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我的“科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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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科考”路

王炯华

1978年春，国家恢复招考研究生。在临考前三个月、放宽考生年龄限制后，我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按厂里规定，可以请假三个月复习功课，厂里已有五位报考理工科研究生的技术人员请假。但我已年近不惑，怕考不上无脸见江东父老，主动提出不要假，课还是正常地教，只请求不坐班，上完课即回家复习。结果这次考试只我一人接到复试通知，而且是到北京复试，这在厂里引起轰动。

大概也是乐极生悲。在北京复试期间，我遇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一位工农兵学员考生，他也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专业，又是湖南衡阳市人，他父亲工作单位还是我同属的二机部系统。我毫无顾忌地同他侃大山，说武大哲学系的老师我都熟，谁谁怎么样，谁谁又不怎么样。大概也许是无意，他把遇见我这位系友的情况向系领导说了，而系领导恰好是我文革中的对立面，于是，哲学系保存我的一大包“一打三反”专案材料直接寄给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我“政审不合格”名落孙山。

1980年全国招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跃跃欲试，但我连研究生都没有读，现在招考级别最低的也是实习研究员，我为难了。我给陶德麟先生写信诉说心情，陶老师很快回信说：“你完全可以报考助理研究员。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比我们武大的好多讲师还强，助理研究员也就是讲师嘛。”

自然，中国社科院我是不敢报了，因为那里可能还保存有我1978年考研究生的材料。我报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考试结果，我却被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选录。中国社科院和湖南省社科院先后两次派员动员我去北京，他们说这一次中国社科院在湖南就要了我一个人，《湖南日报》报导这次招考情况也说，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录取16名，还有一名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但是我自己却拿不定主意了。去北京对我个人的业务和前程，无疑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但我家人的户口和住房却遥遥无期。我已处不惑之年，我本想去湖南省社科院，现在却弄巧成拙去不成了。我一边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通知，一边联系去刚刚开始筹备恢复的衡阳工学院（原衡阳矿冶工程学院，今南华大学）。

正在这时，华中工学院成立哲学研究所，李其驹老师担任所长。李先生到北京去物色研究人员时，他的一位朋友说，你武大哲学系学生王炯华不是现成的吗？他在征得华中工学院同意后，就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提走了我的考试档案，然后写信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来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要是愿意，可以全家一起来。这对于我，真是天上掉馅饼。但是，在审档时又出现了我的那个“上山下河”问题。当时正在批黄帅和张铁生的“反潮流”，我的“上山下河”是不是也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剌“反潮流”？又是李其驹老师，还有李少白老师为我说情，他们说王炯华不是“反潮流”人物，那个鉴定只能反映他在农村中学受压的情况下对校领导采取了消极对立的态度，其实他是一位好同志。我终于调入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

其实，直到我离开国营二七二厂子弟学校前，我并不知道我档案上的那个“上山下河”。我要离开工作七年的国营二七二厂子弟学校了，去向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丁学能先生辞行。丁先生是江西抚州人，富有组织和工作能力，为人正派好学，我们之间，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是坦诚相待的朋友关系。现在我要走了，到他家里辞行，几句客气话之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老王，你今后到新的单位可要注意哩！”见他这样说，我心都凉了：“咋啦？我在你领导下的学校不是干得很好嘛！”他接过话头说：“我不是说你在我们学校干得不好，而是说你要吸取在邵阳工作的教训。”见他提到邵阳，我心想自己虽然在那里挨过整，闹过调动，但扪心自问工作干的还是可以的。我说：“我在邵阳也干的不错嘛！”他却不以为然：“我看过你的档案，档案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领导要他上山，他就要下河；领导要他下河，他就要上山。老实说，我并不相信你是这样，但是档案上这样写，对你不是没有影响的，所以以后你真的要注意哩。”

大学教外一二事

人家是三十而立，我是四十才到大学任教。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必须加倍努力，急起直追。但由于整个国家处于改革过程中，我也遭遇一些麻烦事。

本来，在朱九思院长富有远见的领导下，华中工学院1980年成立哲学研究所，调入一批中青年才俊，在全国异军突起，影响不小，发展的势头也很好。可是，很快就遇到了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直接“清”到了在全国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黄克剑头上。

学校组成由党委宣传部、统战部和教师工作部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来哲学研究所领导“清污”。黄克剑因为在武大读研以来发表十篇在全国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而成为批评对象。可是，在工作组组织的批评黄克剑的全所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反批评！工作组布置的批评发言刚刚讲完，青年教师许苏民挺身而出，捍卫黄克剑的观点，反驳批评发言。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年轻教员纷纷发言支持黄克剑，反对批评者。

陈家琪发言声泪俱下，我的血也在往上涌。本来，我在上楼梯参会时，党支部书记鉴于我正在争取入党，好意提醒：“老王，今晚的会，你可要好好表现啊！”可是我按捺不住、不顾一切了。我并不是具体保护黄克剑，反击批评者，而是直接针对学校搞“清污”。我脸红脖子粗地说，我刚从长沙参加纪念毛泽东9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回来，会下已有关于“清污”的种种议论。我们哲学所刚刚有些影响，学校也刚刚开始办文科、向综合大学发展，这样搞“清污”，我们还要不要办哲学研究所？学校还要不要办文科向综合大学发展？思想要解放，学术无禁区，学校应鼓励自己的教师搞研究，鼓励自己的教师发表不同意见，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要保护；而不是这样跟形势，搞“清污”。如果这样清下去，谁还敢搞研究？谁还敢发表不同学术意见？哲学研究所还怎么发展？学校还怎么向理工文管综合大学发展？另一位中年教师也作了抵制发言。因为包括我在内的七八位中青年教师做了激烈的反批评发言，主持人只好宣布散会。批评黄克剑的“清污”流产了，学校发了一个文件，在简单叙述“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之后，采用类似“文革”那种“语录对照”的办法对黄克剑的所谓“精神污染问题”作了结。文件的一边摘录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六段话，另一边则相应摘录了黄克剑文章中的六段话。

黄克剑调走了。接着，一些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也一个个走了。再接着，康宏逵先生拂袖而去。最后连所长李其驹也走了，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名存实亡。虽然这并不全是“清污”惹的祸，但却始于“清污”。我因为那次会上的激情发言，也演绎着无关宏旨的故事。

工作组向学校领导汇报，朱九思院长生气地说：“以后再也不准王炯华到外面开会了！”不过他生气归生气，说了似乎也就忘了。他非常重视学科建设，只要谁有机会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他都是支持的，对我也一样。84年李其驹和我赴海南参加全国自学考试会议还是他批准同意的。

批评黄克剑会议的第二天一早，工作组老徐就来我家里谈话。他诚恳地说：“王老师，我们谈谈好吗？”我态度很不友好地说：“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他并不生气地问：“为什么？”这时，我才放慢速度说：“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他问：“为什么不一样？”我说：“我是学文的，你是学工的。我学文，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表达也有多种方式。你学工，那就不一样了，一个公式就是一个公式，一个定理就是一个定理，不需要做多少思考，记住会用就行了，你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必要、也不可能使用与这个公式或这个定理不同的表达方式。”他听后终于“将军”了：“那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思维方式总是一致的吧！”我说：“好，我们就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你现在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是因为是邓小平说的，因为文件报纸也都在说，于是你就说。可是，我就不一样，我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思考好多问题：邓小平为什么早不说迟不说偏偏这时候说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这样说跟过去毛泽东等人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他的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现实针对性？四项基本原则每一项都有什么具体内容？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怎样？怎样才能正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我只有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我才会理直气壮地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也才能正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听后，一言不发地走了。

八十年代未的那场“风波”，我也经历了。这里不必细述，只说我的一件小事。

那天晚上，听说学生在洪山省政府门前静坐，我与教研室青年教师、后来旅居加拿大的谭仲鷁骑单车去看热闹。看了一会，我说我们去某老家里喝茶吧。某老对我多有关爱，我调入华中工学院后，他和夫人坐专车来校看我，还说要给我每月补贴部分生活费，只是由于我坚持不要才作罢。他在华工工作的儿子，有一段时间还在我家吃中饭，我们也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逢过年过节，我总要去他府上，吃饱喝足之后，还从他家带回一些凭票供应的东西。他非常支持我的李达研究，我向他了解过好些李达的情况，也帮他写过缅怀李达的文章。那次我们到某老家，坐定喝茶。其时，电视正在播放北京天安门广场新闻，一些名人包括我已很熟的中国人民大学萧前教授到广场慰问，发表讲话。看到这种场面，我说：“共产党现在应该出来说话了！”某老当时没有做声，我们坐了一会也就告辞了。

1990年6月，我带着为纪念李达百年诞辰来武汉访我的李达故乡冷水滩市两位部门领导去拜访某老时，他却不大高兴。他虽然答应为纪念李达百年诞辰写字，但却说由他自己写好寄去，这显然是不愿由我来经手了。我们三人正准备起身告辞时，他居然十分恼怒地责问我：“去年5月你到我家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动员我发表声明支持学潮？你是否向组织做了老实交待？”当着冷水滩客人的面，他这般对我，我感到很尴尬。但我耽心他年事已高，怕激起他的心血系统的毛病，所以我仍然非常冷静地说：“去年那次我到你家没干什么呀，我没有动员你老发表什么声明呀，组织上也并没有找我，我交待什么？你老肯定是记错了。”老夫人也赶紧过来扶住他，生怕出事。我只好狼狈地带着两位客人走了。

我觉得某老说的事很严重，回校后向校党委副书记姚启和如实报告。姚副书记笑着说：“这事我们知道。六四后，某老说你六四前去他家里动员他发表声明支持学潮，我们先后三次派人去落实，他也说不清你是怎么动员的，所以我们也就不了了之，没有再告诉你本人。你是清楚的，学校也没有把你怎么样啊。”

我当然能理解某老是由于年事已高记忆出错，但是我受到这样的冤枉也不好受。我写信向广州的朱劭天先生诉说“某老‘举报’了我。”朱老随即回信：他“大概别有所图吧！”

从此，我再也不登某老的门了。后来听说他曾若有所失地说：“王炯华也不来看我了。”作为学生，我一直到他2002年九十二岁高龄离世，都没有再去看他，从而留下了我人生的一大遗憾和愧疚。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