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甲：杨士杰人生的两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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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杰人生的两件大事

杨荣甲


早年的革命活动

　　我的父亲杨士杰，1911年生于河北定县（今定州市）杨只东村。1930年考上了官办的保定第二师范学校。这所师范学校虽为国民党政府所办，里面却有不少共产党员。1931年“九一八”之后，父亲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并于1932年正式转为共产党员。在校期间，父亲积极参加了党组织的同反动势力斗争的学生反帝救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导致发生了震惊全省的“二师惨案”。惨案发生时，父亲因放假正在家里，听到学校的革命同志受困的消息，立即赶回了学校，积极参加了上街示威游行、营救被捕同学的活动。与此同时，父亲还参与了在定县建立党组织的活动，并于1932年被任命为定县第一任县团委书记。1932年11月，他带领党团员在县城配合中共定县中心县委发动的两万余人参加的反帝、反封建大示威（《中共河北省定州组织史资料》，第32页）。1933年5月，他又带领全县党团员开展了扫盐斗争，发动数十万群众把扫盐斗争推向高潮，迫使国民党的县长撤销了禁盐令，允许农民有刮盐土、熬硝盐、食硝盐的自由（杨士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定县的建立与发展》，载《定州市党史资料》第一期）。该年6月之后，国民党政府对京、津、保等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进行了大清剿活动，父亲受到通缉，只得离开家乡，辗转于几个城市。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父亲返回了家乡。9月，他代表定县党组织与115师骑兵营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便赶回宿家佐，在他的战友李济寰家参加了定县县委会议，传达了接头情况，研究了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工作。11月，父亲与地下党员杨银山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该武装发展很快，被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命名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四支队”，主要活动在定县、唐县、望都等地区，开展了动员参军、收缴地主武装、摧毁敌伪据点等活动。1943年1月，父亲任晋察冀一分区地委副书记兼易县中心县委书记，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地道战、地雷战，曾消灭敌伪多人。在李济寰及父亲等同志主持工作的定县一地涌现出了杨银山、甄凤山、郝庆山、刘文正等多名威震全省的抗日英雄模范。1944年9月至1945年7月，父亲调任晋察冀第一地委任书记兼八路军晋察冀第一军分区政委（司令员杨成武，后为肖应棠）。

　　1949年1月，父亲调至张家口市，任察哈尔省委组织部长，后任省委第一副书记（省委书记杨耕田，后病故）、代理省委书记及省军区政治委员，开始了解放后的政治生涯。

关于“鞍钢宪法”

　　1955年的秋末冬初，父亲正在山西省委第三书记的任上（第一书记陶鲁笳）突然被中央调至辽宁省鞍山市任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这是他第一次去主管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鞍山市当时远比今天的地位重要，钢产量约占全国钢产量的一半左右。此时的东北，正值中央处理了“高、饶反党集团”之后，鞍山市的领导层受到了波及，几位主要领导已调离了岗位。在鞍山工作期间，“他经常深入厂矿调查研究，以身作则，带领机关干部下厂参加劳动，他不仅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还提倡培养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刘澜涛、杨成武、陈野苹、刘杰、孙敬文、杨克冰文：“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楷模——回忆杨士杰同志”，《人民日报》，1988年12月29日，第五版。）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中共中央决心自己闯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来。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杨克冰：《追求与奋斗》，280～281页，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杨当时是市委书记处书记）。“6月21日，毛主席说：干脆，今年的钢铁比去年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8月17日至30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并号召全党全民总动员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同上）。毛主席在会上还说：“三令五申，凡完不成任务和有铁不拿出者，要执行纪律。”（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对中央的决定，以父亲为首的鞍山市委，在当时必须贯彻执行。

　　鞍山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超负荷工作，完成了1958年、1959年的生产任务。但“大跃进”之后遗留的问题不少，使生产受到了影响。“为了把生产搞上去，市委第一书记杨士杰主张大搞群众运动，提出发扬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会克服生产技术中的任何困难，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必须广泛地深入地发动群众”（杨克冰：《追求与奋斗》，285页）。1960年3月，“在杨士杰主持下，经过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集体讨论，由鞍山市委向辽宁省委和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的具体执笔者是市委的候补书记兼秘书长罗定枫和两位市委副秘书长傅树仁、殷恕。“报告中总结了运动的三个特点。一是广大职工干劲很大，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人很广泛，运动进展很快。二是广大职工的首创精神得到发扬，重大的技术创新不断涌现。三是促进了生产持续跃进……报告同时总结了五条经验。一是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二是放手发动群众。三是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四是自力更生与大协作相结合。五是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赛相结合。”（同上，第286页）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1960年3月22日，他对报告做了600字的批示，将报告提升到空前的高度，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并将管理工业大企业的方针主要概括为：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与之相对应的是毛泽东称作的“马钢宪法”，即前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大钢厂实行的“一长制”。

　　上世纪50年代是党的指导思想变化很快的时代。就在几年前，毛主席还叫鞍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毛泽东：《给鞍钢全体职工的一封信》，1953年12月25日。）。但几年之后苏联那一套就全错了。凡是坚持以前的作法，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不同意高指标的人就会受到批判。对鞍钢领导层中个别领导的不同意见，父亲曾根据上级的指示对之进行了批评和斗争，现在看起来显然是不应该的。父亲在鞍山工作的七年间，大刀阔斧，做了不少事情，也在“反右”、“大跃进”等问题上执行当时“左”的方针犯有错误。经过了“文革”，经过了深刻的反思，父亲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他曾直言不讳地说道：“进城后到1961年，搞了几次运动，有的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我是坚决积极的执行者。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我是首当其冲主要负责的。”（杨士杰：《整党总结》，1985年3月8日。）

　　几年前我看到，有人曾撰文称，“鞍钢宪法”是毛主席对鞍山钢铁公司的报告做的批示，不提鞍山市委。毛泽东的批示一开始就明确写道“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等等。

　　“鞍钢宪法”是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前按照毛泽东思想及党的一贯方针对管理大工业企业经验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一种探索。

　　1958年前后，在那“大跃进”、“以钢为钢”的年代，我党、我国曾干了大量违背科学的蠢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经济的倒退，但对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来说那又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火红的年代”。就以父亲为例，他态度坚定地执行了上面压下来的任务，他自己以身作则，在第二炼钢厂蹲点，每周参加半天劳动。市委书记处的书记每人也都下到一个厂矿去。每逢除夕、年关，父亲都是在高炉或平炉旁与工人在一起，为当班的工人包饺子，一同吃年夜饭。在家里的办公桌上装有一部红色的电话机，直通中南海。在中央书记处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彭真同志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来询问前一天钢、铁产量的具体数字。其紧张的情景，就如同战争年代正在进行一场命运攸关的大战役一样。工人们在当时表现出的冲天干劲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更是令人难以忘怀。这种干部联系群众、工人以厂为家的人文精神及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办法，曾颇受国外一些同行的赞许与仿效。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将一个工作总结提升到“宪法”的高度，显然有其个人的用意，即他要坚持“大跃进”以来的“左”的路线，要继续不断地反击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国家继续沿着“左”的路线发展下去，导致后来发生了更不应有的悲剧。

在历史关头冲锋陷阵

　　多年的劳累终于导致父亲大病一场。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父亲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昏厥了过去，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几个月不能动。到“文革”以前，父亲以顽强的毅力，每日坚持锻炼，终于能走上几里地了。

　　“文革”初期，父亲还是带病之身就被中组部贴大字报给“轰”了出去，被揪到鞍山接受审查，挨批斗、住“牛棚”、下干校。到1970年中，经审查无问题后又回到了北京，成了由中组部管辖下因病休养或待分配的老干部支部中的一员。“文革”的倒行逆施教育了很多人，父亲也不例外，他对“文革”中“四人帮”害党、误国的罪行深恶痛绝。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各地、各部门“文革”中追随“四人帮”的各种势力却仍在负隅顽抗。特别是在中组部，以郭玉峰为首的部领导听令于“四人帮”和康生的指示，干了大量的坏事。例如，“文革”中，他们曾把1133名八大代表、候补代表中的697人、115名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的61人、159名四届政协常委中的85人都打成了“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反革命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他们对“冤假错案不纠正，对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不解放，不启用，被流放到外地的老干部也不接回”（袁任远：《征途纪实》，223～22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引起老干部支部（父亲是该支部的支部书记）的极大不满。袁任远同志后来写道：“1977年3月，我和杨士杰、张策三人联名给华国锋和叶剑英写了一封信，通过一位可靠的同志将信交给叶帅，要求中央派人调查中央组织部的问题，改组中央组织部的领导。但信送出后未见回音，一连写了三封信也未见答复。”（同上）

　　1977年5月，中组部确定了部内11大代表的名单，老干部支部对其中有的人表示坚决反对，将意见又写成信件上报，仍不见回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拿起了大字报这个武器。又是袁任远、杨士杰、张策三人商量后由张策于9月9日写了第一张题为《向郭玉峰同志进一言》、揭发郭玉峰问题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上签名的还有曾志、蹇先任、曹菊如、郭述申、吴岱峰、王学文、曾碧漪、彭镜秋、孙以瑾等十多人。老干部支部一动，带动了另外两个支部，即中组部待分配干部支部和大院内的中监委待分配干部支部，共有近百人。前一个支部的书记是张志杰，副书记是林彬；后一个支部的负责人是李冀、贾素萍。他们很快就写了支持老干部和揭发中组部领导的大字报。三个支部很快拧成了一股绳，成了一个颇有战斗力的集体。老干部中的袁老、杨士杰和后两个支部的四位负责人每周在袁老家秘密碰头一次，商量分工合作写大字报的问题。与此同时，父亲联系了人民日报社的王泽民，由他以《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将大字报的内容归纳为六部分写成特刊直送到了最高领导那里。

　　直到这一年的12月中旬，这时距父亲等人给中央写信已过了9个多月，距他们写第一张大字报已过了近100天，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华国锋主席将材料批给了汪东兴，让汪代表中央负责处理此事。12月11日，汪东兴先接见了郭玉峰。之后，他又接见了袁任远、杨士杰、曾志、郭述申。汪对四人说，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已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今后，还要依靠你们出大力（杨士杰：《对照检查》，1984年6月29日）。

　　大约是12月15日，中组部的广大干部终于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中央决定免去郭玉峰的职务，任命胡耀邦为新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中组部的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准备了大标语，贴到了组织部的大楼上，外面很快也知道了，外电很快做了报道。大家敲锣打鼓，放鞭炮（聂荣臻夫人张瑞华等不少人买了鞭炮），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热烈拥护胡耀邦同志来部主持工作”（笔者于2010年8月31日与张志杰的谈话）。

　　胡耀邦上任之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千千万万的人们，使人们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使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动力。

在“右派改正”问题上打先锋

　　胡耀邦入主中组部之后，父亲也被任命为副部长。1978年春，在山东烟台召开了专为解决“右派问题”的会议。会议由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这时，部内新的领导班子刚刚组建不久，胡耀邦委托父亲去参加这次会议。父亲立即带了临时作为秘书的陈文炜同志去赴会。

　　早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不久，当时中组部的一些领导和干部就察觉运动中存在不少问题，对一些报上来的材料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少定案的材料有断章取义的情况，且打击的人中不少人是有能力、有水平，敢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的人。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后因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使这一认识和与此有关的工作又拖了3年），当时的中央终于在1962年对平杰三、李楚离、张子意、章夷白、凌云等同志提出的“关于安置已摘右派帽子的人员和右派分子的意见”做出了回复，决定“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1962年8月17日。）

　　在烟台会议上，绝大部分与会者不无理由地持上述观点，但父亲在会上的发言独树一帜。他特别强调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为，对过去定的“右派”，凡是搞错了的都应当予以改正，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应当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他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过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他还补充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他还表示，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党的财富，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财富，在对他们的问题给予改正和摘帽后，更应给予妥善地安置，以发挥他们被压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9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这次会议，虽不是一次很高级别的会议，但影响很大。由于会议的结果涉及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政治生命、政治前途，据说会场外面经常聚集着不少关心会议进展情况的人。父亲在会上的发言很快传了出去，人们将他的发言内容油印出来到处传送，家中有被打成“右派”的人或亲属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父亲在会上的讲话和者甚少，反对者甚多，甚至有人说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会议结束时，只以牵头的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拟了一个“汇报提纲”，提纲坚持1962年“回复”所做的结论。对这个“汇报提纲”，杨士杰和公安部的凌云表示保留意见。

　　烟台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回到北京后，在一些同志（袁任远、胡绩伟、安岗、王泽民、付真等同志）的支持和建议下，由参加会议的陈文炜写了一个反映烟台会议情况的材料，经杨士杰签字后直接送给了统战部。与此同时，杨、陈二人又向胡耀邦汇报了会议情况，胡表示完全赞同材料中的看法。之后，胡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研室的同志以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报告，请中央就此问题重新定断。（同上，第10页）

　　报告上去了三个月之后，又经多次询问，上面终于有了回音，决定还由烟台会议参加的五大部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这次会议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举行。会议开始时也展开了一场争论。会上有人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一一清账了；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甚至表示，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是就忙得乱套了吗？杨士杰在会上认为，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正过，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同上，第11页）

　　民族饭店会议总的说开得比烟台会议顺利，父亲等人的意见很快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支持，较快形成了一致看法，中央高层肯定了会议提出的意见，导致产生了1978年9月17日的中央第55号文件，决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一文件产生的后果是巨大的，它使差不多数百万人（“右派”及其亲朋等）在20年后终于脱离了苦海，迎来了新生。

　　“右派”改正工作是冤假错案平反这个“大工程”开场的重头戏。在此之后，父亲还协助胡耀邦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他曾建议：十年“文革”积案如山，等待审查结论的干部每个部都有千人以上，许多干部审查了十年也没有弄清楚是什么问题。要采用现在的审查方式，靠专案组一个一个地审查，再审十年也审不完。这种方式必须改变。要相信95%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充分发动群众，先让受审查的人自己讲自己的问题，自己适合做什么工作，没有问题的应立刻解放，分配工作。十年没查清的，先分配工作，不能让他们再等十年，就算有问题，将来查清楚了再处理也无妨……父亲的思想打破了旧的框框，加速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

　　在为“右派”改正的工作期间，林希翎曾找到家里，她质问父亲为什么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曾“大闹一通”。我回到家中得知这一情况，也向父亲提出这一问题，父亲避而不答。我对父亲说，即使林当时说过很错误的话，我们给人家戴上反动分子的帽子已经20多年了，人家的大好青春完全葬送了，我们今天还有什么理由不给人家改正呢？更何况，我们的宪法明明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本来就不应当以人的言论和思想定罪嘛！父亲听了我的一番话，没有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是她所在的单位不同意为她改正。”我不再说什么了，我知道，父亲的组织观念很强，他不会透露上面决策的情况。我后来也了解到，父亲同意并支持了上面在“右派”改正问题上的总的指导精神。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30年，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仍然停留在原地未动。

父亲不是完人，工作中有了错误，只要认识了，就会勇于改正。在他主持为“右派”改正工作时，他曾不止一次要鞍山来的同志回去以后一定要代表他向在他主持工作时被打成“右派”的同志（特别是市委内被打成“右派”的同志）真诚的赔礼道歉。父亲从不为家人和身边的人谋私利，从不为名、利、地位所累。据说，凭他的资历和职位，退下来时，中顾委的榜上有名，但他将自己的名字划掉。在他去世后，他的老上级刘澜涛曾对人说，杨士杰是晋察冀、华北的老同志中最值得尊重、怀念的同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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