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密谈父亲：走出秦城的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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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66年2～3月，肺部手术后的父亲到无锡休养。后来听说，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邀请他去的。路经上海时，张春桥还登门拜访，表现十分谦恭。在热情接待的背后，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做一件大事，策划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1966年7月1日，正式揪出了“文艺黑线上的祖师爷周扬”。不久，父亲就经历了9年的监狱生活。

初出秦城

    1975年7月13日正午，母亲突然顶着炎夏的烈日从城里换坐几次车赶到我家，落座后连气都没来得及喘就对我说：你爸爸明天要出来了，将住到万寿路西街7号中组部招待所。她叫我明天上午直接去那儿，并通知我在京的二哥周迈。来不及休息，妈妈又匆匆赶回她在东城沙滩的住所——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下午一上班，我赶紧到办公室给周迈打电话，什么也没敢说，就约他到西四某公共汽车站等我。我们找了个喝冷饮的小店坐下，我悄悄地、激动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在这特大意外惊喜的轰击下，周迈直愣着眼睛盯住我说不出话来。我叫他这两天先不必过去，以免爸爸过于激动身体出问题。并嘱咐他暂时保密，对谁也别讲此事。第二天上午我请了个病假，从办公室骑车赶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终于见到了阔别九年多的父亲。

父亲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面色苍白，语言迟钝。我心中一阵酸痛。但表面露着微笑。母亲已在那里，她十分镇静，不提不问这些年来各自悲惨的经历，尽量说些轻松的话题。她说，咱们家人口没减倒增加了，周迈结婚并育有二女，周岳和周密也各添一女。说她在干校时哪个哪个熟人养鸡、养猪、赶驴、赶马时出的洋相笑话。说她和住处的邻居相处得如何好，她学会做的酸菜、泡菜、豆腐乳如何如何有水平。爸爸一听也很高兴，说自己在狱中学会了缝洗被子，说每月可买30块糖，他每天一块计划着吃。但紧接着，他说听见外面大喇叭广播“最高指示”，说“周扬属人民内部矛盾”，叫我们打听一下。我和妈妈有点莫名其妙。下午，我先到办公室转了转，一切如常，很平静，知道今天没什么“最高指示”，悄悄对组长老阮讲了父亲放出一事，他给了我几天“病假”。我去商场采办了脸盆和一些洗漱用品，赶回万寿路招待所。母亲说关于“最高指示”可能是父亲的幻听。很多关久了的人刚出来都有幻听幻觉的现象，过几天就好了。果然，第二天父亲就不再提起。

我在七机部搞设计工作，自己主管一摊子事，还必须天天上班。那几天我一下班就骑车去看看。父亲的神经很快恢复正常，他很少谈及关押期间所受的折磨，只说耳朵残废是专案组人员揪打的。这些审讯者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他最怕这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他困得睡着了，人家就拧耳朵扯醒他，以至左耳朵基本被扯掉了，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父亲谈这些事时，态度平静，好像在讲别人的过去。他更关心的是其他老同志们的情况。听说不少国家领导人、老帅、将军们遭了很多磨难，有的去世了，有的家破人亡，他很难过，甚至流下了眼泪。他总说：比起他们，我这算不了什么。妈妈也常说，我们已经不错了。

据父亲讲，这九年他基本上关在一处叫“交通大队”的地方，只是在最后一个月转到秦城监狱，监狱中生活管理比较正规，日子反而好过一些。进了正规监狱，他想此生大概就在监狱中度过了，于是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还说以前成天忙忙碌碌，没时间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好好想想。关押期间他已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也算是九年来一大收益。他还想要一些书，催妈妈赶快去给他找或买。妈妈说，以前的家——东城沙滩孑民堂现在军管住着，家里的书库已让红卫兵抄偷搞得乱七八糟，最糟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都在老师带领下进去过几次，挑走了不少有价值的书。而且现在也不可能进去，书店也没什么书卖，叫他老实休息几天吧，别老想着书了。

父亲最骄傲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服过安眠药，从未失眠过。他说：我这个人毛病很多，犯过很多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又不是叛徒特务，为什么睡不着呢？不过，出狱前几天接到专案组通知后，他在床边赶了三天，把“检讨书”写完交上去，在狱中住了最后一夜，这一夜他通宵失眠了。

在万寿路招待所

在万寿路招待所，父母住进办公楼二层一间大办公室，足足有30平方米。右边有一间约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概是原来的资料间或秘书间，通门上着锁，左边通着一个厕所。办公室是50年代两开的毛玻璃门。大约第2~3天。我发现右边小间也住上了人，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军人出入。那个年代人们讲话都十分小心，我从屋里看见门外一个站着的人影，显然是那个隔壁的军人有意站在那儿倾听。我不免心生愤怒，就大声在屋里嚷：“什么野狗在偷听，有种就进来谈谈吧。”妈妈急得冲我摇手，那人影立刻走开了。第二天妈妈笑着告诉我，隔壁来住的是黄克诚同志，他眼睛瞎了，那个陪着他的可能是警卫员或秘书，可惜没过几天他就搬走了。

这个办公大楼里还住着蒋南翔、舒同等人，大院里住过陈丕显、帅孟奇、宋任穷、王从吾、周桓、刘景范、马文瑞、强晓初、卓雄、侯金镜、郭小川……等等。住在办公楼里的在食堂吃饭，到锅炉房洗澡，那儿有几排淋浴喷头，每周男女轮流使用。招待所办公楼后面还有四座二层小楼，每楼可住两家，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

开始几个月父母在食堂吃饭，逢周日我和孩子们去，或有客人来，就一块上街吃一顿，父亲要求不高，还是老湖南的特点，有红烧肉和辣椒就行。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吃饭的地方，我们常去的是翠微路商场旁边的小饭馆，偶尔也去新侨饭店楼下打打牙祭。有次在新侨饭店下面碰见几个京剧界名角，看见父亲都跑过来紧紧握着手不放，激动得流眼泪。那时父亲尚未“解放”，不好多谈，只向他们询问了几位名家的情况。对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文艺界人士来讲，过去的“文艺沙皇”周扬已经快变成慈祥老人了，他们那高兴劲我都感到意外。过了不久，原中宣部马关同志找到一个煤气罐，我找到一大块木板作厨案，又备了些锅碗瓢勺，就在厕所里搭起一个简易厨房，有时妈妈自己做做饭，总比食堂可口和便宜一点。

不久，又解决了洗澡问题。锅炉房的淋浴室地滑人多，容易出事。后来果然有一位老干部在那儿滑倒摔伤，不久便去世了。这人也姓周，也是湖南人，1926年的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老同志，就这么在锅炉房淋浴室摔死了。父亲那时年近七十，动作又笨，妈妈不放心他一人去，就只能打水在厕所兼厨房里给他擦擦身。后来舒同也住进这个大楼，他那儿的卫生间里有个澡盆。那澡盆多年不用，塞满垃圾，脏不忍睹。妈妈和他们去大清理了一番，说足足用了半盒去污粉才擦洗干净。之后，我父母、舒同、蒋南翔几个人轮流到彼处洗澡。用前，我妈擦盆放凉水，他们则从水房各打一两壶开水兑入。每人每周能洗一次，直到搬走。

万寿路招待所大院住的几乎全是等待分配和等待“解放”的老干部。他们常在一起散步聊天，交流信息，生活得比较清闲，相处得很亲密。谁家得了或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常常分送左邻右舍。谁的身体不舒服，需要看病拿药，左邻右舍通过各种关系找车送医院。

“四人帮”倒台前后，万寿路招待所还是组织部长郭玉峰的天下，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主要靠老同志们之间相互照顾。

有一次，不知谁得到了一些足球票，老头们请招待所派个车去趟体育场。那年头得张票不容易，派车更难。据说，招待所所长请示了郭部长之后，同意派一辆专门运送院内垃圾的130小卡车去。老头们一听，干脆不去了。

不管郭部长怎么不痛快，来招待所看望这些老干部的人还是一天天多了起来。特别是当时已经复出的邓小平正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大家都很高兴。来客们往往同时看好几家，也带来不少“小道消息”，这些消息多半是叫人充满希望的。有次章蕴妈妈来看帅孟奇妈妈，也顺便看看我爸，一谈，原来他俩不仅都是湖南人，还是小学校友。章妈妈鼓励父亲耐心等待“解放”，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年届七十的她还示范做了一套保健操教父亲。无奈父亲实在缺乏体育细胞。只好由母亲代学。

这期间，吴德、丁玲、冯雪峰等人的孩子都来看望过父亲，更不用说一大堆文艺界的老朋友、老部下了。有梁斌黄胄兄弟，陈荒煤夫妇，杨沫，等等，在北京的文艺界名人来得真不少。王昆阿姨心灵手巧，看见父亲的羊毛衫肘部破了一小块，她拿回去织补了一番，做得天衣无缝，连我妈这针线活儿不错的人都赞叹不已。任白戈的儿子会使缝纫机，他给妈妈做了两条布睡裤。“文革”前的炊事员小李，已经回农村了，每次来北京都带上他做的父亲最爱吃的一只烧鸡或一碗粉蒸肉。有个人从南方带来一大筐嘉兴粽子，下了火车就直接送到招待所，粽子多，妈妈赶紧分送大院内熟人。当时父亲前途未卜，党报上还时不时地批判他一下，朋友们这番真情关切给父母带来许多温暖。

我和孩子们周日才去，碰见的人不多。有一次正好碰上父亲的老警卫员王保群带着老婆孩子来访。我们一块儿去翠微路小饭馆吃了一顿。王保群从1946年张家口时就跟着父亲，张家口撤退时他们刚从外地返回（当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一月前已撤走了），在他们赶回住所收拾完文件和被褥跑到院子里时，敌机已开始轰炸，街上人们四散奔逃，他们的马也丢了，王保群赶紧在路上抓到一头乱跑的毛驴，才和父亲仓皇跑出张家口。解放后他在文化部做些行政后勤的工作。没想到这么老实巴交文化不高、出身贫寒不贪不腐的老党员，“文革”中居然受周扬牵连被遣送回原籍。这次来北京看我父母亲时，他已知自己患肝癌，回去没多久就去世了。

1975年8月27日，中央专案组对周扬有个结论：“犯有严重路线错误，属人民内部问题。本人做了检讨。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停发的工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这几条指示当时的部长郭玉峰均未执行。

恢复组织生活，对于那一代人来讲比生命还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党还承认你是个党员。母亲从1972年起每月有20元生活费，后来又加到30元。她无处去交党费，就每月留下2元（后加到3元）用手绢包好准备将来交。1975～1976年父亲无处过组织生活，无异于头上还悬挂着一把利剑，不仅他本人，母亲和我也觉得是件大事。谁能想到三十多年后，不少党员懒于参加组织生活，借口病假事假躲着不去，不交党费没关系，工资里直接扣，想退都不容易，时代在变啊!

原工资也没照发（父亲的工资大概是三四百元左右），每月30元生活费。好像是1978年底前后父亲才拿到全工资和补发工资，他们把补发的一半交了党费。母亲1975年6月就拿到补发工资一万多元，她给自己留了2000元，其余全部分给亲属们和一些生活困难的过去的工作人员。父亲出来后，她尽其所能买了三七粉天麻人参等补品给父亲吃，使父亲的身体很快得以恢复。

当时院内老头子们个个积极锻炼身体。父亲只会快速散步，每天按自定的标准在大院内走几圈。快步走完若是碰上伴儿，还能边走边聊，其乐融融。我见到过的就有宋任穷、郭小川等。有时他自己边走边想什么，还曾一头撞到树上。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大院内老干部们个个伤心落泪，父母和我们全家都痛哭失声。春节前几天我去万招，大门口碰见了聂力，她刚从宋任穷伯伯家出来，专程来此嘱咐大家春节期间最好在家待着，不要走亲访友，说现在形势比较严峻，叫我转告父母和其他熟人。3月下旬我出差去靶场，5月上旬回京，正在查“四五”***事件。7月朱老总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万寿路招待所的墙根里侧扯起一溜塑料棚，一家一个。大女儿阳阳十四岁，乐得不用上学，正在一个棚下忙来忙去帮着姥姥料理家务。大地震后，父母搬进后面小楼去住，条件好多了。不久，又请了一个阿姨做饭，大大减轻了妈妈做饭洗衣的杂务负担。

用妈妈的话讲，那几年的生活虽然开始苦一点，倒真像回到了延安时代。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父母来讲，确实过了几年充满希望和轻松愉快的生活。

父亲承受的最后一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抓，彻底倒台。招待所的老人们刚从悲愁的迷茫中醒来，一下变成欣喜若狂，中国终于从浩劫中走出来了。

父亲一生对毛泽东崇拜之至，不管毛主席一生犯多大错误，他都只往好处揣摩毛的动机。早在1976年前后，估计他就和有些人讨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他对我说，有人说是“帝王思想”，另一些人说是“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极左思想”，父亲当时好像还没想清楚。不过在他眼里毛泽东仍是一个伟人，人无完人，伟人也一样。毛泽东去世时，他流下了真心的眼泪。

我理解父亲的这份真情。

1927年“4·12”白色恐怖开始后，父亲抱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加入共产党。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党组织遭破坏，父亲独撑局面，为保存左翼文艺做出重大贡献。但“他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得到支持。”又因他当时年少气盛，没有处理好和鲁迅的关系，挨了骂，带着一肚子委屈到了延安。

在延安，父母首先是有了回到家的感觉。不用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生活虽艰苦，但有了保证，不用为没钱发愁。他心情舒畅，工作积极。看来毛泽东对这个勤奋能干的年轻人也很赏识，安排住处，促膝谈心。当1939年底周立波到达延安时，父亲对他说：“立波，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不难想象，当年轻的周扬遇到一位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并得到他的信任和理解时，他便自然地从心底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从此，他跟定了领袖，跟了一辈子。完成了一个忠臣的使命。

对建国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的错误，他认为不能都推到毛主席一人身上，全党都有责任。30多年来，知识界文艺界受到的伤害最重，作为当年的领导者，父亲愿承担一切责任，从不上推下卸，他给许多蒙受了冤屈的老同志们道歉，不去辩白具体真相。人家骂他也不在意。有时，连了解内情的妈妈和他的老秘书露菲大姐都愤愤不平，他就说：“人家委屈了二十多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吐吐怨气骂骂人也可以理解嘛。”他和我谈到有人反对“伤痕文学”时说：“人家受了那么多伤害，为什么不能写写伤痕？”每当他对我说起这些老同志们经受的磨难和委屈时，从不提及这些人本身的一些缺点毛病，我感到他的道歉完全出自内心，是坦然和真诚的。如果人们能从同情弱势者的习惯氛围中走出来，冷静地审视一下历史，他们会发现，如果胡风或丁玲当了权，正如贾植芳先生所说，可能他们“比周扬还周扬”。

“文革”之后的父亲，是能深刻反思的少数共产党人之一，以至被人看做是“党内异端分子”。我想是他没有把党走过的弯路只看成是毛主席和“四人帮”的错误，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父亲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中央安排的。他在报告中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没想到，这一段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给了父亲最后一击，一年后他便倒下不起，直到去世。

记得1984年秋父亲住院不久，大约已进入冬季，听妈妈说，耀邦同志专门派人送来一个西瓜，那是朝鲜送给耀邦同志的，一共只有几个。当时反季节水果极少，不像如今一年四季水果都能买得到，所以十分珍贵。我觉得，在当时，胡耀邦同志也只能用送西瓜对周扬表示一点安慰而已。

晚年的父亲为大多数文化界知识界的人们称颂。至死忌恨他的是极少数。袁鹰回忆1984年12月29日的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说，周扬从医院打来电话祝贺，“十秒钟的简单祝贺博得了两分钟的不息掌声。”“没有人发号令，没有人在主席台上带头，掌声完全是自发的，真心诚意的。”1月3日，356个代表自发签名的慰问信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作家代表团的联名信送到医院。我看过这两封信，是用毛笔（或粗水彩笔）写在几张大白纸上的。这信的思想是真诚的，感情是深挚的。

在饱受病魔五年多折磨之后，1989年7月31日，父亲默默地走了。

我从机关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去了。老秘书露菲大姐已到，我六神无主，全凭露菲张罗。没多久，一些领导和父亲昔日的部下也来到医院，大家决定暂时瞒着住在医院的母亲。把父亲遗体送到太平间后，我们赶紧回家布置了灵堂。院子里已经来了不少文联的同志，在夏义奎同志和露菲的指挥下，一切有条不紊。

第二天开始，李瑞环、温家宝、王忍之、朱厚泽、翟泰丰等也来了，父亲生前战友部下学生朋友，母亲的熟人朋友学生，吊唁者络绎不绝，灵堂（客厅）摆满鲜花，只好把沙发搬到厢房廊下。院子里排满花圈。

父亲在三个单位任职：中宣部，社科院，文联。也应是官方的丧事办理单位，不过实际上来的主要是文联的人。多半是夏义奎和露菲的部下，他们从早到晚不辞辛苦，有事我们一起商量，我就定心了。

习仲勋同志来了两次，关心得很具体，嘱咐一定要把丧事办好，看到他很难过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宋任穷伯伯和钟阿姨来，建议把告别式定在9月，因为8月份中央领导人多数不在北京，同时，叫我把《周扬生平》稿好好找人看看。《周扬生平》原稿是顾骧同志写的，我作了少许修改，送交陆定一伯伯审阅。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和回稿。陆伯伯比父亲有过更多的血和火的战斗经历，几十年一起工作，两人意见未必完全一致，平时私人来往不多，他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知己。有这些可信赖的长辈的支持，我不怕什么了。

9月5日早上，母亲坐在轮椅上到北京医院和父亲最后告别。她的眼泪早已流干，呆呆地看着父亲，抚摸着他干柴一样的手，坐了一会儿。她已虚弱得不可能去八宝山了。我托好朋友吴铁梅陪妈妈回友谊医院。一个多月后，妈妈也随父亲去了。

父亲的告别仪式十分隆重，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灵车队伍很长，前面警车开道，在长安街上由东到西呼啸驶过，引起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好不威风。八宝山第一告别厅前人头攒动，花圈一直摆到了大门口，不够，又上库房取。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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