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立：“豫东事件”探秘

reading

李素立


1966年以后，河南省兰考县及其“三害”（内涝、风沙、盐碱）因已逝县委书记焦裕禄事迹的传播而广为人们熟知。如今，人们已不再讳言：“1957年以前，兰考的经济状况很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到处是葱葱郁郁的泡桐林，很少有盐碱地，也没有什么内涝……就是因为有了1958年的‘五风’，把这一派繁荣刮走了。”“1950年33万亩沙荒，到1957年造林19万亩，只剩下14万亩沙荒了；而到1962年又增加到33万2千亩；牲畜1955年54000头，1963年减少到20800头……”[]“（1962年）全年的粮食产量只有6千万斤，是大跃进前的三分之一……大批群众外出逃荒要饭；大批牲畜死亡；树立在大风口上的五十华里长、十道防护林带近两百万棵，大办钢铁时，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

兰考只是当时所在的豫东[]灾情（史称“豫东事件”）的一个缩影。作为大饥荒时期河南的一个地区性饥荒事件，尽管其死亡人数在河南并不在最前列[]，“豫东事件”在知名度上却仅次于“信阳事件”。这可能是因为它最早发生在1958年冬1959年春（与山东“济宁事件”同时发生），比后者整整早一年，一度引起周恩来以及省领导的重视——如果处理得当，“信阳事件”，以及全国范围的大饥荒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作为后人，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在中央和省、地工作组已做出适当应对和规定的情况下，饥荒又如何在原地，乃至全省以更大规模、更高烈度重演了一次？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何？上自中央和省，下至区、县的各级领导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

如果全国和省域范围内的大饥荒研究是宏观研究，村子及家族、个人的研究是微观研究，那么地、县区域的“事件”研究则是不可缺少的中观研究。关于“豫东事件”，目前仅见的是河南省委党校范朝敬教授的《“豫东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学者余习广辑录的部分有关档案[]。但作为体制内的研究成果，范文仅述及1958年冬至1959年春豫东的饥荒（即下文的“杜集之殇”部分），对次年“更为惨痛的后果”，以及如何导致这一后果的，则予以回避。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本文以相关历史档案以及笔者采访的口述资料为依据，以当时比较典型的虞城和永城两县为重点，叙述了1958年冬到1960年春“豫东事件”的全过程，及其造成的后续影响。

祸起于浮夸风与高征购

豫东是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家乡杞县所在地，也是其长期担任领导的豫皖苏边区故地。也许由此原因，这里，尤其是商丘的领导追随吴的左倾路线极为卖力。在反右派中，商丘、开封分别划右派12314和6263人[]，占官方公布的河南所划右派7.2万人的1̸4。

豫东是河南水利大跃进中“平原河网化”的典型[]。1958年9月，商丘地委盲目决策兴建潘口等“十大水库”和周（口）商（丘）永（城）运河。潘口水库占地5万余亩，先后调动11万民工，完成2474万土方，迁移村庄64个，拆房1.2万间，耗费群众和国家投资2029余万元；周商永运河征用22万劳力，开挖长度225公里，完成3300万土方。均为完工后即成灾，很快报废，劳民伤财[]。这年秋，虞城县调动全县6万劳力，加上后方运输近10万人开挖“三大水库”，干了100多天，水库未成，家具和牲畜却损失很多，还影响了三秋生产。与此同时，还调动万余劳力，开挖四级河道，修筑贯通全县的百余里公路，结果河未挖成，公路又过宽，浪费了土地和劳力[]。从1957年冬到1959年冬，永城县每年动用一二十万人兴修水利，新挖了周商永（永城段）、郭太、永葛、永酂等运河以及莲花塘、跃进沟、蓄水库等，其中侯岭莲花塘占地800亩[]。民工（在一些地方甚至包括女民工）在风雪中被迫脱光脊梁以示“冲天干劲”，饥肠漉漉地开展“劳动竞赛”，动作稍慢一点就会被“辩论”。由于饥饿、劳累和“辩论”，许多人死亡[]。



（图一：周商永运河形势图）



（图二：永城市窦石桥村村民吕法田老人〈83岁〉现场讲述挖郭太运河旧事，2016年元月28日上午）

1958年9月15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商丘县王楼公社的两颗玉米卫星，分别亩产17696.6和14632.15公斤。淮阳县共放卫星8336个，其中亩产500公斤以上的68个，城关镇蔡庄红薯甚至亩产24万公斤。11月8日，《沈邱报》“号外”新闻称，全县全年粮食总产59亿斤（实际是2.96亿斤），平均单产5484斤（实际是246.7斤）[]。15日，商丘地委称，1958年全区亩产1437.5公斤，比1957年增长13.3倍，总产236.5亿公斤，每人合粮食3000公斤，人民吃粮标准由180提高到250公斤，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事实是，该年全区总产46亿斤，浮夸11倍以上[]。淮阳县上报总产29.27亿公斤，单产4384公斤，人均粮食4300公斤，是1956年美国人均粮食的4.7倍，英国人均粮食的21倍[]。

与浮夸相伴随的是征购透底。虞城县1958年粮食产量本为3.69亿斤，县委却虚报为11.69亿斤，据此征购8560万斤，比1957年增长2倍强[]（征购比例为23.2%，但实际征购和外调比例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如杨集公社第二管理区，夏秋两季收粮250万斤，仅夏季即征购74.4万斤，比例已近30%[]；杜集公社前后王楼村征购比例38.7%，外调比例18.1%，合计高达56.8%[]）。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县委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大搞反瞒产。直到灾情败露前几天的1959年2月24日，县委还在发布指示，声称“粮食不是实际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目前应突出的做好粮食工作”[]。

1958年夏收以后，永城等9县农村即有4971人外流。到7月底，这几个县外流的人数达6500余人，其中以虞城最多，达2008人。杞县外流睢县的也有6000多人。地委把人口外流和瞒产私分看成是地富反坏右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挑动的结果，认为存在着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杜集之殇

1959年豫东饥荒的焦点是虞城县杜集公社[]。从1958年农历8月到次年3月初三，该公社共死亡1907人，占人口的3.6%，占全县死亡人口（6654人）的28.7%。其中最严重的是陈岗叉楼、杜集、前后王楼等村，死亡人口分别为73、134和93人，占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0.9%、6.6%和6.4%，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比例分别为93.15%、91.79%和83.87%。如陈岗叉楼的死者中，浮肿病死51人，小孩无奶吃饿死11人，上吊投水死6人，其他病死亡5人。

甚至出现“人相食”。杜集村党员蔺九先吃过一个死孩子；大吴楼吴敏发家先后吃过至少3个死孩子。群众反映，埋的死孩子往往第二天就不见了。黄塚公社陈庄大队也有两人吃死小孩，该大队500多人，死亡六七十人，死亡率也达10%以上[]。

几乎每一份原始材料都提到有村民咽气前要馍吃或粥喝。后王楼村的王敏文，听到担任生产队长的孙女说上级派下来的粮食“还没有时候哩！”当夜绝望地上吊。在杜集公社，有15人由于饥饿或被干部所逼而自杀。

有人在反瞒产中被逼自杀。前王楼王荣光老婆，因营长王世德说她家有粮食，当众辩论斗争，过筛、揪头发……，头破血流还不罢手，后来就跳坑死了。王世德在群众会上说：“她死的不亏，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就该这样死。”王荣光愤怒成病，加上挨饿，随后也死了，撇一个小孩无人抚养。后王楼妇女排长王明田，因被连长杨万长怀疑家中有粮食，被批斗，过筛、拿架、揪头发，因第二天还要斗，当夜自杀。陈官氏因挖麦种时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吊打、辩论，后上吊自杀。王本登因被怀疑家里有粮食，先后被斗4次，除了拿架、过筛、拳打脚踢外，还被烧红的铁丝刺手指，昏过几次，不得不举家外逃湖北。

后王楼67岁的高德龙，因偷吃了个羊羔，被发现后连斗三次，活活斗死。陈岗叉楼张二姐，因给小孩摘一个南瓜吃，被队干部刘明然、陈世连批斗后，当夜投坑而死。陈敬善因在家里偷着烤火，在群众大会上批斗，又被画上黑眼镜、黑胡子，戴上绿纸帽子游街，气愤而死。陈西同（为破产度荒）卖掉自己四间屋脊瓦，被“辩论”一场，因浮肿不能干活，排长硬逼他去铡草，他害怕被斗，上吊自杀。

这个冬春，除了反瞒产，还进行了“搞投资”。公社党委规定，金银财宝、烟土、30尺以上的布、现金、猪羊、老年人不戴的银器、手饰充作投资。干部据此挨家逐户搜查，只要搜出的东西就全部拿走。将外面寄给社员的信撕毁，寄的钱扣下。还将社员集中起来，以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为名逼着报投资，不报不散会。崔油坊队长李万平、崔远安等一次斗争21个妇女，让跪在砖头上，逐人搜查。又把任菜园的范秀荣拉到屋内坐老虎凳，逼出人民币19元、银洋4元，还是嫌少，威胁还要狠斗，逼得她当夜抱着3岁的儿子投坑自杀。吴楼连长吴敏位，在吴刘氏家翻出一点烟土，当夜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斗争，推、打、摔，直至其口吐鲜血而死。

陈岗叉楼支书王世德公开声称：“100人有99人骂才算是好干部，你们都死完，剩我一个人也得搞社会主义，你们三天不吃饭也得喊大跃进！……”不许白天埋死人，说死十个人才值得埋，死一两个算啥！为了表示冲天干劲，刘明然等还强迫妇女上身赤裸劳动，并与参观人员握手。任菜园排长梁道立，亲手假活埋过3个群众。界沟乡王桥大队李庄、吕楼两村80%的群众挨过副队长代明扬的打，他最多一次“辩论”过17人。

据统计，全县有违法乱纪的干部625人，占干部总数的6.43%，其中捆绑吊打群众的163人，逼死人命的11人。摧残群众的形式有：罚饭、罚跪、捆绑吊打、挂琉璃（吐到脸上不许擦）、老虎挂金铃（脖子上吊土坯）、鬼吹灯（头朝下倒吊）、过筛（在其他地方叫炒盐豆子）、拿架（两腿撑开，两上肢抬起，翘起脚尖）、画花脸、假活埋、揪头发，踢打乳房、裆部等几十种刑罚。

干部违法乱纪与上级的纵容不无关系。上级故意把干部调到外村去工作，因为这样能与群众撕破脸。杜集乡349个连级干部中，有66个不是本连的；680个排级干部中，有46个不是本村的。

还有所谓“大搬家”、“大清洁”。全乡全部或部分搬出的村子有114个，占总村数的50.22%，3526户1万余口人被迫搬离家园。有416户数户同居一室，352户数代居一室。有6个村子和1452间房被扒掉，另有2432间房闲着不让人居住。为了“清洁”，每家只允许留床、桌和柜子“三大件”，其余全部拉走，作为投资或者干脆丢掉。有的群众几个月内竟然搬家9次（豫东有的群众搬家达18次[]）！

全县外流4571人。由于“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表现”，“敌破分子破坏煽动外流”[]的定性，官方以专政手段对付群众外流。有些地方提出口号：“同志们，加油干，到处捉流窜”。杨集乡组织大批民兵扣押和驱赶外流人员。三连连部每晚都扣留一二十，甚至几十“流窜犯”。有人在正月初一看到，有40多人被绑着送到乡里去了[]。还以“回乡企图不良，影响群众外流”的罪名扣留了戴文荣等4名回乡探亲的湖北工人，开群众大会批判，并送“立功场”劳动教养[]。


（图三：笔者赴杜集镇实地调查，摄于2015年8月下旬）

再堕地狱之路

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全开封地区共有各种病人334202人，其中浮肿病者136114人，并因此死亡7232人，占死亡人数的43.46%。全区外流人口累计达71384人[]。

这些数字显然被大大缩小了，因为仅永城一县同期因浮肿病、白喉以及老年人就死亡14000人[]，而虞城县也死亡6654人。另据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者路宪文回忆，1959年春，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饿死十几万人，河南省委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时任开封地委第二书记的张申在接受独立制片人胡杰采访时说，关于1958年底1959年春的死亡人数，商丘原报饿死8万人，他下去调查，发现饿死了12万人，然而最后河南省委只向中央汇报饿死5000人[]。与此对比，济宁专区从1958年冬至1959年春共外出逃荒14万余人，因营养不良造成水肿病人62万余人，非正常死亡2756人，牲畜死亡率在50%左右[]。可见，“豫东事件”并不比“济宁事件”为轻。

大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无力自救，只有少数有正义感的人士甘冒风险为他们“鼓咙胡”。虞城县委1959年3月20日报告，自元月份以来，由中央转来人民来信5封，省委转来7封，加上县委收到的共20封，其中揭发农村生活和干部作风的16封，控告性质的2封[]。0220部队以该部全体官兵的名义向农业部长写信，反映虞城、夏邑、永城等地群众“生活非常的苦”、干部“打骂和辩论”[]；0222部队战士苗海旺，返乡探亲后，向“中央人民委员会负责同志”写信，反映家乡王楼乡苗楼村群众生活和干部管理方式方面的问题[]。

1958年，商丘行署分给永城县的粮食征购任务是5000万斤，实际征购1.3亿斤（总产量近3亿斤），造成征购严重透底，缺粮8000万斤。12月，在县委书记韩文明等人去省里开会的情况下，县长朱嘉美、县委副书记陈家恩、丁慎礼等人决定向地委如实汇报。朱嘉美亲赴开封找地委要粮，受到专员任秀铎的严厉批评，但还是要来4000万斤粮食，极大地缓解了永城的灾情。1959年2月20日，永城县委在酂城公社王集召开反瞒产会议，对朱、陈、丁等进行批判斗争，并私自撤销其职务[]。

2月25、27日，一封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群众”的来信终于获得副总理李富春和总理周恩来的批示。3月初，国务院人员会同河南省委、开封地委组成联合工作组，由常务副省长赵文甫、开封地委第一书记陈冰之亲自带队，奔赴虞城等县调查。虞城等县大量饿死人的盖子终于揭开了。3月30日，在赵的指导下，开封地委制定了《关于解决当前群众生活与干部作风的十项紧急措施》（以下简称《十项措施》），主要包括做好粮食供应，加强食堂领导与管理，保证群众吃饱；限期扑灭浮肿病；改进干部作风等[]。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基本制止了饥饿、疾病以及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就在苗海旺、朱嘉美们为危境中的乡亲们大声疾呼时，毛泽东率中央和各省市大员正云集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从2月26至3月7日，毛与吴芝圃等河南省委，以及新乡等地市领导至少五次座谈（开封地委领导出席一次）[]，但毛并未过问新乡、商丘发生的饥荒。原因可能是毛没有注意到苗海旺们的信件。

当然更可能与毛的心态有关。1957年6月，中央曾因广西平乐、荔浦等地饿死550人撤销了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一大批省、地、县干部，但1958年夏秋，谢富治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云南省几个月死了将近4万人，毛泽东不仅没有处分谢，还表扬其检查写得好。这一方面固然由于灾荒、饿死人，在近代，包括中共建政之后司空见惯，如1954年和1958年春天，都曾发生全国大面积的灾荒，出现逃荒、饿死的情况。日复一日，决策层势必因这种缺粮、饿死人的司空见惯而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从毛泽东到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习惯于以战争思维来思考建设问题。毛就曾多次讲，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死些人是必然的，这总比打仗死人少。1959年全国15个省发生春荒，至少2517万人缺粮、断粮，与往年相比，持续时间更长，灾情更严重。其中尤以山东济宁地区为最（李注：未必重于“豫东事件”）。毛采取的对策却是：“硬着头皮顶住”[]。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批评了“共产风”，要求“以队为基础”，“尊重价值法则”，但他却根据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报告，得出“全国（除少数灾区外），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的判断（虽然他说瞒产是由于“共产风”，即“我们要得太多”引起，并说“瞒产私分极其正确”）[]。更关键的是，毛始终坚持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不允许人们对“三面红旗”质疑。他对“大跃进”的干将吴芝圃虽有些“批评”，但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其左倾蛮干，直到“信阳事件”败露前他对吴一直是信任重用的。领袖如此心态，这是豫东、河南，乃至中国走向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赵文甫返郑后，在省委常委会上反映豫东饿死人的问题，并建议在全省普遍检查一次群众生活。吴芝圃批评他大惊小怪不看大方向。在压力下，赵做了检讨。庐山会议后又因此受到“右倾”的指责[]。虞城县杜集镇后王楼村民王万训说，赵走过一个月左右，省里来了几拨人来调查赵在杜集如何开的会，都说了啥[]。

这年夏的庐山会议使几个月的“纠左”过程逆转。河南继上年反“潘杨王”后，再次掀起反右倾巨澜，在全省重点批判了32115人，定为严重右倾错误的党员16235人，县以上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189人[]。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因反映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说大办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化太快了，被省委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省委常务书记杨蔚屏说：“庐山有彭德怀跳出来反党，河南有张申跳出来反党，上下呼应”[]。省委将开封地区作为全省反右倾的典型，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组织部长张健民亲到开封地委坐镇，又批判副专员续凯、杨体泽、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向明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就连地委第一书记陈冰之也被定为严重右倾错误[]。

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与对1959年“豫东事件”的认识、处理，以及地委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无关系。开封地委1961年8月的一份文件称：



陈冰之、张申等同志对我区1959年春季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但是，当时任秀铎、马振藻同志[]，为掩盖错误和问题的实质，对地委关于形势的分析和十项紧急措施……心怀不满……。反右倾运动以来任秀铎同志就乘机反陈冰之、张申同志及其他同志的所谓右倾，把地委对1959年春季形势的分析和十项紧急措施……当成右倾的主要内容和对象，大肆进行批判斗争。……任秀铎、马振藻、张立水同志把在地委和地委各部的原在开封地区工作的干部，圈成了“反党集团”。……据初步统计，地直机关被批判斗争和处分的155人，其中原开封地区的党员干部128人，占82.6%；科局长以上党员干部被批判斗争和处分的49人，其中原开封地区的42人，占85.7%[]。

在永城县，县委书记韩文明将县长朱嘉美和副书记丁慎礼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家恩已调往外地）。先后批斗朱42场，每次一进场就是毒打。朱回忆说：“不承认，非打死我不可。”据统计，全县被打的县级干部2人，正副科级干部61人（内有公社书记7人），大队干部174人，小队干部1079人，群众10813人，当场打死92人，自杀48人[]。

大跃进的战车再一次启动。11月17日，省委转发信阳潢川县委的反瞒产经验，在全省进一步推动以“两条道路斗争”解决粮食征购问题。

12月中旬，地委在郸城县召开了核实产量的现场会议，对全区的反瞒产起了示范作用。 随后在永城、夏邑等县先后发生了反瞒产，以致逼死人命的问题，不仅产量、口粮都未落实，群众还吃了空头粮……[]

仍是一年前的“剧本”：浮夸－高征购－反瞒产－饿死人，死神再一次在豫东大地肆虐。

1960年更惨烈

豫东这次饥荒远较上一年严重。仍以虞城县为例[]，1960全年死亡14909人，死亡率2.64%（前两年则为1.58%和1.48%）。该年也是1949年以来虞城唯一的人口负增长年份，净减7493人，净减率为1.328%[]。

1959年虞城粮食总产2.2亿斤，县委却定为2.8亿斤，接着就是征购透底。1959年县委先后召开五次反瞒产现场会议。稍岗公社书记甄万臣，召开了200多人的社员大会，连续开了三天三夜，不报粮食不散会，报了就验收，验收没有就大会斗，斗争的手段有推、拉、打、过筛、蛤蟆拱泥、看飞机等。

虽然上一年地委《十项措施》（第九条）中提出，改进干部作风，坚决反对违法乱纪，但由于没有制度保证，成了一纸空文。大侯公社李各大队支书李公典，从6月15到8月11日，亲自捆绑吊打群众48人。60多岁的社员李关久，因开会晚到一时，被打得左腿掉■（字不清），一只手稀烂，爱人和儿子被逼逃跑在外，下落不明。张绪清一次买了瓜吃，被污为偷别人钱，被打昏过去，还抹了一嘴屎。魏振海因吃一把青麦，被逼上吊自杀。稍岗公社杨庄大队杨庄生产队长杨文斗“辩论”过全队50%的劳力。社员杨文中因偷吃队里一个南瓜，斗争后又拿走小锅，逼得杨当天上午上吊自杀。潘井公社张关庙大队潘井生产队长杨双龙，以动员投资为名，到处搜刮民财，硬说社员袁素贞家有70块银元，把袁吊在梁头上，袁嚎天哭地，他坐在一旁喝酒谈笑，直到袁昏过去才罢休。刘凤亭家1958年因无钱投资，60多岁的父亲被逼死，爱人被打昏过去两次，9岁的孩子头被打破，耳朵被打肿。刘本人被迫外逃，不到一个月病死在安徽南宿县。1959年9月，60多岁的社员孙志中，因拔草未往队里交，杨即组织大会斗争，把孙的小锅摔了，不让吃饭，将孙逼死，第二天又将孙的棉袄扒去，将其兜里的钱装进自己腰包里。

干部对粮食的截留、挪用、贪吃多占进一步把社员推进死亡的深渊。谷熟公社第一、第二书记丁世魁、米长春、社长梁保华等，不顾群众死活扣住粮款不发，挪用1.8万元救济款修建会议室、住室等建筑，购买发电机等设备。有的生产队食堂停伙，造成疾病流行和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他们却隐瞒事实。梁还私立政策，叫群众兑钱吃饭和以工分发馍票，兑上钱就吃饭，兑不上不发饭；能劳动者吃到应得的标准，劳动不够的少吃，不劳动不让吃。群众为了吃饭，不得不卖房子、卖破烂。年老体弱者，甚至垂危的病人，为了吃饭也要劳动。该公社阎屯大队社员阎家祥，被大队长打得快死了，仍被逼去拾粪，拾了4天就死了。董新庙大队长魏振金，在1960年春天公社检查病情时，为了掩盖灾情，把3个重病号锁在屋里，一天不让吃饭，结果两天之内3人全死了。姚庄大队耿庄生产队魏学友，未经批准去探亲，回来后被队长姜公义罚出粪30车，完不成不叫吃饭，魏饿着肚子干了两天两夜，劳累加上饥饿，得病而死。姜为了斩草除根，又借口代销未交上利息，逼魏的弟弟魏学志投井自杀。李庙大队业大庄小队长李修君，以搞资本主义为名，半年逼死5条人命；73岁的马陈氏全家3口人，被逼死2口；社员宋玉兰被连斗5次后，送到水利工地罚劳役，三天不让回家，致其不到一岁的孩子被饿死。宋庙大队裴窑生产队长裴久才，把群众12两的口粮扣去一半，病人一顿只让喝两碗稀汤，自己全家7口人，吃饭不定量，其妻生孩子，一个月补助了180斤。全队5000斤红薯种，被其家吃掉1500斤；850斤花生种，被其贪污400余斤。结果该队死亡33人，外流36人，牲口死亡10头。社员金位三家3口死绝，裴久田家7口死亡3口。

官方继续打击“盲流”，甚至比上一年更为严厉。公安机关设岗立卡，把“流窜犯”拘留，强行劳动改造。1960年全县共拘留500多人（其中县委批准44人），扣押1000多元。界沟公社第二书记张聚明组织50多人截路，共劫取500多元。一个老太婆走亲戚拿的11个熟鸡蛋，也被当场吃掉。谷熟公社谷熟集大队治安主任鄢希贤，带领民兵截路50余次，劫取164元，粮票62斤，各类财物若干。

不过，虞城的灾情在开封地区远不是最重的——在1961年元月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永城、夏邑等9个“烂掉或基本烂掉的三类县”中，并没有虞城县的名字[]。而在1960年11月3日地委关于灾情的排队中，虞城等8县仅为轻灾县，此外民权等6县为重灾县，永城、夏邑等5县被定为特重灾县[]。

以整个豫东地区灾情最重的永城为例，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5月间，因饿死、外逃、外迁等原因减少人口11万人，其中青壮年死亡12869人；另据一份材料，“五风”期间，永城死亡74142人，浮肿病人64606人，牲口死亡33957头；县志载：1957年该县人口74.3万，1960年66.7万，净减人口约7.6万[]。侯岭公社白庄原有155人，仅1960年上半年就死亡52人，占33.5%；马桥公社何庄原有65户287人，1960年春死亡125人，约占43.6%，死绝12户，死得仅剩一个孤儿的11户。

据朱嘉美、胡子芳（时任县监委副书记）等老人介绍，1959年冬1960年冬的饥荒，永城县南的马桥、裴桥、双桥、新桥等公社最为严重，尤其是马桥，全公社5万人，竟减少1万人。在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紧急时刻，这些公社的书记和县委书记韩文明竟然拒绝上级拨付的统销粮!1960年10月的一份地委文件也称，永城、夏邑等县的领导曾向地委反复表示不要款、不要粮[]。

韩还对上级派来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的工作组封锁消息，要把他们安排到县委小灶吃饭（未遂）。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书记整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工作组亲眼看到城北一个小庙里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韩却瞪着眼说：“那是（安徽人）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工作组成员周化民当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但他还是回去报告了实情，却被地委行政科长叫去斥责，收去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下放巩县钢铁厂劳动[]。更令人发指的是，酂阳公社的何全德夫妇，被发现吃人肉后，竟在公社书记的授意下由公社社长、政法部长和武装部长等将二人请到公社，以关心生活的名义用砒霜将其毒死以灭口！



（图四：朱嘉美夫妇与笔者合影，2016年元月20日下午于永城）

1961年1月的一份地委文件称，1959年10月1日到1960年9月底，全区共发生疾病1329224人次，其中浮肿病237004人次，死亡254526人，占总人口的2.39%；外流人口93435人；死亡牲口104031头，占总数的11%；荒芜土地656796亩。

三年来，共平调土地605332亩、牲口49623头、大件农具1303757件、房子998526间，毁村庄2713个，扒房子909425间，共造成损失2.567亿元。

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地直机关开了330个辩论会，其中就有254个打人，占84.6%。全区三年分别发生违法乱纪177980、196736和231068起，违法乱纪干部分别为70353、67862和82225人，打死、逼死、扣粮饿死47514人（约占死亡人口的18.7%，对比信阳事件，非正常死亡107万，其中被打死、逼死8万[]或6.7万[]人，可见豫东干部违法乱纪的严重性要高于信阳）。

不少县、社书记玩弄女演员，女招待员。有些负责同志以看病为名，带着干部、医生、女护士、通讯员前往沪宁苏杭等地游玩。地委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该文件最后承认，这些问题与1959年春的“豫东事件”没有认真检查处理有直接关系[]。

无独有偶，1993年，路宪文临终前也认为，河南省委对1959年春饿死人的新乡、商丘等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而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这是1960年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

灾难影响到几年后

由于处于河南偏远地区，地瘠民贫，不像处于亚热带的信阳那样物产富饶，更由于导致浮夸和征购透底的制度未有根本改变，在大饥荒三四年后，豫东还未从饥荒中恢复过来。

虞城县自1960年9到次年5月总发病10.4万人，其中浮肿病3.44万，均大大超过两次饥荒的病人及浮肿病数（1959年这两个数字为1.3万和5914人；1960年为2.3万和3148人）；10到2月分别死亡958、730、711、879、723人，也接近或达到1959年饥荒的死亡水平（月均951人）[]。

而据刚分立的商丘地委1962年1月27日报告，全区现有各种病人299602人，其中浮肿148051人。最严重的商丘县，有各种病人60015人，占总人数的11%，其中浮肿病39346人，占病人数的65.5%。夏邑、鹿邑、宁陵、柘城病人均在2万人以上。全区有10%左右人口的地区疾病很严重，一般达到小队总人数的30%左右，个别的达到50%。如鹿邑县太清公社五门大队康庄村有各种病人130人，占总人数的48.2%，高集公社侯关大队姜庄一小队有浮肿病人63人，占总人数的44%。全区11月到元月20日，分别死亡2892、3101和2982人[]。

2月底，浮肿病增到16.4万。到4月中旬，这个数字更剧增到30万人左右。据永城、夏邑等6个县的8个生产队统计，现有浮肿病1014人，平均占总人口的55%。永城龙岗公社华陀大队检查了630人，其中浮肿病即有374人，占59.4%；虞城县大侯公社小徐庄生产队33户，户户有病人。全队在家89人，面有肌色“黄肿烂胖”的即有78人，占87.6%，其中12户38人全家浮肿……全区元至3月底共死亡13227人，比年前3个月死亡人数9240人增加了43.1%。据睢县等7个县统计，现有外流未归人口94410人，个别小队外流人口达50%以上。因为生活困难，睢县群众3月份卖家具的15289户，卖家具52342件，卖衣服的48140户，卖掉衣服127521件。河集公社尚庄大队变卖衣服、家具等破产渡荒的户占总户数的70%。社员王学成全家6口人，已将被子、衣服卖完，现在夜晚只盖一条麻袋。黄岗公社92户扒卖房子141间。睢县发生卖小孩、送小孩27起，送童养媳的14起。宁陵县刘楼公社符老楼大队李玉朋家4口人，3个小孩已送给人家2个。郑庙小队张世振要以300元卖掉妻子，因妻子不同意未遂。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据睢、宁等4县统计，已有23起[]。

1963年，河南省不同程度存在春荒的人口近千万人，其中严重的有350万人，主要分布在豫东陇海路两侧和豫北京广路以东各县。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的兰考和东明、开封、永城、宁陵等豫东各县春荒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民权等4县占1/3以上。全省外流人口已增加到11万多人，其中开封、商丘两专区就有9.8万余人。宁陵县有五种病人1.06万人，比春节前增加41%，外出要饭的有3.2万余人，破产渡荒的有5.3万余户，卖衣服3.4万余件，卖家具4.2万余件，拆卖房屋8600余间。卖送子女、有夫改嫁、幼女早婚、因生活困难自杀等均有发生[]。

6月中旬以后，即麦收刚刚结束，豫东人口外流再次急剧上升，少数灾县比春荒时还严重。据兰考等9县汇报，外流人口有10.7万人。兰考、民权等7县有30%的生产队发生人口外流，其中外流人口达20%以上的生产队884个。兰考县外流人口6月下旬每天200人左右，7月猛增至每天两三千人，到10日，外流已达1.54万余人，占总人口的4.3%。民权县外流人口约2万人左右，占全部人口的5%。郑州铁路局乘车灾民由6月下旬的每天3万人，7月初上升到4万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豫东灾区的[]。

这年5和8月，商丘全区暴雨泛滥，夏邑老城进水，商丘、永城等6县县城被洪水包围。到8月15日，全区积水面积1453万亩，占秋季实播面积1577万亩的90%，被水包围的村庄20019个，占总数28000的71%，其中进水村庄11034个；麦后以来共泡塌房屋112万间，占全区总房数270万间的40%；因塌房砸死209人，伤2533人。灾情如此重，雨大雨猛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是“1958年搞水利乱控乱蓄，打乱了水系……”[]“豫东乱挖水利，破坏了原有的排水系统，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年年遭灾……”“平原地区盲目引水，导致豫东沼泽化盐碱化严重，涝灾面积由55年的500万亩发到60年的900万亩。到1961年，盐碱化面积达520万亩，破坏了农业生态。”[]因此，豫东是在为前几年“平原河网化”的“伟大成就”“还债”。

1964年春季，商丘一些社队仍有逃荒要饭、破产度荒、卖儿卖女、有夫改嫁、浮肿变色和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现象，截止1月中旬，全区浮肿、变色达50万人[]。1965年8月初，商丘铁路沿线人口外流急剧上升，各车站共进灾民46432人，其中本区灾民占72.3%[]。

至于原因，以上报告均不讳言，这些灾区过去几年“五风”严重，连续遭灾，群众家底薄，抗灾能力低下；另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发生征购透底，再加上口粮标准偏低，红芋（薯）比例大。而在各地浮肿病人中，属于旧病复发的占80%左右[]。

结语

“豫东事件”是较早发生的地方性饥荒“事件”之一。由于大办水利、大炼钢铁、浮夸风、高征购以及“一平二调风”等，豫东地区在1958年冬1959年春已经陷入了饥荒。由于中央和省地工作组的介入，地委制订了《十项措施》，再加上“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的宽松政策，饥荒得到缓解。但随着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倾，大跃进的战车再次开动，浮夸风、高征购再到饥荒的“剧情”再次重演，终于豫东导致了更大范围、更大烈度的饥荒。

从众多关于地方性饥荒“事件”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从1955年的“广西事件”开始，接着是云南“陆良事件”，再到“豫东事件”、“济宁事件”，这些都是1959年冬1960年春全国性大饥荒的前兆，或者说是警示。如果处于一个“以人为本”的现代治理体系下，全国性大饥荒，甚至之前的许多这些“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关于干部的违法乱纪问题，早在1952年12月，毛泽东就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于次年元月5日作为中央文件发出[]，并据此发起了一场为时半年的“新三反”运动。但由于体制原因，以后几年，干部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在全国一直相当普遍，到大饥荒时，更是成了除饥饿外农民死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豫东，1959年3月，《十项措施》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保证人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坚决反对违法乱纪”，然而在1960年的饥荒中豫东干部的违法乱纪比1959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全区打死、逼死、扣粮饿死农民47514人（约占死亡人口的18.7%），比著名的“信阳事件”的同一比率还要高。

由此可见，1960年豫东饥荒的重演，表面上与毛泽东、吴芝圃等中央及省级决策者的个人因素有关，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缺陷——“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缺少民主是相当关键的一条”[]。正是基于此原因，大饥荒三四年后，豫东人民仍备受饥饿之苦。


作者：李素立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河南教育学院）教师，郑州作家协会会员。

通讯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晨旭路一号院3号楼4单元一楼南户，450003

手机：13523454173

邮箱：616873011@qq.com

http://luoguixianren.blogchina.com/30765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