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阳谋”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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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铸成  


　　前几年，我曾拜读一本伟大的著作，其中，有一篇谈到“阳谋”，涉及到我和当时的《文汇报》，当然，由此开始，还使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陷于罗网，成为“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的前奏。

　　事隔三十年，现在，早已雨过天晴，风和日丽，一切从实事求是出发，我应该把三十年前亲历的过程，不加修饰地加以叙述，希望能引出教训，让后人评议。

　　为了使读者了解“阳谋”的前因后果，我想从1956年讲起，按时间的程序，根据记忆，尽可能详细而扼要地将我亲身所受一一记录于下。

　　1956年5月，《文汇报》“自动”宣布停刊，职工除一部分肃反对象(其中有党员)留沪继续检查外，其余都迁往北京，参加《教师报》。我被任为总编辑。

　　《文汇报》所以停刊，原因有二：

　　一、当时上海的第一书记(有名的“—言堂”)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不便于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根据之一：刚调来的一位党员副总编曾对人说：“我到文汇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二、教育部正拟摹仿苏联，创刊《教师报》，乃派人和我们商定，吸收我们全部人员。

　　《教师报》创刊后，我的心情是平静的，以为不论从事业的前途，还是从个人的前途看，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必然的结果。加上当时教育部负责联系和帮助《教师报》的副部长柳缇(后也“扩大”成为“右派”)、叶圣陶遇事坦率好商量，和我相处得很好。举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汇报》副总编某同志，曾把自写的一篇文章，送柳缇副部长审阅，立即被批驳回来：“《教师报》的稿件，应由徐总编辑审决，除非徐铸成同志认为应由部长审阅的稿件，并经他签过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还。”

　　那年夏天，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曾去前门饭店看一位香港来的政协委员，在楼梯口巧遇《人民日报》的邓拓同志，他热情问我：“铸成同志，你是哪一天抵京的？”

　　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

　　邓拓同志听了“哦”了一声说：“我是听到你在主持《教师报》了。”接着他说：“我认为《文汇报》停下来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别的报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当晚，我回家反复沉思，《文汇报》究意有哪些特点，值得邓拓同志怀念呢？

　　人代会后不久，我被邀去中南海听了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的报告，阐发中共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以后简称“双百方针”)，很令人鼓舞。他在报告中还提到俞平伯的“新红学”论，认为这是对他粗暴的批评，当场表示对俞先生道歉，我听了很受感动。

　　过了几天，又听到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传达关于刘少奇同志两次对新华社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新闻工作以后不要生硬照搬苏联的经验，报纸应注重消息(新闻)，创造中国特点。刘少奇还建议，新华社不妨自己办一张报纸，与《人民日报》比赛。

　　又过了若干天，邓拓同志果然把《人民日报》实行改版，贯彻中央“双百”方针。“副刊”上也刊载不少以前从未有的新题材，如杂文、喜剧等等。听钦本立同志说，邓拓同志已邀请萧乾同志为副刊顾问，帮助充实文艺作品，并组织作家来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当时，我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和钦本立同志住的《人民日报》集体宿舍只隔二、三家门面。他常于公余来我家谈天。原《文汇报》的北京办事处，在灯市口三号一条胡同里，那时已改名《教师报》城内记者站(《教师报》报馆在北太平庄建有办公大楼、职工宿舍)，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编委兼新闻部主任)负责。

　　她有时也来我家，约钦本立(她参加《文汇报》，原由钦向我推荐)一起来交谈对《人民日报》之新改革以及“双百方针”提出后之新面貌，甚为鼓舞。但那时我心如止水，安心于《教师报》工作，绝没想到《文汇报》有朝一日会复刊的事。《教师报》每周出两期，发行五十万份以上，我也很高兴。重要社论，大多由叶圣陶先生执笔，他的文风清丽而晓畅，没有时行的教条气，深得读者的欢迎。我除每周主持两次编前会议外，公余的时间较多，除读书报外，可以在城内及四郊名胜游览，甚觉安适。

　　大约在6、7月间，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同志前来报社访问(那时北太平庄尚属远郊区，《教师报》四周，还有大片大片的田畴或矮屋)。寒喧后，他向我问道：“你近来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绪甚好，安居乐业。”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说表面的话，你这位老办报的人，在这一家一周出两张的专业性报里泡着，能安得下心吗？”接着他对我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请章伯钧任社长，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连忙摇头说：“你知道这一台戏是不好唱的，我有我的‘班底’，现在都在《教师报》，单把我一人调去当主角，这台戏怎么能唱？”他听了想大概也有道理，不再谈下去了，谈了些别的，就告辞而去。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过，我就不知道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应邀去波兰大使馆参加国庆鸡尾酒会，我正和常芝青同志(那时他已调至《大公报》任党委书记)站在一起，我拿了一只冷盘，并随手接过了一杯酒，相互交谈。他不经意(大概以为我已知道了)地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听我说“没有”，他就不谈下去了。

　　我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里，立即打电话把钦本立和浦熙修同志约了来，把这一尚待证实的消息告诉他们，大家都高兴。浦二姐在京人头最熟，立即掏出小电话本，打了几个电话，向几位有关方面的人打听，都说毫无所闻，时已深晚，他们两位就告别回去了。

　　第二天，恰好当时《教师报》管理部主任的严宝礼进城来看我，得知这一消息，自然也极兴奋。我们立即同车到办事处，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结果，主张向“老领导”夏衍同志去打听，打电话到文化部约他在灯市口的萃华楼饭庄便餐，夏衍同志很关心我们，欣然赴约了。

　　哪里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确讯，只说：“听到一些有关《文汇报》的消息，也未能证实，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电话，他也不清楚，看来中央还未完全决定，你们静静候着吧。”

　　第二天浦熙修忽然想起，说她有陆定一同志办公室的专用电话，不妨试试，直接问问他(她和陆定一同志在重庆时期即有工作联系)。

　　陆定一同志回答：“这事中央已有决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关于新闻工作，主要由副部长张际春同志管，等时机成熟，他会打电话通知你们，你们安心等候着吧。”

　　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

　　没有几天，张际春同志的电话果然来了，约我和浦熙修二人翌晨九时在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面谈。

　　翌晨，我们同到中南海，张际春副部长立即出来会见，在座的还有中宣部新闻局长王同志(这位同志以前曾屡次在新闻界聚谈中见过多次，曾在解放之初任山东《大众日报》总编，可惜，一时记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了)，没有别人。张际春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所以请你们两位来，作为正式的通知。希望你们尽快写好两个方案：一、《文汇报》复刊后的编辑方针；二、《文汇报》复刊计划，包括房屋、机器设备和职员搬迁，以及复刊时要多少资金等，希望开列清楚。中央盼《文汇报》早日复刊，因此希望你们抓紧，送给我们，转呈中央审批。”他还问我们有什么具体要求？我说：“《文汇报》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编辑干部，现分散在各机关，我希望中宣部能帮助我们争取一部分人回来；因为办报好像一个戏班，单靠主角是唱不好戏的。第二，《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钦本立同志是和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请《人民日报》支持，让还给《文汇报》？”张际春同志说：“第一点，你们可开列一名单，我们将尽力向有关单位争取。第二点，钦本立的问题，必需《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肯放，我们决定告诉他，你们是朋友，不妨先和邓拓同志商量。”接着，他拿出一封信，对我说：“你说要过去班子的人归队，我想起前几天有人投书给中宣部，说他原在《文汇报》，现在进出口公司工作，用非所学，要求归队。我们正想办法安排，你们就把他带回去吧。”

　　回到办事处，严宝礼兄已在等着，我们简单谈了经过，请他准备写一份复刊计划草案，他认为这事好办，找几位管理部各科长谈谈，可以如期写出。

　　编辑方针怎么写，我很踌躇，当晚，把钦本立、浦熙修同志请来，一起商量。大家认为，中央如此英明地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文汇报》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我心中无底，钦、浦两位也提不出具体意见，所以陆续谈了两天，我还难以落笔。

　　正在我为难之际，钦本立来对我说：“邓拓同志对《文汇报》非常关心，如果你愿意，是否与邓拓同志约期谈谈？”自从一九四九年新政协会议以来，我对邓拓同志的品格、态度，就特别感到钦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对《文汇报》评价相当高，所以极愿向他讨教，当即与钦本立同志约好日期、地点，我决定登门拜访。

　　第二天，本立就来说：“邓拓同志很高兴跟你和浦熙修同志畅谈，明天晚上他已决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时间在王府井金鱼胡同《人民日报》他的住宅里，接待你们两位。”

　　我们准时找到邓拓家中，邓拓同志满面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客厅前落座后，我简单地谈及《文汇报》复刊的打算，谈起编辑方针，我说只有一点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传中央的双百方针，至于如何具体地一条条写出来，我思想上还不成熟。

　　邓拓同志对我像极熟的老朋友一样，立即滔滔不绝地谈了几点他的看法：

　　我们《人民日报》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使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还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的编辑方针。

　　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自己封闭多年，你们应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以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

　　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外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知识分子喜欢种花养鸟等等，你们也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一些知识，谈谈这些问题。

　　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知识分子。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在广大农村会出现文化高潮，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部分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说；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说好的，不谈问题。你们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于得到真实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来到。

　　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于苏联及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历史的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文汇报》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

　　以上是邓拓同志对我们谈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切中我们的问题。他为我们设想，如此深入而周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我真有“听君一夕言，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回到家中后，第二天一个上午，即基本按邓拓同志的意见，写好了《文汇报》复刊后的编辑方针计划。下午，分头打电话给本立、熙修两同志，他们也完全表示同意。

　　正好，翌日中宣部新闻局长那位王同志来电催询，我说一切已准备就绪，只等张部长接见。

　　张际春同志第二天下午即予见面。我们把拟好的《文汇报》编辑方针及复刊计划面交给他。张际春同志特别详细地看了编辑方针，看毕即对我们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后来，我们回沪后，党中央的批示下来了，除了“照准”二字外，还加了一句附文：“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我看了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谢党对我的信任。

　　关于钦本立同志的调回问题，我们曾一再要求，邓拓同志答复“先由你们借调，以后再办正式调动的手续。”

　　中宣部将《文汇报》复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同志，原《文汇报》副总编辑有刘火子、唐海两同志，柯灵同志在1938年即参加《文汇报》。郭根同志原在1946-1947年间任《文汇报》总编辑，那时他在山西任教，特函熙修同志表示希望“归队”，因此我上报的副总编辑有下列几位：钦本立、柯灵(负责副刊)、浦熙修(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刘火子、郭根、唐海。显然把钦本立列为“第一副总编”的地位。

　　复刊的方针、规划和主要负责人选，经中央核准确定后，地点曾有过一度反复：留在北京呢？还是仍迁回上海？既然复刊后《文汇报》的读者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自然以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领导为宜，机器、器材及大部分职工已搬到北京，就地觅址复刊，也免于再搬迁的耗费。更重要的，我们对于那时上海领导的“一言堂”(指柯庆施)早有些戒心。曾向张际春同志请示，他说：“中宣部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我们曾向沈雁冰部长征询归文化部业务领导的意见，他表示十分同意，但兹事体大，他无权决定。”

　　正在这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因公来京，姚溱同志特地作了—次安排，由他约西民同志、浦熙修同志及我四人，在浦的个人客厅里进行坦率交谈。姚溱同志劝我们早日决定搬回上海出版，说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再说，在哪里出版，都归中央领导，中央一打电话，上海就立即知道了。石西民先自谦地说：“我调沪不久，很多老朋友未及一一访问。对《文汇报》，我们关心不够。今后，有事希望随时找我谈，我如不在，也可和分工管报刊的副部长白彦同志谈。总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我们当尽力代你们解决。”姚溱同志还说：“为了与中央级报纸具有同等待遇，今后中央的宣传大纲，可以及时发给你们，你们也可以订阅新华社的‘大参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备了几样菜。我们四人边酌边谈，心情十分舒畅。在这一席“三国四方会谈”上，基本上打消了我们留京复刊的打算，而姚、石两位同志，后来确实履行了各项“诺言”。

　　为了加强在首都的采访．决定扩大北京办事处的编制。商请夏衍、姚溱、罗列(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三位同志为北京社外编委，以便就近指导北办的工作。

　　另外，还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分别请各方权威人土及《文汇报》老同事，那时在京任相当重要工作的同志(如张锡昌、秦柳方等)参加，发表他们对《文汇报》复刊后的意见和希望。很多位对《文汇报》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张素若、章乃器、陈劭先、翦伯赞、侯外庐等先生都欣然应邀参加，发表了极宝贵的意见。

　　教育部的柳缇副部长等，以《教师报》的名义设宴款待我们，庆贺《文汇报》的复刊，并对几个月的合作，表示感谢。

　　留京该办的事已告一段落，我乃于八月初飞上海，着手于复刊的准备工作。在我之前，严宝礼同志已回上海，接洽馆址及职工宿舍以及搬迁的各项具体工作。

　　我们的意见，复刊后的《文汇报》，应该有一定水平的质量，必需有好的内容，而我们本身的见识有限，应广泛要求各方面的专家共同来办好这张报。经多方恳请，决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罗竹风、陈虞孙、李凯亭(体委负责人，《体育报》主编)等为社外编委，定期开会，为《文汇报》撰写专文并出主意，协助审定稿件，平时，我也向这些专家登门求教。

　　到8月底，筹备工作大体就绪，职工也已回到上海，经过一个月认真的试版(共先后四次)，我认为“操练”已成熟，自己看看样版也有自信了，于是决定是年(1956年)10月1日(国庆节)开始正式复刊。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企图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以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之外，还连载了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回忆录(系长江同志介绍，经本报翻译)。老一辈革命家朱德同志及魏文伯、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副刊中有彩色版，主要为落实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绪，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编者黄嘉音同志，编辑《西风》副刊，富有经验且有丰富学识，经柯灵同志介绍，特请他兼任主编。

　　我们编辑分工，除我总揽全局，着重抓一版——社论及要闻版外，钦本立同志协助我的工作，并全局掌握二、三版学术性论文，贯彻双百方针(钦已兼任本报党组书记)。他还经常联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晚和浦熙修同志通话，有时还与《人民日报》联系，副刊各版，由柯灵同志负责领导。刘火子同志及郭根同志主持新闻版版面。各外勤新闻组，则由唐海同志负责。

　　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信，如派黄裳同志赴滇，派宦帮显同志赴四川，全一毛同志赴浙江，都写出了极有内容、富有文采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作家撰写作品，深受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被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邓拓同志曾先后写给我的三封长信表示赞扬(这些信，都被报社运动办砸开我的抽屉，全搜去)。钦本立同志赴京把关系正式转来时，曾对我说，邓拓同志曾对《人民日报》同志说，应全力支持《文汇报》及《友好报》。我当时除由衷地感激外，也体会到邓拓同志如此支持我们，是因为他日光远大，着眼于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为一位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趋人物，《文汇报》当时取得的一点成就，都和他的指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我自己回顾，在我主持《文汇报》工作的三十余年中，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令人难忘，一个是抗日战争后从1946年到翌年被封的这一段时期，另一段就是复刊后的《文汇报》，直至黑风匝地起为止。不论内容的充实、生气蓬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结果，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

　　1957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接到市委宣传部一个通知，要我于翌晨去参加在某地举行的—个座谈会，内容没有说明，只说会议很重要，必须本人准时参加。

　　第二天我去参加，见到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士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及金仲华、舒新城、吴永刚、石挥等，还有一个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姚文元(当时文艺处长为张春桥，《解放日报》总编辑由杨永直继任，这次会议，杨也参加)。由石西民部长作简单讲话，说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今天到会的，都是党中央邀请的对象，因时间匆促，我们昨天才得到中央电告。务望各位同志原谅。我们已订好车票，今晚七时火车出发，各位辛苦些，会毕即回去料理公私事务，整理好行装，以便准时登车。

　　—上车时，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车上打了个招呼，按他当时的地位(更不谈文名了)，似乎和其他去参加者不相称。我想，他大概是作为部里的干部去开会的吧。

　　第三天到了北京，上海的代表全部安排在阜城门外百万庄招待所里，这一带，当时还很空旷，周围房子疏落，空气也很清新，严冬已过，春寒仍有余威。

　　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使人兴奋的是下面一段话：国内形势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里听到他的讲话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同志等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

　　听毕，我和傅雷同志即相约赴中山公园聊天，我们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明，都认为今后更应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尽力。正如《傅雷家书》所载，他当时给他儿子信中所写的，他衷心感到社会主义的可爱，感到社会主义国家很多，而“毛泽东全世界只有一个”(天下无双)。可见他那时正是最热爱共产党、热爱和由衷尊敬毛主席的。

　　讲到这里，我想插一段话：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看到一本介绍“苏联内幕”的书，其中有一段序言，以事实说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并不那么自由，他征得我的同意后，译登在《文汇报》。而按当时的逻辑，说苏联有一点点缺点，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共，因此引起不少进步人土的围攻。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在1948年左右他即迁居昆明。当时，我在香港主持《文汇报》，他写信给我，希望将欧美新出版的书籍杂志，择要寄给他。上海解放后，我听说他已由昆明迁居香港，曾去函劝他早日回来。他回沪后，即租住在江苏路，离我住的愚园路很近。但他很少出门，闭户译书．而每出版一本，即托人带赠给我。1956年《文汇报》复刊前，我登门造访，我对文化、文艺方面知识浅薄，而深知傅雷同志是这方面的专家，见识博而广，我希望他多多指教和帮助。那时的傅先生，和几年前已判若两人，他参加了作协主席团，并在上海市政协学习小组任组长。对《文汇报》的复刊及所订方针，他极表赞同，除积极为我设想外，还推荐林风眠、沈知白先生及钱钟书、杨绛伉俪，力举这几位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真正行家，希望我多向他们组稿。我当时深有体会，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不是人云亦云，必待真正亲眼看到真、善、美，才服从真理，投身于这个事业。傅雷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典型人物。谁知后来竟也中了“阳谋”，陷于罗网，到“史无前例”这一幕开始，竟被残酷迫害，并与夫人双双被迫自尽，我深感“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终生负疚！这是后话，下面还有补充。

　　我们那天回到百万庄，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还特地作了启发报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以后，我们又与各地代表按不同系统分组座谈意见和体会。听说也有不少代表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尚有疑虑，譬如，有人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上海电影名演员石挥同志还以滑稽的口吻道：“这正如京戏《甘露寺》所说的，是贾化(假话)。”

　　我因为百万庄离市区较远，在市区开小组会时时间较多，也为了就便与北办同志联系工作，在招待所(记得与孔另境同志同住一室)住了两天后，即搬到北办居住。

　　有一天(3月10日)下午，我饭后在灯市口一带散步，刚回到北京办事处，《解放日报》的杨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着，说“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新闻界一部分代表，我到处找不着你，现在约定时间已到，我们赶快坐我的车去吧。”我没有坐定，即相随乘车赴中南海，到了一处院落(记得并非1983年的“毛主席故居”)，院墙粉刷陈旧，一大间客厅，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四周围着坐椅，如此简单而已。(比之1980年以后看到的各地行宫，有天渊之别。)

　　我们被引入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门口等候，听到康生逐一介绍，老人家伸出大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慈祥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对于主席的赞赏，我心中涌起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我们大概已是最后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金仲华、邓拓、王芸生、舒新城，其余还有几位我不认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首长没有在座，也没有中宣部的陆定一和周扬同志，仅有康生陪同接见，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

　　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着金仲华同志，邓拓同志则坐在我们对面。

　　康生先讲话，说：“今天，毛主席邀请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对我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抓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教主席指示，该怎样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都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毛主席接着说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装油，倒出来，总会漏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认为他的片面性较少呢？

　　接着我发问的，是金仲华同志，他认为政府对纸张控制太紧，自从各报开展双百方针的宣传后，报纸的读者大大增加，而政府所按定数配给，报纸困难越来越大，希望主席了解此情况，让有关方面设法减轻各报的困难。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有关部门当然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不具体了解。”正好在这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夹着一个皮包，匆匆赶到，进入会场。毛主席风趣地说：“钱武肃王的后人来了，这问题请他给你们解决。”钱俊瑞开始有些惶然，经主席扼要说明问题，钱俊瑞答应向各方面了解，适当增加各报社的纸张供应配额。

　　以下，还有几位提问，主席一一作了答复，内容已摘要载于前几年毛主席诞辰时补发的毛泽东同志与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不需再赘述。

　　还记得出版界的舒新城同志说：从三大改造以来，各地有些无知的农民工商户，纷纷把一些书籍出售，甚至拆散当废纸卖，使珍贵文物散失，干部出面制止也无效，请主席注意这一严重问题。毛主席风趣地回答：“你倒很注意为共产党说话。”

　　后来，毛主席问道：“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我认为这就是高价征求批评。”

　　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我接着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评相当尖锐，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我们故意放一放，好让大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开展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组织的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毛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批评、反批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见约谈两个小时，我们辞出后，我立即赶到北办，向全体同志详细谈毛主席对《文汇报》的评价以及毛主席对新闻出版界的谈话，当时即由记者姚芳藻同志详细记录，当晚即密封寄一份给上海编辑部、北办人员，大家听了很鼓舞。

　　那两天，毛主席还分别接见教育、文艺各界代表人物。

　　大概在12日晚上，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体代表开会，由陈望道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谈话，徐平羽同志(当时的上海文化部长)汇报毛主席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情况，我则汇报毛主席接见新闻出版界的情况。记得姚文元这个“小八拉子”正坐在我旁边，我汇报毕落座后，曾低声对他说：“毛主席还表扬你的文章呢。”他脸红地点点头，掩饰不住其得意之色。

　　在此以前，新闻界曾举行小组讨论会，我曾去参加，赶到迟了十分钟，主持会议的邓拓同志忙招呼我坐在他的旁边，亲切地问道：“铸成同志，请你多发表意见。”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意见可谈。”

　　所以，这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无论大会或小组会，我都没有发言。

　　在大会进行期间，邓拓同志即告诉我，中国新闻记者访苏代表团即将在本月内出发，“团员人选已决定，请你任副团长”。我很感惶恐，怎敢当此重任呢？后来想，有团长负责，我挂个空名，大概也负不了什么责任，就欣然答应了。

　　大会将闭幕时，邓拓同志去告诉我，访苏代表团一周内即将启程。我焦急地说：“报馆的事和我的家事应该让我先回去安排一下呀。”邓拓同志说：“那天会闭幕即回沪，三天内务必赶回北京。”

　　我在飞沪途中，看到青翠的泰山，高耸于群山之上，想起《论语》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一句话，我当时想，毛主席的英明和目光远大的确在世界“群峰”中，无与伦比。

　　留沪实际只有两天，匆促安排好公私事务，编辑工作自然由钦本立同志全权处理，经理部则我虽兼任社长(停刊前称管理委员会主任)，一向不大管，由副社长兼经理部主任严宝礼同志全力主持。

　　第三天(3月24日)上午离沪飞京。那时，民航还没有大型飞机，沪京班机，中途要在南京、合肥、徐州、济南停靠，全程要飞五六小时。第二天中午，去访晤邓拓同志，哪知短短三天中，“行市”变了，原定任访苏代表团长的林朗同志(俄文《友好报》总编辑)不去了，改派我为团长，由徐晃(原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卢竞如(俄文《友好报》副总编)为副团长，团员共十二人，另有两名翻译。我听到这消息，真是“受宠若惊”，非常惶恐。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一向被称为“老大哥”，怎么可以让我担任团长呢？(全团十二名代表中，只有我和《光明日报》的张同志两人非党员。)我坚决向邓拓同志表示，不敢担负此重任。邓拓同志说：“这是中央决定的，你不必谦逊了，中央还决定徐晃同志为代表团党组书记。我已关照徐晃同志，党组开会时，除讨论纯党内问题外，其余都要请团长列席。”我听后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党如此信任。总之，我那一段时期的心情，也仿佛如傅雷同志在“家书”中所表达的，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崇敬，达到了最高峰。

　　这次中国新闻工作访苏代表团是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和苏联对外友好协会共同邀请的。当时，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是龚澎同志，也是熟朋友，博学多才，性格开朗。我去外交部拜访，她要向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兼新闻司司长伊利切夫问好，并托我带礼品赠送给他。

　　我向邓拓同志(当时兼任中国新闻协会会长，我是常务理事)问及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他说：“关于苏联办报经验，我们前年已去《真理报》学习了一段时期(指第一届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邓拓同志任团长，参加的代表有《解放日报》总编张春桥，回沪大做报告，还出了一本书，大谈苏联报纸如何如何干预生活等等先进经验)，已够多了，你们此去，不必再注意这一方面，而着重去了解各地情况，增进两国友谊。”

　　已定好三天以后的机票。在这三天内，天天召开全团会议，谈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特别请戈宝权同志来详细介绍苏联的生活习惯，以及交际场合应注意的事项，并传授了若干常用的俄语。

　　5月27日，代表团出发。那时苏联的“图一○四”喷气巨型客机刚参加中苏民航，每周来回一次，我们没有赶上航班，坐的是螺旋桨的小飞机，只有二十四个座位。我们于清晨六时许登机，旋即起飞，乘客只有代表团十四人，等于是我们的专用机。沿途停乌兰巴托、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伯利亚、斯维尔特洛夫斯基、喀山等站，都停机进机场休息，共走了二十五小时，28日上午八时许始抵莫斯科(苏联时间上午零时许)，受到伊利切夫及文化部副部长和《消息报》、《真理报》等报的盛大欢迎。《消息报》总编辑致欢迎词，我代表全团致答词。时当深夜，莫斯科春寒入骨。旋被招待赴苏维埃旅馆下榻，此为当时最高级宾馆，我住的房间有三室，两套卫生设备。招待人员告诉我，今年彭真率代表团来苏访问时，即住在这间房内。

　　这篇文章专门谈1957年那场阳谋的详细经历，我们访苏的见闻，我不想多谈(一部分曾登于当年5月底至6月上半月的《文汇报》，后来我被揪出批斗，才被夭折。写出的部分有十余篇，已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我的《通讯游记选》)，只简单谈些我印象最深的几件事，和赴苏访问的日程安排。

　　第一件事，我们团到达的当天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变后新上台的首领卡达尔到苏访问，苏共中央特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欢迎酒会，我们被邀请参加。当我们走近主席台时，看清楚几位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全神采奕奕，笑容满面。想不到我们回国后不久，苏联即发生所谓“五月会议”，其中大部分都被赫鲁晓夫指为反党分子，从此被赶下了台，或降职、或贬居。上月看报，知道莫洛托夫上月（1986年11月)年九十六岁才逝世。他晚年一直领养老金过着悠闲的生活，前两年还恢复了他的党籍。可见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肃杀的气氛毕竟不同，而且即在斯大林时期，党外的知识分子也并未遭到劫难，比之我们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许多开国元勋都一一受冤蒙难，被迫惨死，可见青出于蓝了。

　　在那晚的会上，还会见了不少苏联作家如西蒙诺夫、波列伏依等人。

　　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总理出了不少力，所以卡达尔对中国很感激。当苏联朋友把我们向卡达尔介绍时，他对我团代表一一热情握手，还和我拥抱。

　　第二件事是赫鲁晓夫的会见。在临走前几天，陪同我们的苏联外交部人员就告诉我们：“赫鲁晓夫同志可能要接见我们。”直到预定动身的那天，还音讯杳然。大家几乎绝望了，副团长卢竞如上街去买些东西(她曾留苏多年，俄语讲得非常流畅，甚至各地的方言也能说，所以，我有些讲话，特别请她翻译)，尚未回旅馆，伊利切夫同志于下午七时特来面告：“赫鲁晓夫立刻要接见你们。”时间匆促，连卢竞如同志也没有能赶回来就匆匆赶到苏共中央办公大厦，好在前几天已和我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商量好，准备向赫鲁晓夫提出哪些问题。文化参赞特关照大家，不要你一句、我一句的提问，该问的问题，应由团长一人提出。到了赫鲁晓夫办公室(很大而陈设简单，会客桌上，只摆一架飞机模型)，宾主坐下后，我把大家拟定的三个问题依次谈完了。在谈话中间，他还风趣地说：“毛泽东同志上次来苏，只在莫斯科停留，这一回(即将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我们要‘报复’一下(指伏罗希洛夫正在华访问，受到热烈的欢迎)，请他到苏联多参观几个地方。”接着他说：“你们大概很关心我们开垦生荒地的情况吧？”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谈他的开垦计划和已获成就。他答复我提的三个问题，大约只花了半小时，而他主动谈及垦荒问题，却娓娓谈了一小时半，可见他对此很得意。

　　会谈后，就在他办公室里和我们全体合影留念。合影时，我靠他站着，他还挽了我的手。我们回到旅馆，急急吃了晚饭，急忙收拾行李，匆匆赶到机场，登上图一○四飞机，在开机前五分钟，苏联外交部人员才赶来分送每人一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这张照片，“文革”中害我吃了不少苦头，被造反派抄家时抄去，指为我的反动“罪证”，迫使我多次尝到“喷气式”的味道。

　　苏联人民对我们确是十分友好的。我们所到之处，不仅官方热情接待，一般工人、群众，也非常亲切。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我们接触过不少顿巴斯工人，他们对我们都很热情，有一个曾对我说：“什么老大哥、小弟弟，中苏两大国好比是孪生的一对兄弟，如果中国同志需要，要我脱下最后一件衬衫我也心甘情愿。”多么朴实而美好的感情！安排我们的参观生活，接待人员也十分周到。我们在莫斯科十几天后，即分两路到各地参观，我和卢竞如带的一路，团员有邵燕祥(新华社)、刘克林(大公报)等，另一路参观中亚细亚及苏联亚洲部分，由徐晃副团长带队，相约在列宁格勒会合。我们这一路共参观访问了俄罗斯欧洲部分，波罗的海、白俄罗斯、乌克兰及黑海；里海一些地区共十个加盟共和国，为了节约时间，全用飞机旅行，只有莫斯科到列宁格勒一程坐火车。中间曾安排我们到旅游胜地索切去休息了三天。我们回莫斯科参加五·一盛典后，苏联外交部和对外友协还要安排我们去雅尔达旅游休息一段时间。那时国内整风运动已全面展开，鸣放已进入高潮。大家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如延安整风一样)，怕错过锻炼、改造的时机，因此婉言谢绝，决定于5月9日回国。

　　这次访问，共历时四十四天，加上回京后又清理团内事务，耽搁数天，那时，所谓“鸣放”高潮已接近尾声了。在莫斯科时，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求平淡。反而内容一般，标题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老编辑的一般的常识。为什么这一段《文汇报》标题如此“火上加油”，我很不安。到京的当晚，即和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这么大？他对此含糊答复了。(直到文革以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一段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这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

　　回京的第二天晚上，我去访问邓拓同志，先向他汇报了访苏的经过，他说：“徐晃等同志已对我谈了，总之，你们这次出国很成功，完成了任务，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们还是谈谈报纸工作吧，你们出国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接近二十万了。”我说：“有些标题太火辣辣，我总不放心。”他说：“这些，是小毛病，不要紧。”接着，他对我说：“我们《人民日报》也有计划想提高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紧，比如，我准备写一组题目，共十篇社论，但报上去一直没有消息，写好的社论稿，大部分扣压了，其中只发了二篇，把我的计划全搞乱了。”接着，他悲愤地说：“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

　　留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曾在办事处设便宴与全团同志欢叙话别，感谢他们的合作。那时，浦熙修同志正参加全国政协东北考察团，尚未回京。我向来每次进京必去访问的夏衍、姚溱两位“老领导”，这次因为时间实在仓促，未及拜访，至于章伯钧、罗隆基等民盟的首脑，连影子也没有见过。

　　飞回上海后，即以全部精力开始写《访苏见闻》，差不多隔一天交出一篇。白天有时去报馆看看，打算在《访苏见闻》写完后，再正式上班。

　　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同志曾到我家中，希望我去参加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也仿中央的惯例，吸收党外代表性人土参加，帮助党整风)。

　　我说，我正在赶写《访苏见闻》，而《文汇报》现在党员与非党同志融洽、合作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谈，坚决回绝了。

　　第二天，白彦副部长又来，说：“会开得很热闹，你一定去听听，因为会议快要结束了，我们不准备发给你出席证，你拿我的出席证，今天下午一定去参加吧。”说毕，即掏出他的出席证交给我。

　　盛意难却，我当天就去了。发言者确是争先恐后，发言的内容，差不多全集中在消除党民间的隔阂即拆墙问题(听说这一名词，最初还是中央某首长提出来的)。

　　记得那天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发言，是一位大专校长的发言，说他如何毫无实权，一切由党委书记说了算等，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有一次这个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赴京，还贴出堂堂布告，说他在离职期间，校务由校长代理云云。

　　我由此触发，要求在第二天大会上发言，大意说：“墙”是很容易“拆”掉的，只要彼此尊重，有共同语言，党与党外人土就可以水乳交融，很好地进行工作。我举《文汇报》一例，说我和钦本立等同志，就合作得很好，遇事坦述相商，《文汇报》就不再存在“墙”的问题。可见，领导的党员，至少要懂一点本行业务，如果完全外行，那就“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现在，领导应该懂行，已成为常识。可是我那天的一番发言，却闯了大祸，被指为大毒草，说是推广“反党经验”。而且，随后不久展开了反右斗争，“伟大领袖”还进一步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必然的规律。

　　当时，钦本立同志问我这个发言要不要见报？我说当然见报。我认为问心无愧，是一片热情，想介绍《文汇报》党内党外坦诚合作的事实，来平息大会上的争论。即用以后发明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来检验，也是站得住脚的。但一声令下，反右运动匝地而起，这就成为我的重要的“罪证”之一了。

　　运动是从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一篇文章开始的。接着，是6月初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作为正式序幕。我当时心里还很坦然。《文汇报》复刊的编辑方针，是经中央审批的。《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据说也是伟大领袖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亲口对我肯定并表扬了《文汇报》，可见这里指的一个时期，是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而这次会议刚闭幕，我就到苏联去访问了四十四天，回京在5月中旬，所谓大鸣大放的高潮已经过去，而且回沪已近5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号角”吹起时，我赶写《访苏见闻》，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么责任呢？有什么可检查呢？

　　邓拓同志十分关心《文汇报》和我，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前，就电告钦本立同志，希望我们争取主动，先自我检查。我怎么样也想不通，如何落笔？到深夜才勉强凑成一篇社论，大意说我们响应号召，展开双百方针的宣传，想不到引起读者这么大的反响。这就被伟大领袖指出：“《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见《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同一篇宏文中还明白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原来，这一切，都是圣明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早已定好了的。

　　上海的运动，从“抛”出陆诒等同志开始，市委宣传部还希望我“揭批”陆诒，“立功赎罪”，我断然拒绝。过了几天，才由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开始点了我的名，我知道风慢慢刮大，但还没有想到雨点，真会降到我身上来。

　　钦本立同志说：“我们不妨去看看石西民部长。”

　　于是，我们又设法去面见那位“一言堂”(柯庆施)。他开头就说：“这事不能由你一人负责。我已对钦本立说过：‘你的一只脚早踹进右倾泥坑里了。’又对我说：‘你自己从思想上挖挖，我想办法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接着，他说了一段话，使我惊心动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原来，他对知识分子是这样看法，真对毛泽东思想深通三昧，不愧后来称为好学生了！

　　正在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我赴京出席。

　　初到京时，我曾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三位先生一起共酌(我们这四位“酒仙”，照例每人京必聚饮一次的)。宋云彬兄叹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几次，恐怕此次在劫难逃了！”我还宽慰他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云彬只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叶、郑两位也说：时局真有些看不透，究竟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过了一天，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登了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去年在民盟新闻小组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白昼见鬼。新闻界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会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

　　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预设的安排，不是那篇堂堂宏文中，就说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与《文汇报》编辑部是民盟系统的“两帅”，“两帅”之间还有一个能干的“女将”浦熙修么？编得多么巧妙！)

　　我翻阅1957年当时的日记，可以看出，运动完全是“有领导、有计划”进行的，而且早就作了精心的安排。纲领性文件自然是《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宏文，比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录音，已经过大改动、大补充，这是尽人皆知的。斗争的对象，也一步步有计划、按步骤推开。就民盟范围来说，先是制造一个“章罗联盟”，集中力量斗争章、罗两位，从而牵及浦熙修。在差不多时间，也以我为重点之一，然后一步步推开，到各省市的民盟负责人(名之曰“章罗联盟”代理人)。同时，揪开新闻界中的盟员(自然，从两篇宏文发表后，《文汇报》成为网鱼的重点)。最后牵到基层。

　　斗争的方法，也非常讲究“技巧”。当集中斗争章、罗的时候，除积极分子外，已点过名的，也用种种方法威胁鼓励他们参加批判、揭发，予他们以“立功赎罪”。这种一步步深入的方法，后来就成为“文革”时“揪出、火烧、油煎”直到“彻底打倒”的蓝本。所以，我和巴金同志回忆文革的遭遇时，在好友叶以群被迫害致死后，他也不得不随众举手，高喊“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绝于人民的叶以群。”到后来，他自己也被揪出来了。这个滋味，我在1957年反右派中已尝够并深有体会的，经常有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逼你说出“供词”，以便他们扩大斗争面。(滋味就是这样！)

　　7月初，上海统战部的刘述周同志到办事处来看我。说“毛主席十分关心你，毛主席昨天接见，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你，说徐铸成的包袱很重，但无论什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厂。所以，特别叫我来传达他的意见。”

　　我把是年7月5日的日记，照抄如下：

　　这几天的教育，对我特别深刻，从来京后，反右斗争步步深入，无论什么会场，都是反右斗争的战场。三星期来，我的体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对自己的认识也一天比一天提高。我初来京时，还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经过不断斗争、检查、分析，才开始认识了，搞得满身大汗。党对我还是采取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注：当时正在《北京日报》大礼堂举行全国政协反右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尸对我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还是放在“火烧”阶段，浦熙修同志早已列入“打倒”对象了)。一方面帮助我真正认识错误，从这里汲取应有的教训，一方面尽量保留余地，给我交代改悔的机会。李维汉同志亲自启发我，柯庆施同志和石西民同志也经常关心我的问题。(注：刘述周同志说：他们经常有电话问起我的近况。)刘述周同志更一次一次帮助我分析问题，还自己到办事处找我，帮助我。党对我的爱护，真可说是无微不至了。毛主席说要我放下包袱，可是，我还是解不开包袱，不是没有决心，也不是有顾虑，而是不知从何解起。因此，迂回曲折了一个时期，多挨斗了几次，特别是昨天，受到的教育更深刻些(注：会场的火力更猛)。几天来，皮肤下面刻刻在发火，心往下沉，半月来几乎没有好好睡过(那时天天晚上要写检查，以备第二天交代，而冥思苦想，常常写不出一个字，每晚要抽两包烟，到深夜，只能自己胡乱上纲，凑写成篇，到睡在床上，翻覆难眠，每晚必出几身冷汗，汗衫透湿，入睡至多只有两小时)。嘴里发腻，吃不下东西，饭菜到喉头就卡住了。陶陶(指现在已病死的我的长媳，那时她和我的大儿子常来看望我)说我瘦多了……今天的检查，我是什么都抖出来了，相信我已认识自己的错误，同志们的意见不多，是否算是通过了，我不知道。

　　为什么在日记里我特别提到李维汉同志的启发呢？他是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就在刘述周同志亲自来转达毛主席如何对我关心谈话以后两天，周又来北办找我，说：“李维汉同志对我也十分关怀，已约定即日见面。”于是我们同车到中央统战部。见面后，李维汉部长问我检查得怎样了。我说：我苦苦思索，实在是什么都倒出来了，但还得不到同志们的谅解，说没有交代清楚和章罗联盟的关系。他说：我知道你和章罗没有特殊的交情，我也了解你是一贯对党有感情的，为什么把报引到这条道路上去？受了什么人的鼓励报才这么办的？你应该讲讲明白。我说：“我这个人，脾气很顽固，向来没有什么人会诱导我走邪路。《文汇报》如果办的方针不对头，一切责任在我。”他说：“你的思想不用太偏狭，想想你的上下左右，和什么人接触过？有意无意受到什么影响？”我心想：《文汇报》复刊方针、计划是党中央审批的，邓拓同志、夏衍同志、姚溱同志最关心《文汇报》，但这些，我能讲吗？万万不能讲。他又再三逼我，我只得说：“我平素最钦佩的是傅雷、宋云彬两位，关于文艺学术问题我知识不够，有时向他们求教。主意还是我自己定的。”这间房子里，本来只有李维汉、刘述周和我三个人，讲到这里，我忽然看见旁边一间小屋里，有两个人在记笔记。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

　　宋云彬同志先我陷入罗网，而傅雷同志则因我这一句话，可能要受牵连了，自己追悔莫及。

　　当时我被斗的战场，主要有二，一是广州小组(我是广东省选出的代表)，一是新协召集的会议。上午在人大小组，“火力”不大，很多代表只是“表个态”，记得有一次蔡廷锴将军发言说：“你以前一向和我们民革的同志常来往，为什么最近和章伯钧、罗隆基这些人搞到一起去了？”如此等等。主战场在新协，每天下午一场，而且每次批斗后，主持会议的人必说：“这次交代不老实，明天大会继续批斗，浦熙修、徐铸成要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彻底交代！”

　　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到7月底才结束，作为新协主席的邓拓同志一次也没有参加。我于7月31日乘车回沪，邓拓同志关照唐海一路陪我，大概是怕我寻短见吧。

　　8月1日傍晚回到上海。不久，又由上海新协出面，召开了会议，又展开了疲劳战术要我交代“罪行”，检查根源。大概共开了四次大会，三次都被主持者说是没有触及政治问题，态度不老实，到第四次交代时，我把他们所提的批判和暗示都写了上去，大概算是“老实”了，不再开会穷追猛打了。

　　“柯老”(柯庆施)自然不再“挽救”了。不久，他召开了一次会议，集中了那时已确定的所有的“大鱼”，一脸秋霜地训了一次话，说：“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检查交代，争取重新做人。”右派的一顶帽子，已飞上我的头顶。

　　《文汇报》的社长和总编辑，早已换了人。对我的具体处罚，是降职降薪，工资级别从八级降为十四级。

　　从是年9月起，先在市政协集中学习，后来，又在上海颛桥办了一个专政学习班，半天劳动，半天检查。下半年，又转入新闻办的上海社会主义学院，边学习边劳动，后才被分配到上海出版局工作。

　　我沾了“头面人物”的光，处分算是宽大的。这次“阳谋”发动者定有指标，全国知识分子(当时说有五百万)，其中有百分之五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加上各级层层加码，一笼子装的大鱼小鱼，总不下几十万尾吧。《文汇报》被列为“阳谋”的重点，比例当然更高，其中北办原有记者十余人，除了三人幸免牵及外，几乎一网打尽。

　　他们大多妻离子散，一部分还发配到北大荒及其他边远地区，受尽了种种折磨和人身污辱。大约为《文汇报》遭殃而自尽的，先后有十余位，其中，最使我终生负疚的是梅焕藻同志。他中英文流畅，长期任《大公报》驻印记者，胜利回国后，任当时《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先生的秘书，而倾心进步，当《文汇报》因经济困难招读者股时，他是《大公报》内少数积极应募者之一。后来，《大公报》北迁，他自愿留在上海。《文汇报》1956年复刊时，我再三登门邀请他任社长办公室秘书。平时，他工作十分负责、认真，但从不参与编辑部事务，他心直口快，有时对《大公报》的要员，也表示不满。罡风匝地时，有位原《大公报》要员调《文汇报》任总编辑，曾找梅焕藻同志谈话，问他对运动有何看法，他只说了一句：“徐铸成成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一言既出，立即受到围攻，要他交代，他走出会场，立即跑上屋顶，跳下楼了！他是《文汇报》第一个壮烈牺牲者！

　　1959年，我和沈志远同志被列入第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去帽子。但“帽子”虽然摘了，痕迹依然被留着，被列入“另册”。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我还被“两报一刊”公开点了名，说“大右派”徐铸成把持的《文汇报》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最赏识的报纸云云。同时又多次被批斗。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

　　我只记下身历“阳谋”的经过，未加分析、评议，一切留待历史来作结论吧。

　　有一点想法值得提一下，从那次“阳谋”后，知识分子从此闭口不言，真是万马齐喑了，这大概是“杀鸡儆猴”的战略部署吧。这次“阳谋”的如愿以偿，为以后的“史无前例”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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