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铁軍｜莫讓青史盡成灰（話說《「造反派」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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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程鐵軍先生的《「造反派」記憶》選載之一刊出，讀者反響熱烈，故有必要對所選文章的原始出處做一介紹。
下個月，即2023年10月，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預期將出版一部「造反派口述史」，書名：A Chinese Rebel Beyond The Great Wall：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thnic Pogrom in Inner Mongolia（直譯：《一個長城外的漢族造反者：內蒙文革與民族屠殺》）。這部英文原著由三人（程鐵軍、寶力格、塞爾登）合作完成，歷時三十多年，一波三折，過程曲折。應中文讀者的期待，作為主要作者的程鐵軍決定，另外撰文介紹故事梗概，包括編譯書中某些章節、選擇文學性較強的某些片段，編譯改寫，以《‘造反派’記憶》為題再出新系列，以饗中文讀者。

以下是程教授為這本書撰寫的中文導言。


我的“造反派口述史”英文版，定于2023年10月，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

英文原名 A Chinese Rebel Beyond The Great Wall：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thnic Pogrom in Inner Mongolia （直译：一个长城外的汉族造反者：内蒙文革与民族屠杀）。有些中文读者，希望我能介绍一点故事梗概，包括编译某些章节。考虑原著比较适合英文习惯，直译中文，非但困难，也无必要，故选择文学性较强的某些片段，编译改写，再出个新系列，以《‘造反派’记忆》为题，向读者献丑。

尽管在简体中文圈，“造反派”已被妖魔化（近似土匪）多年，但我仍然认为，自己骨子里就是个造反派，天然习惯于抗拒不公，为此吃尽苦头。其实，“造反”这个词，跟“革命”一样，词义中性，不含褒贬，但因汉语污染问题（张维迎语），“造反”变为贬义 —— 多少义举，被“造反”污染；“革命”倒成了褒义 —— 无数罪恶，假“革命”之名。

痛苦经历，刻骨铭心

我原籍河北饶阳农村，在本县念到初二，因大饥荒濒临失学，尊奉母命，于1959年秋，转学到呼和浩特，随父亲和继母生活，在呼和五中念初三，1960年升高中（呼和二中），1963年，进内蒙师院外语系英语专业，1966文革停课，1967年去《内蒙古日报》工作，1969年，去包头电机厂劳动锻炼。1972年，从乌拉特前旗新安中学，调回原籍河北饶阳中学（母校），在内蒙生活13年，亲历社教，奉旨造反，当记者、工人、教师等，经历各项运动，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亲眼见证许多亲朋好友的悲惨经历，包括百般凌辱，失去自由，甚至丢掉性命。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黑暗、最血腥的记忆，永远不能忘却，不敢忘却。

1982年考研成功，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理论专业，开始从马列角度，回顾我内蒙文革的经历。1982年出国，先后在麻州大学经济系与纽约大学社会系读研，开始从更开阔的新视野，反思以往经历。1988年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时，曾考虑过以内蒙文革为主线，提交了提纲和摘要，引起导师塞尔登教授的兴趣。后因查找资料与回国调查困难，改成敏感度较低的《户籍制度研究》。

完成学位并参加工之后，研究聚焦一度转移，但文革题目的吸引力，并未消减，还受到师友督促鼓励。于是，从1998年暑假开始，我跟赛尔登教授合作，在原有提纲基础上，分列子题，调整篇章结构，我口述他打字，再修改补充，草拟完五个章节，从我到内蒙开始，写到大饥荒和四清，以及乌兰夫和华北局的分庭抗礼，为日后展开文革主线，做了铺垫。

写作中，难免涉及蒙古地名人名的英文拼写，及背景介绍，需要咨询有关专家。于是，赛尔登教授介绍我跟蒙古族学者宝力格认识。他是伊盟东胜人，内蒙师院（后改师大）外语系后期校友，英国剑桥人类学博士，当时在纽约大学任教，蒙汉英三语兼通。他虽然没经历过文革，但对那段历史并不陌生，家属亲友都有受害者，而且出版过蒙古史专著。他愿意加盟，与我们结成三人小组，这对提升该书的学术含量贡献巨大。

世纪之交，我去澳门大学任教，回内地方便，2001年在呼和浩特，与造反派领袖高树华老师重逢。他邀我合作，写内蒙文革史，我欣然同意，立刻跟他商量提纲、范例、分工和写作计划。由他先写初稿，我再做必要核实、采访与考证。没想2003年夏，高老师突然病逝，不久收到他托朋友寄来的诀别信，连同一包文稿、资料和照片。我悲痛之余，立刻投入工作，经历许多不眠之夜，耗时三年，才把他的遗稿整理成书，题为《内蒙文革风雷——一个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由《明镜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由于被大陆列为“禁书”，我不得不设法“偷运”三百多册，分赠给图书馆、朋友故旧、文革领袖、学术精英及各级领导干部。

各方反馈比较热烈，只有内师大一个毛左党棍（姑隐其名），骂该书“反动”，又说不出反动在哪里。此外，包括当年的对立面，没任何人说我们歪曲过事实。由于是第一本关于内蒙文革的正式出版物，在内蒙和全国范围，都产生了影响。后来，呼和浩特地下书摊，已有盗版售卖，也算对我们的一种安慰吧。

写作过程，一波三折

高树华中文口述史的出版，对写作我的英文口述史，有推动作用。我从澳门大学退休，回美定居后，计划加快写作速度。不幸的是，2011年罹患舌癌，手术放疗，痛苦异常，被迫中断写作，曾担心今生再无机会，写作计划可能前功尽弃。后经10年搏斗，逐渐康复，慢慢恢复了写作能力，为此，要感恩高树华、韩桐和欧阳儒臣等好友的在天之灵，是他们助我一臂之力，能完成本书的写作和出版。

此时的赛尔登教授，也从康奈尔移居曼哈顿。宝力格教授，则从纽约返回伦敦，在母校任教。他们虽工作繁忙，也同意恢复本书的写作与修改。经多方申请与匿名评审等程序，最终于2022年，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签约，又与责编协商修改，加工润色，才最后确定了如今的版本。

原有书稿较长，按芝大要求压缩，删掉两百多页故事细节，突出了历史追踪和史料考证，使本书的学术性更为突出，但文学色彩相对减弱。如今考虑多数中文读者，对学术考证缺乏兴趣，因此我决定，在中文版当中，尽可能压缩史料引证，恢复并加强原有故事性，等于另搞一个文学版本。

多数史家，都把文革限定在1966的《五一六通知》起，到1976的 “四人帮垮台”止，称文革十年。其实认真分析，文革序幕（或热身阶段）应该从大饥荒算起，是大跃进的失败激化了党内矛盾，促进了务实派和毛左派之间的分裂内斗。 当斯诺问毛：”打倒刘少奇的计划，你是何时决定的？” 毛答：“1963。”  正是大饥荒开始缓解，毛重提“阶级斗争”的时候。说毛刘结怨，拉开文革序幕，应该没问题。

另外，我还认为，文革的结束时间，也比四人帮倒台更晚。华国锋时期，继续加紧屠杀思想犯（史云峰、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等），还对文革反攻倒算，以“清查”为名，抓捕所有前造反派领袖，等于开启文革斗争新回合。直到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凡是派倒台，开始平反部分冤假错案，才宣告了文革的正式终结，前后历时12年半（见宋永毅主编：《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与当代中国》【上】，第127页）。我虽然从1972年秋，就调离内蒙，但跟内蒙亲友保持联系，每个暑假都回去看看。有些内蒙朋友，包括“内人党”受害者，也陆续调到河北，跟我关系密切，方便我继续观察内蒙动态，积累更多写作素材。

温故知新，着眼未来

我首先改写了四个片段：1《我的档案》，2《饥饿的冬天》，3《春天的气息》，以及4《掏大粪的学问》，类似短篇散文，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这四个故事，发生在1959到1965（大饥荒到四清）这几年，属于文革序幕。为测试读者感受，我先发到三个同学群（高中群，大学群，劳动锻炼群），请朋友点评。大家都认为，是当年熟悉的场景，把我们带回逝去的岁月，再现历史，激励反思。可喜的是，在我的启发下，别人也开始写自己的经历，这正合我的写作初衷：努力再现人和事，莫让青史尽成灰。

意大利史论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跟咱们说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异曲同工。在为《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撰写后记时，我写过一段话，大意说：几千年的中国史，是一部充满血腥和仇杀的悲惨史，仅中共治下相对和平的几十年间，就有过太多的斗争、仇恨、迫害与杀戮。官媒爱批评日本有“历史教科书”问题，据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说，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在鸦片战争以来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上，存在歪曲、掩盖、夸大等问题，也需要反省。

我感觉，起码在我们记忆犹新的文革史上，官方的文本，谬误严重，经不住推敲和时间考验。如今网络媒体，还充斥五花八门的“劝世文”，鼓吹“难得糊涂，莫追究历史对错，要得过且过，及时行乐”云云。不错，中华民族失血太多，需要停止斗争，抹平仇恨，捐弃前嫌，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正视历史，分辨是非，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而不是回避历史，混淆是非，歪曲经验，忘却教训。

我跟高树华合写中文口述史的初衷，就是“个人恩怨可忘记，历史对错须搞清”。同样，这也是我们现在编写英文口述史的目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中文口述史以高树华的个人经历为主线，展现他的身世沉浮与独特经历，包括跟周恩来、江青、康生、朱德、胡耀邦、赵紫阳等党国高层的个人接触，不乏宏观高远的重大叙事。而这本英文口述史，则是以一个小人物的所见所闻为主线，包括实地采访和旁观思考。如果说其中反思与质疑的成分较多，那也跟我后来在海外受过的社会学训练有关。

四篇短文，属于投石问路。如能激发读者兴趣，网刊编辑和读者希望我继续往下写的话，我愿意续写更多类似短篇，系统展现内蒙文革的历史画卷。目前海内外中文读者，都知道中国有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但较少知道，还有内蒙问题。因为蒙族人口，不但数量多，分布广，而且被中蒙俄等国瓜分得七零八落，尽管有些已经改变语言与宗教习俗，但崇拜成吉思汗的情结还在，甚至有增长势头，在未来地缘政治变动中，蒙古问题或许比藏疆问题，更加困难复杂。

除了内蒙13年的经历，还有我后来的其它经历，比如在河北农村6年苟且偷生；1978年阴差阳错，侥幸读研，亲历西单民主墙事件；1982年“被迫出国”，对开始对美国“西洋镜”近距离观察；世纪之交，去澳门任教；2011年退休回美，大难不死，抱病著述；结交孙大午，剖析私企立宪，等等，都有值得回忆的故事。当然，如何提炼？能否反映时代变迁？对认识中国社会转型是否有所启发？ 还有待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我感到《“造反派”记忆》的中文版，或许有积极意义，因此，衷心希望贵刊编辑与广大读者，能对拙作批评斧正，不吝赐教。


2023年8月底，于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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