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学历史的人要为不学历史的人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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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明清史研究2017-09-26

姚大力：学历史的人要为不学历史的人做什么？

文丨姚大力（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今天我想讲的一个问题是，学历史的人要为不学历史的人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那么一个清楚的分界，就是一种大众的史学和一种专门化史学，象牙塔里面的史学，中国象牙塔里的史学现在实际上很糟糕。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区分了所谓大众史学和象牙塔的史学。所以我不相信现在那些自己觉得很成功的历史学家，认为只要放下身段，就能够讲好故事。

这不是一个放下身段的问题。所以我想讲这两者之间相通之处。过去我们笼统地讲还原历史，现在我们知道历史学家想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我想我们应该追求三个还原，这三个还原是可能的，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并不关注这一点，所以他们和大众希望知道的历史，差距越来越远，以至于这两种好像变成完全不一样东西。

这三个还原，第一个还原是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受。

这个我认为很重要。因为所谓还原就是有一个标准的版本，可是就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版本，但是我们能还原这个保留在记载里面的。它可能是五花八门的感受，但这是我们能还原的，因为有记录，或者我们能通过某种方法把记录里没有的感受，用特别的方法把它表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这本书有一些想法其实是很好的。我很佩服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他写《叫魂》的时候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历史学家没有提出过。那就是他想了解一个全盛时代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的普通人，对全盛时代的感受是什么。

这个全盛时代现在变成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骄傲。因为有那么几个全盛时代，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觉得很骄傲。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全盛时代的人民，普通的人民，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是什么？是幸福吗？是比一般的时代更幸福一点吗？或者甚至于相反？我们没有人思考这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要去感受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知，这样的历史学才有一个准头。这不是说当你要去给所谓大众讲故事的时候，你要这样，而是我们在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如果没有，是不是能够叫做没有良心或者是没有良知。这是一个还原。

第二个还原，我觉得就是历史学自己的工作，它必须要还原到一个大的历史途径。

这需要我们做很多很多细部的研究，非常专门化的研究。现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我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中观的，其实并不微观。中国历史学家现在有多少人懂考据？考据是什么？清代那个乾嘉汉学的那套学问是什么东西都不懂，你在做什么考据？

当你希望概括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更贴合实际的总体的图景的时候，你会需要很多非常微观的技术手段和细节研究。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你没有那样一个总体的表述，或者对总体表述没有追求，所以你会觉得那样一种讲法就够了，其实它并不微观。所以微观跟宏观我认为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可怕的是中观。

我们现在泛滥的著作就是中观的著作。你说研究汉史，就一部《汉书》，或者再加上一部《史记》，这个解读法，当然就是中观，只能就字面的东西去读读他。所以我认为第一要还原当事人的感觉，第二要还原一幅总体的图画。

第三个要还原的就在史实这个层面。

我觉得现在我们被某些所谓最高原则蒙蔽了，比如说大国崛起的就是一种最高的原则。某一些被我们封为是绝对重要的，可以颠覆一切其他原则的那种最高原则，蒙蔽了我们的良知。所以历史学研究要还原的就是良知，就是常识。我经常讲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是不能违背良知和常识的，它只能超越良知。

可能超越常识，但是它绝对不能违背常识。比如说为了国家利益，你能不能残酷地限制某些人的利益，甚至把他们肉体消灭掉？一个历史上所谓崛起的时代，是不是就不能批评了？这里有一个良知的问题。

比如我们讲匈奴，第一次把匈奴逐出河套以南，然后有朔方、九原这些郡；第二次逐出整个河西地区，然后有河西四郡，一开始两郡，后来便成了酒泉、敦煌、张掖和武威四郡；第三次整个逐出漠南。

这个是一个完全正义的事业吗？匈奴后来经过长城他们是要哭的。漠南是匈奴游牧人发展最有利的地区，为什么？因为游牧经济需要跟其他经济的交流，如果跑到了漠北，跟其他文化的交流就非常困难。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吗？

汉代这样残酷无情地对待匈奴，要把匈奴人在整个漠北消灭掉。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吗？是不是因为这是保卫汉朝的利益，所以任何做法，甚至致人于死地都是可以的？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苛求汉武帝做什么，而是当我们今天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因为历史的教训，而使自己变得人道一点。

所以我觉得恐怕不只是一个怎么教育大众的问题。如果做好了这三步，你还原到当事人的感觉，还原到总体的历史途径，还原到常识和良知。

那么历史学没有什么大众历史和象牙塔历史的分别。

朱先生写的《重读近代史》是什么书呢，仅仅是一个对大众的宣讲吗？我认为不是的。里面有很多很新的东西，所以这个界限在我看来不那么重要，中国的历史学界反思自己那么多年以来的糊涂，那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研讨会”上的记录稿整理)

难得糊涂

学历史的人自己要知道最重要的是说自己的话， 不是看上头的嘴型揣摩上级的意图，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