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涂光群：对文革的认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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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革的认识和反思　

聂元梓、涂光群

聂元梓　口述
涂光群　采访整理　

　　〔１９９８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坐在聂元梓窄小的、至今仍是借住别人的屋子里，听她谈对文革新的认识和反思。以下是略加整理的聂的谈话摘记。〕

　　文化大革命是个很复杂的现象。对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地认识和对待。但也不是讲不清楚的。某位教授在新近出版的忆文革大著中攻击我“不学无术，智商实际低能”“一点水平都没有，冥顽而又自大”等等。我不学那位教授至今仍采用文革中那些龌龊的语言，行人身攻击。我不想攻击任何人。但我想尽我的努力来重新思考和认识文革这个复杂现象。

　　我虽说自北大主持两年文革工作后，从１９６８年下半年至今（１９９８年）历经磨难，受尽身心痛苦，人格侮辱和折磨，但我对我热爱的祖国的未来，没有失去信心，也未失去我一生坚持的理想、信念。提起文革，我不是为个人的悲惨遭遇（我是已７７岁的老妪，至今如同社会的弃儿，没有任何归属单位，没有地方领取生活费，更不用说医疗待遇）感到沉痛、沉重，而是为我们国家在文革中付出的惨痛代价，为文革中千万受苦受难，受到伤害的家庭和个人感到沉痛、沉重。

　　当今天来思考历史沉痛教训，认为文革是使全国全党全民，陷于灾难、痛苦和浩劫的大错误。毫无疑问，毛主席、党中央都犯了错误。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提问时评说毛主席：“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毛主席为首、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党中央犯的是“左”的政治错误，方针、路线的错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还想较具体地回顾、反思一下文革中的问题，包括领导的问题，毛主席和党的问题；我的问题；一般群众的问题。

　　关于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期间，中、外一般人都这样看。一定程度是这样的。毛主席感受和看到了党的领导层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不民主，压制群众，脱离群众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他提出反修、防修，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来做这件事。自从６０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我们党发动了批判国际修正主义的论战。作为我们党有威望的领袖毛主席，可能觉得指导世界革命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自己的肩上。毛主席１９５７年访问苏联时曾说国际共运要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但到了６０年代，苏联“变修”之后，这个头，这个国际共运的领袖是谁呢？毛主席没有说。但从我们批判国际修正主义的文章中，不难感觉，这个头儿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党内有威望的领袖毛泽东。我当时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党的积极分子，也有这个感觉。那么，毛主席当然有考虑，要充当国际共运的头儿，自己的党必须正确，必须警惕、防止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结合中国党内的现状，是时候了，中国党应当在党内鲜明地采取反对修正主义的措施；并且他觉得，作为中国党最有威望有能力有魄力的领袖，他完全能够领导和发动一场文革来反修防修。同时他还有一种考虑，生怕“大权旁落”，党内上层发生修正主义蜕变。自认作为党内最正确的代表，又肩负国际共运正确领导的他，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这种思索的时候，他已经将自己从有经验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孤立了起来（无可否认，在毛泽东身上存在着中国封建帝王的思想。尤其在晚年，他不是用平等、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合作共事多年的战友和部属，而是居高临下地要他们言听计从，“臣”服于他；再则他多疑，就连自己多年相处的战友也难信任）。他迷信自己，超过了党的领导集体，超过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从而他骄傲了，夸大和过高估计了个人的作用，也就脱离了实际，不能够实事求是地来估量中国党的真实状况，夸大了敌情。因之，他动辄独断专行地处置党内一些久经考验的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如１９５９年对彭德怀元帅；文革初期，定性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另一方面，他又迷信大轰大嗡式地搞群众运动，实际已经脱离了马列主义。他如此迷信群众运动，以为发动群众就能解决中国党反修防修。但实际上没过多久，这“群众运动”就走上邪道。实际上“群众”是按照他早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写的整治恶霸地主那套方法，像戴高帽呀，游街呀，人身侮辱、肉体惩罚等粗暴方法，来对付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制止这类粗暴甚至野蛮行为，而是发出“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形势大好”“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一片赞扬之声。其后果，很快便恶性发展，有的红卫兵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人。文革中相当普遍的野蛮暴行，已经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政治运动；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现代历史上，也是仅见的。这除了阵线混乱，使得许多无辜的人挨整，自然达不到反修防修的目的；同时，毛泽东当时也没有料到，群众运动，可能会失控的。上述他对文革的个人思考和见解，他自以为已经成熟，并且通过制定党的文件（如“五一六通知”）来付诸实施。虽说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意孤行”，但谁也难以阻挡他。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是有实权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为了党的团结统一，他们不能不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反修、防修。所以，制定“五一六通知”以及其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十六条，他们中有的是参与者，并且都举了手的。这样说来，党有责任，他们也有责任。

　　我们普通党员，各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反修防修的，因为我们不少人也能看到或感受到执政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文革，我们的问题是执行的问题。因为大政方针是上边定的。最近一位刚出了一本写文革“牛棚”，被炒得很火的书的教授说，他在文革中受冲击，是因为他反对了我这个“老佛爷”。这位教授当然是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拥护党中央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这通知中有一条，“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有了这一条，那么，这位教授即便不反对聂某“老佛爷”，在那极“左”思潮猖獗的年月，既是当权派，又是学术权威的他，难道能够自保不被群众揪出来吗？说实在话，您这样的学者兼当权派，即使我聂某人想保你，那能保得住吗？！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毛主席的某些决策，如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反动权威”，一开始就概念不科学不确切。它们的标准是什么呢？这就潜藏着被林彪、江青等一帮另有所图的人加以利用，无限扩大化的契机。再加上文革初期党中央的某些决策，例如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派陈伯达去接管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当毛主席批准向全国广播我们那张大字报后，６月２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对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就说陆平、彭珮云领导的北大“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要将其“彻底摧毁”。这是首例党中央机关报将一个全国著名大学的当权派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派”“黑帮”，并且还是“顽固”的，这可超出我们写的那张大字报对他们问题的评估，也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没有、也不可能随意给北大校党委，我们的上级领导定性。我还记得又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又给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一个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匡亚明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这些先例一开，于是全国各地的当权派几乎都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冲击，而且几乎都被冠以反革命黑帮而遭粗暴对待，精神虐待加肉体虐待。于是当权派＝走资派，走资派＝黑帮、反革命。凡在文教部门工作的教授、教员、科学家、作家、学者，普通工作人员，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可能被打成反动权威，也等于黑帮、反革命。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在文革的相当一个时期，在毛主席、党中央眼皮底下，就是这样干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从它大发动之日起，就错了。一是混淆矛盾，颠倒敌我，将许多当权派、老革命、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上出身不好的人，当作敌人打击，革命的对象错了。再是方法不对，不是与人为善，促其改正缺点、错误，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格侮辱，精神加肉体的虐待。谁要不这样做，轻则说你“温良恭俭让”，重则指斥你“包庇阶级敌人”。更有甚者，是整人时株连部属、友人、家庭。这样赤裸裸的封建社会遗风，在文革中也继承、蔓延开来。当党内有识之士有不同看法或提出不同意见时，则拿出林彪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提倡盲从；还有“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提倡反马克思主义的自发性，盲动性，助长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但在文革中，确实有不少老党员老干部包括我自己，当对某些事情难以理解时，常常用上述两句话来企图说服自己，以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了，而我们自己错了。

　　毛泽东在文革中没有及时制止，这无异于实际上催生、助长了“打倒一切”的错误及粗暴对待干部和知识分子及无辜群众的错误到处蔓延，这恰恰给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可乘之机，被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去攫取权力，残酷无情地除掉他们的政敌和私敌并殃及大量无辜群众和干部；而毛主席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又是如此倚重林彪、江青，并委以大任、重任，这也是国人共知的。当然，一开头，大多数人不容易分清，他们到底是不是代表毛主席的意图，因为他们总是自称代表毛主席，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行事。例如“一月风暴”后，“夺权”发生混乱情况。后来我们感觉，江青、陈伯达、康生他们支持的王、关、戚一伙人，煽动红卫兵、造反派去揪国务院领导人，把矛头对准几位副总理，最后对准周恩来总理。我们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和做法的，所以，江青和陈伯达后来曾指我们是“‘二月逆流’派”。但我们还是很快撤出了高教部等夺权单位，后来再也不去参加外单位的“夺权”了。“夺权”问题，也是在中央文革这些人挑拨、煽动、插手下，造成北京市大专院校红卫兵分成“天派”“地派”最早的根源。林彪在内部讲话中则攻击朱德总司令和贺龙、徐向前等老帅，江青、康生等与他暗中配合。我们新北大公社办的报纸在１９６７年初，发了几篇攻击朱老总的文章，发表前我请示了中央文革康生，他是同意的。产生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后来我们很快发现毛主席是保朱老总的，这才知道是上了林彪、康生等人的当。还有在１９６７年三四月份，上边提出“揪叛徒”，康生说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中隐藏着许多叛徒，要我们去揪。但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当初虽然成立了“揪叛徒”战斗队，别人提出的好些线索，例如从原中宣部弄来了一份文革前掌握的文教系统有自首变节行为的干部名单，某些人赫然在名单上；而我认为这曾经是极小范围内少数领导知道的绝密材料，况且这些人的问题早经组织查清楚，并且做了结论，故不宜在公众中公开。我想，而今“揪叛徒”已经扩大化了，似乎凡是做过地下工作的人都成了叛徒，我们可不能助长这一势头。所以，我与那位送给我这份名单的同志商量了，取得共识：这份名单不走漏给任何人，不拿出去。这位证人现仍在北京。

　　在文革中，我作为北大校文革负责人，全国许多造反组织、红卫兵，在文革发动并走向高潮时，也就是我在北大当政的初期，我们都成了毛主席推动文革的工具。我是１９３８年１月参加共产党的，文革发动时，我已是将近３０年党龄了。我一向认为自己是非常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当年我以为是天经地义的，放在首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生命，何况其他呢！而毛主席是我们党有威望的久经考验的领袖，我曾经是无限信任毛主席的。文革发动之初，也是这种精神状态。再加“左”的指导思想，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年月，已相当深入我心。所以文革发动，毛主席批准广播我们这张大字报，我成为他的忠实工具也是必然的了。比如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去上海“发动群众”，造上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就是经他女儿李讷转达他的授意，而并非后来那些整我的人硬说是江青授意。我对毛主席，相当长时期，确实有愚忠。比如我提议并支持北大组织“除隐患”战斗队，先是针对王、关、戚，接着坚持反谢富治。明知其不可为，仍去触碰权重一时，毛、江都倚重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这堵“南墙”，碰得我头破血流。“四人帮”硬说我“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我正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要除掉他身边的“隐患”。所以有的朋友当时就说我“愚忠”，傻，看不清毛主席对文革的想法做法，他本身就犯了脱离实际，“一意孤行”的大错；连周恩来和老帅们都没法阻止他，他能听你的吗？况且你一点“保护自己”的意识都没有，有一天你就只好成为“众矢之的”了。他的预言说对了。

　　但无可否认，在文革初期，江青他们这伙中央领导人，也确实是跟在毛主席后面，利用我这面造反旗帜，他们竭力拉拢我。尽管我不一定听他们的。后来他们发现我不听他们，就一脚将我踢开。我并不认为，他们踢开我，就意味着我都是过错。因为有些事（例如反王、关、戚和谢富治），我做得是对的。但我今天心情仍是沉重的，多少干部、知识分子，包括我的上级、同事们，在毛主席、中央文革竖起的我这面造反旗帜底下遭罪受难。我向他们道歉，就是他们原谅我，我也觉得自己罪过深重；虽然这也是历史将我身不由己地驱赶到这一尴尬处境。但在一点上，我心境是坦然的，因为我毕竟没有“入伙”，从来没有参与江青、林彪他们的阴谋。我不想攀附江青这类“发”起来，而名声又向来不大好的人。正因我不愿入伙，也不愿处处对他们言听计从，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江青、陈伯达曾一再说我“不听招呼”。所以林、江在远未垮台之前，就将我一脚踢开，这一脚踢得很重，将我囚禁近十年。而当林、江集团被粉碎后，我至今却还承受着将我与林、江集团捆绑在一起的沉重打击。

　　不光是我，我认为在文革中，那些造反组织，那些红卫兵，也是被人驱使利用的工具。文革，这绝非真正的民主，真正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健康的运动，而是十足的运动群众。一面是极端不民主，绝顶的封建专制独裁，谁敢对毛主席提不同意见呢？那将被认为是“恶攻”，张志新等烈士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谁敢对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对江青、林彪、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说个不字呢，那必遭灭顶之灾。另一面则是疯狂、愚昧、野蛮、扭曲人性和毁灭人性，助长恶行，诱发人性中那些最坏的东西，如嫉妒、报复、提供伪证、打“小报告”出卖朋友，以及灭绝人性的兽性等等。

　　文革中形成不同意见，两派、三派意见，本是正常的事，但在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社会氛围下，而更主要是中央文革江青他们挑动派性，进而挑起两派斗争，以便他们乱中夺权、火中取栗的情况下，两派就势不两立地打起来，长期的灾难性的“全面内战”，就难以避免了。好些造反派别、红卫兵派别，可以说被玩弄于中央文革、江青他们的股掌之中。有些派头头也被他们任意点名打倒，或被宣布为“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其实两派中绝大部分是好人。

　　我应当检讨的是，我在文革中虽说没有攀龙附凤往上爬的野心，但私心还是有的，派性就是私心。我总希望支持我的一派天天发展壮大；而对批评我、反对我的另一派呢，却期望他们一天天萎缩下去，甚至垮台。我不是站在超出两派之上的全校立场来看问题，想问题，最大限度地团结干部、群众；有了倾向性，这就有了偏向，往往偏袒一些人，排斥一些人。这是要不得的。当两派发生武斗，我曾尽力制止。因为事情很明白，不管哪派伤了人，我都有责任。而有的武斗，明明是上边有人在有意挑动，我虽努力制止，但当时局势已经失控，其他单位的局势也是这样，不是我能够左右的。为此，在１９６８年上半年，两派武斗，祸延无辜群众，使人员有伤亡。一想起无辜人员的死伤，我至今仍深觉愧疚。

　　周总理、老帅们对文革错误，起了很好的阻抑作用。在他们自己也受到攻击或冲击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文革中的中坚力量，健康力量。尽管他们（尤其周总理在他艰难的处境中）行事是非常委婉曲折的，必须在毛主席许可的情况下，方能起着缓冲或阻抑的作用。当然，他们一时也难以扭转整个局势。但最终毕竟是他们支持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最终战胜了林彪、“四人帮”的黑暗势力。

　　毛主席将文革之火点燃起来，他自己也难以控制局势。他曾一再设想文革的时间表，但总是被打破。看来文革之火就像火山那样，有时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毛主席确曾采取一些措施，力图扭转混乱不堪的局势，如派出军队“支左”。但因文革“左”的指导思想不可能根本改变，所以只能是以“左”支“左”；加上林彪、江青集团插手，有些单位仍在继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所以军队支左，虽然起了作用，仍难以根本扭转文革的混乱局势。然而毛主席对林彪、江青“四人帮”，没有完全交给他们党政军大权，中国人民仍要感激他。

　　但毛主席不可能解决江青、“四人帮”的问题，因为他不可能改变他自己晚年形成的那违背客观规律的“左”倾空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不正确思想。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一再为江青“四人帮”所利用。例如１９７６年，很多干部、群众，包括我在内，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已经“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支持和赞成邓小平同志复出。而毛主席仍在那年同意发动针对邓小平的反右倾运动。江青他们说“翻案不得人心”，而真正不得人心的恰恰是这些违背大多数人意愿，为整倒人而制造的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和局势的混乱。林彪垮台后，毛主席虽然支持周总理做了些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但不可能彻底，更不可能否定他自己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革，纠正文革的错误，彻底平反积年的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这些事，包括粉碎“四人帮”，只有以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为象征、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来做。

　　下面说说我经过多年认真思考的文革问题与教训，供国人参考。

　　１、体制问题。领袖个人专权，像毛泽东晚年那样，谁也拿他无法。无人监督，没有有效监督机制的体制，不可能防止党、政、军等政权机构，滋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民主、脱离群众，搞特权等腐败现象，也难以避免决策失误。文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要“反修防修”，防止政权腐化。但是因为体制还是原来的，根本没有变，不但不能解决政权中的腐败问题，而且在文革后的这一二十年，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了；另方面，因为封建家长制思想的影响和金钱驱动、道德沦丧而滋生的腐败，不是在许多机构里无孔不入，更加膨胀了吗？

　　２、没有民主——真正表达民意的机制、体制，下情难以上达，即使上达了，也不能解决问题。连执政党内也没有民主。例如文革的举措——党内上层多数人不理解，不赞成，常委中多数人思想不通，但是仍然难以对党的最高领袖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即使违心，最后也还是举手赞成，否则，必然没有好下场。例如陶铸，刚刚安排为第四号人物，一旦发觉他对文革稍有不同意见，非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江青，只一句话，不经任何程序，即可将其打倒。而执政党现有机制，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现有机制，人大和政协，能阻止执政党领袖关于文革的决策吗？不可能。

　　３、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司法不独立，难以“依法办事”，也做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革中囚禁、折磨国家主席，开国元勋，迫害众多干部群众，“无法无天”。或者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公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言论自由等。但是司法界能阻止党和国家最高领袖，还有林彪、江青、康生这几个最有权势又不受监督的人违宪吗？“立法机关”的人大能出面制止吗？我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１９７８年，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形下，公安机关仍然将我非法逮捕，拘禁５年，然后法院又对我判刑１７年。这样做皆因司法难独立，人比法高，有权制定法律的领导人站在法律上边；法律和司法机关、北京市的执法机关（从市委到公安机关），都无可奈何。我被判重刑的事例，难道不是文革后，虽个别，然而不乏典型性的例子吗？

　　４、“罪犯”无人权，在中国历来是这样的。但以现代国家标准来说，这不对啊！所谓“天赋人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应该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真正的罪犯在内，可以依法判他有罪，但不能施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虐待和侮辱。而且，他们应享有为自己辩护和申诉的权利。而在我们国家，文革中对所谓的罪犯（主要是“政治犯”）人身迫害不亚于法西斯野蛮迫害。有人写信揭发，毛主席曾亲自批评过，不必详说。我只讲我被捕、判刑后与执法有关的一两件小事。１９８３年，法庭宣布对我判１７年重刑。我不服，拿起话筒还没有张口说话，法庭的人便粗暴地将传声器关闭，剥夺我申辩的权利，并且不由分说地将我拖出法庭。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北京市开一次干部、群众大会，在首都体育馆批斗我。那时已经拘捕我了。他们怕我在会上说话反驳他们，就由一个彪形大汉，站在我后边用无色细麻绳牵着我的脖子，两个壮女一边一个捏着我的手铐。他们低声警告我：只要你敢开口，绳子、手铐立刻钻进你肉里！不是我亲身经历，这是人们能够想象的吗？

　　前边我还说了，“罪犯”无人权还表现在执行机关根据上边需要，可以制造冤假错案诬陷别人，文革中从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到老干部、知识分子，那样多的人遭受诬陷。当他们被作为“罪犯”时，人们仍然可以继续随心所欲地造谣、污蔑、谩骂他们，而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最近２０多年来，报刊舆论登载某些作者不顾事实，随意攻击我的文章，真是不可胜数。假话重复多少遍，似乎可以变为真的？但我向何处辩诬呢？又有谁来倾听我呢？

　　５、“舆论一律”与舆论监督机制。毛主席在反胡风运动中首次提出“舆论一律”的观点，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必须这样做。在文革运动中林彪更进一步提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应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他认为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但怎么“统一”呢？对那些认为思想可疑、有问题的人，包括党内老干部像彭德怀那样的人，还有那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知识分子；当然还有并没有什么问题，而被看作“异己”或“政敌”的人，就只有用揪斗、批斗、关进监狱等中世纪和类似法西斯的虐待、强制办法来“解决问题”了。这样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能。毛主席说过，思想问题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办法，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办法来解决。文革说是发动群众，说是用“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但是最终只能在舆论统一的范围之内，而且愈演愈烈。结果只有山呼（山摇地动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那样的呼喊来统一了。至于人家心里怎么想呢？只要不说出来，你就管不着了。可见用强制的办法，即使“统一”，也不过是虚假的表面的形式。而报刊舆论呢，只能是大报小报，广播电视，千人一面，发展到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运动”，江青大红大紫之时，更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神州八亿，沦落到只听江青写作班子一个声音。文革中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盛行，发展到极限。毛主席被林彪、江青一伙人抬举到活神仙的地位，“早请示，晚汇报”，人们得处处小心谨慎。谁要是对林彪、江青、中央文革一伙人讲点不同意见，“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可能扣在谁头上，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归根结底，文革的运作，除了变本加厉的“舆论一律”，还有什么真正现代意义的民主或现代国家所不可缺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呢？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中国有很大进步。人们从个人迷信和“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思想活跃，议论风生；学术界贯彻“双百方针”大有进步；报刊、广播电视在舆论监督方面，也开始起步。但整个社会，离真正实现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恐怕还有一大段路要走。然而，要使执政党的决策避免失误，使政权及其工作人员不变质，不走向腐败、腐化，非有人民群众的批评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及彻底有效的现代法治和舆论监督等机制不可。

　　６、对待人的命运、人的遭遇问题。我们如果真接受文革教训，还能继续采取过去阶级斗争那套老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我总觉得文革之后，并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受命主持北大文革工作的两年，错误尽管严重，但毕竟还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问题。我既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无产阶级司令部”。我没有参与林彪、江青他们的阴谋活动。也没有我参与他们阴谋活动的任何事实根据。林、江的案子已弄清楚，一点也连不上我。１９６８年我下台后，江青他们持续折磨我将近十年，这的确证明，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看不顺眼的、不驯服的人，或被认为“异己”者，是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些制定错误的路线、政策的人，当他们错误的政策、路线，一旦受到群众普遍不满甚至抵抗之时，他们总是要找出一些替罪羊，把错误、问题全推到别人身上，或某几个人身上，为其受过，并转移、分散群众对自己的不满和注意力。我起初很纳闷，我毕竟是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的“革命路线”的，为何江青指使她在北大的几个代理人对我整得那么狠，那样苦呢？后来我逐渐想清楚了，这是他们的需要。不这样，江青他们怎么好推脱、掩盖他们犯的真正的罪行呢？比如煽动和挑动武斗，江青明明是罪魁一个。可他们偏要指使他们在北大的代理人对我昼夜围攻、逼迫，非要我承认是北大武斗的“策划者”不可。又如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明明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几个人，他们明明暗里煽动支持别人反对周恩来总理，那几个人先后“露馅儿”，垮台了；而江青自己，在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反对周总理，已是“司马昭之心，天下人皆知”了。

　　可是，在７０年代初发动的“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江青出头叫阵，大搞“打击一大片”，把中央一些单位的两派造反派头头，尤其是年轻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在北大，他们采取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的办法，将明明是人家反总理，而我和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一贯拥护周总理、保护周总理，将其反总理的材料不扩散，一再上交总理和总理办公室的事实，硬说成是我“反周总理”，还由宣传队的头儿亲自出面找我谈话，企图逼我承认。我怎么可能承认不是事实的“事实”呢。他们恼怒了，在连续逼我、整我五年之后，仍然在１９７３年定我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有五大罪行。什么“反周总理”“反军”，都给我“栽”上了，不管是否站得住脚。那五条罪行中，只有“反谢富治”一条能站住，但历史证明我是对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拨乱反正，我曾抱有热切希望，期待反对了“凡是派”，逐渐恢复了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正确路线和方法的党，能够解决“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实事求是地推倒“四人帮”代理人强加在我头上的某些不实罪名。可是，复出的党中央领导人说：“她聂元梓有什么案可翻！”此言一出，学校新上台的人为了紧跟领导，根本不愿重新审理我的案件，这个对他们当官掌权可能无甚益处，甚至沾了边儿还可能“受牵连”，对他们“有害”的案件。不仅如此，学校内有的人还乘机“顺竿儿爬”“落井下石”，送上所谓揭发检举材料，引经据典，某年某月某中央领导人说过“聂元梓这一派很坏”，又有某个领导人说过“聂元梓这个女人很坏”。我心想，这不是跟当时“凡是派”的做法一个样吗？可是那个在文革中后期指责我的领导人，当初为了发动文革的需要，支持我这个“新北大”派，支持我这个女人的，不也是他们吗？他们不过是又根据现实需要，将我一脚踢开罢了。此外，还出现了叫人难以想象的奇怪现象：“四人帮”被粉碎一年多，“四人帮”给我制造的冤案，不仅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反而变本加厉。

　　１９７８年４月，在找不到任何确凿罪证，宣布先将我“逮捕”，而后又关押长达５年。在经过一番“深挖细找”的调查后，对我的审讯，仍然拿不出任何一桩我犯有“追随林彪、江青”“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的确凿罪行，但仍然可以判我重刑１７年，比有的林、江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还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纳闷。在长久的痛苦思索中，我终于理解了，我充当了在文革中遭整，而在三中全会后复出的领导干部的出气口。我是一个典型的“左右不是人”“两面不落好”的人。在江青“四人帮”肆虐时期，我遭整，是因为我不驯服。“四人帮”倒台了，又把我挑拣出来，充当他们的替罪羊。他们不整我，整谁？不拿我当替罪羊，拿谁？在党的政策落实，大批文革中遭整的老干部、老领导复出的新时期，我，文革中被最高领导人树起的第一面对当权派造反的“旗帜”和“样板”，当众多当权派复出了，尽管我从内心是拥护他们复出的，但他们要找一个对造反者泄气的孔。

　　发泄他们对文革的一腔怨气、恶气。不找我找谁？不重重处罚我，以儆效尤，处罚谁？除此之外，实在找不出任何对我判刑、判重刑的理由。他们这一处罚果真厉害，除了判我重刑，我被从监牢中释放后，还不给出路。我这个从小参加革命，忠诚地为党为革命效劳３０多年，只因响应最高领导的号召（那如今复出，整我的领导者，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成员，当年不也投了票，赞成最高领导人关于文革的决策吗？），参加了两年造反活动的人，便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没有任何单位收留我，给我这个体弱多病的老年人以起码的生活费、医疗费，彻底剥夺了我的生存权，等于让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达１４年。这十多年来，我在为争取生存权而苦苦挣扎着。但苦难这所学校已经造就了我，拯救了我。我已经从惊惶、恐惧、失措、困顿、哀愁中解脱出来。我等待了许多年，我一直坚信，总有一天，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即使暂时解决不了，历史也会为我解决的。

　　我憋闷了这么多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只要大家都接受文革的教训，我还有何求？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１日改定（聂元梓保存）

□　原载《记忆》季刊２０２１年第３卷第２期春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