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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李德生扯起的风帆
一. 难忘的一九六八年
爱与恨相互交融与冲突的一九六六年和潮起又潮落的一九六七年过去了，在茫然不知所适中又迎来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原来设想六八年应该进入“改”的阶段，就是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但实践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设想那样发展。全国文化大革命发展得并不平衡，就是一个省，不同地区发展也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就决定了我在一九六八年的生活既有欢乐，也有波澜。
从北京学习回来后，春节很快来临。六八年的春节，我又没能回家探望我的老母亲。因为我除了助学金，身无分文。许多留校不走的学生也不希望我走，大家在一起热闹。就这样，我一面和同学一起取乐，一面整理我在中央学习时的几次书面检讨，最后形成第三份“认罪书”。在这份“认罪书”里，我系统地反省过去所犯错误事实，并且又从理论上对所犯的错误，进行上纲上线地自我批判。这份“认罪书”成了我以后写检讨的底本。我在前文摘抄的文字，都来自这份“认罪书”。它是我的作品，一种新型的文学体裁，也是这本书的重要材料来源和线索。
春节一过很快到了阳春三月。冬天的阴冷已经过去，毕业分配的春风迎面吹来。
1. 毕业分配，何去何从
六六届大学毕业生分配文件何时下达的我并不知道。因为我回来后，由于运动的惯性，还使我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一段路程。六八年的二﹑三月份，又是合肥地区搞“三结合”的高潮。派性只是弱化﹑隐蔽，但并没有消除。我虽然离开了造反组织的领导岗位，权不在，影响还在，许多问题还要听听我的意见，希望我做做工作。例如，对李任之的解放与结合问题。我还在北京学习时，有天晚上，李胜利给我打电话，说李任之的解放工作阻力很大。省工交系统造反派的联合组织，就是不同意解放李任之。（因为我到北京前，解放李任之的问题，我同李胜利交待过，一定要解放）他们非要你说话才行。我当时就同李胜利说：“你跟他们讲，解放李任之是我提出来的，谁不同意，安徽的工业上不去，谁就负责。”李胜利说：“他们几个头头都在，你直接跟他们讲。”我说：“找个人听电话”。当时听电话的是他们的主要头头宫某某，宫说：“不是我们不同意解放李任之，我们怕胜利的话不真实，不是你的意见，就是想核实一下。既然你说了，下面的工作我们做。”我回来后，像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
正是派性的惯性运动，使我对毕业分配没做更多的考虑。但同学们都有个心愿，只要老梁要去的地方，我们不要争。当时对我是留在省内好，还是远走高飞好，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安徽这地方不值的留念，不如远走高飞；另一种意见是，不能离开安徽。认为在中央文件上有我的名字，外地对安徽的情况不了解，还真的以为你反中央，整康生的黑材料。安徽人民对你了解，出了什么问题，总会有人给你说几句公道话。最后，我还是采纳了第二种意见，留在安徽。
但安徽省内分配名额很少，大部分都要到大三线的军工单位，结果我只好和另一位同学留校任教。不过，我当时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到解放军某部的学校任教官。要求是三代贫农，中共党员，由省军区代收。但我不想去，因为当兵太不自由，整天要穿军装，上街还得扣上风纪扣。我是因为自由才参加文化大革命，结果跑到了一个更不自由的地方，非所愿。这样,我就心安理得地留校当教师了。当时我留校任教还有另一个考虑，我这个被中央点名批评的人，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恐怕找老婆都困难，但在安徽这个问题不存在。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里，不乏有人爱我。
六八年的三﹑四月份，正在举行省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一期是搞大联合，我在北京学习，没有参加。第二期，我在合肥必须参加，这期学习班的任务，是由两大派的造反派头头推荐参加省革委会“三结合”的群众代表。在这件事上，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欲望。“一·二六”夺权后，在写给中央“三结合”的名单里，我只是一名常委。这次给我弄个委员干干，证明我不是坏人就行了。就是出于这个动机，我被“八·二七”兵团推荐为群众代表，参加“三结合”的省革命委员会，成为省革委会的委员。
就在省革委会成立前后，和我相处多年的同学纷纷离校，我因在学习班里，未能一一送别。到了四月初，六六届的住宿楼层里，已是人去楼空。开始我还没有什么不适应，几天过后，六七届毕业生也准备分配，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学们，一批一批地离我而去。这时我才真感到自己的孤独和凄凉，特别是一到夜晚，再也听不到同学间的不同观点争论；再也找不到知心同学互诉衷肠。每至皓月当空，一人头枕月光，暗自神伤。旧恋人的身影，又时儿浮现眼前，但她已远去他乡，我像失群的孤雁，流落在沙滩上。
二十八岁了，应该婚恋。在前两年动荡不宁的日子里，我不知道哪天会莫名其妙地死去；也不知哪天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投进监狱，我不敢﹑也不能爱哪位女子；同样，我不敢﹑也不能接受任何一位女子对我的爱。我没有从过去爱的阴影中走出来。我怕再连累一位无辜的姑娘，我一直把爱的灵光深深地埋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这时，也许是孤寂的环境，革委会成立后的暂时平静，又把爱的灵光诱发出来，我需要一位爱我的姑娘，抚慰那颗被文革“触及”，但又没有被泯灭的爱的心灵。
2. 爱情与风雨同行
由于第一次恋爱的失败，加之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我对恋爱总是“怕”字当头，绝没有在政治上的那股勇气。一怕对女方家庭情况不了解，陷入爱河再次失败；二怕自己前途未卜，连累别人。所以我决定自己不直接选择恋人，而是通过“月下老人”介绍。
爱情，这东西有时连自己也捉摸不透。以前有高干﹑有将军，都愿意做“月下老人”或干脆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我，但我从未动过心。大学里也不止一个姑娘曾表示愿意对我以身相许。我都不愿做出什么爱的表示，归根结底，就是怕。但六八年的春夏之交，在一位热心老大姐的介绍之下，我认识了一位比我小七岁的高中毕业生朱华玲。她虽然也是出身于老红军﹑高干家庭。但我们一见面，我脑子里的“怕”字一下跑得无影无踪。我不是爱她的青春美貌，因为她并不很漂亮，我爱的是她的心。她整个人象水晶般的剔透。从谈话中，我能感觉到她身上那种干部子弟的傲气，但我更多的感觉，是她的正直﹑善良﹑单纯﹑嫉恶如仇。我能体味到她对我的爱慕。这种爱慕，是少女身上特有的气质，她不含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就是纯真的爱。这样的姑娘，不正是我心目中想要寻觅的吗？
初次见面，我们都没有表示什么，但从她几天后给我的信中证明了我的感觉。她怕失掉我，又怕失掉自己的未来。信中提到等她大学毕业了，再谈恋爱。希望我能等着她，这个想法，对她来说是很认真的，她的确刚高中毕业。但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可爱的天真，我能这样地等下去吗？但这种天真，却毫无保留地坦露在我面前，正是这种天真在我心里升华为最宝贵的东西。我真希望她的这种天真，在她的灵魂中永驻，也在我的灵魂中永驻，我们相爱了。
那时恋人间相爱，被环境压缩得总是显出几分神秘。尤其同我相爱，总会遭到不同的议论。因而，我们的相爱变得只能是夜行军，生怕白天被别人发觉。我怕，她也怕。因为她高中毕业还未离校，高三学生谈恋爱总是不好。
我们相爱的唯一信物，就是互送一张半身照片。这小小信物很重要，可以随时带在身边，可以不失时机地看上几眼。当然，更重要的信物不是物，而是彼此心灵的承诺。她随时准备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会突然坐牢；我也准备她会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她的父亲还在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审查。这种心灵上的无语承诺，是我们爱情的真正基石，也是我们白头偕老的无形情线。事实上，我们的爱情就是和风雨同行。
六八年五月，第一次省革委会全体会议结束不久，可能是六月上旬，我接到省革委会办事组的通知，说李德生主任要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一道去阜阳，解决阜阳地区的派性问题。李德生亲自给他们打了三次电话，要他们到合肥来解决问题，他们就是不来。因此，李要我们两人去得越快越好，省里派车送我们，我答应第二天就可以去。当天晚上，我同恋人告别。因为阜阳的武斗还时有发生，那里已经成为“老﹑大﹑难”。她听说到阜阳去，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小心，我会天天给你写信，你一定要天天给我回信。要不然，我会急死的。”我理解她的心情，只要每天能收到我的信，就证明我还活着。
第二天，我准时到省革委会报到，结果另一个同志因家中有急事，不能与我同行，只剩下我一人去处理两派问题。我又是一个名声在外的“G”派头头，“P”派的工作好做吗？我坐在车上，仔细掂量着阜阳地区的情况。
我首先分析阜阳支左部队的情况，在阜阳地区支左的是省军区的独立一师。阜阳早就把独立一师的几个领导的态度编成顺口溜：一号（师长张学智的代号）“P”，二号（政委苗扶忠的代号）“G”，三号（参谋长董占江的代号）和稀泥。这些领导不管在阜阳的观点如何，他们对革委会不能违抗，对作为省军区的司令员李德生不能违抗。再说，我同他们都比较熟，因为他们原来是严光的属下，在北京又是一起学习，对我的印象都很好，他们不会不支持我的工作。
其次，我分析了两派的情况。两派主要头头都是“八·二七”兵团阜阳分团的，就因为夺权问题分成两派，他们在困难时期都得到过我的支持。我相信，他们对我还是尊重的。实践证明，我的分析没有错，一师的领导全力支持，我到哪派做工作，他们都派人保护，做到确保安全，万无一失。在一师的全力支持下，大约用十五天左右的时间做好两派工作，达成成立地区革委会的协议，并于六月底或七月初，到省革委会汇报。与此同时，顺便将阜阳县革委会的问题也解决了。这里我顺便说一下，解决阜阳县的问题。我真的感到不好办。在协商领导干部的结合问题上，要结合的两位领导干部，都是从蒙城调到阜阳的，赵月明原是蒙城县的副县长，常到蒙城中学去，我认识她。李连四在蒙城中学担任过副校长，我更认识。他们两人是一“G”﹑一“P”，军代表汇报两人文化大革命及历史情况时，对李连四在飞机场策划武斗的问题，提出质疑，既不能肯定，也不能排除。会上争论不休。天快要亮了，张学智师长问我是什么意见？我考虑再三，这两位蒙城来的领导，我不能留一个，弃一个。我表态说：“我听了一夜，有关李连四机场策划武斗的证据不足。我的意见是，为了尽快搞好“三结合”成立革委会，对李连四可以采取先结合，后调查的办法。即使结合了，如果调查出他确实策划过武斗，再拉下来也不迟。”最后，张学智拍板说：“就按梁守福同志的意见定。”
在阜阳工作的二十来天，尽管很紧张，也很危险，但每天都可以收到恋人的来信。在信里，总觉得她有说不完的话，也有说不完的担心，她的担心让我感到欣慰。我每天不管多忙，也得写上几句报个平安，谈成绩，也谈危险。尽管信里谈不出什么新意，总是老生常谈，也会觉得我们彼此就在一起。牵挂﹑思恋变成心灵的美丽。这种美，化成无形的力量；这种美，使我感到她无时无刻不在身边伴随…
七月十八日，是阜阳地区成立革委会的日子，李德生当然要去参加庆典仪式。我既不是地区革委会的成员，也不是省革委会的常委。按常规，我不能在主席台上就座。但这次破例，李德生不仅把我拉到主席台上就座，而且让我坐在他的附近。会议结束后，他一定要我与他同机飞回合肥。在飞机上，我们坐在一起，我问他，为什么不坐直升飞机来？他说：“直升飞机，那个东西不安全，好出事。前不久，南京有一架直升飞机，就掉到长江里。那个家伙，我不喜欢坐，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你也不要坐那个东西。”从阜阳回来，我和华玲有了短时间的团聚。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每星期约会两次。干部子女，有一点好，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能问，什么不能问。从不因为感情影响我的工作。
回到合肥大约只有十来天的时间，我又接到新的任务。省革委会组织班子解决嘉山县的问题。由于嘉山县问题较多，时有枪械武斗发生。这次解决问题的人员比较多，除十几个人的第一线班子外，还有四人在合肥解决问题的班子。除我以外，有省革委会常委王有香，委员李文安和委员吴庆华。李文安﹑吴庆华和军代表，先带一批人到嘉山县，我和王有香在合肥办嘉山县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学习班，搞“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学习班办好后，我和王有香也到嘉山去。在我临行之前，华玲还是像往常一样见到我，只是这次有些特别，她给我带来许多好吃的，好像我要到前线去一样，生怕回不来，有点生死离别的感觉。这也许就是爱在风雨中慢慢升华的结果。分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吻了她。
嘉山县的情况并没有介绍的那么严重。我和王有香到嘉山后，集中准备县革委会成立庆典。虽然有零星武斗，偶然也能听到枪响，但大规模的武斗不见了。为了安全起见，李文安和吴庆华他们都配了手枪以作防身之用。我和王有香是临时去的，没有配枪。就在革委会成立的前一天，李文安要我一起到郊外打几枪。我从没有摸过手枪，当然也想试试。在我紧张地抠动扳机时，枪不响，我以为是自己没有抠到位，再用力抠一次，还是不响，只好作罢。检查的结果是：枪机的撞针短了，撞不上子弹的底火。
庆典结束后，还像从阜阳回合肥一样，李德生要我同他一道走。这次不是乘飞机，而是坐车。当时路不好，从嘉山到合肥用了三个多小时。一路上他不停地问我，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当我回答他我的家在蒙城县涡北时，他的劲一下上来了。他告诉我，就是他们的部队，把黄维兵团引到口袋里的。详细介绍了那次战斗的全部经过，和家乡老人同我说得差不多。听完他的讲述，我才恍然大悟，是他解放了我的家乡，我对他肃然起敬。我问他：“听老人讲，陈毅的部队也在我们那里住过，好像更正规些，但军民关系好像没有‘二野’好。”这时，李德生笑了。他说：“‘三野’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好，兵源充足，供应也好。‘二野’在南下时，重武器都破坏了。在大别山里转，那个地方穷，武器弹药不好补充，只有靠蒋介石‘送’。”
正是有这两次单独的接触，加上两个地方的问题处理不错，李德生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在一次全省大型的会议上，李德生不无感慨地说：“梁守福是个学生造反派头头，是个群众领袖，他在群众中影响就是大，有时群众不听我们的，听他的。阜阳的造反派头头，我亲自给他们打了三次电话，请他们到合肥来解决问题，他们就是不来。拿他们没办法。梁守福一去，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其实，安徽省最后一个成立革委会的亳县问题，也是我用一个晚上解决的。
全省一片红的任务我协助省革委会完成了。李德生对我的工作也作了相应地肯定。革命的动力做过了，按照辩证法的规律，我应该再做革命的对象了。事实也正是如此。
3. 风雨的洗礼
一九六八年九月上旬，召开省革委会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听取讨论并通过《为完成伟大的斗﹑批﹑改历史任务而奋斗》的决议。会后就决定举办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学习班于六八年九月二十日开学。参加人员是各系统造反派头头和知情人，还有省直机关的部分领导干部，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知情者。地点在省银行干部学校，领导是十二军的“三支﹑二军”办公室，坐镇指挥的是十二军某师副政委郝一针，学习的方法是封闭式的。平时，除了星期六晚和星期日可以外出，其余时间必须在学习班吃住，不得与外面通消息，搞串联等。为了加强领导，又从淮南调来了许多工人，也是工宣队。他们和学员吃住在一起。学习班的任务是继续贯彻《九条》，彻底揭开安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大小事件内幕。所以，许多保守组织的头头也参加了学习班。例如：宣国英等。目的就是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分清是非，加强团结。斗争的矛头仍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造反派少数主要头头，我自然是其中之一。
银行干校不是宾馆，吃﹑住用品一律自带，我也不例外。我约华玲和我一起拿东西。我们当时的心情都很沉重。一是不知道我进了学习班以后，还能不能再出来；二是毛主席发出了广大知识青年应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场新的挑战到来了。
俗话说“祸不单行”。我们从工大走到安徽电影制片厂处，突然从大喇叭里传出：朱希是谭震林在安徽的黑干将，是混进党内三十多年的假党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听了这则广播，心里突然一紧。但站在我身边的小姑娘却笑了，我说：“你还能笑得出来？”她说：“我为什么笑不出来？有结论，总比没有结论好。走资派，算是什么结论？给我爸爸带这顶帽子，我不怕！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我看都能翻。” 她的这几句话使我心头一亮，干部子女对政策的理解就是不一样。我觉得她不再是一位天真的小姑娘，而是一位有见地的成人。有她这颗心在，我什么都不怕。再大的压力，也顶得住。
在学习班里，泰山压顶的力量真的到来了。我的“罪过”是炮打“三红”。所谓炮打“三红”是指:炮打党中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解放军。具体到我身上，炮打《九条》就是炮打党中央。因为《九条》是中共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文件，而且是发至全国。质疑林彪的“天才论”，攻击康生、王力﹑关锋等人，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尽管王力﹑关锋等因大揪军内一小撮，于1967年8月底被关起来。但我骂他们时，他们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炮打解放军，就是指我不参加十二军某团副政委张某某处理武斗认定责任的会议。但我保省军区的解放军，却成了“罪过”，而且是我要交待的重点问题之一。因为那时，已经把省军区支左中的错误，与“二月逆流”挂上了钩。这样我也成了保“二月逆流”的小干将。
另外，我还必须交代清楚大黑手曾希圣是怎样控制我的。因为六七年的六月份，我到处作报告时，为曾希圣的错误作过辨解，并为他说了不少好话。这样我就成为“个别谈”﹑“小会帮”﹑“大会批”﹑“重点轰”﹑“架火烧”的危险人物。我记得，在批判我质疑林彪“天才论”时，有位平时非常知己的朋友指着我的鼻子说：“梁守福！你狂妄至极，连林副主席都不放在眼里，你觉得他的《再版前言》缺少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你竟狂妄地想代替林副主席写一本论毛泽东思想基础…”
还有一位“八 .二七”兵团的主要领导成员在揭发我炮打文化大革命时说：“梁守福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埋下了许多定时炸弹。十年以后怎么样？二十年以后怎么样？毛主席死了以后怎么样？”
揭发我攻击《九条》的言论：“老实说，《九条》是听了坏人的话。“P”派到北京去的大部分是坏老头子”。
揭发我反康生时说我，给想整康生材料的李家鹏写过信，并找他核实过。
揭发我反中央文革说：“我要是钱均就不干了，权都给中央夺完了，在下面干半年，不如中央一句话，问题在上面”。
揭发我准备以后找康生算帐时说：“我检查什么？二十年以后看是他对，还是我对！”
作为一个助手对我的揭发，当然可靠性比较高。这些话大部分都在会上或几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说的，我无可争辩，只好承认。
在批判我的发言中，让我最难忘的是，水利厅团委书记戴新成。他在一次小组会上帮助我时说：“你，梁守福同志确实很聪明，你反对的李葆华倒了，你反对的陶铸倒了，反对的王力、关锋也倒了，他们原来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敢反，而且又反对了。所以，在你的头脑里滋生了一贯正确的思想，最后发展到反康老，批林副主席，你说你是忠于毛主席，这不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吗？”
当然还有其他人的类似揭发，凭当时揭发的材料，把我定成炮打“三红”的首要分子，是不成任何问题的。这些压力我有心理准备，大不了关几年。但还有一件情感上的事，最让我不理解，最让我揪心。
正在对我“重炮轰”﹑“架火烧”的时候，工宣队长王某某，军宣队的华某某，又分别找我做思想工作。要我与朱希的女儿划清界线。原因是朱希的问题严重，《新安徽报》以通栏大标题点了朱希的名，说朱希是谭震林的黑干将，是在安徽工学院的代理人。要我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当时，我心里真是感到好笑，我还有什么前途好考虑？我是学习班的重点批判对象，是炮打“三红”首要分子，凭哪一条都可以判几年。我对他们说：“我要看到最后，即使朱希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中央有政策，不应株连子女。朱华玲还是个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吧！”
这次我坚定了，宁肯坐牢，也决不放弃爱情，决不让第二个姑娘做“接班人”的牺牲品。
人一旦做好坐牢或杀头的准备，好像精神反而解脱了，反而又有了自我意识。该爱的我还爱；该做的我还做；该说的我还说；不该说的我就不说。
六八年的十一月是知识青年走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高潮。朱华玲，这个从小就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的姑娘，义无反顾地带领着还未成年的弟妹走向农村。下农村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那时候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每年都有一定的农村或工厂劳动课。但对长期扎根农村，他们谁也没有体验过。他们不知所以然地离开合肥，奔向长丰县曹庵公社的王涧坝大队。在那个连一块砖瓦都难找的穷地方安家落户了。
他们小组共八个人，数二十一岁的朱华玲年龄最大。她当然地成了这个知青小组的组长。在那个道德﹑理想高于一切的年代，不管做多大的官，哪怕是个小组长，也要吃苦在先，做出榜样。别人可以经常从水家湖爬火车回家，但她不可以，她要管理好那个知青的“家”。
六八年十一月底，学习班对我的揭发批判高潮已经过去。接着，革命的对象变成批判“黑手”的动力，所谓“黑手”，就是那些站在造反派一边的老干部。曾希圣﹑黄岩﹑彭宗珠﹑张泰升等一批老人，把前段揭发出来的问题理成专题进行系统批判。在批判他们的同时，我们也要完成自我批判，完成自我救赎工程。文化大革命从本质上说，就是互为主客体、相互触及灵魂的人性大革命，实现全民灵魂救赎工作，把“私”字拒之脑门之外。我的任务既不是对老干部的问题，也不是对造反派的问题，而是把军区支左中所犯错误与“二月逆流”联系起来批判。因为在造反派中只有我和省军区的将军们接触最多。特别是武汉发生“七·二〇”殴打王力﹑谢富治事件以后，严光被逼到陈再道的位置，我被逼到“百万雄师”造反派头头的位置。我就是死了，也得和省军区穿一条“连裆裤子”。所以就把《九条》中指出“总指挥部”犯了“三个没有”﹑“一个压制”﹑一个“一系列”的错误，与严光和宋文联系起来；再把严﹑宋与“二月逆流”联系起来，这样的批判才算上纲上线。我自己很清楚，不能把“总指挥部”的所作所为，都推到省军区身上。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许多事情都是我的所作所为，要说省军区有什么不对的话，也只是压制“P”派，不能开声讨陶铸的大会，引起了“三·一五”事件，引起康生等对“一·二六”夺权的一系列批评。我想来想去，在对省军区的批判中要含糊其词，在批判词里，我想出了以虚代实，隐去省军区和严光﹑宋文的实名。我用了“在‘总指挥’里那一两个掌握实权的人”。这句虚而有实，实而有虚的话怎么理解都可以。既可以把严光﹑宋文作为掌实权的人，也可把我包括进去。因为从揭发的材料看，宋文与严光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所以“总指挥部”的事情宋文并没有参与。我觉得这样以虚代实的批判，自己的良知上好受些。
到了十二月中旬，学习班的斗争气氛有所下降。从封闭式到半开放式，机关干部可以回家。由于学生们没有家，只好住在学习班里。但我却多了一份新任务，华玲领着弟妹下农村，她的父母在学校军﹑工宣传队的率领下，到安徽霍山县的山区搞斗﹑批﹑改。家里只剩下一个十三岁的妹妹和一个十一岁的弟弟。虽然他们下放小组同意留一个十六岁的妹妹在家照顾两个更小的弟妹，但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操持一个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定期照顾弟妹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每周我总得到工学院他们住的三间花房里去，给他们搞点好吃的。有时还带着最小的弟弟到澡堂里洗洗澡。这时，我已有工资，花些小钱也付得起。有的时候，周六晚上我也住在那里，跟他们热闹一下，讲些故事给他们听，总是希望他们坚强起来，困难总会过去。我自己在家里，就是最小的一个，没有照顾过弟妹，当然也无人喊过我一声“哥哥”。在这里，他们看到我回来，总是很高兴，热情地喊：“守福哥”，慢慢感到这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能品尝到人在逆境中的温馨和喜悦。
学习班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我已记不大清楚，但这次学习班结束时并没有给我定什么“罪名”，连一份定性的“认罪书”也没让写。当时，我就很纳闷，是我说的那些话还不够“恶毒？”是因为我“认罪”态度好？还是中央有什么新的政策?看来都不是。那时，中央已经提出清理阶级队伍，拿棍子的文攻武卫组织成为合法的机构，以群众专政的形式，行使着公安局的职能。大气候不应该放我。我心里的这个谜直到许多年以后，在李德生身边工作的人才告诉我：“李老（李德生）一再告诫我们，对红卫兵的话，不能当真，他们一张嘴什么话都敢说出来。不能看他们说了些什么，主要是看他们做了些什么。”
我终于明白了，三期学习班揭发出来的问题，都是我一张嘴“什么都敢说的言论”，并没有揭发出我触犯刑律的任何具体事实。只能按李德生的指示精神：算了。
二. 平静之中有波澜
一九六九年，相对前三年的群雄四起要平静多了，但平静之中也有波澜。
1. 小屋春暖
六九年的元月是非常寒冷的。因为雪大，京沪铁路曾一度中断。省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看似结束，但又没有完全结束。大部分学员因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已基本揭开而离去，但那些知情者和造反派头头依然需要留下，准备春节后的革命大批判，我肯定属于被留之列。对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虽然被革命化了，但按法定假日还得放几天假。我算起来已经有五个年头没有回家乡和年迈的老娘亲共度春节了，按理说六九年的春节，我应回蒙城老家过。但由于华玲的父母在霍山县的漫水河搞“斗﹑批﹑改”，他们的春节完全被革命化了，必须留在山里同贫下中农一起过年。这样，只有华玲带领她的大小弟妹，在三间小屋里过年，会是何等凄楚，不难想见。我不想让几个十多岁的弟妹在心里留下更多的阴影，决定留在合肥过年。
为了证明我还不是朱家的正式成员，他们姐弟五人挤在一间房里，给我收拾了一个房间，这样，我住进了工学院朱家的小屋里。
春节对于青年和小孩来说，总是快乐多与苦闷。他们虽然都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还是有吃的，总比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好得多。何况我已有每月四十三元五角的工资。虽然钱不多，不及一个四级工的工资，但相对大多数的收入，还算是个数目。
住进小屋，策划过年。在那个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里，吃好还是第一位的。所谓吃好，也只能在各种票证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安排。不管多么有限，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过好年三十。按传统，结合口味，我们订好菜单。大弟华新负责炉子；大妹华敏负责采购；小妹华丽负责洗碗；我和华玲负责烹调；小弟华伟太小，没有分配任务，他只要吃好就行。分工到位，各负其责。年三十我们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鸡﹑鱼﹑肉﹑蛋，样样都有，还买了一瓶红葡萄酒，为远在漫水河的二老敬酒，表明我们对党的政策有充分的信心。为了不让门前过于冷清，又买了一挂鞭炮，噼哩叭啦放一遍，表明朱家没倒。
吃完饭，我们还开了个自娱自乐的小晚会，大唱革命歌曲，大唱样板戏。以此向外人表示信心，也表明另一种形式的抗议。这都是出于华玲之心，这时我真正地感到了她的坚强，一个干部子女特有的心理素质。
余下的几天里，我们又是唱歌，又是唱样板戏“红灯记”。小弟华伟最喜欢听我唱李玉和的几段唱腔。例如：“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险，沿小巷，过短桥…”。华玲最爱唱李铁梅的“年龄十七不算小，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心…..”，这也许是当时的家境，引起我们对“红灯记”的共鸣。
就在我们自己抚慰自己受伤心灵的时候，一个寒冷的早晨，门前突然跑过来一只大花猫，看上去疲劳极了。华玲认出这是自己家养的猫。他们下放后，因家里无人照料它，就把它放到篮子里。为了不让它认路再跑回来，在篮子外面还蒙了一层布。在水家湖下火车时放掉它。没想到时隔一个多月，它又自己跑回来了。我把它弄到房子里，先喂好它，又用干布擦去它身上的污垢。我从这只被遗弃的动物身上，想了许多。以后很长的日子里，我都把这只猫，当孩子一样地看待。
小屋虽冷，但青年人的不屈精神又把它烘烤得春意融融。
2.献礼“九大”
春节已过，冰雪消融。接着，全国人民又以新的姿态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意味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告一段落。但清理阶级队伍，又在全国展开，安徽当然也不能例外。
经过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充分揭发，《九条》的基本精神得到落实。各条战线都揭露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安徽省委当以李葆华首当其冲。两派群众组织还揭发了“九.五”讲话中点名的“黑手”，揭发其错误，甚至罪行，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通过大批判，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他们的所谓“流毒”和“影响”，首先表现在我们身上。因而，“肃清”也得从我们身上开始。谁来肃清？按照《十六条》的精神，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通过大批判，自己肃清自己身上的“流毒”和“影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那个冰雪消融，融水又成冰的早春天气里，我们又踏上了对李葆华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黑手”进行大批判的征程。就是要通过对他们的大批判，来“触及”我们的“灵魂”。达到消除其“流毒”和“影响”之目的。
对李葆华等人进行旅行式的大批判。可能是从二月底或三月初开始的。第一站是蚌埠市。我记得第一场大批判是在蚌埠市体育场举行的。因为是第一场表演，我们还有些紧张，事先准备好的“台词”（大批判稿）记得还不很熟。本来上台表演的人，都可以出口成章，讲上二﹑三个小时，也不需要什么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因为他们表达的就是他们心里要讲的话。但为了控制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又不准说错，大批判者只好像演员一样，事先准备好稿子。而且，谁先讲，谁后讲，也做了安排。台词的衔接语也不能乱。这样的大批判会，实实在在成了一场批判戏。为了不发生错误，台上还有提词的，许多“演员”心里一紧张，忘词的﹑接错的﹑手势动作不符合要求的，就再所难免。但错误不能重复发生，所以在蚌埠市的第一场批判“表演”结束后，由总领队左某某（十二军的副参谋长）和省革委会的副主任杨效椿主持我们座谈，总结经验教训。另外，还和蚌埠市的观众举行座谈，对我们的批判台词提出修改意见。认为台词讲得不集中，还有些乱，批判的时间长了一点，天气冷，时间长了效果不好。例如：我的批判台词是对事不对人（因为省军区的负责人是不到现场接受批判的）不宜太长，只要抓住与“二月逆流”挂钩，就行了。因此，我的批判台词，在众人帮助下，作了大幅修改。将原来“事出有因”的叙述过程统统删除，自我批评的话，一句不讲。甚至对军区负责人的话，也是斩头去尾﹑断章取义地加以批判。例如：严光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我们，对《九条》不能怀疑，《九条》的基本精神是对的，你们执行了《九条》，反过来又说《九条》不好。你们有意见，有看法可以向我们反映，也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向中央反映，这是党的纪律允许的，但你们不能在外面乱讲。这些话本来是从爱护我们的角度出发，批评我们一些不正确的做法。但在大批判词里，这些话都成了挑动我们反《九条》的“二月逆流了”。再比如，钟国楚在一次会上也批评我们说：“你们对6408要配合，对他们的态度，不能像对我们一样。我们了解你们。”把这样批评我们的话，也当作挑拨我们与十二军关系的话加以批判。经过大刀阔斧地删节，我的发言压缩到十分钟左右，从原来大批判的“主演”逐步降到“配角”。事实上，我在“九.五”讲话以后，没有直接参与“八. 二七”的领导工作，对两派各自揪斗各自的“黑手”的活动，我既不知道，也不可能参与。因为，那时我自己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只是没有游大街而已。
巡回批判的第二个城市是淮南市。参加大批判的人员都住在洞山，那也是淮南革委会的所在地。批判会无非是老戏重演，台上将修改后的台词再背上一遍。但有一些事，让我无法忘却。
一天早上，我们集体到食堂吃早饭，看到一队挂着白袖章的人，由北向南走来，大约有七﹑八十人。他们走到革委会礼堂门前停了下来。然后整齐地排成横列，低下头来轻声地念着毛主席语录。我当时不知道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看到这一情景的人很多，我问身边的人：“他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有人小声地告诉我，他们都是牛鬼蛇神，是向毛主席请罪的。我又小声地问一句：“牛鬼蛇神有这么多吗？”我的这句问话，好像再也没有人回答。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正处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大家说话都十分谨慎，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遭到与那些低头认罪人的同样下场。连我这个一向天不怕﹑地不怕﹑对《九条》敢反﹑对林彪敢批﹑对康生也敢骂的人，也变得怯懦了。低下头来，不愿正视面前发生的一切。因为我怕﹑怕站在冷风里请罪﹑怕年迈的老母无靠﹑怕恋人受到株连…我只好将这一幕，深深地埋在心里。但我不知道人的良知，到底能不能被泯灭？至少，我还不能做到。
记得在淮南搞第二场大批判时，地点可能是蔡家岗。会场设在一个不太大的操场上，我们正准备开会，突然有两个带着白袖章的十几岁的孩子冲进会场。很快就有四个手持木棍的文攻武卫人员，将他们连推带搡地抓走。见此景，我心里有一股无名的东西直往上冲，难道这两个孩子，也是清出来的牛鬼蛇神吗？中国到底有多少牛鬼蛇神？我认为淮南市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严重扩大化。所以当天，大批判会议一结束，我就找领队谈看法，因为这个情况不是我一个人看到，包括参加批斗会的许多淮南群众都看到了。所以，领队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只是向我解释说：“我们的任务是搞好大批判，你有看法可以谈，但淮南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我们不好说什么。”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回答，能说服我吗？当然不能。但我这个也快要被送到“清队”行列里的人，除了还有一颗没被泯灭良知的心和一张能说话的嘴，还能做些什么呢？还能让报社发表文章批评扩大化之风吗？这一幕，不但没有让我更深刻地反思，“一·二六”夺权的错误。相反，我觉得自己掌握政策比他们好。但只能想想，仅此而已。
在淮南的大批判大约搞了四场，因为淮南是矿区，很分散，不得不如此。所以，在淮南停留的时间也比在蚌埠长得多。在去第三站安庆市之前，放几天假，在合肥休息几天。然后从合肥直接去安庆。利用这个间隙，我到华玲下放的地方看一看。因为时间很短，我和华玲当天下午就回合肥了。时间虽短，看得出知青的境遇，比农民的境遇还是好一些。
在合肥稍作休整，大批判队伍又奔赴安庆﹑铜陵等地。这已是三月下旬，沿江城市正是春暖花开，在正常年景，这个季节又是青年人游春踏青之时。但我们无心欣赏春日的美景，而要以革命大批判的精神献礼“九大”。我们可能是三月二十九日，离开铜陵乘船去芜湖市的。轮船顺流而下，站在甲板上，可以观看长江两岸的春色。但春色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喜悦，却使我产生了“春色停不住，逝水难回头”的几分愁怅。从实感上也是这样。船是顺流而下，水速加船速，两岸的景色，稍纵即逝，能看清什么呢？
到芜湖后，我们住在鸠江饭店。它是座落在市中心的国营饭店，好像受批判的对象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住在那里，我们一直不知道。
四月一日这一天，我们和芜湖的革命群众在鸠江饭店座落的大街上，一起收听了“九大”开幕式的广播。大街上人如海潮，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大会的胜利召开。“九大”的召开，好像没有给大批判升温，相反不管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心里都产生了某种新的期待。希望尽快结束眼前的一切。批判者不管是违心说话，还是顺心说话，都知道不能靠当大批判演员过一辈子。受批判者也知道，他们总不能每天站着挨批判过一辈子，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所以，“九大”开幕后，大批判队员普遍存在厌战情绪。不管军代表﹑工宣队如何做工作，大家的精神就是振作不起来，希望中央能给一个新的局面。所以，在芜湖﹑马鞍山的批判中，不仅场次少，而且斗志明显下降。大约四月十二日左右，结束了这场巡回批斗大旅行。回到合肥也没有再做什么像样的总结，于是，各回各单位。
3.乍暖还寒
巡回批斗结束后，“九大”继续召开。这次我没有住进工学院的小屋里，回到我原来的宿舍。这时三号楼学生宿舍虽不是“回廊檐断燕飞出”，但有点像“小阁尘凝人语空”。六七届﹑六八届的同学早已离校，六九届的学生提前分配，人也走得差不多了。看到这般景象，由原来的孤寂，而变成了悲哀。我与其在工大受折磨，还不如到工学院的小屋里，去照顾华玲的弟妹。反正在工大也无事可做，学校成了斗﹑批﹑散。就在我住进朱家小屋没几天，华玲匆忙赶了回来。告诉我，她的爸爸妈妈很快就要从漫水河回来，要我暂时不要回工大住，爸妈回来后，可能有许多事情要商量。
合肥四月的天气，不像沿江那么温暖。由于常受西北气流的影响，虽不会飞雪漫天舞，更不会“悬崖百丈冰”，但有时寒流一到，亦有乍暖还寒的感觉。华玲的父母，就是在乍暖还寒的天气里，结束了在漫水河的第一阶段斗﹑批﹑改，回到合肥。
他们结束了第一阶段，就意味着还有第二﹑第三阶段。回到工学院，就是要进行第二阶段，即接受群众对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按照党的一贯政策，对犯了错误的同志，都先由个人作“触及灵魂”的全面检查，然后再由群众对检查的内容作全面审查评议。对自己错误认识不深刻的地方，再由群众，包括军﹑工宣传队逐字逐句，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以消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要写出这样全面的书面检查，对一个参军后才识字的老红军来说，未免太难了。于是，又把我从工大找到身边，共同商量怎么办。给未来岳父写检查，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说这时我已成为写检查的“职业作家”了。我们先进行口头交谈，华玲负责记录。然后，我再把他以前的自传﹑自述和文革时的历次检查，进行了仔细阅读。为了尽快将检查写出来，我不能回工大住，必须住在工学院加夜班。我前面起草稿，华玲跟着抄，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只用了三天两晚，就将上万言的检查草稿写好，华玲也将其抄好。又用了两天时间，进行修改，不到十天，一份完整的书面检查写好了。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检查是我起草的，我的手迹，全部烧掉，检查全是华玲抄写的。
写好的检查，先要交给军﹑工宣传队审查，由他们安排检查大会的时间。大约五月十号左右，被安排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为了能让全校师生员工，全面看到检查的内容，由军工宣传队安排人把检查抄成大字报贴在校园内，为大批判者提供方便。各种意见都可以写在大字报的空白处，也可以另写批判性的大字报，总之，批判的形式多种多样。检查过去了二﹑三天，我和华玲偷偷去看大字报上有什么反应。在大字报上写批语的人不多，但也有几处。例如，有的批语说，检查不深刻，但又无懈可击；还有一条批语说，强调主观动机是好的，避重就轻；有一行小字最有趣：“女婿写稿，女儿抄稿，老婆定稿，朱希念稿。”看完这行小字，我想，这一定是个铁杆子“八·二七”写的，他不止一次听过我的报告或讲话，否则，不会这样清楚我写东西的风格。不过，这时说我是“女婿”写稿，有误会，我并没有和朱华玲结婚，我只是临时住在她家。既然外面已经传出，我是朱希的女婿，那就顺水推舟，干脆结婚。
4. 冷清的婚礼
书面检查念过了，公布出来的也批过了，按规定第二阶段已经结束。但第三阶段却变成了无期地等待，又抓住他与谭震林的关系不放。为什么呢？因为六八年在《新安徽报》上，以通栏大标题，说朱希是谭震林的黑干将。如果不把他定成“黑干将”，就证明军宣队和工宣队都搞错了。对这样的大是大非，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过。看来短期解放无望；华玲上学无望；上调工作也无望。在无望的情况下，老爷子找我商量怎么办？如不让女儿结婚，我已二十九岁了，在那个年代，这已是太晚婚了。
我考虑的不只是年龄问题，我考虑华玲在农村太苦，我又不能长期陪她在农村生活，如不结婚，就找不到任何上调的理由和途径。结婚后好找机会，我的各种关系才能启动。即使短期不能解决，两个人有四十多元钱，也可以过。她如果在合肥能找个零时工作做，一个月也能挣二﹑三十元，将来养个孩子应该不成问题。就这样我答应马上结婚。在我答应马上结婚时，发现老爷子脸上有喜有忧。喜的也许是选上一个能干的女婿，忧的是自己还背着“黑干将”的“黑锅”，只能冷冷清清地将最心爱的长女嫁走。他当时这种复杂的心情，我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们谈定后，他把一家人叫过来，宣布了我和华玲结婚的事。弟妹们小，不知老人内心的苦衷，个个都很高兴。在谈到婚后住在哪里时，老爷子含着眼泪不同意我们到工大住。我说工大房子多，学校答应在教授楼给我一大间，这里人多，房子小住不下。老人坚持不同意，让两个最小的弟妹，住在花房仓库里。我看老人难过的样子，也没有再说什么，结婚的日期定在六九年的六月一日。
由于物资的极端紧缺，连床上的用品也得凭布票买。无奈之下，我只好到安徽丝绸厂开后门买了两床被面，又买了两床不要布票的被里，被絮用的是旧的。将小屋中，最好的一间房子整理一下，作为我们的新房。到农村开结婚证明信是大弟华新办的，结婚证是岳父老部下到中市区法院办的。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勤俭办一切事业”，当然也包括婚礼。更何况，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我们不敢声张，也不能声张，怕遭来说不清的是非。就连六月一日婚庆这一天，岳父也只是招呼几个最知己，最可靠的原警卫人员，在家自备一桌酒席，吃饭时还把朝西的大门紧闭。因为大门正对着一排工学院职工宿舍。席间，只是小声地向我们表示祝贺。前来祝贺的几个人，绝没有人送礼品。我也怕让同学们知道，他们一旦知道，前来祝贺的人就无法控制，只好是事后解释。
虽然婚礼冷清，在那个时代基本都是如此，我们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两人不是爱在表面，而是爱在心灵。
婚后不久，正是农村大忙，七八个人的知青小组，也不能长时间没有头头。大约八月中旬，华玲又回到“广阔天地”的农村。她虽不能“大有作为”，也得进一份义务。总不能人人为我，我不为人人。新婚燕尔，又是天各一方。
5. 同知青共处的日子
和爱人分别后，虽经常互通信件，总不象在一起那样缠绵。为了消磨时间，我从岳父的书橱里找到一套没被抄走的军事著作。这些著作是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的。从几百万字的著作中，我获得世界几大军事强国，在二战前﹑二战中的有关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的大量信息。我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仔细阅读了一遍。使我对二战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六九年又是全面备战﹑
备荒﹑为人民的一年。拿我国当时的国力，与二战时期强国的国力相比，我们除了拥有少量的核武器之外，其余我们都无法相比。正是差距，又激起我的爱国热情，想献身军工，这也是我以后躲进深山的重要原因之一。
书读完了，没有什么再能分散我对爱人的思念，于是我决定下农村陪她。十一月九日，我和岳父简单打个招呼，就去了火车站。到了车站正赶上防空演习。本来是下午一点的火车，被耽搁到下午二点发车。我在地下室里，被关了一个多小时。到水家湖车站下车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二十分，从水家湖开往曹庵的汽车已经没有了。我从合肥走时，虽然天气不好，但并没下雨。下火车后，天渐渐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我只好临时买把雨伞，步行去曹庵。水家湖到曹庵的路程是十一公里，按民兵训练急行军的速度，我每小时可走六公里，计算一下，大约六点钟左右，可以赶到曹庵。余下的田埂路怎么走，无法估计。
雨天打伞走路和晴天走路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我看着路边的里程碑，必须在六点之前赶到曹庵，否则，天全暗下来，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我只好一路小跑，比预计的时间提前十五分钟，方向依稀可辨。按照大致的方向，沿着泥泞的田埂，向王涧坝村摸去。一面走，一面想起小时候父亲同我说过的一句话：“近路怕鬼，远路怕水”。我突然想起去王涧坝村的路上，有一条很深的涧河，王涧坝村也由此得名。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怕出现的事，它越容易出现。我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突然听到流水的声音，知道涧河快到了。而且有水，怎么办？退回去？路也看不见；向前走，不知水有多深。最后报定游泳过河的决心，跌跌撞撞走到河边。涧河并不很宽，大约十米左右，决定趟水过河。趟水就得先脱衣服，先脱去下衣试水，感到凉意，我不怕，因为有冬泳的基础。走到涧河中央，水也只有齐腰深。走上岸来，连田埂路也找不到了。只好向着有亮光的地方走去。说来也巧，我奔向亮光的村庄，就是王涧坝村。由于知青的房子是单独盖的，比较好找。当我突然出现在爱人面前的时候，她是又惊又喜，又心疼。因为找不到路，只好从泥田里走，弄得浑身是泥，满脸疲惫。
第二天，老天作美，由阴转晴。其他几个男知青知道我到乡下来，都过来看我。十一月份的天气，田里除了还有棉花和山芋以外，已没有什么别的庄稼。再者，刚下过雨，人不能下田，所以知青们也可以休息。早晨我们一起吃饭，所谓吃饭很简单，煮山芋，外加一个高梁山芋面的窝窝头。口粮有限，计划就食，我也不例外。饭后，他们带我看他们的自留地，还向我介绍每人一天能挣几个工分。除了种田外，他们还搞点副业，养了十几只鸭子和一头猪。而且，还垒了一个猪窝。有个初中一年级的下放学生陈萍萍，她负责喂猪。那天早饭后，她把多煮的山芋和其它猪饲料和在一起，用一双小手，使劲地搅碎，猪被喂得肥肥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很快乐。条件不好，不断改变。农村生活比较懒散，但他们保留了学生时期的节奏，而且，还自制了不少体育器材。
俗话说，二﹑八月（指农历）可以立马等路。意思是说，农历二月﹑八月天气干燥，收潮快。我去的第三天，农田已经干了，可以随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挣工分，我爱人也不例外。我不是知青，没有资格下田挣工分。但我自己找一份又脏又累的活干。给他们自留地里的雪里红菜施肥。他们在厕所旁边挖个粪坑，将人﹑猪的粪便收集在坑里，作为自留地肥料。我想，这些办法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应是农民教授的。不仅有粪坑，而且粪桶﹑粪瓢一应俱全。这就为我施肥带来方便，我将粪便加水稀释后，用粪瓢将其浇在菜的根部。太阳快要接近地平线时，他们放工回来，看我已将肥施完，个个高兴地称呼：“梁大哥，你真好！干了我们最不愿意干的事。”
知青就是知青，他们小组一共八人。高中毕业一人﹑初中一年级三人﹑初中三年级四人。那时的学生，虽然每年都要到农村劳动十天半月，但他们谁也不是土生土长在农村。特别是初中的学生，对农村的生活知识几乎一窍不通。但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他们也学着慢慢适应，而且已开始适应。
有一天下午，生产队没活干，我和几个知青都在自留地翻土。休息时，有个叫黄淮安的初一知青，和衣往地上一躺说：“躺着，真舒服呀！”另一个初二下放知青叫吴炫耀的说：“那你就躺着吧，以后别下地干活！”这时，躺在地上的黄淮安猛地坐起来说：“那怎么可以，只有干活才有工分；工分就是钱；钱就是命啊！”说这话时，还将右手握成拳头，挥动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黄淮安和吴轩耀本来都不是这个小组的，他们分别在更远的地方。就是因为年龄小，才被转到这个小组的。他们把这个行动，称之为“知青调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公民有居住自由的条款”争取来的。
在农村和知青相处的十多天，很快结束了。在临走的那天中午，分管生活的初三知青黄淮远，一定要加餐为我送行。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农村里，有什么餐好加。他们杀了一只自己养大的鸭子，是我为他们烧的。除了葱﹑蒜，这些自己种植的以外，几乎什么别的调料也没有。还没等烧熟，几个男孩子个个都把鼻子凑到灶台上：“真香哪！一定很好吃。”烧好后，的确很好吃。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十多天来没沾荤了。
十一月下旬的太阳落山很快，我们吃完美味的鸭子，全小组的知青，集体把我送到曹庵。那时，曹庵到合肥没有直达汽车，只有等从阜阳地区开往合肥的过路车。但当时也有个便利条件，送省﹑市直机关干部下放劳动的车辆较多，回合肥的车基本都是空的。我们站在路边等汽车，也许是我的运气比来时好，不大会，一辆吉普车在我们面前停下来。从车里走出来的是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效椿。他问我站在路边干什么？要不要回合肥，我说，我就是站在路边准备拦汽车回合肥。他要我赶快上车一起走。
上车后，杨问我到农村来做什么，我告诉他，是来看爱人。这时，他突然问我：“你岳父朱希同志的问题解决没有？”我回答他：“还没有解决”。“因为什么问题，不解放他？”我答道：“还是抓住他从新四军军部转到六师时，组织手续不完备的问题。”杨很困惑地说：“这个问题，组织部早搞清了，而且有结论，怎么还抓住不放。战争年代，人的调动，往往就是领导一句话，哪有什么完备的组织手续呀！你回去，叫你岳父给省革委会写个报告，我批一下，再给工学院军宣队的孙某打个电话，要他尽快解决。你把报告直接送给我”。以后，我们又讨论了岳父解放后的工作去向问题，杨比较倾向，到巢湖地区，先搞一段宣传队，过渡一下，然后再任命。
应该说这是我和知情共处的意外收获。回肥后，想到夜渡寒水的情景，顺笔写了一首诗作记念：
日暮转急雨,算步计时分。
咫尺有荒冢，数里不见人。
隐隐闻寒水，惴惴惊暖心。
上岸已无路，亮处应是村。
岳父的问题，于一九七零年春得以解决。由于工学院已与工大合并，他被任命为合工大革委会副主任。这段寒水惊心，冷暖共存的日子，总算有所收获。
6. 躲入深山绿水边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我也不能例外。回想几年的动荡生涯，只想“安身，”不想“立命”。我感到以理想“立命”太难了。何处安身？怎样安身？成为我六九年下半年思考的主要问题。
记得六九年的八﹑九月份，时不时还要到工大去看看。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原工大革委会副主任杨素清的女婿王勇。王勇抓住我，谈他岳父因所谓“七·一六”反革命事件被送进监狱。
“七·一六”事件是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发生的，起因我不清楚。因为发生事件那天，我不在工大。我带着华玲及两个弟妹，还有朋友的小孩，到巢湖游泳去了。六八年的七月十六日，是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两周年。就在那次横渡长江时，毛泽东要青年人到“打风大浪中去锻炼”。正是这个原因，我领着一群青年人到巢湖游泳。回校以后，听说工大发生了学生殴打十二军战士的事件，地点发生在火车站。刚开始，对事件的调门并不高。几天后，该事件竟成了反革命事件。而且，由文攻武卫指挥部抓走一些学生。这些学生都被关在文攻武卫指挥部的特殊房间里，受到非法待遇。随后，校革委会副主任杨素清作为幕后指挥，被投进监狱。由于我对事件的原委一无所知，所以对事件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但省革委会人保组却怀疑我与此事有关，背靠背地对我调查几个月。虽然没有受到冤枉，但给我敲起了警钟。合肥对我来说，是个是非之地，容不得我。只要有个风吹草动，我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搞不好还要落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于是，我就想离开合肥，到深山老林里躲起来，以求自保。
到哪里去合适呢？我考虑再三，只有到安徽的小三线军工厂去。这些厂，基本都建在深山老林里，在那里可以避世。另外，也是出于现实的私利。三线厂可以照顾家属，可以利用招工的机会，尽快将农村插队的爱人调到工厂工作，解决户口和饭碗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三线厂，都是由省军区暂管的，当时称之为国防工业办公室。虽然从隶属关系上，它归省革委会管辖，但以省军区为主。主管这项工作的就是省军区副司令员邬兰亭。具体办事人员也多为“一·二六”夺权后的支左人员，我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这样，我也等于躲进一个政治保护壳里，同时也实现了我建设三项的夙愿。
这件事考虑成熟后，没有同岳父商量。大约九月份，我给李德生写封信，内容大体是：鉴于工大现无教学任务，为了不使专业荒废，要求到军工单位，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时的李德生虽然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仍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收此信后，批示同意我的要求。此信是批给主管政工工作的潘琦启的。潘向我转达了李德生批示的意思，并要我自己联系单位，有困难省革委会出面。走完这些程序，大约已经到了十二月初。我找到国防工办主管人事的蔄自泽，他一口答应。欢迎我到三线厂参加建设。我利用合工大革委主任刘新增（十二军一二五团政委）住院治病期间，拿着国防工办的接受涵，办了调离手续。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刘新增多次要我参加校革委会的领导工作。我怕成为第二个杨素清，所以一直在外面游荡，不愿呆在工大。手续办完，已接近年底，我怕夜长梦多，希望国防工办抓紧将我分配到具体工厂去。最后，决定我去设在纵阳县城不远的向阳机械厂。并告诉我，已与该厂负责同志说好，他们很欢迎你去。
我于一九七〇年元月一日，到该厂报到，离开了我熟悉的合肥，离开我的老师，离开了哺育了我八年的合肥工业大学，到一个面对长江，背靠群山而完全陌生的地方。在这里，我想躲进避风港，做一棵不再被风吹雨打的小树；在这里，我想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作一点扎扎实实的工作；在这里，我想有个安定的家，生儿育女。总之，在这里，我想让我属于我自己。
三. 树欲静而风不止
树因风而动，树动而又生风。到底谁为因，谁为果，这是气象学家的事，对于我这个小小的孤木而言，是生不了什么大风的，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但从主观愿望出发，我还是想尽量静下来。经过几年大风大浪的折腾，的确想休养生息。
1． 避风港里别有天
我到向阳机械厂报到后，由于工厂正在建设中，并未投产，领导班子也未正式建立。从元旦到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有较多的时间，可以仔细地观察工厂的大环境。
工厂座落在纵阳县城东约四公里的下纵阳码头附近。背面是一群高低不同﹑错落有致的小山头，部分建成的厂房就在山头之间的小山沟里。南面是长江的岔江，主航道与岔江之间有一片很大的沙洲，叫铜板洲。洲上住着不少人家，平时他们靠小船与岸上来往。船坞和下水滑道及合拢厂房都在岔江北岸，主航道过往船只的视线被铜板洲阻断。这个厂的选址，最符合毛泽东“依山﹑傍水﹑荫蔽”的要求。在青山背后，又布满大大小小的湖泊。这里真可谓是：山青水秀，鱼米之乡，正是休生养性的好去处。
作为一个连续生产型的工厂，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没有哪两个车间的厂房是建在同一个山沟里的。从东到西三点五公里，生活区又远离厂房。这对生产﹑生活都带来很大不便。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幸好当时军工产品不太计成本。该厂的设计大纲是制造内河巡逻艇。由于，没有考虑内河护堤情况，巡逻艇因速度高，尾浪大，冲击河堤严重。工厂还在建设中，就要更改原设计大纲，将生产内河快艇，改为近海公安巡逻艇。后又根据援越需要，改产登陆艇和扫雷艇。产品的变更，要求厂房﹑设备﹑技术力量的配置也要作相应变更。直到我离开这个厂时，产品方向也未定型。
由于工厂是边建设边生产，领导班子也是随着建设和生产的需要边产生。直到六﹑七月份主要领导才陆续到齐，我也算上一个。
一九七零年，向阳机械厂的革委会和党委相继成立。党内，我是党委委员，行政上是厂革委会副主任。但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总装车间兼任副指导员。由于七0年工厂并未正式投产，主要是对六九年招收的学员和退伍军人进行培训，这是全厂性的，这项工作由我负责。另外，我向合工大无线电系借一套电台测试仪器，结合仪器熟悉船用电台调试工艺。同时也将自己学过的基础理论很好复习一下。应该说，七零年的上半年，基本都是在向阳机械厂度过的。
由于向阳机械厂没有招工任务，所以，爱人无法直接进入向阳机械厂。而是由国防工办先将她招至淮河机械厂，当一名车工。因为爱人已怀孕，不能在淮河厂干繁重的车工劳动，于七一年初，将关系转到向阳厂。由于女儿早产四十多天，本来应是四月出生的，结果二月二十八日就出生了。加上向阳厂未正式投产，来厂报到也无事可做，工厂让她在合肥休息至六月份。为了照顾我们，工厂又在中心区分一小套房子。在爱人未到工厂上班之前，我将老母亲也从农村接到工厂。一来母子团圆，二来也照顾一下她的小孙女。在爱人来厂时，岳父﹑岳母又给我们买些炊具。结婚的床，也被拉到工厂，还准备了一口装水的大缸。基本具备开伙﹑睡觉的条件，打算在向阳机械厂长期安家落户，别无它想。由于工厂远离合肥，工厂人员的急剧增加，本地的副食供应开始紧张，长久见不到肉食，但鱼﹑鳖﹑虾﹑蟹，不愁供应。与其他军工企业相比，我们还是好得多。七一年下半年，工厂正式投产，人也很忙，特别是爱人干车工活，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上下午中间，有两次半小时回家喂奶的时间。由于路远，几乎都是小跑回家，人显得更累。人虽然累，生活也很苦，但又白又胖的小女儿，可以坐着和我们咿咿呀呀地说话，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母亲帮我们照料小孩，烧烧饭。她因脚小，上下楼不方便，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我躲进深山的目的，是想离开合肥，让那里的父老乡亲把我忘记，我和妻儿﹑老母能过一个平静的日子。但事实正向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不知为什么李德生却没有把我忘记。
七0年，毛泽东准备在下半年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七月间，各省都在选举人大代表。推选代表是按比例代表制。安徽的代表名额已经确定，但后来由李德生向周恩来申请又多要了两个红卫兵名额，并指名是我和另一位红卫兵头头。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这是李德生在解释代表组成时讲的。
七0年，李德生调到中央工作。大概七﹑八月份，他来安徽视察。在纵阳视察时，他顺便去了向阳机械厂。当时我到合肥出差，不在厂里。后来是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告诉我，李主任（指李德生，他当时是解放军总政部主任）到我们厂来视察，还专门问到你在工厂里表现怎么样。我们如实地向他做了汇报。他要我们多关心你，多帮助你，要你在厂里好好锻炼自己。
七0年下半年，虽然省﹑地﹑市都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基层党组织普遍建立，但党的组织体系并未完全形成，各地发展也不平衡。这样，在全省就出现了一些老﹑大﹑难的地﹑市﹑县。当时，问题较多的是滁县地区。最有名的就是定远县﹑凤阳县﹑嘉山县。根子在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不团结，群众闹派性。
李德生不能无视该地区再这样发展下去，就下决心将滁县地区的领导班子端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解决团结问题。我又被李德生点名要到省学习班协助解决滁县地区问题。
在革委会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经过三个多月耐心细致的工作，问题基本解决。最后，李德生下决心对该地区主要领导同志，采取调离的办法彻底解决问题。为了不出现反复，省革委会又让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玉辉﹑省革委会副主任王有香和我连同滁县地区学习班成员，一起回滁县，再进一步做好广大群众的思想工作。就在这段时间内，省革委会正在做筹建中共安徽省委的工作，对这件事我毫无所知，还是张玉辉一天晚上和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李德生主任，提名要你参加这届省委领导班子，原来协商时没有你”。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共安徽省委委员。
就在我参加安徽省委班子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安徽省也开展了清查“五.一六”运动。就因为我炮打过康生，上纲上线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列为清查对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审察，没有公开点名。但分管公﹑检﹑法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王羽中，还是以责问的口吻找我谈了话，时间大约是七一年的十一月初，地点是省公安局办公大楼三楼某办公室。他问我的问题集中在两点：第一，全省都有反康生的事件发生，是怎么回事？第二，你给中央写信是怎么回事？
我的回答很明确，全省怎么反康生我不知道。我可以向党保证，我绝没有组织过全省反康生的会议，我也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全省为什么会反康生，道理很简单，根子在对《九条》的不理解。《九条》否定的不只是夺省委的权，也否定了全省各地的夺权。我不理解《九条》，我相信各地不理解《九条》的人也多得很。思潮，不需要谁去组织，有时它会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开来。我可以拿我的脑袋担保，我没有整理过康生一个字的黑材料，也没有指使过任何人干这件事。我对康生处理安徽问题不理解，有意见说了许多不礼貌的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怎么可能知道中央领导的什么黑材料，除非有人提供。你们抓到为我提供黑材料的人，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当我说到这里时，情绪很激动。这时王也很不高兴地说：“梁守福同志，你的态度要好一些。”这时，我也寸步不让地说：“我说的都是事实。讲事实，讲道理就是最好的态度。”我们都稍微沉默片刻，接着回答我给中央写信的问题。我告诉他，我给中央写过两封信，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按照党章规定，我有权利向党中央直至中央主席反映情况。我的信是寄给党中央的，寄给毛主席的，不是寄给台湾，不是寄给蒋介石的。如果我把信寄给台湾，寄给蒋介石，你们可以说我是出卖党的利益，叛党投敌，杀我的脑袋。我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谈看法，是犯法吗？我的顶撞使王满脸怒气。他是十二军的副政委，在军队里，谁敢这样顶撞他。所以，那次谈话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结果，但在行动上确有了结果。有些会议，不让我参加，传达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有的也不让我听。在王的心目中，我就是一个准“五·一六”分子。
2. 李德生引航出港湾
一九七三年，我给李德生写过一封信。那时李德生不仅是总政治部主任，而且还是国务院业务领导小组成员，协助周总理工作，对全国的经济工作有发言权。我给他写信的目的是想从接受再教育入笔，谈涉及全局性的经济问题。此信不算长，我依然保存了底稿，我把这封信的全文抄录于后，从中可以看出，我当时对经济工作的看法。
敬爱的李主任：您好！
几年没有见面，非常想念。由于自己思想的懒惰，组织观念的薄弱，几年来没有向您汇报在工厂学习和锻炼的情况。这是不能原谅的。省委非常关怀我，最近把我调到省里来学习，一想到此事，总觉不安，总觉得这是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在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几年中，深感旧学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自己的影响很深；深感我这个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大有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必要。从实际的锻炼中，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认识到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性﹑艰巨性。
在工厂里，主要是工作﹑学习和劳动。有时也做点调查研究。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问题，产生各种想法。下面我想把我在工业生产方面的一些想法，向您汇报一下，也不知对不对。反正对您我是无话不谈，有什么就说什么。
我觉得我们的工业生产，总的形势是：向后看，有很大发展；想前看，任重道远；向外看，差距很大；向内看，问题不少。为了使我国工业生产能更快的发展，迅速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我想，在抓好其他工作的基础上，能否把以下几项工作抓一下。
1． 在搞好批林整风的同时，迅速整顿企业管理班子，认真纠正不正之风，加强对企业管理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严肃党纪国法。要有必要的行政命令和相应的组织措施。经整顿后，使我们的企业管理班子，真正成为方向明﹑决心大﹑干劲大﹑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当前，我觉得厂矿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加强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克服工人中存在的某种雇用观点及不正之风。能否从工人中，积极培养一批政工干部，最好能进行一些专门训练。
2． 整顿管理体制。采取条条块块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管理。块块易调动地方积极性，但国家的统一计划难以掌握；条条易掌握统一计划，但也易影响地方积极性的发挥。我觉得对国家计划影响较大的重点企业，如，原料﹑材料工业﹑重型机械工业﹑独门工业﹑全国重点配套企业等等，应由中央统一管理，以保证重点企业计划的实现。所谓，地方积极性，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从节约﹑技术改革﹑挖掘潜力等方面找出路；不能从计划内找出路。我认为，目前，我国的企业管理体制比较混乱，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
3． 严肃国家计划。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就是有计划﹑高速度﹑按比例。如果没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两个条件，高速度是空话。因而计划生产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全国统一计划的链条中，有若干环节被破坏的话，就会影响整个计划的实施。国家统一计划的破坏，就会使我们的国家经济失掉平衡，出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这样的大问题，必须十分严肃。要把计划视为法律。立法者要维法；违法者，要正法。谁无故完不成国家计划，要追查责任；谁有意破坏国家计划，要依法办理。否则，企业中的歪门邪道堵不死，也会把我们企业管理干部的作风带坏。
4． 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从产品设计到加工工艺以及原材料的品种规格，都必须来一场革命。充分发挥老工人和革命知识份子的作用，鼓励他们敢于搞革新、搞发明。从这场革命中，节约材料、节约设备、节约人力、节约时间，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
5． 加强成本核算，狠抓商品产值。我觉得工业总产值，能反映我们的生产能力、生产水平，但不能反映使用价值。在抓总产值的同时，必须狠抓商品值。因为商品值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值。如果只注意总产值，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如重算、弄虚作假等）。要把商品值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来考核。
6． 不断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是否可以考虑向国外派些留学生、考察团、参观团等。同时要加强技术情报工作，能切实做到“洋为中用”，防止把“自立更生”歪曲为“闭关自守”。
7． 对工厂里的分配政策，要认真研究。从等级工资来看，好像基本体现“按劳分配”，但由于对不同级别的工人，需要向国家提供的劳动价值缺乏标准，结果工资级别是明显的，但劳动价值的差别不明显，影响老工人和年轻工人积极因素的调动。我觉得通过试点，可以对不同级别的工人定出不同劳动价值的标准。
当然，搞好一个企业不只是这些方面，例如定出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普谝重视，就不多说了。但我觉得以上几个问题，试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想向您反映一下。
以上的想法，我仅仅从局部看到的，肯定有很大的片面性。这些话对您来说，可能完全是多余的，但我还想提出来供您参考。在每个问题中，我都搞了点具体材料，由于受文字限制，不能都写给您。我多么想当面和您汇报一次啊！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祝首长身体健康！
梁守福
1973年4月13日
这封信李德生收到后，批给省委常委传阅，转生产指挥组研究落实。
有一次省里开会，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付组长孟家芹将我叫到他身边，告诉我：“你写给李主任的信，批到我这里来了。你写得非常好，其实那些问题，我们也知道，没人说。那些话也只有你敢说，什么‘防止把自力更生歪曲为闭关自守’，这样的话，你不说，谁敢说。你提出的设想涉及全国性的大局，不是一个省可以办得了的。李主任叫我们研究落实，我们是落实不了的。例如工资政策问题，我们能一个省单独搞吗？哈哈！反正你敢讲。”
我只所以敢讲，我认为李德生了解我，我说的是真话，真话有什么不敢讲的呢？文革初期，我说的那些话，尽管都是真话，在当时条件下，不管哪一条都可以定我的罪，但李德生没有这样做。清查“五.一六”时，李德生说：安徽没有“五.一六”，清什么“五.一六”。把我和一大批人保护下来。
一九七二年底，李任之、潘琦启向李德生汇报安徽批林整风情况时，李德生打断他们的汇报，大谈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对我说了一大段肯定的话语。后来省委将这次李德生的谈话，作为省委文件，于一九七三年元月下发。而且这个文件，我是在省毛泽东学习班看到的。李德生谈话的大致内容是：我们都会老，都会死。我们死过以后怎么办？我们把班交给谁？安徽不是没有接班人，我看梁守福就很不错。文化大革命这么乱，他能把几万人“八.二七”组织的那么好，井井有条，有条不紊，这没有非凡的组织能力是办不到的。十二军也是四万多人，我们有那么多的干部，那么严的纪律，还经常出问题。他把几万个学生治理的那么好，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看你我都做不到。
当时在安徽主持工作的宋佩璋，对李德生的讲话很快作出回应，除了将李德生的讲话以省委文件下发外，还对李讲话中提到的我进行个别谈话。
大约七三年的二月中旬，宋把我从工厂找到合肥。在稻香楼宾馆找我谈话，宋说：“请你来，主要是向你传达李主任的精神，不知道李主任的讲话你看到了没有？”我回答说：“讲话我看到了，是在省学习班看到的。”
宋说：“你看过了，我就不需要再把李主任的讲话传达了，我向你谈的就是省委对你的看法。我们认为你在政治上很敏感，工作能力也很强，组织能力也很强，这都是好的方面。但你的缺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摇摆性，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参加革命时也有这样的毛病，不过在实践中要注意克服。对你的使用问题，省委内部还有些不同看法，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对《九条》、对康老的态度问题。省委认为有必要对你在文革中的这些问题作个结论，免得以后老是有人翻这段历史。做法么，你个人先写个总结，然后由省委在你的总结上附个意见，就算结论吧，不知道你的意见怎么样。”
我说：“我完全同意省委的意见，我也认为还是做个结论好，免得以后老翻腾，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了，不然老是觉得欠旧账。”接着我又问了一句：“在总结里，反林彪的问题要不要再写了？”
宋说：“林彪的事就不要再写了，主要是《九条》、康老的问题。”
接着宋又对“两委（省委、省革委）中群众代表的看法，向我作了祥细介绍。我当时感到很纳闷，不知道是为了给我吃定心丸，还是要我对他们的缺点进行吹风。
宋找我谈话后就有了具体的动作，三月初，省委组织组派郭克和王克非到向阳机械厂对我进行全面考察。
三月下旬，我参加省革委会政工组举办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学习班。在学习期间，《安徽日报》社约我写一篇批判林彪“顶峰论”的文章。我因为对林彪的《再版前言》的观点提出批评而遭到过重点批判，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约我写一篇批林的文章，以肯定我对林彪的批评是正确的。学习班结束后，把我一人留下继续学习，写总结。六月份由省学习班代省委拟我的结论，我在结论上签了字。我当时感到奇怪的是，既然是结论，应该抄一份给我，但始终没有收到抄件。
六月底，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任命我为向阳机械厂党委副书记，但我没有到任。七月初，省委组织组副组长魏征祥向我传达省委决定，省委决定调我到省电子工业局担任业务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同时兼任安徽无线电厂党委书记。大约七月八日左右，宋佩璋找我谈话。宋说：“省委决定调你到合肥工作，先在省无线电厂工作一段时间，这个厂的前身是总后（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三六0九厂。中央要求军队占用地方的单位，要还给地方。三六0九厂的前身是华东自动化研究所，是中科院的，现在研究机构在内迁，不能再回中科院，李主任要给安徽了。它跟科技大学一样，都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它本来就是局级单位，调你到省电子局担任副局长，兼这个厂的党委书记。这个单位几经折藤已成了老、大、难（老单位、大单位、难单位）。就是考虑到这一点，省委决定让你去，越是老大难的地方，越是锻炼人。跟你谈这些，无非让你有个思想准备，你看要不要从省里再给你配两个处长协助你工作？”我回答说：“我感谢省委对我的信任，这个厂我已经暗访过两次了，的确不像样。我先一个人去，有困难再向你汇报。”宋说：“那也好，你一个人先去，有困难随时找我。”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37056.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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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9 04: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