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珞 杨小凯：大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不连续性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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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不连续性初探
王珞 杨小凯

    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呈现明显的中断性，其特征是後起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很少对先前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认同感。其後果是：中国自四九年以来的历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经验没有得到继承和积累，也从没有产生过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人物。与同时期发生在波兰、南非和南韩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相比，显得极不成熟，老是长不大，更没有产生过象瓦文萨、曼德拉和金大中这样在各次不同政见运动中有连续性影响的人物。

   作者之一杨小凯，在“六四”屠杀发生後指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在文革後接受了中共官方对文革的解释，认可了对文革造反派的政治迫害是导致八九民运的悲剧——“六四”屠杀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得到了另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陈佩华的赞同。在堪培拉举行的文革二十五周年研讨会上，她用这一观点解释从文革到八九民运的中断性。她认为：官方的有意误导和对於文革历史的有意歪曲宣传，是造成新生代持不同政见运动（八九民运）不认同《北京之春》及文革造反派的原因。

   波兰和捷克在一九八九年前的不同政见运动，从未象中国的不同政见份子那样认同官方对过去造反运动的歪曲宣传。恰恰相反，波兰和捷克的不同政见运动认同过去的造反派并呈现极强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瓦文萨、曼德拉、金大中、哈维尔等人成了这些国家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象征性人物。

   此文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知识份子和不同政见者认同官方对文革历史的歪曲宣传以及为什么中国持不同政见运动呈非连续性及缺乏连续性的象征性人物。


   几代人对中共的认同

    中共一九四九年在大陆建立的共产政权的基础是以群众运动方式推行的对中国国民党人及其同情者的残酷的政治迫害。共产极权的第一代人(指到文革前)对於这种政治迫害的大规模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是这第一代人对中共政权合法性认同的根本动机。这种对政治迫害的认同是出於利益而不是由於“歪曲的宣传”。这种对迫害政敌的认同在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陆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主要是运行在社会政治心理层面，其主要特征是：认同中共对国民党人或反革命的迫害，因而对已被中共迫害的人不抱认同的态度。

   第二代人(从文革到八九民运)是在渗透了这种政治文化的环境中成长的，虽然他们於迫害国民党人没有直接的利益，但他们接受了这种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对四九年後在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主流派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流派在这里指的是非国民党人的持不同政见者。主流派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特点是：他们总是在共产党内部或共产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里寻找精神支柱或合法性。

   八九民运的很多特点都是这样。例如当邓小平指责八九民运是文革的造反运动时，民运份子纷纷辩解他们不是文革的造反派。这种辩解首先认同了当局对造反派的政治迫害。在他们看来，迫害坏人是对的，祗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坏人和反革命。

   一旦结社自由合法化，正如文革中工人、农民、学生可以自组非官方的政治组织时一样，则人民就会分成敌对的派别，互相争斗。这本来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由於八九民运认为他们的政治运动不同於文革中的群众结社，因此不能吸取文革中群众结社的经验教训。例如他们在处理支持政府的保守派游行事件上没有承认和容忍反对派的态度。

   八九民运份子对文革的缺乏了解，使他们对共产党制度下(没有健全的法制和对私有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确认)永远存在的结社自由与社会失序的冲突没有一点精神准备，总以为人民是铁板一块。八九民运如果不受镇压，人民分成敌对几派的局面一定会出现。以当时学生领袖的专横和以我为中心的态度，其结局比“六四”的结局不一定会好到哪里去。

   对一九四九年後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是知识份子阶层。以当时的所谓“第三势力”为代表。

   第三势力对一九四九年後大陆的政治文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怎样起作用的呢？简单地讲，第三势力最终放弃了他们原先想要走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卷入了共产党用暴力推翻执政的保守的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他们对於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人进行的政治迫害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卷入及认可，是形成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後以政治迫害为内涵的政治文化的根本原因。

   以宋庆龄、罗隆基、史良和储安平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主要是一批国民党时期政治上失意但又极具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对国民党又有着太多的直接的嫉恨，在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口号下，终於放弃了第三条道路，成为共产党人迫害国民党人的“同盟者”。他们自信共产政权的建立中“包含着自己的努力乃至功劳”。(见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这使这批“第三势力”及代表人物在中共建立政权後有强烈的功臣感和优越感，他们对共产政权有着极高的认同。

   另外有必要提到的是共产党内的文化人，以周扬、丁玲、贺敬之为代表，更是这场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对於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人的迫害更有着根本上的认同，即使延安整风(对这批党内文化人的政治迫害)及枪毙王实昧，也没有能改变他们的信仰。因为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仇恨已使这批激进的知识份子没有再选择的余地了。

   不难理解，出於政治利益上的考虑，共产政权第一代人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国民党人及其同情者的可能的报复。因此，政权建立初期的几次大规模政治迫害首先是针对国民党人及其同情者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次政治迫害也是以後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最少提及的：

   一九五０年十月，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反”，主要整肃国家机关中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肃反，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党内的反革命份子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是，用政治迫害取消了国民党人的政治空间，那么留给迫害者本身的空间也就所剩不多了。共产政权的第一代人在迫害国民党人的同时，也铺下了自己政治生命的轨道。认同对国民党人的政治迫害，就是认同了政治迫害的合法性。

   政治迫害的合法性在後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就是历次运动中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很少会有机会再获得政治地位和权利，并且会受到社会的普遍的歧视。这些人更不会被後起的持不同政见者认同。

   “平反热”中的那些事告诉我们，受到政治迫害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并没有否定政治迫害的合法性本身，而祗是否定自己是反革命。政治迫害没有错，祗是迫害的对象找错了。这就是“平反热”的主旋律。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重新工作後，还是用政治迫害的手段来对付自己过去的，现在的，和潜在的政敌。这也就是以“平反”热开始以大屠杀告终的八十年代在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意义。

   李禄，八九天安门学生抗议运动的领袖，讲过：“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没有历史感，没有历史知识。”但是这位自称为“比较特殊，知道得比其他同学多一些”的学生领袖，在同一次采访中也说出了“我们不知道共产党过去杀过人，也没想到这次共产党会杀人。”诗人老木说：“当广场的学生被问及魏京生为何许人时的(不知道)这一回答，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八九中国民运的必然失败。”这一代人不会不知道共产党曾经杀过“国民党反动派”，不会没听说过“镇压反革命”，祗不过从来没有把这种“革命行动”与血淋淋的杀人联想起来，以政治迫害的角度进行思考。八九民运的领袖人物的话说明这样一个事：四十年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经验积累是一片空白!

   历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关系

    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未有过认同从前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传统，也没有提出过在其它专制国家持不同政见运动中常见的诸如“释放政治犯”和“停止政治迫害”的政治诉求。一九八九年以方励之教授为首的三十三名知识份子联名要求中共当局对魏京生实行大赦，这原来标志着中国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成熟。但由於知识份子自身的犹豫而没有形成规模，更没有被紧接着的八九民运所认同和集成。当任畹町，这位民主墙时期的活跃份子，中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对八九民运的学生们发表演讲，认为一九八九年民运是民主墙运动的继续时，遭到的竟是嘘声和讥笑声。

    这些现象在一九四九年後的历次持不同政见运动中，并不是孤立的。右派们对被镇压的反革命甚至连同情都没有;文革的造反派(除了极少数)也没有认同右派;毛泽东死後的历次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没有认同造反派;八九民运不认同八六民运;八九民运份子到海外後也一度不想认同民联。当我们现在意识到海外民运陷入低潮时，难道没有感觉到未来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海外留学生和国内知识界)对民阵的不认同吗？ 但是，遭到政治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终於承认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了)对後起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却往往有强烈的认同感。文革时，许多右派加入了造反派，一些国民党人的同情者也夹杂在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中和文革的造反派中。但是，他们已不可能成为运动的主流派了。而且，这批人在後来的镇压中受到最严厉的政治迫害。林希翎对民阵、民联的热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对新生代持不同政见者的认同。

   有人认为後起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不认同先前的类似运动是出於策略上的考虑。对於这种解释，笔者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这种不认同更是一种政治利益上的权衡而非出自於策略上的考虑。首先，对於早期持不同政见者而言，如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份子，他们主要是国民党时期政治上失意的人，对於共产党人迫害国民党人及反革命份子，是有着强烈的在政治利益上的预期的。因此，共产政权的第一代人不会对受到迫害和镇压的国民党人有任何同情是不难理解的。在後来的平反热中，有那么多被平反，就是没有人为真正的反革命平反，为国民党平反，因为他们太清楚了：为国民党人平反，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就彻底失去了。

   共产政权的第一代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不会提出共产党意识形态以外的政治诉求的。他们之所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是对於政治利益分配的失望。共产政权的第二代人，就象前面所论证的那样，是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他们一般会轻易认同以前的政治迫害的合法性，而不去追问历史的真实。另外，出於政治利益的考虑，他们事实上把从前的持不同政见者看成自己的潜在的政治利益上的竞争者。中共镇压了已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事实上为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除去了潜在的政治利益的竞争者。在中国有政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在“正统中求正统”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虽然有着极大的风险，但也有着极大的潜在的利益。参加这种带有极大政治风险而又有极高的政治利益预期的政治赌博的人，是不希望看到有许多竞争对手的。

   请看一九八七年底一九八八年初的青年理论界重新聚会的通知书，您会有什么感想呢？

   “您一定还记得：去年入夏以来，北京青年理论界率先发起并组织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遗憾的是，当研讨会尚未从自身的发展中总结好经验走上正轨时，就被另一种激进的参与形式——学生的游行示威淹没了。为了表示自己在对时局判断和参与方式的选择上与青年学子有所不同，也为了不使形势复杂化，青年理论界暂时放弃了‘研讨会’这种形式。”

   这算是明确了‘研讨会’是为了“消弭、化解不安和无政府的政治活动”，对学生的行为没有认同，而是不认同。

   八十年代的知识界对於中共迫害“三种人”(文革造反派)持认可的态度，这大概是因为文革造反派不仅是他们当中一些人过去的政敌，而且也是这批八十年代独领风骚的政治文化精英的潜在政敌。邓小平复出以後，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斗争终於分出了胜负。邓小平、胡耀邦的“第三梯队”的政治设计既是出於保护共产党合法性的考虑，也是一种政治利益上的重新分配。但是，他们明确让干部子弟接班的想法以及利益分配上的矛盾终於又引发了新的政派。这和同期产生的自由化思潮不应该祗是一种巧合。弥漫在一九八八年的两个十年改革回顾讨论会上的悲观绝望情绪，预示着这种利益冲突的爆发。祗是胡耀邦的突然死亡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爆发的时间和形式。从政治利益竞争的角度看，把何新和袁木看成镇压学生的刽子手是不公平的，但他们代表着後来的八九民运人士的政治利益的竞争者。如果这批现在流亡在海外的流亡民运人士没有流亡，中国也没有八九民运，何新们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有一些知识份子会意识到他们是大批精英流亡的受益者，他们是不会认同八九民运的。

   “六四”屠杀过去了一年，海外民运就陷入了低潮。这固然有这批没有政治经验的年青的持不同政见者本身的问题，但是，民运人士难道没有感到那种根植於对共产党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政治歧视的影响么？有意疏远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其出发点也许是自己政治上的安全，但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认同共产党对其他人的政治迫害，非但不能自保，反而客观上认同了中共将来对你的可能的政治迫害的合法性，这实在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大陆出来的青年知识份子都会记得方励之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鼓励青年人加入共产党，改造共产党。但这客观上起到了加强共产党合法性的作用，强化了共产党不可替代的当代迷信。为什么不在独立於共产党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之外寻找精神支柱和新的价值呢？如果青年知识份子普遍不加入共产党，不是更好吗？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也没有起到保护他的作用。而且，青年一代接受他俩观点的客观效果不是民主化多元化，而是对共产党认同的强化。

   这些因素就是四十年持不同政见运动在中国大陆经验上得不到积累，也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的原因。记得读过一篇叫做“林希翎为什么总是长不大”的文章，事实上，林希翎长不大就说明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没有长大。胡平在民运陷入低潮时，曾呼吁：“大陆民运从头再来”。可是，我们更应该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总是需要从头再来？

   展 望

    虽然民运的经验没有得到积累，也没有产生出色的领袖人物，但是共产党四十年来不断的政治迫害，为未来中国政治积累了极大的反共政治资源。“六四”大屠杀，是共产党最大的败笔，其原因就是树敌太多。否定这次民众大规模卷入的抗议运动，可能是共产党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树敌行为。这预示着下一场风暴的来临可能不是民运人士所期望的那样“和平、理性、非暴力”。中国共产党极有可能会面临中国国民党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的命运!

   一批具有民主精神的反对派的成熟和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的出现，会在很大程度上减缓发生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和破坏性。但是这种对於政治迫害的合法性的认同及产生这种政治行为的政治文化，是中国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更是海外民运团体已经遇到的和将会遇到的最大难题。当代中国政治精英要对这种产生政治迫害的政治文化有所了解，更不要回避这种政治文化的历史渊源：对国民党人的政治迫害是这种政治文化的基础。

   消除这种以政治迫害为内容的政治文化，为四十年来遭受政治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为国民党人讨回一个在人权意义上的公正，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不可回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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