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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知乎
吴易Sometimes naive; Forever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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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这是个考证贴，不是回答题主问题的。。。请狂点没有帮助。。。
看了 @李俊志 同学的回答，出于好奇就去考证了一下“一人一个女学生”，结果发现还真不是谣言。。。所以辟谣也要按照基本法啊，否则不就成了新的造谣了么。。。
这句话的出现在民歌中的最初形态很可能不是“等到打下了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而是“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作用则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八路军下级士兵的政治宣传，而更偏向于对苏区农民的宣传。（如果说八路军还需要靠女学生来做政工，那确实是太LOW了点）
榆林市文化文物局于2006年整理出版了上下两册的《陕北民歌大全》，其中就出现了“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全调的歌词为：
四月的麦子抽穗穗，谁说当兵的没婆姨，只要革命成了功（嘿儿哟），一人一个女学生。
——《陕北民歌大全 下册》页645
上面的这首民歌于1979年采选于米脂县。绥德县的一首民歌与之极其相近，可以判断为来自同一源头，但在传唱过程中进行了改编：
四月的麦子挑旗旗，谁说当兵的没婆姨，只要革命成了功（嘿儿哟），一人一个女学生。
——《绥德文库民歌卷》，页1739
这里的政治宣传痕迹非常明显，从“谁说当兵的没婆姨”来看，很可能暗含了鼓励边区民众参加八路军的意思。显然，对于朴实的老乡来说，说那么多假大空没用，直接把革命和女学生建立联系才是最简单粗暴而效果最好的。
“一人一个女学生”出自政治宣传，这一结论也有来自权威史料的旁证：
在战争时有发生的紧急状态下，陕北根据地的教育形式分为三个部分：即学校、军队、社会。第一部分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办的；第二部分是红军办的；第三部分是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办的。教育的内容主要放在政治方面，连最小的儿童识字时，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来教学的。识字达到一定程度就接着读红军和国民党、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冲突的故事，以及共青团员、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将来苏维埃政权下人间乐园的描绘。诸如“只要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三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等。应该说，这种教育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它不仅教会了农民认字读书，而且教会了农民热爱什么，憎恨什么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页159，中央党校出版社。
至于宽泛的“只要革命成了功”如何演变成“等到打下了榆林城”，应该和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有关，目前看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普通民众将民歌的歌词从“只要革命成了功”进一步演变成“等到打下了榆林城”，而反过来这首民歌又重新传唱到八路军军中，由于符合当时具体的作战任务，进一步传唱开来。也就是说，一开始作为军队政治宣传的民歌被民间改编后，反而流传回了军队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然，主旨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目前最完备的《白马调》版本应该是陕西学者狄马在民间搜集的，鄢烈山的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了这首民歌，不太可能出自虚构，全词如下：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嗨吆），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嗨吆），打日本也顾不上。
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打下榆林城（呼嗨吆），一人一个女学生。
单从艺术表达效果上来说，《白马调》明显要比上面我们征引的那些“一人一个女学生”的原始形式要高明很多，“四月的麦子抽穗穗”这种和主旨关联不大的起兴到这里变成了“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这么生动的描绘，这是艺术上的进步。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上面的推理，也就是“待到打下榆林城”必定晚出于“只要革命成了功”，而且和后者来自边区政府的主动宣传不同，前者基本可以确定出自民间艺人的主动再创作。再来看看歌词本身，也可以印证这一推理，“只要革命成了功”本身就不太像农夫说出来的话，再到“待到打下榆林城”，中间明显有一个利于诗歌传播的形象化过程，而“谁说当兵的没婆姨”与“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相比，后者显然更接近现实，前者则更像是一厢情愿的政治宣传，而无后者中特属于民歌的狡黠与灵气。
在“等到打下了榆林城”与“等到革命成了功”之间，可能还有一些未知的中间形态，目前可以知道的是八路军中曾经流传过“打开米脂绥德城，一人一个女学生”（《走出关中》，雷抒雁主编，1996），可见在米脂绥德划入红区也就是“只要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这样的以政治宣传的目的在两地流传的民歌传唱开前，八路军中就有这种形式的流言，无怪乎后来经过民间艺人改良的“待到打下榆林城”能传播如此之广。显然，这里曲折反映的是一种下级官兵的性苦闷。
当然，如《艺术家韩起祥》中记载的情况显示的那样，“一人一个女学生”当然不可能是事实，也不可能是官方对八路军内部的宣传，如果用这种方式凝聚士气，那就与旧军阀军队无异了，况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做到“一人一个女学生”。但是，官方曾经用“一人一个女学生”向普通民众做政治宣传，然后民间与官方微妙的互动导致这样的宣传快速传播开来，这应该是史实无误。
甚至一些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也津津乐道于这样的民歌，当然，某些具有高度革命觉悟与自觉性的青年并不以为然。闻捷、汤洛均为边区重要的新闻工作者，汤洛曾撰文回忆闻捷，里面提到了一个生动的细节：
东郊机场西南角临近延河岸处约五亩的一块沙土地,是我们报社的菜园。这天下午,我们是平整田哇。闻捷、柯兰、谭吐、星金和兰钰代替牛力,拖拉耱耙。我坐在耱耙上压重。他们在前面紧拉耱绳,汗流浃背。我盘坐耱耙上轻松愉快，优哉游哉！嘴里不停地吟唱着民歌。当我唱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时，闻捷气喘吁吁地说：
“应当改成革命成了功，不当民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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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上岸, 我们躺在一棵柳树下绵软温热的沙地上,望着无有一缕云丝的天空, 享受着泳后的舒爽.我问闻捷:"在海里游泳一定很美?"
"没有体验。想当然比在河里美。"闻捷将头枕在一块青石块上，说。
"你家离海边那么近,还没在海里游过泳!"
"近!还有几百公里。"
"只要革命成了功……”
"又是你那‘一人一个'……"闻捷插断我的话头。
"不是‘一人一个'了,而是要到大海里去游泳。那多有气魄, 多有诗意!"
——《延河忆语》，汤洛，摘自《延安诗人》
从这段轻松诙谐的描写中，我们能窥见某种悲怆的背景，革命中精英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冲突在此凸显。无后者则无以发动大众，无前者则与军阀部队无二。“一人一个女学生”正是这种转型期革命的缩影之一。我们需要面对它，思考这后面折射出来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以辟谣之名，行造谣之实。发布于 201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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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4:58:02
发表于 2020-8-5 06: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