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总政治部“被军管”是林彪体系内部较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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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被军管”是林彪体系内部较量的结果

文贝


概念化的“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

1968年10月“毛泽东亲自下令，对总政实行军管”来自于余汝信《是谁下令军管总政》一文。此后，很多文章都引用了这一说法。
余汝信被很多人称之为文革史的研究者，而且在海外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提出的总政治部被军管并不是事实，也没有确凿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
余汝信的说法主要依据有三个。
一个是1984年5月3日由徐才厚主编的《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页70－71。）。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总政治部即很难正常履行职责。1967年7月25日，林彪公然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企图把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搞垮。11月21日，以军委办事组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次年10月，又对总政治部实行了“军事管制”。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第二个是《李德生回忆录》。文中提到：“他们甚至在1968年10月，派出军管小组，对总政治部实施‘军事管制’，演出了一场荒诞的闹剧”。（《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389 ）
第三个是余汝信访问时任总政军管小组副组长刘江亭记录（2002年9月13、14日）。据余汝信讲“到北京后，刘江亭才看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三家联合发布的对总政实行军管的红头文件。事隔多年，刘还记得其大意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任命王宏坤为军管小组组长，刘江亭为副组长。”、“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透露，命令是10月18日下达的。”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徐才厚主编的《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还是《李德生回忆录》，在“军事管制”一词中都加了引号，说明这一用词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管制，而是一种概念性的说法。
刘江亭的回忆是否准确无从考究，但余汝信却据此得出结论“一言以蔽之，对总政实行军管，是毛泽东本人亲自下达的命令。”
对于任何一项历史研究，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而且这个史料一定是具有权威性的，不能道听途说。就军管总政治部而言，既然提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三家联合发出的文件，必须把文件的原文编号注明。一面讲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命令，一面又讲是三家联合发出的文件。就文革期间中央文件而言，要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家联合发文，要不是以毛主席指示。“毛泽东亲自下达命令”说从来没有过。
没有出处的所谓文件，很难成为使用者价值判断的依据。即使一些所谓的文献资料，也要分清真假，或者有没有漏洞。事实上很多老干部的回忆录都是这些写手们操刀，加入了许多自己的观点，然而再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引用。包括一些所谓的文献也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改编，有的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有的浓缩成概要，有的甚至编造没有来源的文献。
比如由海外学者宋永毅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号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献和异端思潮重要原始文献，其中伪造了一份196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中央支左部队进驻各大军区、省军区的若干指示》。这个所谓的指示可以说闻所未闻，连个发文编号都没有。内中的许多提法都是台湾用法，明显是台湾方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制造混乱而伪造的。编纂者却 “以讹传讹”，当作正式文献堂而皇之地录入。
余汝信之所以编造出一个“对总政实行军管，是毛泽东本人亲自下达的命令”源于他的固有观念，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不是领导者（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毛泽东利用了党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付之实践。始作俑者，利用者，皆为毛本人”。

文革期间军队组织架构

搞清文革期间是否存在总政治部被军管，首先要了解新中国军队组织架构中的几个机构设置和背景和职权范围。
军委办事机构。
中央军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直接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委由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根据不同时期，曾下设过军委办公厅（有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成员组成）、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事组。在当时的组织结构中，中央军委的层次是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副主席（几乎全由元帅担任）、军委常委、军委委员四个层次。这种组成与后来的军委主席、副主席、常委并直接领导下的四总部中间多了一个办事机构的层次。
　　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８日，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事机构为军委办公厅，处理军委日常工作。黄克诚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肖向荣任副秘书长。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大将、谭政大将、杨成武上将（副总参谋长）、肖华上将、邱会作中将（总后勤部部长）、肖向荣中将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同时，增补肖华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１９６０年５月，增补张爱萍上将（副总参谋长）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负责。同年９月底，由代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１０月，又增补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为军委办事组成员。
　１９６８年３月由黄勇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1969年4月，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 此时的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70年又增加了汪东兴、纪登奎、张才千、陈士榘。一个军委办事组汇集了七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后补委员，可见其规格之高。由于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人数占优，谢富治、李德生、汪东兴、纪登奎、张才千、陈士榘等被说成是“掺沙子”，这种说法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
1971年１０月，中央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包括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纪登奎、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汪东兴。
很多文章对当年的军委办事组提出了诸如没有元帅参加，驾空军委，权力极大等问题，其实是不了解军队的组织结构。
军委办事组的职责是“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 这是一个办事机构而非决策机构，而且仅限于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
在当时的情况下，老帅们都担任军委副主席，属于领导层。军委办事组是军委的办事机构，不同于军委办公会议。如果让老帅进入军委办事组则是降格使用，因为军委办事组是在军委主席副主席以及军事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只是中共九大后军委不设军委常委、秘书长和办公会议，客观上军委办事组的职责扩大。
军委办事组只是中央军委属下的办事机构，有协调权却没有直接指挥权，只是按照中央军委或军委首长的命令落实工作。因此，由它发出的所有指令或工作指导有的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有的以三总部的名义下达，很少以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名义下发文件。
文革中的军委办事组并不像后来埋汰的那样只是斗争的工具，而是在中央和军委的指挥下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具体工作。调动部队下息武斗，安排军队人员参加支左。调解军队内部与外部的矛盾，处理社会重大事件。完成战备工作，组织国防军工生产和科研。
中央军委文革领导小组。
1966年5月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时，组长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担任。关于刘志坚在文革前期的表现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坚持军队不参加文化大革命，尽力维稳。另一种说法是没有与林彪稳定军队的态度保持一致，与他的接班人总政宣传部长谢镗忠一起，思想极左，在军队内搞揪“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军队院校师生搞“四大”和军内夺权。同时，他支持当时保刘少奇的红卫兵一司和二司（女儿在一司），支持刘少奇的工作组，和中央文革别一重要人物王任重一样打成了刘邓派。
1967年1月12日,新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18人,组长是徐向前,顾问是江青, 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青、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包括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峰、和谷岩、张清。顾问江青。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徐向前担任的军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在位置上比刘志坚时期高很多。刘志坚时期全军文革小组隶属于总政治部，徐向前文革小组录属于中央军委，成为中央军委领导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和办事机构。
徐向前贵为元帅，由于出身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军内长期以来并无实权，只是负责民兵工作。上任伊始，首先宣布由江青出任全军文革顾问。
1967年1月15日，徐向前萧华接见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为什么我们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因为过去全军文革小组是以刘志坚这个坏蛋把持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封锁。既不请示也不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多指示不执行，对他的批评还不改，这是我们军队里所谓刘、邓反动路线里头一小撮里面的一个人物。所以姚文元同志批评我们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地方落后了三个月。我认为这估计非常准确，而且这个批评是我们的动力。”
1967年1月17日徐向前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哪时贴都有指示。罗斌是政治运动中的政治扒手。”
后天语景中的所谓“二月逆流”是老帅们对林彪及中央文革的对抗，其实是叶剑英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与军委副主席兼文革组长徐向前，为了造反派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事而对拍桌子，据说叶剑英用力过猛导致一小指骨折。王力等人向林彪汇报“二月逆流”时，林彪针对徐向前说了一句话“他不能代表解放军”。（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　北星出版社　2001年版　页982）就当时而言，徐向前和叶剑英虽然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叶剑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位置在徐向前之上。
1967年2月1日，徐向前与总后勤部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谈话时说：“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06年版）
由于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活动引起了当时人气很高的两大元帅林彪和叶剑英的不满，1967年4月以后，军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由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担任。徐向前最后被批是因为武汉“七二0事件”，他批准了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酿成了一场大祸，不得不做检查。
1967年4月开始由萧华主持军委文革小组工作。
萧华在军内以才子著称，17岁任少共师政委。抗战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解放战争时任四野十三兵团政委。建国后新中国成立后，萧华在罗荣桓去世后接任总治部主任，是1955年最年轻的上将（时年39岁）。他1965年领衔创作的《长征组歌》成为历史经典。
接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萧华其实远比刘志坚和徐向前更左。当年反彭德怀有他（揭发58年随彭德怀带队的军事代表团访苏时有里通外国之嫌），反罗瑞卿他是先锋（他与叶剑英、杨成武揭批罗瑞卿的报告当时以中央文件附件下发。在1965年军委办公会议上由于指责大比武与杨德志、杨勇、张宗逊等公开吵了起来）。
在很多老将军的评价里，萧华年青有为，既是儒将又不是东西。皆因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历次运动中总是冲锋在前，包括反彭德怀、反罗瑞卿。批刘邓，整段苏权、逮钟伟。反林彪，反四人帮。
萧华是林彪得力嫡系将领之一（还有刘亚楼、杨成武），由于极左树敌太多引起众怒。当年在山东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时曾经被伪军俘虏，后又获救的所谓“变节”材料被红卫兵揭发。本人生活上不够检点，被人抓到把柄。这些都是最终导致萧华倒台的原因。
1967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会上讨论了萧华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文化大革命前整了一批高级干部，总部军兵种各军区都有，他们整到哪里，那的领导班子就不团结。2、文化大革命中整人。 3、军队并不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全军文革仿效地方打倒刘少奇的方法，搞神秘化活动，扶植一派人揪人武斗。见邱会作回忆录页138－139）
1967年12月，一份《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央。萧华随之倒台，同时受牵联的还有总政包括副主任在内及各部级一大批干部。
即使如此，林彪对萧华仍然爱护有加。不许中央专案组将他关进秦城监狱，而是放在了北京卫戍区，以致其夫人到处找不到萧华。　　
1967年8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文革领导小组基本名存实亡，工作由军委办事组取代。。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
显然，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的刘志坚、徐向前、萧华以及后来的黄永胜等都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行为虽然属于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作为职务行为情非得已。但许多做法仍然存在个人缺陷，应当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

文革中的总政治部问题并不简单

总政治部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负责管理全军党的工作和组织全军进行政治工作的最高统率机关。
文革中曾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1967年1月，陈伯达、江青支持总政治部内部造反；1月17日林彪写信支持解放军报社造反派，要他们'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5月，林彪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违反周总理提出军队文艺团体两派要联合演出的要求，支持一派演出，挑起武斗事件，诬陷总政领导是黑后台。到了7月25日，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从此总政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袁子钦、傅钟同志被扣上'阎王'的帽子，正副部长被诬为'判官'，正副处长被诬为'牛头马面'，一些干事也成了'小鬼'。使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从此瘫痪。他们甚至在1968年10月，派出军管小组，对总政治部实施'军事管制'，演出了一场荒诞的闹剧"。
李德生这种说法过于笼统，无法反映总政治部文革中的真实面貌。
总政治部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职能部门，与国家政治形势结合较紧密。在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情况下，身在其中的领导干部势必在运动中沉浮。但是，每一位领导的沉浮都有具体原因。
梁必业属于第四野战军体系，1960年至1966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被打成“罗（瑞卿）梁反党集团”，在文革前就被打倒。
刘志坚出身于第二野战军， 1957年由总政宣传部长升任副主任。他是因为跟随了刘邓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前期活动而被打倒。
徐立清出身于第一野战军，1966年5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的1967年1月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军委文革七位副组长之一，他是1968年1月受萧华牵联一起被打倒的。
袁子钦出身于华北军区，他的被打倒直接诱因是徐向前关于批评萧华的讲话被其泄露给造反派，造成萧华被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抄了家。他在1968年2月23日因病去世，迫害一说值得商榷。
傅钟出身于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就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谭政任总政主任时，就曾因“宗派主义”受到冲击。文革时在批萧华“总政阎王殿”时受到牵联，但因时年近七十长年休养，基本没有受到迫害。
显然，萧华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并主管军委文革小组期间的活动，对“总政阎王殿”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其实萧华在徐向前担任组长时就是文革积极分子。1967年1月6日，萧华讲话："在总政治部揪出了梁必业，现在又揪出了刘志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揪出了史进前（总政保卫部长，1980年担任总政副主任）这些修正主义分子"。显然萧华是支持总政内部造反的，而且打倒梁必业、刘志坚和史进前都有他的“功劳”。
1967年1月19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徐向前对萧华作了若干批评。休会时徐向前宣布：这个会没有结束，不准向下传达。然而参加会议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当晚就将会议情况告诉了在红卫兵组织中当头头外的儿子，第二天北京城里就出现了批萧华的大字报，接着北京军区的人抄了萧华的家。为些周恩来说："杨勇不斗刘志坚，却搞萧华，杨勇要把水搞浑，他自己逃脱"。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与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而且次月经毛泽东批准，萧华与谢富治、杨成武、粟裕一道被增补为军委常委。

总政治部被冠以“阎王殿”缘于"5·13事件"

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按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却成了萧华被打倒的导火索。
当时解放军总部机关及院校及文艺团体分为两派，一派为有萧华、杨成武支持的势力占优的“冲派”，在当时是造反派。另一派受林彪支持的"三军党委"，主要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属于保守派。
1967年4月，周恩来指示：五一节各文艺单位到公园演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
　　5月13日演出时，“冲派”军艺“星火燎原”的一些人联合清华、北大的造反派组织来冲击演出，发生了武斗。卫戍区部队把冲击会场的一派赶走了。此次冲击双方共伤50多人。
　　６月９日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等在人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此举表示了中央对“老三军”的支持，也使萧华支持的 “新三军”失势。此事后来被许多人称之为林彪集团掌控军队文革的分水岭，也是萧华失势的开始。
江青事后对此过程有一段讲话："解决萧华问题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结果把萧华不应该拿出去的材料拿出去了，搞得满城风雨，对解放军不好，是抹黑。坏人利用这些来捣乱，破坏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时制止，始终没有制止住，地方也利用上了，这样就打偏了"。江青口中的“不应该拿出去的材料拿出去了”指的是萧华私生活上的问题。（《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指示》，见《江青文选》
1967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此后，对总政治部的整顿涉及了许多人。由于许多主要领导被停职审查，总政治部的工作陷入几近瘫痪状态。
军委办事组政工组介入总政治部工作。
　 1967年8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三军党委负责人时宣布：鉴于徐向前、萧华主持的全军文革小组已经瘫痪，不能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中央决定，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四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同时，总政要关起门来乱一阵子，萧华不参加一切公开活动。11月，又增补李天焕（二炮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为小组成员。11月21日，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成立，刘锦平为负责人。
　　应该注意的是，1967年1月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及8月该小组停止活动，都是周恩来出面宣布的。在军内并无职务的周恩来，实际一直深度地介入军队事务。调兵是他，高级干部任免也是他。这是因为周恩来当时是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事实上是代毛泽东发号施令。
12月8日，林彪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等人接见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全体人员。林彪称： "政工组的根本任务，一是管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是管好干部。”林彪这个指示的意义在于，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的职责不仅仅是指导文化大革命，而且要管干部。这种安排完全突破了军委办事组“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而是把原来属于军委权限的干部工作纳了进来，且莫小看这个变化，在军队管干部就等于管住了一切。
12月16日，戚本禹、杨成武接见中直文艺系统一些单位的军代表。戚本禹宣布："林副主席已经下命令要杨成武同志、军委办事组选几个军、师级的干部，来管文化界的事情，现在杨成武同志已经把人调来了。一个是王宝功同志，他原来是沈阳军区空军（沈空政治部副主任）的。一个是贾军（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同志，广州军区来的。还有一个是魏宏武（21军63师政委）同志，他是二十一军调来的。今后几个样版团，就归他们来领导"。杨成武说："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在贯彻江青同志意图下，协助工作。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由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底下的文艺办公室负责"，"他们在江青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重大问题直接请示江青同志。我们协助，卫戌区协助"。（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斗批联络总站整理：《戚本禹、杨成武同志讲话》（1967．12．16）。）戚本禹和杨成武的讲话，事实上是把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的领导权交到了江青手里。
担任政工组副组长(组长刘贤权)的刘锦平后来回忆说：“其实他主要管的还是江青交办的诸如样版团、保定胶片厂等事。”从这点上看，江青并没有插手军队其它工作。
就当时而言，这个军委政工组介入总政的只是文化方面的工作。

“军管总政治部”是一种误解

军管有军事接管和军事管制两种形式。军事接管不是暂时性的措施，而是较长期性措施，是把军管单位纳入军队体系。军事管制则是暂时性的，完成任务后移交权力。

文革中不仅对地方单位实施军管，一些军队医院、院校、研究所及军属厂矿企业也实行了军事管制。军事管制的组织机构一般称为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军事管制小组，部分单位则是以派驻军事代表的形式存在。

军管的内容，除特别指明只负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夺权斗争；二是领导业务工作，维持生产、生活秩序。称为“抓革命，促生产”。被军管的单位，一般在军管会之下设两个工作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7年4月3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设立军管工作办公室，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同年11月，军委军管工作办公室撤销，军管的具体事宜改归军委办事组负责。

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时期里，没有所谓的总政治部军管小组，也没有传达过以总政治部军管小组名义下发的任何文件，所有总政治部下达的批示或文件署名都是总政治部。
1968年10月，中央军委派出 “军管小组”进驻总政治部。这个所谓的军管小组只管“文化大革命”运动，各单位的管理工作由各自的行政系统负责。小组的任务，一是实现和促进归口大联合；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进行整党；四是“抓革命大批判”。

被称为“总政军管”共八人，组长由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担任，小组副组长刘江亭（原21军副军长，曾在黄勇胜手下工作过），其它六人来自各大军区，都是师团级干部。还有部分工作人员，后来统一归军委办事组的李德生管。正因为此，李德生后来成为总政治部主任，也是我军建军以来唯一军事干部任职总政主任。
　　按照刘江亭的说法，所谓的总政“军管”主要是了解总政的"社会状况"，即人员构成情况。总政的案件和总政的群众思想反映。而且军管小组开始住总政机关，三个月后就搬了出去。借住在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
这就是所谓的军管总政。其实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由军委办事组派往总政治部的一个工作组，具体负责总政治部相关问题的审查，并没有接管总政治部的权力，与所谓的“军管”风马牛不相及。
事实上部队经常有这种情况。当一个单位的主官或者班子出现问题，有时是上级派领导干部代理职务，有时派出工作组进驻。负责调查处理情况，以保持部队的稳定。
军委工作组进驻总政治部既没有接管权力，也没有实施具体的领导，根本不存在军事管制的问题。
虽然林彪阴谋政变和叛逃问题存在的疑点很多，在军队控制方面用自己的人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本次事件中涉及的黄勇胜、杨成武、萧华、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李天佑、刘江亭、黄志勇、梁必业、刘西元、魏宏武、王宝功、刘锦平等都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出身。
从围绕总政治部斗争整个过程来看，其实是林彪体系内部以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王宏坤为主要力量的“保守派”，与萧华、杨成武等为首的总政治部“造反派”之间的较量。两派主要人物都是林彪体系，最后的结果是三个月之后成立了由吴法宪负责的军委办事组，彻底掌握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萧华等退出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后，以林彪为首的军队派系与“四人帮”体系，又展开了相对“保守派”与“造反派”的较量。
总政治部被“军管”反映了军队内部派外有派，派中有派的事实。表现了文化大革命中复杂的一面。


文贝博客 2014.3.20

http://www.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5&t=2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