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历史不需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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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历史不需要评价

2012-08-09 17:01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杨梅菊

核心提示： 杨奎松，祖籍重庆，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76年曾因“天安门事件”入狱。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近期四本著作以《革命》四书的方式重新修订出版。



杨奎松，祖籍重庆，1953年10月生于北京。曾随父亲去干校劳动，当过机床厂工人，1976年还曾因“天安门事件”入狱。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后任中央党校《党史研究》杂志编辑。此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200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专著十余种，近期其上述四本著作以《革命》四书的方式重新修订出版。

★先锋语录

★我的任务是还原历史、解释历史，而不是去评价历史，因为历史真相需要的是被历史学家弄清楚，而不是被历史学家评价

★中共党史的研究或者当代史的研究，每一个问题几乎都跟今天发生关系

★依我看，学校教历史，更多应该教给学生一种历史观，而不是用硬性规定的条条框框给学生灌输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说法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发自北京

“用国际视野来考察中国革命和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放眼海内外没有学者比杨奎松做得更出色了。”对杨奎松何以成为中国现当代史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的这句话可以解释其中一二。

杨奎松符合大多数人对一个学者的想像：他身材修长，面容清俊，表情沉静而略显严肃。但他这样描述自己：“就本性，我生性好玩好动，叛逆性强，喜欢直来直去，因此总是容易闯祸和得罪人。我的‘内敛’，可能只是面部肌肉的构造给外人造成的一种假相。”

多年来，总是带给中国史学界惊喜的杨奎松每一次公开言论的发表，都备受海内外学者和读者的关注。而近日他以不到六十岁的年纪推出大部头作品集《革命》作为半生党史研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更是羡煞圈内外学者。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

《革命》四书包括《“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及《西安事变新探》。前两部着眼于中国革命的内外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与影响，后两部着眼于中国两大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的分合纠结、力量消长。学者李泽厚曾言：“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欲知今日中国向何处去，必先读懂革命中国从何处来。而借杨奎松《革命》四书，或可一探中国革命的逻辑与辨证。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因激愤于当时的政治状况，杨奎松和不少青年人一样，写“反诗”并卷入反“四人帮”的“四五事件”，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入狱半年之久。1977年出狱，即赶上文革后首度恢复高考，从此被动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

上世纪整个80年代，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面，因为那时没有电脑，光是手抄卡片就做了数万张。将近十年的资料积累与研究，使他在后一个十年接连发力——从1991年开始后的十年里，一口气推出了五六部专著。他说：“学了几年党史，自然想要努力用史学的方法来做一些还原历史真实的工作。”

但与此同时，他的研究也常常会引发争议和深思。比如谈及抗战，他认为抗战史的宣传和介绍不能“报喜不报忧”，只讲团结抗战，不讲磨擦冲突；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关公走麦城，“特别重要的是，今天讲抗战史，激发大家的爱国主义情感，绝不应当忽略当年存在的问题，应当让读者了解，为什么在这样一场全民族的对外战争中，特别是随着抗战时间的延长，中国人内部还是会表现出很深的裂痕？”

此外，在杨奎松看来，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在题为《直面中国的革命》的总序中，杨奎松则指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不是要探讨其应否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其史实真相，考察其变化逻辑，揭示其内在的种种因果关系。”“所谓败者自败，成者天成，理也，势也，命也。”

观点不一样的不应该互相妖魔化

《国际先驱导报》：您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在《百年潮》杂志连载时，好像就引起了一些争议？

杨奎松：是的，但争议具体集中在能不能全面看待毛泽东。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他的成功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事都能预见到、都设计得很好。他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和国民党合作，第一次碰到抗日战争的问题，第一次处理与美苏之间的关系。所有问题都是第一次，怎么可能保证他不犯错误呢？

Q：即使是今天，大家的看法也很不一样，您作为一个研究者，怎么看？

A：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了，很难让所有的人保持一种观点。问题并不在于观点两样、看法对立，我们今天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一样、看法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就互相妖魔化对方，把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极端化、敌我化、阶级斗争化——这个是最糟糕的。作为历史的研究者，我们显然已经被动地卷入这样一种评价体系中，但这和我们个人对历史或者历史人物的看法无关。我的价值观要求我必须要处在中立的状态，我的任务是还原历史、解释历史，而不是去评价历史，因为历史真相需要的是被历史学家弄清楚，而不是被历史学家评价。

历史观不是用条条框框灌输

Q：作为一个颠覆了很多人对于历史看法的学者，您怎么看待今天的历史教育？

A：历史教育和学术研究之间永远是有距离的，这种距离在各个国家都存在。它涉及到从一个政府或社会主流对自身历史认识的问题。从个人角度，我们历史研究者没有办法直接影响官修的历史教科书，但我们的研究肯定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推进着国人对历史的认识，当历史的真相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这一点可能会使编教科书的人逐渐注意到：是不是不要让教科书与历史的距离太远。

依我看，学校教历史，更多应该教给学生一种历史观，而不是用硬性规定的条条框框给学生灌输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说法。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化事实上起不到作用，一旦学生长大后读到其他说法，马上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会怀疑他们所受过的一切历史教育。学生需要的是一种历史观，比如要让他们了解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以时间为轴线的，从历史的长程可知，人类历史中虽然动荡、战争、革命不断，但根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看历史（也包括看事情），主要看其发展过程，评价历史也应当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而不是用今天的眼光去判断正确与否。另一方面，历史应该教给人善的东西，尤其应该从人性的观点来观察历史上的每一个人，蒋介石也是人，毛泽东也是人，蒋是中国人，毛也是中国人。懂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同是中国人，有些人那么高度肯定蒋介石，有些人为什么高度肯定毛泽东。最主要的是他们肯定蒋、毛的很多方面又非常相同。比如像生活俭朴这一点，如果办一个展览，摆出一些他们穿过的衣服，不说主人是谁，大概参观者未必都能分得清楚哪件是蒋的，哪件是毛的。

我的历史研究是从现实出发

Q：很多人认为党史研究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您置身其中感觉怎样？

A：我倒是觉得党史研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工作。假如研究古代史，我会觉得有很多东西和今天没多少关系，因为它们离今天太远太远，中间间隔太多太多，我没有办法把它和今天社会的现实相联系。但中共党史的研究或者当代史的研究，每一个问题几乎都跟今天发生关系。换句话说，我生活在当下，又研究历史，因而总会有很强的现实关怀。今天现实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大家关心，我也关心，我有条件去探究其来由，因此我对过去一代经历的很多历史问题有强烈的求知欲，我希望能把今天为什么这样，它是怎么走来的，弄弄明白。我研究的最大乐趣或者说最大动力，就是在于不断地去发现这些问题的由来和原因，我能够揭示或发现过去人没有看到的许多情况、许多事情，能够解释今天之所以然的一些重要原因，是很有成就感的。

Q：在进入历史研究之前，您个人在历史观上有没有经历一个觉醒？

A：其实我经历文革的时候思想就已经很乱了，到上小学，就已经发现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当然那个时候的主流还是站在一个拥护毛泽东、理解文革的立场上。我当然也是。如果说在思想上有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出现后，社会上很多人对很多事情都有了怀疑，内部出现了一些西方文学，我们那个时候叫“灰皮书”。但我读得更多的还不是“灰皮书”，是马列主义著作，就开始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是这样？今天张三被打倒，明天李四被打倒，那么谁代表什么阶级？这个阶级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说文革对我的成长，对我开始反思这个社会、反思现实的政治，甚至包括我后来研究历史，都有很大程度的促进作用。

（实习记者张梦妍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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