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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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
————知识与知识分子问题之再思

　　【中文提要】本文从理论的分析入手，侧重考察不同背景的理论家如福柯、赛义德和斯皮瓦克是如何来论述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关系，特别是围绕着“representation”和“subaltern”两个核心概念来讨论“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进而指出从福柯到斯皮瓦克，他们对知识、权力、知识分子和被压迫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十分精巧繁复，问题在于他们讨论问题的路径一直局限在知识生产的领域里，反而忽略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另一种路向。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approach of theoretic analysis to study how the theorist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such as Foucault, Said and Spivak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subalterns, especially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subaltern’s own knowledge and the role the intellectuals play in it with the two key concepts of “representation” and “ subaltern”。

　　

　　1972年3月的一天，福柯和另一位法国著名知识分子德勒兹一起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应该说，在此之前和之后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而这次的讨论之所以显得特别，是因为它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探讨了知识分子当代位置的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与民众、与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福柯一方面回顾知识分子“政治化”的传统“是从两件事情上开始的：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地位（被剥削，被遗弃，被‘诅咒’，被指控犯有颠覆罪和不道德，贫穷等等）和他的言论（因为这种言论揭示了某种真理，并从中发现了一些人们尚未察觉的政治关系）”，进而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论行为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是“向那些尚未看到真理的人以无法说出真理的人的名义道出了真理：意识和雄辩”。另一方面他则指出目前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随著68年以来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譬如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黑人和少数族群的民权运动、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性别运动……等等，“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需要他们来获取知识；群众完全清楚地掌握了知识，甚至比他们掌握得更好；而且群众能更好地表达自己”。面对这种变化，知识分子应该寻找新的位置。福柯发现社会运动中的群众的确是试图更好地表达自己，然而现实中却“存在着一种阻碍、禁止和取消这种言论和知识的权力制度。权力不是存在于上级法院的审查中，而且深深地、巧妙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知识分子本身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那种关于知识分子是‘意识’和言论的代理人的观念也是这种制度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是为了道出大众‘沉默的真理’而‘向前站或靠边站’了；而更多的是同那种把他们既当作控制对象又当作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即反对‘知识’、‘真理’、‘意识’、‘话语’的秩序”。和福柯对话的德勒兹不仅赞成他对知识分子现状的分析，而且态度更加激进，他再三强调“现实就是在工厂、学校、兵营、监狱、警察局里实际发生的事”，甚而宣称“再也没有再现了，有的只是行动”。

　　很明显，福柯和德勒兹的对话包含了对知识分子传统“启蒙”心态的批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心态本身就构成了对民众言说的压制，同时它也试图提示出某种针对新的“权力” 运作形式的斗争策略，这种策略既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同权力作斗争，是为了使权力在最不明显和最隐蔽之处突现出来，而不是为了‘获得意识’；……是为了破坏和获得权力，并且同所有为权力而斗争的人们站在一起，而不是退缩在后面去启发群众”，也包含了普通民众的斗争实践，“如果人们是同权力作斗争，那么所有作为权力实施对象的人，所有无法容忍权力的人都可以从自身的积极性（或被动性）出发投入斗争。当投入这场属于他们的、完全了解其目标、能决定其方式的斗争时，他们就进入了革命进程。……妇女、犯人、新兵、病人和同性恋者们此时已投入到这场反抗事实在他们身上的权利、约束和控制的特殊形式的斗争中”。因此，福柯和德勒兹认为透过与“权力”的斗争，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启蒙”与“被启蒙”、“代言”与“被代言”、“再现”与“被再现”的关系，而是作为反抗权力的同盟军，按照各自的方式在“同所有那些到处在维持同一权力的控制和约束作斗争”。不难看出，在这一论断的背后隐含着福柯和德勒兹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相当乐观的看法，既然理论成为了面对权力的一种“行动” 和“实践”，那么知识分子就不能“代表”被权力压迫的、具有多样性反抗形式的民众——“那些行动和斗争的人”，也即普通民众可以不通过知识分子的“再现” 而自由地言说，甚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知识形式。在这里，“代表”和“被代表”的问题可以说被巧妙地消解了。

　　但是，这个问题可以被轻易消解吗？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曾经讨论过“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他指出复辟时期的法国农民“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因为法国农民无法形成统一的阶级主体，所以路易·波拿巴就成为了当时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阶级的代表。

　　这段话中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既揭示出波拿巴“代表”农民的经济、阶级和政治语境，也意味著“政治影响”的来源（小农）、代表人（路易·波拿巴）和历史政治现象（“行政权”）之间的必然间隙，从而提供了对“代表”方式进行批判的可能性。这句话不仅被大名鼎鼎的爱德华·赛义德借用，书写在那本《东方学》的扉页上，用来概括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话语权力关系，而且被另一位同样有名的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引用入“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用来质疑的正是福柯和德勒兹的这次对话对“代表”问题的消解。与马克思在讨论“代表”问题时仔细分疏这一概念不同内涵的谨慎态度相比，斯皮瓦克发现法国思想家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代表”的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是政治领域的“代表发言”（speaking for），也可以是艺术和哲学意义上的“再现”(re-presentation)。她的发现虽然建立在一系列语义和文本的精巧辨析上，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把马克思文本化，而是指出“再现”或“代表”在政治经济语境中的内在动力。如果忽略了“代表”的双重含义，那么就只能像福柯和德勒兹那样“藉于权力和欲望的的全括性概念重新引入个人式的主体”。表面上看，似乎不需要“再现”和“代表”，民众可以自由地言说，甚至创造出自己的知识形式。然而正如福柯所言，所谓“权力”就是“一种阻碍、禁止和取消这种言论和知识”的制度，知识分子既是这种权力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他又可能反戈一击，与权力展开斗争，进而为民众的言说开辟新的空间。在福柯和德勒兹的规划中，知识分子其实具备了另一种形式的“代表”作用，他通过与权力的斗争巧妙地缝合了“再现”的间隙，民众依然必须借助知识分子开拓的管道才得以发声。在发声的过程中，本来具有多样反抗形式的民众则重新被知识分子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写的主体，而这就是斯皮瓦克警惕的现象：“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共谋将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阴影”。

　　斯皮瓦克说的“共谋”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直指由西方主导的当代国际劳动分工，即第一世界投入资金，第三世界提供投资的空间，这两个过程都通过当地买办资本家以及没有保障和不断变化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实现。为了保证工业资本和其他投资的流通与发展，交通、法律和标准化的教育体制必须建立起来并且加以完善。尽管其后果也许是民族工业遭到破坏，自然资源被掠夺性开采，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正如赛义德用“代表”和“被代表”来标示东西方不平等的话语关系其实再生产了彼此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斯皮瓦克关注的则是“在许多方面，西方的知识生产是西方跨国经济利益的共犯”。两者的相通之处在于，赛义德描述的欧洲与东方的关系，“是欧洲表述了东方；行使这一表述特权的不是一个傀儡的主人，而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创造者，这一创造者所具有的生死予夺的权力表述、激活并建构了自己熟悉的边界之外的另一个地域，如果没有这种表述、激活并建构，这一地域便会永远处于静寂和危险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斯皮瓦克讨论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关系的某种转喻。

　　如果说被殖民者和被压迫者“无声”的现象在《东方学》中还主要是由殖民强权造成的话，那么斯皮瓦克则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西方激进知识分子和与此相关的现代知识暴力。尽管这些知识分子至少在言论上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可是在她看来，福柯和德勒兹讨论知识分子与权力的问题时，之所以没有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和帝国主义的经验予以足够的重视，就是因为他们不能自外于和跨国经济利益相配合的知识的国际分工秩序。本来在法国，第三世界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和昔日法国的非洲殖民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次对话中，德勒兹虽然提到了“移民”问题，并且把它和法国社会的其他压迫形式等量齐观，“我们开始见到压迫形式的一致性：限制移民（据说移民干的是最艰苦、报酬最低的工作），工厂里的镇压（这是重新赋予法国人对日益艰苦的工作的‘爱好’），反对年轻人的斗争和教育中的镇压（既然警察的镇压由于劳动市场对年轻人的需求减少而变本加厉）”，但他的视野也就局限在这些与法国相关的旧殖民地的本土精英或海外移民的身上。用斯皮瓦克的话来说，德勒兹的分析固然可以接受，“但它再度表示只有将第三世界局限于可以直接受第一世界影响的第三世界时，它才能够进入为了抵抗‘统一的压抑’而创拟的联盟政治的抗争计划之中”，尤为严重的是，“这种第一世界的善意据用、重写第三世界因而使之成为‘他者’的做法，已经成为了当今西方人文学术的第三世界观的基本特性了”。很显然，某种潜藏着等级秩序和知识暴力把更多同时也是更沉默无声的一群（农民中的文盲、城市里的盲流、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和儿童……）排斥在外了，因而她紧接着追问：“我所说的作为主体的他者是福柯和德勒兹所接触不到的。我所想的是超越阶级波谱仪的一般非专家、非学者，对他们来说，只是起着沉默的编码作用。在不考虑剥削地图的情况下，他们将把这些乌合之众放在那个坐标格子里呢？……我们必须提出下列问题：在由社会化资本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另一面，在补充了先前经济文本的帝国主义法律和教育的知识暴力的线路内外，Can the Subaltern Speak?”。

　　这是一个点题式的追问，问题的关键在于对“Subaltern”的理解。如果要追溯这个概念的缘起，那么可以发现它是从葛兰西的著作中挪用过来的。葛兰西用“Subaltern”来意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最主要的是指称无产阶级。葛兰西在《下层阶级的历史：方法论标准》（History of the Subaltern Classes: Methodological Criteria）一文中指出：“在定义上，下层阶级是不统一的也无法统一的，除非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这种认为下层阶级无法统一的想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马克思那个著名的“马铃薯比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以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阶级。”不过，形成一个“阶级”并不意谓着“统一”，就像马克思分析得那样，法国农民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尽管他们也进行起义和反抗，政府同样也镇压起义和反抗，但农民的“代表”依然是路易·波拿巴。这就是葛兰西说的：“下层集团往往受统治集团活动的支配，甚至当他们起义反抗的时候也如此”。下层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难逃被统治阶级所收编的命运，除非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很显然，葛兰西所谓的“国家”不是在资产阶级所拥有的那种剥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而是消灭所有剥削形式的新型“国家”，“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机器的革命，乃是关系着一切被资本主义所压迫的阶级”。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被压迫阶级的统一，那就无法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创建新型国家，可是，被压迫阶级的统一又必须依赖于新兴国家的建立。正是为了克服这种两难处境，葛兰西运用“臣属”（subalternity）这个概念来构想新的“文化霸权”和“文化革命”，进而特别强调“有机知识分子”在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当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按照詹明信的解释，葛兰西所说的“臣属”“是指在专制的情况下必然从结构上发展的智力卑下和顺从遵守的习惯和品质，尤其存在于受到殖民的经验之中。”因此，“臣属”既不单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也不仅是由经济和政治关系决定的反应，它并不归属于任何确定的领域。所以詹明信提议以“文化的”这个范畴将之重组和投射进“客观或集体的精神领域”（the realm of objective or collective spirit）。这一领域并不为“心理学”、“化约论”、“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等范畴所决定，因此能灵活地采取不同策略对千变万化的“臣属”状态进行分析。詹明信希望借助这个概念的提出，重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文化革命”概念，并重释“文学作品可以是政治行动”这句话的意义。这样，“臣属”状态成了重新构想“文化革命”和文学政治行动的核心。同时也为西方理解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途径，“如果我们要理解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所起的具体历史作用的话，我们必须在这种文化革命（目前对我们来说是陌生和异己）的语境之中来看待他们的成就和失败”。詹明信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新语境下发展葛兰西“臣属” 概念的同时，也在东西方的对比中重新设定了“知识分子的职能”，它为把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界定为“政治知识分子”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

　　而在斯皮瓦克的文章中，“Subaltern”除了一般性的含义外，还特指印度社会的“贱民阶层”。为了回答“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问题，她特别检讨了印度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以激进的历史学家古哈（Ranajit Guha）为首的研究小组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探索印度贱民挣扎、反抗和斗争的无声轨迹，进而指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构想不同的是，在殖民地社会中历史的主体并非伴随着现代工业诞生的工人阶级，而是广大各阶层的“受压迫者或贱民”（Subaltern）。但由于印度历史的书写一直被英国殖民者和当地精英共同控制，所以关于“贱民”史料特别匮乏，只有在他们触犯“法律”的情况下——譬如犯罪、暴乱和起义——才可能留下“反面”的记录，因此从事“贱民研究”的学者往往需要通过对“反面”史料的阅读和分析，重现被压迫者的阶级意识，书写出创造性的“反历史”（counter- histories）。这种“反历史”的书写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法农（Frantz Fanon）所倡导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他希望借助这个概念来揭露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把被压迫者的意识从“白人制品”的樊笼中解放出来，“他把殖民主义思想所理解的二分法，即白人是至高无上的法律、黑人则是对这种法律的违反，与其相伴的还有一连串司空见惯的对立，展示为在话语中具有固定的价值（善恶、美丑、白黑：这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我们称之为‘善恶对立的谵妄’）……改变为冲突的的自我—他者的殖民关系”。法农出于颠覆殖民主义二元对立的目的，在论述殖民地文化的特征时特别强调前殖民历史的重要性：“殖民主义不会满足于仅仅控制某个民族以及掏空当地人民一切形式与内容的心智而已。出于某种不正常的逻辑，殖民主义转向被压迫人民的过去，将这个过去扭曲、破坏、摧毁。今天这种贬抑殖民前历史的工作隐含着辩证的意义。”所谓“辩证的意义”，最常见的就是被殖民者对过去历史的“乡愁”和“向往”：“这种热情的研究私底下莫不期望在今日的痛苦之外，在自悲、自弃、逆来顺受之外，能发现某些美丽而辉煌的时代。”这种“寻找”和“发现”的逻辑自然是相信“历史”的稳定不变，它仿佛就潜藏或遗忘在某个隐秘的角落，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就是在这个“发掘”过程中，被殖民者从殖民者手里“拯救了历史”，同时也“拯救了自我”。循着法农的思路，“底层”研究者把眼光从对前殖民历史的关注转移到对被殖民主义压抑的“反历史”的重视。然而，当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交织在一起形成“内（部）外（部）殖民”的复杂图景时，那种清白的、未被污染的“历史”作为“他者”的虚构，不仅不是一个固定的可供最后回归的源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再生产了与殖民者一致的“二元对立”的逻辑，进一步地强化了殖民者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斯皮瓦克拒绝接受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我对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持批判的态度。我试图检验殖民权力的异质性，揭露那种对立的两极在构成被包围的帝国主义批判的学科领域之时的共谋”。

　　同样的，斯皮瓦克也深刻质疑这种立基于“二元对立”之上的书写历史的方式。受过西方良好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能从 “他者”的语言和文本中真正听到被压迫者的声音吗？他在呈现这种声音时，是否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建构成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同质化的“大写的主体”？从而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再次放逐了某些未被书写进主体秩序内的“异质因素”？她指出“Subaltern”虽然是一个与殖民者和本土精英相对立的群落，但其自身并不构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团体。仅就印度而言，被压迫者阶层包括多种社群，由于地域、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根本无法用一种统一的声音发言，或者形成一种固定的阶级意识。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斯皮瓦克特别强调了“贱民研究”有意无意地对女性声音的忽视，即使同属被压迫阶层，与男人相比，女性的境遇和感受也有很大的不同，她们不论身在何处，都会因为经济地位的低下和性别关系上的从属性而被“双重边缘化”……所有这一切却或多或少在知识分子的“代表”与“再现”中被忽略、被遗忘甚至是被压抑了。

　　但是，斯皮瓦克并没有取消被压迫者抵抗的可能性，只不过她重构了对“被压迫者”的想象：与那种统一的大写主体不同，她更愿意突现“被压迫者”灵活游移的权宜立场和基于不同背景与利益的政治诉求。斯皮瓦克之所以挪用葛兰西对“Subaltern”的研究，是因为她认为葛兰西延续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单独讨论的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观点，即法国农民作为一个既是“阶级”又不是“阶级”的社群（这种状况正与斯皮瓦克对“被压迫者”新的想象相似），如何透过“代表”与“再现”的方式形成共同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Representations”的问题重新浮现，为知识分子的介入提供了契机）。斯皮瓦克指出：“也许因为葛兰西批评了列宁式知识分子的先锋位置，他极力关切知识分子在被压迫者进入霸权的文化、政治运动时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葛兰西式的工作并未完成，斯皮瓦克自己仍在继续着这项事业：在后殖民的语境下重新审视知识分子“在被压迫者进入霸权的文化、政治运动时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变化多端，可是又不能把他们建构成一个同一的整体，而是需要尽可能地保持彼此的差异和多样性，那么知识分子的任务就不再是“代表”他们，而是要学习如何“再现”他们，或许“被压迫者”的知识就是在这种“再现”中被生产出来。仅就这点而言，赛义德的论断可谓切中肯綮，他说：“知识分子是以表述/再现的艺术（the art of representing）为业的个人……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语言，指导和是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

　　从福柯到斯皮瓦克，他们对知识、权力、知识分子和被压迫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十分精巧繁复，可是，即使如斯皮瓦克这样深刻反思西方知识暴力的论述，也难以避免被再次吸纳、收编进学院和知识体制之中的命运。问题在于他们讨论问题的路径一直局限在知识生产的领域里，反而忽略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另一种路向：作为既是思想者又是行动者的知识分子，他们如何以“左倾”、“革命”或“激进民主”的方式来建立与被压迫者不同诉求之间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是否可能催生出新的被压迫者的知识形式和言说方式？福柯和德勒兹的对话中曾经提到“毛主义”，但“革命中国”的实践并未进入他们思考的视野中。把 “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这个问题重新放置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加以探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思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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