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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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是一介平民，退休以前的职业是所谓“理论工作者”。在当代中国，被称作“理论”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其它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都要冠以本科的帽子，只有研究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算是“理论工作者”或“理论家”。

在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享有特权，是君临一切科学、裁判各种是非的普遍真理。它直接为当局的政治服务，因此“理论工作”便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但是同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正因为直接为政治服务，所以便有特殊的风险，稍有不慎便会犯“政治错误”。这比“思想错误”严重得多。“思想错误”只是“认识”问题；“政治错误”便是“立场问题”了。我“参加革命”已经六十多年，绝大部份时间是作理论工作。这六十多年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风靡一时到盛极而衰的时期，也是人们对它从如饥似渴地学习到味同嚼蜡而普遍厌弃的时期。我的理论活动的经历，就和这个过程交织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能讲出系统的道理。它那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激烈言词，和剥削压迫势不两立的态度，特别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幸福社会的远景，对一切不满现实的人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向往共产党的原因。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相信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制的因素。只是共产党掌权以后，把马克思主义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强迫人们必须接受和服从它的训条时，事情就走到反面：作为一种理论，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盛而衰的真正原因，也是我由热爱到怀疑并且终于不再迷信它的原因。

我怎样用理论为政治服务

我一到“解放区”就做理论工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传。那时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共产党就是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大公无私的政党。作为这个党的一分子，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并且热爱自己的事业。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九年春天。

这个时期，我是无条件地相信党，我的理论工作就是全心全意为党的政策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从马恩列斯毛那里找出根据，证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一九五八年那种疯狂的“大跃进”，我也是坐在办公室里鼓气煽风的“理论家”之一。我最尖端的作品是一九五九年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个题目便已说明一切。一九五八年为了钢产量翻一番（从五百三十五万吨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森林烧炭，砸了铁锅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还叫农民“放开肚皮吃饭”：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弄得人困马乏并且开始挨饿。在这种困境下，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又订出个一千八百万吨的钢指标，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空想。然而胡乔木还叫我写出那样一篇“鼓劲”的《红旗》社论。我在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从未到下面走走，哪里知道生产第一线的艰辛！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丝毫也未感到有什么不对，而是兴致勃勃地在稿纸上把那“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演绎得头头是道。虽然这篇文稿又经胡乔木修改之后才作为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的社论发表出去为害全国，但我毕竟是它的起草者，至今想起来都心中有愧。

反映真实情况，却犯了错误

作为理论工作者，为政治服务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调查研究。我当时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它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小小的秀才班子，主任是陈伯达，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他们都是毛的大秘书。这个单位虽然“级别”很高，但并不是中共中央的职能部门，没有行政性的任务，也没有下级对口单位，只接办毛所交代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任务。当时它编印一个只向毛和中央反映情况的半月刊，叫做《思想界动态》，由我负责编辑。有一次中央办公厅转来一个材料，是武汉华中工学院一个学生张治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此信全面批评了“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映了民不聊生的情况，并对毛略有微词。信写的很恳切，希望中央能够纠正这些错误。

我因脱离实际，对外面的情况并不了解，而这封信所陈述的严重情况，和公开报道的“大好形势”截然相反，所以引起我高度重视。我觉得必须让毛和中央看到这封信。尤其毛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这个材料他不会置之不理。于是我把它登在《思想界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七月下半月）上。谁知那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思想界动态》送到庐山，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而毛借机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期《动态》来到庐山，正好撞到枪口上。

我因刊登张治水这封信，被指控为“配合”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向党进攻”。所以我经历了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批判完就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鍜炼”了。

现实使我更加右倾

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我分别在北京和河北的农村中度过。党把我“下放”，是为了改造我的右倾，不料我却被可怕的现实教育得更加右倾了。我亲眼看到了农民怎样在人民公社的囚笼里痛苦地煎熬。这还不说，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湖南调查，使我和党的政治路线离得越发遥远了。

田家英是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命，到他们两人在湖南的老家做农村调查的。我被分在宁乡调查组，去一个炭子冲大队，这是刘少奇的老家，其特点是饿死的人最多。尚未饿死的人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在死亡线艰难地挣扎着。所有的农民，可以说都是家徒四壁。我们在一家农民的锅里看到的“饭”是“米糠”煮青杏，所谓“米糠”乃是粉碎了的稻谷壳，并不是碾米时的副产品米糠。他的小孩们围着桌子，仔细找寻稻壳中偶然遗留下的谷粒，剥出一颗生米粒，连忙放在嘴里，像含一粒糖果一样慢慢咀嚼。看了这些可怜的孩子，真叫人心酸。

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是我执笔的。对我右倾的批判言犹在耳，但我已顾不上这些指控，而是如实地把这种人间地狱的惨状都写出来了。我认为，这是真正为政治服务，只有让党了解这种可怕的情况，才能改变政策，得到人民的谅解。

田家英很欣赏这篇调查报告，因为那上面写的都是他也亲自看到的。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田把调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兴，能让毛直接看到这些第一手材料。

谁知我又错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以后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责备独自承担了，从而使我躲过一劫。但我的思想却开始彷徨了，说实话倒是“犯错误”，究竟怎样才算政治正确呢？换句话说，党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要怎样才能跟得上，怎样才能不犯错误呢？

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猛烈批判“三风”（“黑暗风”，认为形势不好；“单干风”，认为人民公社搞糟了；“翻案风”，认为反右倾反错了），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让我明白了：党的政治是左比右好。

理论和政治的蜜月结束了

事实上自从中共建国以来，一直是左比右好。八届十中全会不过是“三面红旗”失败之后，拒不认错，反而重申左的方针，决心更加坚定沿着这条绝路走下去罢了。

我作为这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在下乡以前，从未接触实际，只在办公室里，紧跟党的步伐，按照党的要求写这写那，因此“理论”和“政治”完全一致，配合默契。可是一旦接触实际，“理论”和“政治”的蜜月就结束了，从此就陷入彷徨的痛苦之中。

让我感到彷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起，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无不信奉一条天经地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改造社会，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私有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公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

然而我在农村做的两次调查，却无情地推翻了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

一九六一年我在河北省新城县孙家漫撒大队，一九六二年我在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大队，都作了该大队从土改后到公社化以后历年的产量调查，可惜这两份调查材料都已遗失，但是那结论当时把我们调查组惊得目瞪口呆的景象，至今都历历在目，因为那历年产量表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但是这些调查并不是上边交办的任务，而只是我们私下“业余”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也没有往上送。但它已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路线的信念。

我实在没有能力为这种政治服务。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我把自己多年的藏书，除了工具书和少许几部珍本线装书以外，包括马恩列斯的全集和选集，全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了。我对外宣布是“洗手不干了”，同时正式提出要求调动工作。至于想到什么地方什么部门去作什么工作，根本也没想过，只求不再做理论工作了。结果，“洗手不干”之说挨了批评，据说只有土匪强盗改邪归正，才称为“洗手不干”，怎能把党的理论工作和强盗相比呢？至于调动工作，也不批准，还得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干下去。我虽然心情忧郁，但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一点我还是牢记并且认真履行的。

《理论风云》的命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回顾一生，“参加革命”逾六十年，只有这短暂的几年，才不曾虚掷年华，总算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然而这几年也是在风霜雨雪中度过的。

那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备中共党史展览。不过在党史上，我的作用却很有限，因为官方早已有了框架，况且党史和国史的档案都深藏在中央档案馆倚山而建的钢筋水泥库房里，原子弹都炸不开，中央委员都不能随便进去，普通人更无从问津了。在它解密之前，谁能知道真相？

我的兼职是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那倒是个美差，因为它是一座平步青云的天梯。但是能不能平步青云，要看你“党性”如何而定。我的“党性”本来就不够格，况且后来又和胡乔木闹翻了，自然不是“通天”的材料。而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写文章，自己命题自己写，最惬意了。

那两三年，是我写作最密集的时候，经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给我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就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中伤。

一九八五年，三联书店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第一辑是我的文集《理论风云》，收录了这个期间我发表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和它的作者早就受到最高层的“关注”，所以此书刚一出版，就被陈云办公室从三联书店要去五本。后来传出来的权威评语是：“没有理论，只有风云”。

这句评语倒也中肯。这本文集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因为所谈都是常识，并无创见，只不过别人尚未说出来的时候，我把它说出来罢了。而在当时，要想说出常识，就得突破禁区；说出常识以后，又须防备暗箭。其所以只须防备暗箭，不必抵御明枪，是因为我的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从来没有人公开和我论战，而都是背地里向上诬告。不论突破禁区还是防备暗箭，都是一种战斗，它可以说是在当代中国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风云际会中产生，又在“反对自由化”的风雪交加中遭到禁锢，所以取名“理论风云”。这本书第一版卖光了之后，三联书店又重新进行装帧设计印刷了第二版，但是不久就“奉命”收回，化为纸浆了。对于这种现代化的“焚书”（实际是“煮书”），我曾有意循法律途径讨个公道，为此询问三联领导人：封杀此书的命令来自何处？封杀的理由为何？均避而不答，使我打算起诉都找不着被告人。然而我又不能把三联书店告上法庭，因为正是由于三联的关爱，这本书才能面世，我怎恩将仇报呢？想当初三联敢于在我落难之时出版此书，已属石破天惊，如今被迫收回，显然有难言之隐。我不忍强人所难，只得作罢。将来总有一天，继“文革博物馆”之后，会有一座新建的“愚民博物馆”，专门展览文革之后中共箝制思想封杀文化的政绩。它的展品中大概少不了《理论风云》。到那时，查禁这本书的原委就不会成为“国家秘密”，而能在博物馆的“陈列说明”中大白于天下了。

被中共目为离经叛道的《理论风云》，可以说是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被我用来作为论据批判“左祸”的，有许多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思想”。这也正是官方始终拿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对它开展正面批判的原因。如果用“左”和“右”来衡量的话，官方认为它太右，而我现在却认为它有许多地方都太左了。比方说，那本书里所坚持的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就是左的教条。现在连中共自己都放弃了这个教条。其实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空想。它可以激起贫苦群众造反，打破现存秩序，但是不可能建起一个新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加上“科学”的标签，是没有根据的武断。事实上凡是实行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不以失败告终。而《理论风云》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仍然谨守马克思主义的窠臼，可见它没有什么创见。

创见虽然没有，这本书倒有三点新鲜之处：一是把毛泽东还原为人，直呼其名。二是介绍所选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所引发的明争暗斗。三是选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写的两篇党气熏人的文章，以反省自己曾为毛的路线涂脂抹粉并曾充当党棍蛮不讲理批判别人的劣迹。

按照中国传统，对人直呼其名为不敬，必须“避讳”。皇帝的名字尤其神圣，被称为“圣讳”。这种传统到了当代中国，多少有点变化，名字不必忌讳了，但身份的尊卑等级仍然照旧。毛泽东的名字只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选集》这两个词组中以朴素的形式出现。除此之外，再没有谁敢于直呼其名，而只能以“毛主席”或“主席”称之。实在不得已时也必须加上“同志”，以表尊敬。

一九八四年我编撰《理论风云》时，打破了这种陈规，书中提到毛的地方，一律直呼其名。当然，对其他人也都一视同仁。为此，我在书的首页特别印了一个“作者说明”：”书中人名，除引文外，不再加‘同志’字样。”

我不知道此前在国内是否有人在公开出版物中对毛直呼其名。不过我这是第一次在自己的著作中以直呼其名的方式，把他还原成“人”。直呼其名，只是破除迷信当中一个微小的步骤，还不曾涉及实质。《理论风云》中有些文章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这应该是它遭到查禁的真正原因。

提出“现代迷信”

一九七八年春，我写了一篇《科学和迷信》寄给人民日报，文章是批毛的。社长胡绩伟和副总编王若水主张发表，但当时的总编辑不赞成，这篇文章就退给我了。正好，这一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复刊，找我约稿，我就把它改写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给了他们。文章批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我把它叫“现代迷信”。胡耀邦很欣赏这篇文章，要《中国青年》杂志作为“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了。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很恼火，但又抓不住文章的辫子，所以就找些别的理由，什么“没有突出华主席”呀，等等，把这一期《中国青年》给查禁了。但这期杂志已经发行了很多，还有人把它拆开，一页一页贴到“西单墙”，所以“现代迷信”就成为流行词汇之一了。

这一期《中国青年》出版之后，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忽然有一个身材矮小，十分瘦弱的青年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来找我。他是从云南来的，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我看他的两只手腕。

天哪！他的两个手腕整整一圈没有完整的皮肤，因为在狱中长期戴着收得很紧的手铐，勒得手腕子整个溃烂了！溃烂治好之后，皮肤再也不能复生，就落下像手镯一样可怕的伤疤。说它像手镯，因为是环形的，但那面积比手镯还大。

我摸着他那没有知觉的伤疤，问他为什么被折磨成这样。他告诉我：是“现行反革命罪”，因为他“攻击毛主席”。

我又问他，现在怎么又放出来呢？

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青年》复刊号，告诉我说，他的“罪行”和《中国青年》上那篇“评论员文章”的观点一样。他在狱中读到这篇文章，就据理申诉，他的罪名果然被推翻了，人也就放出来了。他一放出来就到北京找《中国青年》杂志表示感谢，并要求见见文章作者。杂志编辑部告诉他，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所以就找到历史博物馆来了。

可惜我当时实在是太忙了，没能和他多谈谈心，他也还有别的事情，又匆匆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他瘦弱的身体现在可健壮些？

多么好的青年，居然被摧残成这样！

领袖和人民——谁应当忠于谁？

一九四三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这是中共正式建立党内独裁体制的开始。一九四九年中共打下“天下”之后，毛泽东又正式登基“坐”了“天下”，成为全国人民的皇帝。和这种专制皇权主义相适应，忠君的道德标准又借尸还魂，逐渐流行起来。

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一个“五一八”讲话，就正式确立了这个标准：谁要反对毛泽东，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于是一个“忠于毛主席”的狂热一下子淹没了整个中国。评论一个人，首要的优缺点是他是否“忠于毛主席”。随便一个什么举动或话语，只要被认为“反对毛主席”便立刻成为“现行反革命”，可以判刑直至死罪。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无辜者牺牲在这把屠刀之下。

一九七九年一月，理论工作务虚会给我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我在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题目是《领袖和人民》，直言不讳地全面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以及当时正在时兴的对华国锋的个人迷信。我着重批判了风行全国十几年的最高价值标准“忠于毛主席”，并且针对这个腐朽道德标准提出一个新的标准：“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这个发言当时通过会议《简报》发往各省，在党内引起强烈共鸣。当时辽宁省委正在任仲夷主持下讨论张志新是否平反的问题，双方争持不下。主张平反的人用务虚会的《简报》做根据说：“李洪林这个发言，比张志新厉害多了。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那么李洪林就该枪毙；如果李洪林的发言是正确的，张志新就必须平反。”当时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影响极大，威信很高，一时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在这期简报的支持下，张志新案件果然平反了。这是《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从辽宁组稿回来后告诉我的。

不敢忘记受难者的嘱托

打从一九七八年起，我就不断收到报刊编辑部转给我的读者来信。因为我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频率较高，又都是批判“左毒”的，所以不少来信的内容都是“左毒”受害者希望我帮他们伸冤的。我对这千里之外伸过来的求救之手，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每一封信都寄来一颗受难者期待的心，他们的遭遇使我感同身受。所以我把每一封信都附上我的信，一起寄到所在省委去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黑龙江一个人，他一九五九年因为给彭德怀鸣不平而被判重刑，至今仍在狱中，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请我搭救。

我一边看他的信一边掉眼泪，因为我母亲此刻也正在病床上呻吟，等待我下班回去看她。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和他的信一起寄给黑龙江省委。一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他来信告诉我，他已出狱回家，和老母团聚了。狱方告诉他，是我的信使省委给他平反的。这使我得到极大的安慰。

另一次使我得到更大喜悦的是我一封信促成二百多个冤案受害人重见天日。

《人民日报》在一九八○年把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发言《领袖和人民》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一下子传遍全国，结果许多因为所谓“恶毒攻击罪”而被判重刑入狱的“左毒”受害者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给我写信，要求我帮助他们伸冤。从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实他们直接反对的不过是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转给我的。他们在监狱里或劳改场，没有通信自由，都是通过千辛万苦偷偷写下，又通过千辛万苦辗转带到监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由于躲避搜查而时时藏匿的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着他们多么殷切的希望！我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文章和会议发言竟引起这样大的反响。过去我虽然也常接到读者求助的信件，都是零星寄到的，我也就零星转寄，如今这一大堆信件，都是已经定案并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显然不是我这种普通干部转一转申诉信就能解决问题的。最后我有了主意；把信件集中起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简要地介绍一下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即现在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仍在服刑。然后把那些申诉信附上，一起送去了。

这封信果真起了作用。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二百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其实这事的处理过程，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胡耀邦有一次到宣传部来，才告诉了我，并且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我才知道那封信起了那么大的作用，真觉得不虚此生。当然，这也幸亏是邓小平亲眼看到这封信并且批给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又明确指示平反并且限期报告结果，所以才如此顺利地把那样多的人解救出来了。否则，凭我一介书生，怎能有回天之力呢？

《读书无禁区》的故事

在《理论风云》中余音袅袅久而未衰的当推《读书无禁区》。直到去年《读书》杂志撤换主编，人们还在谈论这篇文章。

一九七九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文章引起《读书》编委们的兴趣，决定把它当作《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他们还嫌题目不够有力，杂志创办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读书无禁区》。果然一炮打响，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这五个字一直都是《读书》杂志的旗帜，成为这本杂志的骄傲。其实这个著名的口号并非我的原创，他们改题目时也没有告诉我。我起初曾有恢复原题之意，因为这个新题容易被好事者纠缠不休，不如原题之无隙可击。但后来又决定认可这个新题，不往回改了，这是因为：

第一，改题目的编委陈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与我虽非至交，却属知己。他们改题，与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铿锵有力，读起来也容易上口。我应当尊重和欢迎这种修改，并引以为荣。

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这里有两个“烈”：一是热烈欢迎，一是猛烈反对。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这是义正词严的神圣讨伐令。《读书》杂志专门为此展开讨论。在这篇文章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情况下，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独自承担《读书无禁区》从内文到标题的全部责任，所以更加坚定地捍卫“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了。

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白纸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

正因为《读书》杂志经过《读书无禁区》这场风浪，名气更大了，读者更喜爱了，所以这个口号已经成为《读书》杂志的标帜。一回顾《读书》，就要谈到这篇文章，所以有一次这个杂志多少周年纪念时（我已忘记年份，好像是二十周年》，中央电视台决定拍一个专题节目，我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被编入这个节目，中央台到我家来见过面，准备拍一些电视访谈。我倒是有自知之明：我这个著名的“自由化分子”，“六四”后蹲过铁窗的人物，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电视台上露面吗？难道中国的政局真要解冻吗？

果然，对我的“电视访谈”最后泡汤了。结果电视播出的画面只有别人在谈《读书无禁区》，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不能露面。那原因当然是一露面就会危害国家安全。这也算是我那本《理论风云》中余音萦绕最久的一则故事吧，前后经过了二十多年！

追记：余音仍然未散

此段回忆写罢，偶然上网搜索一下“读书无禁区”，看看这个词是否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结果“百度”搜出一万三千条，“ＧＯＯＧＬＥ”搜出二万七千条，第一条就是“水木清华”在二○○○年一月九日“读书心得版?精华区”上贴出的《读书无禁区》原文。转贴者在原文前面写道：“现在来读这篇二十年前发表的宣言级文章，真是感慨良多。”又在原文末尾写了一句读后感：“我把琴盖合上，此曲已成绝唱。”

在流行风尚转瞬即逝的今天，我在上个世纪的一篇文章，至今仍有知音实在出乎意外。那位从未谋面的读者“感慨良多”，我这个作者回想起自己坎坷的命运，尤其感慨良多。网上许多条目写的都是“犹记《读书无禁区》”，直到最近，仍然有人“犹记”。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还能被人“犹记”多久，但仅从我所能看到的这些点滴来说，已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被人“犹记”更加珍贵呢？

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胡耀邦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击溃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思想上扫清了道路。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但中共重视的意识形态，全会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所以经叶剑英提议，另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来解决。“务虚”就是解决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

全会决定胡耀邦兼任宣传部长，以代替原来的张平化。所以组织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任务就由胡耀邦直接负责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务虚会开幕。胡耀邦有个非常精彩的开幕词，他高度赞扬了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理论工作者，号召大家“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邓小平也指示会议“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所以这个会开得空前活跃，从“碰不得”的文化大革命到“伟大领袖”毛泽东和“英明领袖”华国锋，都在批评之列。从“唯一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全都遭到质疑。而且北京的务虚会“简报”和各省参加会议者的电话，天天直通全国，立即引起各省领导层和理论界的回响。思想界这种盛况，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

会议临近春节的时候就休会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休会期间，事情突然起了根本变化。我就是这个变化的亲历者。

华与邓，两个闭幕词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规格很高，是中共中央召开的。开幕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预定闭幕时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讲话。

我被指定为华国锋起草讲话稿。会议一开始，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面授机宜。胡耀邦讲了一个大要，胡乔木向我面授了一个详细的提纲，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认真，细致。他们面授的讲话稿主题是继续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我记录了他们两人的谈话，利用开会间隙抓紧写出初稿。因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要经过几次修改才能定稿，所以我赶在休会前就把稿子打印出来交上去了（这个主席讲话稿的排印校样，现在我还保存着）。奇怪的是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这种事情我当然不能去催，只能等待。

等到最后，事情发生变化了：华国锋不讲了，改由邓小平到务虚会去作总结讲话。讲话稿原来指定我一个人起草，现在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有中央党校的吴江、宋振庭，有国务院研究室的滕文生，还有我。领导起草工作的当然还是胡乔木。

新的起草组组成之后，胡耀邦领着我们到邓小平住处面聆指示，这时已是即将复会的前几天了。

我在一九六二年随田家英去湖南调查时见过毛泽东。他在武昌东湖宾馆接见了我们。他态度和蔼，谈笑风生，使人很难想像他就是那个自比秦始皇的暴君。如今见到×××，和毛对比，他倒是表里如一，真是“钢铁公司”，严肃沉着，不苟言笑。胡耀邦在他面前都必恭必敬。显然这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大概除了毛泽东能镇住他，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整个接见，除了宋振庭口若悬河抢着说了一通之外，大家基本上没有张嘴，就是听×××一个人说。他讲的要旨，就是几天之后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很严厉地指责社会上的“极端民主化”，也批评了理论工作的“软弱”。这不但和胡耀邦与胡乔木向我面授的讲话提纲完全是两回事，而且也和×××自己“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背道而驰。显然，事情真的起变化了，而且变得这样利害，这是怎么回事呢？

历史积案使务虚会遭殃

毛泽东二十七年的统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光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而且凭空制造了数不清的社会问题。在高压之下，这些问题只是像弹簧一样被压下去了，然而积蓄的能量更大了。当“两个凡是”被驳倒，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被平反，原来被诬陷为“反革命”，现在成为名正言顺的革命运动，这就极大地鼓舞了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于是多年被压抑的社会问题一下子反弹起来了。所以三中全会之后，上访的、请愿的、闹事的，此伏彼起，使各地党政领导应接不暇，纷纷向中央告急。上海和重庆说是党委都无法办公了。刚好，这正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开会并与各地互相呼应引起热烈反响的时候。于是，对思想解放和三中全会有抵触的各类人等都把责任推到思想解放和发扬民主上，说“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混乱”。有些地方当局特别不满意“务虚会的秀才们乱说一气”，等等。这种舆论显然对务虚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华国锋之所以改变主意，取消务虚会上的讲话，显然是他自己主动取消，不会是×××或什么人强迫的，因为他是党中央主席，当时尚未失势。他之所以拒绝讲话，当然是表示对务虚会的不满，故意冷落，至少是有意贬低这个会的规格：主席不来讲话，会议的等级就低了半头。而且他这个举动还有另一层意义：主张“两个凡是”的他，在三中全会上虽然作了检讨，但是未必服气，现在正好借这个机会把球踢给×××，那潜台词是：“你不是支持思想解放吗？你来收拾这个局面吧。”

根据当时所能看到的各种因素，上面那种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席的大转弯。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身经百战的铁腕人物×××，仅仅因为有人说些风言风语或施加一些压力就能退让吗？社会的混乱，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在发作。至于那些风言风语，一九七八年底三中全会之后就流行了。“三中全会右倾”、“逆风千里”、“丢了纲和线”等等，这是文革余孽和党内保守派反对三中全会的大合唱。他们珍惜的“纲”和“线”正是三中全会抛弃了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刚刚在三中全会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线，难道他能被那种反对声音吓退吗？这是当时我心里的一个谜团。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后来，直到一九七九年底，这个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是×××一张大字报，在关键的时刻，对×××的左转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

×××这张大字报就是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休会期间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来针对×××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张大字报贴出四天之后他被逮捕，关了很长时间，到十月间，被判十五年重刑。

魏被判刑不久，有一天胡耀邦找我去他家研究一个讲话稿时，我顺便问起×××被判重刑的问题，他才使我知道原委。原来胡耀邦根本就反对抓人。但他告诉我，这事已无可挽回，因为是×××定的。×××本来坚决支持“西单墙”，还批评党内保守派取消“西单墙”的要求，并告诫他们：可怕的不是“西单墙”，而是“鸦雀无声”。但是×××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彭真马上来找×××，用这张大字报说服了×××，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结果是：不但逮捕了×××，而且取消了“西单墙”。

如果离开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看，×××这张大字报当然无可非议。要民主，不要独裁，有什么错呢？如果这张大字报的矛头不是指向×××，而是别的人，×××也未必动心。如果这张大字报没有人送到×××面前，事情也就过去了。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在×××正顶住沉重的压力，向继承毛泽东路线的华国锋（他是合法的党中央主席）作斗争的时候，同一个战壕里的×××（“西单墙”的民主运动本是邓反毛的同盟军）却调转枪口向邓开起火来，这张大字报恰恰从右边帮了左派的忙。这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这时已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休会期间的末尾，离复会只有一周的时间。难怪这次邓小平的讲话稿根本没在起草组讨论过，更没有时间去征求意见，只是由胡乔木按照邓的意旨写出一个稿子，就由×××拿到大会上正式讲出去了，这就是那篇有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这个讲话的听众哪里只是务虚会的几百人？整个首都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满了人民大会堂！这分明是一次面向全党全国的政治动员大会：现在又要“反右”了！中国人民刚刚从“两个凡是”下面解放出来，立刻又被套上“四个凡是”，直到现在它仍然套在中国人的脖子上。

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它的发展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总的趋势是进步的，但路程又是曲折的。中国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算起，为了从专制转型为民主，到现在（二○○八年）已经走了一百多年了，有时好像前进了一点，有时又退了一大截。一九七九年初的中国，正是摆脱毛泽东的路线，从独裁转向民主的大好时机。但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保守力量很强大，双方正在拉锯。政治斗争很复杂，它是双方智慧、力量和策略的较量。最激进、最痛快的口号和方法不一定最合时宜，而且往往把事情弄糟。还有当事者的个人气质在政治上也有重要作用。如果被大字报批评的是胡耀邦而不是×××，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如果当时×××听从“西单墙”其它人的劝说而不去攻击×××，事情也会是另一个样子。偏偏×××要坚持己见，偏偏×××和毛泽东一样，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于是看起来纯粹是偶然性的一张大字报，就对历史发生了那样大的作用，实在令人惋惜。不但蓬蓬勃勃的思想解放运动从高潮一下子陷入低谷，而且×××本人也仅仅因为行使了一下言论自由，贴了一张反对独裁的大字报，就被重判十五年监禁，葬送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中国有一句用棋艺表述的格言很有哲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确实如此。下棋时，一念之差，或一时冲动，走错的虽只一步，输掉的却是全盘。这种教训，是沉痛的。

不过，如果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来看，×××大字报这个事件毕竟是历史长河水面上的浪花。这浪花的确是被一块偶然飞来的石子所激起，但从更深的层次看，这偶然的浪花之所以溅得那样高，还是汹涌的河流本身的力量所导致，也就是必然性在起决定作用。

其实×××这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稿，既未经中共中央讨论，也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只是胡乔木把稿子弄好了，×××以个人身份拿到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一讲，各省当权者无不闻风而动，雷厉风行。他们早就不满三中全会，这一下有了“四项原则”，可以“纠正”三中全会的“右倾”了。于是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向三中全会路线反攻的高潮。有的省迅速召开电话会议，别的不说，先把发给农民的自留地收归“集体”。这就说明，不管是什么偶然因素促使×××向左转，他这个左转完全符合中共的根本利益，因此才能受到各级领导骨干那样热烈的拥护，使全国形势急速左转。

说“三”道“四”

但是坚持三中全会方针的胡耀邦此时威望如日中天，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也旗帜鲜明地反左。从五月起，《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连续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我的系列文章：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

这些文章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批驳了左倾回潮风，使各地因坚持思想解放而受压的干部和群众重新抬起头来。因此《人民日报》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赞扬这些文章，感谢《人民日报》在他们严重受压的时候，发表这些文章扭转了他们那里的形势。但是文革余孽和党内保守势力利用“四项原则”反对三中全会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说三道四”依然在搅乱人们思想。于是我在胡耀邦支持下写了一篇《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一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文章和我的系列文章一样，也是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重在反左。当时《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权威性还没有受到质疑，所以“说三道四”的争论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种形势到一九八二年就有了重大变化，“四个凡是”终于占了上风，并且在组织上得到落实。这一年邓力群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并从×××那里领来“重新组织理论队伍”的旨意，对理论界开始进行大清洗。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免职挂了起来，前后组织了五次整个中宣部的大会对我进行批判之后，把我赶出北京了事。同时胡乔木和邓力群又向《人民日报》开刀，逼迫社长胡绩伟“辞职”，撤掉了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还想把《人民日报》弄成中宣部的下属单位，以便邓力群能直接操控，不料遭到报社工作人员的强烈反抗，而且中央也不同意降低党中央机关报的规格，所以他们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后记

“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这副对联，是我从自己的理论活动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我做了一辈子理论工作，现在既说不清“理论”的定义，也说不清“政治”的定义。但我对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却有一点重要心得，这就是理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

不管理论的定义是什么，它应该是探求真理的。真理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稳定的，不会随着人的意向而变化。而政治则以人的立场和意向为转移。政治总是和政权分不开的。随着掌权者的更替，政治风向也就变了。即使掌权者没有换，他的意向变了，政治风向也要变化。作为理论工作者，只能本着科学良知，执着于真理的追求，而不应“为政治服务”。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谁也脱离不了的政治，理论也不是处在真空当中。但是理论追求的是真理，而政治追求的是权力。在政治角斗场上，是强者胜，而强者未必“真善美”，也可能是“假恶丑”。特别在曲折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策略上常常需要兵不厌诈，纵横捭阖，声东击西，变幻无常，理论怎能跟得上呢？即使能够跟上，这种“理论”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因此，要处理好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唯一的办法是超脱于政治之外。理论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应该把政治本身也作为一个客体进行观察和研究，而不应当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例如《孙子兵法》就把最为变化无常的战争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探求那纷纭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在这个过程里，最不可取的是为现实的政治“量体裁衣”，用理论给当权的政治进行包装。这种做法，即使从执政者本身的利益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有了错误将失去纠正的机会。

这样反省的结果，如果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用在理论工作上，就是“凭良心，讲真话”，而切不可昧着良心讲假话。

理论研究不是设计政治方案。政治设计可以有步骤，有妥协，有过渡。因为各个政治主体的立场不同，力量强弱也不同，彼此的诉求都不相同，要找到一个结合点十分不易，很难痛痛快快，常常是拖泥带水。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讲理论就要抛开一切利害得失，剥去所有外衣和偶然因素，把问题说透。讲理论只问真不真，不必考虑谁看了会怎样，尤其不能考虑当权者看了会怎样。事实上你即使想打动当权者，也是把问题说得越透，越有可能打动他的心。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曾有短暂的时间活跃于理论界，这也是我这一生中仅有的几年，此后即销声匿迹。虽然在闲暇时曾写了两本书（一本自传，一本历史）在海外出版，但都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那些书都是“向后看”而没有“向前看”，所以远离万众瞩目的现实焦点。其实我的写作即使紧叩当前政治风云，也不会有多大作用，因为我的读者在国内，而我的著作已不能和国内的读者见面。

其实平心静气想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理论园地里耕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也总能涌现出它所需要的人才。封锁资源，箝制思想，固然会扼杀人才，但也会磨练出人才。在网上和书报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犀利的政治评论，深刻的思想探讨，以及资料丰富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它们的作者当中也有“宿儒”，但更多的是后起之秀，这正是理论界的希望之所在。

面对理论园地的新气象，我得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已经大大落后了。所以这些年已经不大写什么东西。偶尔和友人相聚，除了翻翻陈年老账之外，也谈不出什么新的见解。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有些新的想法，但是由于功底不深，讲不出多少道理。去年座谈谢韬文章时随便说了几句，不料被贴到网上，有的地方还不太准确。既然如此，索性结合个人理论活动的经历，把那些粗浅的想法写出来，算是对自己的“思想史”作个反省吧。

原载《往事》第71期。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略去×××和×××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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