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毛泽东的“打鬼战略”及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reading

毛泽东的“打鬼战略”及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王　毅·

　　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其全面、公开爆发是以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为标志的，而这篇社论的题目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法西斯”之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字眼比上面短短的几个字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了，因为它们的每一笔一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都是成千上万无辜者的惨遭屠戮和横加在亿万国人头上无尽的苦难。在经历了那样巨大的牺牲之后，谁能说我们不应该认真了解一下这几个字的渊源呢？借用费尔巴哈的话说：“鬼怪是过去的阴影，鬼怪必定将我们引回到这样的问题：在那鬼怪还是有血有肉的存在者时，它曾经是什么？”

　　我们说：“横扫牛鬼蛇神”决不仅仅是对“文革”内涵的简单形容和文学化的比喻，而且更是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政治－文化战略。本文中将要叙述的自５０年代末开始，直到“文革”时瓜熟蒂落、由毛泽东亲自制定，反复申明的“打鬼战略”，就可以对此给予确凿无疑的证明。

　　一般说来，人类文明既然是从原始时代演化而来的，那么后世就或多或少总要遗留有那个遥远时代的观念及其文化现象。因此现代社会的人们仍然袭用某些有关鬼怪妖孽的语言风俗、文艺素材等等，本是最平常的事。然而也正因为人们进入了现代社会，所以这种袭用总是被限制在十分有限的范围之内（例如有关神话题材的文艺作品），而决不会笼盖整个社会文化形态。因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总体面貌即如马克斯·韦伯所说：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

　　然而与现代文明这种“祛除巫魅”的进步趋向完全相反，自５０年代末开始，“牛鬼蛇神”的阴影逐渐笼罩了整个中国大陆。

　　在现代中国，“牛鬼蛇神”原来主要是指一些流传很广的传统小说、戏剧的内容，而其演变成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并且关系整个社会文化走向的概念，则是从５０年代后期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著作中开始的。例如在１９５７年３月８日《和文艺界的谈话》中，毛泽东与文艺界的负责人和著名演员反复谈了“鬼戏”的问题，他说：

　　我不赞成牛鬼蛇神，让他演出来批评一下；……一些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本里有也不希（稀）奇。……社会上牛鬼蛇神很多么！中国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毛泽东在谈鬼戏的时候，已经一再指出社会上有牛鬼蛇神，而且很多。４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一方面重申了可以有一点牛鬼蛇神戏的观点，同时再次郑重提出批判错误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的问题，这就是后来被《五·一六通知》奉为“文革”指南的那段著名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数月之后，对“大鸣大放”的鼓励急剧转变为残酷的“反右斗争”，而这转变的背景之中，就包含了毛泽东对“牛鬼蛇神”的判断有了重大的发展，所以在他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７月１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著名的“反右”纲领性文献中，他用了“呼风唤雨，推滔作浪”，“黑云乱翻”等等人们通常用来形容魔鬼的语汇，用以指斥“资产阶级反动右派”之恶毒。接着，他又直接用最严厉的口吻把他们宣判为十恶不赦的恶鬼，并号召民众“歼灭这些丑类”：

　　本报及一切党报……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们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一边动手歼灭这些丑类。……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在这个号令下，人们对“右派”的批判讨伐，很大程度上成了把他们判定为极其凶恶诡诈的野兽和魔鬼的指证，仅以当时《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大批判文章的骇人标题为例：
　　《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见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５日《人民日报》）
　　《斩断张伯钧戏剧界的魔爪》（见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５日《人民日报》）
　　《右派分子是“狼”，不是“外婆”》（见１９５７年８月４日《人民日报》）
　　《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见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２日《人民日报》）
　　《江苏搜出了一个狼窝》（见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８日《人民日报》）
　　《真理的烈火要烧毁牛鬼蛇神》（见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３日《人民日报》）
　　《……福建民盟又叉着了这条凶恶的毒蛇》（见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８日《人民日报》）
　　《扫清工程技术界的牛鬼蛇神》（见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２日《人民日报》）
　　《一条毒蛇——右派分子伍俊卿》（见《中国青年》１９５７年第１６期第１２页）
　　……
与此相辅而行，报刊上还非常流行用绘画将“右派”描绘成各种丑恶凶残的魔鬼和野兽。比如：著名诗人汪静之等人将“右派”指证描绘为“吃人血的狼”（见《新观察》１９５７年第１１期第５页）。又比如：“反右运动”中，将资本主义以及章乃器等“右派”统统指证为魔鬼。显而易见，诸如此类的讨伐已经远远超出了理性批评的范围，而是一种充满“巫魅”气息、近于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法庭对异端、异教的审判和诅咒了（详见拙文：《“大批判”与诅咒巫术》，《香港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６年春季号）。

　　根据陈晋《在“不怕鬼”的背后——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前前后后》（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１９９３年第３期第６７－７４页）的记述我们可以知道，１９５９年春天以后，毛泽东的“打鬼战略”有了重要的发展。在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５日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指出：从去年８月起，出了两件事，一是台湾问题，一是西藏问题。为了应对由此产生的国际局面，毛泽东强调：“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说到这里，毛泽东引用了中国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的一则故事，并总结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知道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是毛泽东在重要的会议上第一次把境外的敌人称之为鬼。接着，在同年５月６日接见十一个国家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毛泽东用更明确的语言说：“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四天后的５月１０日，毛泽东在会见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团时又说：

　　马列主义教我们不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清朝皇帝等鬼。……纽约、伦敦都有。

　　毛泽东这些讲话有几点重要的意思：１、资本主义是鬼；２、自己的一切敌人都是鬼；３、鬼遍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４、他自认为“不怕鬼”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原则。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把境外的敌人视之为鬼，而且把境内过去的敌人也视之为鬼。

　　大约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实施《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编撰工作：他指示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专门落实这项任务。此事即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至１９５９年夏天，书已基本编成，其内容是从中国历代小说中选出的各种叙述人们如何不怕鬼、并且能够驱鬼除妖的故事。何其芳随即把此书初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曾节选出其中一部分，在一次中共中央工作全会上印发给与会者。

　　不久，在１９５９年夏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爆发，《不怕鬼的故事》的定稿工作因此而一度终中断；但是同时，这一间歇也使毛泽东能够结合“庐山会议”以后的形势，将其“打鬼战略”中增添进了最为关键的内容。

　　１９６０年，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将《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再加精选、充实，并详加注释（因为原文是比较古奥的文言）。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亲自撰写序言，以说明编选、出版此书的深意。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先起草一篇，再呈他审阅。于是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言，并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于１９６１年１月４日召见何其芳，谈了打鬼“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的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并特别嘱咐何其芳将他的这个意思补写进序言。谈话结束前，毛泽东又告诉何其芳：他最近写了几首批判修正主义的诗。这几首诗后来何其芳读到了，其中之一有这样几句：
　　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

　　毛泽东此诗中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思想值得注意：第一，他认为自己是被“千重”、“万种”的凶神恶鬼包围着；第二，与１９５７年将“右派”视为“魑魅魍魉、牛鬼蛇神”、以及１９５９年初主要将境外的敌人和西方国家视为鬼魅相比，此时毛泽东眼中的魔鬼不仅完整地包含了国内与境外这两部分敌人，而且已经将他们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何其芳回去以后对《序言》做了修改。１月１６日，他将修改后的《序言》呈送毛泽东，并附信说明自己增写的部分“缺乏警策之处，……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毛泽东收到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１月８日会议的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了这本书，并说：“我也６０多岁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审读了《序言》的修改稿之后，又亲自执笔在其结尾处增写了一大段纲领性的文字：

　　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一九六○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需要打鬼，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也就显得更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次中央全会于１９６１年一月作出拥护莫斯科会议的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订了今后政策、打鬼的战略战术都已较前更为明白清楚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警世骇俗了（王毅注：本文中的黑体字是我标出的）。

　　很显然，毛泽东是把“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需要打鬼”这一对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作为战略性的纲领提出来的，而他在这里胸有成竹地宣布的“打鬼的战略战术都已较前更为明白清楚”，则空前明确地预示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鬼运动”即将到来。

　　１月２３日，毛泽东再次召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随即把上面一段念给何及在座的人听，然后又将手稿给大家传看。之后，毛泽东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具体指示：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嘱咐他把稿子誊清后再呈他看。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序言》改好，在１月２４日早晨让人呈送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您修改的稿子修改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按照昨天（胡）乔木同志（王注：胡乔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意见稍微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审阅。”值得注意的是：何其芳这里所说的文字上的变动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我恰巧供职于何其芳曾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所以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的这份手稿，将手稿与后来正式出版时署名何其芳撰写的《序》相比较，毛泽东强调的“需要打鬼”、“打鬼的战略战术都已较前更为明白清楚”两句被删去了，这可能是因为胡乔木等人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用如此直露而严厉的语言披露出“打鬼的战略”还不太适宜，而且与《序》的署名作者何其芳的身份地位不相吻合。但是，今天的读者不难看出：正是这些严峻的话语，才最真实地表现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１月２４日当天，毛泽东就审完了这份稿子，并立即交付何其芳。他在何的来信旁边复信：
何其芳同志：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再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一望可知，毛泽东是把《不怕鬼的故事》、特别是经他多次口授、亲自反复修改的该书《序》，作为自己的战略纲领而郑重地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发布的。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毛泽东“打鬼战略”的内容，除了上面抄录的他亲笔加入的文字之外，我们不妨再抄录这篇《序》中的一段：

　　……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以及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它们或者穷凶极恶，面目狰狞，或者形容妖冶，狐媚惑人，……其变化多端和诡异的程度，可以使过去的故事里的鬼相形见绌。……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反动的一面也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显而易见，这里不仅把众多国际的政治力量和国内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等统统视为魔鬼，而且更进一步强调了魔鬼们“穷凶极恶、面目狰狞”、“形容妖冶、狐媚惑人”等等十恶不赦的禀赋和无穷诡诈的伎俩。如果说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法庭以“魔鬼帮凶”的罪名将几十万无辜者推上火刑场的历史，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会使人怵目惊心的话，那么，每一个还记得自己数千万同胞是怎样背着“牛鬼蛇神”的罪名和永世的屈辱被“横扫”进坟墓的中国人，在仅仅隔了三十年而重读当初这份“打鬼战略”时，难道不会毛骨悚然吗？

　　《不怕鬼的故事》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准时于１９６１年２月正式出版。因为这本表面上貌不惊人的小册子实际上是一部战略性的著作，所以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它。例如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４日会见某国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在重复了此书《序》中的一些观点之后，问客人是否读过此书的英文版或法文版，并表示要将此译本送给他们。又说：“那里面说帝国主义是大鬼，某某某是半人半鬼，某某是个鬼，别的鬼还没谈到，那是１９５９年春天编的嘛！”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怕鬼的故事》出版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心目中魔鬼的范围再一次扩大了。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多次郑重向中共领导人灌输了他的“打鬼战略”。例如在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和１２月，他两次批示将自己的《读报诗》（即前引“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等等）“发给到会的同志们”；“印发各同志”。而几个月之后的１９６２年９月，毛泽东即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著名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１９６３年５月９日，毛泽东又写下了一段著名的文字，以无比明晰的语言说明了“阶级斗争”与“打鬼战略”之间的关系：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期间，毛泽东为了在全国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亦即“文革”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预演），又反复阐明了“阶级斗争”与“牛鬼蛇神”的关系，例如他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１９６３年５月）中说：“这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是什么？要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随后又说：“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没搞阶级斗争了。……‘四清’能搞出很多贪污盗窃、牛鬼蛇神，公安机关搞不出来的，‘四清’能搞出来。”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些指示中提出的撇开常规国家机器，而用“运动”的方式清除他满眼看到的“牛鬼蛇神”，这已经十分接近“文革”的主旨了。所以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曾明确叙述过这个履薄坚冰至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横扫牛鬼蛇神”就成为亿万人民必须投身其中的最神圣事业，例如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中的号召：“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

　　总之，作为“文革”的纲领，“横扫牛鬼蛇神”的产生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牛鬼蛇神”的外延不断扩大并且日益清晰，而且所有这些敌人的政治定义、文化定义和人格定义，更被日益确凿地赋予魔鬼身上的一切品性。因此，在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而又极为严肃的准备之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的全面爆发也就是必然的了。

〔根据《“文化大革命”与原始文化——“文革”的野蛮性、蒙昧性与疯狂魔力是从哪里来的》第二章（“横扫牛鬼蛇神”与驱鬼巫术）第二小节改写而成，删去了原来所有的引文出处注释。〕

□　来源：王毅：《“文化大革命”与原始文化——“文革”的野蛮性、蒙昧性与疯狂魔力是从哪里来的》


http://hx.cnd.org/2020/05/18/%E3 ... %EF%BC%9A%E7%8E%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