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兰《我的文革纪事》(19-23，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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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十九：我的革命碎片

北方的冬天来了，同学们陆续回到了学校。校园里出现了批判“对联”和血统论的大字报，在漫长的夏天所有人受到的伤害，统统来自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解放了我们。本着感恩的心情，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那个冬天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里想你心里明。”这首歌没有不会唱的，不论出身、派别，人人都认为必须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斗争到底。

整个夏天，我被革命遗弃，孤零零一个人在校园里游荡，和班里的同学隔着一层无形的障碍。我并不是黑五类“狗崽子”，我的生父曾是晋察冀边区蔚（县）涿（鹿）宣（化）区副区长，虽然他在肃反运动中自杀，但“死了就死了”，没有组织结论譬如“历史反革命”。况且这是我们家的秘密，学校并不知道。我的继父是一无所有的工人，没有财产甚至没有亲人。如果我填报了“工人”的家庭出身，谁也说不出什么。我们学校也有靠着继父、养父、叔父、伯父是高干混出头脸的，我在那么残酷的环境没有利用继父的无产阶级身份投机革命，是因为我的生父和继父相差甚远，我叛逆的少年心理不能接受继父（我的长散文《关于父亲的故事》网上可以搜到）。只是因为班里掌权的干部子弟看我不顺眼，不喜欢，我就被从人格上打倒了。短短几个月我下乡劳动三次，被揭发批判两次，想随大流都不可能，如军训、8-18去天安门一类“群众性”活动，都没我的份儿。把一个人搞臭、孤立太容易了，但是要挣脱无形的枷锁，就只能靠自己了。

我天天按时到校，看大字报，听别人辩论，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新的革命队伍，认识了不同年级的一些同学。她们有的是运动初期的反动学生，有的是“黑五类狗崽子”，有的是不受红卫兵待见的人，也有一开始就反对血统论而受排挤的干部子弟。我们互相倾诉、彼此倾听，立即就成为知心朋友。我一直羞于说出自己夏天里的遭遇，却原来很多人比我惨多了。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无家可归。有的家产被抄个精光，就剩下了铺板。有的父母被遣返回了乡下，音讯全无。各有各的不幸，各有各的伤痛。她们的遭遇仿佛是医治我心灵创伤的药剂，我很快就从愤恨、抱怨、自卑、委屈中解脱。这个经历让我学会了在以后几十年里，帮助遭遇不幸的朋友从悲苦中挣脱，方法是用他人更大的不幸去对冲。

学校宿舍楼的地下室，成了我们新的活动地点。不同年级意气相投的人聚在一起，是那么开心的事。可以大声说笑，可以激烈争论，想说什么说什么，不必担心有人告发。我还学会了在言语中带上“他妈的”，觉得真爽！

我记得最早认识的是高二3班的杨鸥，一开始我还有点犹豫，她是有名的反动学生啊。可是很快我就喜欢上她了。杨鸥聪明直率，开朗幽默，一说话就逗人发笑，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她都能讲的绘声绘色，而且，她又能写又能画。杨鸥是民国的干部子弟，父亲当过河北省教育厅长，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杨鸥毫不避讳，一上来先介绍自己——我们家全是右派！她的姐姐家当时就住在与学校一路之隔的教育部大院里，她还带我去过，那里从前是前清的亲王府。后来我连家都不回了，不是革命太忙，顾不上回家，而是一下子找到了温暖，舍不得回家。在新的同学圈里，没有歧视没有冷漠，一颗心从此不必因提防而缩成一团。几个月来从未感觉这么畅快。宿舍楼里有许多空床位，都是女生宿舍，刨个坑就能睡。我一直追随着杨鸥，也有好心同学提醒，她出身特不好，听说思想也挺反动的。我根本听不进去，白天我们看大字报，把认为不对的观点都记下来，晚上写批驳的大字报。杨鸥出口成章，文字犀利，损人也是老北京的风格。我起初还打个草稿，后来就直接在纸上写了。对于在大字报上落自己的真名实姓，我有些胆怯，杨鸥就在落款处画大半个太阳，在太阳上画一个展翅的海鸥，这就是我们的ＬＯＧＯ啦！写完都半夜了，我俩出去贴大字报，觉得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神秘，不禁暗自窃笑。我们不喜欢“星火燎原”战斗队里的几位老师，就写大字报讽刺她们，惹她们生气。（我在本纪事中多次引用“星火燎原”联队的《大事记》，虽然是当年晚些时候补记的，准确性也比几十年后的回忆更靠谱。在此特别向《大事记》的执笔老师表示感谢，也对几十年前的行为表示道歉。）我和杨鸥的大字报因为观点明确、文字干净、风格犀利，常常引起小轰动。谁呀谁呀？！我们在一旁看着也不吱声。如果有人贴出反驳的大字报，我们就更来劲。

渐渐地，加入我们一伙儿的同学多了起来，就不能再用阳、鸥的LOGO了，我们商量了一个名字，叫做“一唱雄鸡天下白”，简称“一唱雄鸡”。每天都能结识新的同学，就像八月里只要是红五类，立即就是战友一样，现在只要反对血统论，就即刻找到了共同语言。杨鸥同班的大范，家庭出身“旧军人”，她圆圆的脸庞，说话温和，待人厚道，总拿我当小孩。听说后来她去内蒙插队病死他乡，才二十出头。杨培莉，皮肤白皙，梳两条松松的大辫子，一说话就爱笑，常常从镜片上方看着你。她自我介绍，家庭出身“高级统战人士”。我校文革前学生出身讲究“三高”，分别是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统战人士，这三种家庭的社会地位原本没有大的差异。譬如校友章诒和在她的书里（《往事并不如烟》）就写过，她家住着79间房子的大院子，公费雇着佣人、厨子、门房、司机、秘书等多人。父亲章伯钧成为右派工资降了很多，每月只有380元，三年困难时期每两个礼拜才能去新侨饭店吃一次西餐等等。可见杨培莉的家境也应很不错，但到了文革就不灵了。金璎，真正的爱新觉罗后裔，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因学习好、长得好看而被红卫兵歧视。她曾是儿研所的医生，五十岁以后创业，开办了北京第一家培训“月嫂”的公司，为数千农村妇女开辟了新的就业岗位。初一的仉乃华，一个高鼻梁大眼睛的小姑娘，她的妈妈是中学老师，夏天投了龙潭湖，爸爸因曾是“资方代理人”，运动刚开始就被关起来。小姑娘受了多少欺辱，她没有说更多，只说了一件事，却让我记了一辈子（见《纪事之十一》）。我至今记得她和我们说话时的可爱表情。高一的吕允端，妈妈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因海外关系，被剃了阴阳头。百度可查到，曾任中国消协办公室主任的吕允端，外祖父是张学良的结拜兄弟，曾在1927年倾全家财力办了私立大学，她母亲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金一虹，有着一双明亮大眼睛和奔儿头的高三学姐，聪明活泼，说话总带着笑涡，会画画，写一手漂亮的字，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还有很多。我之所以想起她们，是想到了贵族和贱民这个问题。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兴衰史。常言道，富不过三代，是因为中国的战乱多、灾荒多，越是繁荣的家族越难独善其身。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确是一个不灭的规律。尽管如此，政权的更替，阶级地位的互换，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经历过的那样剧烈了。我的这些“黑五类”同学，从小秉承了家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上山下乡回城以后，可以说个个出类拔萃，成为英才。

我还认识了外校的一些同学。我校和男校35中距离很近，我最早认识的是卢自志、刘胜和李立，他们在介绍家庭出身时，互相开着玩笑，譬如一个自我介绍父亲是老工人，另一个就插科打诨说“好像还贪污过点什么”，一个说“他爸是教育部副部长”，本人立刻补充“现在是黑帮了。”然后一起哈哈大笑。郝仁也是卢自志的同学，沉稳厚道、老成持重，的确是个好人，他俩后来分别成为35中四三派和四四派的领军人物。对于我们女校女生来说，第一次接触男生，开始还有些羞怯，过了一段时间才渐渐适应。卢自志、李立1968年6月和我们一列火车奔赴北大荒，成为荒友和终生朋友。多年以后见到郝仁，他的兄长风范一点没变。总之，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中，我的精神获得了解放。革命让我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思辨能力，初三年级在柯莱老师的训导下学会写的政论文，终于得到了机会展示。解放了的精神，指引我坦然结识更多朋友，她们和他们带给了我成长的营养。

“红八月”一哄而起的中学红卫兵也一哄而散了。但是，还有少数红卫兵顽强地守卫着他们的理念，寻找机会东山再起。11月27日，北大附中一些高干子女秘商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以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和海淀区纠察队为主体，串联其他红卫兵组织，用以扩大力量。12月5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发布成立宣言，认为“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它，威胁着我们！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夏天里他们打击欺辱出身不好的同学时，断然想不到这些，只有他们面对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时，才知道“被专政、被压迫”的滋味。12月26日，他们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公开宣告“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许多红卫兵都去了，当他们的父母也成为运动对象时，他们只有去那种场合寻找温暖，和支撑内心的力量。

秦晓在《暴风雨的记忆》一书中回忆（P107），北大附中宫小吉在起草“联动”宣言时，用了他的一句话，即：团结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推行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联动”在北展召开的大会上，秦晓、王向荣、戴晓明等四中学生领袖（也是西纠头头）均登台讲话，当秦晓提出“中央文革”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台下陷入疯狂，掌声雷动，众人狂呼：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秦晓们为“联动”提供了思想，“联动”却没有成长为一个自觉反对文革的精英论坛和规范组织。也许“联动”的发起者是一些出类拔萃的思想者，但是由于他们的组织建立在血统论的基础上，一旦拉起杆子，结果立马失控。穿着将校呢军装、戴着精致的红色绸缎大袖章、骑着锰钢自行车在大马路上呼啸而过的“联动”分子，不过是一群被红色政权宠惯了的孩子，如今父辈成为被文革整肃的对象，他们咽不下这口气！他们不知道向谁撒娇耍小性，不知道把皮带抡向谁！看看他们喊出的口号：“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动”在市内主要大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 提出要“踢开中央文革”、“ 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 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 口气之大，直冲云霄。 “联动”几次组织力量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很快就招来祸端。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回忆：“西纠”后来变成“联动”，“联动”被中央文革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儿子董良翮都在内，“西纠”后来不行了。然后起来的是哪一派呢？起来的是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李冬民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江青说，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团，中央文革小组要市委支持。

东城区25中的高三学生李冬民和他的朋友九月份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以反对血统论和复课闹革命为宗旨。核心小组的五个人都是干部子弟，办公地点占据了民主党派原来的办公地，都是很讲究的大四合院。

记得大概是67年春节后不久，我们曾经去过首都兵团总部，有35中郝仁、李立和我，别人记不清了。当时李冬民、秦喜昌等头头正筹备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复课闹革命大会，分派我们写一个代表全市中学生的发言稿。他们让我们几人去附近的文化部部长萧望东家去写。萧家人去楼空，连家具都没有，我们坐在地板上，说一阵写一阵，累了就躺在地板上休息。忘了是不是我执笔，反正天亮后我们就赶到工人体育馆去开会。当我上台发言时，被脚下的电线绊了一下，本来就紧张，结果站在麦克风前，半天才出声儿。我记得看台上乱哄哄坐满了人，会场一片嗡嗡嗡。那是我有生以来出的最大风头，我终于当了一回革命的主角。

主导“首都兵团”的李冬民们奋斗了很久，终于入了江青的法眼，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学新的依靠对象。“首都兵团”高举反对血统论的大旗，得到了广大非红五类学生的支持。据资料记载，12月16日，首都兵团召开了 “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直接把斗争矛头指向西城、东城、海淀三个红卫兵纠察队。参加会议的北京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陈永康回忆，江青在讲话中说到：你们刚才的讲话，水平都是很高的。我讲不出，我要向你们学习。……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刚才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所谓的“纠察队”，他们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他们以贵族自居，血统高贵，什么东西！江青当场让曾经支持过西纠的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雍文涛（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两人被迫站起来亮相。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中也谈到这个。大会通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 主要有六点：一是对中央文革小组表忠心。二是颂扬刚出版的《红旗》十五期社论。 三是强调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认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就是武斗的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武斗成风，似乎文化大革命打人合法了。四是对红卫兵纠察队进行了批判。五是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十一月二十八日讲话。六是关于红卫兵自我革命问题。

“首都兵团”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全社会面前进一步亮明和宣传了自己的观点：反“对联”，反“西纠”，反武斗，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紧跟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表态为他们以后长期得到中央文革的信任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7年1月4日，“首都兵团”和“联动” 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辩论大会，双方势不两立。

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 西安红色恐怖队’ 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967年3月25日，北京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江青出席大会，周恩来和江青讲话。大会通过了《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和《告全国中等学校红卫兵书》。这标志着北京500多所中学造反派组织热热闹闹地实现了“大联合”。李冬民担纲中学红代会负责人。

再说我们学校的事。2月22日，以反对对联、激进抨击血统论、保胡（志涛）校长为共识的众多战斗小组，联合成立了一个更大的组织，名叫“红色造反团”。我们的小组“一唱雄鸡天下白”当然是发起者之一了。如今我只记得高一2班的戎雪兰是总团负责人之一。戎雪兰浓眉大眼，五官标致，两条小辫又黑又硬，写字用力，墨迹能洇到纸的背面。力透纸背大概就是这样。戎雪兰气场大，很有学生领袖的范儿。我后来下乡到北大荒后，有段时间我俩还来来回回写了一些信。看起来很硬气的戎雪兰，后来旅居国外，听说拥有完美的婚姻。可见她一定有非常柔软的一面。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要求“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联，一律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对中学师生要分批分期地进行一次短期的军政训练。”

解放军驻南口的4636部队（装甲兵团）来到我校，开始军训。解散跨年级跨班别的各种战斗队，学生回到原来的班级，各年级按照部队编制重新命名，我所在的初三3班改名“四连三排”，排长是个小战士，在他的连队当文书。我在当年的日记里简要记着：

军训内容：

一，讨论（军训意义、八条）

二，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① 讲家史 ② 控诉

三，批判至今仍未批起来，没有什么着落

四，大联合整顿红卫兵 怎么整顿？以什么为标准？

五，三结合

本文相关内容，参考米鹤都《文革北京中学红代会风云人物--李冬民口述》

http://fengjinglan.blog.sohu.com/304520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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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二十：到武斗前线去寻找革命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要求“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联，一律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对中学师生要分批分期地进行一次短期的军政训练。”

1967年3月7日，毛主席对军训有一个批示，全文如下（我的笔记）：

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中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这是文革开始8个月中的第二次军训。第一次是在1966年7月下旬，新改组的北京市委遵照刘少奇、邓小平对文革的指示精神，安排中学生去部队军训一个月，随后复课，恢复校园正常秩序。而这次军训是解放军进驻学校，直接整顿校园秩序，复课闹革命。两次军训的目的一样，然而第一次军训不到十天，就被撤回，成为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学生运动的罪证之一。而这次军训却是伟大领袖英明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我校是第一批军训学校，驻南口的4636部队（装甲兵团）来到我校，首先解散跨年级、跨班别的各种战斗队，学生回到原来的班级，各年级按照部队编制重新命名，我所在的初三3班改名“四连三排”，排长是个小战士，在他的连队当文书。起初他和我们这些女生说话很害羞，总爱脸红，我们也拿他不当回事。

显然，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希望中学生再到处惹事，干扰他的战略部署。是时候给脱缰的小野马们戴上嚼子关进笼子了。中学生被革命抛弃了，可是自己并不知道也不懂得，依然执著地寻找革命阵地，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进入4月，以反对血统论为基础兴起的造反派（后来被泛称红卫兵），在如何对待军训、老红卫兵、大联合等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因中央文革领导讲话而公开分裂。

1967年4月3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学师生代表。北京28中的学生领袖王宇反映，在中学搞军训的解放军支持“联动”，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革命派。与会者对军训解放军强行解散造反组织的作法表达了强烈不满。陈伯达、江青等听了，情绪激动地批评北京卫戍区领导的中学军训团，陈伯达说：“军训不能干涉、不要妨碍学生群众的文化革命运动，不要包办代替。大联合不能同解散（左派组织）等同起来。”康生在讲话中直接批评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他说：“支左不能解散左派组织。”江青说：“军训的同志应该明确表示支持左派，现在事实上证明把左派组织搞掉了嘛。首先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解散了怎么支左？” 对军训有意见的中学生认为这些讲话好得很，连夜将讲话印成传单散发，满大街贴出了“炮轰李钟奇”的大标语。这部分学生被称为“四三派”。

4月4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再次接见学生造反派代表。“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首先发言说：中学全乱了，没法工作了，军训没法进行了。江青等人开始给“4·3讲话”纠偏和降温。江青说：“卫戍区还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有些问题是属于认识问题，不要造成对立。军队有立场问题，也是可以改正的。有责任，中央文革也有责任，没有及时和大家交换意见。”讲话中强调了对解放军军训的支持。于是，另一部分拥护军训的中学生立即组织反击，这就是所谓的“四四派”。

中央文革小组的两次讲话，在中学生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刚成立的“中学红代会”严重分裂，李冬民站在四四派立场上对中学红代会立即做了清洗，仅西城区10个四三派“红代会”成员，即被开除了9个，仅剩35中井冈山予以保留。

军训解放军也很恼火，本来按部就班，解散各个造反组织，禁止去外校串联，在各班级选出核心小组，组织学生“斗私批修”，肃清“资反路线”，一切顺利，校园正逐渐纳入正规。怎么一夜之间又陷入混乱？他们贴出了“李钟奇是我们的亲密战友”的大标语，李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这会儿也和下级军官、士兵们成战友了。

我校两个最大的学生组织红色造反团和东方红公社，分属四三派和四四派，红八月中的“老红卫兵”更多地加入了东方红公社。老师中年轻老师为主的组织“解放战斗队”支持红色造反团，年长老师较多的“星火燎原”战斗队则成为东方红公社的核心力量。两派势不两立，非黑即白，有你没我。

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学造反派的分裂很重视。江青在4月25日接见大、中学生代表时说：“我们4月3日接见了一次，4月4日接见了一次，就分成了两派对立，那不好。”陈伯达说：我们不同意分“四三派”和“四四派”，从今天晚上起，我们要取消这个名字，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一家。其实，中央文革小组也没弄明白， “四三派”“四四派”的形成主要不是因为江青等人的两次讲话造成的，而是对联动、军训等问题的不同认识引起的，分裂的原因仍旧在于“血统论”从中作祟。四三派里有更多的人，自文革开始以来因出身不好而备受歧视和欺辱，这种心灵伤害，一捅就会流血。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要么游离于运动成为逍遥派，要么选边站在四四派一方。对于伤害过老师同学的那些红卫兵来说，反省或道歉都是难以越过的坎儿。试问两派能和谐相处吗？

红卫兵运动是从中学兴起的，但是中学红卫兵注定只能做一时的先锋队，而不能成为主力军。中央文革小组最信赖、最倚重的是大学生，他们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指哪儿打哪儿。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清华大学）、聂元梓（北京大学）、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和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文革的斗争大方向。中央文革小组三天两头接见他们，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往往是通过他们一杆子扩散到全社会。两年后，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摧垮，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冠以“叛徒、工贼、内奸、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正坐以待毙。大学生们随即被毛主席派来的工人宣传队收拾，五大学生领袖悉数失宠，被发配艰苦地区劳动，文革后又下了大狱。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从组长陈伯达到来来去去的每个成员，都未得善终，这是后话。

军训很没意思，每天开会、学习、讨论，大眼瞪小眼，一点儿革命的气氛也没有。我在日记里写到：“4月21日，萧森到成都去了，我要有票我也去。” 我在本专栏前面文章中说过，哈军工的大学生曾在66年10月以后一度把我校当成“附中”而进进出出，我的同学萧森认识了其中几个四川籍的大学生。不久，又有两个同学去了成都。全国性的大串联早已明令禁止，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依然有很多大学生带着中学生在全国各省市“支援革命”，他们总有办法搞到火车票。

5月1日，例行的劳动节游园庆祝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如今人们更愿意叫它太庙）举行。那天我也去了，临近中午正觉得无聊想回家时，蠕动的人流突然停滞不前，随后就被士兵和工作人员拦在路旁，原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过来了。我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在文化宫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毛主席身穿一身灰色衣服，微笑着向我们招手。毛主席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看见毛主席啦！多高兴啊！毛主席万万岁！”

5月7日。我的日记里写着：“多么盼望着去大西南啊！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前沿，多少战友在浴血奋战哪！今晨传来成都XX（造反派组织，下同）在军区支持下，大规模挑起武斗，武装镇压造反派的消息，我的心更加迫切了！快些到达吧！”

5月12日，我和同学五菱到了成都，半年前也是我俩结伴去的杭州。“盼啊盼啊，坐了两天的火车，终于到了成都。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给造反派大涨志气。XX、XXX扬眉吐气，大马路出口小孩子把汽车拦住就检查是否有枪支。132厂（保密军工厂）被破坏得很厉害，碎砖烂瓦、弹迹玻璃片比比皆是，XX全都逃到乡下去了。”

5月13日。“大街上，一辆辆汽车，一队队的战士，抬着雪白的花圈，悼念牺牲的烈士。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有多少好同志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今天又有多少好同志死于刘邓的屠刀之下啊！”我记得去四川大学参加追悼会，校园里每棵树都绑着白色的小花，气氛肃穆悲壮。

1967年开始的一轮接一轮武斗，是造反派和造反派之间的互相残杀。每一派都以为毛主席站在自己一边，都以为自己的流血牺牲是在保卫毛主席。四川因属于“三线”（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从战略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有大批保密的军工厂，是产业工人集中的省份。由于受不同“后台”的操纵，以工人为主的保守派和以大学生为主的激进派之间斗争尖锐，动辄便诉诸武力，甚至动用重型武器。

当时，哈军工的联络站在高教局。我们睡地铺，吃食堂，菜全有辣椒。每天洗冷水澡，起初受不了，水龙头的冷水直接浇到头上身上，起初缩成一团，过了几天就习惯了。我们跟着大学生跑前跑后，每天的生活充满刺激，随时准备着XX派带着机枪手榴弹杀进城里，我们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奉献生命。那时，我还不到17岁，已经时刻准备当“革命烈士”了。

听说城外的XX派非常厉害，我和五菱决定出城看看，哈军工的大学生也很支持，觉得我们是小孩，又是女生，不会有危险。听说土桥是XX派的大本营，我俩径直去了土桥。坐了一段公交车，不通车的地方就走路。土桥有个造反组织“八一”，全部由复转军人组成，传说他们经常在沿路劫人劫车，活埋人，无恶不作，是十足的土匪，我们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到了土桥，发现那里挺太平，并非如想象中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也没有看到一个凶神恶煞的人。我俩在土桥待了大半天，找人谨慎了解情况，不暴露自己的观点，像个探子似的。有一个“贫下中农战斗军”的贫农和我们说的嗓子都快哑了，她哭着说：“旧社会我们受尽了苦，我们怎么能不保卫毛主席呢？我们不能让旧社会重新回来！” XX派得到了军区的支持，有的战士说：“我脱下军装就参加XX派，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不和他们在一起和谁在一起？”在XX派军部，一个XX派战士告诉我们，当地没有一个人参加对立面的组织。我们在土桥的那天，阴雨绵绵，仍旧看见三三两两的解放军去看他们。那天中午，XX派带我俩去一户人家吃了午饭，人家看我们是北京来的小姑娘，特别热情地招待，给我们吃的白米饭，好几个菜，其中我记得还有红烧牛肉。

傍晚，当了一天探子的我们回到市里高教局驻地，哈军工的几个大学生简直把我俩看成了小英雄。

我在给同学的信中写到：形势是紧张的。成都军区对XX派的反革命暴乱行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XX猖狂得很，他们携走了枪支弹药，叫喊“杀回蓉城，XX的血不会白流！”……我们反对武斗，但是不怕武斗！宜宾刚来的电话说，造反派只剩下最后一座大楼了，他们的前面是XX，后面是长江，一旦守不住，我们的造反派战友就要全部牺牲。……XX要踏平宜宾，然后从四面八方一举血洗成都，大屠杀不可避免，大血战不可避免，大搏斗不可避免！

我和几个同学在成都呆了一个多月。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大学生一块写传单，刻钢板，印发传单，后来我们搞到了一辆“嘎斯”（2吨半的卡车）改装的大篷车，用做宣传车。大学生们基本是川籍，普通话不标准，我又成为广播员，每天在车里念报纸社论和传单，散播各种惊人消息，譬如“中和危机，又有许多造反派战友死于XX派屠刀下！”“南站危机！我们的对面是全副武装的XX匪！是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徒！一个个造反派战士被抬下前线！”等等。在我的日记里时常出现口号式的记录“战友在流血，同志在牺牲！我受不了！”等等。

然而，我们直到离开，一次也没有遇到双方血拼的大武斗场面。时间一长，我们对这里的革命也失去了耐心，决定回北京。6月14日，我们和哈军工的几位大学生依依惜别，登上火车，结束了来产业工人集中地四川了解革命、参加革命的紧张生活。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几十年过去，那些在武斗中无谓献出生命的年轻人，除了父母亲人，谁还会记得他们？！



参考篇目：1、卜伟华《“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四三派”和“四四派”》   2、本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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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二十一：八月的历险


从成都回来，学校里四三派红色造反团（简称色儿团）和四四派东方红公社（简称东公）依然势不两立，当年反工作组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没有散伙。

“东公”支持军训、遵守秩序得到解放军的偏爱，他们把握了斗争大方向，继续批判“黑帮”原副校长胡志涛（8—5事件中身受重伤）。我记得一天胡校长被几个东公的学生簇拥着在宿舍楼前的路上往校园里走，初二年级一高大女生不断按压她的头，她气愤地一路质问，一路反抗。胡校长留在许多学生记忆里的，就是不屈服、不低头的样子，时至今日，提起她的名字，没有不敬佩的。 “色儿团”是保胡校长的，同时因为质疑解放军解散造反派组织、强制大联合，也被认为是反军训、反对解放军。

现行秩序永远存在反对者，而反对现行领导注定没有好下场。运动初期反对校领导的学生只是被警告被隔离，工作组来了，她们立即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被批斗、孤立长达40天，工作组走了，她们成为革命左派。这次军训，旨在把中学生圈进校园，重新恢复秩序，与工作组时期看不出两样，然而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因此反军训的性质更为严重，有的学校四三派头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进大牢。我校的“色儿团”也已成为一盘散沙。

学校停课一年多了，派仗和运动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再也激不起任何兴趣，我们变成了一个百无聊赖的群体。八月初的几天，哈军工的大学生从成都撤回来，返校途中路过北京，和他们的重聚，多少又燃起了我们的革命热情。他们说，黑龙江的两派斗争非常激烈，他们要回去参加斗争。没过几天，我班两个同学就不见了，原来悄悄去了哈尔滨。一天，和我非常要好的同学萧森告诉我，她有两张到哈尔滨的火车票，咱们去找狗熊他们好不好？“狗熊”是哈军工一个64级大学生的外号，大智若愚、厚道随和，我们都很喜欢他。去哈尔滨？太好了。大串联中我走过一些地方，觉得最美丽的地方就是大学。不说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北大、清华，就是派性斗争激烈的川大、浙大、甚至连弹痕累累的郑州粮食学院在我眼里都那么神圣。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哈军工虽是我不可企及的梦想，但是能看一眼也好哇。　　　　　

我口袋里正好有母亲给的八块钱，是在学校的当月伙食费。没告诉家里我就和萧森偷着跑了，那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第二天火车到达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堡时，忽然不走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特快”根本没有这一站，为什么在这儿停车？人们你问我我问你，大眼瞪小眼，列车员也不知哪里去了。有红卫兵在截车！谁大声嚷嚷。不少脑袋探向窗外，这才注意到站台上三三两两穿着褪色军装的学生不是等车的旅客，车厢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快关窗户，别让他们爬进来！”声音未落，窗户已经纷纷落下。我和萧森面面相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

双城堡车站是俄式建筑，尖尖的红屋顶，窄窄的玻璃窗，象童话里的小房子。我扒着车窗往外瞅，一支穿着清一色旧军装的红卫兵队伍从车站美丽的小房子里跑出来，他们个个腰系武装带，臂带红袖章，在统一指挥下迅速散开。这一来使列车上所有旅客的心都砰砰地加紧了跳动。只听有人在大声嚷着：“北京来的黑五类和反革命狗崽子听着，你们都他妈的滚下来！”他们浓浓的东北口音让我觉得很新鲜，禁不住偷偷地笑了。

萧森推我一下，低声说：“他们过来了！”我扭过头，立即被恐惧攫住了，全身都是鸡皮疙瘩。我相信那时的感觉犹如遇到了洪水猛兽，那分明是北京1966年恐怖八月的再现，可现在是1967年8月，他们怎么还敢这样疯狂？天高皇帝远，原来应验在这儿了。

一些人正被皮带驱赶着涌进我们的车厢，几个男红卫兵抡着皮带，把人抽得无处奔逃，聚成一团，他们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身体跳上座椅背，手扶行李架在坐椅靠背上行走如飞，看谁不顺眼回手就给一皮带。其余男女红卫兵堵住了车厢两头。“不许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有勇敢者在抗议，马上招来更粗暴的谩骂和推搡。“所有北京来的黑五类和反革命狗崽子都给我听着，我们是哈三中红后代红卫兵，现在勒令你们立即下车，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车下车上一片喊声。萧森给我使个眼色，告诉我沉住气，就不下去怎么着！她年龄比我大一些，也还不到18岁，可比我沉着多了。

陆续有人被推下车去，红卫兵挨着座位搜索，见不顺眼的就立马揪出来，连推带打踹下车。终于到我们跟前了。他们拿着我们的票看了看，问，你们到哈市干哈？萧森白皙的脸顿时涨红了，她说：“我们去亲戚家玩儿。”一个红卫兵模仿着她的口气说：“别（四声）玩儿了，有什么好玩儿的？回你们北京玩儿去吧。”在哄堂大笑中我两颊发烧，不知所措，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皮带快抽吧。我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一定不能哭。他们倒还客气，说，下车吧，我们保证把你们安全送上返程车。

我俩被押下车厢，立即被那个场面镇住了。站台上红卫兵排成两列人墙，高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他们唱得特别卖劲，声音极有威慑力。这种歌只在六六年八九月间北京流行过一阵，很快就臭了，想不到一年后在哈尔滨的红卫兵中能唱得这么整齐雄壮有气势。我觉得滑稽好笑，心里却更加恐惧，不知这帮狂妄野蛮的“红后代”究竟能干什么。所有学生模样的人都被抓下了车，在两排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中间走过，就像电影里被捕的共产党员一般。

解除包围的17次特快列车撇下我们，长叹一声，终于往哈尔滨去了。

候车室里，所有的长凳都围成一圈，把抓来的各地学生围在中央。哈三中红卫兵们站在长凳上。起初是双方辩论，都叫红卫兵谁怕谁呀？你们凭什么说我们是黑五类，再说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叫你们滚就赶快滚，少废话！黑龙江是独立王国吗为什么来不得？争吵的声浪一波盖过一波。不一会儿形势的均衡就被破坏，只见皮带和铁链子在人群头上横飞。有人流血了，场面迅速被暴力控制。萧森拉住我不知怎么竟躲到了包围圈外面。天色已黑，候车室的白炽灯泡光线昏黄，打人者与被打者都累了，红卫兵们开始补充给养，吃面包喝汽水，气氛松懈下来，其他人席地而坐，静等事态继续发展。

那真是浑浑噩噩的一天。饥饿、干渴和劳累使我们麻木淡漠，恐惧不再难以忍受。随他们便吧，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半夜，一列慢车无声地靠站，我们在哈尔滨三中红卫兵的夹道押送中，被赶上火车。火车慢慢腾腾地走了一会，又进站了。是个小站，没有站台，萧森拉着我跳下火车，黑黢黢地找不到北，我们趟着没膝的青草网友灯光的地方走。几间砖房就是车站了，票房里灯光昏暗，灯泡上落满了苍蝇屎。地上、长椅上蜷缩着几个乞丐和流浪汉，我俩拉着手在一条肮脏的长凳上坐下来，用眼睛的余光不时监视着那几个衣衫褴褛的男人。他们除了脏，也不特别令人惧怕，夜深以后就纷纷睡了。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我们又脏又累，又饥又渴。回忆这惊心动魄的一天，忍不住嗤嗤地笑起来。就不走，偏要去哈尔滨，看你能把咱怎么着。我们啃着硬面包，就等着下一班下行列车。

到达哈尔滨已经天黑了，天知道哈军工在东南西北呀？哪里的高音大喇叭正在高呼炮轰、打倒、绞死谁谁的口号，大字标语的墨汁还在流淌，人群熙熙攘攘。萧森说，你看，哈师院的大学生不知在接谁，咱就跟他们走，管他呢，先有个地儿睡觉，明天一早咱再去找狗熊他们。于是我们就去了哈尔滨师范学院。到了师院真像到家了，有两个陌生的大姐姐领我们去食堂吃饭，黑龙江的土豆炖豆角太好吃了，我吃了一大碗，直到肚里没缝了心里还惦着。后来我们被领进一间女生宿舍，我最后一个印象是那张床铺又干爽又舒服。

那一夜我睡得特别瓷实，第二天早晨萧森问我听到枪响没？半夜里机关枪突突地，就在附近。我什么也不知道，连梦都没做一个。哈尔滨也是军工厂集中的城市，什么四海厂伟建厂听说都是造飞机的，还有三大动力也很有名。

吃过早饭，食堂里有人来告诉我们，今天是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一会要上街游行庆祝。我俩很兴奋，决定游完行再找狗熊他们去。北京的运动虽然紧张激烈，都是静坐，大学生们在府右街、长安街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可是没有上街游行这回事，我们觉得很新鲜。不一会儿，我们就跟着队伍出发了。队伍不长，规模不大，大概是到什么地方集会吧，我和萧森手拉手，走在行列里，大家反复地高唱国际歌，气氛有点悲壮。记忆里沿路的车很少，看热闹的人也不多，马路两旁全是高大的树木，层层叠叠的绿遮掩了俄罗斯风格的建筑。有的路是花岗石块铺的，路面一格一格的，一步一格，就成了走台步，一步两格，是比较适中的行军速度，一步三格，就有点象木偶皮诺曹走路了。

走到林机厂附近时忽然有骑车人赶上来，大声说：“你们快走，棒子队来了！”

所有的人都回头看，什么也看不见。队伍继续行进，国际歌唱得更加悲壮。萧森拉紧了我的手，紧张使手冰凉潮湿。

“亚麻厂棒子队出发啦！”

“他们已经到林学院啦！”

“你们快跑吧，不用五分钟他们就上来了！”……

不断有好心人骑车赶上来报信。气氛大变，有了火药味和血腥气。我们开始小跑。杂沓的脚步和气喘更增加了不安。跑了一会儿，有人喊了口令，改为齐步走，稀稀拉拉的队伍重新归拢，大家挽起臂，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说时迟那时快，棒子队已经包抄上来，他们人高马大，脸膛黝黑，头戴柳盔，手持铁棒，前堵后截，铁壁合围，把我们这一小撮困在马路中央。我们的队伍乱成一团，大家都往中间挤，谁也顾不了谁。我因瘦小单薄被甩在最外面，立即被一只大手抓住揪出队伍。慌张中我拼力挣脱，急忙拉住一个我校高中同学的胳膊，我可不想被棒子队抓走。这时我感觉有什么重物落在前臂上，我的手不由自主松开了。我被推搡到一辆大卡车旁，他们命令我爬上去，我偏不。于是有人把我举起来往车里扔，我挣扎着失去了平衡，伸手去抓大厢板，咦，手一点不听使唤，前臂自己扭了九十度。我成了第一个俘虏。

不一会儿，陆续有男女同学被推到车上。我在此无法描述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不是记忆力衰退，而是当时我什么都没看清。我的眼镜在混乱中不知何时怎样就丢了。

几分钟或许十几分钟吧，棒子队就把我们干净利落一个不剩地全部抓获。萧森是在我之后被抓来的，她一上车就确认我手臂骨折了，于是她一直搂着我，用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右臂，在以后的许多天里她始终象个小姐姐一样呵护着我。我被同学们围在中间，因为大家认为我最小，又受了伤，不能再被棒子队伤害。棒子队队员一圈人都坐在卡车槽帮子上，象屏风似的。“战斗”一结束，棒子队们就把俘虏押回各自的单位，我们去的地方是哈尔滨亚麻厂。

我们这十几个人被关在一间大房子里，有个男孩子，好象是个南方人，他躺在地板上，他的肚皮有个洞，大概是被梭镖扎的。棒子队除了铁棍还有梭镖呢。天色已经暗了，（为什么记忆里事情总是发生在黄昏呢？而且还吃不上饭！）有两男一女来给我验伤。他们让我把手伸直，可是手却自动旋转，一个男的严厉地说，你使劲伸，咋就折了？不可能。我用左手捧着右手，尽管不太疼，可是它不听使唤了。那女的轻轻捏了捏我的胳膊，又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是一问三不知，细细地想，也说不清楚胳膊怎么就折了。她说她看不了，伤处都肿了怎么不是骨折？必须送我去医院。

到了医院，我即被送进急诊室。一照X光，果然是桡骨骨折。医生说，小姑娘，接骨特别疼，你受得了吗？给你打一针麻药吧。我说我不怕，我保证不哭不叫。萧森说打一针呗，要不多疼啊。我说我肯定能忍住的。在X光机下，三个医生，他们象拔河似的，一人从肩膀处扯住我，一人握住我的手，第三人负责把错开的断骨复位。因为是暴力打击致伤，齐茬断了的桡骨已经重叠在一起，必须把它拉直对上缝，才能打石膏。我那柴棒一样的小细胳膊被两个成年男人的大手又拉又拽，我抓住萧森的胳膊，指甲掐进她的肉里。暗室里非常热，医生们额头上都渗出了汗。只听他们说，这小姑娘还真坚强，疼你就哭嘛。我特别疼，可我就是不哭。终于把石膏打上了，一照X光，骨头还是错开的。他们只好打开石膏，先用夹板固定，让我第二天再做一次复位，实在不行，只有开刀用钢板内固定了。

我们回到亚麻厂已是半夜，不知其他同伴被关在哪里，萧森和我被单独安置在一间办公室，她把两条长椅拼在一起，照顾我睡下，那夜尽管我们人困马乏浑身伤痛，但谁也不敢睡实。我们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性别意识，因为是女生，只觉得无名的恐怖充斥在房间内外和我们的心头，所以我们也不敢关灯，蚊子劈头盖脸，只好用衣服包住头，于是更闷更热。后来我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被押上卡车，送到哈工大，关进Ｕ型楼最高一层一间非常大的阶梯教室，所有被抓的男女生全部集中到此。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大男生从外面走进来比比划划给我们训话，没有人听他的，依着阶梯大家有坐有躺，嗡嗡声一片。他非常恼火，用武装带啪啪地敲打着讲台，后来就在黑板上写一些口号。他幼稚的举动引来一阵哄笑，连他们的人都笑起来。后来就开始个别谈话，大概看我长得小，容易招供，最先把我叫出去。和我谈话的是两个女大学生（其中一个是六六届毕业生，后来她和我还通过信），她们先是问我知不知道谁是领导，怎样策划的游行，我自然是什么也不说。她们居然知道我的外号，亲切地管我叫“小麻杆儿”，我就势做天真状，其实我一点儿不天真。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压根就什么都看不清，我的眼镜都让棒子队打飞了，我哪里分得清谁是谁。她们笑说我受了蒙蔽。回到大教室，许多人都围上来对我表示慰问，是不是他们威胁你啦打你了没有？我说他们对我态度挺好，问的事情我真是不知道嘛——上级的姓名我不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不知道。大家就笑起来。当天下午，我们中的领导人——原来真有领袖呢，他们可能是大学生——作出决定，其中一条是要求立即送我住医院，另一条是无条件释放全体被抓学生，由事件策划者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宣布绝食抗议。

在绝食二十四小时以后，他们答应送我去医院。临行前那位六六届大姐姐还给我买了饭，我拒绝吃，因为我不想做叛徒。萧森说，你要开刀呢，不吃饭怎么挺得住？其实我特别想吃，就和萧森即刻把饭菜卷个精光。

我又来到了那家医院。骨折内固定是比较简单的手术，医生耐心地对我解释，为什么必须开刀，在断骨上镶一小块不锈钢板，使齐茬的骨头对好，不再重叠，骨头很快就长上，比外复位效果更好。我听着，觉得很好玩，就说，我不在乎，开刀就开刀。萧森代表家属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后，我就被带进手术室。是臂丛神经麻醉，刀子用力划开皮肉时，我感觉很疼，医生当即给我打了一针，说，小姑娘，这回不疼了，睡一会就好啦。我听见一个声音说这个钻头大了，把几号电钻拿来，听见金属器械清脆的音响，听见敲击的叮当声……我很快就睡着了。

过了几天，萧森告诉我，周总理亲自给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打来电话，要求立即释放北京学生，现在事情已经解决。１９６７年是各省集中成立新政权的一年，叫做“革命委员会”。上海王洪文等造反派第一家夺权，叫“一月风暴”，黑龙江的革委会被冠以“东北的新曙光”。

我在医院得到了医护人员细心的照顾，他们没事时总喜欢和我聊天。记忆里长久不忘的有两件事，一是那家医院的臭虫特别多，夜里一关灯它们就大肆活动，吃饱了就藏在枕头下面。我被咬得夜不能寐，又困得晕晕乎乎。每当发现一只臭虫，就穷追不舍，用手指把它们碾死，雪白的墙壁上留下了一条条长血道子。二是病房里有个小姑娘，皮肤很白，大眼睛很黑，像个可爱的洋娃娃，惨的是被火车齐根轧断一条腿，她每天在地上爬，一跳一跃，像只小青蛙，忘了有没有父母。

我在医院住了十来天，拆线出院那天，萧森和狗熊他们一起来接我。哈军工虽在文革开始已转业为地方院校，但因各专业涉及国防机密，戒备森严，大门全有士兵站岗。我们是从一个破墙洞钻进去的。哈军工的每一栋建筑都很精致宏伟，屋顶全部覆盖着宝蓝色琉璃瓦，当时我觉得这所大学比北大清华都气派。

回到北京，已是九月初了。再次走进学校大门，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1971年夏天，我下乡到北大荒852农场的第四个年头，忽然有两个哈尔滨公安局的警察找我，吓了我一跳。原来他们是来调查67年8-18外地学生被棒子队殴打、抓捕的事，他们竟然在茫茫人海里找到了我，让我对警察的能耐佩服得不行。1979年，我已经调到河北任丘白洋淀附近的油田工作，又是炎热的夏天，又是哈尔滨公安局的警察，再次找到我调查当年棒子队的暴行。打你的人什么长相？是否同时有别人受伤？棒子队是否抢劫财物？有没有女同学被强暴？等等。我实在辜负了他们的心意，因为眼镜没了，我什么都看不清，因为年纪小，我什么都不理解，因为不理解，所以也记不住。我对他们怎样排除万难，找到了我更感兴趣。我们的交谈很愉快，我请他们在家里吃了饭，尽管我做饭手艺实在不怎样，心意是到位了。不管怎样，哈市公安局如此投入，证明他们对文革“三种人”的清查是细致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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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之二十二：渺茫的等待


我母亲发现我离家出走，每天心惊肉跳，夜不能寐，收到我用左手写的信后，认定我死了，以为是别人假借我的口气写的呢。这是我回到家里那天她说的，母亲一边说一边流泪，你去哪儿了也不告诉娘一声，一走就没音信，以为我的老闺女没了啊！她的眼泪怎么也抹不干，止不住。我心有恻隐，只是一闪而过。母亲经受了怎样的煎熬，我完全不能想象，心里还觉得她真能小题大做。革命让我的头脑简单、感情生硬、心肠粗糙。母亲生于宣统末年，是一个富裕农民的独生女，不识字，裹小脚，自称“老顽固”。我在当年北京最好的女中，接受了最正统的阶级斗争教育，又值青春期，非常叛逆，心里蔑视母亲觉得她像地主婆，整天和她划清思想上的界限。她一说起从前的日子怎样舒心，现在又如何“穷断了筋”，我就特别反感。所以，她让我往东，我偏要往西。就是这个裹小脚不识字的“老顽固”，在极端困窘的日子里，保留了我的文革日记，没让虫蛀没让鼠咬没卖破烂。当我今天写这些文字时，对经历的往事有白纸黑字做依据，避免了把凭空想象当做记忆——而任何个体的记忆都是不可靠的。

1967年9月，我本应读高中二年级了，然而我仍旧是个没有毕业证的初中毕业生。每天在学校里闲混，既无书读，也没有革命可搞。我母亲比我还不满，常常唠叨，这是啥世道？学（xiáo）生不念书，教员不教课！我觉得她分明是对我天天不上学，在家吃闲饭不满。她还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你积极了半天，连胳膊都断了，你得到了个啥？（楷体为本人日记原文，下同）气得我只能和她争吵，一定要在气势上压过她。这辈子母亲是受我伤害最多的人，她又是最疼我的那个人。

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里说：“经过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我们揭露和打倒了党内最大的最腐朽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了一批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取得的成就，是震惊世界的。”

学校基本上恢复了以军训解放军为主导的正常秩序，每天跟着上课铃我们走进教室，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譬如“要斗私批修”，人人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端正对新生事物的态度，譬如各级革命委员会。10月4日全校学生去郊区农村参加秋收劳动，这意味着恢复秩序的开始。文革前北京的中学生从上初中一年级开始，每学年必定要在五、十月去郊区农村参加两个礼拜的劳动。我因手臂骨折未愈，没有下乡，百无聊赖，无所事事。10月20日，秋收劳动结束，学校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让每个学生总结自己军训以来的表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上交的思想总结题目是“我们向何处去？”，通篇除了大道理就是给自己扣大帽子，譬如“无政府主义”啦“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啦，等等，想必别的同学也大抵如此。

11月3日。“西北风刮起来了，树叶开始脱落。但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啊，却永远是那么朝气蓬勃！听说我校不少同学已经报名到边疆插队，她们是我们的好榜样。”

11月4日，军训团提出了革命委员会名单。11月8日，师大女附中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自1966年6月党总支瘫痪以后，学校终于有了正式的领导班子。军训团的政委兼任一把手，我们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成为主要领导，她热情洋溢，笑声爽朗，性格豪放，写一手刚劲漂亮的板书。也许因为她曾是志愿军文工团的战士吧，她的政治热情始终高涨，从反工作组开始就一直走在运动的前面，是坚决支持军训、和四四派学生组织东方红公社最早联合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的带头人。文革前我曾经非常喜欢她，文革后因观点不同非常不喜欢她。

11月10日，星期五。我写了很长的日记，梳理自己混乱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的司令部胜利了，刘邓黑司令部倒台了，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形势的总特点。”“文化革命的第三个年头——扫尾工作已经开始了，这是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支文化革命的劲旅介入地方以后到五一六（炮打周总理的组织）的出现为转折点的。从八月中旬以后，全国就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以北京镇压五一六为起点，估计今后镇压规模更大。随着镇压运动的兴起、高涨，开始全面复课，恢复党团活动，恢复党委制，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要大树其革命权威。”我，一个刚刚17岁的女生，居然如此有条理地对文革形势做了展望，可见当年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没错！毛主席动用最大的资源、全国7亿人民打倒了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各省市的一把手，的确要鸣金收兵了。随后，他用了生命最后的力量来收拾残局，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对接班人的遴选和废黜，让历史如此扑朔迷离。直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离开这个世界，他身边值得信任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对于伟大领袖来说，文革真是以闹剧开始，以悲剧结束。

文革已经进行一年半了，大学生们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搞路线斗争兼谈恋爱，而被文革边缘化的中学生却大搞起线路斗争。什么叫线路斗争呢？就是男生热衷于自己攒半导体收音机，女生热衷于编织毛线。我在11月19日的日记里写到：“天天中午如此，人们忙碌地编织着各种生活用品，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许多从来不敢在学校干的事现都成了理所当然，大家在阳光灿烂的教室里摆开了架势，织毛衣、手套、袜子，看《静静的顿河》、《红楼梦》。”

11月12日，我在日记里写到：参观了“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果展览”，过去了的事情又重现了。陆平黑帮的猖狂，工作组的镇压，刘邓狰狞的面目，地富反坏右的变天账，张着机头的手枪，西纠的报复，联动的垂死挣扎，一幕一幕跌入人的眼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要进入第三个年头了……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地坐下来总结。

那时流传着一本小说名字叫《军队的女儿》，主人公刘海英小小年纪自愿从湖南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艰苦的劳动中，在一次次危险时，都以勇敢顽强的精神面对，落下一身伤残，成为那个时代的励志典范。小说改编电影《生命的火花》，主题歌流行一时，几乎人人会唱：

宝贵的生命属于人民／让生命的火花放射光芒／勇敢坚贞意志如钢／大时代的儿女／你不寻常你不寻常／为了人民的利益／让生命放射出光芒！

造就了刘海英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让我和几个同学非常神往。我们专门去有关部门打听，能不能让我们去新疆，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实在没意思透了，渴望尽早到火热的三大革命中去锻炼自己。我们把好话说尽，得到的答复是，北京历来没有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配中学毕业生的任务，文革前北京中学生下乡的方向只有两个：山西曲沃农村和北大荒的国营农场。前者是市长彭真的老家，后者是新开垦的处女地。他们让我们回学校耐心等待分配。

11月16日，星期四。我们到天安门广场给去内蒙古牧区的同学送行。人山人海，我看见不少同学都哭了。大家都拉着手，呼喊着自己战友的名字。……汽车满载着我们的战友离去了，几天以后，他们就将在烂漫的草原上放羊，也许几年后，他们就是顶呱呱的牧民了吧？我想着，卷在上万的人流中，我思想深处在激烈地斗争着。

11月25日，星期六。解放军撤走了，指导员在汽车上挥舞帽子和我们告别的情景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不少同学都哭了。……我深深地尊敬指导员，他是老党员，是我的父辈，朴实、忠厚，谁能想到，解放军为了我们，曾有多少不眠之夜！文书哭了，对我震动很大，过去我总瞧不起他，觉得他私心多，怕担责任，等等。最可贵的是他努力学习最高指示，从不间断，他很单纯，我今天才认识到这一点。解放军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工农子弟兵无限热爱毛主席的红心！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对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感情，比起解放军对红卫兵的感情是相差的多么远啊！

军训解放军的撤走，标志着北京各中学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恢复了校园秩序，再也听不到造反的声音，不过离正式复课还差得老远呢。下一步，就是处理积压在学校的六届学生，即66届、67届、68届初、高中学生，所谓“老三届”。校园不能总让这些“老”学生占着，必须尽快腾空。小学里四、五、六年级的孩子等着一窝蜂进入中学的大门，而许多八、九岁的大孩子还没有摸过小学一年级的课本。教育的断裂和异常，不知让几代青少年的基础教育变得支离破碎。

关于上山下乡的消息，校园里已经满天飞。这样的舆论让每一个在校生的心灵都受到震荡。想留在城里继续读书，修完学业，补充学历，已经是白日做梦了。

12月5日，星期二。上山下乡和工人农民结合应该是我选择的道路了！……到东北北大荒，和工农在一起对我一定很有好处。因为我们这些学生皆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我深深地知道，选择这一条路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这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终生大事。

12月9日。北京站的月台上挤满了人，大家都来欢送自己的战友，一会儿列车轮子一转就把他们送往祖国的边疆了。一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好好干吧！”小胡萝卜多可爱呀！还有周糊涂、朱立清、钱德林……朝夕与共的战友就要分离啊！许多人都哭了。我握着小胡萝卜的手，忍住眼泪说：“等着我们吧，小胡萝卜，下次我们一定去！”她笑着说：“我们欢迎你们。”我没有哭，为什么要用眼泪送别呢？反正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重逢的。列车缓缓地离开了站台，我怔了半天，眼泪还是遮住了眼帘。（小胡萝卜不是我的同班同学，我抄录这段日记时，完全想不起来她的模样。）

毛主席说：“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上山下乡成了康庄大路，先行者已经踏上征途，看来我们只能等待了。

12月26日。早晨很早就去王府井（新华书店）买毛主席语录，天可真冷，但是人们的心却像火一样炽热。日自韶山出，日出东方红。今天是光辉的12-26啊，毛主席七十四岁的寿辰！敬爱的毛主席啊，黄浦滩头您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今日已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强旗手；井冈山您亲手创建的第一支人民军队，今日已成千千万万浩浩荡荡举世无双！您领导革命先辈打下的江山——可爱的新中国已成为世界革命强大的红色根据地。展望世界，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已经在全世界每一块土地燃烧，二万五千里的伟大实践以使越来越多的被压迫人民明确了斗争的方向，前进的道路。看明日之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是我们最伟大的导师，最杰出的领袖，最天才的统帅，最卓越的舵手。您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敬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满腔的激情啊在沸腾，12-26，是全世界人民最最幸福的光辉节日！

人们都不觉得冷，尽管手冻僵了，脚冻疼了，但这又有何妨？谁不盼望能够买到一本金光闪闪、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啊！

“毛主席语录只有四百本！”不知是哪个同志说。人们都议论起来，“不会吧？”“怎么卖这么少？”“我一定能买到！”到消息确凿后，人们仍然不离开队伍，从王府井一直排到东单，浩浩荡荡，谁舍得离开队伍呢？万一……

我的运气太不好了，本来满可以买到，但是加塞儿的人太多了。人们为了买到红宝书，竟然不讲道德。我失望极了，都要气哭了，幸好买到一套毛选皮儿。（深红色塑料皮——笔者注）

如实抄录当年的这篇日记，我不担心读者和网民会抱以轻蔑一笑。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当年的真实心境。

挨了半天冻，没买到红宝书，我的1967年在沮丧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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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二十三 终结篇：我的1968


1968年来到了，青春的轮子依然在空转。我们无书可念的虚耗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对革命和派仗早已厌倦。自从学校有了革委会，班里也有了新的班委会。班委会组织了几次劳动，我悉数记录在日记里（楷体为日记原文）。

1月4日。这几天过的都很没意思。今天下午到西单食品商场卖东西，倒很有意思。我们先在卖处理水果的柜台，赵XX称秤，我算账。顾客一多，我就晕头转向，不是多找了钱，就是少找了钱。多亏顾客还好，都很自觉，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当个售货员不是很容易的事，既要不使国家受损失，又要让顾客心里满意。卖处理的香蕉角（原文如此）时，有一个人买的一斤中，大多数个头都很小，我们卖给别人的都比他的大，他很不高兴，要求换一下。我要给他换，而XX偏不给，还跟人家吵了起来，我心里很不高兴。那个人没有办法，就到萧森处排队，但已卖光了。

1月9日。思想空虚，浮躁，无所作为。一九六八年的开始难道就让它这样吗？

1月11日，星期四。

最高指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我的多篇日记都以毛主席语录开头。那时，写信开头要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早请示、晚汇报也开始流行，即早起后、晚睡前对着毛主席像或太阳升起的东方，述说当天要做、已做的事，产生了什么“活思想”，哪些属于私字一闪念。笔者注）

今天我们几个人在部队生活了一天。

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坐上了赴南口的火车。下车后，我们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就逢人打听：4636在哪儿？人们都很熟悉4636，告诉我们方向，不多一会儿就找到了。我们多么想看到文书、四排长等解放军啊！但他们已经走了，而且刚走了一天。（该坦克部队开赴越南战场——笔者注）真不凑巧，我们难过极了。

一分队的解放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虽然我们和他们并不熟悉。一连文书李志业同志是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他陪了我们整整一天，还给我们讲了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

（1967年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决定，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三支”即：支持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两军”为：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笔者注）

他们不怕围攻，不怕挨骂，不怕挨打，几夜睡不上一个觉，踏巨浪、顶恶风，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一连一排长说，怎样和工农结合，有些人和工农在一起，但他的思想感情仍然是旧的，是资产阶级的，这说明人的因素主观的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比如：在学校里排长天天打扫教室，擦桌子，这就是人民战士的本色，朴素的品质，但是我们同学呢，一听到要劳动就往家跑，就是两种世界观的反映。他还说，斗私斗在大节上怎么理解呢？一个人，热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是大节，大节就是一个人的根本立场，要从每一件事情上做，如吃饭的时候，你是先吃窝头呢还是先吃馒头？这就有公与私的斗争。只有在每一件小事上都抓紧破私立公的斗争，你才能保持革命的大节。

我们在晚上看到了指导员，他还是那样红光满面，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要毕业了，一定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毛主席来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艰苦的地方去。（指导员所在的团都开拔了，只有他没有上前线，可能年龄大了吧——笔者注）

晚上，我们紧赶慢赶，向车站奔去。路上，大家都高兴地说，今天虽没看到文书他们，但我们同样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接触了战士，他们的思想境界真高哇！



我至今记得，那天我们在军营里吃到一种菜，味道像咸蛋黄，特别沙，一打听才知道是腌的小土豆！大土豆做菜了，小土豆也没糟蹋，腌成了“蛋黄”！



1月19日。今天下午去肉食品加工厂劳动。这里到处是肉。一头杀死的猪经过许多双手，就变成了可口的肉松、香肠等等。我们都穿上白色工作服，戴上白帽子，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笑了起来。XX像个全聚德的老师傅，XX又矮又胖活像《见习水手回忆录》里的厨子，XXX更可乐了……

干活了！XX她们洗大肠，猪肠子里有屎还有蛔虫，但大家都不嫌脏。我和三个同学负责掐香肠，把肉灌进肠衣里，再结上口。老师傅弄得又好又快，我们老是系不上。用竹棍把弄好的香肠穿成一串，很沉。起初我很不想干，心想，ＸＸＸ为啥不穿，就剩我一人干？我胳膊骨折刚好，又不好使，越发觉得肠子沉极了，简直拿不动！后来，我去洗肠衣，一直洗到回家。

1月20日。下午到19路公共汽车上宣传市革委会的文件，动员外地人回原单位。目前在北京的好多外地人中有不少坏人，地富反坏右、特（务）、投机倒把分子，他们无不乘机捣乱破坏，我们要搞群众性的宣传活动。

1月21日。天天如此，在公共汽车上宣传，到底有多大效果？我发生了怀疑。同学们热气不高了，不愿意来了。今天就有几个人没来。上级让我们搞八天，明明没有效果，我们也这样干吗？不！

1月21日。今天造反了，再也不干这种白费力气的事了。

……

4月6日。毛主席语录操，是毛泽东思想战胜一切旧思想的伟大成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占领体操阵地的重大胜利。这几天学习语录操，有些累，因此产生了逃跑一闪念，这不仅是小资产阶级的一贯散漫性，更重要的是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无限忠于毛主席就不怕苦不怕累，一定要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和极大的革命热情努力学习。学习毛主席语录操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

当我们为不知怎样打发时间而苦恼时，各校新的革委会却在忙碌之中。他们在忙三件事，一是就近招收新生入校。二是对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实行秋后算账，要么进监狱，要么内部处理。三是抓紧处理积压的老三届学生，让他们赶紧离开学校，给后面的孩子倒出地方。现在想来，文革中的中小学校，就像地震后的堰塞湖。

师大女附中无条件地就近划片招收新生，男女通收，这在建校半个世纪以来， 是破天荒第一次。

1月14日，星期日。今天新生开家长会，我校招新生25个班共1000多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修正主义统治女附中十七年，把女附中完完全全变成了贵族学校，为了考取女附中，人们都忙得不亦乐乎，或用功昼夜，或靠父母的“资格”，或偷偷摸摸地走个“后门”，就这样我们这样的学校越来越修，特权思想，白专思想大泛滥，何曾有人关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女附中燃烧，她的丧钟敲响了！现在分片招生，许多工人农民的子女能够上我们的学校，我们高兴，他们更是高兴啊！过去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子女能上女附中啊！新的女附中一定会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诞生！（这篇日记通篇是文革式语言）

学校为了对新生加强管理，从在校生中选派了很多“辅导员”，去帮助新生班开展入学教育。这些在小学多呆了两年的66届高小毕业生，通常就叫“69届”。可怜他们连初中的课本都没见过，转年即被分配到黑龙江各国营农场（当时已改制为生产建设兵团），孩子们平均年龄只有十六岁。比“69届”幸运的是“70届”和“71届”，他们的基础教育虽然只有小学五、四年级水平，可是他们不用上山下乡了，全部得以在城市就业。

变成男女合校的北京师大女附中，1972年更名“北京150中学”，隶书于北京市西城区。1978年，在全国教育拨乱反正、重回正轨过程中，“北京150中学”更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简称实验中学），回归北京师范大学管辖，再次成为重点中学。

同时，在中学里对造反派头头和“联动”分子的秋后算账也在进行。1月23日，星期二。我在西单看到了王宇的声明和28中八一八红卫兵的大字报。66届高中生王宇是28中八一八红卫兵的创始人，该组织是北京的中学里最早组织起来的造反派红卫兵之一，他们反对工作组压制学生运动，反对血统论的阶级歧视，是中学里最早参加“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司令为北京地质学院大学生朱成昭）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王宇是中学“四三派”代表人物之一，家庭出身好，本人一直是优秀学生，却因“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关押，与他一起遭受厄运的还有该组织另一个头头侯英。我虽不认识王宇，心里也很难过，在日记里几次鸣不平。男六中红卫兵在1966年八月“破四旧”中，以暴力和残忍臭名昭著，因把红色恐怖万岁用红字刷写到墙壁上令人不寒而栗，而成为恐怖的红八月的象征。因公开反对血统论和血腥暴力而成立的六中红旗，一直受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但是它的头头康典、李峰也被定为反革命坏头头，开除出六中革委会。我在日记里表示了强烈质疑和不满。

2月19日，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笔杆子戚本禹倒台。2月27日，听说31中（男校）次日要斗争关雨生和叶XX，我大为吃惊。叶XX，小名黑子，他家与我家住一条胡同，他头脑聪明、举止文雅，人很健谈，我常找他妹妹玩，因而也和黑子比较熟。他的罪名是组织了“地下复仇军”，听上去很可怕，可我压根不信，晚上还去他家了解情况。除了他母亲和老保姆“胖妈”外，我还见到了平时很少见的他父亲和姐姐，她姐文革前由女一中保送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街坊四邻都很羡慕。

我校革委会没有对四三派头头实行整肃，但有两位同学被批判斗争。看上去只是个案，与文革初期学生斗学生不同的是，这次由学校领导机构直接批准，由所在班级具体组织，没有暴力折磨和人格羞辱，但是对学生精神的打击却更沉重。一个关于高一三班反动学生XX的决议，在全校传达。XX是干部子女，参加过“联动”，主要言论是“二十年后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确与否，几十年以后才能证明”，“有种种理论推断，中国必然要出修正主义”等等。4月2日那天，在实验楼的大阶梯教室召开斗争XX大会。我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斗争XX的大会空前好，秩序井然，群情高昂，史无前例。高一三班的一篇稿子，写得很深刻，有科学的分析，有严肃的批判，令人心服口服。对于XX的批判，决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要狠批极右的“联动思潮”，批判资产阶级的特权思想，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提高我们的觉悟。批斗会上，XX奋力抗争，坚决不肯低头。她被同学从身后架起胳膊，不得不弯腰低头，却一再执拗地仰起脸，与按压她的同学争吵。她是一个五官标致的漂亮姑娘，白皙的脸因愤怒涨得通红。多年前我看到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的日记还写了初三四班XXX同学，参加了反革命分子李洪（今已不知何人）组织的阴谋小集团《红卫兵批判小组》，以批判《欧阳海之歌》为名，恶毒攻击我国十八年来的各项基本政策，猖狂地侮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同学因为佩服小集团的人“有头脑”、“有学问”、“有抱负”、“有苦干精神”而投奔了他们。该同学起初也很“顽固”，不承认错误，据理力争。她出身工人家庭，1968年的工人阶级地位远超“革命干部”，所以她的事没有刻意扩大影响。

当我们即将离开学校，去农村、去边疆扎根革命之际，对学生中的“坏头头”“反动学生”的清理、拘捕和关押，是文革爆发以来，学生斗学生、工作组整学生、“红五类”斗争“黑五类”、造反派斗争“联动”等一系列自相残杀的最后一幕。上述几位本校、外校学生的遭遇，是文革中千千万万人的命运缩影。受害者与加害者既可以互换，也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回想文革初起到现在的两年时间里，每一派造反组织都认为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每一个青少年都以能当毛主席的红卫兵而自豪。结果却是，每一波革命中站在风口浪尖上的青少年，最后都被整得面目全非，伤痕累累。几年后，我们天天敬祝身体健康的副统帅林彪出事，被定为“反党集团”，在全民大批判中下发过一个机密文件，即林立果等人起草的《五七一（据说是武装起义的谐音）工程纪要》，厚厚的一本，我记得其中有一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绞肉机”，事实证明这个比喻精准到位。

1968年4月27日，就要进行毕业分配了！学校给66届学生办了学习班，要求大家端正态度，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少数人留城进工厂，多数人上山下乡）。5月6日，我按要求写完“本人鉴定”，5月7日报名去北大荒国营农场。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我十七年的培养，决心做一名光荣的北大荒人。

其实，66届初、高中生的毕业分配，早在1967年冬天就开始了，零星的、数额极少的分配，既有北京的保密工厂、首钢公司、纺织厂、服装厂，也有西北的三线工厂。我们班45人，大约有四分之一留在北京进了工厂和服务行业。去北大荒农场的名单是5月29日公布的，我班有15人“上榜”，其中一位同学坚决不去，反复的结果又增加了5人，变成19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妈让我姐去学校找老师说情，我身体不好，一直免修体育，我胳膊骨折，正在恢复。其实我留城的理由挺正当的，老师立即同意了我姐的意见。6月3日是我18岁生日，我在日记里说：“今天我已经18岁了！上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老师忽然又通知我不去北大荒了，气得我眼泪都掉了下来。经过一番奋斗，又到医院开了介绍信（诊断书），才算解决了。这事太气人了！”别人去医院开诊断书是为了躲避去农村，而我却是为了去遥远的大东北！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留下，最好的结果是去大集体所有制的“西城区红卫服装厂”，稍好一点的国营工厂，一准没有我的份儿。一想到天天趴在缝纫机上，和一群只知道东家长西家短的老娘们儿做同事，我就受不了。如果我不去北大荒，耗到后来一定是去山西、内蒙插队，我挣不上工分养活不了自己怎么办？继父在房管所当壮工，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母亲为了和他多要几块钱都要吵架，我好意思让他继续供养我吗？去北大荒国营农场，有工资保障，起码可以养活自己。

出发日期定于6月13日。剩下的时间就是迁移户口，收拾行李，与亲朋好友告别。没有什么特别的欣喜，因为就要离开家人到遥远、严寒的边疆，未来一片迷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悲壮，因为是自己选择了北大荒。

1968年6月13日早上，我背着书包去学校，不是去上课，而是去集合，统一坐专列奔赴遥远的北大荒。今天就要和学校道别了，以后不可能再回来，我的心里却没有一点留恋。

早上出门时，我坚决不许母亲和姐姐送我一步。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步，送到大门口，大我13岁的姐姐却执意要陪我一起去学校。

“天天不上课，学生不像学生，教员不像教员，这世道咋乱成了这样？”母亲经常地唠叨，不停地抱怨，我都认为她是嫌我吃了闲饭。这下您不用抱怨了，我不会吃闲饭了，以后您也看不见我了。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不到6岁就没了父亲。哥哥姐姐都已成年，母亲带着我艰难地生活，对我的疼爱和呵护近乎专制，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是那样强烈和不可阻挡，我巴不得到一个母亲找不到的地方，永远不再听她的唠叨和事无巨细的管制。我连头都没回，就大步走了。

9点钟我们准时在学校集合，一批去北大荒的同学是66届初、高中毕业生120名，我们班就占了19名！ 10点钟我们将在北京站和全市上千名中学生汇合，乘坐专列去黑龙江。这一天，这一列火车，标志着北京市中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开始。

接我们的大公共汽车来了，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好的大轿车，前面的两块风挡玻璃特别大，有点像蜻蜓的大眼睛。同学们唧唧喳喳地拥上汽车，快乐地挤坐在一起，汽车就鱼贯驶出了校门。永别了，北京师大女附中，永别了，我们的中学时代！

汽车在西长安街奔跑，经过了西单、六部口、新华门，经过了人民大会堂西侧的石碑胡同口，我的家就住在那条胡同里。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下意识地回头张望。忽然，我看见了母亲，58岁的母亲坐在胡同口的花岗石灯座上，正茫然四顾，一向腰板挺直的母亲怎么佝偻了？她在那里枯坐多久了？我的眼泪突然涌上来，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急忙回过身来，使劲吞咽着眼泪，不让它流下来，不让同学们看见。

姐姐把我送到学校，就被我忘到一边去了。等大家到了北京站，我发现姐姐和许多为我们送行的亲人们、同学们，像刚刚参加了赛跑，竟也同时到达！站台上人声鼎沸，半年前我曾在这里送走了同学小胡萝卜她们，现在更多的亲朋来送更多的我们。火车缓缓移动了，直接开往北大荒的北京知青专列，在歌声、笑声、哭声和什么也听不清楚的亲人叮咛中，离开了北京站，离开了北京。这一去，就是几千里，艰辛的人生从此拉开了大幕。

记忆里，那时的六月远没有现在这么热。火车出了山海关，天气就更凉快了。一日三餐，是铝饭盒装好的大米饭、红烧肉，以往从不接触的男中、女中的同学，在一个车厢里度过白天又迎来黑夜。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激动的，就像是去远游，是一次下乡劳动，大家唧唧喳喳，说不完地说，闹不完地闹。天亮了，谁喊了一声：该起来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吧！车厢里有了骚动，学生领队带领大家向着东方初升的太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6月14日，专列到达哈尔滨站，我一眼就看见了站台上一大片穿褪色军装的年轻人，不过，他们不是十个月前我见到的耀武扬威的“哈三中红后代”红卫兵，而是带着我们串联的哈军工大学生们，有狗熊、斗批改等14人，我在日记里悉数记下了他们的名字。短暂的会面令人激动，我们从首都来到了边疆“屯垦戍边”，他们不久后即将被分配到艰苦的三线军工厂。

6月15日。阴，小雨。自进入东北以后，天气一直阴沉沉的，小雨连绵不断。下午到达迎春车站，人们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雨下个不停。汽车把我们拉向四队驻地，黄土公路颠得厉害，我的脑袋不时地和老表的相撞，我们像被摇的煤球一样，晃来晃去很好玩。总场欢迎我们的人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大心，上面写着“忠”字，我们都觉得很新鲜。晚上很困就睡了，我们住的是新盖的泥房，没有电灯。

第二天晚上，生产队里开大会，欢迎我们，演了很多节目。值得一提的是，欢迎会一开始，首先授予我们三十几名北京知青“忠字牌”，用纸板做的，裱着红电光纸，形状是碗大的心，上面用黄色广告色写着一个忠字。北京不曾见过的忠字牌，居然让边疆的人民发明了！

晚会结束，同学们回到宿舍，把忠字牌从脖子上解下来，扔到一边。我心里对那个心形纸板充满了冷笑和反感，我的同学们也没有谁第二次戴过那个忠字牌。

对于我们来说，文革已经远离。在北大荒战天斗地的生活，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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