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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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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10 06:40: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按: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关于历史事实及历史研究方法的讨论。比如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在新近出版的《历史的叙述方式》中认为,历史学追求的不是义理上的正确,而是事实的真相——从史料基础出发,从史实重建出发,不增不减,不丑化不美化,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建造出一块块结实有分量的石块。而作家马未都曾提出过一个几乎相反的论点,“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这似乎暗合了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论调。

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学者张宏杰看来,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矛盾重重、值得玩味。一方面,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如同古代中国这样重视历史,不光是皇帝有起居注,家家有家谱,县县有县志;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按照“善恶忠奸”这同一个思路,对复杂的历史记忆进行简单地整合加工,有意识地把历史当成光荣榜和耻辱柱,专门记载好人好事和坏人恶报,以便让百姓“向善”。所以,历史真的没有真相、任人打扮吗?“历史当然是有真相的……历史首先是有真相,然后才有可能在真相基础上加以扭曲。”张宏杰说,“其次,并不是所有的事,人们都会马上遗忘。时间永远在流逝,刚刚过去的一切都迅速成为历史。”

古代中国王朝是如何打扮历史的?真实的历史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重要性究竟在何处?基于民族自尊而扭曲的历史记忆对人民是好是坏?我们应如何看待修史者那些“善意的谎言”?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张宏杰日前出版的《历史的局外人 : 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一书中节选了这一章节,以期与大家一同思考我们的历史观与民族记忆。


《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记忆》
文 | 张宏杰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记忆力的重要性。人类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类的记忆能力远超动物。正是因为有了长期记忆力,人类才能不断地分析总结这次狩猎为什么不成功,探寻种子与果实的关系,因此获得进化。苍蝇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只苍蝇飞进玻璃瓶子里,只能不停地乱撞,如果不是因为偶然撞对了方向,它不会找到出口。

同样,历史对于一个国家,就犹如记忆之于个人。记忆对个人有多重要,历史对一个国家就有多重要。只有不断反思总结自己的历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能不断前进。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有记忆力的人都总是能够从记忆中获得正面力量。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并不是同义语。一个记性很好,然而不善于归纳分析逻辑推理的人,无法很好地生活,因为他往往把问题归罪于完全无关的因素,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比如我的一位舅妈,她的记忆力并不错,说起多年前的什么事来都能讲得连枝带叶,非常生动。但是每次生病她都不去医院,而是去找村里的算命先生。她坚决认为人生病都是因为冲撞着什么不洁的魂灵所致,按照先生的指导,朝某个方向焚化纸钱就能够治好。偶然几次巧合烧完纸后不久病真的好了,她的理论因此更加强化,嘲笑我关于病毒和细菌的说法是异端邪说。直到她五十多岁因为急性肾炎拖延治疗而去世前,她都认为我是读书把脑子读坏了。

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了。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确实,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如同古代中国这样重视历史,不光是皇帝有起居注,家家有家谱,县县有县志,中国历史资料之丰富,举世罕匹。提起历史来,人人津津乐道。这在其他国家是并不多见的现象。

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原以外的其他民族大多没有记史传统,所以很多文明,特别是草原文明,没法系统总结和梳理已有的文明成果,几千年间基本保持同一发展水平,没有明显进步。相对周边大部分民族,中华文明专注于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相对来说独特而发达的文明成果。

然而中国传统史学的成就也非常有局限性。拥有最庞大的史料库,并不见得就能产生伟大的历史学。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确实从历史中学到了很多,因此历代威胁皇权的势力,比如王侯分裂势力、权臣、外戚等,一代代被减杀,皇权的稳定性得以一代代提高。但是在社会治理层面,中国人的成就就比较有限了。虽然拥有人类史上最为丰富的古代史资料,但是在春秋战国的思想极盛期后,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按照“善恶忠奸”这同一个思路,对复杂的历史记忆进行简单地整合加工。因此几千年来,中国儒生总是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治理好,就是因为人心不古,不肯好好听孔子的话。如果大家都老老实实贯彻孔孟之说,则尧舜之世立刻再现。而普通臣民从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得到的结论更是简单:一切成功都是因为皇上听了忠臣的话,一切失败都是因为皇上听了奸臣的话,所以只要亲贤臣、远小人,天下自然太平。这种历史总结能力导致从秦始皇到1840年,我们的历史从总体上看一直是一种鬼打墙式的治乱循环。

所以,历史学不只是史料学,更主要的是史识和史观,换句话说,是分析总结的悟性和能力。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并不绝对正确。学历史不见得都有正面作用,很多时候获得的可能是负面作用。

比如满族在关外初起时,并没什么文化,对中原历史的了解也主要基于《三国演义》等通俗文学,但是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前几代统治者的进取策略非常明智,每一步棋都下得很精明,比起明朝皇帝们,确实“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这是因为,现实而理智的思考方式远比一脑子史料重要。早在关外,皇太极就说:“凡事莫贵于务实。”他说,读书必须“明晰是非,通权达变”,不能“拘守篇章”。满族之所以以一个边鄙之地的落后小族,成功地入主中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是因为他们的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进关之后,满族统治者不断参悟列祖列宗取得丰功伟绩的原因,总结得最深刻到位的,应该是那位骑射功夫十分平常的雍正皇帝。他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洁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

沈阳故宫,清皇太极黄色团龙纹常服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而明朝末年统治者头脑里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被“历史经验”烛照得一清二楚不再有任何悬念的世界。“善恶忠奸”的逻辑如同一条绳索,束缚了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果在现实和“圣人之言”之间出现矛盾,那么错误的永远只能是现实。因此从崇祯朝到南明历朝,没有出现过几个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政治家。那些由饱读历史的皇帝和进士们组成的汉人决策集团,决策精神里贯穿着偏执、主观。他们头脑被“忠奸善恶”所缠绕,已经丧失了现实感。弘光朝廷建立于危急之际,然而朝廷上下却置军国重事于脑后,反而急着为二百多年前被太祖朱元璋处死的大臣傅友德等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除了逻辑思维能力差之外,人类不能从记忆中获得正面力量,还有一个原因是人类的记忆并不总是客观的,经常出现记忆扭曲。有的人将往事记个颠三倒四,有时还错把幻想当现实。

一个人的记忆扭曲,有其他原因,比如自尊心的需要,逃避心理创伤,因此自欺欺人。比如我家虽然是贫农出身,但是我一位堂叔总是回忆,我太爷那一代,我们家富得圈里有几百匹好马。然而另一位堂伯则说,我们祖上不过是给王爷放过马而已。我有一位朋友,他的祖上在晚清不过是中过秀才而已,可是在家谱中却被记载是当过三品大官。而更典型的例子是在阿Q的记忆里,他的一生是光荣正确而伟大的,他和小D的战争,总是以他的光辉胜利而结尾的。

国家也是这样。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一书,关于公元13世纪元朝同越南之间的三次战争的记载,与中国《元史》等记载相去甚远。

第一次蒙古军队攻占越南,中国方面《元史》的记载是宪宗七年“兀良合台伐交趾,败之,入其国。安南主陈日煚窜海岛,遂班师”。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史料,会发现元史记载大致正确,战争的过程蒙古军队大破陈朝象阵,安南军队兵溃,被杀万人,陈日煚的儿子也被杀,蒙古军队是因天气炎热,无法适应其气候而班师。

然而越南方面对这段历史的官方解读是“第一次抗战以胜利而告终”,“敌军遭到沉重损失,惊惶失措,一溜烟逃回云南”。因此着力渲染所谓“三次击溃元朝侵略军的辉煌胜利”。

这样基于民族自尊而扭曲的历史记忆,对这个国家的民众是有益还是有害呢?不幸的是,这样的例子在一些国家的历史研究中比比皆是。



还有的时候,历史记忆被扭曲,是现实利益的需要。

中国古代王朝之所以重视历史,除了以古鉴今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一个王朝需要通过历史叙述来论证其合法性。换句话说,是“通过修史掌握解释天命的主动权”。因为“同样的事实可以作不同的记述或解释。掌握了政权就掌握了历史的编纂权和解释权,而历史也成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和统治基础”。几乎历代政府在修史时都要千方百计地证明本朝取代前朝,是因为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和庇佑,而前朝因为失德失去天命。“成功地运用对历史的解释权,不仅能消弭敌对行动和潜在的反抗势力,还能赢得前朝遗臣遗民的衷心拥戴”,因为这一点,不少统治者大量销毁史料,比如秦始皇就烧光了六国的历史典籍,唐太宗要求史官修改关于他个人的历史记录,乾隆帝则销毁了数万卷在他看来是有害的史料。

除了维护合法性外,人们对历史随意加以裁剪,还有一个原因是基于“善意的谎言”。

中国历史更有自己的独特传统,那就是有意识地把历史当成光荣榜和耻辱柱,专门记载好人好事和坏人恶报,以便让百姓“向善”。孔子编《春秋》,创造了“春秋笔法”,为了“春秋大义”,他不惜删改历史,以使乱臣贼子惧。显然,求“善”,而不是求“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看二十四史上,大部分人被简单地贴上了好人或坏人的标签。为了塑造好人和坏人,著史者当然就只能选择“典型事例”留下来,历史无疑就被简单化了。

这种对历史的剪切和修改,在“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就更多了。比如葛剑雄先生在《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中说:“以前的学者根据明朝的户口数把当时的人口定为五六千万,如此低的数字,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问题,但明朝中后期人口长期停滞的‘事实’,正好被用以证明封建社会的穷途末路、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怪不得直到今天,还有人置我们研究得到明朝人口已经突破2亿的成果于不顾,津津乐道于明朝的‘人口’始终徘徊于五六千万的‘事实’。”



正是因为以上的种种扭曲,所以过去流行过一句话,叫作“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马未都在一场脱口秀节目中,这样总结:“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而且这个道理也不见得真是“道理”。所以历史似乎没什么用。有人说,历史是笔糊涂账,算不明白。不如干脆就不算了。

这几乎已经成了时代的共识。

那么,历史没有真相吗?显然不能简单地这样说。

首先,历史当然是有真相的。如果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前提是确实有一个小姑娘在那里,你才有可能在她的脸上涂脂抹粉。历史首先是有真相,然后才有可能在真相基础上加以扭曲。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事,人们都会马上遗忘。时间永远在流逝,刚刚过去的一切都迅速成为历史。如果你刚放下筷子,就忘了自己吃没吃过饭,并且说,自己刚才吃没吃过饭,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弄清的真相,那么显然你离精神病院已经不远了。

相对来说,我们难以厘清的,是比较久远的记忆。时间之墙,确实无法穿越,但是我们一直在寻找各种办法,搜集留下来的所有材料,通过“多学科交叉法”“二重证据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尽最大可能抵达历史真相。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研究就如同福尔摩斯破案,进行的是一桩又一桩陈年迷案的侦破工作。虽然有些案件因为材料和证据被毁灭得太严重,可能永远无法侦破,但是还是有一些案子,是可以用现代方法找出真相。

最后,某些历史事实也许永远无法弄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残缺的历史就没有意义和价值。就像一个残破的瓷碗,有些部分永远灭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它大致复原,用现代材料补上缺失,通过残片来获取大量有用的技术或者艺术信息。

因此,总的来说,历史是有真相有是非的,只不过需要努力、技术和耐心。



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受制于过去久远的记忆,纠缠于一些他自己无法厘清的童年情结当中,造成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痛苦。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去找心理医生,心理治疗的一个方法就是唤醒沉睡的记忆。某些创伤经历表面上虽然已经被我们淡忘,但是事实上它可能一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因此有时候心理治疗师要做的就是让当事人回到当时的场景,再次面临同样的事情,用理性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正确引导当事人成功走出阴影。

历史研究有时候也是这样。历史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恢复历史真相。真实是一切的基础。没有真实,历史只会诱导一个人走向错误。在真相的基础上,我们要用逻辑来进行梳理,从历史真相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正如同有良好反省习惯和反省能力的人不多一样,拥有合格的历史反思能力的国家和民族也不多。但是为了避免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我们必须要学习总结经验教训。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是一门意义非常重大的学科,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须臾不可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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