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论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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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与中美关系

作者：王栋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03期

     内容提要：1962年10月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是冷战期间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中印、中苏和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冷战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使得美国开始重估中国的战略意图与能力，加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中国的强硬反应，使得美国对华威胁认知大大升高。肯尼迪政府一改初期试图调整对华政策的尝试，转而强化对华遏制政策，并将扶植印度制衡中国作为强化其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也成为加剧中苏分裂的重要事件之一。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研究”中期成果，批准立项号10CGJ007。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文章的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是冷战期间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仅对中印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而且对冷战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同时，国内学者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对美苏对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基于这些研究，本文试图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与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与中国(包括外交部档案馆和江苏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考察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对1959年—1962年间的中印边境争端如何影响中国对印度和美国的认知、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中苏围绕中印边界争端的争执和美国的战略选择等问题进行探讨。

　　1中印边境争端及中美认知(1959—1962)

　　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印之间曾经经历了“政治蜜月”。由周恩来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4年联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标志着中印友好关系及双方在不结盟运动中的紧密合作。共同的反殖民主义的经历使得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亚洲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同声共气、紧密合作。

　　然而，进入50年代后期以后，中印在西藏问题上的争执及在边境的冲突，导致中印关系迅速恶化。1959年3月，叛乱失败之后，DL喇嘛被劫持逃往印度，使得中印关系骤然紧张。

　　叛乱和DL喇嘛出逃使得中印两国关系中原本一直处于水面之下的西藏问题浮现出来。印度在此之后的种种举措也使得中国领导人开始对印度在西藏的意图产生严重怀疑，特别是开始逐渐形成印度搞敌对、挑起边境纠纷是为了获取美援的认知和判断。

　　1959年5月，在会见苏联等11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周恩来指出：尼赫鲁和印度大资产阶级的目的是要“使西藏停滞不前，不改革，作为‘缓冲国’，置于印度势力之下，成为它的保护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

　　在1959年7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中，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指责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对西藏“垂涎三尺”，并“试图把西藏变成一个缓冲区”。

　　1959年10月，中印爆发小规模的边境冲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在1959年12月底的一次报告中谈道，中印边境冲突“暴露了民族主义的真面目。过去只看到它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一面，现在看到它暴露了他对西藏的领土野心。想借西藏问题向我们敲竹杠”。

　　“他要向西藏扩张，这是事实。他不策动，DL坐在西藏不是好好的，有什么问题”。陈毅幽默地说道：“印度干涉西藏失败，……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现在达赖真正变成了和尚，修身养心”。

　　陈毅又语带讽刺地隐射刚刚访美的赫鲁晓夫道：“DL要朝圣，艾森豪威尔是西方圣人，DL要朝圣应到西方去朝艾森豪威尔，现在却跑到什么圣地去了”。

　　陈毅认为，面对印度挑起的边界纠纷与敌对，中国坚决顶住，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因为“我们真正得到了西藏，从元朝以来没有解决的，现在解决了”;“随你怎么反，西藏他是争不去的。不管怎样，西藏总是在我们手中”。

　　“西藏问题的胜利，是我们得到了西藏，DL成了和尚”。陈毅认为，印度不敢“对中国挑起全面斗争”，“只能利用西藏搞些负面宣传。我们将来一定要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这个局势不是印度能阻挡得住 的”。

　　陈毅判断：对于中印边界问题，尼赫鲁“不愿扩大，也不愿爽爽快快地解决，他要保留一个缺口来解决他们国内问题。”陈毅认为尼赫鲁旨在“一箭三雕”：

　　首先，要打击、削弱、缩小中国的政治影响;其次，打击、分化印共和进步势力，说“印共是中国的工具”;再次，同时依靠美国借债度日。

　　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抨击尼赫鲁希望在美苏两大阵营“左右逢源”，并且利用中印边境争端问题向美国和苏联寻求援助。

　　1960年4月，中共中央调查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印度国内形势的特点和对中印会谈的打算》的分析报告。这份报告指出：

　　近一两年，印度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其主要原因是印度经济困难，四处求援，在制造中印紧张局势后，又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印度的外交更加摇摆，但还不放弃不结盟政策。

　　中央调查部还对美国对印政策做出了分析：“美国统治集团认识到一下子迫使尼赫鲁改变外交政策是有困难的;‘中立主义’对美国搞假和平并没有害处。

　　反之，利用这块招牌更有利于扶植印度来‘抵制’我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因此改变了过去对尼赫鲁‘操之过急’的做法，更多以美援为钓饵，采取明捧暗压的策略，逐步地迫使尼赫鲁彻底改变外交政策。这种做法收到一定效果。

　　印度目前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美援泥沼中，美援已成为印度考虑外交问题时的一项重要因素”。报告估算，从1948—1959年底，印度接受帝国主义国家援助共33.5亿美元，其中美援(包括世界银行贷款)为26.62亿美元，占78%。

　　而且，中央调查部认为，从美援的数量和条件看，美国都加大了拉拢印度的力度：美援的大部分是最近这两年答应给的，条件也有所放宽，如1959年11月签订的一项剩余农产品协定，赠予部分即达40%，而且免费运送。

　　过去此类协定的赠予部分一般只占15%—20%，运费也由印度承担。中央调查部的报告继而对美国试图诱使印度改变不结盟政策的策略也做了分析：

　　“印度挑起中印边界纠纷后，美国一方面鼓励右派大吵大嚷，企图使中印关系长 期 紧张，另一方面又力促巴基斯坦对印度和解，要求(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一再提出‘印巴联防’的建议。

　　在美国的鼓励下，印度右派(包括一些高级军官)正和巴统治集团密切交往。美国阴谋趁机引诱印度和军事集团挂上钩，从实质上改变不结盟政策。”

　　中央调查部还指出：美国还暗中多次向印度提出军援方案，宣传印度可向印尼一样，接受军援而不放弃“中立的原则”，并对因购买军火已给予方便，如不用先付订款和提早交货等。

　　中央调查部的报告认为，尼赫鲁及其印度统治集团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视为“对它很大的威胁”，“惧怕我国每一个伟大的成就，力图缩小我国的政治影响，因而在我国大跃进以后，即逐渐公开采取捧苏联、压我国，并拉一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

　　这种做法又正好配合了美国集中打击我国、分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战略，讨得美国的欢心。尼赫鲁挑起中印争端后，苏联持中立态度，还给印度贷款。

　　这使得尼赫鲁更以为得计，甚至幻想通过苏联‘抑制’我国，印度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套做法于是更为露骨”。中央调查部的报告不无忧虑地指出苏联、捷克和波兰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年以来对印度援助大为增加。

　　从1955—1960年初，印度共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获得38.42亿卢布(合8亿美元)贷款，其中苏联占32.2亿卢布(合6.76亿美元)。

　　而这些援助中的绝大部分(24.26亿卢布，合5.1.亿美元)是1959以来给的，其中仅在1959年苏联就答应给印度援助20.16亿卢布(合4.2亿美元)。

　　中央调查部的报告认为，自从中国平定西藏叛乱，打破印度想把西藏变为所谓的“缓冲国”的幻想之后，印度深怕中国影响扩大，借口“共同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加紧对尼泊尔、不丹和锡金进行扩张，企图变这三国为印度敌对的“第一道防线”。

　　印度不仅增加在锡金的驻军，阴谋伺机吞并锡金，同时还想压尼泊尔和不丹接受印度驻军的要求。中央调查部也指出，印度为了集中力量敌对，避免两面树敌，同时也由于美国的“调解”，印度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表面上有了某些缓和，但矛盾还很尖锐。

　　两国官方都公开承认，克什米尔问题不解决，印巴关系很难改善。实际上，仅在1959年，印巴在克什米尔邦的边境冲突达115次，死24人，伤22人，较之1958年的冲突次数和伤亡人数都增加了一倍。

　　在克什米尔停火线和印巴边界上，两国仍然重兵对峙，各占其全部兵力的2/3。中央调查部的报告还对印度可能的政策方向做出分析与估计：

　　第一，印度准备在边界问题上“与我长期拖”，“同我纠缠，达到把现状冻结起来，伺机再闹的目的”。尼赫鲁已指示外交部要准备同我进行一场印度独立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外交战”，收集大量资料同我做“板门店式”的谈判。

　　第二，印度在致我照会中已表示，不准备和我全面谈边界问题，只能做“较小的调整”，实质上“容忍”双方实际控制线的现状，但不愿使它“合法化”，避而不谈解决问题的原则，把会谈局限于如何避免再次发生冲突的具体措施上。

　　第三，印度提出所谓“以东换西”方案向我讨价还价，实际上是使目前中印控制线“合法化”。中央调查部估计，“这可能是印方解决边界问题的底牌”。

　　中央调查部认为印度之所以抓住东段不放，根本原因是它已经事实上占领了中国这片领土。而且在印度看来，东段现状一打破，将“意味着放弃喜马拉雅山脉主要山脊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山”，从而削弱“印度的防御能力”。

　　中央调查部还揭示出印度领导层对于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心与恐惧：尼赫鲁甚至认为，一旦没有喜马拉雅山 的 阻挡，印共就可以很方便的得到中国援助，印度的“东北特区”有沦为“印度的延安”之虞。

　　第四，除中印边界外，印度还可能提出西藏问题与我纠缠，主要包括三个内容：(1)要同中国就“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下的地位”达成某种“谅解”;(2)探讨DL回藏的可能性;(3)印藏贸易和留藏印侨的问题。

　　基于这种分析，当时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对印方针就准备与印度“拖”，长期保持“和平武装共处”的状态。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访印，与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谈判未果。中印边境继续处于僵持状态，“不仅没有和缓，反而日趋紧张”。

　　1960年初，尼赫鲁和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多次召集高级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制定了所谓的“前进政策”的方针。1961年11月，尼赫鲁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决定继续推进“前进政策”。

　　面对印度步步蚕食、咄咄逼人的姿态，中国也开始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在印军越境设立的哨所周围构筑更多据点，以遏制印军行动。

　　由此，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出现双方哨所、据点“犬牙交错”的局面;同时，中印“照会战”不断持续，中印边界从外交上、军事上逐渐出现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尼赫鲁已经毫不信任，认为尼赫鲁“有奶便是娘”，已经“恬不知耻地”倒向美国，“自觉地作(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北京研判印度挑起边界争端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依靠美国借债度日”。但实际上，在1959年，美国在中印边境争端问题上态度谨慎。这部分是由于尼赫鲁仍然坚持“中立主义”的不结盟政策，反对将中印边境争端与反共联系起来。

　　尼赫鲁也明确拒绝议会中的右翼保守势力寻求国外军事援助的要求，宣称从国外寻求帮助或者考虑引入“某些军事集团来拯救我们”是道德软弱的表现。

　　1959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印，试图进一步促成印巴和解。尼赫鲁对艾森豪威尔表示担心当印度应对中国威胁时，巴基斯坦会“在印度背后捅刀子”。

　　艾森豪威尔立即向尼赫鲁保证：美国将永远不允许巴基斯坦把美国援助的武器用于反印的目的。不过，艾森豪威尔此行未能说服尼赫鲁加入具有反共军事集团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具体条件和方式上双方也存在分歧。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自然不会对拉拢印度加入西方阵营抱有过大幻想。另外，部分由于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反对，美国对于印度领土的主张并没有给予明确支持。

　　当DL喇嘛出逃印度之后，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征求美国两位 前 驻 印 度 大 使 切 斯 特 · 鲍 尔 斯 (Chester　Bowles)和 库 柏 (J.S.Cooper)的意见，二人都敦促美国政府采取低调，避免公开支持印度领土主张。

　　对此，中国情报界也有较为准确认识，中央调查部在其报告中指出：尼赫鲁拒绝印巴联防，对美国支持印度右派的做法有反感，对美援的条件也有不满，双方讨价还价很激烈。在美国方面，大量援助印度也不是没有困难。

　　因此，“印度对美国总保持一些距离，不敢把赌注完全压在美国一边”。1960年，肯尼迪上台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肯尼迪认为，以往美国的对外政策过于注重正式的军事联盟，而对于不结盟国家重视不够。

　　因此，美国要对不结盟国家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具体到南亚，肯尼迪希望印度在南亚与东南亚能够承担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领导角色。

　　但是，肯尼迪很快失望地发现，尼赫鲁对于他的大战略构想并不热情。1961年，尼赫鲁访美暴露了美印在国际事务上的深刻分歧，从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到对共产主义影响扩大意义的分析，以及克什米尔、越南和东南亚等问题上，肯尼迪发现尼赫鲁的观点与他迥然有异。

　　尼赫鲁拒绝肯尼迪拉拢印度承担遏制共产主义领导角色的建议，部分原因是美国拉拢印度的政策受到印巴敌对的极大制约。尽管如此，肯尼迪仍然视印度为“红色中国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的主要对抗者”

　　肯尼迪决意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印度的不结盟立场，以此换取印度增强亲美的倾向，美国经济援助源源不断涌向印度，印度也成为接受美援最多的国家。

　　肯尼迪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一方面对中国长期的战略意图抱持疑虑，另一方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也甚为担忧，因此，维持基本的对华遏制战略局面并没有改变。

　　但同时，肯尼迪及其主要外交顾问都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过于僵化，“并不反映亚洲的现实”。早在担任参议员时，肯尼迪就认为两极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西欧和中国正在崛起，成为新的政治力量中心，在这种战略形势下，美国对华政策过于刻板、僵化，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是“不正常的，也是不理性的”。

　　1960年1月，肯尼迪在讲话中称：“只是因为红色中国是共产主义的，就拒绝承认它，那是无益。”但肯尼迪同时又提出了条件：

　　“承认中共的先决条件是红色中国保证遵守联合国宪章。还必须有某种表示，表明共产党中国愿意同美国和睦相处”。

　　在总统大选中，肯尼迪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声称“明确宣布民主党希望同人民中国和平相处是正确的”，“人民中国应当首先改变它的外交政策，因为它目前的官方政策是好战的政策。如果他们取消这种政策，我们的政策就可能改变”。

　　肯尼迪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如副国务卿鲍尔斯、驻联合国大使民主党领袖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en)及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等都主张美国应当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为灵活的姿态，提出“两个中国”的主张，在支持台湾方面的同时，应考虑与中国大陆进行接触，甚至考虑改变对华贸易禁运政策。

　　另外，国务 卿 迪 恩 · 腊 斯 克(Dean　Rusk)、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等虽然不主张改变对华政策，但也都支持“两个中国”的主张。肯尼迪及其主要外交政策顾问的这些微妙态度变化，都得到了中共情报部门的密切关注。

　　2、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与美国对华政策

　　1962年夏，随着中印边境形势日益紧张，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情报系统密切关注中印边境局势。7月18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给美国国务院发回一封密电。

　　在这封电报里，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对北京在中印边境争端中的战略意图和对策做出了详细分析。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观察道，面临不断升高的来自印度方面的压力，北京采取几手措施。一方面，北京通过舆论宣传指控印度的侵略性和敌意来“准备舆论空气”，并且进一步警告当前局势蕴含的危险。

　　另一方面，北京采取措施力图“使印度进退失据”，为此，北京启动与巴基斯坦的边界谈判，并且宣称愿意与印度进行边界谈判。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认为：“总体而言”北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态度仍是“防御性的”，尽管“为了维持其战略位置”，北京决意“不惜冒敌意(升高)的风险”。

　　尽管如此，1962年10月20日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还是让华盛顿猝不及防。10月20日，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组成的东段指挥部和新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奉中央军委之命发动反击，中国边防军在西线的阿克赛钦和东线跨越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同时发动大规模军事反击行动。

　　至24日，西藏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歼灭入侵“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七旅和其他印军一部;新疆边防部队在西段拔除了印军非法设立的37个哨所。

　　数天之内，印度军队一触即溃，中国军队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印军的败绩不仅对印度总理尼赫鲁造成摧毁性的打击，也使得华盛顿大为震惊。

　　10月23日，印度外交部部长德赛(M.J.Desai)告知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由于苏联态度倾向中国，印度认为不能指望苏联能够约束中国，所以，印度考虑向美国请求大规模援助。

　　中印边境冲突爆发的时候正值“古巴导弹危机”之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紧张对峙，核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印边境冲突此时爆发，使得美国决策者不由得不怀疑北京是否有意配合莫斯科，在远东发动攻势，以牵制美国。

　　自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分歧逐渐浮现时，美国决策者却对中苏分歧的性质和程度一直抱有非常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

　　“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在一周之内先后爆发无疑强化了这种怀疑。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斯的日记也显示当时美国决策者倾向于把“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联系起来，并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是共产主义阵营“侵略行为的开始”。

　　1962年10月26日晚，肯尼迪总统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浦·塔尔伯特(Phillip　Talbot)以及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卡尔·凯森(Karl　Kaysen)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印度驻美大使布拉加·库马·尼赫鲁(Braj　Kumar　Nehru)。

　　显然，肯尼迪对中国的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战略行为及意图颇感不解。在会谈中，肯尼迪不无困惑地问道：“有谁知道共产主义制度的奥秘吗”?

　　肯尼迪对印度大使问道：“他们(中国人)从这一冲突到底能得到什么?他们对你们动手了。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在越南或者其他地方对我们动手呢?而他们又是究竟为什么要对你们动手呢”?

　　面对肯尼迪的一连串提问，印度大使回答道：“或许他们认为你们会在此卷入并使我们或者你们的古巴成为另一个匈牙利”。印度大使的回答引起在座美国高官的一阵会意的笑声。

　　然而，当肯尼迪思考北京与莫斯科再次携手的可能性时却 是 严 肃 至 极。众 人 笑 声 刚 止，肯 尼 迪 又 道：“他 们 又 回 到 床 上了—俄国人和中国人”。

　　肯尼迪坦承美国当前不得不面临战略上的两难困境：“当对他们[中苏]压力的升高时，他们就会抱成一团。而当对他们的压力减轻时，他们就又会分道扬镳。但他们现在抱团是因为中国人正卷入一场战争而俄国人正几乎要陷入一场战争”。肯尼迪敏锐地抓住了中苏关系变化的关键所在：即来自外部的特别是美国的压力是影响中苏战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肯尼迪也注意到印度倒向苏联的倾向，因此，肯尼迪明确表态要对新德里提供“军事援助”，并敦促印度人要对苏联人“更加强硬”。

　　1962年的中国单兵陆军装备

　　肯尼迪对印度大使说道：“当中国人蜂拥而至并停在前门的时候，我不想让他(赫鲁晓夫)从后门溜进来”。在会见前，印度大使向肯尼迪递交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在信中尼赫鲁请求美国紧急提供军事装备。

　　但出于对不结盟政策的坚持，尼赫鲁指示印度大使转告肯尼迪在回信中不要提及军事援助，并称印度仍在考虑以现金购买美国武器。10月29日，尼赫鲁接见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斯，正式向美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

　　10月30日，美国五角大楼收到了印度目前所需武器的清单。与此同时，印度也积极向其他国家请求军事援助，并得到了英国、加拿大、西德和埃及的应允。

　　11月3日，美国向印度提供的首批包括武器弹药和通讯装备的紧急军事援助抵达印度。与此同时，美英在伦敦建立联合工作组，跟踪研究中印边界局势并对两国的对印政策进行评估。至11月中旬，伦敦工作组建议美英为印度提供价值超过一亿美元军事援助，为印度装备五个山 地 师。

　　11月16日，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凯森在给肯尼迪的备忘录中指出，伦敦工作组提出的初步方案其目的旨在帮助印度抵御中国的进攻，同时，要以此继续对印度施压，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11月16日起，中印边境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中国边防部队在西山口、帮拉迪和瓦弄等地区先后粉碎印军的军事进攻，迅速清除了16处印军据点，并且一直追击到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经过两个阶段自卫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共歼灭印军两个旅和三个旅的大部，毙、伤、俘准将旅长豪尔·辛格和达尔维以下官兵8700余人。

　　面对印军的全面溃败和中国军队大幅推进的可能，尼赫鲁大惊失色，震惊之余急忙两次致信肯尼迪，吁请美国紧急向印度派遣12个中队的超音速战斗机，并提供先进的雷达和通讯设备。尼赫鲁并请求美国提供两个中队的C-47中程轰炸机，以对中国境内基地和机场进行轰炸。

　　11月19日，肯尼迪在白宫召集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专门就中印冲突开会，决定派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率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印，就印度军援需求的种类、数量和援助方式与印方展开磋商并进行评估，同时派遣C-130大型运输机，帮助印度抢运增援部队与物资。

　　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在印巴之间斡旋，敦促巴基斯坦向印度保证不会乘机对印发难。不过，此时中国也积极做巴基斯坦的工作，以图尽快解决中巴边界问题，改善与巴基斯坦关系，从而从地缘战略上对印度施加压力。

　　1962年10月，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谈判正式开始，12月两国即就边界的位置和走向达成原则协议。中巴边界问题的解决使印度陷入被动，为中国在对印军事和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