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方方谈《软埋》的“软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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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左派围攻，作家方方谈《软埋》的“软埋”

罗四鸰 2017年6月27日



4月底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路遥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评委们把大奖颁给了湖北作家方方的《软埋》，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土改中失去惨痛记忆的老妇人的故事，评委们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她固然不是选取土改题材的唯一作家，但她却是把同类题材处理得恰到好处的作家，让批判性与文学性打到了很高程度的融合。”

就在这部小说获得这项民间奖项的前一天，在方方的家乡武汉举办了一场针对小说的批判会,亲身经历土改的老革命、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及其后代参加了该会。武汉钢铁厂原组织部长殷学元发言说，方方污蔑土改，意在颠覆共产党。座谈会上还挂着一个大横幅“《软埋》是一株大毒草”。

不久，中国一批极左派人物撰文对小说《软埋》以及作者方方进行政治批判，认为小说是为地主阶级翻案，否定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并认为当下中国文艺界需要认真贯彻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5月22日、23日、24日接连三天，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三位中共高官在红色文化网，分别发表文章《〈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对《软埋》进行政治批判。5月27日，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也在察网发表批判，称“《软埋》其实就是一颗颜色革命的信号弹，通过伪造一个地主家庭被软埋的历史，来为刘文采、黄世仁们翻案。”

对于极左派运动式的大批判，方方也不停地在自己的微博进行回应与反击，称自己是一位自由的作家，并感慨“文革”阴魂不散。方方5月22日写道：“我的写作，一向关注社会进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有读者一定要肢解小说，并恶意解读其内容，以夸张的方式，向诸多不读作品的人们传达错误信息，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倒’吗？”方方5月23日再次反击写道。“我身后当然有大背景！而且是巨大无比的背景！他的名字叫常识。常识，这正是你和你的极左伙伴们所缺少的。”

但是到了5月25日，方方微博称《软埋》停印。随后《软埋》在当当、京东等网上书店下架。不过，小说《软埋》却因极左人物的批判与方方的回应，成为热门读物，许多读者赶紧在书店或是淘宝购买还未下架的图书以示支持。《软埋》的Word文档或是PDF文件更是在读者中秘密传播。

方方，原名汪芳，当代著名作家，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风景》被视为新写实主义开山之作，代表作有《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她不甘于历史与记忆的被“软埋”，用三年时间将小说写出，2016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来并未引起社会的太大关注。在极左批判之后，不仅“软埋”成为一个热门词汇，用来形容当代中国的历史与记忆，中共土改的历史也再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20万字的小说《软埋》，讲述的是一位老妇人丁子桃突然陷入痴呆后，她的儿子吴青林无意中发现父母身世的故事。原来父亲吴家名原是山西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全家在1948年的土改中被杀后，隐姓埋名成为医生。母亲原名黛云，在1950年代土改时期，娘家人被杀、婆家全家集体自杀且被“软埋”，即不入棺椁直接被泥土埋葬。黛云侥幸逃出，被吴家名救活，但从此失去记忆。就在吴青林发现自己父母家族的可怕历史时，被记忆折磨了两年多的丁子桃去世，没有和儿子说一个字，她的记忆从此软埋。

方方在小说后记中写到，书名及故事来源于她的一位朋友的母亲。朋友的母亲当年只身从四川逃出，后给人做保姆。后来朋友买了别墅，母亲依然紧张和恐惧，即便得了老年痴呆症，依然清晰地说：我不要软埋。“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葬于泥土，这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以决绝的心态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记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都是被时间在软埋。一旦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

就这部小说掀起的波澜之时，方方接受了采访。采访用邮件进行，经过删减与编辑。

问：小说后记中你提到你的家族历史片段，能说说你家族在土改中的经历吗？你们的家庭记忆也被“软埋”？关于土改，你查阅过相关历史资料吗？

答：小说内容跟我的家族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我在写完小说后，想写一部百年社会动荡和变革之中一个家族的命运，所以就去老家看看。因为我父母的家庭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由于我父母年轻时即出来读书工作，我从来没有去过老家。小说写完后，交给了出版社，然后才第一次回到老家。的确，我在乡下了解到许多过去从未听说的事。几十年过去了，知道一点往事的只剩有两个表哥，其他晚辈也几乎都不知道。小说的原型人物是我朋友的母亲，但也只有一点点痕迹。我在后记里也提到。正是被她母亲所说的“软埋”两个字所击中，放下手上的他作品，开始写这部书。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曾在电视台工作，经常下乡去拍纪录片，后来又下乡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这种经历，使我有机会在乡下看到许多无主大宅，或说是老式庄园。也有的宅园会有一二后人，偏居一隅，多是贫困潦倒者，更多的则连主人都没有。好奇中问村民，他们也会跟我说一点当年往事。这些我见多和听多了，便会沉淀在心里。

此外小说中所写的川东，我也专门去过。因为涉及到土改，我自然会查阅资料。很多与土改相关的资料非常小众，毕竟这是过去了多年的事。而这样一件影响到中国社会进程的大事，大家也都忘记得差不多了。现在，倒因为《软埋》一书的遭禁，这些资料反而流传开来。这也让我很意外。当然，我读或查到的，应该比流传得更多一些。我写过不少有历史背景的小说，我的写作习惯就是在开笔之前，一定要把案头资料工作做足。非但如此，我还会去现场查看。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是如此。

问：《软埋》以否定土改而引起争议，不过，小说中土改历史并没有正面出现，而是在一位失忆老人的记忆中再现的。与其说这是一部土改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土改记忆的小说。可以这么说吗？

答：也可以这么说吧。小说其实并无反对土改的议论，甚至没有反对的倾向。对历史事件不作评价，这大概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基本态度吧。因为很多历史进程中的事件，经常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和非常特殊的原因。是非对错，不是由一个作家来评判的。文学是人学，我的小说关注是的在这些历史进程中受到冲撞而被改变命运的人。社会事件只是人物的背景而已。甚至，归到这部小说中，我倒是更多的有一种与历史和解的态度。这种和解表现在我对遗忘者的体谅。毕竟这是一段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与此相关的几乎整整一代人都业已逝去，留下来的后代也可以放下这些，以向光明处看的心态，过好现在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遗忘，但社会精英会应该对这件事有所记录。一个社会的重要事件，不能让时光软埋掉，我们需要记录下来。个人可以不需要记忆，但历史和民族需要。记录的目的是可以以史为鉴，为后来的社会进步提供文本参照。

问：那么，你怎么看土改的历史？既然小说其实并没有正面写土改，你认为，小说《软埋》为什么会触怒极左，引起他们的大批判？

答：我本来就没有对土改这一事件进行正面描述的想法。我只是想写在那样的背景下，一个人和一些人的命运。至于土改本身，我一向的看法是：一个新政权的建立，进行土地改革或许也是必然。实现耕者有其田，抑豪强，均贫富，大约也是一种社会理想。但是怎么改？是否需要这么残酷？是否需要杀掉这么多人？我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持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显然的。其实这部小说中人物命运是有些悲惨，但却是一部观点温和的小说，仅仅涉及到土改这个题材而已。

之所以引起极左围攻，我想有极左自身原因。因为任何派别一旦走向极端，就会随时寻找攻击目标，如果他们不攻击别人，便会自己相互攻击。只有在攻击他人的情况下，他们方可团结一致。当然，或许有人背后策动，比方我在评奖和评职称过程，对一些四处搞活动的人进行过批评，显然这些人对我也是相当仇恨的。利用极左的情绪，对我个人进行报复大有可能。不然，很难理解，三个退休高官（指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编注）几乎在同时看了小说，并且同时期写出内容大体相同、文风大体接近的文章。而且这三个退休高官的共同点都是喜欢书画。有时候，一些事看起来很复杂，稍加搜索，追踪寻迹，一下子就能看到是怎么回事。所以，引发这么一个事件的导火索，很可能就是我得罪的某一个人，他寻找他的哥们帮忙，而极左的“网络新文革”也正好需要目标人物作为突破口，他们也要有他们的存在感，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个话题，或许正好合他们的意。两下里一拍即合。由此，所有极左的骨干人物几乎全体上阵，没有写文章的，也通过转发表态，声势真是非常的浩大。用词之激烈、之凶狠，也非常让人惊讶。从普通的底层百姓，到北京高官，都来批判这一部小说——一部观点如此温和的小说，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它不可能不成为事件。

实际上，他们从第一篇文章开始，就不是在谈作品，而是针对作家。以他们列出来的罪状，放在过去，都是杀头罪，放到现在，也让官员们高度胆寒。他们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一波一波地示意官府：这个人的小说是在反对你们，你们应该严惩她。他们也吃定了官方心理。为了维稳，官方一定会听从他们摆布。

问：赵可铭〝仍然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论调的出现，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你认为为什么如今还会出现这样的批判和论调？

答：我们在大学时，曾经联合湖北省的文学期刊《长江文艺》杂志社做过一次专题讨论，即：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时间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坚决否定“工具论”这一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根本不用再讨论。文学当然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虽然它时而可以作为工具。但它的本质不是用来当任何工具的。所以，再次看到具有文革风格的文章，我还是吃了一惊，真的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上海华东师大钱谷融先生曾经有一句名言，这句话深深地影响到我。他说：“文学是人学”。我极认同这个观念。你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必须是政治家或革命家，要求他们的写作是为政治或为革命；也不能要求作家的写作必须按规定去写，或者按上级要求去写。如果历史上过往作家都是这么写作的，我们今天哪里还有那么多的文学经典可以一读？文学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表达，无数个人的表达，汇集起来，才是一个时代的表达。

问：《软埋》一方面得到民间文学奖“路遥文学奖”，另一方面遭到左派人士张全景、赵可铭等人的围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当下中国这个奇怪的现象？如何看待当下中国这两种严重对峙的情况？

答：我不介意得不得奖。而且我之前也并不知道有一个路遥奖。但在一片批判声中，评委们把路遥文学奖给了我，我还是非常感动并感谢的。这种感动感谢并非是得了奖，而是一种认同。它让我知道，在文学界，至少有不少人与我有着相同想法或相近的价值观。对于极左的围攻，我最初也是备觉意外。先没当回事，因为很多作家都被攻击过。像陈忠实、莫言余华等，他们也都有（受）过攻击。

我是完整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一直在反左，反左的力度并且非常大，对社会上影响也很深。很长时间，极左都没有市场，一个极左者，一定会被社会所唾弃，也被众人所厌恶。当然，也许也有文革的拥护者，但那时没有互联网，他们没有发声机会。现在的极左人士其实与文革中的左派也是不同的人。应该说，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走出了困境，经济上得到腾飞，但这个过程，很多人都付出了代价，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虽然社会整体富裕了，生活比之以前都得到改善，但贫富差距的扩大、日常生活的艰难，比方看病、买房、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再加上层出不穷的贪官和永远懈怠的官员如此之类。改革中的失误，许多后果是由他们承担下来了。国家长时间没有修正这些失误，便导致了他们深深的失望感。而他们的声音很难发出去，他们的诉求也经常被忽略，甚至他们积压的情绪也得不到安抚。

互联网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彼此回首往事，怀念当年要穷一起穷，要苦一起苦的清贫岁月，这已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安慰剂。极左们正是利用这样一些深怀失望感的人。个人际遇，使他们很容易情绪化，只要有人煽动，就会相信煽动者真是他们的代言人。这样一群人的基数非常之大。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仍然没有拿出更好的办法，来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以及让他们更新自己的观念，从而融入现代生活。我想，要化解现在的对峙，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民生并改变民生。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可能需要漫长的改革过程。

问：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成为中国文学创作指导思想。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作为作家，你怎么看待这两个座谈会所造成的影响？

方方：第一个会议中的“延座讲话”，我这样年龄的人，在文革中都学习过。毫无疑问，这个讲话对中国的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第二个会议，我没有参加。毕竟我在国内也不是个积极分子。我虽然在湖北作协当主席，但在中国作协仍是边缘人物。何况我一向也不喜欢开会。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座谈会，大概也是我们双方的乐见之事。说起来，无论第一次或第二次座谈会，都显示着高层领导对文学的喜爱和看重。他们的观点，自是对中国文学的走向影响巨大。这个影响不能用简单的文字陈述会出现在哪些方面等等，也无法用很精准（的）词汇来作一个判断。或许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吧。但需要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无论有多少领导的重要讲话，他们仍然会按自己的内心需求去完成每一部作品。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波士顿。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627/cc27fang-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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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

刘祖禹

《软埋》是一篇不折不扣的为土改翻案的小说。作者站在地主阶级还乡团的立场上，对伟大的土改运动进行恶毒的反攻倒算和秋后算账。为了消除这篇错误的文艺作品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误导和毒害，必须对其进行严肃的批判。
刮翻土改案风的那些人，无视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基本事实，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广大农民阶级的基本事实，充满“吃人”惨剧的血淋淋的基本事实。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封建阶级的阶级基础就是地主阶级。地主占有最多的生产资料。占有少量或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广大贫苦农民都是耕种地主的土地。据统计，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只占农村人口的10%，户数占8%左右，其占有的土地则达全部可耕地的70-80%之多。而占全国农民近60%的贫雇农占耕地总数不到15%。地主户均占有耕地是贫农的40倍。我们从《白毛女》、收租院以及多地许多恶霸地主、大地主大庄园剥削农民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的程度，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极为罕见的。地主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是帝国主义和大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中国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
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我们党的政策，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正确政策，完全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土改运动砸碎了铐在农民身上的枷锁，使广大农民在经济、政治和精神上得到解放，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阶级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生活逐步改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要撼动这一历史，要翻这段历史的案，如同蚍蜉撼树，是不可能得逞的。
必须指出，刮土改翻案风并非始于这篇小说。多年来，由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盘踞的土围子，诸如《炎黄春秋》、“共识网”、“天则研究所”等等，都做了不少翻案文章，可谓罄竹难书。他们在“反对革命”、“消解革命”思想驱使下，翻整个人民革命历史的案，翻建国以来伟大成就的案。翻土改的案，是他们全部翻案勾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只举一例。2011年4月号的《炎黄春秋》登了一篇翻土改案的长信，说什么“中国农村土地是加上了人工的，是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因此就称不上是‘封建’”。这是什么话？中国的贫苦农民地无一垄，家无立锥之地，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有什么钱从地主手里购得土地？地主和地主之间，地主和城市工商资本家之间自由买卖土地，构成了商品交易行为，难道就能摘除中国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帽子吗？那封信中还说，“土生土长的地主富农……绝对够不上封建的资格，他们中间的……驯良的人为多数，他们都是一些勤俭的、安分守己的分子”，“他们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他们中“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看看，翻案者给地主、富农戴了多少高帽子，却只字不提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种种超强剥削，这是对于读者特别是未经过土改的读者的蓄意欺骗。作者还以地主阶级自居，对贫苦农民极尽诬蔑之能事，说什么“地都分给懒惰分子了”，“他们游手好闲，吃穷用穷了，还说是被我们剥削了”。总之，在这封信的作者笔下，中国农民是游惰分子，好吃懒做。撕开作者的谎言，可以看到，地主的“勤快”是一种黄世仁、穆仁智向佃农杨白劳逼债的“勤快”，污辱白毛女的“勤快”，是周扒皮之流半夜三更学鸡叫、逼长工去地干活的“勤快”。而农民的“懒汉”是缺衣少食、连长工活也揽不上的“赋闲”的“懒汉”，是生活无着，四处逃荒、流浪的“流氓”。这难道不是土改以前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吗？
难以想象的是，中国作协主管主办的《人民文学》，竟以发表《软埋》的形式加入翻土改案的大“合唱”。《软埋》的作者把旧社会让人变成鬼、新社会让鬼变成人的事实彻底颠倒过来。一个几辈子光宗耀祖（应读作几辈子血腥盘剥农民）的大地主，面对农民起来造反，斗争地主，说成“摆不下这身骨头架子，看不起这个脸子，更吃不住这份儿打，我不如自己死”。这就是说，新社会把这个大地主陆子樵由人变成了鬼。小说控诉说：“土改中的一切”，就是把人“打进了十八层地狱”。作者用这么一个故事向人们传递了什么信息呢？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张目、为谁呼号呢？应该是再清楚不过的。
社会上这股翻案风的掀起，确实造成了相当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人。我有一个晚辈，二十五六岁。有一次她十分认真地问我：“年终岁末，黄世仁向杨白劳要账，有什么错，欠债还钱，天公地道，天经地义，这不正是依法治国的要求吗？”她不知道中国历史，没学过中国近代史，她不懂得自有阶级以来，历史就是一部充满阶级斗争的历史，再说了，也从来没有人告诉她地主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怎么敲骨吸髓地压迫、剥削农民。像她这种年轻人在社会上决不止一个。这怪谁呢？能一味责怪这些年轻人吗？应该说，社会、学校以至家庭这么多年来疏于以至缺失对她们进行正确史观指导下的历史教育、阶级教育。正如在香港一些受港独分子蛊惑的年轻人，他们中有些人盲目地跟着港独分子忽悠走，是因为自打香港回归以来，他们作为中国人，几乎从没有接受过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的教育，包括香港怎样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港英当局怎样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的教育。现在香港政府已经作出了要在香港小学里开设中国历史课程的决定。可以期望，未来香港的青少年一代在思想面貌和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上将会发生新的变化。
为土改翻案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卑劣伎俩。他们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理性反思历史”的旗号，反对革命、消解革命。他们深谙要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尼采掀起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老祖宗。尼采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解救过去，把一切‘过去如此’改造成‘我要它如此’——这才叫解救”。《软埋》的作者正是按着这个逻辑行事的。他要“解救”土改那段历史，就要按着自己“要它如此”的要求去改写历史，去“还原”历史的所谓“真相”，这就是：旧社会不是把人变成鬼，而是新社会把人变成鬼。必须让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明白这些人“灭国去史”的罪恶图谋。对教育者来说，这是一项不可推卸的重任。
近些年来，一些人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讳莫如深，似乎一讲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看法是十分荒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早就过去了，因为它不合中国国情。但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等于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就完全烟消云散了。党章、宪法，历史问题决议和习近平同志有关讲话，都对此有明确表述。我们必须看到，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看家本领，是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底色和底线。如果抛弃这个看家本领、底色和底线，马克思主义将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也将不成其为共产党。正如美国驻前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托洛克说过的那样：苏共如果抛弃了阶级斗争观点，那么这样的党继续以共产党命名，美国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位大使的这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再有说服力不过了。我们现在几乎很少谈阶级，只是谈阶层。那么，只是谈阶层，就能放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吗？我们不必讲更多道理，只举一个事实。当前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正是由敌对势力蓄意挑起的。国际敌对势力针对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搞和平演变，挑起颜色革命，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斗争吗？而我们在网上，在一些集会上看到和听到有那么一些人要对毛、刘、周、朱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后代下手，甚至扬言“中国至少应当杀掉两亿劣种”，他们的心肠和封建王朝“灭九族”的残忍不是一模一样吗？他们常说什么要“去意识形态化”，“去阶级斗争化”，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要别人“去”，自己不但不“去”，还要不断加紧、加快、加强。《软埋》等类作品挑起的这场斗争不正是如此吗？我们队伍中的一些好心人切莫上他们的当啊！前不久，在央视《朗读者》的一档节目里，一位著名作家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里，充满了父亲对下一代的爱意，信写得很吸睛，很打动人的心弦，但是这封信里却说了一句糊涂话：他要他的后辈爱一切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我听到这里，不禁瞠目结舌了。难道是要去爱那些滥杀无辜群众的恐怖主义分子吗？要爱那些万般热衷于搞台独、疆独、藏独以至港独的那些人渣吗？你就没有想过，当着你向他们表示爱意，伸出胳膊来拥抱他们的时候，他会趁机在你背后猛戳一刀吗？爱一切人，包括爱你的敌人，世界上有这种博爱吗？你爱敌人，敌人爱你吗？
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讳莫如深的人，往往正是在历史虚无主义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时不敢亮剑、发声的人。他们回避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虚无主义，拒绝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历史虚无主义，他们硬是认为这样做了，就是回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月里去了。他们任凭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上泛滥、蔓延，却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安心当一名自娱自慰的太平绅士。这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样子吗？
《软埋》这篇小说是《人民文学》2016年2月号发表的，是在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为此专门出版了单行本。总书记讲话以后，文艺界的首要职责是认真贯彻落实其讲话精神。《人民文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中央文艺系统两个重要的书刊出版单位，未见他们在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方面有什么重要举措，却反倒目睹他们抛出这样一篇与《讲话》精神唱反调的翻案作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说他们是顶风作案，恐怕也不为过吧？去年十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发表以后，全党各级组织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本着这个方针，联系发表《软埋》这篇小说的实际，我们期望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党组织能够作出认真的反思和检查。只要是违反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的，必须得到严肃查处。

（作者是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

http://www.hswh.org.cn/wzzx/llyd/zz/2017-05-23/442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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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

张全景

《软埋》这本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对我们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反攻倒算。这篇小说以及其他不好的作品的出现，证明文艺界在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还很不到位。
有人说土改好，有人说土改很糟、很坏，对这个问题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如果你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必定会认为土改很糟、很坏，因为他们失去了作威作福的天堂啊！如果你是站在广大贫苦农民的立场上，必定会认为土改很好，是翻天覆地的大好事，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好事。
大家都看过敬之同志的《白毛女》。杨白劳、喜儿那些农民的命运为什么那么惨？就是因为失去了土地，土地都被地主掠夺去了。杨白劳、喜儿的悲剧，不仅是近代农民的悲剧，也是几千年来农民的悲剧。正是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一直盼望能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盼望能过上没有剥削压迫的生活。《诗经》收集的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作品。其中有一篇名叫《硕鼠》的诗，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意思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剥削得太狠了，我要离开你们，到一个没有你们这样的大老鼠的地方去。我不是搞文学的，不知道这首诗究竟产生于哪一个具体年代。往最近里说，也有两千六百年了吧？你看，起码从那时起，中国农民就向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啊。而获得土地，是摆脱剥削压迫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农民革命，实际上就是土地革命，所以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军都把“均田”作为行动的纲领。比如北宋农民起义军领袖王小波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把“贵贱均田”作为自己的口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主张。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也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
但是，广大农民的这种要求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们是小生产，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也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可能实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不敢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也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能办到，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建立起稳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动员、组织起“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大军。事实证明就是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党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土改的两个文件。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更加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能够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谁就能在中国取得胜利。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土改的历史进步性毋庸置疑。土改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力，而农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的支持。新中国在前30年能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又经过后30年的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没有当初的土改，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吗？
方方的小说无视土改的这个本质方面，给土改泼了一大盆脏水，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典型表现，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具体表现。土改有方方写得那么糟吗？没有。早在苏区，毛主席在掌握土地改革政策时就一直反对乱打乱杀。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解放区的土改出了一些问题，毛主席一过黄河就纠正了。毛主席有两个很重要的讲话，一个是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两个讲话就是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学习过。与此同时，习仲勋同志也发现了土改中一些“左”的做法，他亲自写信向毛主席反映，毛主席是非常支持他的。
当然，在土改当中，也有个别地方出现乱打乱杀的，这是很难避免的。为什么？一是群众苦大仇深，一是有些地主分子罪大恶极，甚至有血债。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有时很难掌握。那个时候中国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阶级斗争还很激烈，还乡团回来就杀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方方写的时代背景是1951、1952年，那时全国已经解放，老区的土改都已结束，我们在土改方面已经积累起相当成熟的经验。南方新解放区的土改充分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掌握政策比较稳，即使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也是比较稳妥的，没有乱打乱杀了。对没有明显罪恶的地主，群众是不会对他们绳捆索绑的，把土地和浮财拿出来就完了。方方说的那些荒唐离奇的事儿，我不知道是怎么捏造的。“软埋”这个词，我在土改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还是头一次听到。小说里还有把地主家的年轻女人给分掉的事，更是荒唐，土改中根本没有这种事。
从这篇小说以及它所受到的热捧可以看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过去常说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这是有道理的。现在第一代的人不在了，第二代、第三代还在，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西方搞颜色革命，搞和平演变，这些人就是内应。里应外合，弄不好是要出大问题的。当然，我们党的政策不是唯成分论，但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也不行。
当然，我们不能说方方本人是封建地主阶级，但是她的小说骂土改，确实是站在最狭隘、最顽固、最僵化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来说话的，是站在最落后的生产力的立场上来说话的。这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败走台湾以后，痛定思痛，总结失败教训，还意识到了没有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是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还在台湾搞了“土改”。
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绝不是说天天搞斗争，而是让人们心里有这根弦，学会用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处理问题。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就是不愿意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问题、处理问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们总是不肯面对，总是把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轻描淡写成学术问题，总是采取“捂”和“盖”的态度。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捂”和“盖”就没有了吗？就能解决问题吗？不可能的。采取“捂”和“盖”的态度，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是助长错误思潮的气焰，而束缚广大党员群众的手脚，结果是让错误思潮越闹越凶，而让广大党员群众寒心、灰心。这样做一两回问题还不大，如果一贯这样做，广大普通党员和群众就会认为你不向着党和群众，认为你偏向错误的东西，而你又是代表党的，久而久之就会让广大群众产生与党离心离德的情绪。尼克松写的《不战而胜》不就是鼓吹这类东西吗，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就是败了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应当清醒。
有人说不让批评错误思潮是为了给党的十九大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舆论环境。这就怪了。我们在家里办喜事，总是要打扫一下屋子、院子垃圾吧？垃圾遍地总不能说是好环境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不有效清理错误思潮，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哪来的好环境呢？说到底，有些同志这么做的原因，还是习近平同志批评过的：太爱惜自己的羽毛，怕当战士，老想当开明绅士。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有什么积极的作为。
最后，建议有关部门成立两个调查组，一个调查组去找好作家、好作品，找准了就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表彰；一个调查组去找创作倾向与中央对着干的作家作品，找准了就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这才是真正做导向工作。这样坚持下去，才能真正解决创作导向问题，把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同时也让广大党员、群众看到我们党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的决心，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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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

赵可铭

长篇小说《软埋》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文艺界的一个典型代表。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评，我觉得十分必要，对于更好地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一系列指示统一思想认识，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思想毒害，一定会起到积极作用。
一、《软埋》全盘否定中国土地改革伟大斗争，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延绵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几十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对土地改革的合理性及其伟大意义有着最高的共识，就连国际反华势力也少有拿土地改革来批评新中国的。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总结败亡的一条教训，就是在统治大陆期间没有进行土改，到台岛很快地也搞了土改。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必然成果和伟大成就，是解放军得以打败国民党军队、新中国得以建立和巩固的重要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身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方方女士，竟冒天下之大不违，站在已被消灭的地主阶级立场上，用假造的历史，对土地改革进行了全面清算和控诉，正如有的读者所说，当年“地主还乡团”是以刀枪为武器，对翻身的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夺回全部财产，疯狂屠杀迫害分田分地的农民；今天《软埋》这本书则是以笔为刀枪，向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的广大贫下中农进行政治上、道德上、人性上的控诉与清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首先，作者对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进行妖魔化的渲染和深仇大恨的控诉。《软埋》以川东地区土改这一真实时空作为写作背景，围绕控诉土改的中心主题，分两条线展开：一条线是大地主女儿、儿媳丁子桃（原名胡黛云），在地主第二天要被批斗之前，婆家全家在极度恐惧中自杀后，她按公公事先的安排出逃，慌乱中落水，被救后失忆，50多年里一直失忆，却又在潜意识里刻下了对土地改革中娘家、婆家遭受残酷斗争的深深印记，始终生活在恐惧之中。作者为她设计了一个突然恢复记忆却又处于失语的状态，让她的记忆从现实穿过“十八层地狱”，一层一层地揭示土改时被“打入地狱”般的悲惨情景。通过这一条线索，作者描绘了川东地区陆子樵、胡如匀、李盖五三个地主家庭，和丁子桃丈夫吴家明的父亲山西地主董某，在土地改革中遭残酷“灭门”的恐怖和血淋淋的悲惨过程。
作者笔下的另一条线是叙说丁子桃和吴家明的儿子青林。他通过阅看已死去的父亲留下的日记，以及到川东地区实地寻访考察，沿途的老人介绍和最终找到陆子樵一家自杀“软埋”的陆家大院现场，成为至今无人敢往的“鬼屋”，与他母亲爬越十八层地狱的描述相互印证，从而强调了土地改革残酷暴行的真实性。
作者为了把她假造的历史真实化，在《后记》中更是讲得十分直白。她说《软埋》这个题目和人物原型就是她一个朋友母亲的真实故事。她写道：“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的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背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子女们，延展开来难以计算。”
这就表明，她在《软埋》中对土改的清算与控诉，一是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二是小说中所描述的四家地主被灭门，不是土地改革中个别违背党的政策的过火行为，而是“无数的无数”这一普遍现象，是土改的本质真实。当年中国的地主竟有“无数的无数”如此之多，真是方方女士一个伟大发现。果真如此，就不是少数地主压迫剥削广大劳苦农民了。这岂不就是颠覆了土改了吗？
其次，《软埋》极力美化地主阶级，否定土地改革的合理性。通观全书，我们未看到作者严肃揭露批评地主对广大贫雇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文字，行文中涉及到川东其他地主，也都无明显罪行。相反，几个地主头子，都是对农民行善积德，有的计划要帮助村里农民修路，将自家庄园划出一块为农民办学；有的帮助解放军剿匪出钱出粮；有的是一辈子“勤劳善良”；有的读书修身，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有风度，有尊严。他们都同本地本村的农民相安无事，无仇无怨。陆子樵还能让村民签名具保书，向土改工作组请求不要斗争他。作者还刻意描写地主家庭内部主人与佣人、长工、陪嫁丫鬟之间的亲密关系。陆子樵决定全家自杀，没有一个人不愿意陪葬的，他安排护送胡黛云（丁子桃）出逃的长工吴童，对陆家感恩戴德、忠心耿耿。陆家人自杀后的50多年间，他一直守护陆家大院“软埋”的冤魂，成为一个“疯老头”后仍然忠心不改。作者就是这样控诉土改，使得“好人”、“善人”招满门灭杀，是多么的不仁不义，是多么的伤天害理，是多么的残忍狠毒！而稍有历史知识和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这些地主形象都是《软埋》作者的欺世之作。封建地主阶级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是剥削广大贫苦农民的吸血鬼，其中许多人恶贯满盈。电影《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才是真实再现了地主的吸血鬼形象。《软埋》试图将《白毛女》所揭示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主题彻底颠覆，真是可笑不自量。
再次，《软埋》把土地改革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着意刻画成地主阶级少数人之间的私仇。陆子樵和胡如匀都曾与破落地主争夺土地，而破落地主的后人参加了革命，带人回乡公报私仇，才有了陆家、胡家被“灭门”的悲剧。这就抹杀了土地改革的革命性质，抹杀了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正义性质。
或许有人说，《软埋》也正面写到解放军刘晋源及两个儿子和川东剿匪。但她写的这些，都是为写四家地主被“灭门”服务的，是为她把捏造的故事和人物勾连起来服务的。
从以上粗略的解析可以看出，《软埋》作者假造历史是何等的离谱，其地主阶级的立场、观点、情感是多么的鲜明！这不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又是什么？
二、伟大的中国土地改革不容否定，《软埋》的政治错误必须严肃批评
1、中国土地改革具有极大的历史合理性和社会进步性。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长则几百年，短则几十年，就发生一次王朝更替，其基本原因就是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依靠广大农民起义力量，在刚取得政权时，向广大贫苦农民做出一些让步，抑制地主阶级豪强势力对于农民的土地兼并，减轻地租对农民的剥削。不久，王朝的控制势力衰减，地主豪强又开始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加大对佃农和雇农的残酷剥削，广大农民没有了活路，被迫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以帝王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迫使地主阶级又一次让步。中国历史上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王朝如此更迭往复。正是这种万恶的封建土地制度，阻止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以致在西方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中国就彻底落后了。广大贫苦农民始终未能根本解决温饱问题，地主阶级造成了太多太多的人间惨剧。
所以，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早已是人民的呼声，是历史的呼唤。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也是孙中山先生及晚清以后无数仁人志士的主张。我们要看到，在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前，7%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农田的一半以上。而占农户人口的57%的贫苦农民，人均所占土地只有地主占地的1/40。让这样的极不公平的土地制度延续下去，就是延续中国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延续中华民族的沉沦衰亡。
中国共产党是最具有历史担当的政党。她领导了两次土地革命。第一次国内战争，也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立即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了土改，取得全国政权后，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全部进行了土改，在中国土地上永久终结了封建土地制度，砸掉了千百年来套在广大农民颈上的枷锁，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翻身农民的劳动热情，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一些地区连绵不断的匪患也随之被彻底剿灭，农村安定祥和。“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土改中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强大自己多少倍的国民党，正是因为在推进土地改革中，进一步赢得全国民心所向。正如一首歌中唱的：解放战争中，农民把“最后一袋面，留作做军粮，最后的好儿郎，送去上战场，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伤员身上。”正是土地改革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不容抹黑，善恶是非不容颠倒。土地改革自始至终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法律政策规范，有实践经验借鉴。土改最先是在较稳定的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在取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48年前后，党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同时又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及时纠正个别的具体做法上的偏差，包括斗争中的过火行为，如“地主不分田”或者“地主分坏田”等等。当时，也有的贫苦农民在控诉恶霸地主时怒不可遏，冲上去打骂地主的事情总是难免发生的，但绝大多数都得到土改工作组和农民协会的纠正和制止。从总体上说，农民控诉和斗争地主是悲愤而又理性、克制的。起初，贫雇农还是怕地主报复的，有仇有恨有诉求，但不敢站出来斗争，祖祖辈辈受剥削受压迫，敢怒而不敢言。经土改工作队组织农民诉苦，算账，当时，工作队教农民唱《谁养活了谁》这首歌，教一句讲解一句，唱得农民热血沸腾，唱得眼睛发亮。有了阶级觉醒后，农民群众就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在农民觉悟前，土改工作队绝不包办代替；农民觉悟后，则引导他们听党的话，按党定的规矩行事。
我本人年纪不是很老，但也可以称得上家乡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之一。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被枪毙的地主很少，凡是被枪毙的都是恶霸地主，有杀害农民或直接迫害农民致死的“有血债”的，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能平民愤的。即使是这些恶霸地主，也必须经农会组织农民充分民主讨论，一致要求枪毙的，还必须经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召开农民大会斗争地主，也只斗地主一人，而不是把全家老小都拉到台子上斗。土改工作队和农民协会骨干还找地主谈话做工作，动员他们把家里的地契等拿出来，农会则在工作队的指导下，经过充分讨论，在得到绝大多数农民认可后，实行土地的公平分配。地主也同农民一样，根据人口多少，分得相应的土地。《软埋》所说的杀灭地主满门的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结束封建土地制度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确确实实是发生过、经历过血腥和暴力的，但那是发生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场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无数战役战斗中，是在三大决战中。把国民党军队从根本上打垮了，我们党才开展大规模的土改。所以，土改阶段对不拿枪的地主是不需要暴力的。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两次土地革命联系起来看，倒是让我们看到一幅幅“地主还乡团”穷凶极恶地报复分他家田地的贫民，杀的杀，关的关，血淋淋，令人不忍卒睹。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就是基于生活的典型形象。值得指出的是，“地主还乡团”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从苏区转移后出现过，在解放战争时期，有的地方进行了土改后，解放军大部队调动了，“地主还乡团”同样疯狂过。可是，以土改为题材的《软埋》，却对“地主还乡团”的罪恶只字不提，反而捏造事实对善良的翻身农民肆意进行妖魔化。
3、《软埋》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下的一个怪胎。《软埋》得以问世，并得到一些人的吹捧，绝非偶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长期滋长蔓延的必然恶果。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支魔剑，伸向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领域，肆意横行多年，从抹黑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到抹黑否定革命英雄、民族英雄；从告别革命、告别崇高，到为民国唱赞歌、为殖民侵略洗地；从否定土地改革到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从“汉奸有功”到咒骂“爱国贼”，看似荒唐而又十分混乱庞杂，但其政治企图却十分明晰，那就是颠覆，就是通过“挖根”、“挖墙”颠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全部革命历史、建设历史，进而呼应国外敌对势力煽动“颜色革命”，以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颠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颠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尽管受到党和人民的有力抵制和批评，但仍在以各种形式滋长蔓延。除了在历史研究领域，在讲台、论坛上不断欺骗毒害人们，近些年在文学创作领域也表现得十分猖獗。为地主阶级翻案、控诉土改的小说《软埋》只是其中最新出版、最露骨的表达罢了。在此以前，有《活着》、《生死疲劳》、《白鹿原》、《古船》等等。长期以来，这些作品基本上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受到有分量的分析批评，也未听说其所在单位党的组织对此有过批评指正，有的人反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炫目的光环，有很多粉丝和吹鼓手。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导向，写这类颠覆历史的东西可以出名得利，可以风光无限。可以说，《软埋》正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下的一个怪胎。据了解，身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方方女士，写作的政治倾向原本是比较好的，写过若干较好的作品，有人说她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突出的四个女作家（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之一。从《软埋》也可以看出，方方还是有一定的文学功力的，结构和语言都有一定技巧，可惜一旦有了观风求利求大奖的动机，一旦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污泥潭，那就愈有艺术性也就愈有危害性。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界的政治生态还未根本好转？实在令人忧心。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软埋》出版在2016年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关心文艺战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在后来的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各种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语重心长地谈到文艺工作的创作方向和责任任务，谈到“四个自信”。广大人民群众多么期待和欢迎更多一些如最近播出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及去年《绝命后卫师》等弘扬正气、正能量的作品啊！可是《软埋》竟在最高级别文学月刊上发表了，并很快又大数量地出版发行单行本，同时受到一些主流媒体的毫无原则的吹捧。我们迄今未听到，中国作协方面有任何分析批评《软埋》的文章，或持批评的态度。试问，中国作协是如何学习贯彻习总书记指示的？各级作协党组还管不管干部？还管不管创作导向？党员作家还要不要遵守党的纪律？
三、几点建议
1、建议有关部门和中国作协组织作家队伍确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方向树立起来，在思想上清楚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观、抽象的人性论等错误思潮对文艺创作思想的侵蚀影响。
2、有关部门和各级作协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武器切实用起来，促使文艺创作沿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发展。许多同志都认为，现在太缺少像样的、负责任的文艺评论，人们看到的大多是庸俗的吹捧与自我吹捧，即使有一点批评，也无关痛痒。要培养和重用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这是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必要条件。
3、要像其他工作部门一样，建立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级党的组织要负起责任，文艺作品的相关传播平台也要负起责任，失职应当受到追究。党员要守党纪，文艺界不应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不是党员的干部也要受到政纪的约束。
4、建议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对于集中表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反面典型的解剖分析批评，用于教育团结作家艺术家。要改变那种对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不敢批评、怕批评反而扩大其影响的认识误区。其实，“不理睬”的冷处理就是不处理，就会形成放任，实践证明社会效果是不好的。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批评《苦恋》、《河殇》等错误作品的鲜明无产阶级立场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只有经过批评与必要的思想斗争，才能达到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同时也教育广大人民和青年的目的。如果放弃严肃批评，总是忍让和迁就，其危害是很深的，会把人们的心和力搞散，被国内敌对势力进一步利用。

（作者是国防大学原政委、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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