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挥之自杀（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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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界有两个人，一个是于是之，一个是他的舅舅石挥，在他们死后的半个世纪，不会有人超过去。

五十年前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傍晚，石挥告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童苓芷，往码头走去。路上遇到了上影厂的一位同事，问他到哪里，他的回答驴头不对马嘴——“再也不能演戏了”。暮色苍茫之中，他来到黄埔码头，买了张票，登上了开往宁波的“民主三号”客轮。从此，这位40年代的“话剧皇帝”，影界的编、导、演全才消失了。各种传闻在社会上游走——石挥到了香港，到了台湾，到了美国，投靠了资本主义……

石挥的失踪是前两天开会的结果，他的上影厂同事揭发批判他的右派言行，说他骄傲自大，有点成就，就跟党讨价还价；说他写文章反党，说他根本不懂艺术，就知道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说他道德败坏，吃喝玩乐玩女人；而且流氓成性，在周璇生病期间强奸了她……总之，几乎在一夜之间，石挥从人杰变成了鬼蜮；从卓越的电影艺术家变成了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臭狗屎。

三年前，李镇写关于石挥的论文，想采访揭批会的当事人。听说当时的会议记录师伟，退休了，住八一厂。师伟饰演的角色多是那些天真单纯、服从组织的女孩子——《不夜城》中的铮铮，《林海雪原》中的小白鸽……我原以为，只要打出“广电总局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大牌子，她一定会欣然应允。没想到，得到的却是一个斩钉截铁的拒绝。

转念想来，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哪个陌生人要我谈谈当年下乡时如何批斗“黑五类”，我也不会痛快答应。遗忘是治疗心灵创伤的常用药，最廉价却最有效。然而，历史并不那么容易被屏蔽，当时的报刊还在，还保存着一些批判石挥的材料。尽管不那么鲜活，但它更有条理、更确凿无疑。

在1958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名为《石挥是电影界极端右派分子》的文章。作者是上影厂的副厂长、导演张骏祥。这位清华毕业生，留美硕士认为，石挥的反党是有一贯性的。“远在上海沦为孤岛的时期，石挥就煽动人脱离当时党领导的剧团上海剧艺社，破坏剧运。解放以来，石挥随时随地，从讲笑话、说相声到写文章、拍电影，不放弃任何机会，千方百计地诬蔑、讽刺和咒骂党，反对党的政策和党的文艺路线。在鸣放期中，他更认为‘翻身’的时机已到，猖狂地发表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文章，喷吐出蕴蓄在他胸中的毒液。”

《谈石挥的反动的艺术观点》登载在《中国电影》1958年第1期上，作者是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闻名于世的导演郑君里。其独到之处是从艺术上批石挥——作为编剧，“石挥从来不放过一个最小的机会在正面人物的鼻子上抹灰”，“他狂热地夸大了正面人物的所谓阴暗面，用欣赏的态度加油加酱，从中制造各种笑料，去迎合小市民观众的低级趣味”。作为导演，“他可以轻轻地一笔勾销了思想对剧本的指导作用，把解放后演员同志们在各种思想战线上的收获连根拔掉，把多年来演员同志们在学习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所取得的进步一扫而光，把旧思想和错误的方法，扶上正位，使它合理合法重新称王称霸”。作为演员，他反对史坦尼表演体系。“英、法的表演大师就不按什么史坦尼，你能不承认他们的艺术？”是石挥典型的反动言论。郑君里认为，石挥根本算不上演员，而是一个卖弄“恶性海派噱头”的“戏油子”，他的戏包袱里装的全是破烂，“其中不少的一部分是他青少年时代整天价逛天桥捡来的，流氓地痞、九流三教的货色，应有尽有。总之，“无论在编剧、导演、表演各方面，石挥一刻也没有放松在经济上把它变为个人抓钱的手段，在政治上把它变为向新社会、向人民进攻的武器。在他的交待中他说，我不甘心于自己阶级的灭亡，对新人、新事、新社会充满了攻击和诽谤。这是实话，另一方面他在自己阶级没落的仇恨中拼命加紧抓钱，疯狂玩乐，金钱、女人、吃喝是石挥生活中三件大事。”在一篇文章中，石挥有一段发自内心的表白：“我们爱祖国、爱人民、爱艺术，准备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人民电影事业……我们看到电影院前的观众在等法国电影的退票，在排队买票看《流浪者》，受到很大的刺激。我们在厂里谈来谈去思想性强、拍得好的影片，可就是出了门没有人看。”郑君里将这一表白解释成：“石挥诬蔑中国观众喜欢看资本主义国家电影，不爱看我们自己的‘思想性强、拍得好的影片’。”

1958年底，电影出版社出了两本反击右派的批判文章汇编，题目是《捍卫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此书的续集选登了赵丹和瞿白音合写的、发表在《中国电影》上的文章——《石挥“滚”的哲学和他的才能》。石挥跟青年演员说过这样的话：“跟我滚两年，包你能滚出来，滚成个名演员。”赵、瞿认为，“滚”的中心思想，即“票房价值”。就是千方百计地迎合当时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小市民层观众的落后的趣味，落后的思想意识，赢得了他们的笑声、掌声。两位作者还“根据同志们揭发的情况”，历数石挥的罪恶——石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大地主家庭，最早是一个“五分钟”演员，后来混进上海剧艺社，在党的培养下，演了文天祥，一举成名。他从此骄狂起来，在剧社制造纠纷，企图把社搞垮。后来进了“苦干剧团”，同样制造分裂，把“苦干”拉垮了。与此同时，他买通小报，吹捧自己，给自己加冕为“话剧皇帝”。解放前夕，他做了演出的老板，剥削同行。还做过投机倒把的棉纱交易，穿着美军的军服，任意打骂三轮车工人，或是装成日本人吓唬人。解放后，“党耐心的教育他，争取他，给他重要的创作任务……可是他欲壑难填，大声的叫嚣‘党埋没人才’，‘不尊重传统’，‘扼杀创作意志，没有自由’，‘新社会只叫人说假话’……他到处放火，到处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向我们党和人民猖狂进攻”。

批判文艺人自然要联系他们的作品，石挥编导演过的电影、话剧，从《关连长》、《我这一辈子》到《雾海夜航》都成了批判者的靶子。出自前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导演赵明之手的大作《从〈雾海夜航〉看石挥反党反人民的才华》，是其中的佼佼者。

三十年后，业界重新评价石挥，研讨会、传记、评论、论文纷至沓来。原来石挥出身贫苦，小时候，父亲弃家不顾，母亲独立支撑。为生活所迫，他15岁就出外打工，在下层摸爬滚打，吃了不少苦。1941年到1948年间，在“苦干”剧团里演戏，尊黄佐临为师，很快成了剧团的台柱子，由于过度疲劳，他两次昏倒在舞台上。他痛恨旧社会厌恶国民党，由衷地热爱共产党和新中国，努力向新的意识形态靠拢。他与周璇相爱，正准备结婚时，香港传出周璇的绯闻，他大受打击。后来周璇患精神病回到上海，被上影厂的一个美工强奸。石挥从艺16年，只有9年从事电影创作，9年之中演、编、导了18部电影。他凭着天分和刻苦，成了40年代的“话剧皇帝”；又凭着虚心和悟性，执起导筒，自编自导自演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名片《我这一辈子》、《关连长》。1982年意大利举行“中国电影回顾展”，《我这一辈子》让老外们赞叹不已。法国电影史家米特里说：“我参加了这次回顾展，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日本影评家佐藤忠男说：“过去我只知道中国有个赵丹，现在我发现还有石挥。”

大凡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艺术观。石挥凭自学卓然成家，是因为他对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表演上，他取各家之长，把中国民间的戏曲、英国哥格兰的“表现派”熔铸一炉，形成了一套稳定而成熟的个人风格。因此，他对苏俄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理论一统天下的做法不以为然。在导演上，他走的是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路子，自觉地疏离当时的主流手法。因此，他塑造的解放军英雄亲切自然，却与时代要求相距甚远。他以观众的好恶为取舍，痛恨概念化公式主义，无形中成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反对派。他的艺术观与新的文艺方针格格不入，尽管他努力地改造自己去向新政权靠拢，可努力歌颂解放军的《关连长》却遭来一通不讲道理的批判。《武训传》批判之后的文艺整风全国电影停产一年。此后，他虽然导了《鸡毛信》、《天仙配》和《雾海夜航》，但是，新的文艺方针对他的压迫有增无减。“双百”一提出来，他极为振奋，撰文发言，诉苦衷、批外行、倡传统，憋了六七年的鸟气，一吐为快。这样的人，当然是极右分子。

1957年底，当电影界还在盛传石挥投敌的时候，宁波海边飘来了一具男尸，当地渔民就地埋了。第二年，当地公安查访此事，渔民们忘了埋尸的准确地点。经验丰富的公安在芦苇茂盛处挖出了这具男尸，西装中的派克笔和腿骨骨折的旧痕告诉人们，他就是石挥。

当年撰文揭批石挥的积极分子并没有因此而免祸——瞿白音因为一篇《关于电影创新的独白》，从1964年就被打入另册，“文革”中更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饱受折磨。“四人帮”倒台不久即撒手尘寰。张骏祥被关进“牛棚”，郑君里惨死在狱中。赵丹1967年12月被捕入狱，被捕前后屡遭毒打。1980年逝世后做尸体解剖，医生对黄宗英说：“赵丹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没伤，包括两只耳朵，太惨了。”赵丹在狱中写下了两大捆“认罪”材料，其中有一篇是《五七年反右》：“那次的反右斗争，我在黑线的保护之下，非但没有列入右派，反而摇身一变而成为‘左’派，我参加了对右派分子石挥的面对面的斗争大会，又参加了对上官云珠的批判斗争的中型会，我皆作了发言。瞿白音也乘机捞了把稻草，跑到我家里来，急就章地二人搞了一篇批判石挥的文字，送给报上刊登了出来。这样，将自己打扮成个‘左’派，混过了关去，并在刘少奇的一条招降纳叛的建党路线之下，我站在叛徒哲学的观点上，篡改、隐瞒了我的罪恶的叛徒政治、历史部分，混入了党内，玷辱了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给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害！真是倾东海之水也洗涤不净的罪孽呀！只有再次地向党、向革命人民请罪！服罪！”（《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按照极左派的说法，反右时的左派都是伪装，是假左派真右派，他们比“极右分子”石挥更阴险更狡猾更反动。

十年浩劫之后，受迫害的人们都在控诉，可很少有人想到，他们的厄运与反右时的紧跟、表态、落井下石有什么关系；很少有人想到，他们当初不顾事实，违背情理，上纲上线地揭批石挥，害死的不但是石挥，而且是他们献身的理想，忠于的事业。

上影厂打了46名右派，自杀的只有石挥一人。这是性格使然。石挥表面上嘻嘻哈哈热情随和，平日里开玩笑、说相声、找噱头，内心深处却孤独冷寂——少年打工，混迹下层，使他尝遍人间冷暖，阅尽人性丑恶：“打开世界史，没有一个学说、没有一个主义、宗教、革命，不在理论上有正确的立足点，但又没有不被否定、推翻、再建的。”“真理各具一套，分不清青红皂白谁是谁非。”“世界上被人称颂着的功绩和伟业，十有八九都是目不忍睹的惨事。”这是《石挥谈艺录》中的文字。黄宗江在回忆录里说，40年代，他和石挥同居上海的亭子间。石挥说过一句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天下人都是王八蛋”。在这极端恶毒的咒骂之中，深藏着对冰冷的利己主义的憎恶和轻蔑。唯一给他温暖的母亲已经故去，唯一钟爱的艺术已经把他视为仇敌，他的人格成了一张揉皱的手纸，在众人脚下无声地哭泣，这个世界，还值得留恋？！

1957年11月的那天夜里，石挥站在“民主三号”的甲板上，眼前翻腾着漆黑的海水，“天下人都是王八蛋”，带着对人性的失望，对世道的怨恨，他纵身跳进大海。那一年，他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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