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 林达：北京大学文革中两种力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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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 林达

　　北京大学是文化革命的发难地和试验场，在长达１０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着两种力量的斗争，那就是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科学与愚昧的斗争。

一、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晚８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７人签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些什么》，从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经过不到２个月的工作组领导的短暂时期，７月２５日和２６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来到北京大学，主持全校万人大会，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下结论说：“北大工作组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号召“搬掉这个障碍物”。接着李雪峰口头宣布撤销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点名要聂元梓出面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７月２７日，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向全校提出“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的倡议。７月２８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聂元梓。（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７６２）从此，聂元梓就成为北京大学实际上的掌权者，统治北大两年之久。８月３日（或４日），江青邀请聂元梓坐江的车到她的住处（钓鱼台）吃饭，她说聂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是她亲自送给毛主席的。她向聂透露机密，攻击刘少奇，江要聂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我，我随时可以接见你”。聂事后认为：“这是表明她把我当做了她的嫡系和心腹，才对我透露最高机密。”（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７６３）事实上聂元梓也确实成为了江青的嫡系和心腹，在文革中完全遵照江青的指示行事。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１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聂元梓为主任，名正言顺地掌握了北京大学的的一切权力。

　　在聂元梓统治北大的两年间，校文革都做了哪些事情？请看他们的“政绩”：

　　１、迫害教师、干部，导致多名人员非正常死亡

　　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遵从北大是“池深王八多”的“反动堡垒”的指示，把大多数干部和教师都看成是“陆平黑帮的余孽”、“大小王八”，给他们戴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现行反革命”等帽子，成立了劳改大院（牛棚），非法监押大批干部和教师，监管人员（如高海林等）态度恶劣，行为残暴，打即骂，肆意侮辱人格。西语系女教师郑培蒂刚刚生完孩子，就被关入牛棚监督劳动；历史系二级教授向达（原为一级教授，被打成右派后降为二级——编者注）患严重疾病，被送到昌平太平庄牛棚，延误了治疗致死。在《新北大》校刊上，经常刊登点名批判干部教师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被先后点名批判的干部教师有：陆平、彭珮云、戈华、黄一然、翦伯赞、周培源、冯定、张学书、史梦兰、谢道渊、傅鹰、张群玉、王学珍、陈守一、冯友兰、朱光潜、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冯至、伊敏、张侠、苏士文、张仲纯、杨勋、荣天琳、宿白、罗荣渠、李原、高望之、吕遵谔、陈仲夫、郝斌、王晓秋、李同一、董少青，甘雨沛、李同孚、程庆民、高秀芳、管玉珊、蓝芸夫、金志广、谢义炳、李宪之、孔繁、杨克明、程贤策、王力、魏建功、游国恩、阴法鲁、倪孟雄、武兆令等。其中有北大党委和校级领导人，部门和系级负责人，也有著名学者和教授，还有一些只是普通教师。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在校文革统治时期，被迫害死亡的教师、干部和学生名单如下：
　　董怀允　３９男讲师教研室主任　数学力学系　中共党员　１９６６·７·２８上吊；
　　吴兴华　４５男？教授四级　西语系　群众　１９６６·８·３劳改时被逼喝污水中毒当晚死亡；
　　俞大絪　６１女教授二级　西语系　民盟１９６６·８·２５服毒；
　　程贤策　３８男干部十六级　中共总支书记　中文系　１９６６·９·２服敌敌畏；
　　杨明爱　２９？男学生五年级　经济系　共青团员　１９６６·９·１１上吊；
　　沈乃璋　５５男教授三级　哲学系　群众　１９６６·１０·６服毒；
　　刘长顺　４０＋男？员工食堂管理员　后勤部门　群众　１９６６·１１·８被批斗而死；
　　向　达　６６男教授二级　历史系　群众　１９６６·１１·２０在劳改中不准治病尿毒症死亡
　　陈树峥　２３男学生１９６４级　中文系　共青团员　１９６６·１１·２１跳楼；
　　沈达力　２１女学生１９６２级　中文系　群众　１９６７·３·１８被批斗，服毒并投水；
　　程　远　６４女打字员　西语系　群众　１９６８·１·９自缢；
　　蒙复地　３６男讲师　西语系　群众　１９６８·３·２７自缢；
　　温家驹　２０男中学生　地质学院附中　群众　１９６８·４·１９被打死；
　　李　原　４０男教员　历史系　群众　１９６８·４·２１被打重伤后缢死；
　　殷文杰　２４男学生　无线电系　群众　１９６８·４·２７被长矛刺死；
　　王　厚　５０男食堂炊事员　群众　１９６８·５·７投河；
　　卢锡锟　４５男副教授　化学系　中共党员　１９６８·６·２４服敌敌畏加自刎；
　　林　芳　４１女器材室副主任　化学系　群众　１９６８·７·１６投湖；
　　刘　玮　２４男学生１９６１级　地质地理系　群众　１９６８·７·２０被打死在四十楼。

　　２、镇压群众组织，迫害不同意见的学生

　　１９６６年１１－１２月份，北大里出现了以“井冈山”和“红联军”为代表的部分群众组织和个人，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极左路线和林彪的“顶峰论”产生怀疑，也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表示了反对意见。在校文革的支持下，对这些组织及其成员进行了批判，有的被抓送到公安部（如杨炳章、乔兼武），有些由系、班文革组织批斗（如沈达力、杨作森等）。１９６７年２月１日《新北大》第一版到第四版刊登了长篇文章：“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点了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尹火、吕润请、王山米、魏秀芬、王志新的名；１９６７年２月７日第一版刊登文章“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点了学生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张西玲、路远、周闯、杨绍明、邓朴方、卞宗美、刘秉慈、尹火、王山米、赵丰田、王棉棉、俞启义、陈延成的名。这些行为，在北大形成了一时的”红色恐怖”，中文系女生沈达力在系、班文革的批斗下被逼自杀，杨作森身体受到摧残，毕业后不久告别人世，魏秀芬被抓捕送往卫戍区关押。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学生，如反对聂元梓最坚决的生物系６３级学生樊立勤，则实施了抓捕，私设监狱，残酷殴打，甚至使用酷刑，用铁钉钉入膝盖，竹签插入指甲，造成终生残疾。还抓捕了哲学系女生韩琴英（后改名何青），殴打致流产。

　　３、发动武斗，围困学生，打死３人，多人致残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９日凌晨，校文革领导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突然袭击３１楼，将住在该楼内的井冈山化学系学生全部赶出，并打伤多人，挑起了校内大规模的武斗，将井冈山的群众围困在少数几个楼里，断水、断电、断粮、断炊。在武斗期间，打死无辜群众３人：地院附中学生温家驹、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并且包庇凶手，不让追查。在校外抓捕井冈山群众，甚至到学生老家去抓捕所谓“反动学生骨干”，关入私设的监狱，殴打逼供，致使多人受伤致残。他们把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全国通缉；抓捕技术物理系学生邓朴方，蒙住眼睛，用铁棍殴打，关押多日，致使他于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６日坠楼致残。

　　在聂元梓和校文革迫害广大群众的过程中，他们的专政工具“二组”（即保卫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组”采用各种手段，收集了大量的“黑材料”，作为整人的依据。

　　聂元梓和校文革为了实施他们的镇压群众的邪恶措施，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在部分工人和学生中组织培养了一批凶恶残忍的打手，即《新北大公社工人兵团》和《新北大公社钢一连》，发给统一的服装和武器，进行统一的训练，在武斗中充当先锋，并四处抓捕反对他们的教师学生，抓住后实施残酷的殴打和刑讯逼供。例如食堂工人黄某某就是《工人兵团》的头目、《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经常带领打手到处打人，工宣队时期被发现还有贪污和乱搞男女关系问题，被开除党籍，作为坏分子管制；《新北大公社红九团》团长郑某，也是个打人凶手，文革后分配在辽宁某地任中学教师，因奸污女学生被判处８年徒刑；《钢一连》连长数学力学系学生王某，以打人凶狠著称，毕业后本班、本年级同学都和他断绝联系，无人理睬。

　　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代表的就是一股反人性的邪恶势力。

　　面对这种邪恶势力，北大的广大群众没有沉默，他们以各种形式进行了反抗和斗争，先后成立了《新北大东方红公社》、《红旗飘战斗队》、《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新北大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等群众组织，并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与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周培源等１３４名干部发表《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称“３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正是由于这些坚持正义，敢于和以聂元梓、孙蓬一为代表的邪恶势力斗争的广大干部、教师和学生，使得北大没有成为邪恶势力的一统天下，坚持到了聂孙校文革的彻底垮台。

　　应该说，由于聂元梓头上戴着“革命左派”、“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光环，又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领袖”，北大多数群众一开始没有看清她的真实面目，但随着她和校文革的倒行逆施，邪恶本性日益暴露，许多群众出于正义感，逐步走向反对她的道路，而由于她掌握着大权，可以任意迫害群众，所以敢于和她进行斗争的群众是冒着极大风险的，特别是那些本来就成为革命对象的干部和教师，冒的风险更大，就连被列入国家保护对象的周培源副校长，只因出于正义感，站到了反对聂元梓的群众一边，就被打成“美国特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抄家，本人若不是及早躲避，免不了被抓捕的命运。其他如季羡林、周一良、侯仁之等著名学者、教授，也因为曾经支持过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而被打倒、批斗和关入牛棚。

　　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９日，以４５８７部队为首的宣传队进驻被打后，利用校文革整的材料继续迫害广大师生员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造成２４人被迫自杀，直到被明令保护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被逼自杀，引起毛泽东震怒，派８３４１部队来纠偏。

二、民主与专制的斗争

　　北京大学具有光荣的民主传统，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一大重要口号，在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期间，热血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猛烈开火。在文化革命中广大师生仍然继承和发扬了北大的民主精神，向工作组和校文革的专制行为进行了斗争。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２日，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同学首先向给工作组贴出了大字报，引发了与工作组的斗争。聂元梓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掌权，个人野心膨胀，逐步走向专制独裁道路。校文革初期，主要表现为热衷宣传个人，大办突出个人形象的展览，在校文革班子里拉帮结派，排斥打击不同意见的成员，先后把孔繁、杨克明、聂孟民、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等赶出校文革，并组织“彻底批判孔繁、杨克明”筹委会，于６７年１月２５日、２８日召开全校大会，揭批孔繁“执行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的罪行”（北京大学纪事，７７２页）。１９６７年３月３日，昔日聂元梓的战友、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揭露了聂元梓涂抹录音带的事，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聂元梓的不满，校文革常委徐运朴、侯汉清支持郭的大字报，之后与聂元梓决裂（北京大学纪事，７７３页）。聂元梓在整风中表面上要听取群众意见，实际执行了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路线，残酷打击不同意见的群众，“二组”整理了大量反对聂元梓的教师学生的黑材料，在校系各级批判斗争教师、学生。如地球物理系天体物理研室教师彭秋和，经过调查，认为孔繁、杨克明并没有犯“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贴出了为孔繁、杨克明辩护的大字报，就被系文革派人绑架，关进私设的审讯室，毒打逼供，身体受到严重伤害。

　　以化学系６３级（０３６３）学生为主的《北京公社》成员在整风前是支持聂元梓的，但在整风过程中，看清了聂独断专行、打击不同意见群众的真面目，毅然与聂决裂；原《新北大公社》中很多成员，也逐步认识了聂元梓和校文革反民主的专制面目，揭竿而起，成立了《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这两个组织的人数大约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人，是反抗聂元梓专制统治的中坚力量。

　　以周培源为代表，包括季羡林、侯仁之、周一良等教授在内的一大批具有民主精神的的知识分子，对聂元梓以势压人、排除异己的专制行为十分不满，对敢于抵制聂元梓的学生表示支持，他们和广大学生结合在一起，共同与聂元梓校文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代表了北大进步的民主力量。

三、科学与愚昧的斗争

　　聂元梓文化程度不高（初中），不学无术，颟顸无知，经常犯一些诸如“披荆斩辣”、“赫鲁晓夫写的顿顿的静河”之类的低级错误，被人耻笑。文革中她及其助手们只知唯江青、康生等人的指示是听，去上海煽风点火，到处夺权、抓叛徒，在校内残酷镇压反对派，长期停课“闹革命”，虽然也曾经喊过几天“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但很快就被他们制造的阶级斗争高潮淹没了。１９６８年武斗中，校文革支持的武斗队利用校办工厂制造武斗工具，孙蓬一竟然要求化学系利用实验室制造燃烧弹。１９６８年８月宣传队进校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旗号下大整干部和群众，造成多人自杀；迟群、谢静宜等人把１０００多名干部教师送到血吸虫病高发区—鲤鱼洲劳动改造，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身心；三届毕业生不按专业分配，发配到边疆、农村、农场等接受“再教育”；宣扬“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制造“考教授”事件羞辱教师，树立“白卷先生”、“反潮流”的小学生为榜样，还企图批判“相对论”、“热力学第二定律”等，他们代表了一股反科学的愚昧势力。

　　在文革中，北大师生中不乏一些冷静的思考者，例如何维凌、王彦、胡定国、樊立勤、陈醒迈、齐菊生、程汉良、刘立民、杨炳章（经济系教师杨勋之弟）等，他们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大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英法、俄罗斯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还阅读了当时称为“灰皮书”的一些著作，如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吉拉斯的《新阶级》等。他们研究文革，对文革的发生和作用、对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产生了怀疑，有的写出了大字报，有的在私下讨论。这些被当时称为有“异端思想”的“异端人物”，被校文革和后来的宣传队发现后立即遭到了严厉的打击，有的被送进了监狱（如何维凌、杨炳章），有的遭到残酷的斗争和殴打（如樊立勤），有的被隔离审查，延期毕业（陈齐程刘“四人集团”）。文革后他们中一些人积极参与经济改革，成为改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如陈一谘、何维凌、杨勋），为改革开放作出了积极贡献。还有更多的学生，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考上研究生和“进修班”，经过一段学习后，进入新的工作岗位，为“四化”建设出力，很多人成为院士、大学校长、教授和单位的业务骨干，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行为也是对“四人帮”及其在北大代理人的有力回击。

　　著名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先生更是坚持科学精神，反对愚昧的代表人物。早在文革初期，他主管北大汉中分校的建设，不顾个人安危，前往汉中检查工作，遭到不明真相工人围攻，幸得邓朴方、赵丰田等人的保护，返回北京后他向聂元梓汇报情况，却遭到冷遇，他对聂元梓忽视汉中６５３分校建设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北大老五届学生被毕业分配到全国各地，几乎都与专业脱离，从事体力劳动，一些学生写信给周培源反映情况，周培源在一次国务活动中，将“联名信”递交周恩来总理，１９７２年，周总理曾主张让６９、７０、７１届毕业生“回炉”学习，但因“四人帮”反对而未能实现。１９７０年４月，陈伯达来到北大，动员周培源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遭到周培源的抵制。

　　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４日，周恩来总理对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把它拔掉。”“你周培源要好好抓一下，你是革委会副主任嘛！将你的军了。杨振宁提倡搞基本理论，毛主席听了很赞赏，你们要提出有效办法来。”（北京大学纪事，８４０页）回到学校后，周培源一方面向校党委常委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一方面冷静地进行了思考，７月２０日，给周总理写了一封简要的信，陈述了自己对我国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看法。７月２２日，周总理接到周培源的信，阅后，即向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作了批示：“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做依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早在１９７２年春，应《人民日报》记者之约，周培源写了一篇《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拟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版里。由于遭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阻挠抵制，直到１０月６日，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国内科学界、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人纷纷致信表示支持。“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亲信迟群等人极力诽谤并企图在北大组织批判这篇文章，遭到了北大广大教师的抵制，只好到上海组织批判。年逾古稀的周培源铁骨铮铮，没有屈服，没有被压垮，他与迟、谢等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直坚持到四人帮垮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已故校友牛辉林回忆说：２００６年，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在走访北大师友过程中才得知，从我们１９７０年毕业离校到“文革”结束的６年多时间里，已经七旬高龄的周校长面对人人皆知的有背景的政治人物，坚持真理的胆气依然不减。不仅公开抵制迟群（担任清华党委书记、北大党委常委的８３４１部队干部）提出的所谓“教改”，而且还成功阻止了陈伯达在北大发动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狂妄企图。２００８年在一次拜望离职休养的王连龙副政委时，年及九旬的８３４１老领导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们那位周培源校长可真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人哪！８３４１刚在中南海抓了‘四人帮’没几天，他老先生就在北大办公楼指着我说，你们在北大执行的是江青、迟群、‘四人帮’那一套，必须清算！”（牛辉林，我和周校长，山西北大人，２０１４年第期）

　　周培源先生是北大师生坚持科学，坚持真理，与愚昧势力斗争的杰出代表，永远值得后人纪念！

结语

　　回顾文革１０年的风雨历程，北大始终存在着两种力量的斗争，这种斗争并不是指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两大组织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而是广大师生与一小部分当权者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民主终于战胜了专制，科学终于战胜了愚昧。在北大１２０周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展望未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和校友，必将继承母校的光荣传统，高举正义、民主、科学的大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更加辉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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