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红楼》杂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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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杂志研究

来源：南方文坛

《红楼》杂志研究

《红楼》杂志作者群虽然前后涉及当时北大三四个年级，从1953——1956级，但主要是以北大中文系1955级为主力，西语系和哲学系只有王克武、杜文堂及叶朗等少数学生参加。当时杨匡满作为上海一个中学生在《红楼》杂志发表诗歌是一个特例，可能与他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哥哥杨匡汉有关。
作为一本校园综合性文艺杂志，在北大的历史上，《红楼》杂志就艺术和学术性而言，它所提供的基本都是负面价值，除了蔡林根、沈泽宜等少数学生的诗歌外（张元勋、沈泽宜刘奇弟等人的诗歌在《红楼》发表是以附录形式，主要是供批判的），这本杂志没有为中国的文学和学术贡献新东西，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文科的一本杂志，它背离了北大的传统，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上完全走向了北大传统的反面。但从这本杂志作者群的整体情况观察，人们会发现早年从《红楼》起步的这些学生，在1976年以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学生承担了重要责任。比如在对“朦胧诗”的评价中，谢冕和孙绍振的贡献不可磨灭，是他们的努力为后来中国新诗的成长开创了生路。
《红楼》杂志创办的时候，北大已先后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特别是经历了1954年的批判胡适运动和随后发生的反胡风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已经受到极大伤害。1949年后的北大，虽然就教授群体而言还基本保留了过去的格局，但北大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如胡适、傅斯年都离开了中国大陆，到《红楼》创办的1957年初，可以说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已基本中断。

《红楼》作者群是1933年前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前他们基本是初中生，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高中教育在1949年后完成，基本是在新教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为学生，在当时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愿望，其中一些学生是调干生（指有革命经历和部队经历的青年中共干部）。《红楼》作者群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重很大，其中有些人有早年从事地下工作和参军的经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已受到极大的影响。
《红楼》杂志就总体风格而言，和当时中国任何地方出版的综合性文艺杂志没有区别，无论文艺创作思想还是学术研究风格，基本顺应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只有极少数作品例外。
《红楼》杂志创办的时代，北大已没有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文艺杂志和它的作者，虽然就个人才华而言可能各有不同，但就总体的创作和学术追求观察，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大。就个人的文艺创作和学术训练评价，《红楼》作者群是相对单一的，在所有《红楼》杂志刊发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也看不到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是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完全与他们完全隔绝，[7]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只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些文学作品，而对这个传统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给予更多正面的理解，《红楼》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是顺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应时之作，这也是为什么《红楼》作者在1976年以后中国的文学评论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机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他们真正的学术成就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完成的，如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谢冕、孙玉石、刘登翰、孙绍振、杨匡汉、杨匡满等人的学术成果，也是越往后越有价值。
这个现象说明《红楼》时期养成的思想倾向和学术训练，只在一般的知识学层面产生作用，他们的学术成就所达到的深度，远不可和他的前辈相比。史学家杨天石也是1955级北大中文系学生，他认为“100年中，北大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是，不能忘记，在某个时期，有些事，有些举措，并无助于人才成长，起得恐怕是相反的作用。”[8]同样是1955级的学生，黄修己也说：“我们这一代人学术上究竟有多少成就，学识究竟有多高……不要和我们老师的老师（如王国维、陈寅恪）来比，就是比之我们的师长，游国恩、林庚、吴组湘、王瑶一辈，还差那么一点，大概可以这么吧！”[9]
一个历史时期知识精英的总量是相对稳定的，变化的是时代和评价标准，但就知识精英的总量观察，它的稳定性体现在几个方面：
1、初始教育的高起点。不论当时的北大变化到何种程度，就全中国来说，它的教学环境和基本师资还是领先的。我们从上面《红楼》杂志部分作者群的出路分析，可以发现他们最终回归了专业，在大学、作家协会和相关的研究机构中工作。这个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他们良好的教育背景决定的。
2、学术研究机关的重要性。中国的学术研究机关通常也以行政级别来分类，虽然不科学，但大体可说明问题。《红楼》作者群，凡在名校和国家学术机关供职的，学术成就通常高于在地方工作的同学，有些在《红楼》时期才华出众的学生，因为离开重要的学术机关，后来的成就也有限。
3、学科造就学者的学术地位。《红楼》作者群中，凡留校北大从事专业的学生，最后的学术地位都较高，除了个人努力外，其中学科本身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者的学术地位。
《红楼》作者群，在北大时期起点是平等的，导致《红楼》作者群起点发生变化的不是正常因素。在常态社会中，除非特殊情况，人的差异不会发生突变。但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红楼》作者群中的“右派”，1979年中国社会开始恢复常态后，基本年龄是44岁（以1935年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大部分学生不可能再回到真正的学术生活中去，他们只是回到了学术职业中，相比那些一直在学术机关中的同学，学术上的差异已不可弥补，在这个意义上，对《红楼》作者群，可以说政治决定了学术，凡始终“政治正确”者最后总是成功者。谢冕回忆说：“我响应号召违心地批判那些‘右派’分子——他们是我私心倾慕的同学和朋友，为他们的才华、智慧和抗争的勇气；与此同时，我所批判的也正是我灵魂深处所感到接近的，我正是在这样充满内心苦闷和极度矛盾中，并不情愿却又不由自己地被推进了那个斗争的大旋涡。出于自我保护或为了表明‘坚定’，我‘自觉’地、更确切地说是违心地作出了我当日所要求我做的和我所能做的。以我当时的状态和心境，可以想象我的这些言行肯定是无力甚而让人失望的，而我却必须这么做下去。眼看周围那些有善思考而才华横溢的师友，一个个被打成了‘另类’。”[10]《红楼》编辑部成员中张元勋、李任、王金屏和林昭四位成为“右派”。
《红楼》时期，作为中国名校的学生，在这本杂志上，学生对自己同类的批判甚至超过了社会上一般对“右派”的批判，特别是这些学生所使用的批判方式，带有明显的人身侮辱，但却不为使用者所意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这些学生不但没有任何法治意识，连中国传统的基本道德影响都极难看到。特别是从当时洪钟哲拍摄的关于谭天荣、黄友钊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北大学生的道德已受到极大的扭曲。[11]
《红楼》杂志作者群中，主要是当时北大中文系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学生，基本没有对学术研究比较热心的学生。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观察，对学术研究热心的学生，在随后北大进行的双反运动中（反浪费、反保守）中，对自己老师的批判同样使用了人格侮辱的方法。
1958年出版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第三期，集中发表了三篇批判王瑶的文章，两篇是北大中文系三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的，一篇是《王瑶先生是怎样否认党的领导的》，另一篇是《王瑶先生的伪科学》。最后一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剽窃与抄骗”。共讲了三个问题；一、剪刀与浆糊。三、如此“重点修改”。三、古典文学研究也不例外。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先看一个惊人的数字：厚厚上下二册《中国新文学史稿》，全书计五十三万七千字，小字引文共二十九万三千字，大字引文共四万三千字，全书引文共计三十三万六千字，竟占全书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五！这个数字本身不就是对王瑶先生所谓《史稿》的‘科学性’的绝大和讽刺吗？
除了带引号的的引文，王先生还有很多不带引号的引文，——剽窃。这也是王先生《史稿》的特色之一。如下册二十四页讲到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时，王先生认为‘因为就一般新文学的作品说，它的不普及实在是因为它的不提高——它还不够高度地反映人民现实生活中的要求和力量，以及创造了和这内容相适应的民族形式。’这段话可以在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中也可以找到，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在剩下不到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中，除了对引文的复述，承上启下的过度、转折、联接，王先生又耐心地向读者大讲起上百个作家千部作品故事梗概来了。讲故事当然比对作品进行分析容易得多，篇幅也大大地拉少了，而稿费却是以字数计算的。[12]
这篇文章，要说是完全的奉命之作，好象解释不过去，因为那样的文章，一看就不是应付出来的，而是很下了一凡苦心，可惜这苦心对老师的伤害太重。因为文章不是批判王瑶的学术和思想，而是侮辱他的人格。
反“右派运动”和双反运动后前后，北大中文系在学风方面形成两个特点，一是学生批判老师，二是集体创作。这两个特点都有极强的历史虚无主义特色，直接影响了北大学生在学术上的创造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风气，基本是这两个特点的延续和进一步扩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批老师最用力的学生，几十年后在学科方面又普遍获得重要学术地位。比如表袁行霈、程毅中、袁良骏、桌如、康式昭、刘登翰、严家炎、叶朗等，北大如此，其它中国高校大体也是这样的情况。[13]因政治运动出局后的学生所留下的学科空白，总要有一些学生来填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保持“政治正确”的学生，总是比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所获得的学科选择机会要高很多。
半个世纪后反思中国学术界的状况，人们可这样理解当时参预各种批判运动的学生，因为凡积极参预批判运动的学生，通常在学术上较有才华，在学术方面的训练也相对较好。当时批判运动所使用的武器，只是在寻找“政治正确”，在此过程中，相对于那些没有参预相关运动的学生，他们在学术上还是得到了一定的训练，当形势发生变化后，他们当年“政治正确”的思想不再发生作用，但他们在此过程中得到的知识训练依然可以发生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发现当年活跃的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如袁行霈、谢冕、张炯、康式昭、刘登翰、孙绍振、孙玉石、洪子诚、叶明等等，几乎同时又站到了中国当代学术的前沿。
1955级北大中文系学生曾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的价值今天已极少有人从正面评价，但参预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学生，在当时变态的写作过程中，客观上也得到了一些学术训练却也是事实，就如《红楼》杂志的作者一样，虽然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写作，但写作本身是一种知识训练。黄修己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参加‘黄皮’书的编写，执笔‘陶渊明’等章节，现在已不敢去看当年写的东西。我对陶渊明毫无研究，手上只有一本王瑶先生编的《陶渊明集》。先生经考证依照创作时间排序作品，用来特别便利，然而仅读此书就敢大发议论，想起来便感到脸红。”[14]
《红楼》作者群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出现的一群知识精英，但时代带给他的们局限多于于创造。在《红楼》作者群中，几个立志成为小说家的学生张炯、翟奎曾、温小钰、汪浙成和康式昭，虽然后来也写过一些小说，但多娄最终以文学评论为自己一生的志业。《红楼》作者群中，没有成为知名小说家的学生。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学科地位可以决定学者的学术地位，但小说家的地位却要依赖作品。
三、从《新潮》到《红楼》
《新潮》是北大“新潮社”编辑的一本学生杂志，1919年创刊，发行到第3卷第2号停刊，共出版了12期。
把《新潮》和《红楼》作一比较，大体基于这样的考虑：1、这两本杂志都是北大文科学生主办的学生刊物；2、杂志的类型都是综合性的文艺杂志，虽然《新潮》多一些学术文章，但整体来说与《红楼》杂志属于同一类型；3、《新潮》存在的时间是1919至1922年，与《红楼》存在的时间相近；4、两本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同是北大学生。
《新潮》的撰稿人中包括北大教授如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梁漱溟及社会上的作家如叶圣陶、朱自清、欧阳予倩等，这部分撰稿人不在本文比较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本文只比较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那部分《新潮》撰稿人，选择的标准与《红楼》撰稿人的选择标准基本相同，取其知名度较高者：
《新潮》部分作者[15]
《红楼》杂志研究

《新潮》虽然比《红楼》早近四十年的时间，但《新潮》和《红楼》在精神品质上完全不同，当时北大在蔡元培主持下，享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所以《新潮》尽管是一本学生杂志，但却向全社会发行，在这本杂志上各种声音同时存在，学生的视野面向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的各种思潮（包括自然科学，该杂志也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杂志之一）[16]都有有相当充分的介绍和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无论是时评、书评、文艺创作还是学术研究，《新潮》的文章都不会随时间流逝而失去其价值，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上地位已得到确立，同时成为那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文献。
《红楼》是一本完全在封闭社会中产生的学生杂志，在这本杂志上只有一种声音，它的撰稿人完全受制于单一的意识形态主导，杂志不但不能体现学生的自由意志，而且在每一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杂志本身就成为为运动报务的工具，从《红楼》杂志撰稿人的精神品质和知识结构的严重退化中，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同样的大学，同样的学生，同样的师资却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如此不同的历史命运，尤其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红楼》这个刊名是要延续“五四运动”的传统，但在《红楼》中，“五四”传统被曲解到了和“五四”传统没有任何关系的程度，而当时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恰好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杨晦。
《新潮》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坦言：“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17]《新潮》倡言批评精神，但同时意识到：“本志虽曰发挥吾校真精神。然读者若竟以同人言论代表大学学生之思潮，又为过当。大学学生两千人，同人则不逾二十，略含私人集合之性质；所有言论由作者自负之，由社员共同负之。苟有激进之词，自是社中主张，断不可误以大学通身当之。”
《红楼》在发刊词《写在“红楼剪彩的日子》中说：”在那惊心动魄的‘五四’时代，它的顶上燃起了第一支斗争的火炬；在那茫茫的黑夜里，它的东面的一个窗口，射出明亮的灯光，那里跳动着一颗热烈的伟大的心——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它的另一个窗口，站着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他把犀利的枪，投向了狡猾的敌人！……“这种空洞的抒情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更反映了当时北大学生在知识系统上的盲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北大学生的理性和怀疑精神已彻底丧失，如果不是”反右派“运动中个别北大学生重新恢复了独立思考的精神，那一代北大学生实在当不起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从《新潮》和《红楼》作者群的简单对比中，可以发现《新潮》的重要成员都是“五四运动”的主力如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他们，这些成员在“五四运动”后基本选择了到欧美留学，留学后回到中国，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其中有好几人成为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代表人物如傅斯年，先创立史语所，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学术研究机关，抗战期间曾出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代表北大，相当于合校期间的校长），1946年代理北大校长，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罗家伦则先后出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其它从事学术研究的成员大部分成为中国当时所在学科的最早创立者和最有成绩的研究者，如汪敬熙与中国现代心理学、刘半农与中国现代语言学、顾颉刚与中国现代史学、杨钟健与中国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冯友兰与中国现代哲学、江绍原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等等。《新潮》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倾向共同构成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形态。
《红楼》作者群没有一人有完整的西方文化背景，虽然其中有北大西语系和哲学系的学生，如叶朗，但从他在《红楼》发表的几篇长文分析，特别是《进攻的哲学》一文，从头到尾都是强词夺理，看不出有一点西方文化的影响。[18]从《红楼》刊发的大量文章分析，在整个《红楼》时期，学生很难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反右”初期，就连林昭也在《给张元勋的一封公开信》上签了名。[19]可见独立思考在当时《红楼》作者群中不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思想方式，事实上从《红楼》编辑成员的中，也看不出他们固定的思想倾向，大体是你批我我批你的循环变化，有些“反右派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到了运动后期反而成为了“右派”。
四、简短结论
凡开放的时代才能产生学术大师，同时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新潮》作者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所以他们在学术上具有创造性，在思想上具有先锋性。《新潮》作者许多参加过直接的政治活动，但没有人为政治活动付出终身代价。
《红楼》作者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已完全处在封闭时代，在这样时代里生活水平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已无法实现，扭曲的人生决定了扭曲的学术，虽然从学科地位观察，《红楼》作者与《新潮》作者的差异并不很大，但从严格的学术价值分析，这两本杂志的作者不属于同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红楼》作者为我们时代提供的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极少，有创造的思想更谈不上。《红楼》作者凡直接参预政治活动的，都付出了终身代价，
从学术体制的行政层面说，现在《红楼》作者已基本退出了学科所在的重要地位，因为相当多的作者是依赖学科地位获得社会声望，所以当他们退出学科位置后，他们原有的学术声望将会重新经受学术界的评价，这是《红楼》作者群因历史环境导致的特殊学术命运。

2006年10月于山西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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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参阅马嘶《负笈燕园——1953—1957：风雨北大》，群言出版社，1999年，北京。季羡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中，收有张元勋、陈奉孝、谭天荣等的文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北京。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中，也有相关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北京。温儒敏等主编《北大风——北京大学学生刊物百年作品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北京。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桂林。
[2]《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第20页，北京大学《红楼》编辑部，1957年，北京。
[3]马嘶《负笈燕园——1953—1957：风雨北大》第296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北京。
[4]http://weedpecker.bokee.com/3381430.html
[5]《红楼》1957年第5、6期第60页，北京大学《红楼》编辑部，1957年，北京。
[6]《红楼》1958年第4期第11页，北京大学《红楼》编辑部，1957年，北京。
[7]《红楼。反右斗争特刊》第3号发表过一篇许栋梁的文章《趣剧及其它》，文章对伏尔泰的名言：“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进行了嘲讽，从中可见当时作者对西方思想的理解。北京大学《红楼》编辑部，1957年，北京。
[8]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第2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北京。
[9]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第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北京。
[10]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北京。
[11]《红楼。反右斗争特刊第3号》第13页，北京大学《红楼》编辑部，1957年，北京。本期还刊有一幅圣焱等多人创作的《降魔图》，把当时北大的学生右派及社团全部画出，对“右派”的造型基本是人格侮辱。当时批判“右派”的诗歌与漫画风格与后来“文革”中出现的形式完全相同。
[12]北京大学中国国语文学系编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
[13]参阅北京大学中国国语文学系编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1——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1——4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两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北京。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学教研室古典文学组编著《林庚文艺思想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
[14]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第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北京。
[15]本表列入《新潮》撰稿人中较为知名者，包括未撰稿但是《新潮》社员中的当时北大学生，教员不在其中。本文使用的两册《新潮》杂志合订本系影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上海。
[16]《新潮》第3卷第2号首篇即是饶毓泰的长文《相对原理》。
[17]《新潮》第1卷第1号第3页，上海书店，1986年，上海。
[18]《红楼。反右斗争特刊》第2号第6页，第3号14页，第4号第6页，北京大学《红楼》编辑部，1957年，北京。
[19]《红楼。反右斗争特刊第1号》第5页，北京大学《红楼》编辑部，1957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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