导推荐与通过一定考试录取上大学，当然也一定有人不赞同考试、以分录取。这也是明明白白的。

我所见到的一场考试就是滑稽了。已定了我所在单位的一个小青年被推荐了，厂教育科的人在我们单位一块小黑板上用粉笔写了一个开方的题，就是一个公式。我想，上过初二代数就该会吧。可小青年千启发万提醒憋了一头汗也说不出答案。主考的笑了笑，说，就这吧。我们以为没戏了呢。不几天却接到了一个师专的通知书，我们问小青年，小青年说：他敢难为我。就不吭声了。

著名作家梁晓声是初中毕业生，推荐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真是误打误撞去了的，没考什么试吧。贾平凹也是。在水库工地上搞宣传，油印小报，出了名，被推荐上了。可名额只有一个，他的初恋的恋人（那时已分手）排名在他前面，她让给了他，他就上了大学，后来出脱成一个大作家。而贾平凹的父亲是不是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张铁生后来干了什么是另外一回事。他写的信没什么错。他讲的不公平当时有。越是在乡下卖力干活的知青，越没功夫复习功课。而“病退”回城、泡病号、不正经干、赖在城里，还有心看点书的，在通过考试以分录取时，优势就太明显了。张的信之所以被发现、被重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适合上层某些人斗争需要是一回事，也是有基础有来由的，是另一回事。他并没有直接给上头写信。他是在一学科试卷上写信诉苦要求公道的。他没什么错。今天，青岛两个考生还因在分数面前不平等状告教育部么。他为许多知青打了抱不平，被不少知青拥戴，正像李庆霖被许多知青一直视为恩人一样。张铁生讲的不公平至今也存在，而且从性质上讲没有什么不同，今日的不公平表现范围更大，更为复杂。在推荐与选拔中没有机会均等。在分数面前也从来没有人人平等过。公平竞争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口号、一个目标，对有些人更是一个招牌。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对此感受还不够深、对这样的问题还有什么疑问吗。

李庆霖、张铁生当初的举动，放在今天，不仅未可厚非，而且也许仍为人称道呢！


我的一九七三（三）


变中生变：七三年风波再起


一九七三年又起了波澜，搞评法反儒。当然也是由批林引起，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攻击毛泽东是现代的秦始皇么。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也由来已久，不绝于耳。毛主席不无风趣的说：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完全么。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坑了四百六十个。可我们镇压反革命杀了多少万个反革命，超过秦始皇几十倍！毛主席还说“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骂吧。还就是骂不到点子上。这一回又翻开了旧账：秦始皇是法家，法家执法严，主张犯了法要杀人，厚今薄古。儒家男盗女娼、欺世盗名，“百无一用是书生”，厚古薄今。于是评法反儒，为法家正名，即为无产阶级专政正名；批儒就是批林，也是反击林一伙对毛主席的诽谤。

可又风传批“现代的大儒”，也是有现实针对性吧。林彪的极左不让批了，说林彪搞政变，卖国，不是左，是右，极右，右的不能再右。抄林彪的家，弄出来林彪的条幅，就与儒家法家孔老二挂上了钩，于是刨祖坟。七三七四两年就干这个。这太虚、太空、太远离百姓了！七八亿人，有几个知道什么儒家法家的？不明白，想装明白都不行，太玄。什么事都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也未必想知道，也难知道。毛主席的心思在上层，又在下层。想教育启发下层保持清醒，监督上层，解决上层可能出现的变修复辟的问题。可是没有形成机制。听了几场报告。孔孟、商鞅、李悝、秦始皇刘邦董仲舒曹操，请出来的请出来，拉出来的拉出来。沉睡多年的历史人物又登上舞台，站队，亮相，来一次关公战秦琼！出丑的出丑，风光的风光，千年匆匆走一回，再回坟墓费思量。

这一年，大量印发了一些古籍，一时间学习研究古籍也成了时尚，评法反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九七三年的战略部署、伟大任务么。许多有心人借此光明正大地看了许多古书古藉，学有所成。我也看了一些古文，也竟见到了油印的《女儿经》《三字经》《千字文》一类，久闻其名，未得一见。不料在大破大立的时代见到了这些陈年账薄子！真伪杂糅。也是可以看看的么。在批判的名义之下，翻了翻，也燃不起来怒火，里边的一些未必革命的名句倒让我记住了不少。


我的一九七三（四）


记忆中的“十大”前后


也就在这一年春天，报上常出现几句古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前两句出处知道，《古诗源》里就有，引自东方朔《答客难》。但那时的惯例，一般人引用不会弄得这么醒目又反复出现。也许是毛主席为邓小平复出及解放一大批老干部而引来教育全党的吧？谁知道呢？毛主席这一年又为一批老干部复出重新工作做了大量工作。他对周总理不无歉意地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林彪事件之后，毛对老同事老战友以及老部下老干部当面或当众道歉已经有许多次了，而且有言有行，付诸行动。安排工作，重用，甚至默认老干部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属开后门参军上学。参军上学就是参军上学么，南征北战的将军，九死一生，功劳多多，建国后也辛劳苦劳，而今又炮轰火烧，受了冲击、委屈，自己的孩子当个兵上个学，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杀人放火祸害人。他们的子女真要是作了恶，毛主席也不会答应么。一码归一码。

就这，人们也是很不满的。工农大众、平民百姓之所以拥护文革，就是把文革理解为反特权，追求平等，对当官的高高在上、气指颐使有气。这种情绪、诉求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民心民意，也不能不考虑。毛主席毕竟是坚持不断前进、不断革命的，对老干部中“官当大了，不愿再革命”的惰性，毛也不满。毛主席也受几种思想的左右，在指导运动上也有摇摆。七四年对反对“走后门”亮红灯，七五年又大批资产阶级法权，七六年又批“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是不是毛主席也一时有一时的侧重？

下半年“十大”召开了。十大也是秘密召开，提前一年召开，开完了才公布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里又有了许多新面孔：老干部，及造反派头面人物。常委有毛、周、王（洪文）、叶、李（德生）、康生、张春桥、朱德、董必武，九个。政治局有刘伯承、江青、李先念、姚文元、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韦国清，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朱德、董必武又进了常委，毛作了自我批评“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我也要作点自我批评呢”，有真诚，亦有勉强。称朱德是“红司令”，“我说是红司令，不是就红起来了么”。有恩有威、也有情有义、又有自我批评。并亲自为“二月逆流”平反，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为罗瑞卿平反。也许还有贺龙吧。但为贺龙平反下文件，已是一九七四年下半年了，骨灰安放更是到了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贺龙忌日。贺龙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去世）。贺龙是很冤的么。一点历史问题，也不是说不清。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苏方惹风波，贺龙作为当事人也说清楚了啊！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毛主席、党中央任命贺龙为军委第二副主席，也是有牵掣林的用意吧。毛主席重用林彪了，林彪整贺龙，毛主席也支持。当然，那时的中央也同意。林彪在“九大”讲话时说：感谢毛主席，在毛主席手下工作，才有今天，我们今天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如果我是在贺龙手下，早就成了段德昌。据说林彪当时还哭了。段德昌是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领导、一员虎将，1933年“肃反”时被杀害。但这件事与贺龙有什么关系，就不得而知了。前些年，中央公布的我军几十位军事家，段德昌大名赫然在列。而毛主席给贺平反时仍说贺常佩带手枪，也许有纪律？但仍觉小题大做。

非常意外，王洪文冒出来了。毛主席太着急了、太着眼于高层了。为什么非要寄希望于某一个人呢？指定林彪作为接班人（当然啦，最终还是中央全会通过么），特别是载入党章的教训够大够深也够损害伟人形象党的光辉、应该够记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了，为什么就那么坚守既定之策不稍加改变呢？王才三四十岁，造了几年反，就坐了直升飞机，青云直上。要用，也要培养考验么。为什么不让他一类的人多跳几个台阶？多跳几个台阶，假以时日，也比“坐直升飞机上来”强的多。这样一个大党大国，人口近十亿，弄这么个人上来，确实憋气，确实于党于国都没面子。一定要轮资排辈也不行，这样乱为王更不行。众人难宾服。毛主席为之宣传造势，什么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造反反刘有功。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告诫他的同事与战友“不要看不起儿童团”。“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但领袖人物的考虑也是非常现实的。毛主席深感来日无多，身边没人，乐见新人出现。何况这种人事的安排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更不是他自己这么干。他的这一惊人举措再一次令国人世人吃惊。王洪文确实素质不全不高、能力更有限，不久就失宠。毛主席仍然失了算、落了空！毛主席啊，毛主席！英明曾经属于你，看人准、用人当是您老人家的长项，可如今怎么就一次又一次看走了眼呢？可真应了“天荒地老”“岁月不饶人”这些话啊！

还有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主席召见，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岁月不饶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廉颇老矣”，主席老矣！在十大主席台上，毛主席竟然在散会时站不起来，只有让代表先走。他极不情愿让人民知道他的老态与疲惫。心境不佳。自信减少，疑虑重重。动作多，动静大，总想让人感到他的存在与威望，更有他的忧国忧民、割舍不下的江山伟业的思路与心态，也越发让人感到他的急切与焦虑。《回首“文革”》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详细记载毛主席晚年印大字本（古籍）孜孜不倦读书并借以教育指导高级干部及身边人的晚年心境及良苦用心，读之令人感动心酸以至泣下！老人家，你也是心底无私地操心一辈子啊！谁成想你也会成为一场悲剧的主角？



我的一九七三（五）



回忆七三年：“三个世界”与智利政变

当然，毛主席也并没有老到糊涂的地步。在对外宣传上，毛主席头脑也清醒得很，对一些过激过分拔高吹捧他在世界上的位置、作用、影响的说法提法、溢美之词，从文革之初到七十年代初期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批评，加以删削纠正。不同意在对外文件材料中对国外一些朋友宣传毛泽东思想，认为是“自我吹嘘，强加于人”，作出了非常谦虚的批示、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毛泽东文集》之八等都详细揭载，条目多多）。毛是很谦虚谨慎的，尊重兄弟党、外国友人，尤其对世界上的小国穷国小党更讲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强加于人。许多人可能从电视里看到过毛主席对一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以屈膝礼答礼的录像。毛主席是随和幽默，更是一种平等尊重的表示。

也在这一年，毛主席在同外国领导人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划分三少世界的理论，美苏属于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属第二世界，其余国家属第三世界。一九七四年六月联合国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了这一理论。从此，这“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走向全世界。中国这个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反殖反霸，作为第三世界（后来又加上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对所谓不发达、欠发达国家的“恩赐”与“提拔”，中国一开始并不领情、不接受，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此给以嘲弄。七十年代后期，才与在世界上流行较广的这一说法“接轨”）国家的一员，与穷朋友就更接近更联成一气了。毛主席因此赢得了世界上许多国家领导人及广大劳动人民的热爱、敬仰与尊重，至今深深怀念。新中国因此在全世界赢得了众多朋友。毛主席总是面向世界，心中永远装着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毛主席说过，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也真搞了点个人崇拜。但这仅限于国内吧？实事求是地讲，毛周开创的外交局面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说毛主席没出过国，闭塞，僵化，故步自封，是不顾事实的一片胡言。以借解读毛泽东，筒直是笑话。某些人骂也不会骂，打也打不到疼处。他们只有仇与恨。他们不懂也不尊重历史。

一九七三年，南美洲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在美国策划并支持的军人政变（皮诺切特为首。他在政变成功后依靠美国统治智利长达二十多年，杀害革命党人，下台后几乎被追究）中拿起武器与卫队一起战斗，英勇牺牲。阿连德的遗言有“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人民要求武装的时候没有及时发枪给人民”。中国强烈谴责了美国，并严厉批判了苏共“和平过渡”的主张。阿连德正是遵照苏共的“和平过渡”路线搞了选举当选，触及上层利益及美国后被军人造反镇压，死得壮烈，终归又走向失败。这一点，今日委内瑞拉的查维尔看来已牢记了：他本是军人，当选后抓住军权，一波又波的斗争以至政变，他都化险为夷。没有军队，宪政法制是空的。美国的军队一直抓在总统手里（三军总司令么），不是党军，胜似党军。查维尔远没有阿连德有名气，但查维尔是成功的。手中没有军队的总统是靠不住的。民主，竞选仅仅只是一种手段。“和平过渡”“公平竞争”，骗鸟呢！



我的一九七四（一）

批林批孔：《红楼梦》厨房风波再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九七四年，又闹出了大动静。批林批孔掀高潮，更是旗号与借口。因为真正批林的少，林彪七一年“九.一三”就爆炸了，知道了，也批了，快三年了，折腾来析腾去，没啥新鲜的东西。林彪写给叶群一个条幅：“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也是夫妻一场么，报上还说“真肉麻！”到底谁无聊？烦不烦？批孔也不多，把一些研究者老先生请出来了，广东的杨荣国走遍全国，也风光全国，后来还不是倒了大霉！把林彪写给叶群的条幅、引用的孔子的几句话以及孔孟的原话当成了靶子。出现频率最高的几句话是：“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天马行空，独来独往”（陈伯达写给林彪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好么，破“四旧”呢，把正宗老牌的“四旧”、“四旧”的老祖宗都弄出来了。“之乎者也”之类，就这几句话，要让全国人民都明白都知道，就费了牛劲儿啦。

可人们着眼的是现实。文革初期直到“九大”“十大”的革命造反派，在“清队”“一打三反”“抓五一六”等名类繁多的运动中，有相当多的首当其冲，挨整挨斗，靠边，坐“学习班”。“好人不造反”，“造反派里没好人”么。也就造了两年反，也许有的还风光过几天，可接着又受了多少年的压制、挨整批斗。“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文革中的群众组识，立场如何，色彩浓淡，哪有一贯正确、一把交椅坐到底、老是风风光光的？“座上宾”，”阶下囚”，轮着来么。你说谁能不怨气冲天？

如今批林批孔掀高潮，不少老造反也好，老保也好，凡已挨整正受压的，感觉时机已到，要讨公道！造反团、战斗队又揭竿而起，造反大旗又忽喇喇打出来。跨行业，跨组织，跨地区，串联，反右倾思想回潮，“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别的口号也有，愿望、呼声也不同。大字报，大批判，大喇叭，声势够大。派别斗争战火又起，矛头指向各级党委与革委会，当然也少不了揪斗当权派。已是安稳了几年的新生政权的当权派现在又慌了神了。社会上本来秩序正恢复，现在又出现乱相。我们这个大企业也乱了几个月，造反派，也有老保。反正不是一派。各揪各的“走资派”、“复辟狂”，各算各的账。公开开大会，批斗当权派，还串联，上窜下跳，上挂下联。小会更多，也神秘兮兮。两派的人就长了“黧鸡眼”，你瞪着我，我盯着你，“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我是新来的，旧的不知道，新的不参与，置身事外，不闻不问。也有找我的，代写大字报，工人嘛，文化低一些，有话写不出。我不干。我的理由是：不是我亲历亲闻的，我不能写。我心不在焉。现今行话：不在状态。

我对当时的运动的乱相、趋势的思考是：没有该不该、对不对的问题，只有时机与成不成的问题。时机不对，有理也闹成不了事。大局已定。毛主席那时已年迈，心有余而力不足，文革搞成这样，进不成，退不甘，他心里最不舒坦。可他一路损兵折将，手下无人。手下新人也顶不了门户，国家大事还有赖于老人，不滿意，信不过，又离不了。他还能再支持新人去冲击老干部取而代之？又折腾了大半年，人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毛主席给江青写的信，大家都知道么，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大乱为了大治。从六六年算起，现在不也七八年了么？可见当时声势之大，可见人们的意念中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中央于是赶快下文，说“不能称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串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批林批孔”，云云。一锅沸水，釜底抽薪，翻滚不起来了。忽忽隆隆三四个月，偃旗息鼓，归于沉寂。

很像红楼梦第六十一、六十二两回里的厨房风波，酝酿、兴起、人事更替、乱纷纷你方唱罢他登场。一声刹车令，各就各位，刚刚占据厨房要津的费婆子气急败坏、无计可施、卷包走人。风平浪亦止！关键是大权在握的凤姐偏偏这一时操心过度流了产，暂无精神理事；平儿又说了一句话：“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的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事不能说没一点事。哪一天不出点问题、闹出点乱子风波？一九七五年冬天不就又动了天威、风波再起了么？而且缘由一模一样。此一时，彼一时。那一时指导思想变了，暂且无心亦无力追究下去，风波焉有不息之理。一场大革命中的运动，虎头蛇尾，不得善终。这也是文革成了强弩之末，最高层有了在全局上求稳、也无力再兴师动众的意图，才导致草草收兵。

为了压住、消灭派性，解决全国许多省市大联合、三结合、筹建革委会等诸多此起彼伏、反反复复的问题，中央开了多少会，毛主席亲自出马接见一批又一批党政军领导和各界参加中央学习班的代表（“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是毛主席一九六八年的批示，就好比今天的上党校。当然，办有个人问题的学习班是个例外，但也不完全像一些人描绘的成了集中营。关牛棚也不是。凡是打派仗的就请到北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吵够了，打完了，订了君子协定，握手言和了，作为奖励，毛主席就接见），发了多少布告，乱子才渐渐消弭，现在能再让你乱起来？

批林批孔在批孔老二“继绝世、举逸民”之时联系实际，文革中造反的一派在“九大”前后逐渐走下坡路、走向末路，以至受打压，今天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于是以反复辟倒退、将文革进行到底为旗号，恢复组织，跨行业跨地区串联、联合起来，冲击揪斗革委会中结合的老干部（所谓逸民么）。开初一定也得到中央一些人的鼓励和支持，形势发展很迅猛，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运动一来，当权的就蔫了。住院的住院，闭门不出闭门不出，夹起尾巴做人。住院的特多，而且是异地住院，保密。我们的一个大头头得势时说话太出格，跳脚骂人。运动一来，躲进医院，一住半年，名为养病，实则避风。一般的当权派躲不开，见人面带笑，老远先招呼，有话无话扯闲篇、拉近乎。架子派头庄重，全不见了，会装着哪！而下半年的一次大会上，我们那里的一个书记，就已经公开迫不及待地“秋后算账”了：某某人某月某日几时在某处开会、什么人参加、谁人讲话、大字报又贴在何处，一件件，一桩桩，一一尽在掌握中，一个一个地质问。那威严，那气势，得志便猖狂，翻脸才无情！一个参与其事的造反派被从座位上叫起来，一一对证，一会儿站，一会儿坐，吓得两腿战栗，汗不敢出。中学课本曾将契诃夫的《变色龙》选入，联系文革中一些人的滑稽表演，不禁哑然失笑。各色人等，以类聚，以群分，世界之大，风俗殊异，可人的表现与性情，似乎也并不是有多么大的差异啊！



我的一九七四（二）

批林批孔正在热闹口上，又弄出两个轰动全国的人或事，都与教育有关。一是河南南阳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女学生不愿学外语，老师也许方法简单粗暴，自杀了吧？当然是当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罪恶滔天了。

还有一个是小学生黄帅，北京的，给老师贴大字报，写日记，挨了班主任和学校批评？就投诉到报社。被当成了敢于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典型英雄。有不同意见的人，大概一个内蒙古的军人或是干部，也写信给报社，批评了小学生的做法。结果挨斗，罪名是打击新生力量。

在这前后，毛主席关于要敢于反潮流的指示发表了。当然要做具体分析。具体指向一件事，该不该，比较好判断。笼统地说，也难判断。一般地从理论从历史从社会发展上看，反潮流确实需要，古往今来，都有。没有反潮流的勇士，社会、世界就会停滞不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逆潮流而动说不定要被潮流吞噬淹没的。反潮流就是同保守的僵化的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物对着干，支持那些尚在萌芽状态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这常常是少数人所为，慧眼独具，有胆有识。但在文革中，这句很有启示性的话常常被误用，而且当权者很少有人有这么个胸怀与识见。

七三年底中央政治局按毛主席的指示曾批评周思来，因为毛主席听说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时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具体什么话，许多书只字不提。后来有一本书提到周对基辛格表态应邀访美？一个要人批周，好像说周自己做好人，要我们做恶人云云）。毛主席还有批评，什么“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还有“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人们震动不大。批林批孔么，林彪卧室挂了“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条幅，于是就把他与孔老二捆在一起批。林除了野心家、谋害毛主席，不又成了复辟狂了吗？林也就是右的不能再右的极右了吗？批林的极左不就成了没看清林的实质而误判错批了吗？当时就是这样推理呗！左也好，右也行，反正林彪死球了，咋批咋有理，咋批都用不着面对面了。

可江青一定昏了头了，她真有点狂放的不像样：又借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她不顺着毛主席同意的批林批孔这个路子来，却想放火烧荒，把批林批孔的邪火引到叶剑英身上。居然在一个万人大会上对叶剑英这些为孩子当兵走后门的老人们发难，搞所谓“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夹杂着批走后门。也有传言说批林批孔批周公。一时疑惑难解。

叶就是叶，当时唯一出头露面的元帅么。走个后门算个嘛么！叶就给毛主席写信诉衷曲。毛主席发火了，江青干扰了他的部署么。毛主席就为走后门正名：“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更为叫绝的是，毛主席说，他也送了几个女孩子去大学读书。

批吧反吧，批到反到毛主席头上去了。江青们搞不下去了。毛主席还批评她“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又夹杂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好么，江青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暑，扭转斗争大方向，该当何罪？毛主席后来还说：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不懂，又加上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十万年还会有。

我们可以看出，批林批孔是江青发起、毛主席和中央也同意。可江青撇开周、叶及政治局大多数，领着上海帮及迟群、小谢，一马当先，想抢头功。江的做法漏洞百出，只顾眼前，直奔目标，主动进攻，气势汹汹。七四年私自召开“一.二五”万人大会，连郭老都敢训，连叶帅都敲打。江像风风火火几个月，有点颠三倒四。不戳点乱子心中不平，乱起来了又收拾不起来。总之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一次，她和她的一伙名堂不少，动静不小，结局不好。她实在是不成器。“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有什么办法呢，她还知道写检讨，不是“黄瓜菜都凉了”？

但批走后门在舆论、在下面的影响是太大了。中央及省一级的报纸都有文章批“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批“走后门”得人心着呢！当时哪里知道是江青发难，老百姓要知道了，那江青可就得分了。那时老百姓最讨厌“听诊器、方向盘、售货员”，还有当官管事的收礼、走后门。“走后门”成了不正之风，开后门、走后门的多了。因此，批“走后门”也是有人喜来有人忧。我所亲眼见到的我在的单位有几十个新入厂的学徒工，看了报上的文章，一个个都像霜打了的，一连多少天没点精神，甚至想笑都笑不出来。后来有了新说法，才渐渐安稳下来。毛主席下了批示，挡住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决议，运动后期处理。

走后门太普遍了，已经成了冬天的西北风啦。毛主席都默认了。令人不解的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一是反特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今为什么见了走后门却放过一马了呢？走后门就是滥用特权。那时已相当普遍，民恨、公愤不小。这股歪风仍然为多数有良知讲人格的人所不耻。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落实待遇。某些人有气，胃口太大，向组织提要求没完没完。有的人去世了，为了悼词、规格、待遇，闹个不可开交。遗体一停一年半载，拒不火化。不得已也，中央下令追悼会只好改为向遗体告别。走后门内容因此又增加了许多，滥用职权一时又盛行起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它的寓意也有不少版本吧？王蒙当时写下了《说客盈门》的小说，也反映了那一时“五子（位子、房子、车子、孩子、钱袋子）登科”的乱相，作者借主人公丁一之口表示了担忧，似乎很自信。今日观之，徒增伤悲！毕竟风气一直在坏下去。


我的一九七四（三）


政坛风云与国庆二十五周年


一九七四年的中国政坛是比较动荡不安的，有许多未知数。批林批孔在上半年就没什么戏了，闹的厉害的也就是再多一两个月。批走后门是一场虚惊，有惊无险，但也曾闹得千家万户惶惶不安，以为情况来了呢，不好招架。这年六月，周总理病重入院。七月，在医院会见外国客人。消息一见报，全国人民心情沉重。周总理在人们心目中是鞠躬尽瘁的典范。是国家的总管，是全国人民的好当家。他的病一定不是一般的病，不然何至于在医院会见外国人？周总理的病，周总理之后的局势，成了当时最大的未知数、变数。人们盼望他安心养病，早日康复，再为人民当几年总理！
这年国庆节，毛主席上天安门是不可能了，已经连续三年的国庆节没有举行天安门庆祝活动了。有大型游园活动，中央领导与民同乐。还有就是九月三十日晚上的国庆招待会。但是，这一天，周总理能否出席国庆招待会，一时成了疑问。建国二十五周年呀，该出来。能出来，一定出来。不然……周总理还是出来了！先是广播，后是报纸，照片，再后来又见了记录片。周总理瘦了！步履轻缓，精神尚健，举手投足，风度依然！讲话更抑扬顿挫，字字清晰，声声入耳入心，昔日风采不减，一生魅力尽现。之后又住进了医院。年底的长沙之行，七五年初的十届二中全会及四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毛主席下令，邓小平起草，简短，周总理只念了开头与结尾，余下的工作人员代劳。）。此后，他就再也没走出医院。从报纸与广播得知：他仍常常在医院会见外宾。一九七五年九月，他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国客人。他的病情一直牵挂着亿万人民的心！

也就在这一年夏天，在有毛主席亲自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批了江青，提出了“四人帮”，也称“上海帮”，并让政治局批评“四人帮”。“四人帮”或“上海帮”一说，及江青挨批评，这消息在中上层不胫而走，不久北京市满城风雨，后又波及省会大城市。当我风闻其事已是一九七五年底了。不同的人群，感觉、用意、想法不尽相同。事情当然并没有传闻者想象或宣言的那样严重。毛主席的批评，是警告，更是保护，所谓“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总之……”也很有意味啦。到了一九七五年夏天，毛主席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再次批评了江青与“四人帮”。张春桥、姚文元都挂上了，王洪文也露了馅、显了怯啦，在毛主席眼里贬值了。中央工作一度也不让他主持了，叫邓小平主持。重用王洪文凸显毛主席的个性，但很遗憾也是败笔。识人用人本是毛主席所长，但也走了眼失了手。毛主席批评“四人帮”是事实，传的快，散布广，反映了一些人们的心情，一年前政治局还批过周总理呢，据说很严肃呢，人们当时有几个知道的？当然，这也与日后“四人帮”被突然抓捕提供了相当有力的根椐。毛主席他老人家批了，一句顶一句，有力量么。“凡是”就是凡是么，当时大家都挺拥护么。

国庆节的《人民日报》报道了全国笫二大油田胜利油田投入生产的喜讯。胜利油田正式开发始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某口油井出油之前，中央有华东石油会战的文件。9月23日出了油，所以对外一直称为“九?二三厂”，通讯地址是代号。当我还念中学的时候，校长的形势报告已提到在山东惠民地区发现了大油田，说是打开了油一个劲儿喷，想关都关不上……它是在文革中建成的。到一九七四年原油年产已过二千万吨了吧，已是开发十周年。但对外一直没公布。而且油田也正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十年之后年产量接近三千万吨，不久又攀升至三千三百万吨，达到巅峰。大庆老大，胜利老二。至今仍如此。

传达了中央文件，为贺龙平反，而贺龙已于一九六九年死去了。一个元帅，赫赫有名，如此黯然离去，让人感叹嘘欷不已。

还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国人民要团结。”许多人似乎有点不相信：现在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听了觉得有种彻底收摊的感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的要结束了，只不过还缺少他老人家一句话罢了。


我的一九七四（四）


西沙之战

一九七四年进行了西沙之战。不宣而战？结果大获全胜，民心大振。但也有迷惑：这中越友谊能万古长青么？当然，打的是美帝卵翼下的南越伪军么，名正言顺，师出有名。美国从南越撤军之心已定，他们已是混不下去了。中国南大门，此时不收复，更待何时？机不可失，兵贵神速！一九七五年，美国说撤就撤了，南越统治集团更是朝不虑夕，只有外逃一途。北越解放军攻势迅猛，势不可挡。美军、南越伪军草木皆兵，望风而逃，丢盔弃甲，兵败如山倒，上百亿美无的军火装备也来不及运走。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彼时之狼狈无状，史无前例。中国人援越抗美的伟大壮举到此划了一个并不十分圆满的句号。

越南人也同中国周边的一些小国一样，夜郎自大，自负小器，小国寡民心态，关起门来自吹自擂，称王称霸。自己被法美压榨多少年，可还做着称霸印支一方的黄粱美梦！越南在中苏两国共同支持及世界人民的同情帮助下取得抗法抗美胜利，在世界赢得了声誉。因此就骄横自大，不可一世。又有了美国丢下的价值上百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居然称起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中国军队还在话下？）当然，远交近攻，他还仗恃着苏联呢。苏联解体，无所依靠，才有点软化。是不是“白眼狼”？对中国怀有戒备心理，非止一日。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有史可鉴。但防不胜防。中国再怎么表态“不称霸”“没有威胁”“和平崛起”，也难消除他们的戒备心理。两岸统一，周边的国家，无论怎样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原则，可到底真正有多少是乐观其成的？为了周边的安宁，为了开创一个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环境，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与成本。

西沙之战也是速决战。有些突然，可也解气。人们刚刚知道打了这么一仗，书就出来了。作家们、诗人们反应太快了，似乎比新闻快，让人难以接受。才一两个月，就出了几十万字的小说，还有什么诗报告。

tuffy05

非常详细的故事。最后好像没有完，不知作者有没有写完，或网上能否找到完整的版本。

bluesky

我的一九七五

作者：苏鲁边河

一九七五年开初就是中央的两个会。一是十届二中全会补选了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而“十大”选出的副主席李德生曾被多少人认定为一颗政治军事的新星，可没怎么出头露面就又辞职了。给人的感觉是这么个大党举事用人也太轻易，不稳定。着眼于一时一事而非全部历史？看人走了眼？朝令夕改，命运难定，没连续性，更没完没了，让人失望不解。还有四届人大的召开。四届人大是整整间隔十年才召开的，又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更是拭目以待。而今胜利召开（一切都是斗来斗去终于胜利的产物，开幕是胜利开幕、召开是胜利召开、闭幕是胜利闭幕，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中央的大会，到生产队的社员会，开了就是胜利，开完了还是胜利。“胜利”二字用得太轻易随便了。是的，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仗胜利，建设也胜利，干啥都胜利，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无往而不胜么。但开一个会，开幕、闭幕胜利了，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开一次会有多么难、又不知打了多少嘴仗、争吵的不可开交呢！当然，大的会议，会前会中以至会后争论与斗争真也是不少。即便如此，可“胜利”也用得太多太滥了。）了，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伟目标，人们怎能不欢欣鼓舞呢？人心所向啊，人心所向！乱够了！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过好日子，老百姓望眼欲穿啊！可接下来并没有例行的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学“四届人大”公报、传达四届人大的精神的举动，没有。也说了讲了，人们心里是头等大事，但上边的舆论与对待却不像。要不咋觉得反常呢，怪怪的。传达了毛主席的四条指示：人事安排，理论学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早就抓了，我大哥在六七年还是六八年就做了绝育手术。我那时所在单位一个技术员生了第三胎，给了个通报批评还是什么处分，很轻。但当时人们对即使很轻的处分、批评都看的重，很当一回事，所谓荣誉名声、“政治生命”么。“四届人大”似乎走了个过场形式。接下来却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还有三十三条马恩列斯毛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全党全国又兴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这也许不是谜，但常人还是解不开。学就学吧。报纸、小册子有的是，但看不懂；讲也听不明白。工人、一般干部都不是理论家。毛主席让大家都知道，总算也都知道有这么回事了。毛主席要留下点什么，一时也就这么留下啦。

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大家能不明白？年年讲、月月讲、天天念道：“打江山，保江山。红色政权万万年”呀！可人民也要关心眼前的生活。你老人家注意力不在这里，老百姓却看的重。面包是会有的，但还是希望快一点吃到,一年变一个样，一年更比一年好。老百姓过日子，还不是温饱无虞、顺顺溜溜、平平安安、年年有盼头，就这么点想头？要生存先革命，革命也是为了活下去，活的更好，越来越好。你老人家担心过了好日子就恋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没心思革命了、就图安逸、变了心了？“富则修”？老人家是过虑了，也走了极端了。“穷则思变，”要革命要造反，变就变富么，不是变得更穷！富裕了就一定修吗？不一定吧。你老人家教育引导你的人民，你也要信得过他们。这不，如今的物质生活大大的好了，老的少的一遇到点敌情，不还是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立马行动？民间的反美反日情绪竟然还让一些人头痛不己、严加防范呢。您老人家料到了吗？现在的诱惑多、观念变化大，可不少人也还念叨你老人家敢顶敢抗不怕邪的精神与多年的教育。面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许多人不是又想起您老人家“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教诲吗？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花枝招展，唱唱跳跳，养花种草，搓麻蹓鸟，其乐也融融！如您老人家与民同乐，不亦快哉！你老人家忙里偷闲不也喜欢爬山、骑马、游泳、赏雪、玩乒乓，一时兴起也哼几句京戏？老百姓也各有所好玩个不亦乐乎！您老人家就乐观其成吧，那该有多好呢。以您老人家的威望与手段，发展经济、改善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恐怕更容易点吧。当初如稍加注意，人民生活逐年有所变化，有盼头，也不至于今天“物极必反”、走向反面、付出太大代价。让一些人钻了空子。往昔，革命浪漫压倒世俗民生，后来，世俗民生又否定压倒了革命化。而今反思改革，也有一些激烈的说法。总之是翻烧饼。少数人清醒，多数人还不是沉默？老百姓的多数还不是跟风？摸索之中没了准绳。上头担心“和平演变”，下边连个电影让不让看，能看不能看，一本杂志办不办也不敢做主。得您老人家操上一份子心，批示同意，开绿灯放行。国大民众，多少事啊？毛主席到了晚年，事无巨细。弦绷得太紧了。有违您老家“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倡导啊。过去和现在，为了坚定人们的信念，好说“什么什么管多少多少年”。有的说到做到，有的也是朝令夕改，“计划没有变化快”，中断，没连续性。国家大，人口多，全国一盘棋，“一刀切”，难啊！“船大难掉头”。让中华民族脊梁骨不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真能管它几十年上百年的用（也就是影响呗，潜移默化，代代相传）的，也就是您老人家做了表率、上了书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我的感觉：一个大国，一个民族，有这一条与没这一条，差大了。别的这规定那规定，世易时移，有的退了废了，有的与时俱进。您老人家也得像青年时那样，“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充满自信呀。

一九七五年的大事当然还有整顿，各行各业全面整顿，动静大，成效也不算小。这也许就是落实四届人大的具体行动啦。所以，邓以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总参谋长的身分主持全面整顿，毛主席是支持的。毛主席自去年底陆续提出安定团结、学理论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邓小平在这年五月召开的关于整顿钢铁工业的会议上提出了各项整顿要以毛主席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纲。还组织一班人制定了三个纲要：《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及工业发展、科技工作的纲要。批判派性，调整班子，抓“坏头头”，整顿秩序纪律，整顿规章制度。要把各项工作纳入正轨，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后来说，改革的思路与动作从一九七五年的整顿就开始了。可见邓小平对整顿的重视，精力集中，大干一场。也可知在那时力度之大、影响之大。

     铁路交通、钢铁工业首当其冲。因为有几个铁路枢扭被某一派控制着，不听招呼，卡脖子。上半年先后召开了两个会，抓铁路部门及钢铁工业的整顿，调整革委会的班子，抓了坏头头，局面扭转了，见效了，列车正点，钢水流淌。这两个“老大难”整顿见了效，找到了突破口，其它部门行业照着来。军队，科技，农业，教育，文艺，还有宣传阵地。第一线领导整顿的是邓小平，毛主席、中央政治局也支持。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整顿也进行不下去。当时叫整顿也罢，过后又称之为改革，毛主席当时是同意的、支持的。说毛主席保守僵化不思变革，是对毛主席的批评以至攻击中，最不符合事实又最没水平的可以称之为滑稽可笑的批评与攻击！

同时这也说明，毛主席也在注意纠正文革中发生的不足。那时某些部门与系统、有的地方，派性斗争仍然厉害。而且闹派性早已没有学生的什么事了，主要是机关干部，还有工人。分几派，革委会内也分派，也许有的军队也还参与。这种混乱才是深层次的、棘手的。秩序乱，政令不畅通，还影响生产。不知何派何人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这就相当蠢，不得民心，也狂的很，也相当有破坏性。整顿当然有很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文革的不足之处---那时的说法是“治派性、整秩序、上轨道”。全面整顿，尤其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很受广大群众欢迎。上层在整顿的对象与目标上有一致之处。但总体认识与整顿力度，整到什么程度，上层，主要是毛主席与邓小平，在认识上也是有矩离有差异的吧。毛主席也承认并多次批评文革的所谓不足：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派性，“虐待俘虏”，讲假话，“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但他当然认为这些只是局部，是不足，是缺陷，是前进中发生的，群众运动，一时失控，难免。毛主席肯定坚持认为，搞文革当然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全党、全军、老干部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而一些老干部对文革对群众有气、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把一肚子怨气撒到群众头上。没解放表态盼解放，解放了，官复原职，一朝权在手，有的对群众的态度依然故我，官气十足，极个别的甚至“反攻倒算”，被有的群众称之为“还乡团”！这些，毛主席又不高兴。邓小平主持整顿决心大，可能在上层某个大会上说过：“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有人受鼓舞，有人肯定也感到了刺激。动作来得猛、声势大、力度大，触及文革不足之处又比较深，一部分群众，上层还有“四人帮”，当然对整顿反感、消极、反对、干扰。这就是所谓“反弹”吧。

不要以为这只是上层少数几个人意见相左、在斗法。不是。文革八九年了，各种影响很深，群众思想认识也大有不同，以至对立。消息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也有了警觉，似乎邓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不满意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从七五年十一月起，批评邓，让邓检讨，让邓端正对文革的态度，主持政治局讨论评价文革，作一个三七开的评价。让毛远新找，谈，谈不笼。扩大，加上一些人，也不行。政治局开会批评邓，邓大大概也没认错的表示吧？毛主席不滿意不支持，邓就干不下去了。于是整顿刚刚展开，见了点效，又刹了车。邓“绵里藏针”，现在针尖都露出来了，不藏不掖，更不韬晦了。许多的人们失望、不满，也有不少人人迷惑。但指向未必相同。高兴称心的也有啊！我那时就是一个迷惑派。其时正和七八个知识分子写文章，欲说眼前好困惑。邓七三年出来，七五年真正挑大梁主事，又不行了。说行就行，说不行又不行，革命几十年的同事战友这么倒的倒撤的撤，走马灯式的走马换将，太有点那个---缺少稳定性与连续性。

文艺的整顿，也叫调整。毛主席发话了：党的文艺政策要调整。文艺调整有成绩，可也不顺利。为《创业》，为《海霞》，当然还有解放一批文艺界的干部，还有一些相当具体的事情，毛主席亲自过问，当判官。邓小平也直接部署。保护了电影《创业》《海霞》及湖南的《园丁之歌》。《东方红》《万水千山》《长征组歌》也在纪念长征四十周年时与人民见面了！纪念长征四十周年，开大会了？演出了？据传，一曲《十送红军》，台下老将们感伤无限，涕泗滂沱！这年年底或是一九七六年初，在毛主席过问下，停刊了十年之久的《人民文学》及《诗刊》复刊。复刊号上登了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及《念奴娇.鸟儿问答》。一句“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让多少人笑了多少天！“……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是写实，主席六五年所见，但与发表时的氛围就很不和谐了。毛主席还批评“四人帮”，抱怨没有百花齐放，没有诗歌小说，一有缺点就一棍子打死，脱离群众。因此，引用了鲁迅杂文里写过的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剜烂苹果”。报上登了文章，提到这几句话。头头看不明白，不耻下问找到我。我从七三年版的鲁迅杂文单行本里找出来，说给他们听。

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大大加快了速度。因为此前根据毛主席的提议，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国民党战犯。毛主席说：战犯都释放了，干部还关着干什么。于是，上层仍然关押的三百多名老干部全部放出，治病的治病，工作的上作。亲自下令解放了四五十位文艺文化界知名人士，包括周扬。毛主席还说，鲁迅在，也不会老关着周扬。批评某些人对干部一有问题就撤职、就关起来，是神经衰弱。毛主席的举措也反映了他事业未竟身边无人自己且将不久于人世的心态。

农业学大寨也离谱了、走偏了、变味了。越来越向“左”转啦。大寨本来就是干部参加劳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大业么。大寨精神实质核心就是这些。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学习大寨，主旨就是艰苦奋斗、干部带头。大寨精神感动人，大寨事迹鼓舞人，大寨业绩吸引人。“农业学大寨”曾经深得人心、深入人心。农民乐于接受。当时全国各地一面面学大寨的红旗，哪一个不是有一个好带头人扛着？大干苦干，改地换天！山东下丁家的是玉永幸吧？曲阜也有，莒南厉家寨也有。河南小刘庄史来贺也是。直到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农业上搞的好的村、乡，有的是集体化有实力，最重要的是有个为人民、肯奉献、敢创业、坚决走集体富裕之路的好带头人！可当时中央主持农业工作的，不顾国情民力，提出什么“普及大寨县”，想搞“穷过渡”，一味强调大干苦干。那个时候，全国普及大寨大队（陈永贵的大寨大队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也不到十分之一呀，却异想天开搞什么“普及大寨县”！不少地方大忽隆，走形式，劳民伤财，不爱惜民力，伤透了百姓的心！真正好的、生产生活都好、集体经济雄厚的，恰恰比较稳定，有一套办法，受冲击受影响很小。越穷越折腾！越折腾越穷！人民公社的名声，就是那几年里坏了名声！一是指导上不摸底、急于求成，左的很，再就是主抓农业的县社大队三级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一度猖蹶。毛主席一九七二年曾提出，农业上分配要合理，及保护农民合法的多种经营，不要随便“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也指出，要紧紧围绕毛主席的指示整顿农业。在大会上，关于当时全国农业形势的评价，邓小平讲了实情，讲了阴暗面，也是狠话吧（有的农村解放几十年了没什么变化！）江青就当面反驳，而且大讲评《水浒》，反投降。毛主席当时支持了邓，批评了江青“文不对题”。可惜邓小平不久就走了下坡路，各项整顿被迫中断，整顿农业也随之告吹。

农业上一度是左字当头。何况七五年开始陈永贵是第一线负责人，思想也有左，也急于求成。陈是苦干大干出了成绩、也出了名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改变贫穷面貌，改变命运，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行，不大干是不行的。但也得与民休息，讲个劳逸结合，更要从国情及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有个轻重缓急。但陈永贵出名后在上边待的多了，以为全国农村快都成大寨了，一个劲地号召普及大寨县。所谓“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云云，紧张，压力，强制推行的味道很足。记得《人民日报》在七十年代初有一篇普及大寨县的社论写到：“大寨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一年两年不行，三年四年行不行？十年八年总可以 吧。”我看了也很受鼓舞，可农村实情并不是这么理想。关键是县、大队两级领导班子。真正有一个好带头人的生产大队并不多，中下水平的多，等，靠，要，贪。好的学不来，干坏事却玩出不少花样。重要的是上头左，一级一级向下施压。陈永贵也许不懂什么理论，急着搞“穷过渡”、将基本核算单位升到大队的积极性很高。他那时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也下不了决心，批示让中央开会讨论，各省市管农业的头头参加。讨论来讨论去，赞成的少，反对的多。赵紫阳就是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一个。陈指导全国农业是真不行！大干苦干，人定胜天。一个大队搞好了。有好政策，又有人，带领群众，大干苦干，才能胜天。但是乱来蛮干还强迫，动不动来硬的，弄得人困马乏、天怒人怨，还能学成大寨、把农业、把经济搞上去？昔阳县他也没真正札下根，更不要说山西、全国了！

一位提出“早起四点半，地头三顿饭，托儿所田间办。中间学理论，晚上加班干，挑灯大批判”“大干苦干拼命干，白天黑夜连轴转”的县委书记受到前去考察的、刚上任国务院副总理不久的陈永贵的赞赏。陈是大干苦干干出来的，陈认准了霍出去拼命干就行。可农村千差万别，要干，先得做多少工作啊！这样明显蛮干的口号，陈走到那讲到那，四处推广。

这一年的秋天，我回了趟老家，四邻不见人，都被赶到地里。中午我把在地里干活的自家门的一个当大队书记的兄长叫回来，一块吃顿饭，居然被管片的一个代干、还是一块当兵的所谓战友呢，又叫出去，当着我的面加以训斥。一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一个是四五十岁的大队干部，就这么谄上骄下、六亲不认啊！我还听说，一年暑假的后期，一位教师借调到公社写材料。天热，公社大院里头头们正吃西瓜纳凉。来了几个大队书记，还有一帮子社员吧。说春玉米再有十天半月好收了，社员口粮能接口了，收了玉米再种麦。要求公社收回“限期三天拔了玉米种麦子”的成命。公社头头疾言厉色，指鼻子挖眼，训斥了一顿：我不管他妈的棒子熟不熟、你们接不接口！播种进度一天一报！人家天天有，我们按兵不动？到时候种不上麦子、完不成任务，看我怎么整治你们！光听社员的，要你这个大队干部管啥用？强迫粗暴，好么，连点人理民情都不讲啦！

还有些做法，如收回自留地，把房前屋后种的树、菜、瓜、果也给拔了。进入七十年代，有一阵子闹得凶，鸡犬不宁。还在七二年，母亲在部队住着，对我说：你不知道，这两年的大队干部又给五八年一个样了，逼着社员砍树、拆院子，挖院子尺把深，说造土杂肥。早不弄晚不弄，大热天屋子前前后后种的瓜菜玉米，说声“拔！”就派民兵拔光了！南边你一个婶子气得哭骂，民兵连长还吓唬她。眼看到嘴的玉米捧子没保住，自已还得了一场大病。还限养两只“革命鸡”。有时还发疯发狂，到集市上把卖几个鸡蛋的老大嫂、老太太追得满世界跑，等等。花样不少，不一而足。总名之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相当拙劣，也够残酷无情。

这种完全不顾及民情的做法，别以为这一定是造反派干的，也别尽往左上扯。要具体分析，谁的责任固然要分清，根源更要摸准。文革之初二三年，这派那派，七斗八斗，也殃及农村，但并不多么厉害。毕竟农民种地，派性斗争打破了头，顾不上农民。真正对农民遭践厉害的是文革中后期宣扬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反对“挖社会主义墙角”、反“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鼓吹“大干苦干”。还有的地方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由生产队过渡到生产大队。那县各级党委革委会都有了么。这已是一级一级的政府行为，农民无所逃避。危害真大。后来一些人们有意无意常念叨的“大集体大忽隆”“大锅饭，养懒汉”“出工不出力”，就是指这一段。一是某些政策脱轨了、太左了，二是强迫命令太多了，关人斗人太随便了。一些县社农村干部也疯啦狂啦红了眼啦！这是当时的县委、革委会干的。人么，现在还在嘛。改革也还有他们领导着，有的人照样强迫命令，对群众还更凶。强迫群众拔那种这，毁了青苗荒了地……还有乡镇计生、催粮宴款，其凶焰之高，如狼似虎！还有某些霸道凶狠的城管。屁股坐歪了，立场错了，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人民群众耍蛮，草菅人命，什么路线下没有呢？

刚才提到的那位受陈永贵赏识的县委书记，八十年代初当了地委书记，九十年代又当了省里大官。当年执行极左路线相当卖力的干部，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依然大权在握，而且工作起来也未必不尽心尽力。这也提醒人们，当年错误固然有时代烙印，当然有极左的影响，但一切归罪于路线是不是也解释不通？人们是不是应该用更深入细致的方法去分析本来就很复杂的社会问题？譬如干部的作风与这些问题总是不无关系。此前此后，直至今天，有些脱离以至背离、伤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做法，不都是一脉相承吗？但如果只对上负责、对自已前程负责、与老百姓作起对来，草营人命、心黑手狠，无所不用其极，何代没有？外国没有？为什么一定要往什么极左路线上扯 ？问题解决不了，或者更为严重了，还说什么防“左”，这就是没找到病根，没开出对症的药！一些人对批左不满，也是一种反弹。事物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我的认识文革，或者干脆说有所不滿，最早始于农业与教育，我个人、家人及周围的人，六七、六八年就有议论。农业搞“四清”，我们那里见了大成效！我一再想到：工作队督促下的大小队干部带头那么干，十年八年农村必定大变样！可这条路子被文革运动堵死了！我和我的同学升学之路也堵死了！停半年、一年，二年，六八年毛主席发了话，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当时心里真不是好滋味呀！一个七亿人的大国，还得商讨大学还要不要办，还得毛主席发话！我感到了悲哀与无奈，想笑，笑不出！再往后，震憾了一下子的是七一年突发的“九.一三”事件。不思考是不可能了。

还有学小靳庄，写诗赛诗，据说是江青抓的点。更有点走火入魔，不着正道。我们单位还派了一名代表前去学习，回来怎么模仿的？也是不了了之。总想创点新、往前走，可就不管基础牢不牢、路铺就了没有？文盲一大片，写的什么诗？五八年全民写诗，出《红旗歌谣》，有点收获，更多的还是教训。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形势的发展非常富有戏剧性。年初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没学？学了，还能不学？随大流也不能顶风上，跟着形势走，开会就开会，念报就念报，学了多少、学懂多少，问谁谁也不知道。张春桥姚文元也许知道吧。也就行了。那些年，一般人的厌倦、不耐烦是显而易见的、已非止一日了。没长没短没了局，没完没了没个消停，没盼头没实惠，怎么样的人才会一直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生命不息，斗争不止呢？一种做法，一个运动，从把大家感到新鲜刺激、自觉拥护接受、欣然参加、很有热情直到疲疲沓沓、消极消沉逍遥，以至于折腾个六够，这种做法与运动也就在人们心中完结了。

九月份又批开了《水浒》，反投降主义。越弄越玄，越弄越虚。毛主席一连几年眼睛不好，还动过手术，又不能不看书。请人陪读，一起看书评书，以政治家、革命家，更是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的眼光，提出了一些一般读者以至专家都未必能得出的而又常常因之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击节赞赏、拍案叫绝的结论、观点，也是别具慧眼、独辟蹊径、成一家之言、可备一说（近来读一位研究《水浒》的学者的所谓“血酬定律”，很不以为然。总之，一百零八条好汉没有一个好的，都是杀人卖血、待价而沽的。而且推而广之，中国农民起义、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无不如此。我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但这位学者对毛主席评《水浒》的几句话是佩服得了不得，以为是得了《水浒》的真谛）。流传于民间也是一种很好的交流、与人民的亲密接触么？可恨可气的是，“四人帮”为什么非把雅事弄俗、把好事搞糟，把人民惹得烦烦的厌厌的够够的、哭不得笑不得不可呢？他们居然小题大作、借题发挥，也把全国人民逼上梁山、反宋江、为晁盖伸冤、为结义厅正名，这不是演绎荒唐、滑天下之大稽么？大权在握么，有什么问题讲什么问题，为什么打哑谜、把全国人民蒙在鼓里？谁架空了谁、又投降了谁？还有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么，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处理惩治，走正常渠道么。“四人帮”太能小题大做、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话里有话、攻击影射、无事生非了！他们也太蠢太蠢了！一年之后，他们那么快特别是那么轻易地倒了台，似乎没有谁付出多大代价，更没有什么人站出来为他们鸣冤叫屈（现在，网上又兴起了这个。）也真是孤家寡人、天怒人怨！处于看来那么很有利的地位，一点人缘威信没有建立起来，真也是可怜煞人！手中的真理越折腾越少，一点威信越发威越低。身边无知音，高处不胜寒。高高在上成了孤家寡人。只有坐以待毙、束手就擒。有什么办法！当然，事情也并不这么简单。复杂又难述端详。最简单的事实是经营十年之久，让几个人策划于密室给弄开垮了！人心仍然是重要的杠杆。

还有更突兀的，是批邓。一波三折，山重水复，令人不解,也很失望。这是一种不安稳、没盼头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个了局、什么时候才正经过日子呢？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政治，没有激情。没有政治、没有激情浪漫的社会也是乏味的，也未必是健全的。但也不能只是政治、只是激情，永远的政治、永远的激情。老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震耳欲聋，也就麻木了、烦了、乏了，就这么一回事了，就也没戏了。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初针对当时的“紧张有余，活泼不足”的情况，对共青团讲过这样几句话：“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五八年大跃进时，北大学生挑灯夜战，一百多个学生发烧。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他还说：“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有张有弛，劳苦要得，安逸轻松一刻也要得。老农民锄地到地头也要抽袋烟喘口气么。不能老是紧紧张张、风风火火、充满火药味、寝食难安。大运动里套小运动。一九七五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未宣布停止的情况下又接二连三搞了三个运动：学理论，评《水浒》，反右倾。来的突兀，去的无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宣传的很美好，人们曾欢呼拥护，甚至也翘首相盼。“好饭不怕晚”，但再美好的东西也不能遥遥无期。

是后来得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直接原因是一封信，还有毛远新的汇报。毛主席认为邓要否定文革、翻案。毛主席又很不情愿再抛弃邓小平。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做邓的工作，让邓主持下中央通过一个评价文革的文件。调子么，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邓坚决不干。于是“批邓，反击后倾翻案风”。这样看来，事出有因，也不算突兀了。但有两点疑问：一是邓七三年复出前曾给中央、毛主席多次写检讨、写信，表态拥护支持文革、以至说出“永不翻案”的话，而复出后据说很少提到文革、但肯定也没有反对文革，为什么到了周恩来病重卧床、不久于世，毛主席也重病缠身之际，却一反常态，敢于对毛主席说“不！”、如此坚决地拒绝正面评价文革的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认这壶酒钱了呢？二是毛主席对邓此前的表态一直深信不疑的么？这样看来，说批邓莫名其妙，也太简单化了，也是要实事求是分析才是。问题是时间与过程。又要老百姓转弯子、支持、参加，就要给老百姓一个思考的过程。一切发生的太突然太仓卒。从启用、重用到冷淡抛弃，也就二三年。已经不是当年一呼百应、号令一切、呼风唤雨的日子了。前边走的急，后边跟不上。上下脱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掩盖不住实际的冷冷清清。多数人不解与焦虑，也有不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此又面临了最后一次反复与曲折。毛不那么信任邓了，要批一批，帮一帮，这要再看一看，也有他的道理与想法么；邓一反“检讨”“保证”“养晦”的常态，敢于说“不”，也有他的道理与想法么。这也是一场毛与邓之间的角力与较量。一切决定于时间。一切决定于毛在世的时间。毛主席，他的思想与意志主宰一切。毛主席去世了，影响还在，但做什么如何做，已经由不得他了。毛主席身后的世界，不再由毛主席安排。

自从六八年离校，直接参与文革的活动很少了，还是一边旁观多。但这一年却参与了评《水浒》，写了文章，一字不易地登了报。还有一件事，也动用了文革方式---毛主席及四届人大给予的权力---写大字报。有一个很老实的工人，因被怀疑偷了东西，就被吊打拷问，一直打的奄奄一息，医院还奉命不予收治（当时土政策，对打架斗殴的不予治疗）。我本来对身边的事常是充耳不闻，传到我的耳朵里早已是沸沸扬扬了。知道了，自然是气愤。跟着一些人去看了挨打的人，躺在铺板上，还能说话，已是冤的气的吓的没了神了。浑身青紫，一块块瘀血。围了一周圈的人都嚷嚷：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送医院，人死了咋办？！我也急：得让更多的人知道才行！就想到了写大字报。那时不能上网，但还能上墙！---早已拥有、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又规定了的写大字报的权力。于是写大字报。（但规定是规定，实行是实行。规定了的以至写进了宪法的，也未必能实行。）但那时候写大字报也很稀罕了，要安定团结了。况且，当官的没几个喜欢大字报的，更不待见写大字报的人。因此，更少有人有这个胆量。去要纸墨，头头就显得很难为情，只是还不便驳回。那天晚上，广场上放电影，一些人也没去看，写大字报时围一大堆人，气愤难平，咋咋乎乎，七嘴八舌。见要签名了，不声不响走了大半。

第二天晚上，全队开大会，企业一个大领导正蹲点公干，讲着话呢。我从人群中猛地站出来，像连珠炮似的把打人事件讲出来，并特别强调：人命垂危，医院不收，请领导干预！会场一静，有几个人立时也附和了几句。领导说：好，知道了。我查查。我又追了一句：还用查？人就在不远的床上躺着呢！一看就明白了！领导还是说：好，好。查查，查查。第二天入了院，又过一天转了院。再过了几天，传来消息：人死了！用冰冰着，单位去了人看着，等死者家属，听候处理。又过了些日子，一位保卫部门的头子到我们单位开座谈会，让我去了。我就说：他们打人早已不是秘密。一到晚上，他们办公室里就打人，动静大，打的人喊爹叫娘，走路的都能听见。有的小青年一到深夜就去当热闹听。那头头也只说了一句：教训，教训啊！

刑讯逼供，由来已久。不打不招，招了更打。野蛮逼供，至今不断。这些年，不断传出丑闻，孙志刚、麻旦旦、杀妻冤案……哪一件与“逼供信”无关？至今某部门发出的内部整顿文件，重点仍是整顿“逼供信”！所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要求，目标，是努力方向，更是口号；还是某些人的遮羞布。我是少见多怪，大发义愤！

对这场风波的处理，一开始就是处分了几个人。家属不干，告到北京，据说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也惊动了。上边干预后的结局是按当时惯例，开了公判大会，抓了三个人，判了几年、十几年不等。死者家属还有些要求没得到解决，又在单位闹,到处哭诉。可是敢与他们接谈的人就少了。头头火着呢。因为抓了人，抓人也是告状的结果。上边还要处分头头呢，一个干部精着呢，一看自己在劫难逃，就什么都揽过来了，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的责任，领导并不知情。他坐牢了，可时时有人探望，里边特别关照，他的家里更有人管。几年回来，又接着上班。他也没吃多大亏。死者家属连着闹了几年，也没什么结果。

七五年春天，蒋介石死了。死了就死了，报纸报道了，知道了，有这么回事。正像前几年赫鲁晓夫死了一样，报纸上几行字的报道并不想掩饰人们的漠视，还有轻蔑与不屑，当然更有开心。“赫秃子”背信弃义、乘人之危的所作所为，是千百年来具有讲友情、讲义气传统的中国人所不齿的。蒋介石死后，海峡对岸还闹了大动静，一是对大陆宣传，撒传单，撒蒋的头像之类，当然，还有糖果一类。这里近海，是他们看中的重要目标吧，很下了一些本钱，大气球，好像还有飞机？一些人们也好奇，也有点小便宜可占，就有四处找的，能吃能用的留下了，像片传单就毁弃了。清明之后，这里的野外正还是衰草连天、百里荒原。上下班的，哪天不从草丛里跑几趟？拣吧。保卫部门开会布置上缴，还追查了好几天，不了了之。台湾岛内就更热闹了。《参考消息》转引外电的报道仍然是有限制的，因为后来若干年公开化之后，我们得知了更多。什么清明时节雨纷纷，哭送蒋公欲断魂。当然，李敖肯定不在内。陈永扁之流盼的就是这一天。也是报应。蒋败在毛泽东手里，把大陆丢给了共产党，耻辱大啦。“反共复国”，至死不忘。可口号是口号，行动却由开初的整肃岛内、骚扰大陆及沿海，渐次转向专力于岛内建设。务实也许比自欺欺人得人心。败退孤岛二十六七年，葬身异地；也有一点点儿反思补过之举，又有美日扶植，又借美国驻军（所谓“无烟工业”，七十年代初还登出美女与美大兵共浴的照片，岛内大哗，）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发财（所谓联合国军、五十万侵越美国军队的后勤么），岛上（也包括东南亚条约组织内的一些国家吧）一时竟现繁荣，以至某些百姓从反蒋咒蒋到容忍共处以至也致哀怀念。得到了好处么，自然说好话，谁还计较好处如何来的？所谓越南“赤化分子”“共匪”的被轰炸被屠杀就更不在他们考虑之内了。正如我们的某一些人居然从所谓“四小龙”的崛起中排除发战争财、不义财的因素一样，发财就是一切，繁荣就是目的，手段与负面效应是不计在内的。

蒋死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刊六十周年之际，在某些人的心里和笔下，蒋又活了，成了功臣、圣人了。这不能不让我们警醒正视。但这毕竟是枉费心机。戈尔巴乔夫还为赫鲁晓夫评功摆好招魂呢。结果呢？党垮了，国裂了，自己也成了臭大粪了。人是会变的，人是能变的，人更应是与时俱进悔过思变的。只是走过的路，写就的历史，永远也不会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