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鲁迅和共产主义文化、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

reading

钱理群：鲁迅和共产主义文化、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

钱理群 2006-12-11 来源:中国学术论坛

　　三十年代的鲁迅与一定的社会力量相结合，从思想启蒙走向社会实践。这时的鲁迅已清醒认识到思想逻辑和社会现实是不一样的。思想永远要求彻底，实践的逻辑要求妥协，鲁迅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自觉地做了种种妥协。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看看鲁迅在个人和组织、社团、党派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二十年代许广平想加入国民党，他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回信说你自己决定，但你若想保持个体精神自由一定不要加入任何政党，因为任何政党要求行动统一如果你要达到社会目的，愿意牺牲自己自由你可以加入。但到了三十年代，鲁迅自己加入了左联，从他的怀疑主义眼光来看，一开始就对左联抱有怀疑，一再说到这个组织太复杂，不可靠。但他一方面心存保留，另一方面自己又加入了左联并逐渐把左联当作自己的组织，后来在他的语言中逐渐出现“我们”两个字，这就明显是一种妥协。他为了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就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精神自由有所限制。这种清醒的妥协给鲁迅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他一再说不要把革命想的那么美好，革命充满污秽和血。他一再对青年说，不要用乌托邦空想看待革命。这是鲁迅的亲身体验，他自己就在污秽和血中打滚。但妥协是有一定原则的，不得越过一条基本线。鲁迅的那条基本线就是可以有限制，但不能根本放弃个体精神自由。仔细考察鲁迅和左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他确实对中国共产党寄以很大的希望，这是他唯一看到的可以依靠的力量，在为中国的未来踏踏实实奋斗的人。但同时他对中共是有批评的。开始他忍辱负重，尽量妥协。许广平曾回忆鲁迅和冯雪峰的交往。冯雪峰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鲁迅见面的，两人都很清楚。许广平常听到冯雪峰这样讲：“大先生，请你这样做。”鲁迅说：“我不能做。”冯坚持说：“先生，还是请你这样做。”鲁仍是：“我不能做。”冯又坚持“请你这样做。”鲁迅最后“好吧！”妥协了。但到了一定程度，就发生了变化了。当鲁迅从某些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人身上看到了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东西--他们想当新的奴隶主，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奴隶状态：“我经常感到我有背后有革命的工头在抽打我。我拼命做，他们还不满意。”他感觉到自己在年轻的革命者面前又成了新的奴隶，而且他知道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他以思想家的彻底性和胆识很快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革命工头”，出现了“奴隶总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上的飞跃。鲁迅因此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共产主义运动目标是争取人的彻底解放，但其实践结果却产生了新的奴役关系。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至少要到“文革”结束，而鲁迅比我们早了几十年。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对自己的未来有非常清醒的估计。有人经常问如果鲁迅不死，他在新中国会是佬命运，而鲁迅自己几十年前便已算好了。他说：“所怕的是成仿吾们像符拉特尔.伊力支（按，即列宁）那样居然获得大众（指中国革命胜利），那么他们大致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支了。译者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直到一九三四年，他在给一个朋友写信时还谈到“当旧的社会崩溃之时，我如果还活着，我当穿着红背心到上海去扫马路。”因此他对自己的未来，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命运并不抱任何希望。当然，此时共产主义运动尚在兴起之时，许多内在矛盾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暴露出来，但鲁迅却早已看到了其中产问题。他并且一再宣称：要将他晚年所受的“气”，以及由此引出的新的觉醒全部写出来。有人劝他不要写，他却坚持说，这绝非个人的意气，而是关系着中国的未来。鲁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像一九二五年那样再一次确认了自己的奴隶地位，他最终也没有走出“奴隶的时代”，这是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最大的悲哀与遗憾。

　　在穆旦之后，把思考继续下去的，大概就是顾准。鲁迅确实曾经说过革命胜利以后，我将穿着小红背心到街上去扫马路，穆旦也有过“铁拳下的牺牲者”的预感，但这只不过是一个预言，极而言之的预言。但是在顾准这里却完全变成了现实：他被监禁起来，他真的去扫马路，他的著作被禁止。而顾准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面对着这样的现实，却进行了冷静的思考。顾准是一个革命者，他在三十年代几乎和鲁迅同时选择了共产主义文化。鲁迅不过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而顾准却是革命的参加者，他全部的青春和生命都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对于他来说，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是更加困难，更为艰巨的。经过痛苦的体验，独立的思考，顾准终于发现人们以革命的名义，将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反动的、保守的专制主义。这同样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发现，比之鲁迅发现“奴隶总管”更具有理论的含量。顾准说，我承认这一现实，并且要加以反对，这比我当年参加革命要艰难得多。顾准是作为理论家提出与思考问题的，他重又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命题。但他所关注的是“革命胜利以后”所产生的问题。他面对的是胜利后在共产主义内部理想主义向着专制主义转变这样一个可悲的变化。为什么从“争取人的彻底解放”这神圣的目标出发，而实现的结果却造成了新的奴隶？这本是鲁迅所预感的一种可能性，但在顾准这里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这同时使顾准的思考有可能达到更大的深度和广度。顾准因此提出“从一七八九到一八七零到一九一七”这样的命题，思考不能也只限于中国革命，而要上溯到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一八七零年的巴黎公社起义，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要对这些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的存在前提，所制定的终极的目的，进行重新思考。我们在前几讲中曾谈到，鲁迅在本世纪初，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命题（科学、物质、民主、平等）进行质疑与反思，曾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而现在，顾准在反思与质疑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前提时，又同样以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作为历史与逻辑的起点，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在顾准看来，无论是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实际上都追求一个至善至美的乌托邦世界，而且要把它现实化。我记得曾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口号叫：“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在地上（而且是在中国这块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建起共产主义天堂。顾准正是对这样一个理想前提提出质疑。他说至善至美的社会与人性实际只是一个终极目标，只能存在在彼岸世界，可以不断地去接近它，但永远也达不到。一旦把彼岸目标此岸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不难简单地否认乌托邦的作用，但是乌托邦只能在彼岸世界照亮此岸世界，以发现此岸世界的种种缺陷，然后才不断地进行变革；没有乌托邦的理想追求，人们很容易对现实表示满足，失去变革的动力。但如果有人要把它搬到现实中来，把它此岸化，就会走向反面。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我们中国传统的孔夫子是很聪明的，在他的体系里，“大同世界”是一个永远在彼岸的终极目标，是不可能、也不准备实现的。在此岸世界里他另立一个目标，叫“小康社会”，这是可以实现的。“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处于不同的位置，各有不同的作用，互为补充与制约，这正是中国人的智慧。本世纪最大的教训，就是忘记了这条彼岸与此岸的线。“共产主义是天堂”这句话不错，但它只能在天堂，搬到地上就成灾了。其实，法国大革命就已经有了教训。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卢梭思想，一理转化成现实，就成了罗伯斯庇尔的专政。启蒙主义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理性的理想王国，它们的现实实现却是充满罪恶的资本主义，这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批判过的。同样，马克思全心全意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一旦变成现实的实验，本世纪的事实已经证明，它带来了新的、更加巨大的灾难。我在写作《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时，试图从理论上总结这些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思想的实现即是思想及思想者的毁灭”的命题这样的概括、总结，对不对、准不准自然还需要讨论，但有两点则是必须坚持的，一是要正视现实，二是要思考，要不断地探索。从鲁迅到顾准到穆旦，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为使人（中国人）走出奴隶时代，追求了一生，思考了一生。到世纪末，我们仍然没有走出奴隶时代，于是只能像鲁迅、顾准、穆旦他们那样，“一切重新来过”，而且把“重新来过”与“从头思考”联系在一起，对当初认为不可质疑的、天经地义的思想前提，我们要有勇气提出从头思考。当然，重新提出（肯定）“从头来过、从头思考”这一任务本身，就是相当严峻的，因为我们付出了这第大代价，流了这么多鲜血，仍又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是残酷的。但是我觉得敢于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总比你不敢正视要好得多，毕竟有了点希望：我们毕竟敢于“重新来过”，认准走出“奴隶时代”这样一个目标，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重新来过。当然，话说回来，“走出奴隶时代”这样一个目标，也同样是一个乌托邦，彼岸的终极目标。本世纪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成为物质奴隶的新的可能性。人类的每一次发展，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奴役关系。这大概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这样，人类完全走出奴隶时代，就只能是一个彼岸世界的目标，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不断地向这个目标靠近，而不是越拉越远。也就是说，要努力奋斗，去改变奴隶制的现实，尽管未必能彻底改变，但和不奋斗，不去改变是有区别的。所以，鲁迅等前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一方面是这样一种终极目标的理想，同时又是一种清醒的态度，坚定的立场，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形态下出现的新的奴隶制度都要保持警惕，进行我们力所能及的抗争。这就是我们讨论鲁迅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所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

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13&id=10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