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呼和浩特“二"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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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呼和浩特“二"五事件”

这是1967年2月5日，在内蒙古军区大院门口，军队与“造反派”发生了冲突，一名军官奉命开枪打死了一个学生。当时又称“韩桐事件”。

继《内蒙古日报》社“一"一一”夺权、“一"二二”反夺权、“一"二三”军队进驻报社先行军管尔后撤退事件后，内蒙古及呼和浩特市的“文革”形势发生变化，此前两派群众组织的“造反”与“保皇”、夺权与反夺权斗争，迅速演变为“造反派”与内蒙古军区负责人的斗争。

“一"二三”军队撤出《内蒙古日报》社后，“造反派”不依不饶，矛头首先指向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经数次辩论，刘昌被迫代表军区向“造反派”承认“镇压了革命造反派，犯了政治立场错误。”面对军方的推让，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模式中造就的“造反派”头头们，自以为是“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对军区领导人进行“乘胜追击”，“打倒带枪的走资派”，“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因此，他们并没有选择适可而止，而是步步紧逼，并决定成立调查组，弄清事件真相；同时责令内蒙古军区的负责人于１月２４日下午２时到《内蒙古日报》社做检查。

１月２４日下午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与会的军区党委会成员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王勇成、蒋文奇等人统一了认识，做了两项决定：第一，暂不检查，因为真相不明；第二，出兵、军管、撤兵都是正确的，是为了保护报社和工厂，并没有支持哪一派。因此，军区拒绝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到报社作检查。

“造反派”的时限过去后，内蒙古军区的领导人并没有到《内蒙古日报》社，就《内蒙古日报》夺权与反夺权中“镇压造反派”问题，向“造反派”做检查。“造反派”们感觉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造反派”学生组织“呼三司”、工人组织“八"一八”、机关干部组织“党委红旗”的头头们，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决定：集合人马，到军区大院门口静坐示威，“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面对军队武力高压，“造反派”起先是请愿求见，然后又静坐抗议，同时大举哀兵，争取舆论和中央的支持。从１月２５日开始，直到２月５日韩桐被杀，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冲突发生。

2月1日，呼和浩特地区的造反派于召开万人示威游行大会，“揭露”军区政治部主任刘昌等“镇压群众”的罪行。

就在“一"二三”事件发生的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出笼，源于毛泽东对安徽两派群众组织冲突问题的批示。毛指示林彪：“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

１月２８日，中央军委又下发了由林彪口授的“军委八条”，其中包括一系列“不许”、“不准”、“不得”等严令。这个文件第１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第５条则规定：即使是左派，今后也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内蒙古军区得此“令箭”，大受鼓舞，对“造反派”组织的态度更加强硬了，军民冲突也随之升级。一旦军队介入地方政治并被授权镇压民众，就必然会以对敌作战的姿态，将手无寸铁的民众视为“敌人”而大打出手，直至酿成军队杀人的血案。

与此同时，内蒙古军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支持左派，镇压反革命”。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激化军民矛盾的措施：军区各单位人员严守岗位、昼夜值班，进入战备状态；将集体收存的枪支弹药全部发还个人，没有武装的工兵、测绘队员、退休干部也一律武装起来；军区作战部增派２个连，加强后勤部和司令部的保卫工作；下令４９３１、４９２５、４７５４等部队的５个连向呼市秘密集结；动用驻呼市部队的５个连，接管重点单位（如呼和浩特铁路局、电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等地）；出动１１辆宣传车上街宣传，组织军区政治部人员到待命的部队中进行反对“造反派”组织“呼三司”的宣传工作；向下属各军分区发文，进行形势教育，并大量印发宣传品，介绍“呼三司”“反党乱军”的“罪行”；指示“保守派”组织派人到全国各地说明“真相”； 由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赴京向中央军委汇报。

内蒙古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的汇报材料说：“呼三司”、“八"一八”等“造反派”组织“反党乱军”，“死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造反派”组织成员的政治成份“复杂”，混入了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其成员的６０％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受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操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组织”；而“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群众组织则多由工人、农民、复员转业军人、下层干部组成，“出身好”、服从领导，是“革命左派”组织。

从２月２日凌晨开始，内蒙古“造反派”组织在内蒙古军区大院外连续静坐６４小时。到２月４日晚６时，仍得不到军区的答覆，于是组成了“见刘昌百人代表团”求见刘昌，要求军区于１０分钟内答复。

军区置之不理，于是该“代表团”举旗列队进入军区大院。刚进门２０多米，便有数百名武装军人将队伍冲成几段，对 “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施暴。这些军人数人对付１个请愿代表，拳打脚踢，挥舞皮带，用枪托猛击；有的军人抓住女性代表的头发往地上按，有的拉着倒地者的手脚往外拖；一位女学生被几个军人追打，打倒３次直至昏死过去；一男学生被反扭双手，边抽耳光边拉入室内拷打，拍照后又被推出门外；连军区干部的家属小孩也上前助威，扬沙土、扔石头。面对军队的以强凌弱，“造反派”成员只能高声斥骂：“反革命”、“不拿枪的敌人”、“中国人民的败类”、“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求见刘昌的第二、三、四批“造反派”代表被押到军区大楼内，楼门口和每层楼的楼梯上都站著全副武装的官兵，“代表”们每进一道门、每上一层楼都受到拳打脚踢，最后被关进了军队临时设置的“审讯室”。军人们反覆喝斥：交出头头来！谁是你们的黑后台？而自认为奉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代表们”则个个大义凛然，以高唱《国际歌》、高呼“毛主席万岁”来回答军人的审问。恼羞成怒的军人们对着“代表们”架起了机枪。

截止2月4日上午，军区门前静坐的人增加到几百人。军区南门有军队把守，设立了警戒线。到2月5日，造反派强烈要求揪斗刘昌，军区不予同意，双方僵持不下。截止2月4日上午，军区门前静坐的人增加到几百人。军区南门有军队把守，设立了警戒线。到2月5日，造反派强烈要求揪斗刘昌，军区不予同意，双方僵持不下。在此之前，静坐的造反派曾两度冲进军区大门，均为司令部的人员推打出来。

据不完全统计，从２月４日晚６时至２月５日凌晨２时，从军区大院抬到医院的“造反派”重伤者达２０人之多。

面对“造反派”的挑衅，内蒙古军区负责人确定了“坚决打击”的方针。军区大门口设立了三道警戒线，军方明前告知：军区“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军区机关是军事要地，严禁任何人非法闯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并调来军用卡车，排成数列堵住大门。

在此期间，架着机枪的军方摩托车在呼和浩特市的街道上巡逻，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彻夜不停，“保守派”组织则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军队枕戈待旦，重要机关的门口都设立了武装岗哨，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笼罩在恐怖和疯狂之中。

２月５日清晨，受到重创的“造反派”重整队伍，又在军区大院的门口聚集，数百名 “呼三司”的红卫兵，以及河西公司“八"一八”的工人，继续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门外静坐示威，抗议内蒙古军区以“支左”的名义，镇压“造反派”组织。要求军区负责人出面接受质询，向“造反派”赔礼道歉。当时现场还有上千的围观群众。而军区则森严壁垒，一片死寂。上午１０时，军区向“造反派”颁布了３条命令，要求其撤离军区大院的门口，否则后果自负。而“造反派”则继续在门口静坐。

直至中午，一个２０多岁的学生拿着扩音器，继续带领着不知疲倦的示威者呼口号：“强烈要求军区检查错误！”“刘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随着时间的流逝，静坐示威的人群逐渐激动起来，气氛更为激烈。军区大院里一片沉寂，原来堵在门口的军用卡车已撤离，防卫大门的卫兵也已撤离。在军区办公大楼前筑起了临时工事，持枪荷弹的士兵无声无息地蜷缩在工事后，主楼顶上还架起了机枪，对准门外静坐的“造反派”。河西公司“八"一八”的示威工人中，有不少人当过兵，凭经验觉得军区很可能要采取行动了。

据后来的有关材料称：当时有人曾向现场指挥者提出，气氛不对，情况紧急，军区可能要对“造反派”下毒手。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撤退？而“造反派”头头认为：军区的“走资派”绝不敢对群众开枪！绝不妥协，要坚持到底。

中午１２时１５分，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右手插在裤兜里，迳直从军区办公楼里出来，到大门口朝着那个手执电动喇叭、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喝道：“不许胡喊，这是军区！”学生回答：“就喊！”柳青威胁道：“再喊就毙了你！”学生的回应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此时，柳青突然从裤兜里抽出手枪，对着这名学生连开两枪，学生应声倒地，鲜血从前胸泊泊涌出。柳青将枪放回裤兜里，若无其事地进入大院，回到主楼。

军区大院门外顿时乱成了一团，“军区开枪了！”“打死人了！”“呼三司”的学生们奋臂挺胸要往里冲。而在军区大院的主楼里，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向埋伏在临时工事里的士兵们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士兵们精神振奋、摩拳擦掌，准备在镇压学生中立功受奖。但大院门外河西公司的工人“造反派”站到了第一线，一面高喊：“不要上当，这是阴谋！”一面拉起手来一齐向后退，阻拦背后向前涌动的人群。最后军区门外愤怒的人们止住了脚步，而军区主楼里却传出了一阵失望沮丧的咒骂声。

这就是１９６７年初震动内蒙、影响全国、甚至引起外蒙关注的“二．五事件",或称"韩桐事件”。

３个小时以后，受伤学生伤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韩桐，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托克托县人，学生组织“呼三司”的成员。医生从他的肺部取出一颗手枪子弹，诊断结果是，子弹打穿肺动脉，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据对此一血案进行过专题研究的夏雨天在《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韩桐之死)》一文中说：

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射杀学生韩桐一事并非偶然，而是内蒙古军区的阴谋，目的是通过无端杀人而激怒学生。一旦愤怒的学生冲击军区，就让军区有了大规模开枪镇压的口实，从而可一举剿灭与军区对抗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这已为军区官兵私下的言论所证实。例如，看守被军区拘压的“呼三司”学生的一名军人对被捕者说：“我们真佩服你们的策略，打死韩桐那天，你们不冲，如果冲的话，机关枪一突突，两千个也死了。”另一个军人纠正道：“甭说两千，就是三千也玩儿完。”又如，内蒙古军区副司令黄厚半个月后在北京谈判时曾表示：“当初呼三司冲军区时，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机会动手，如果把他们干掉了，现在省了多少麻烦！”显然，内蒙古军区的负责人认为，开枪杀死一名学生后，“呼三司”的其他学生肯定会冲击军区大院，这样军区就可以用“军委八条”为理由，将“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杀一批、抓一批。但工人“造反”组织成员的冷静应对，使内蒙古军区制造大规模血案的阴谋破产了。

该内蒙古军区大院门口杀害学生的两声枪响惊动了北京。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即柳青开枪的第二天，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特急明码电报。全文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均请军区转）：

在内蒙古军区发生的事件，应该立即停止，事态不要扩大。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四方面各派３－５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我们于２月６日派飞机来呼市接你们的代表。据悉，军区周围有一师范学院同学中弹致死，如确，应严追凶手和指挥者，查出后应予法办，并向死者家属致唁和予以抚恤。

该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呼三司”将其全文转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台立即播出消息：内蒙古军民冲突，一学生中弹致死。这一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２月１０下午，周恩来、萧华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召开了内蒙古“四方”（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三司”、“红卫军”）代表的会议。当周恩来追查开枪杀人事件时，内蒙古军区矢口否认自己的责任。于是周恩来决定立即派内务部部长曾山带法医赴呼和浩特市调查。

２月１２日，内务部部长曾山率调查组抵呼和浩特市验尸，查明死者乃被军队的手枪子弹射杀。

当中央开始追查杀人的责任者时，内蒙古军区主使柳青开枪杀人的将军们害怕了。他们一方面在铁证面前坚不认罪，一方面试图消灭证据、搜集伪证、制造假相、嫁祸于人。军区下令由柳青的下属（一位营职军官）另行组织一个调查组调查此案。内蒙古军区给调查组布置的任务是：一，提供证人，证明军区没人开枪；二，设法证明此案是“呼三司”或“８??１８”自己制造的；三，证明那些可能提供案件真相的人是“反革命”、“坏份子”。

内蒙古军区准备制造血案之前,曾命令军区管理局临时组织了一支担架队，他们中的两个人曾亲眼看见柳青开枪。为了“消灭”证人，在柳青杀人的当晚１２时，这支担架队的１２名成员被内蒙古军区逮捕，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和笔记本。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他们被秘密审讯多次，每次都伴以毒打。当这些曾参与痛殴 “造反派”的军人秘密写信向周恩来求救后，遭到了更残酷的拷打。

然后，内蒙古军区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将这些军人关入大牢。此外，内蒙古军区还毁坏了柳青作案用的手枪，逮捕了抢救过死者韩桐的医生田光、将韩桐送到医院的司机高交云，甚至监禁了曾传播真实消息的军官家属侯凤英。

与此同时，内蒙古军区与“保守派”相配合，全面夺取当地党政机构的权力，继续镇压“造反派”，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军区参谋长王良太曾私下表示过，当时内蒙古军区为了逃避责任而不得不“全力对付北京”。２月９日，内蒙古军区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干部、战士数百人在军区门外痛打一百余名“８.１８”“造反派”和三军院校的学生。参谋长王良太亲自指挥，将７０余人拉进军区大院毒打，然后关进大牢。

当天，军区以“机关联总”的名义出动了６０余辆卡车，满载持枪荷弹的士兵，在全市武装游行。

枪杀事件发生后的２个多月里，周恩来先后８次接见内蒙古各方的代表，厘清事实，调解纠纷。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当时被内蒙古当地称为“红八条”）。虽然周恩来早在３月１３日就下令拘留柳青，可是直到“红八条”下达后，柳青才在内蒙古军区负责人歉疚的目光中迈进“监狱”的大门。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在拘留牢房里，柳青不但可享用烟酒、糖果，而奉派看守他的战士还时常陪他下棋打牌。

“内蒙古军区主要负责人制造了枪杀案件，事后又千方百计地抗拒对真相的追查。”最后，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军区参谋长王良太、军区副政委刘昌、军区党委成员张德贵被中央定性为“反党集团”。然而，“文革”时期军队介入内蒙古地方政治的后遗症并未因此而消失，此后内蒙古的局势一直非常混乱，摩擦冲突不断。

事件发生之后，“新”字号的《内蒙古日报》在2月8日第1版头条发表了“上海14个革命造反团体来电声援内蒙古造反派”的消息。在第2版报道了打死韩桐的消息，并配发了评论员的文章，同时宣布了“韩桐治丧委员会”的成立。接着，又组织一次汽车队伍治丧大游行，将韩桐的尸体放在卡车之上，覆盖着红旗。在灵车的引导下，有数百辆汽车在市区游行，呼市万人空巷。

在6月下旬，呼市造反派举行韩桐追悼会，许多汽车从呼市驶入会场，参加追悼会的有2万余人。

内蒙古革委会成立后，有关单位授予韩桐“烈士”称号。“四人帮”垮台后，又撤销了韩桐的“烈士”称号。


转自余习广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