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琦：岳西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实行“责任田”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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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西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实行“责任田”的前前后后

王育琦  王锡义

     1961年春至1963处秋，岳西县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以下简称“责任田”）从产生到改正，从褒扬到批判，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25年后的今天，反思那时农村出现的情况，以史为鉴，对于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深化农村改革，是有一定意义的。

     “责任田”产生的历史背景     
     50年代末，岳西县农村同全国各地一样，被推进了“大跃进”的浪潮。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急于求成，出现了许多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自然法则的不切实际的做法，使“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泛滥，灾害频仍。1958年7月，县委紧跟形势将部分即将含苞的稻禾移田并棵，企及搞亩产万斤的“卫星田”，结果颗粒无收；在积肥运动中，号召农民以陈墙土做肥料，全县一时间拆屋19287间，使部分群众无房居住；同年10月间，为大炼钢铁与枞阳、怀宁、宿松、望江等县18万炼铁大军并肩作战，毁林烧炭，铲田淘砂，造成了岳西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森林洗劫；人民公社化后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社员编成营、连、排组织，成立生产兵团，大办公共食堂，男女老幼一律到集体食堂就餐，吃饭不要钱。到了1959年，一切以越大越公越好，将全县43个公社合并为14个，接着将41009个生产小队合并成860个，形成了穷队富队“共产”。1960年初，大办养猪场，强行将社员家庭种猪交集体饲养；平调5万劳力兴修水利，抽调青壮年农民38460人支持各行业“跃进”，部分生产队里劳力被抽调一空，无人生产，抛荒严重。短短时间中，全县乱平乱调资金567万元，房屋16287间，土地13062亩。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
     “左”的政策和做法，加上部分自然灾害，致使全县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8年粮食计划产量28000万斤，1959年38000万斤，而58-60年每年实产也不过12000-13000万斤。征购任务却一年比一年增多。1957年征购2731万斤，58年征购增加到4402万斤（比57年增长61%），59年征购猛增到6244万斤（比57年增长1.28倍），60年征购6000万斤。尤其是1959年部分地区受灾减产，在完成地委分配的5000万斤征购任务以外，县里号召多卖‘光荣粮’1200万斤”。粮食产量空虚，征购任务有增无减，迫使群众卖了过头粮。从1959年开始，农村人均每月吃不到20斤原粮，人们不得不以野菜、蕨根、玉米骨蕊、糠皮等充饥。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了“饿、病、逃、荒、死”现象。据统计，三年中，全县患有浮肿病者12301人，妇女患子宫下垂、闭经者5441人，死亡22951人，其中1960年死亡率达8.3%。尤其是河图、白帽、主簿等区死人更为严重，这三个区的人口死亡率分别高达21.8%、15.2%和15%。河图区九龙公社石门大队75户，就有15户绝户；白帽区双畈大队齐峰生产队原有44人，三年中死去22人，13个劳力就剩下8人。
      为纠正“五风”，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反指示，曾于1960年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包括强迫命令）的三反整风。同年9月下放大批干部到农村，带领社员搞生产自救；10月底召开生产组长以上人员参加的5000人大会，纠正“一平二调”，实行劳力、资金、房屋、土地退赔。1961年1月，县委负责同志进行了“五风”检查，随即又抽调机关干部、教师组成的630人生活调查组，深入社队帮助社员安排生活。这些行动无疑受到人们的欢迎，但群众中严重的生产、生活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
为了遏制灾害，发展生产，县委于1960年5月签发了《来榜公社来榜大队建立全面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报告》，要求各地层层建立生产责任制，尽快恢复已遭破坏的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归队，减产赔偿的“三包一奖”制度，并要求生产队要做到“六定到田”（作物品种、产量指标、肥料、技术措施、操作时间、工分定额）。这些办法，使农民有了一定的责任感，恢复了生产，但由于包产过高，提留过大，结果形成包工越多，赔产越多。店前区银河大队1752亩田，60年有410亩插后未踩过草，有95亩田抛荒未插。社员说：“田里不分禾与草，去掉稗子不见稻”。可见“三包一奖”不能促进生产发展，社员对此反应强烈。1960年11月，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下达后，全县生产队一级规模恢复到高级社时期的样子，实行三级所有制，明确生产队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对生产小队的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实行“四固定”。这对克服生产队之间搞平均主义，分配上吃大锅饭，稳定生产秩序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只不过是由“吃大锅饭”变成“吃中锅饭”，它还是在束缚生产力，阻碍生产发展，群众积极性还是难于调动起来。当时的饥荒还未有效地制止，社员仍处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苦难中。
     有什么措施能迅速增产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呢？有。地处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的一些生产队，早在合作化时期就暗地里搞起了“违背政策”的包工到户或包产到户。如主簿区枯井园、中关乡万山庵、汤池乡赵雾尖等处就有几户，他们在承包的田地里自种自收，留下份内的口粮，超产分成，这些户生产积极性高，年年都增产，“别人饿肚子，他们有玉米糊吃”。社员们十分羡慕这种经营方式。到了1960年春，来榜、主簿、五河、菖蒲等地一些山头旷野的生产队也都偷偷地搞起了包工到户或包产到户的责任制。由于这种办法能发挥群众积极性，增产增收，许多人渴望能得到政府的认可或公开推广。
      就在这个时刻，以曾希圣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顺应了历史潮流，满足了群众的迫切愿望，于1961年3月6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县委负责同志3月9日在地区接受任务后，连夜赶回。翌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上级决定，迅速进行试点。3月17日，批转了县委农工部在五河区桃李公社桃李大队进行“责任田”试点的报告，3月20日召开为期两天的公社书记会议，统一认识，制定实行“责任田”的方法步骤。从此，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实行“责任田”工作。
“责任田”办法与群众一见面，立即受到社员群众的热烈拥护。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全县4100个生产队就有4075个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占生产队总数的99.4%，名列安庆地区之首。

      推行“责任田”的方法步骤
实行“责任田”少数人有疑虑，他们担心是“单干”，是“土地还原”；担心困难户无人照应；担心中农合算，贫农吃亏；担心发生瞒产；担心队、组干部只顾种自家地，放松领导；担心无力抗灾；担心不好地远地无人承包；担心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担心大农活争先恐后。针对这些思想，县委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宣传发动，贯彻政策。明确规定，实行“责任田”必须坚持“两不变”（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不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不变）“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在“三包”、“四固定”基础上实行“责任田”。
（二）建立组织，处理具体问题。由社员选举出评议小组，进行具体工作：
定产——以高级社时评定的常产为依据，参照耕作条件，逐丘评产，田埂跟田走。
评底分——因人而定，宁低勿高。
定工分——根据耕作难易，路程远近，划片分等，逐丘定工，以工定产，以产记工。
划分“责任田”——按社员劳动底分，确定承包面积；田地好孬，路程远近，合理搭配，一年包一次。
包费用——按照大队包费用的标准分到田，一次算清，归户使用。
耕牛——实行专人饲养，专人使用，养用合一，牛粪定量交生产队烧秧田，牛草按小队田亩负担，使用牛工，采取以工换工，等价交换，付给报酬。
农具——大型农具犁、耙、耖跟牛走，小农具分给劳力使用。
肥料——社员家庭积肥，自积自用，集体的积肥（包括商品肥），按作物面积分配。
育秧——由小队统一浸种、撒种，分户管理。
收割——以队为单位设场，分户打场，过秤入仓。
奖赔——产量订到户，实行超产全奖，减产赔偿，超产可按50%奖粮，50%奖钱。
田地坝和小型水利修复——原则上谁受益谁负担，公共事业用工，全队劳力轮班转，以天数打“平头”。
开荒地——熟荒地分包到户，生荒地由生产队集体使用。
经济作物——零星分散的跟地走，由社员按时按质收获交队，成片的归大队管理，小片的包给生产队，小队按一定比例上缴纯利给大队。
副业——常年手工业，大队、小队各归各的，大队可以组织副业班子专门搞钱，但不得影响农业生产。
干部误工——误工记分，参加分配。一般四记四不记（上级有补贴时不记，社员当天未出工时不记，党团员过组织生活时不记，开会回来不传达不起作用不记；反之就记），对小队长在评底分时予以照顾，年终分配时仍按十分底分算。
困难户——划近地好地给他们，也可合理安排搞家庭副业。对无劳动能力的鳏寡孤独户，实行五保，由大队统一从公益金中解决其困难。
（三）签订合同，建立制度，检查总结，使“责任田”进一步完善。划好“责任田”后，生产小队要与承包户签订合同，办理正式手续，双方必须按合同行事。然而，以生产队为单位订出公约。在一般情况下，每个生产队10天开一次社员会，大队定期召开生产队长会议，加强对“责任田”的领导。
“责任田”到户后，县、区、社各级领导立即转入检查落实工作。当时一部分生产队划“责任田”草率简单，“一风吹”、“五统一”不落实。鉴此，县委工作组于61年3月底到汤池公路桃岭大队的殷河、金狮、孙冲、吴毫四个生产队抓了推行“责任田”必须实行“五统一”的试点。6月初，县委对全县执行“五统一”情况进行了大检查，并向各级党委通报了情况。所有这些措施，对“责任田”的正确实施起到较好的作用。

“责任田”的优越性
“责任田”到底好不好呢？当“责任田”在农村实行两个月后，县委就派调查组到桃岭大队蟹形生产队进行调查。调查结论认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新办法在蟹形生产队推行以来，对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推动生产，已经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调查组对该队实行“责任田”前后情况，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第一，由于山区社员居住分散，田地分散，以前上工要跑半把天，下工回家路途远，两天干不到一天活；兴“责任田”上工近，减少了跑路工。第二，1960年全队25个劳力，经常出勤的只有13人，出勤率只占52%；现在凡有一点力气的都出勤了，出勤率100%。社员说：“去年（60年）做三天工，抵不到今天一天，去年做一天，抵不上今年一早晨。”第三，过去做活临时派，有五动：早上不动，吃饭后不催不动，烟不吸足不动，下雨不动，太阳下了山不动。过去评工分也不合理，不问质量好坏，体力强弱，技术高低，活轻活重，都是“长子弯弯腰，矮子垫垫脚”，中不中十分工，“黄鳝泥鳅一样长”产量是队上的，工分是个人的，社员只争工分，不图质量。现在这些缺点都不存在了。第四，社员说：“过去千斤担子队长挑，现在千斤担子大家挑。”队长说：“过去小队干部是黄毛媳妇，出力不讨好，现在担子大家挑，轻快多了。”过去每月平均要给队长补误工11个，现在每月只需补2个了。第五，过去做活互相拼，你来我也来，你走我也走，公也误了，私也误了，现在早晚两头挤，可随时腾出时间搞自留地和其它家庭副业。第六，大呼隆生产“田越兴越团，地越种越小，越兴越瘦。”去年平均每亩下脚粪17担，槎头（青草之类）300斤，现在平均每亩下脚粪50担，槎头1169斤。过去田边地边能“躲得住老虎”，现在是“光溜溜的连虫也躲不住”。去年全队插秧用了58天，今年5天就插完了水田。社员扒着算盘说：“今年的粮食要增加30%，丰收有把握。”
农民经过亲身体验，称赞“责任田”可治百病，能使“老变少，懒变勤，病变好”。普遍反映实行“责任田”后，出现了十多十少现象。十多即：人人想法增产粮食多，开荒种地多，出勤多，积肥施肥多，添置小农具多，串换良种的多，家庭养猪多，学习生产技术多，干部参加生产时间多，社员休息时间多；十少即：混工窝工少，田地荒草少，投机取巧少，偷窃瞒产少，队干事务少，外流劳力少，粮食糟蹋少，田地争肥少，评工记分麻烦少，互相依赖少。
1961年秋收季节，县委要求各区社进一步调查总结“责任田”情况，进行“秋后算帐”，以便积累经验，改进提高。当时，县委在全县调查了8个公社和10个大队，这些单位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增产，与丰收的1957年相比，溪河区5社平均增产20.86%，来榜公社增产24%，巍岭公社增产42%，道义公社增产75.3%。从各地上报调查资料看，莲云公社将军大队，1961年产粮499460斤，平均亩产480斤，超过包产35783斤，占包产总数的7.8%，全大队13个生产队，除1个队因灾减产外，其余的队都超产，承包“责任田”的180户中，有132户超产。溪河区金杨大队虎形与三保是两个自然条件大体相同，田地毗连的生产队。虎形队搞了“责任田”，全队18户74人，人均耕地1亩，产粮63458斤（包括开荒粮），扣除各种提留，人均口粮512斤，人平纯收入74元，60年全队养猪6头，61年养猪35头，增长近6倍，自宰猪16头，食肉1920斤，人均26斤。该队21300斤征购粮按时完成，禽蛋任务68斤，完成90斤，家禽任务15只，完成18只，生猪派购任务2头，全部完成。三保生产队仍是搞集体生产。全队14户56人，人均耕地1.15亩，产粮5682斤（包括山粮），扣除各种提留，人均口粮414斤（比虎形少98斤），人均分得集体收入65元（比虎形少9元），60年养猪5头，61年养猪12头，只增长2倍多，自食猪9头，肉800斤，人平14.4斤（比虎形少11.6斤），征派购任务也都如数完成。这份材料有力地说明，实行“责任田”的队比不搞责任田的队，粮食增产幅度大，社员收入多，群众生活好。
据有关材料统计，实行“责任田”的1961年，岳西县粮食总产量达14328.7万斤，比1957年增收12609.3万斤增长12%；农村口粮8996万斤，农村人口平均口粮406斤，比60年要多吃160余斤；全县养猪24516头，比60年增长3.4倍，社员过年杀猪近万头，平均每个农民能吃上3.6斤肉，1.4斤油；群众穿着也得到改善，城乡购布81.43万公尺，人均购布3.62公尺。广大农村浮肿病人消肿了，饥饿现象少了，不少农户柜子里装了粮，猪圈内养了猪，身上添了新衣裳。初步改变了“种田饿肚子，养猪吃白锅”现象，农村开始出现了生机，社员们欢喜若狂，盼望这个办法能够长期的搞下去。
是年冬，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对“责任田”进行了认真总结，得出了岳西实行“责任田”十大好处。
1、适应山区田地分散，居住分散，便于耕作的特点。
2、劳力得到充分利用，大大提高了劳动出勤率和工效。
3、田地得到充分利用，田埂地边都种上了庄稼，开荒扩种面积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
4、做活认真，提高了农活质量。
5、积极积肥，多施肥料，基本上解决了自留地和大田大地争肥的矛盾。
6、加强了庄稼的看管，减少了禽畜糟蹋的现象。
7、收打精细，减少粮食丢失抛撒现象。
8、生产队干部更好地领导生产，参加生产。
9、减少了包费用的手续和项目，节约了费用开支。
10、有利于家庭养猪、养家禽，有利于发展家庭副业。

“责任田”被迫改正
1963年初，正当全县实行“责任田”制度日臻完善，蓬勃发展的时候，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却开始了对安徽“责任田”的批判。
3月上旬，安徽省委作出了《关于改正“责任田”的决议》，这个决议严肃指出：“这个办法是调动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必然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办法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正过来。”县委根据省委决定，于3月9日派出工作组，到汤池大队进行改正“责任田”试点。工作组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遵照“‘责任田’办法何时改，怎样改，都要取决于群众的大多数”的指示精神，深入群众中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该大队11个生产队中（其中1个队未搞“责任田”）有8个队愿意改，有2个队仍表示搞“责任田”。
经受过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农民，刚刚得到一点“责任田”实惠后，又要开始“队为基础”的大呼隆生产，他们忧心忡忡，顾虑重重。当时群众中普遍存在十怕：一怕评工记分不合理，混工窝工；二怕生产瞎指挥，干活大呼隆；三怕吃食堂饿肚子；四怕收回自留地；五怕高指标、高征购；六怕干部贪污卡油，生活特殊化；七怕事事要请假，探亲不自由；八怕平均主义，分配不兑现；九怕不顾生理特点，妇女又要下水田；十怕集体庄稼兴不好，自留地无功夫兴。认为改正“‘责任田’就是摘农民的饭碗，又要饿死人了”。总之，他们害怕重陷困境。由于群众抵触情绪大，改正“责任田”工作进展缓慢。从春到秋，全县只有36个生产放弃“责任田”，回到集体生产的道路。
到了9、10月间，“责任田”遭到更猛烈的批判。当时给“责任田”强加上“单干风”、“翻案风”的罪名。在这种形势下，县委于10月6日向地委报了改正“责任田”的计划，提出“‘责任田’是引导农民走向单干的方向性错误，势在必改。”计划“今冬明春分三批改过来”。又在汤池、天堂、店前3个公社以及来榜、美丽、白帽、店前等区4个大队的532个生产队进行重点试点。采取自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方法，层层召开会议，大造声势，大讲“责任田”危害。但到10月底，全县才有508个生产队被迫改正了“责任田”。
此间，县委意识到“改正‘责任田’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政治工作，是农村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必须“当机立断，表明态度”。为此，县委于12月11日作出了《关于巩固集体经济，改正“责任田”发展农业生产的决议》，并用20天时间培训区、社干部，各区用10天时间培训生产队长和积极分子，县区二级共培训骨干11622人。同时抽调大队以上干部2726人帮助生产队改正“责任田”。当初“责任田”十大好处这时变成了十大危害，即：1、破坏计划生产，影响征购、派购任务；2、瓦解集体经济，影响基本建设；3、有穷有富，有帮有雇，产生两级分化；4、单干情绪滋长，资本主义倾向抬头；5、自然灾害抗不了，全面增产办不到；6、山林遭破坏，水土难保持；7、敌、富、反乘机活动，企图倒算复辟；8、腐蚀基层干部，瓦解基层组织；9、父母要子女，老婆要丈夫回家包田，影响军人、干部、工人的工作；10、闹迷信，进赌场，歪风邪气抬头。对此，群众十分反感，“千条政策万句理，不抵社员半升米。”“要改就全公社、全大队一齐改，要不改就都不改”，“搞年把责任田，再搞集体也不迟”等等，找各种“借口”，坚持“责任田”。但多数生产队屈于形势逼迫，也只好随大流了。到了1963年春全县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占84.5%。这些生产队直到1964年，农村全面进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才迫于改正。
“责任田”夭折使部分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他们生产情绪不高，有的农具不置了，肥料不办了，田也懒得犁了，有的种子吃了，猪也不看了。他们惋惜地说：“‘责任田’真可怜，寿不长，活两年”。县委面对群众消极情绪，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如全面推行“三基本”（基本工、基本肥、基本粮）办法，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派大批干部下乡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搞调查研究；按县委提出的“六条标准”对改正“责任田”的地方进行检查验收、补课等等，促使农业生产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一些生产队仍在采取瞒上瞒下的办法，悄悄地实行着“责任田”。当时文件记载：“明改暗不改的有85个生产队，改田不改地的有599个生产队，改田不改埂（田埂归户种）的有44个生产队，改田不改山的有42个生产队，远田远地包产到户的有90个生产队。”“这些队‘玩弄假象，内部作窝’，有的是在去年承包‘责任田’基础上原封不动，有的将责任田打乱，重划责任片，有的以包产到组为名，搞包产到户，有的表面上是集体生产，统一评工记分，暗地里工换工，工抵工，关起门来打算盘”。足见群众对“责任田”是多么留恋！
25年过去了。历史充分证明，60年代初岳西实行的“责任田”发展了生产力，增产了粮食，使饥饿的广大农民群众有饭吃，幸免于难，使受“五风”摧残的农村恢复了生机。实行“责任田”的历史功绩，应该载入史册。

（责任整理：王育琦  王锡义 此文成文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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