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济顺：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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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运动

张济顺


1952年8月21日，上海新闻界开始了为期两个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参加者仅限于新闻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亦报五个单位的编辑、经理两部门工作人员共566人，其中编辑部门人员356人。注1除公私合营的新闻日报外，其余各报均为私营报纸。可以说，这就是一次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运动。

迟疑的决策

上海新闻界的调整是在思想改造运动进入尾声时开始的。然而，此项工作的进展并不理想。领导机关虽一致认为此举“从领导新闻工作方面来说非常必要”，但对调整的方案意见不一，几易其稿，迟迟不能定夺。注2关于调整工作的时机如何把握，领导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除了私营报纸“旧的办报思想”作祟外注3，上海各报的业务经营困境也是当政者不能不权衡再三的因素。

据1951年9－12月的统计，私营的文汇、大公、新民报均有亏损，“发行既无起色，广告又每况愈下，更严重地威胁了自给自足的方针”注4。文汇报的经营危机更为严重。

对于在经营危机之下能否进行私营报纸的分工调整问题，上海新闻工作的几位领导人意见相左。1951年秋冬之交，夏衍等认为到了“下决心，用大力来调整”的时候了，否则“结果亏累不堪，增加我们的包袱”注5。新协党组书记、市政府新闻出版处长陈虞孙等则顾虑此时“总销数没有很大发展，邃尔分工以后，可能使销数反减”，主张观察一段时间再行决定注6。

领导层的意见虽不一致，但都觉察到了私营报业经营危机背后上海文化市场所起的负面作用。面对持续多时的亏损，私营报业一面在新政府的继续补助上打主意，一面还是从市场上动脑筋，争份额。注7

市场竞争助长了私营报业的旧思想、旧作风，阻碍了报纸分工调整的推进，干扰了党对私营报纸的领导。那么，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应当是进行私营改公营的体制变革，领导们理应迅即把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进而成为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的直接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如此决策。

消费大众的选择是决策者必须顾及的重要现实。中共执政后，尽管迅速摧毁了国民党官办和外人经营的报业市场，但不可能同样迅速地取消上海大众消费文化市场。即使党管报纸的新报业格局初步形成，市场的拉动作用仍然十分强大，无论是党报、公营报还是私营报，都难以摆脱消费大众的市场考验。解放日报创刊后7个月，计亏损23亿元～24亿元，导致亏损的原因，一为政治考虑，照顾其直接订户中90%的工人、学生享受优待折扣；二是市场考虑，要压低价格与新闻日报、大公报竞争。注8党报虽然有强大的权力后盾，1952年发行情况大有好转，到5月底日销量已稳居各报第一注9，但上海市民的多元选择依然要求报纸的多样化。正如新闻界几位上级领导人意识到的：上海“没有达到大家都只以看党报为满足的程度”，“解放日报面对整个华东又要具体照顾上海这个大城市中的异常复杂的业务，亦有许多困难”，“需要有一张强有力的比党报更灵活一些的教育上海人民的报纸”注10。因此，几家私营报纸或合并、或重组、或北迁的种种方案应运而生。而各种方案的核心意图都在于：既不能让私营报纸完全脱离市场，变为公营，又不能任其随市场摆布，迁就“落后群众”。

同样出于现实的考虑，新闻工作的领导们也一致认为，对于私营报业的亏损“公家万难无止境地补贴维持”。即使是政府为促进各报分工提供“适当的援助”，也“不能用于消极性的弥补亏损”。注11也就是说，至少到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前夕，政府是不考虑将这些处在亏损中的私营报纸变为公营的。改制虽然缓行，改人却日益紧迫。执政者可以对私营报纸的经济亏损不予援助，却不能对其政治表现置之不理。1951年10月，夏衍和姚溱注12不无忧虑地向胡乔木报告：“工作日益深入复杂，三张报纸（指文汇、大公、新民——笔者注）的编辑部都没有力量单独应付这个局面。最近报上泄露机密事件层出不穷，生产虽成中心，而大公报公然说‘与报纸无关’，文汇报的编辑负责人甚至连郝建秀工作法这样常识的东西也一无所知”注13。领导们感到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中共在私营报业内力量薄弱，“领导不够有力”。文汇、大公、新民三家私营报社各有两名共产党员，加上新闻日报13名党员，不过19人，且“能真正起领导作用的党员不过一两个，有的党员竟跟在民主人士后面向党‘要求’、‘竞争’”。而各私营报的大部分人是“从解放以前原封不动继续下来的”，“不仅情况复杂，而且都保持了过去一套旧的办报思想与作风”注14。有鉴于此，夏衍等急切吁请：“就我们对私营报纸的领导上来说，也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了”，否则“一定会出乱子的”，故望从速指示，“以便我们提出最后方案，请华东局与中央宣传部最后决定”注15。

与此同时，私营报业出现了若干有利于执政者决策的好兆头。先是私营报的几位头面人物对调整工作的看法有了转变，不再认为“调整就是‘涸辙之鲋，相忘于江湖’、‘与共产党共患难易’”注16；尔后是各报销量从低谷中走出，经营困境出现了转机。1952年春，全市报纸总销数从3月4日最低的日销量35.7万余份，增加到5月29日的47万余份，并有“继续增加之势”注17。

最好的兆头还是来自文汇报。在各报经营走出低谷之时，《文汇报》不但销量上升的幅度居私营报纸之首，“致新闻、大公、新民等报不得不考虑其工作方针”，而且让领导们从中总结出两条“成功经验”：其一，“放下‘全国性’的大报架子，明确地以教育界（中小学教师、乡村教师、职工教师、中学生以及一部分大学生与职业青年）为对象；小型；通俗化”。其二，“加强报纸的群众工作”。注18在领导们看来，这些变化和转机，都是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办报人和读者的觉悟所致。因而，通过思想改造来实现报纸分工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经过两年多的反复酝酿，上海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将不改变所有制前提下实现私营报纸的分工作为思想改造的直接目标，启动了上海私营报业的人的改造。

报人们的最初反响

长期以来，《文汇报》一直面向知识分子读者，多多承担思想改造的报导任务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从1951年9月京津地区高校思想改造运动起到1952年底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告结束，在《文汇报》刊出的有关思想改造运动的各类报导、专题文章计767篇注19，新闻强度和密度前所未有。但报导别人如何检查如何改造是一回事，轮到自己则是另一回事。

文汇报后来在总结回顾时坦言：在运动初期，“有不少同志存在着各种不正确的看法，挨整、整人、陪整和过关等等错误的思想很普遍。有些同志恐惧，有些同志轻松”注20。正如新协党组书记、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处长陈虞孙刻画的那样：“我们新闻界一般来说在思想上有一定认识，在文艺整风中受过鞭，在三反五反中打过滚，在教育界思想改造中熟悉行情，每个人都有一套”注21。

根据预定的思想改造学习计划并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到任不久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谷牧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其中特别对报界思想改造的根本任务和直接目标作了如下的阐述：这次运动的根本任务是要使我们的报纸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旗手”，“劳动人民利益的表达者和争取人民民主事业彻底胜利的不倦战士”，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根本任务的前提下，各报纸根据其具体条件可以而且必需分工，可以而且必须分别联系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可以而且必须在内容与形式上多种多样而不千篇一律，甚至在企业经营的性质上，也可以有私营、公私合营或公营等等的不同”。但是，不论企业为何种性质，它的经营管理“都必须按照共同纲领所规定，明确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报告强调，思想改造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展开的以肃清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注22谷牧的这段话把领导层酝酿了两年多的思想改造的直接目标公布于众，具有“定调子”的意义，即：思想改造既不是为私营报业摘掉私营帽子，又必须改变其私营的头脑，简言之，换脑不换帽。

然而，在报人们看来，这个要求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悖论。围绕“资产阶级为什么办报”、“如何看待私营报纸的服务对象”两个核心问题，一系列相关的诘问、困惑甚至是牢骚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运动的领导者那里。最有代表性的一说是：“私营报业的资本家拿钱办报，请我们去宣传工人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不是天下最笨的资本家么？出了钱请人打自己的耳光。”另一说是：“私营报纸能否宣传马列主义？既宣传马列主义为什么要私营报？”再一说是：“我们报纸的对象是小市民，或者是教师，他们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我们为他们服务，算不算为工农兵服务呢？”注23有些人甚至抱怨说，解放三年来，私营报业“错就错在服务对象上”注24。

问题的症结很清楚：顶着私营帽子的报纸，又被框定了带着小资产阶级帽子的读者对象，怎么可能换上报告所要求的工人阶级的头脑呢？然这一切不都来自于上级领导吗？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思想症结在提起各报分工问题时业已存在，但谷牧的动员报告还是没有达到释疑解惑的效果。

由困惑和不解引发的对私营报业前途的担忧和苦闷，弥漫在各报的党员和群众中。业内的中共党员几乎都对领导机关保留私营报业的目的和方针大惑不解。几位党员批评上级领导部门“办私营报的方针有问题，采取了私营路线，把报交给民主人士去办”，“对私营报不看作人民的报纸，而看作私营企业”，“向来不关心”注25。有的党员在党支部讨论时说得更为尖锐：“领导上将私营报纸当作花瓶，用来点缀点缀。一般机关原来把民主人士当花瓶，民主人士办的报纸自然也是花瓶”注26。他们甚至怀疑说，既然领导上一再强调“上海报纸太多了”，那么把党员放在私营报业到底是想“把报纸搞好还是搞垮”，或者仅仅是“为了敷衍民主人士”？最积极的想法也只是自我解嘲：私营报纸的对象是“落后群众，小市民群”，可能“因为上海的落后群众多些”，才需要“我们教育他们进步”，“替解放日报培养读者”，等到他们进步了，“变成解放日报的读者”，“我们的任务尽到就可以关门了”。注27

低落的情绪却带来了一个亢奋的呼声：早日改为公营。这成了运动初期私营报界上上下下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多种多样的动机也一起摆上桌面：共产党员和“要求进步者”本来就不屑与私营为伍，但还没有找到机会“另谋高就”；一部分“能力较差”的群众担心私营报纸难以维持，会“敲碎饭碗”，“被迫转业”。因此，这两种相反取向的动机殊途同归：“都希望报纸改为公营”注28。

经营困境引起的思想波动自不待说，私营报的政治待遇更使报人们感到痛苦。在上海报业的新格局中，解放日报作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享有分级别列席华东局书记办公会、上海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各委员会及行政会议的特权，许多官方文件、资料也直接送达报社。他们的记者更是以“无冕之王”的架势在各种场合通行无阻注29。与党报的信息权威地位形成鲜明对照，私营报纸不但没有这些特权，而且受到新闻纪律的约束和党政机关、国营单位的歧视和冷遇，政治劣势地位时时显现。与党报政治待遇的反差促使私营报界一部分人一面对党报“牢骚很多”，对其享受的特殊权力“普遍不满”，一面却肯定私营报“迟早总是党报或公私合营报纸”注30。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思想改造实现改制，进而获得与党报或公营报同等的权力和待遇。

在关注私营报业前途和自身出路的同时，各报社头面人物的一举一动也是运动初期上下注目的一个聚焦点。这不仅因为头面人物的表现往往对运动进展和结果举足轻重，更重要的，是他们被运动的领导机关赋予了特殊的角色。

思想改造运动的一般原则，是“先领导，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党内严，党外宽”注31。教育界、文艺界的领导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注32，这一原则不难体现，而进入运动的上海各报主要负责人，全部为中共党外人士，先后顺序和宽严尺度就难以按上述原则操作了。因此，除了各报的中共党员在运动前“先行一步”进行了四十天的集中整风外，运动的领导机关作出了一个既不违反原则，又顾及私营报业特殊性的安排。市委宣传部一方面将各报负责编辑工作的非中共人士全部安排进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学习，指定王芸生、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分别为各报学习支会的主持人，赋予他们领导实施思想改造学习计划的重要责任，“一切工作部署均由分会与支会讨论决定”，同时要求他们“以身作则，带头学习”，与共产党干部一起“在本报的一定范围内作检查报告”注33；另一方面，在学习动员前，下达了“这次思想改造不同于三反，不是首长带头，层层下水”的精神注34。内定的政策更为宽松，市委宣传部上报的学习计划中提出对各报负责人中的民主人士“应坚决保护过关”，“应保证没有通不过的检讨”注35。

这样的安排和政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这些民主人士扮演起矛盾的双重角色，既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由此造成了各报干群关系、党内外关系一度紧张，双方只盯住对方，相互较劲。

各报负责人对于他们的“教练员”身份格外重视，同时对“这次不是领导带头”的精神特别入耳。文汇报反映：徐铸成“一直以领导者的姿态出现，特别是听到思想改造不是领导带头后，比较麻痹”，“一直不能真正带起头来”注36。徐本人也承认“开始时我也有些轻松，后又为带头而带头”。在文汇报学习支会上，徐铸成将上级所提“学习生产两不误”的口号解读为“学习、生产对半开”，“屁股坐在整风上，眼睛看着生产”，还提出“9月份是旺季，强调生产”。文汇报的中共党员一时无法应对，只能向新协党组报告说：对徐铸成“我们摸他不透，不知（他）有无自觉性”，“如何促使他们检查没办法”。注37

群众的反响却十分强烈，议论纷纷。新闻界学习分会和各报支会联席会议分析运动开始后存在的问题时，最为集中的问题之一便是“这次运动与文艺界、教育界之间有何不同？为什么不（是）领导带头？”虽然在讨论中有人给予有力解释，“但有些人认为还是不能解决，因为大家对领导有很多意见。有些人说我们对领导要求高，希望领导检查，启发大家”注38。文汇报的小组讨论中不但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而且给出了一个带讥讽的解释：“文艺界的领导都是党员，而且报刊上曾一再对他们提出批评；新闻界的领导水平低，和大家差不多，检查不出什么来，带不带头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注39。领导既不能带头检查，群众自然消极观望，有些人认为这次运动“要求太低，不及‘三反’有劲”，也“不如整风、五反那样‘过瘾’”。甚至连青年团员也抱此态度，认为思想改造应该“整的是那些元老”，我们“搞新闻工作时间短，手面干净，没啥可批判”注40。运动开始两周后，陈虞孙在听取各报学习情况的汇报后仍然批评文汇报“教条式的汇报，证明群众没有真正地动起来”注41。

尽管上海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在矛盾和悖论中走过了最初的学习阶段，私营报界的头面人物和基层众生有种种不同的反响和表现，但是，领导者们依然认为运动“情况很正常”，并会沿着预设的轨道进展注42。因为由上海新闻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组成的政治网络，既牢牢地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又及时了解基层的各种动向，将所有的被改造者无一例外地拢在其中。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本来就是“党管报纸”的领导机关，当然在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中负有领导责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衍，上海市委宣传部正、副部长谷牧、姚溱为领导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思想改造的计划及主要政策、动员与总结报告、进展情况的分析及对策等重大问题，或由他们亲自指示，或由他们亲临现场，都一一抓实。这两个领导机关还要随时将运动情况报告给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新闻总署，并通过他们“向毛主席汇报”注43。掌控运动中各报社第一手情况的是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和各支会分别下设的办公室，这两个临时性组织虽然是办公机构，但与分会、支会明显不同的是，办公室由清一色的中共党员组成，陈虞孙任分会办公室主任，支会办公室也都由各报的中共党员担纲。分会办公室专门汇编了一张名为《学习》的内部小报，下发至各学习小组传阅，定期回收。新协党组也随时召集各报社的中共党员研究运动中的各种动向。分会与各报社支会以及各支会之间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议，各报社还设有联络员，随时向各种会议报告最新的运动情况。

在如此严密的组织系统的高速运作之下，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阶段的各种不同声音迅速沉寂，运动的激进者开始活跃。当学习动员阶段接近尾声时，运动开始时仅限于“检查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要求，被群众大揭发的激情所突破，“极其自然地扩大深入，去检查一切非工人阶级的错误思想与作风”，直至每个人“全面检查与交代”注44。享有“特殊待遇”的私营报界的头面人物，虽然被赋予“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但也一样受到这个权力网络的制约。随着运动的推进，“裁判员”的身份迅速淡出。

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

在各报学习支会及各小组完成学习总结，每个人填写履历表“交代历史”和进行“自我鉴定”之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宣告基本结束，转入建设阶段。

虽然运动的领导人反复说明仍要以思想建设入手，要克服学习检查阶段以后产生的自满情绪或“四大皆空”、“两手空空”等“不敢碰、不敢写”的消极反应，但是，这一阶段工作重心实际上已落在解决包括人事整编在内的“机构与制度”问题上注45。也就是说，建设阶段的主要任务已经突破思想改造预设“换脑不换帽”的目标，进于私营报业的制度性变革。

还在普遍揭发检查阶段刚过，各私营报的去向已有定论。除大公报北迁天津外，亦报并入新民报。这样，留沪的私营报就只有文汇、新民两家。而这两家报纸的改制问题也已提上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10月17日，市委宣传部主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姚溱在严宝礼要求捐献股权和私产的信上批有文汇报今后“实际上公私合营”等语注46。一个月后，由陈虞孙草拟的“公私合营报社董事会暂行章程”呈送市委宣传部各位部长，姚溱批示“原则同意”，部长谷牧提出若干修改意见，私营报改公私合营的体制变革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注47。

根据报纸调整计划，市政府决定：北迁的大公报和并入新民报的亦报共有编余人员289人，“由政府包下来”，“加上中央决定停刊的上海新闻（英文）的编余人员（约60人），各报调整人事机构的编余人员（约100人）和各私营电台改为公私合营后的编余人员（10余人）共500余人，设立新闻学校，予以训练学习，逐步助其转业”注48。就私营报编余待转业的总人数约390人计，占据了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总人数566人的一半以上，可见整编力度之大，波及面之广。

实施人事整编的任务落到了各报领导人主持下的学习支会。陈虞孙在学习分会、支会的联席会上指示各报支会主持人：“思想改造是群众性的运动，组织建设则不是群众性的运动”，“这阶段的做法强调要有领导”。因此，“大家要明确，人事调整基本上要领导决定，当然一方面要防止领导上独断独行，强迫命令”，另一方面，“尤其要防止极端民主”注49。

根据陈虞孙的指示精神，文汇报学习支会慎重研究了人事调整方案，参考新闻日报、大公报的做法，结合自身情况，确定了两条整编原则：一是将指派去新闻学校参加轮训班学习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学习结束后仍回报社工作，另一类是不回来的，转行不再从事新闻工作；二是“不回”者的标准是“思想改造中收获不大”，“政治面目不清”，以及“思想落后，能力不强”注50。凡被指定“不回”者，或有“历史复杂”未搞清的，或有对思想改造“无动于衷”甚至“态度恶劣”的，或有“思想落后，讲怪话，工作不积极的”，也有各种情况兼而有之的，总之，政治表现是去留的决定性因素注51。

留下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的，除了工人身份之外，不管其职位高低，全部告别了“自由职业者”身份，一律当上了“国家干部”。身为文汇报股东的严宝礼也没有被排除在外。对于迫切要求“摘帽”归公的严宝礼，姚溱不仅指示陈虞孙口头答复他仍可保存私股，“对人民利益并无妨碍”，“不必多虑”，而且说明在文汇报公私合营后，“他主要是国家干部，没有什么痛苦的”注52。

从此，决定报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命运的，不再是市场操控下的自由竞争和自主择业，而是权力指挥下的组织调动。正如陈虞孙在向各报部署人事整编工作时所说：“这次是否能做到如大学的院系调整的精神，大家通过建设阶段的思想提高，认识是国家干部服从统一调配，这样公布具体名单牵涉到具体人时就不至有问题”注53。从自由职业者向国家干部的身份转变，标志着上海私营报业的报人们从党管国办的体制之外踏入了体制之内。

身处这个体制内的“国家干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待遇。国家干部身份更为重要的意义在其政治待遇。与所有的国家干部一样，从公私合营那天起，文汇、新民两报中取得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可以开始累计自己“参加革命”的“工龄”注54，以便为今后的政治提拔升迁和待遇提升等晋级积累不可或缺的政治资历。

享有获取信息的某种优先权则是公私合营后文汇等报获得的渴望已久的又一项政治待遇。1953年2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向所属各部、委及各区委、党委、党组、分党组发出通知，告知“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工作已经结束，新闻、文汇、新民三报的机构调整也已完成，这三种报纸已改为公私合营报纸”，要求“今后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给这三个报纸经过正式介绍的工作人员以必要的帮助与便利，纠正过去有意无意加以排斥的倾向”；通知还明确指出：三报“都是党领导下的公私合营的报纸，各级党委及邮局在发行工作上，不应有所歧视”注55。

各报编辑部以上的干部享有更高层次的政治待遇。1月24日，上海市委据中央指示精神下达通知，其中规定，在市府党组与市府例会开会时，除请解放日报等单位的相关人员列席外，“可视必要”请“有关新闻单位的编辑部正副主任或有关组长以上干部列席”；市委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市府各委开会时，上述相关人员也在“视必要”时被“指定列席”；市委市府召集的“局处长级干部参加之干部会议”，“一般亦吸收新闻单位的编辑部主任以上主要负责干部参加”；市委领导人至少每两个月召集一次“提示一定时间内的报导宣传要点”的座谈会，“必要时吸收各报党外负责人”参加注56。

显然，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报人们所享有的种种待遇均来自国家权力。而执政者正是通过权力运作，进一步凸现党管国办的体制优势，不断增强报人们对报业新格局的认同度和向心力。

思想改造运动之前在私营报业并无大起色的中共建党工作在合营后迅速推进，曾经因私营各报党员人数太少而建立的联合党支部逐步裂变为各报独立的党组织。文汇报在公私合营之初仅3名中共党员的基础上，调进3名，在1954年8月成立中共文汇报分支部，到年底共发展中共党员7名，成为有13名党员的中共支部。中共在各报建立党组织，扩大党员队伍的工作，强化了党管报纸的内在机制。注57

党管国办的体制运作既强化了党对公私合营报业的领导，又提高了体制内的办报人员对新体制的接受度。各报在报纸的性质与功能、报人的新身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实现方式这三个基本问题上纷纷表态。文汇报在建设阶段制定的“今后的方针、方向和组织机构”这样表示：“经过了思想改造学习，已经明确了人民报纸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是为人民利益服务、为人民民主事业斗争的有力工具”；“报纸不同于其它企业，它是生产思想的工具，是思想斗争的武器，因此，不论经营的方式如何，新闻工作者都应该自觉地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人民的勤务员”；“要把我报从旧形式的私营企业，改变成一个思想阵地上的战斗单位”，首要的是“贯彻党和政府的领导意图，加强党的领导”，在组织上，“编辑委员会是生产上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战斗的总司令部，集中掌握思想领导和具体领导”，“编辑委员一部分有领导机关决定，一部分从本报领导同志中选拔，经上级批准聘任之”注58。

由私营到公私合营的体制变革，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的身份转换，共同构成了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可告胜利结束的两大依据。报业体制变革和报人身份转换同时意味着私营报业的历史从此终结，党管国办的报业新格局由此而奠定。上海报业告别了大众文化消费市场，走进国家报业与政治报纸的新境地。


注释：

注1　陈虞孙：《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计划（草案）》；《市委宣传部关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

注2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注3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注4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注5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注6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注7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注8　《解放日报1949年工作总结报告暨1950年工作计划大纲（草案）》，上档A73-1-3。

注9　1952年5月29日，解放日报销量达154415份，占全市报纸当日销量的近30%，比第二位的新闻日报高出55000多份。见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注10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注11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陈虞孙致市委宣传部：《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注12　姚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注13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注14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沪委宣（52）1189号，1952年12月13　日，上档A22-1-47；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注15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注16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注17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注18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注19　从文汇报图文光盘检索而得。

注20　《文汇报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学习》第13号，1952年10月8日，上档A22-2-1550。

注21　《学习分会支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52年8月30日，上档A22-2-1539。

注22　谷牧：《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草稿）》，1952年8月，上档A22-1-47。

注23　分会办公室编：《上海各报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新闻界党员学习期内的初步反映）》，1952年8月23日，上档A22-2-1551；《党内的以及初步转向党外后的一些反映（供陈虞孙同志作报告时参考）》，1952年8月，上档A22-2-1539。

注24　《党组会议记录》，1952年8月29日，上档A22-2-1539。

注25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2）·对私营报纸的性质与方针的意见》，1952年8月7日。A22-2-1551。

注26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2）》，1952年8月7日，上档A22-2-1551。

注27　分会办公室编：《上海各报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新闻界党员学习期内的初步反映）》，1952年8月23日，上档A22-2-1551。

注28　分会办公室编：《上海各报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新闻界党员学习期内的初步反映）》，1952年8月23日，上档A22-2-1551。

注29　《文汇报史略》，第21－22页；《市府关于记者列席市府各种会议范围给解放日报社的通知》，1951年9月21日，上档A73-1-61。

注30　邹凡扬：《新闻日报编辑部人员3年来情况与问题》，1952年7月5日，上档A22-2-1532。

注31　陈虞孙：《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计划（草案）》，上档A22-1-47。

注32　参加整风学习的上海文艺工作者共1343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215人，多数为各单位的领导。见《文汇报》1952年6月13日。

注33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12月13日；陈虞孙：《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计划（草案）》，上档A22-1-47。

注34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7）》，1952年8月30日，上档A22-2-1539。

注35　陈虞孙：《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计划（草案）》，上档A22-1-47。

注36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8）·领导学习的方法，领导与群众关系中的问题》，1952年8月30日，上档A22-2-1539。

注37　《市新闻协会党组会议记录》，1952年8月29日，上档A22-2-1539；《1952年思想改造文汇报学习支会会议记录》，1952年8月25日，上档G20-1-42。

注38　《上海新闻界学习分会支会联席会议记录》，1952年8月30日，上档A22-2-1539。

注39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9）·对思想改造的看法和学习态度》，1952年9月2日，上档A22-2-1539。

注40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8）》，1952年8月30日，上档A22-2-1539。

注41　《联络员汇报记录》，1952年8月26－30日，上档A22-2-1539。

注42　《新闻协会党组会议记录》，1952年8月29日，上档A22-2-1539；《思想改造文汇报学习支会第4次会议记录》，1952年8月25日，上档G20-1-42。

注43　《新闻协会党组会议记录》，1952年8月29日，上档A22-2-1539。

注44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

注45　夏衍：《对上海新闻界思想建设的几点意见》，1952年11月1日，《学习》第18号，1952年11月4日，上档A22-2-1550。

注46　《严宝礼致陈虞孙》，1952年10月17日，市新闻出版处关于新闻界思想改造建设阶段组织建设制度等材料，1952年，上档A22-2-1545。

注47　陈虞孙（起草）：《公私合营报社董事会暂行办法》，1952年11月，上档A22-2-1545。

注48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沪委宣（52）字第1189号，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

注49　《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各报支会联席会议》，1952年10月31日，上档A22-2-1544。

注50　《文汇报学习支会会议记录》，1952年11月4日，上档G20-1-42。

注51　《关于文汇报思想改造后合营前去新闻印刷学校学习的名单》，1952年11月17日，上档G20-1-44。

注52　《严宝礼致陈虞孙》，1952年10月17日，上档A22-2-1545。

注53　《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会议记录》，1952年10月8日，上档A22-2-1544。

注54　张林岚：《赵超构传》，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195。

注55　《中共上海市委通知》，沪委（53）字第030，1953年2月9日，上档A22-2-163。

注56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与新闻机关、报纸、通讯社及广播电台联系的通知》，沪委（53）字第020号，1953年1月24日，上档A22-2-163。

注57　中共文汇报分支部：《建党工作总结》，1955年，上档G20-1-81。

注58　《学习》第20号，1952年12月6日。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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