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小彬：中组部最繁忙的日子—回忆给陈野苹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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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最繁忙的日子——回忆给陈野苹当秘书

任小彬

　　从1978年3月开始，我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同志身边做秘书工作，到1984年12月离开，近7年时间。这7年，是我们党发生历史大变革的转折时期，也是中组部历史上最繁忙、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我亲历了胡耀邦、宋任穷、陈野苹、乔石主持中组部工作，是非常难得的经历。

　　一、牵头接谈组，恢复组织部的传统形象

　　我1978年3月到中央组织部时，组织上即安排我跟着野苹同志在接谈组工作。

　　当时粉碎"四人帮"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党的组织工作面临的是文革乃至历次政治运动冤假错案积案如山的局面，一大批老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推倒不实之词，恢复他们的工作刻不容缓。

　　胡耀邦同志1977年底从中央党校调中组部工作，面临上面主管领导的重重压力和机关内部种种干扰，在机构、人员都未做调整的情况下，首先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成立接谈组。接谈组由文革前就担任副部长，当时刚刚恢复工作，尚未安排职务的陈野苹同志牵头，组织了一支先后有20多位还未安排工作的老干部参加的接谈队伍，成员有章蕴、毛铎、郑伯克、蹇先任等。

　　成立接谈组是体现耀邦到中组部工作后，重塑组织部门面貌的一个重要举措。他用成立接谈组的形式向广大受迫害的干部敞开了中组部的大门。由于冤案实在太多，当时除了把主楼一层的两间办公室作为接谈之用外，在机关大门内北侧，又开辟了几间接谈室，专门接待来访。惨遭迫害的老同志奔走相告："中组部的大门又向我们打开了！"

　　野苹同志作为接谈组的负责人，一开始就对组里工作做了很具体的部署，他说："接谈室一定要配备沙发；老同志一讲就很长时间，一定要有开水和茶叶；谈话前我们自己的干部要通报自己的姓名，把自己的职责说清楚，就是负责地向部领导反映情况。"不久，还亲自到接谈室查看落实的情况。总之，就是要营造一个"家"的氛围。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却直接让那些饱受折磨的老同志感受了家的温暖，恢复了中组部"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的风貌。我们多次听到老同志含着热泪说："我们党的好传统又回来了，组织部又是我们的家了！"　　

　　野苹同志夜以继日，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了接谈工作中。他接谈来访时的神情给人的印象颇深：略皱眉头，身体微微前倾，充满同情地倾听来人的申诉，经常一听就是半天。来人总是滔滔不绝，一是像见了亲人一样倾诉多年的苦水，二是珍惜这个机会，生怕有遗漏。而野苹非常耐心，不管多长时间，毫无倦怠，经常耽误了吃饭。几乎每天都有接谈，仅在1978年3月20日到4月20日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接谈了20多个省部级的被迫害干部。其中有胡昭衡（天津原市长）、许杰（地质部原副部长）、郑季翘（吉林省委原副书记）、黄巨俊（原中监委成员）、杨立功（农林部原部长）、林一心（福建省委原副书记）、陈雷（黑龙江省原副省长）、钱俊瑞（文化部原副部长）、苏谦义（内蒙原副书记）、张越霞（博古夫人）、王子宜（内务部原副部长）、周仁山（新疆原副书记）、刘贯一（山西省原副省长）、陈友群（原朱德秘书）等。但蒙冤干部太多，野苹又把自己家里除卧室外不足10平方米的一间房，亲笔写上"促膝室"3个字，用来接待上门的老同志。

　　接谈组的其他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章蕴、毛铎、郑伯克、蹇先任等同志主要接谈省部级的，其他人接谈司局级的，那些日子接谈室排起了长队，应接不暇。

　　野苹旗帜鲜明地要求组里："我们这些人在"四人帮"横行时受过苦，受过害。来找我们申诉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受冤的，受害的。我们谈话和转信应该表态，虽然不一定做肯定的表态，但是要有倾向性。总的来说，既要谨慎稳妥，也要大胆！""我们当然不能说是一风吹，但是具体到每个受迫害的干部身上就是要一风吹！"

　　在耀邦、野苹领导下，中组部就是这样一种积极的思想状态。于是，大量的申诉材料，或由耀邦批到接谈组，接谈后协调有关部门调查解决，或在接谈后报耀邦、野苹批转有关部门解决，一般凡是批转下去的都要求下面单位报告复查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谈组对改变中组部的形象起了很突出的作用。

　　通过这种形式，促进解决了很多老同志多年的冤案。我记得山东省委书记处原书记、俄文翻译师哲的冤案就是章蕴一手督促着办的。章蕴跟师哲谈话以后，向有关单位调取了案卷，反复分析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中组部终于做出了"师哲经13年审查，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推翻了20多年前康生诬陷师哲的罪名。度过6年流放、13年铁窗生涯的老人获得了解放，连同受株连的子女也落实了政策。

　　1978年5月11日，耀邦到接谈组和大家进行座谈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两个不管"的方针。

　　那天，他全面分析了全国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他说：全国1700万脱产干"文革是个大灾难，部，需要纠正复查的有100万以上，还不算教员、青年、工人。还有反右，两三个月搞了50多万，搞得很粗糙嘛。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单靠我们组织部办是办不过来的，现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才刚开始，要是扩大到国家、省、地、县四级办案，全党办案，可能快一些。"

　　他特别指出：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有些错误，以前就有了，50年代，60年代，是十几年慢慢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要把过去错误的东西看成是正常的东西。思想上拨乱反正，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任务艰巨得很哪！"

　　他还针对关于给右派分子全部摘帽的中央11号文件说："最近我们处理了温济泽同志（中央广播事业局原副局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完全搞错了，不是摘帽，应该是平反！但是我们不好用平反的说法，叫改正，纠正嘛。"他挥着手激动地说：

　　"恩格斯说过一段话——按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不附加任何外部的主观成分。这段话讲唯物主义讲得最好了！不管哪朝哪代，不管谁定的，我们是有错必纠！"

　　后来耀邦在文件中把它表述为："冤案、假案、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

　　两个"不管"！真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耀邦的讲话，预示着一场全面落实政策的潮流，正在向更广、更深处发展，它将释放出不可估量的能量！

　　当年5月，中组部调整了机构和人员，成立了干部审查局、老干部局、组织局、研究室等。接谈组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6月，中央任命野苹为中组部副部长，协助耀邦主持中组部的日常工作，分管落实政策工作。这是对野苹主持接谈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出色工作的肯定。

　　二、主持常务工作，挽救万千受害者的政治生命

　　可以说，耀邦在1978年上半年，突破重重阻力，在思想理论战线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耀邦到组织部工作以后，首先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着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则是为上述会议做了组织准备。

　　在耀邦主持下，几个副部长分工负责，陈野苹分管干审局，曾志分管干部分配工作，杨士杰分管右派改正工作。

　　野苹成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

　　平反冤假错案从一开始就遇到极大阻力。1978年5月，中央决定把中央专案领导小组在文革中形成的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我们兴奋得摩拳擦掌，有了这样一批原始材料，可以大大加快落实政策的进度。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6月9日，中央专案小组负责人汪东兴召集中组部耀邦、野苹同志宣布了这个决定，而就在会后，中央专案组竟然在上面个别领导的指使下，扣住材料迟迟不交，严重阻挠着平反冤假错案。

　　怎么办？耀邦说："我们自己干，另起炉灶，从头查起！"

　　于是在野苹直接领导下，干审局的同志承担起了巨大的工作量，从原始材料、原始当事人查起，在全国范围进行内查外调。鉴于那些老同志历史上的知情人、当事人年事已高，我们实际上是在抢救资料、挽救许多好人的政治生命！所以，当时真的是争分夺秒！那一段时间中组部白天人来人往，晚上灯火通明，几乎没有休息日。

　　6月10日开始复查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审查的帅孟奇、王任重、王鹤寿3位同志的结论。

　　7月10日耀邦、野苹召开会议布置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复查工作，会议确定由野苹牵头，干审局组织专人从头查起，9月底完成。中组部进入了有史以来最繁忙的时期。野苹当时已经64岁，站在第一线不知疲倦地工作。往往是已到了晚上，我还要给他再沏一杯浓茶，他或召集各个调查组开会，或看厚厚的调查材料，困了用凉水擦把脸，经常是午夜过后才揉着熬红的双眼，拖着疲惫的双腿下班回家，第二天又按时来上班。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工作如期完成，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调查报告经野苹改定后送耀邦审定，再呈报中央。在做出决定而中央没有批准前，部里先让文革中被流放到各地的老同志回京治病，一时间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住满了各地回京的老人，党内名人彭真、薄一波、杨尚昆、周扬等都走过这个很特别的"万寿路"阶段。

　　8月1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对"四清"中的错案，也可进行全面彻底的复查纠正。

　　8月10日，《组工通讯》发表《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的文章，认为必须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抓紧甄别纠正在文革中的所谓以"恶毒攻击"为罪名形成的错案，彻底否定了文革中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公安六条"！

　　8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民政部、公安部《关于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通知》（中发〔1978年〕55号文件），简称"55号文件"，明确提出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

　　10月7日至14日，中组部为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召开了座谈会。11月20日发出《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10月17日，中组部设立审查改正右派分子办公室。从摘帽到改正，有性质的差别，轰轰烈烈的纠正反右斗争错划50多万右派的工作开始了！

　　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组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

　　就在这样思想准备——"真理标准讨论"和组织准备——"落实干部政策"不断深入的形势下，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做了历史性的发言，提出了6个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

　　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在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应当由中组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四、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他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赞同，大得人心，也是大势所趋，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向高潮。

　　在开会期间中央就上述问题都做了决定。

　　12月16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夕，中央同意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并向全党传达。

　　12月19日，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撤销中央专案机构的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召开会议，胡耀邦、陈野苹、赵苍璧等人参加会议。议定：自即日起专案办公室撤销，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

　　12月22日结束的三中全会确立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并指出：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等。

　　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野苹密切配合耀邦，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迎来了崭新的局面。闸门已经完全打开，这项工作如滚滚洪流，将彻底改变上亿人的生存环境和精神面貌！

　　三中全会后，耀邦调中央工作，中组部部长由宋任穷担任。野苹协助任穷处理常务并分管干审局，接手了中央专案组的全部材料，在宋任穷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我们身处第一线的人最先注意到，关于处理右派的问题，1978年4月中央批发两部委的，明确是"摘帽"的文件，到8月中央批发包括中组部在内五部委的却是"改正"的文件，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然而，这个涉及50多万知识分子，影响数百万家属的工作，最终被定性为"反右扩大化"，所以真正落实起来难度还是很大。

　　1980年4月的一天，野苹到外面开会。一上班，传达室便来电话告诉我，有个叫葛佩琦的来找野苹同志。我知道葛佩琦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听说还拿着耀邦的批示，不敢怠慢，连忙下楼到接谈室接谈。

　　我首先按规矩向葛佩琦通报了我的名字和职务。他个子不高，是个饱经风霜的消瘦老者，手中拿着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信封右上部用红粗铅笔竖写"中组部"，中间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下首是"胡耀邦"的签名。我打开后看到了耀邦的批示："野苹同志：请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

　　耀邦批给野苹的材料很多，但是到中央工作以后，直接批给野苹并有这么具体指示的不多见。我对葛佩琦说："野苹同志到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我把材料收下，你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得由野苹同志决定。但有耀邦同志的批示，应该说大有希望。"并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请他有事打电话联系。

　　过了两天，葛佩琦给我打来电话，我告诉他：野苹同志已指定中组部干审局的一位局长接待你，并说明了时间与地点。这样，葛佩琦经过重重磨难，终于向中组部申诉反映了下面单位以

　　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诬陷不实之词为由认定"右派不属错划"，拒绝复查的情况。

　　在野苹和干审局的直接督促下，经过多次反复，1982年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重新做出复查结论，撤销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工资待遇。1983年5月23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做出决定，恢复葛佩琦这个30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的党籍。

　　

　　也有令人遗憾的例子。学生右派林希翎也拿着耀邦给野苹的批示来找野苹，反映人民大学拒绝对她的右派问题进行复查改正。她来过几次，给我的印象：她微胖，人虽已过中年，说话语速仍很快，眉宇间还隐隐有一股英气。耀邦总的意思是，反右时林只是年轻学生，后来蹲了十几年监狱，受了很多苦，要求野苹督促下面给予改正。

　　说起来，林的右派问题和耀邦还有点儿间接关系。据我所知，反右时，林是人大的学生，正和耀邦的曹秘书热恋，她主要栽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事上。

　　实际上，我们党在1956年3月初即获得了赫鲁晓夫2月份所做的"秘密报告"，但中央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不仅向党员口头传达了"报告"的内容，而且印成小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这些内部刊物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也就是说，当时这是一个全世界路人皆知的"秘密"。

　　林希翎是从曹秘书那里拿到"秘密报告"小册子的。（曹秘书后来为此也被划为右派，受到严厉处分。）

　　人民大学党委1979年7月4日拒绝为林希翎平反的复查结论中最重的措辞说林希翎"公布、抄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她明知这个"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严重恶果，她也知道不得外传，却在演讲、发言中，都大量引证其内容。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活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地干扰破坏了学校整风运动，也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新的错误"。

　　野苹和她谈了几次，很是同情，也召集过各方面专门研究如何落实林希翎右派改正的问题。耀邦也派人来催问。但是由于上面的原因，拖了很久也没有得到落实。1983年7月，有关当局终于批准她去香港与分别36年的父亲团聚。林成了全国仅有的几个没有改正的右派中唯一的一个学生右派，给这项工作留下了遗憾。

　　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虽然是上有部长，旁有右派改正办公室，但是耀邦在遇到有难度的事情时，更愿意通过比较了解他思路的野苹来啃硬骨头。

　　从1978年到1983年，经历了整整6年的时间，大规模的全党全国范围的落实政策工作基本结束，野苹在耀邦和宋任穷领导下，在中组部分管落实政策的领导岗位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折不扣地经历了全部过程，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三、担任部长，创造性地改革干部制度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耀邦担任了总书记，野苹由于年龄原因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会后，中央的工作体制改由中央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主管组织工作的书记是习仲勋同志。那一个时期，很明显是强有力的领导促成了中组部卓有成效的工作。组织工作在耀邦、习仲勋、宋任穷同志这样的强势领导下，紧张而有序地展开。

　　那时中组部的中心工作就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上来，大胆选拔拥护党的路线的有文化专业知识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根据中央的要求，也在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培养、选拔接班人，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1983年2月，宋任穷离开组织部到中央书记处，由野苹接任中组部部长到1984年4月。中央书记处领导组织工作的格局没有改变。

　　在野苹担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中，值得特别提到他主持下制定的《关于领导班子"四化"建设的八年规划》这项工作。给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做出8年规划，可是一项有创造性、前瞻性的工作！

　　以往，在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配备中，组织部基本上是靠具体政策进行短期的规划指导调配干部。对这项工作做中长期规划，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这需要对整个大形势和对组织工作有宏观的了解和把握，又对具体工作有切身的体会才做得到。

　　野苹把这项工作当成大事来抓，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反复和各有关局、室的人员讨论、修

　　改，最终在全国组工座谈会前成文。

　　规划开始就明确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搞好

　　领导班子的"四化"建设，以适应实现国民经济"六五"和"七五"计划的需要，在进入经济振兴时期以前做好干部准备，特制定省（部）、地（市）、县和企业事业党政领导班子"四化"建设的前3年（到1985年底）和后5年（到1990年底）规划。

　　规划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要求、工作步骤，以至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都分不同层次按前3年、后5年做出了规定，比如不同年龄段的干部所占比例、哪一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等，都有量化的规定。甚至对县级以上工矿企业、高等院校、科研及其他事业单位、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的领导班子也有不同的、有针对性的要求，而且详尽而全面地提出了在不同阶段需要注意的政策。

　　自1983年7月6日至20日，中组部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内容主要是贯彻干部"四化"方针、改革领导班子结构和干部制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加强组织部门自身建设。野苹在会上做了题为《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的工作报告。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他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规划的要求，加快领导班子的"四化"建设。

　　当时也有人怀疑组织工作能不能搞规划，也有人担心到时候达不到规划的要求。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1984年底我离开野苹到中组部青年干部局，接触了青干局1985年进行的一项全国地县两级领导班子"四化"进程抽样调查的工作。我们采用社会学普遍认可的定量抽样调查方法，通过对上千个地县领导班子的剖析，客观地叙述了几年来领导班子"四化"建设进程，真实地记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队伍所发生的变化。

　　若问当年的规划有没有作用、能不能实现，让我们来看看1986年1月野苹为青年干部局的领导班子"四化"进程抽样调查报告文集所做的序言吧：

　　大家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就坚定地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当时，我们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存在着年龄老化、职数偏多、文化偏低的状况，明显地与全党工作的新的重心的要求不适应。小平同志当时即尖锐地指出：如果再"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过三五年还不解决，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陈云也告诫全党：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

　　为了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中央明确提出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要促进和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制定了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据此，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关于领导班子"四化"建设的八年规划》。几年来，经过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各级领导班子的"四化"程度大大提高，基本上达到了"八年规划"中前3年（1983年到1985年）的要求，各级领导班子以及我们的干部队伍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上，这几年我们党走过了一段历史性的进程，产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同时也为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准备了条件。随着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入，形势的发展对干部队伍"四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在坚持"四化"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实践提出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创造性工作，把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推到更高水平。

　　这些成绩充分说明，野苹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和李锐同志一起，落实干部队伍和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大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制定和完善组织工作各项政策规定，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和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方面，同样做出了突出的，有些还是创造性的贡献，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1984年4月，野苹从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乔石担任中组部部长，野苹改任中组部顾问。■

　　（作者为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原副局长）

（责任编辑王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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