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回忆录第二部：十年文革第三章十年“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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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支左”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毛主席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

    进入夺权阶段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普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地方上乱揪斗﹑乱冲闯有看法，比较反感，军队也时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冲击。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规定军队是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的管辖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当时地方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一派群众夺了“走资派”的权，另一派群众又来夺这一派的权，各派都说自己是“左派”，指责别人是“保守派”。到处都是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机关﹑抢夺“走资派”，随之而起各地出现了武斗﹑流血事件……这种局势眼看着愈演愈烈。

    为收拾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1月23日，在毛主席指示下，中央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而不应该充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以后，“支左”又发展成包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在内的“三支两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立即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军区的“四大”停不下来，我们说话没有人听，“四大”的余震一直持续到4﹑5月份。当时，兰州军区“四大”还未完全平息，我和张达志还都来不及洗澡换衣，便被专机接到北京领受任务。

    关于兰州军区“支左”的安排，具体人员分工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文件也是毛主席圈阅批示的，但布置任务是周总理亲自谈的。

    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我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我们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总理对我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

    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总理的话语重心长，我和张达志本来还憋着一肚子委屈想向总理倾诉，这一下全化为乌有了。我们看到总理一脸疲惫，眼睛里布满血丝，心情很沉重。当时国家那么乱，中央文革小组又不断找茬子，看到总理心力交悴的样子，我们都很心疼，当即向总理表态一定努力搞好“支左”工作，争取早日稳定大西北的形势和恢复生产。

    回来后，我们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并派出了精兵良将。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当时的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同志负责；宁夏自治区由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同志负责；陕西省由当时的21军军长胡炜同志负责；青海省由刘贤权同志负责。干部决定以后，再由他们分头负责组织各地的“支左”班子，一级一级动员﹑开会，把中央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左”人员。

    当时，很多同志都是刚从批斗会上下来，大标语上还在继续“油炸”和“火烧”。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一道命令下来，这些受命于国家危难之中的干部，顾不得洗刷自己的委屈，连发牢骚的时间都没有，便立刻收拾行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从此，我们这些军队“支左”人员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在“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各大﹑中﹑小学校很快都进驻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当时，为了表示支持，毛主席把巴基斯坦访问团赠送给他的一些芒果送给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对大家鼓励很大。军宣队﹑工宣队总算使各地区﹑各单位有了领导，较快地结束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局面。

    兰州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主要的负责人是我。我可以肯定地认为，工作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的办公室和宿舍里安有专线电话，经常可以和总理办公室通话，直接请示和汇报工作，也可以及时得到总理本人的具体指示。许多直接指导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文件，也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示圈阅的。在我“支左”期间，我从未和“四人帮”有过直接联系，也不记得得到过他们的什么指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跟随党和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几十年斗争中风风雨雨走过来的人，我不至于糊涂到去听一些根本没有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人的瞎指挥。何况，我对这些人是有抵触的，是反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那么复杂，我就是认准了只跟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一点，我的头脑始终没有动摇过。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这似乎有些教条和僵化，但我们不可能摆脱当时历史的局限性来谈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才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一决定，我是从心底拥护的，“文化大革命”我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在当时那个天下大乱的局势下，让解放军来收场，由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及后来的工宣队﹑军宣队的派驻，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设想，如果当时没有解放军的介入，局势将会怎样发展。尽管执行的是中央当时“左”的方针政策，但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有效使用的结束这场已经动用了真枪实弹的“八百诸侯，全面内战”的手段。当然，“支左”工作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整个大的前提错了嘛，当然具体措施的对否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些问题我想还是留给专门的研究人员去讨论吧。

    初识“造反派”

    对于“支左”，我们的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谁是“左派”？这个问题无论是毛泽东本人或是中央当时的各种文件中都没有讲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不清楚。毛主席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清楚。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后来的具体执行中才容易产生偏差，以至给有的地区带来了严重后果。

    兰州军区机关地处兰州，我们虽然对甘肃的运动情况了解得多一点，但对于甘肃各派群众组织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派，当时我们的“支左”干部虽经过一番考察和接触，但还是犹豫得很，实在很难下这个决心。

    当时甘肃省造反派组织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一派组织由出身比较好﹑党团员比较多的群众组成，他们比较遵守纪律，造反精神不是很强，被激进的造反派称之为“保守派”，这就是“革联”。这派群众以一般干部为多；

    还有一派组织是由造反最早﹑斗争最坚决﹑运动一开始便首先受到省委压制和打击的铁路工人们为中心组成的“红联”。由于一开始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此造反目的明确﹑态度坚决。但由于参加者人数众多，各种成分都有，难免鱼龙混珠，各种违犯纪律和乱搞的事情时有发生；

    由于“红联”存在的问题，于是从中分化出另一派组织“红三司”，这个组织大部分由学生和工人组成，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红联”一样，但组织成分较为单纯，比较守纪律并拥护军队。

    三派都是群众组织，到底支谁舍谁？实在不好下这个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犹豫后，我们想摸一下中央的态度。

    由于甘肃省委在运动的一开始便是得罪了群众的，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是被点了名的。因此，几派群众组织目标对准省委是比较一致的。当时，红卫兵们闹到北京去，中央以周总理为首的领导同志还接见了他们，并讲话支持了他们。后来，在北京形成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曾明确表态支持所谓红三司，这样一来，我们当然也就支持了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外的群众组织。

    “三个文件”

    1967年6月，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调我到北京去领受解决甘肃问题的具体任务，几天后，中央又把当时甘肃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原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同志也调去。在中央的会议上，拿出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结合胡继宗同志的指示和由中央指定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并形成了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因为是8月5日从北京带回来的，因此甘肃群众称之为“八五”文件）。文件中，中央明文确定了要结合谁、怎么搞大联合、成立省革委会等一系列问题。我在甘肃“支左”，完全是遵照这三个文件办事的。

    由于对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当大。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因此，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非常艰巨，要把全省的群众联合在三个文件的精神下，要复工﹑复课，成立革委会，恢复秩序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们全体“支左”人员几乎是连轴转，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去，哪里需要解决问题随叫随到。有好多次我都已经吃了安眠药，脑子已开始犯困了，电话一来，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放下电话，马上就得走。到外面冷风一吹，睡意也就没有了。当时就是感觉责任重大，一点都马虎不得。

    但是，在筹备成立省革委会的过程中，各派群众组织的意见不一致，甚至“红三司”自己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争论的很厉害，影响了大联合的进度，这样，就有一个统一认识，即促进联合的问题。

    分歧的实质是成立甘肃省革委会时结合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一直到省革委会已经成立以后，有些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都很大，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胡继宗同志，提出结合裴孟飞同志。

    当然作为裴孟飞同志本人，在原省委工作期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由于运动一开始便得罪了群众，有些群众组织还心存芥蒂，另外当时中央对他的问题也没有一个说法。

    胡继宗同志是当时在北京解决甘肃问题时毛主席亲自点名要结合的干部。这个同志很朴实，工作也很踏实，过去和华国锋在湖南一起工作过，在湖南的口碑很好。

    我当时在讨论结合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支持中央提名结合的胡继宗等领导干部，没有同意一部分群众提出的结合裴孟飞的意见，我认为这对稳定当时已经初步恢复的政治局面是有好处的，对巩固当前大联合的雏形也是非常有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胡继宗同志在省里工作的很好。他认真踏实﹑任劳任怨，在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个新秩序的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后来，这个同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繁重的工作，不幸心脏病发作去世。

    由于各派群众组织在干部问题上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一致，造成各派争论不休，互不相让，街上的大字报一茬接着一茬的换，不是你的盖了我的，便是我的盖了你的，常为这些事引起一些事端。

    在省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几派都有分歧，工作是异常的艰辛，要做每一派的工作，因为“大联合”是基础。那一段时间，我们的“支左”干部真可谓是“苦口婆心”了。

    尽管我们给各派组织的头目都做了很多工作，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支持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左派”的指示，对他们尝试团结和教育，但个别造反派头头，还是从各自的派性地位出发，争权夺利，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致使我们对某些造反组织头头深感失望。这也造成了后来革委会中军人成分为多，而群众代表则以劳模为多的普遍现象，理论上应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的革委会，最后实际上主要由军队干部组成，而红卫兵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的比例很小。

    由于文革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许多干部都被本单位或社会群众组织分别关押批斗，致使这些干部身陷囹圄并成为各派群众相互争斗的原由。针对这一混乱状况，我们以统一监管的名义，将各派组织抓去关押审查的省厅级地方干部，全部收归“支左办公室”统一管理，取消各派成立的专案组，对这些地方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除了大张旗鼓宣传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把重点放在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工作上，我还亲自抓造反派的整风，抓兰州地区三派组织的大联合。我要求支左人员一律下到基层，狠抓三个文件的落实，促进解放干部和大联合，并以省筹备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发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等三个八条规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按党的干部政策对待，反对“挂黑牌子”、“戴高帽子”，随意罚跪捆绑，不准乱揪斗、抄家搜身；规定凡离开工厂、学校到社会上参与活动的工人、学生一律回工厂、学校就地“斗、批、改”，不准搞大规模的上街游行和批斗大会；要求各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禁止相互武斗，并下令收缴散落在群众中的枪支、匕首等，这些规定对稳定当时甘肃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成立以后连革委会的牌子都没有地方挂，结果挂到兰州饭店。因为当时原省委、省政府的机关及重要公共建筑物都是群众组织占据着，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叫喊。那一段时间大的武斗虽然没有发生，但小的诸如你搞我我搞你一类的冲突还是经常发生。解放军“支左”人员虽然在努力做工作，但有的地方做通了，解决了，有的地方解放军根本进不去。社会秩序还是很乱，警察不敢维持和干涉。

    那一段时间社会上针对解放军、针对我本人以及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都很多，有反对的，有拥护的，今天你的盖了我的，明天我的盖了你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又不是地方干部，对地方上的干部、群众又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他反我什么呢？我又反他什么呢？无非就是一个要政府，一个不要政府；一个要治，一个要乱嘛。我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为此而努力去工作的。当然，在那样混乱和复杂的情况下工作，要不犯错误是很难的，这是实际情况。

    复工复课“闹革命”

    1967年1月23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当时我们军区的“四大”都还没有停止，我和张达志同志还在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所以，这个“支左”一直拖到了四月初，由周总理提议，经毛泽东主席批示，明确由我负责组织兰州部队参加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张达志同志负责军区工作，我和张达志到北京领受了任务。当时正是天下大乱，而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的任务只有靠解放军了。但是，一堆乱麻，工作从何下手呢？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思路。现在分析起来，历史上“大乱大治”都是发生在政权更换、改朝换代的时候。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掌握着政权，根本不需要通过“大乱”来达到“大治”，否则只能乱了自己。但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已经乱到了极点，毛泽东打出了最后的王牌：让解放军出来收场，居然在不长的时间内控制住了局面，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信，没有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后来的局面是很难设想的。

    为了稳定混乱的局势，我们首先调集部队进驻刘家峡水电站、白银公司、兰化、兰练、兰州铁路局以及中央在甘肃的几个重要国防军工企业等重点单位和地区，并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大专院校、省市机关做群众工作，制止武斗，消除派性。对公检法机关、金融系统、电台、档案机要等部门实行军管。为稳定农村局势，保证农业生产，我们的“支左”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劝说“造反派”不准到农村串联，农民也不准进城游行等。我们还以省革筹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颁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的多项条款规定，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并督促落实。

    由于甘肃的战略地位（当时是反修前线），中央对建在这里的几个国家大型工矿企业以及几个重点国防军工企业非常重视，有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总理更是经常亲自过问，我也向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保证按期完成。

    比如刘家峡水电站的复建。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1964年投资兴建的，工程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指挥生产，当时我们派出了军队得力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会上混乱局面的干扰，专心至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1969年提前发电投入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甘肃的电用不完。国务院指示我们要支援陕西关中、汉中地区的国防厂矿生产用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专门拿出资金，派军区“支左”干部负责指挥架设了从刘家峡到陕西关中的三十三万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保证了陕西地区国防工业生产用电。为此，水电部还发文向全国进行通报表彰，并组织人员参观学习。

    再如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期间更是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我向国务院汇报了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具体想法和建议，国务院很支持，并批示全国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援，重新上马建设。1971年1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我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10月1日不出铁，我俩从高炉上跳下去。我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0月1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以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这个烂摊子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此外，我们对兰州钢厂、兰州机械厂的兴建，对长庆油田的勘探和建设，对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窑街煤矿、靖远煤矿的扩建改建等工程，也尽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军队和地方得力干部去参加领导，具体组织落实。同时我要求我们省委、省革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抽时间亲临现场检查工作，就地解决困难，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这些项目都很快建成投产，为国家提供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资。1970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多，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

    我们省的几个中央直属大型国防军工企业生产形势也很好，比如404、504、805以及长风、万里、新兰等厂，那几年一直在战备，这些厂子的生产任务都压得很紧，在别的省区还在武斗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企业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我每次去北京开会，周总理以及国务院几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碰到后都表示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说中央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和几个国防军工企业都很出色，保证了国家急需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为战略需要作出了贡献，为原子弹按时试爆成功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做出了贡献，这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很不容易的。

    甘肃省历史上是一个工业落后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私营企业，产值非常低，轻工产品也几乎全靠外省区调拨。解放后，国家拨款建厂大力开发甘肃拥有的丰富矿产资源，使甘肃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但由于基础太差，底子太薄，工业产值在全国排名总是倒数几名。

    由于军队、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197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排名前进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我们的轻工产品也上了一个台阶，当时我们的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我们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产的电视机，虽然是电子管的，体积很大，样子看起来显得很笨重，但这意味着甘肃电子工业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汽车修造厂也很不错，柬埔寨的宾努亲王访问兰州时乘坐的敞蓬汽车就是他们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适、安全，宾努亲王很感慨，说原以为甘肃是个人迹罕见的荒凉落后地区，没想到还能自己改造汽车。

    不能不提到一点，当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些口号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口号，使工人返回了工厂复工，学生返回了学校复课，社会秩序安定了，人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了，混乱的局面结束了，生产和经济工作才能谈得上进行和发展。

    脱贫之水黄河来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历年来干旱少雨，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历史上就是一个长期贫困和缺粮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饭，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不少地方群众一年几乎有半年以上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讨饭度日。解放以后，每年需要国家支援，从外省区调拨大批粮食接济才能勉强度过贫困生活。所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摆在刚刚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会面前的第一个大难题。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的方针，我们把抓好农业生产，争取多打粮食摆在省委、省革委会工作的第一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省革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在全省占很大面积，常年雨量稀少，蒸发量大，有的地方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老百姓吃水都是靠修水窖积聚雨水和雪水，条件十分艰苦。加之多年来缺少治理资金，农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历届省委都下了大力，但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想把粮食一下子搞上去困难比较多。但是甘肃的干部很好，能吃苦、老实、厚道，这是有利条件。

    我们部队参加“支左”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有些同志对改变甘肃的贫困面貌信心不足。我对他们讲，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吃的是甘肃人民种的粮，喝的是黄河的水，也算是甘肃的半个儿子了吧？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的条件还这么差，老百姓还这么苦，我们作为共产党，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党要我们来做这里的工作，我们一起为甘肃人民做些事情吧。

    甘肃发展农业，关键是水。有水就有粮，有粮老百姓就有饭吃。因此，我们提出要改变干旱面貌，必须以“水”为大，下大力气解决水的问题和控制水土流失问题。省委、省革委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抓好“两西”（河西、定西）建设的设想规划。要利用祁连山的水力资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要下大力改变定西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修造梯田，打坝填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此，我们专门组建了“两西”建设指挥部，选配了懂业务、有干劲的干部具体负责。

    这个设想计划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认为很好，又把甘肃的“两西”扩大为包括宁夏“西海固”地区，合称为“三西”治理干旱的建设工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加大投资，统一实施。几年后确实见了效，也取得了治理干旱的实际经验。

    在那几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会的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们每年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查研究，我们分别深入各地农村蹲点（我在最穷的通谓蹲点），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察民情，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治山、治水、如何解决人畜饮水、农田灌溉防渗漏、压砂保墒、如何解决种树成活率等许多实际问题，为我们决策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加治水经费，我多次找国家计委做工作，使计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万元，用于打机井和建设水利设施。几年中我们全省共打机井六万多眼，使八十多万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达到旱涝保收。

    为了充分利用黄河流经甘肃境内的地理优势，在续建好刘家峡大型水力发电站的基础上，我们又先后兴建了兰州郊区的八盘峡水电站和地处陇南的白龙江上的文县碧口水力发电站。

    为了解决严重干旱问题，我们请专家研讨论证指挥设计并率领群众修建了景泰一条山、靖远、会宁、榆中桑园峡、三角城等黄河提灌工程，使几十万亩旱地变为稳产高产的绿洲。当时，兰州几个大的中央厂矿企业都把农场建在景泰一条山一带，有了水，那里变成了江南，这些企业也都纷纷解决了一部分农业户口的家属的安置问题，这些家属都有种田的经验，把个一条山农场经营的有声有色，坐在火车上经过这一带时可以观赏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为了彻底改变兰州以北地区的干旱状况，我几次向周总理请示、向国务院报告，建议拨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浇灌秦王川百万亩旱地的浩大工程。为了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我几次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徒步到实地勘察，遗憾的是，当时因为经费、技术条件所限，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资源，我建议兰州发电机厂和水力涡轮厂生产中小型为主的发电机产品。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多生产中小型机，以满足陇南、陇东和河西地区的中小型发电提灌的需要，你们自己也解决了销路。后来，河西民乐县的两个中型水库，安装了几台中小型发电机组，解决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用电，群众很满意。

    经过全省干部群众几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前，全省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到1970年达七十三亿斤，1975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大部分地区吃粮达到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我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年期间，我认为，我们甘肃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以及我们绝大多数的“支左”干部，工作是认真踏实的，态度是积极努力的，并且能吃苦、廉洁自律，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家还都没有忘记，在那样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中，我们甘肃能做到油井出油，煤矿出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干部们是在努力地为人民工作吗？就连后来的省委书记宋平在1978年省党代会上也不得不承认：“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按照肖、韩时期兰州军区党委对我的“结论”的说法，十年来我们是在搞破坏，这就全盘否定和抹煞了我们甘肃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辛勤工作，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几年报纸广播大会小会狂轰滥炸，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甘肃省委也好，兰州军区也好，不工作的人没错，泡病号的人正确（说是抵制错误路线），而大多数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却错了。我想，我们党的事业、社会的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勤奋敬业、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实现。因此，我们还是要讲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在任何时候，看任何事物，都要坚持这一原则。

    甘肃中西部地区生活艰苦，风沙大，沙暴一起来人和车就被裹在沙涡中，稍一站不稳就会被刮倒，满脸满头满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张嘴就是一口沙，能见度往往只有五、六米。一个生产队与另一个生产队之间是大片的荒山秃岭，中午太阳烤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连草都没有一颗，人走过时只有被惊动的蜥蜴在戈壁上飞快地爬行。当时英国有个华裔女作家叫韩素音的，到我们中西部地区去搜集素材，来过好几次。她对我讲过，她第一次来时一下飞机就发出惊呼：“这里还能生存吗？！”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省里和县里的干部要顶风冒沙，不顾酷暑严寒坚持深入基层，每年不少于四个月。那时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奖金，更不可能提高工资待遇，甚至有的基层干部为了省钱都自带干粮（有些带点土豆找锅煮煮当饭吃），没有人说过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要调动。

    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人，他们是解放大西北时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几十年了，找了甘肃的老婆成了家，生了娃娃，算扎下了根，就象电影上说的，成了昆仑山上一颗草，风吹不倒，日晒不枯。这些资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还坚持在基层，很令人感动。

    文革时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都有一个体会，你在前面干事，可能就有人在后面搞你的阶级斗争，不知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要倒霉。当干部的不但捞不到半点油水，有些需要应酬的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还有些县里的基层干部进城开会，为了节省开支自己背干粮吃。那时候当干部不长工资，但事情要办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席语录解决问题，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许多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当然有些少数败类除外）。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文革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我们的基层干部工作放不开手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长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基层干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发扬了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我们军区派出的“三支两军”干部也大都象地方干部一样，他们无论是来自什么岗位（有些还是从原子弹发射基地来的，还有各个岗位上来的），对自己将要执行的任务都尽职尽责。“支左”人员刚一进点时，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坚决按照中央文件办事，想方设法制止武斗，苦口婆心将几派群众联合到一起，又以身作则搞“抓革命、促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学校，还是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油田、矿井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那么乱，到处是武斗，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生闹事。甘肃自中央“三个文件”后便逐渐走上整治，并迅速开始恢复生产。这一切，如果没有广大的地方干部和大批“三支两军”解放军官兵们的努力工作是无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这些干部好哇，真的是很朴实，很能吃苦。

    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肃是最平静的一年，农村干劲十足，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销粮、第一次摘掉要回销粮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结论”上讲的，我们是在搞破坏，是在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哪里来的这个成绩呢？“结论”显然是把问题扩大化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也搞了农业学大寨，也抓了农村阶级斗争，提过一些错误的口号，伤害过一些干部和群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在这个时期，无论搞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毛主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执行了那条极左的路线，是有错误的。但是，把这个全党性的历史错误都看成是甘肃一个省的，并且要我来负责，我也确实负不起这个责。另外，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无论从党性、党纪还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我们都只有执行，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脱离开这个历史背景谈问题。

    不能不承认，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也犯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比如在礼县蹲了几天，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实际上只有几个公社不错，就当成是全县不错，结果讲了许多大话，过头话，树了一个假典型，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影响很不好。

    在农村，农民搞一点小自由，就说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搞修正主义。实际上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谁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肃农业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没有向中央、国务院要过多少救济粮。当时我们的出发点是“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想方设法自己省内调济解决，现在反思起来，当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甘肃的农业问题是个历史难题，我们苦干了十年，问题解决了一些，粮食产量上去了一些，但这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也需要休养生机，因此适当向中央要求一些救济是必要的。

    放不下的牵挂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乍一免职时，什么事都没有了，后来连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个局外人，猛然间谁都不需要你了，说个心里话，真还有点不适应。

    人不工作了，心还是放不下，毕竟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还真割舍不下。天下雨了，我就高兴，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了。天旱的厉害，我就着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来讨饭了。天天关心天气预报，天天记在台历上，这已经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连我的儿女都说我，你又不工作了，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我说，习惯了。甘肃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讲，还得靠天吃饭，你不关心天气预报怎么能行呢？

    从兰州到中川机场的几十里公路线上，沿途都是盐碱地，我们沿公路两旁种上了树，但成活率很低，树死了，我们就组织人再种，一连种了三年。前两次我都亲自去看过，不知这第三次树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条山黄河提灌工程我们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戈壁上有了水，有了树，有了草，有了庄稼，坐火车从北线走可以看见这一片沙漠绿洲。我免职前，省里已搞了个二期工程方案，已报请国务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级，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如果工程实现预期效果，那么腾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几十万亩的旱涝保收稳产田了。可惜我没能亲自参加这一为甘肃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设，所幸的是，下一届省委圆满地将这个蓝图实现了，这也足以让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来我们曾组织人勘察过，我本人也多次去看过，我们还搞过一个方案报国务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开始抓了，但因为没有资金无法搞。现在从报纸上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抓了，这说明我们国家经济有了实力，有能力为老百姓办些事实了。这个工程将来完工后，肯定会为老百姓造福，是个子孙后代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还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转，就是我们修了不少水库，但水的利用率还有问题。你比如说修渠，甘肃的土地沙化的厉害，渠道的衬里就要有讲究，砌得不好，水流经渠道，有相当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发了，那就很可惜。

    还有，最近我看电视，那个以色列的自然条件就和甘肃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好。他们浇地搞喷灌，我看这个很适合我们甘肃的情况，我们甘肃一个是缺水，一个是土地质量不好，水浇多了还容易盐碱化，因此，应该借鉴国外的喷灌方法，搞些长臂式的大型喷灌机，既节约了用水，又解决了土地盐碱化问题。

    甘肃的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技术底子薄，技术人员缺乏。我们有一所农业大学，还有一些培养农业技术员的中专，但没有经济实力解决技术人员的待遇、房子等具体困难，致使一部分技术人材转业、流失。要想以科技治农，就要留住农业技术专家，改善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肃农业的工作中去。科技治农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人员就是实现这个途径的宝，所以要设法培养并能留住。

    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秃岭，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建国以后，七任县委书记都认为“通渭没治”。

    1976年，我曾去那里蹲点几个月，亲眼看到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基层干部与群众一起商量改变贫穷的具体措施。针对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无雨无收成，有雨冲成沟的特点，当时我们提出了植树种草、兴修水利，发展养殖业等十项措施，发动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为了调动广大农民治理荒山的积极性，我们还提出谁栽树谁受益的政策。为帮助通渭县尽快脱贫，我们还组织省委、省政府各部门派出工作组，结合自身业务进行具体帮助，对口支援。

    说句心里话，解放那么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上，心中实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责：作为党的干部怎么向当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脱离贫困，和全省广大农民一起逐步过上好日子。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离开了领导岗位，事情来的很突然，对通渭的许诺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一些具体帮助也没有来得及落实，更无法亲自继续带领大家实现“治理通渭”的心愿，对不起通渭的广大父老乡亲。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会从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看到通渭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时，我会把酒遥祝那一方质朴、敦厚的农民兄弟们的！

    甘肃的优势是重工业，能源充足，资源丰富，但交通困难，能源优势发挥不了。另外原料与加工能力不协调，国家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经常发生原料供应不足的情况，1974年我们搞过企业挖潜改造，兰化的产量翻了一番，当时康世恩同志还在兰化、兰炼开过现场会，推广过“两兰”挖潜改造经验。但是要彻底解决问题，除了搞企业挖潜外，兰化和兰炼以及西固热电厂应该尝试搞联合，可是这几个厂子上级主管单位不同，归几个部管，具体问题很多，一时半时联合不起来，寄希望于以后体制改革。

    最近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一些工程相继完成了，有的是我们当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有的是后来的同志们新搞的项目，总之，都是造福甘肃人民的好事情。这些工程完成后，对甘肃的工业、农业以及人民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西北蕴藏着巨大的潜质，但她的开发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从解放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西北的开发还只是开了个头，路还要靠后来人一步一步地接着走，寄希望于后人。

    近十来年都没有出门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总想到甘肃各地再走走，看看工厂又搞了些什么改造项目，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看看水渠还漏不漏水，看看树木成活了多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牵肠挂肚的，比自己的孩子还操心。老伴儿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讲，远的去不了，就到近处看看吧。她找车陪我上皋兰山看了看即将完工的兰山提灌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确实还是小平同志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支左”十年，心系甘肃十年，我对甘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一份割舍不掉的牵挂，因为这里毕竟溶入了我的心血，留下了我的足迹。还记得1974年去酒钢解决问题，路上突遇暴雨，山洪引起泥石流，沿途社、队干部群众拦车劝阻不让再行，使我非常感动。因为酒钢的问题很急，所以当时我们也顾不上什么危险，在当地老百姓的带领和护送下，和随行的几个同志硬是趟过洪水，赶往酒钢。1975年我去天水视察，在翻越华家岭时，因公路积雪结冰，汽车打滑，随时有翻下深沟的危险。在险要地段，我和随行人员都下来推车，路过的老百姓都主动过来帮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但看到我们穿军装，推得是军车，知道是军队的干部。他们说，他们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军是帮助他们的，所以他们见解放军遇到困难也过来帮忙，这使我很受感动，好象又回到了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中。我当时想，解放那么多年了，甘肃的老百姓还生活的那么苦，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并没有把他们从贫困中彻底解救出来，可他们见到我们这些干部摸样的遇到困难却能不顾严寒和危险主动前来帮忙，这说明了人民对党的干部是信任的，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为人民工作呢？

    十年“支左”聊以自慰的是，我对这一片土地尽了责任，作了努力。尽管现在这里还很贫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但我会在有生之年时刻关心着她，祝福着她，愿这片土地上人民安康、省富县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